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牟钟鉴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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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精)试读：

作为二千多年中华思想文化主导与底色的儒学，在经历了近百年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中国主流社会排斥、批判，乃至横扫的严冬之后，如今终于迎来复苏的春天，如白居易形容原上草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还不能说是芳菲满园，却不再是“花果飘零”（徐复观语），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有些深受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熏染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复古”现象，仍沿用“批孔”的思维模式予以抨击。殊不知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经历“扬弃”之后的一次螺旋式地升华，是事物发展否定之否定客观辩证运动的表现；而民族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复兴，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我们正在经历着中华文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次历史性的变革，这一变革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深刻性尚有待于人们认真加以反思觉解，更需要学界从学术理论的高度予以研讨和阐释，使更多的中国人尽快脱出文化自卑的心理，实现文化自信和自觉。

儒学在近代衰落而如今开始复兴，且势头强劲，并非偶然，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借用佛教用语，这是“契理契机”的显现。儒学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宇宙、社会、人生智慧，凝结着东方道德文明的常道，因而内在生命力强大。但它在帝制社会后期一度被专制政治扭曲，趋于僵化保守，跟不上时代的前进步伐，其“有礼无仁”的形态反而成为社会革新的负能量。因此，它受到西方启蒙思潮和国内新兴变革力量的巨大冲击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社会思想解放的需要，也是儒学再生的必要条件。对儒学而言，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既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又是一次净身的冲洗。“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使儒学陷于“灭顶之灾”，在客观上却使“反孔批儒”思潮走向极端，充分暴露出其危害性，为人们重新思考儒学的价值提供了反面的教训，从而也为儒学的回归创造了难得的机遇，这是历史的吊诡。

在经历了“欧风”、“美雨”、“苏霜”，遍尝了酸甜苦辣之后，中国人通过切身的比较，觉得还是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基础的传统美德符合社会需要，可以安身立命，有益文明人生；同时也要吸收世界文明的营养，用以充实新时代的精神生活，但民族的根和魂却在中华文化，否则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就不能延续发展了。实践证明，当初全盘西化论者企图用切断民族文化血脉的方式来“救中国”，无异于南辕北辙，不论结果如何，中国将逃不过做西方文化殖民地的悲惨命运，何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正是顾炎武所担心的仁义沦丧造成“亡天下”的恶果，虽未变成现实，今日思之，依然使人不寒而栗。

以儒学为中轴的中华文化，几经冲刷，去掉污泥和陈腐（如“三纲”），其精华（如“五常”）在新的时代精神照耀下逐渐放射出耀眼的光彩。由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所铸造的仁恕通和刚毅之道，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追求，正适应了今日建设以人为本、和谐公正、富裕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成为当代文明建设的丰厚精神滋养和智慧泉源。习近平主席所概括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当代价值所在，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者文化自觉的新高度。

五四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其思想动力主要来自欧洲启蒙运动“解放自我”、“理性万岁”的价值观念，追求民主与科学，推进了中国现代改革事业；但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丢失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因而文化路向走偏了，带来一系列弊病。当前开始启动的文化运动可称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在更高层面上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其价值理念应是“尊重他者”、“和谐万岁”，口号应是“创新儒学”，它与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的重信仰、重道德的第二次启蒙运动恰相吻合，相互推进，儒学将在其中承担重要责任。

随着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盛极而衰和弊端丛生，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儒学的复苏，一度被人视为已经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化负面价值恶性膨胀的映衬下，反而呈现出它超前的后现代意义，世界各国有识之士越来越看重孔子儒学的价值，认为它能给人类文明转型提供新观念、大智慧。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李瑞智教授说：“21世纪西方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政府管理等出现诸多问题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证明了柏拉图思想已开始衰落”，“在全球秩序发生转变的紧要关头，彰显了儒家思想传统和儒家管理的智慧和优势，也给新儒学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儒家的崛起和柏拉图的衰落》）。美国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说：“中国固有的克己复礼的‘仁’文化，将节制、恢复人性原善、规范行为归结于心，是美国文化中的贪婪、原罪及争斗的最好良药，可谓救世之甘粮，足以挽回西方文化没落的狂澜。”（《“文明冲突”、华尔街崩溃与全球金融秩序震荡之际看西方文化没落及中华文化复兴之必要》）当代美国比较哲学大家、夏威夷学派领军人物安乐哲教授在2013年9月获得“孔子文化奖”的感言中说：“今天的世界需要儒家的传统智慧和价值；注重家庭、和谐和道德，是作为人、社会、国家关系不可缺少的生长条件，它有利于建设世界的新兴文化秩序。”长期致力于中西文化会通的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最近指出：“作为精神性人文主义的儒家，提出了每一个有良知理性的知识人都必须关注的四大议题：（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如何融会贯通；（二）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三）人类和自然如何取得持久的和谐；（四）人心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我集四十年在国际学坛和数十位不同轴心文明的哲学家和精神领袖的对话经验，期待也坚信‘思孟心学’所体现的仁道必能扬弃启蒙心态所突出的世俗的人文主义，而成为人类21世纪探究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参照。”（《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化》）秘鲁前总统加西亚从儒家文化的角度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事业腾飞的缘由，指出：“儒学思想提出的诸多重要原则，是整体而又全面且不失协调的，务实而非思辨的想入非非，累积而成且非一成不变的”，“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飞速前进”，“想要与中国增长相结合，与其俱增，必须审时度势，即在不放弃我们自由文化和价值本质的条件下，以西方的方式吸收接纳中国的观点”（《儒学与全球化》）。从上述几位有着深厚西方文化背景的当代著名人文学者和政治家的世界视野中，我们可以领略新时代条件下儒学的当代价值和其在世界上愈益增长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学人如果不能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并以自信和包容的态度走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道路，那就要落后于时代了。

