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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2 12: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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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歌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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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地理

一个人的地理试读:

前言:我的名字前面没有了籍贯

在乌鲁木齐火车站,我拥抱了来送我的丁燕和刘亮程。他们一个矮些,一个高些,这让我分不出他们的胖瘦——我脆弱的手臂能分清的东西不多。此刻我只能分出他们的高矮,能分出我的双臂拥抱着的是我的朋友,他们的身体在冷风中是温暖的,因为他们是活着的,因为他们是我的个人地图上一个闪亮的点——我不要他们送我进站,我准备头也不回地走进我一个人的车站。

我知道他们会站在那里,看我2002年11月4日留给新疆的背影——但我知道,我不能过分依赖站着的人。正如我试图与茨维塔耶娃互文的诗(分行的是她的《约会》,不分行的是我的《告别》):

怀着这种痛苦年复一年,

我将独自走过群山和城市的广场。1

有些东西与生俱来。群山和城市的广场,是后来的事情,你是后来的事情。当所有的词都可以从字典里找到它的来处,说,已经没有意义;当每个人都可以死,死也没有了意义。而那些先于我们死掉的东西,镶拼起我们,是那么易碎,是从内部就碎掉了的,所以我们站着,好像一个完整的人。我们用语言支援我们自己,用坚定支持一个没有的立场。当我独自走过,群山和城市的广场从来没有建成。

但是我还是回头了,还有另外一些没有站在那里的新疆的朋友:有我一生的朋友和兄长诗人沈苇——此刻他的女儿千千正在发着高烧;有到海南一直忍着不喝椰汁,要等到见我与我同喝一只椰子里的水的女诗人南子(她和我一样永远迷路,这让我几乎在任何城市都能遇