我有幸在青年时接受过冯友兰、张岱年诸名师的熏陶，中壮年之后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条件致力于中华思想文化研究，陆续出版了《涵泳儒学》、《新仁学构想》、《老子新说》、《道家和道教论稿》、《中国宗教通史》（与张践合著）、《民族宗教学导论》（主编）、《当代中国特色宗教理论探讨》等著作，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其中凝结着我对以儒学为主导、以儒道互补为基脉、以儒佛道三教会通为核心、以诸子百家和多种宗教相与共荣为常态的中华文化的哲学思考，关涉到传统思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高度认同冯友兰先生“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文化使命，把研究重心放在儒学、道学的当代转化和创新上。

最近若干年，受到时代文化大变革加快的激励，在以往积累的基础上，我又有若干新的探索与反思，特别关注到儒学的当代价值，围绕这一主题，在与社会互动中形成一系列论文、讲稿和访谈，它们蕴含着以下一些主要问题：孔子、孟子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什么贡献，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儒学在当代如何进行理论转型，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儒学在今日社会主要应在什么领域发挥作用和发挥何种作用，儒学怎样推动中西文化会通和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等等，而论说的重点在于中华传统美德的阐扬。总之，我在努力用时代精神激活儒学的恒在价值，以实现明体达用的目标。我并不期于系统完美，却可说它们是从自我精神生命深处流淌出来的，内含着真诚的人生体悟，也许对世人和青年走近孔子儒学有些参考作用。孔子说：“修己以安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中华书局申作宏先生主动关切我的学术研究，愿意将我近年一系列论儒之文，整合成书，予以出版，在此深致谢意！我期望此书能作为一家之言参与当前人文学术研讨，并得到学界的积极回应，不当处请读者批评指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孔子：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孔子确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集五帝三代之大成，在整理阐释六经（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修《易传》）的基础上，创立仁礼之学，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确立了仁和之道的人本主义精神方向，为社会人生提出普世道德价值标准，形成民族的文化血脉、基本性格和文化基因，故其在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显学，尔后成为中华文化主导思想，形成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一、孔子是中华文明继往开来的导师

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其最高理念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道”（有道、志道、得道、弘道）；用两个字表述，是“仁和”；用三个词表述，是“仁义、民本、贵和”；用四句话表述，是“天人一体、仁爱忠恕、和而不同、礼义诚信”；用五个字表述，是“仁、义、礼、智、信”；用六短句表述，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孔子儒学铸造了中华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

孔子被誉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大成”是孟子的评价，“至圣”是司马迁的评价，“先师”是元明清的封号。孟子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司马迁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这个定位比较准确：孔子不是神（纬书之说），也不是“王”（唐代封号），而是“大成至圣先师”，即继往开来的思想导师，他使中华民族成为礼义之邦，成为高度文明的国家。不论朝代如何变动，不论制度如何改革，中华民族延续的基因血脉和凝聚的精神纽带始终是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否则中华民族就离散了。

神化孔子是不对的，丑化孔子是罪过，敬重孔子应是常态。在历史上，凡是坚持孔子儒学确立的精神方向并能不断创新和认真实施的时代，便是治世、盛世；凡是公然背离上述精神方向或者扭曲它、架空它、使其虚伪化或者僵化保守不思进取的时代，便是乱世、衰世。二千多年的社会历史实践，反复地检验着儒学的真理性，鉴别着它的时代性（可变者）与普遍性（不变者），考验着它的综合创造能力，特别在近现代它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终于复苏，焕发出了新的生命。

孔子儒家不是普通一个学派，也不是西方式的宗教团体，它没有严密的组织制度，不重视自身有形力量的拓展，没有特殊的利益诉求，它是基于普遍人性的一种公共性的社会德教，致力于向社会和各领域提供基本道德规范和公共生活准则，使社会人生沿着向上、向善、有序的文明方向前行。至于不同时代具体的社会治理方式方法，那是当时人们要面对的，不能要求孔子有周到的设计，在礼制的层面上永远需要旧邦新命、维新更化，孔子的贡献是建立核心价值和意义系统。二、孔子创立了以仁为首的道德评价体系

孟子说孔子“集大成”是确实的，孔子把古代文明主流传统继承下来了，他把尧舜时代治国理政优良传统如：“克明俊德”、“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尚书·尧典》）、“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和夏商周三代尤其周代周公以德导礼的好传统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天与人民的关系：把民意与天命统一起来）、“敬德”“保民”（《尚书·周书》，君与民的关系：以民为主体，以君为客体）、“明德慎罚”（《荀子·成相》，德与刑的关系：德主刑辅）、“明恕而行，要之以礼”（《左传·隐公三年》，德与礼的关系：德导礼齐）等继承下来，用仁和之学加以提高，初步实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性的自觉。

孔子以仁论德，又经过孟子（仁义并举）、荀子（以礼行仁）和汉儒的加工，遂形成“五常”、“八德”的基本道德体系。“五常”——仁义礼智信，乃人生常道，人人须臾不能离，“五常”以仁为灵魂。“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它是“五常”的扩展，而以忠孝为核心。“五常八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解释，有些说法会过时，但其本质属性是永恒的。表现在人生态度上，就是修己以安人，修齐治平，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表现在家庭生活上，就是父慈子孝，夫和妻柔，兄友弟恭；表现在朋友关系上，就是朋友有信，道义之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贵在恒持；表现在治国理政上，就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民生为本，正己正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用贤纳谏，廉洁奉公，政通人和，居安思危；表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见利思义，取之有道，富民均平，重农扶商，轻徭薄赋，开源节流；表现在国防军事上，就是仁者无敌，义兵必胜，智勇双全，足食足兵民信，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表现在国际外交上，就是协和万邦，讲信修睦，礼尚往来，近悦远来，化干戈为玉帛；表现在文化和文艺上，就是和而不同，文以载道，尽善尽美，德艺双馨，中和为美；表现在民族宗教上，就是华夷一家，因俗而治，敬鬼神而远之，政主教辅，神道设教；表现在教育上，就是尊师重道，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仁智勇兼修，学思并重，启发式教学，教学相长，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就是敬畏自然，天生人成，赞天地之化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表现在社会理想上，就是小康大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四海一家。

仁爱是孔孟儒学的灵魂，落实下来便是“忠恕之道”。曾子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之道里“恕”道更加难能可贵。孔子在回答子贡“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的提问时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就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其最伟大的精神是能将心比心、关爱和尊重他人，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正是当代社会最缺乏的精神。

历史在演化，社会在变迁，儒家上述种种规范则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当然还有老子道家的尊道贵德、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返璞归真、贵柔守雌，儒道互补形成中华文化的底色；还有佛教与诸教以及诸子百家，共聚为璀璨的精神家园。孔子儒学在古代史上的显微跌宕一、秦代仁义不施而迷信严刑酷法

先秦儒学经历了孔、孟、荀三家的发展，至战国后期显示其博大精深的优势。正当它可以在统一的秦朝发挥作用时，却遇上了秦始皇，要反儒家之道而行之。秦国用商鞅变法，国富兵强。始皇执政，吞并六国，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建立郡县制和一系列法律制度，是有历史贡献的。但他迷信武力，以为有强大政权军队，又收缴了天下兵器，江山便固若金汤，开万世基业，于是废弃孔子之道，也不用兼综百家的《吕氏春秋》，却以吏为师（吏不是思想之师，只是执事之人），以法为教（法不是立教之学，而是治国之具），严刑酷法，刻薄寡恩，滥用民力，偶语《诗》、《书》者弃市，焚儒学和百家之书，坑杀议政的儒士约四百六十人，结果传之二世而亡国。

贾谊《过秦论》指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始皇不实行孔子仁义之道，而以残暴临民，失去了民心（“天下苦秦久矣”），又不懂得打天下和治天下要用不同的方略，他的焚书坑儒猛烈冲击了三代礼乐文明和六经文化的传承，恢复起来相当艰难。这就是深刻的历史教训。唐代章碣《焚书坑》诗曰：“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批判秦始皇毁坏传统文化，仇视有识之士，与民众为敌，失去了治国的根基和维系民族的思想纽带，必然导致政权覆亡。二、汉代推崇孔子，表彰六经

汉立之初，刘邦和陆贾有一番“马上得天下能不能马上治之”的讨论，陆贾认为“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陆贾列传》），所以不能废弃六经。陆贾和贾谊都看到国以民为命脉，治国要礼法并重。汉初文景之治六七十年，用儒道结合的黄老思想治国，政治上缓和官民矛盾，经济上让百姓休养生息，文化上在秦火之后抢救民间存留的六经典籍，收揽经学人才，接续三代礼乐传统，为汉代兴盛奠定了基础。

到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学为国家指导思想，强调大一统，把儒家经学升为官学。“五经”之学发达，制定新的礼乐制度，贯彻于政治、教育与社会民俗。这实际上是儒法并用。汉代礼学大兴，《孝经》流行，提倡以孝治天下，又与西域交流（张骞与班超先后出使西域），遂出现盛世气象。苏武出使匈奴，因变故被困，誓不投降，决不“屈节辱命”，视死如归，痛斥叛汉者，被流放北海牧羊十九年，历尽艰苦，誓志不改，愿为国“肝脑涂地”，终于得到单于敬重，回归汉朝，表现出士大夫“杀身成仁”、“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见《汉书·苏武传》），乃是儒家志士仁人的表率。董仲舒宣扬“五常”，使之成为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规范，有很大功劳。汉代的贡献是建立了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格局，确立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

但董仲舒提出“三纲”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汉书·董仲舒传》）。这是宗法等级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不是孔孟的仁和思想，又把“三纲”与“五常”嫁接在一起，带来儒学的过度政治等级化弊病，减损了它的仁爱忠恕精神。汉代经学出现神秘化、繁琐化，生命力下降。武帝不用《淮南子》，使中央集权不给开明分权以空间，造成君王个人高度专制。两汉之间，王莽建立新朝，把孔子礼义仁恕之道当成实现个人称帝野心的工具，“色取仁而行违”，激化了社会各种矛盾，遂不足二十年而灭亡。《汉书·王莽传》把他与秦始皇并列，说：“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亢龙绝气，非命之运。”

东汉恢复元气，德治有所实施，民生有所改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借着西汉积累的礼义传统，国运又近二百年，王充《论衡》有“宣汉篇”，加以称颂。东汉提倡谶纬经学，章帝时，官方推出《白虎通义》，确立“三纲六纪”，明确规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化了人们对君权、族权、夫权的服从。

汉代末年，政治腐败，特权世袭，名教礼法成为教条，民不聊生，人心离散，遂有黄巾起义，三国鼎立，国家分裂，出现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但中华文明并未断绝，民族精神依然存在。如诸葛亮在《后出师表》表达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就是“仁以为己任”的体现，鼓舞着后世仁人志士为国效力。三、魏晋南北朝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调试

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不宁。佛教兴盛、道教壮大、玄学流行，中华文化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儒家主导地位受到冲击，新的格局在不断调整中，儒学如何与佛老相处尚未厘清，儒道佛三教既冲突又融合，处于探索前行之中。国家不能统一，故乱世多于治世。学术上出现玄学经学，如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尝试吸纳道家元素解释儒经。魏晋玄学围绕“自然”（道家概念）与“名教”（儒家概念）讨论，有的主张“名教本于自然”（何晏、王弼），有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阮籍），有的主张“名教即自然”（郭象），从不同角度探讨人的自然性情与社会礼教之间的关系，寻找合理的平衡点。四、唐代形成儒为主导、佛道辅助的新格局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多民族关系趋向和睦。隋短唐长。唐代一方面儒学在吸收佛老中复兴，建立科举制度并编纂《五经正义》；另一方面佛老开始吸收儒学，出现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和新的道教教派重玄学，使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相统一，形成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鼎立与互补的新格局，加上多教并立，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代末年。

唐代中国文化走向东亚（如鉴真东渡日本）与西域（如发展丝绸之路），出现新的盛世。佛、道二教补充了儒家不重来世之缺，但二教的基本宗教道德是认同儒家的，而且用神道扩大了“五常八德”的影响。

唐代的贡献是展现了儒家治理国家的实践力量和开放包容的品格与宏大气象。唐太宗确立了儒学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发挥佛、道教的安宁民心、改良民俗、稳定秩序的作用。吴兢《贞观政要》卷六记载唐太宗的话，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他还在别处说过：“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唐太宗既有武功，又懂文治。他总结隋朝速亡的教训，依据孔子儒家的思想，牢记民如水、君如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警言，能够用贤纳谏，修身崇俭，均田薄赋，改善民生，繁荣商业，建立学校，实行科举，同尊华夷，巩固边防，沟通中印，为盛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玄奘法师西去印度取经成为中外文化交往史上的佳话。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于此时传入。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国力达到鼎盛。然而玄宗后期骄奢纵欲，沉迷于声色享乐，不能居安思危、慎终如始，任用宦官和奸臣，如孟子所言：“无礼义，则上下乱。”于是发生安史之乱，唐朝走上衰弱。

中唐时期的韩愈有鉴于思想界儒弱佛强的形势，著《原道》，倡导儒学复兴，提出儒家道统论，推尊孟子与《大学》，成为宋代新儒家兴起的先声；其《师说》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千古不易之论。但他为维护儒学而攘斥佛老，要对佛教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行政灭教手段，路径全错了。柳宗元、刘禹锡则主张儒佛并用、互补。李翱著《复性书》，用佛家的方法来修养儒家的心性，又推崇《中庸》，成为宋明道学的先驱。

唐末政治腐败，厚征巨敛、民生凋敝，外有藩镇、内有党争，遂导致五代十国乱世五十余年。

唐代是诗的高峰，它是在中华优秀文化沃土上出现的。杜甫是“感时花溅泪”的诗圣，李白是“举杯邀明月”的诗仙，王维是“我心素已闲”的诗佛，各自体现了儒、道、佛的气象。五、宋元明孔子儒学的繁荣与不足

宋辽金西夏元明清时期，“四书”重于“五经”，形成“十三经”格局。三教合流进入理论层面，在融会佛道中出现新儒家即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成为主流思想，达到理论的一个高峰。社会生活中礼法成为生活方式，使四朝保持礼义之邦，皆有繁荣时期。但礼强仁弱，天理强人情弱，内圣强外王弱，常常忽视民生之本，故不断有离乱发生。儒家经学有汉学与宋学之分，有训诂与义理之别。宋儒太重心性之学，于是出现反弹，兴起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实学思潮，强调经世致用、明体达用。

北宋大儒张载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志士仁人的座右铭。范仲淹《岳阳楼记》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在鼓舞着中华精英为国家建功立业。朱熹注《四书》，以“生意”说仁，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是其精彩处；有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这源头活水就是孔孟的洙泗之学。

成吉思汗未接触中华文化时，凭借游牧铁骑西征列国，建立横跨欧亚军事大国，表现出扩张战争的残酷性、野蛮性。高道丘处机西行雪山会见大汗，用儒家“敬天爱民”和道家“清心寡欲”劝诫之，减少了杀戮（见《元史·丘处机传》）。后来成吉思汗及其子建立的西域诸汗国分崩离析，只有其孙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由于采用了儒家礼义教化，推崇“四书”，认同华夏正统，虽有民族压迫，仍能延续国祚近百年。

明代朱元璋强化君主专制，开始兴文字狱。成祖时期较为开放，遂有郑和下西洋的和平之旅。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挺立个性和主体意识，弥补理学的不足。他要成就一个活泼自主的人生，他的重要贡献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人性的陷溺，解救之道便是良知的发现、提升和生命教育。他批评那些不珍惜孔子真精神的人是“不识自家无尽藏，沿街持钵效贫儿”。明后期以王艮为代表的左派王学泰州学派及李贽之学有非凡气势，张扬个性，赞美真情，挣脱枷锁，敢想敢说，提倡童心，回归民间，造成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宋明理学传入朝鲜和日本，朱子学、阳明学流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儒学经由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译介，传至欧洲，积极影响了启蒙运动思想家。六、清代孔子儒学生命力的萎缩与探路

明清之际，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主义，主张建立有民主、平等思想萌芽的开明政治制度（《明夷待访录》）。顾炎武敏锐察觉到儒学精髓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血肉联系，指出“亡国”与“亡天下”不同，“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天下就是整个民族文明的灭亡，所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王夫之主张天理寓于人欲，提倡“公天下”的民本主义。清中期则有戴震反对道学，批判“以理杀人”。

但乾嘉以来，由于文字狱大兴，学人远离经世之学而把精力转移到考据学上，致力于经典文献整理和文字考订、音韵、训诂上，虽为学术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脱离现实关切，不能使儒学义理与时俱新，加上科举考试进一步落入八股，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缺乏人文关怀，读经成为利禄的敲门砖，儒学的精神生命日益萎缩。

宋明以来，部分儒者提倡愚忠（“天王圣明，臣罪当诛”）、愚孝（“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二十四孝中有“郭巨埋儿”，伤天害理、悖逆人情，乃大不孝，是为糟粕。道光年间，龚自珍《己亥杂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深深感受到了时代对人才的压抑。孔子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一、民国年间孔子儒学的衰落与转型

清后期至辛亥革命前，有礼乏仁，“三纲”压倒“五常”，闭关锁国，不仅抑制了社会的发展，也使儒学生命枯萎，僵化为政治教条，导致礼教吃人。国力衰败，一败于鸦片战争，二败于甲午战争。中国人开始觉悟，寻求自强救国之路。

面对西方文化强势进入，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说，方向正确，却未能充分论证和实施。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引进达尔文进化论，产生极大影响：其积极方面是激励中国人发奋图强，救国兴邦；其消极方面是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而且用单线进化论把中西文化之异简单视为古今之异，使欧洲中心论得以在中国流行。后有康梁改良派兴起，康有为提倡托古改制，主张虚君共和，重提“大同”，并提倡孔教。谭嗣同以通释仁，攻击“三纲”，挽救仁学，把儒学带入现代文明，与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对儒学创新贡献巨大（参看谭嗣同《仁学》）。

改良失败，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二千多年帝制，实行民主共和，强调民族平等、民有民享民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发展实业，主张王道、反对霸道，提出新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体现中西优势互补，成为现代中国新文明的伟大先行者。

儒家革新派不满意陈旧教条，在对外开放、中西融合形势下努力探索使儒学再生创新的道路。二、建国至“文革”孔子儒学的曲折

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文化的走向悬而未决，救危存亡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中华民族从沉睡中觉醒，发扬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反抗不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联合国内外正义力量，顽强抗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并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推倒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在文化上当代新儒家熊十力（新唯识学）、梁漱溟（新文化学）、冯友兰（新理学）、贺麟（新心学）、方东美（新生命学）等探索儒学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之路，但未能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哲学家冯友兰的座右铭是：“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指出中国哲学之路就是要古为今用，儒道佛互补。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主流思想家掀起反孔狂飙，他们为欧风美雨所冲刷，放弃中国本位，迷失了大方向，全盘西化论大行其道，经典训练被取消，孔子儒学被妖魔化，中华文化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

共产党人主张批判地继承，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认真地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但是，受苏联社会形态理论模式影响，革命者中又有不少人把孔子儒学视为“封建文化”（“封建”词语来自苏式“五种社会形态”相替论，并非科学概念），把孔子儒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等同起来（秦始皇和法家才主张君主专制，而非儒家），视为革命的思想障碍，过分强调阶级分析，而忽略儒家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血脉基因的独特价值，满眼都是糟粕，而看不清它的精华所在，没有认识到孔子儒学内含的基本精神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心理结构，遂为文化偏激主义所俘虏。

文化激进派善于用惊世话语挑动人心，而不做科学论证，例如将中华数千年的文化归结为“吃人”两字，甚至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企图用激烈的口号打倒中华文明，却不能推陈出新，没有提出新时代文明模式，只破不立，把中华文化否定到使人失去自信的程度，这是“文化自戕”的可悲行为。

事实上，在那些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反孔革命者身上，流淌着儒家倡导的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热血，只是在理性上没有自觉意识而已。

民国学界受西方科学主义与哲学影响，简单取消儒学的经学地位，将其下降为子学和史学，在“六经皆史”（章学诚）、“整理国故”口号下消解儒学的“人文化成”道德功能，使其变成纯理性、纯知识的系统和科学研究的对象，如章太炎、胡适等人所作为。今日视之，无疑是一种偏失，因为经学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的学问，不应只成为认知的对象。

当时还有过丁文江与张君劢之间的“科学与玄学”之争，科学派把坚持道德生命的玄学（指成德之学）家张君劢称为“玄学鬼”，予以鄙斥，认为科学即是人生观的全部。

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批判当时妨碍个性解放的旧礼教（有礼而无仁的“三纲”）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有简单、粗暴、偏激的弊病，他们分不清“三纲”与“五常”的差别。孔子没有“三纲”之说而有“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更有民贵君轻之论，孔孟皆“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是说君要行君道，臣要行臣道，父要行父道，子要行子道，纲是“道”，不是君、父、夫。“三纲”是儒学被宗法等级政治扭曲而出现的，已经过时了。我们要替孔孟辩诬。

五四以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应是君主专制主义）是对的，它是中国长期君主专制政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一种负面传统，君不仅为臣纲，而且对民有生杀予夺大权，他的权力超乎法律之上，这种专制主义与民主、平等是不能相容的，但在生活中仍有深刻影响，皇帝被推翻了，而民国时期的大小军阀仍然要当土皇帝，欺压百姓。

在新中国成立后，个人专制的作风依然可见，必须不断清理，才能建设起民主与法治社会。还要清除族权与夫权，提倡男女平等和家庭民主。“三纲”抑制了“五常”，只有铲除“三纲”，才能充分释放“五常”所含有的平等、和谐、有序、诚信的正能量。

今日中国，“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八德”都要有。我们要继承五四，也要超越五四，进行否定之否定。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中国人发扬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抗击帝国主义，进行和平建设，研发核武，自立于东方。另一方面，在社会治理上取消“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儒学继续遭到批判，地位每况愈下，精神文化日益背离孔子仁和之道和“五常八德”，苏式斗争和对抗哲学在人民内部造成连续不断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社会主义越来越脱离民族文化根基，向着偏左方向发展。乃至“文化大革命”批孔反儒达到极端，而中国社会也陷于大灾难、大浩劫。

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思维仍停留在革命党的状态，没有实现向执政党的战略转型，没有意识到不能用革命运动的方式搞建设事业，而治国理政离不开吸纳孔子儒学的智慧。“文革”中“造反有理”的口号被滥用。革命已经成功，三座大山已被推倒，还要造谁的反？于是造“党内走资派”、“学术权威”的反，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打倒一切”，造成“全面内战”。所谓“破四旧”就是要铲除民族的文化根基，割断民族的精神命脉。“四人帮”的所谓“批孔”，集中破除孔子仁和之道，而这恰恰是他的思想精华之所在。这不能不导致社会大混乱、大倒退。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中国，斗争哲学是革命的思想武器，如用于建设事业，只能带来破坏，也不受民众欢迎，不可能成为社会生活常态。文化不能革命，只能实行改良，走渐进革新的路，因为它是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子贡把孔子比喻为日月，是无法毁伤的。即使在反孔最激烈的年月，“五常八德”在民间仍然是习焉不察的主流道德行为准则，它不是几次政治运动能够扫掉的，尽管它受到了很大伤害。

历史证明，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因为他活在中国人的心里，文明社会需要他，离开他只能导致灾难。孔子的思想已经润于中国人的肌肤，浸入中国人的骨髓，成为一种民族性格了。改革开放以来孔子儒学的复苏一、孔子儒学的回归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抛弃苏式阶级斗争为纲，重视民生，实行仁政，强调和谐和正义，逐步回归孔子儒学仁和之道，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海纳百川，吸收全人类文明成果，壮大自己，推动全球和平发展。于是成就巨大，小康在即，世所公认。孔子地位得到恢复，重新被认定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

秘鲁前总统加西亚在《儒学与全球化》一书中指出，拉丁美洲三十年前国民经济总产值高于中国，三十年后其经济停滞不前，远远落在中国后面，因为一直处在动荡争斗之中。他认为中国奇迹背后和深层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凝结的仁爱、和谐、务实、整体、重史、责任、勤奋的民族性格在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后得到发扬的结果，整个中国团结起来致力于现代化事业。

但长期反传统已经积重难返，国人文化自觉性仍然严重不足，文化自卑不易克服。以孔子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今后中国文化建设中具何种地位，尚不明确统一。同时，功利主义大潮把本来很脆弱的道德冲得更加衰微，中国人已经丧魂落魄，去道德化潮流成为阻碍民族复兴的拦路虎。有些人意识不到，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事业是可以统一而且必须互补的。二、孔子儒家的生命力之所在

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中矛盾层出不穷，需要传统道德维系社会稳定，以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中国自古就有儒商传统，儒家早已吸收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思想，重视工商事业。近代以来出现的晋商、徽商以及海外华商，都强调以义导利、诚信不欺、回馈社会，能够促进现代工商文明。欧美现代化过程有改革后的基督教道德维持精神生活，韩国与中国台湾在经济起飞中有改良的儒家传统美德在配合市场化过程，文化上都未出现断裂。大陆、台湾、港澳和在海外华人华侨中，“五常八德”依然是他们为人处世的价值观，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界域，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例如已有百年历史的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不管欧风美雨强劲冲击，也不顾孔子故乡中国大陆长期（“文革”及其以前）反孔批儒巨浪冲击，始终秉持孔子儒学传统、守护中华精神家园、团结华族业界和民众，坚定走着中华民族特色现代化道路，见证着孔子思想的不朽生命力，令人钦佩。

当代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学者，还有台湾孔孟学会等学术团体，在大陆反孔激烈的年代，坚守和创新孔子儒学，使中华文脉相续不绝，为大陆后来的儒学返本开新，保存了根系，做出了榜样。

台湾佛光山、中华道教总会等佛道团体亦为中华文化的延续做出了贡献。香港法住学会在霍韬晦会长带领下，认准孔子儒学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学问，落实为生命成长的教育，几十年在民间推行青少年性情道德教育，在南方和南洋产生广泛影响，为孔子儒学和佛、道两家文化的当代复兴做出典范。

陈水扁在台湾搞“台独”，其手段就是在文化上去中国化。多少年来，大陆许多人也在不断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做着去中国化的蠢事，应该猛醒了。中国在教育上重洋轻中、重智轻德、重理轻文，培养出许多高智商、精专业的博士，却没有中国心、道德魂，一心要走向西方留学，然后移民的路子，令人触目惊心，但情况正在改变中。

爱国主义最深层是爱中华文化，没有文化的自觉自爱，是不可能真正爱国家的。中华精神虽然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但基因是会变异的，基因遗传是会断裂的。所以要大力提倡国学教育，弘扬“五常八德”，做好培育文化根基和道德还魂工作。山东正在做的乡村儒学和社区儒学工作，就是要把民族的思想之魂与民众身上的文化之根对接起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美德重新兴旺发达，这是道德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然后再增添新的道德成分。

从目前发展趋势看，国学的兴盛，儒学主导的中华优秀文化生命力的再现，在东亚、东南亚地区，以孔孟故乡、中国大陆的向上生发的力量为最强劲，不仅在学术层面初步形成理论转化创新的生动态势，而且国学书院和团体遍地兴起，体制内外的学生读经与国学教学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乡村与社区儒学的普及正在涵养着中华文化的根苗，当代儒商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领域和阶层，形成空前强大而广泛的回归、认同、发扬儒学与中华文化的有持续力的社会思潮，说明整个民族开始了文化自觉、自信的进程，这一历史潮流合乎中华民族振兴的时代使命，它是不可阻挡的。三、孔子儒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讲话，正式提出以中华优秀文化为血脉为根基为源泉，同时推动多彩文明和谐、交流、互鉴的文化战略，使民族文化自觉达到空前高度，这是五四以来主流社会在文化上的重大转向和拨乱反正，重提孔子“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指明了方向。孔子开始在中国人心中复活，重新发挥精神导师的作用。习近平同志用“深沉”、“根本”、“精神命脉”、“文化精髓”、“中华儿女共同的魂”、“文化基因”、“民族文化血脉”、“伟大智慧”等词语形容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优秀文化。他指出：“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这样，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就理顺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如文明、和谐、敬业、诚信、友善等都是来自儒家的理念。

习近平还指出：“十年来，孔子学院积极开展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活动，为推动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学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孔子的思想，历史上传播到东亚，并一度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后来消沉了。现在情况又在改变，世人不再言必称希腊，又要言必称孔子了，因为解决世界当前危机需要孔子的智慧，而孔子儒家“天下一家”的思想能够跨越民族、国家、宗教的界域，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孔子学院遍及世界，受到各国的欢迎，精神的孔子正在周游列国。早在1994年，适应儒学国际化的形势，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总部设在北京，它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文明交流的重要平台。2014年10月，以美国学者安乐哲为首，在夏威夷成立了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它成为海外多国研究儒学的重镇，为沟通儒学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文化理解互尊，构筑了一条新的重要渠道。中华文化的复兴不仅推动着中国成为现代文明强国，而且孔子的思想会为消弭人类对抗与战争、建设和谐世界、实现人类文明新的转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引导作用。

孔子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属于未来的人类。孔子思想是在全球化时代与多元文化互动中走回中国并走向世界的，因此它自身也在不断地丰富化、现代化，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展，理论形态多种多样，传播方式日新月异，与社会互动立体多维，它在返本开新、推陈出新、综合创新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孔子儒学的创新与展望一、孔子儒学要有新的理论形态

孔子当初虽有“述而不作”之说，其实是要系统而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返本开新，通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发挥仁礼之学，为礼崩乐坏的时代提出救治方案。他作《春秋》，褒贬历史人物，目的在为社会人生树立道德标准。《论语》里孔子讲“温故而知新”，要学生举一反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引《诗经》句，启发子夏、子贡悟出新义，很善于对经典作创造性解释。《周易》强调变化日新，《论语》讲论因革损益，《中庸》提出“君子而时中”，都要求学问要与时偕行。儒家有“经”（常道）与“权”（变通）之说，主张在实施原理时要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历史证明，孔子儒学不仅能生生不息、日新日进，而且它的和而不同智慧，使它最善于与异质文化相融合，从而在互鉴中共同发展。它曾成功地实现了儒、道、佛三教会通，后来又使进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基督教逐步本土化，皆有积极成果。儒家文化成为滋养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多元文化的底色。由于儒家德教的引导和包容，中华多元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形成多元通和模式，以和谐为主旋律，没有发生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战争，也没有迫害“异端”的宗教裁判所，这是中国当今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使之关系和谐的必须加以借鉴运用的历史智慧。

现在，儒学正在与当代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进行良性互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采用了“小康”的理念，并突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儒家要素。冯友兰先生用张载“仇必和而解”重新解释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这都是在运用孔子儒学的思想而出新。二、孔子儒学呈蓬勃复兴之势

有人认为孔子之后的学说千人千面，都是“伪孔子”。这是不对的。离开了仁和之道却打着孔子的旗号，或者口是行非、表里不一，才是伪孔子。不断创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孔子学说，正是孔子思想有生命活力的体现，这是真孔子，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需要这样的孔子。我们不能把孔子儒学当成教条，教条主义最窒息思想的生机。

孔子仁和之道，根于人性，显于理性，成于教化，通向文明，需要我们去发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们要学习孔子在继承中创新的精神，把它运用在儒家文化的当代转化开拓上，学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综合人类文明成果而创新，把孔子的智慧与当代的智慧结合起来，针对现实问题，真正地活学活用，特别要在治国理政和立德树人上下工夫，从自己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推动社会移风易俗，重建礼义之邦，不辜负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教育为兴邦之本，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立德树人乃民族复兴的百年大业，因此把以“五常八德”为基石的中华传统美德认真落实到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事业上，尤其要使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仁智勇兼备，形成健全独立人格，是传承和弘扬孔子儒学精华最具战略意义的世纪事业。三、孔子儒学与人类文明的转型

儒学的创新必须在中西文明融合中进行。一方面它要以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另一方面又要用中学之长补西学之短。例如：吸收西学发达的科学文化，弥补中学智性文化的不足，发展现代高科技事业，为人民造福；吸收西学制度化的民主普选理念，去其资本操控竞选、政党煽惑民粹的弊端，结合中华民本主义，建设中国式的民主与法治社会；吸收西学重人权的自由思想，去其个人中心主义，弥补中学重群体责任、轻个体权利的不足，建设群体本位和公民尊严相结合的社会；吸收西学重公平竞争和契约的市场职业规则，建立信用体系，去其经济制裁、贸易保护主义的弊端，弥补中学竞争意识不强、忽视职业道德的缺陷；吸收西学女权主义的合理成分，弥补中学重男轻女的不良积习。

同时，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和发扬中学的精华对于纠正目前在世界上占主流的西学弊端的重要作用，推动人类文明的转型。例如：发扬中学重仁贵德的人生观，以仁导智，纠正西学“科学万能”、“知识就是力量”、“理性至上”的把人工具化的非道德倾向，使生命回归精神自我，使科技服务于文明与和平事业；发扬中学主和尚通的人际观，用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伟大智慧，纠正西学弱肉强食的霸权主义和斗争哲学，尤其要阐扬忠恕之道，提倡互尊共荣的爱，纠正西学在“平等博爱”口号下推动的价值输出、强人服从的独尊傲慢；发扬中学天人一体的宇宙观，纠正西学中“人类中心”、“征服自然”的思想危害，树立敬畏自然、天人共存的宇宙意识与情感。

在当今地球村时代，人类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但在西方主导下，霸权与对抗仍然严重存在，它所诱发的极端主义成为人类公害，军备竞赛在加剧，战争与和平两种力量仍在博弈之中，人类仍然面临或者共生共荣或者互残同毁的两种前途。当此之时，在各种学说或主义中，大多数不同程度上迷信斗争哲学，包含着排他倾向，只有孔子儒学的“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忠恕之道”，最具有全球意识，能够超越民族、国家、宗教、地域的区隔，用文明和谐论取代文明冲突论，用温和主义化解种种纠纷和冲突，抑制极端主义的发展，把人类团结起来，推动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使人类走向共同繁荣发展。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世界统一是人类避免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二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的中华民族。”这独特思维实指孔子儒学的中和理性，具有伟大的协调智慧。

从孔子提出“和而不同”，到《易传》讲“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中庸》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再到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然后再到当代学界提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其中冯友兰讲“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费孝通讲文化自觉十六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二千多年的中华思想史贯穿着一条中和理性发展的红线，成为协调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地域的各色文化之间关系的指针。

人类不缺少发展的智慧，而缺少协调的智慧，尤其缺少协调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智慧，恰恰在这方面，孔子儒学所积累的经验和蕴含的远见卓识，可以向当代人类提供走出困境的光明之路。所以198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集会巴黎，提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前，从孔子那里吸取智慧。由此之故，孔子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日益崇高，敬仰他的人群日益众多，不分种族、信仰和国别，孔子追随者遍及世界各地，在世界古典文化名人中，孔子的当代影响力是首屈一指的，可称为人类文明的伟大巨人。

从本源上说，孔子的眼界在空间上从来就是面向“天下”，即所有的人；在时间上从开始就指向“百世”（“虽百世可知也”，并非说可以预知未来百世情景，而是说社会必然有因有革，而优良道德传统会长期延续下去），明确了文明发展的方向。他肩负着传播文明的使命（斯文在兹），思考并回答着社会人生的根本性问题，其精华部分是不会过时的，而且随着当代现代化事业遇到的困惑，愈益显示出孔子智慧的早熟和超前。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孔子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引领者。孟子：光大道统的亚圣孟子的历史地位一、给予孔子以先圣的定位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战国时期就已著名于世。《荀子·非十二子》把子思、孟子列为儒学之一派。《韩非子·显学》称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即有“孟氏之儒”。《史记·儒林列传》云：“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但是其学并不为当政者所重，故太史公谓时人“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大体上孟子与荀子并列，被世人视为诸子百家中一流学者而已。汉唐之间，《孟子》依然是子书之一，孟学不甚发达。

然而诸子百家功用有所不同，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指出：孔孟之儒学，其宗旨在为社会“立教”，确立人生价值之基本方向，而于现实政治问题之解决有所忽略，故当时不切实用（参看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法家现实感强烈，能够富国强兵，故受到当政者欢迎。不过，法家缺少文化价值理想，其工具理性之法、术、势，可以作为治国的手段，难以作为信仰而普及和长久。儒学则相反，它在先秦不被列国诸侯所欢迎，而在汉以后的二千多年中，却一跃而成为官学和学术主流。因为它开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为政治和人生提供了一种令人向往的价值理想。孔子在汉代即被社会公认为圣人，不过人们习惯于把周公和孔子列在一起，并称周孔。荀子之学重礼乐制度，故其礼学在汉代颇为兴旺，以其学能服务于汉代宗法等级制度之建设。

孟子之学重心性修养，内在生命深厚，被充分理解需要一个过程，故其学初不显耀而后续力强大，越来越为社会所看重，其文化地位与日俱增。唐代韩愈首次大力推尊孟子，以为荀子和扬雄皆“大醇而小疵”，只有孟子是“醇乎醇者也”，其定评为“功不在禹下”（《与孟简尚书书》）。宋至元，随着新时期哲学主题向心性之学的转移，孟子的地位上升为亚圣，人们并称孔孟，《孟子》则由子书上升为经，列为“四书”之一，学者所必读。以后，不仅孟子在儒学史上具有了不同于诸子的崇高地位，而且他的思想和精神渗透和扩展到一般士人和民众之中，从而成为一种中华精神，对社会一直发挥着积极影响。

历史上著书立说者多矣，时兴而时湮者不知凡几，能领风骚上百年者屈指可数。时愈久学愈彰而光照古今者世所罕见，孟子就是这样的出类拔萃者。时至今日，孟子不仅仍活在人们心中，他的言行风貌更展现出空前鲜活的魅力，激励着当代有识之士向上、向前，孟子的精神生命是不死的。二、打造孔子儒家的道统

孟子一生最服膺孔子，谓“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孔子乃“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他的愿望就是“学孔子”。《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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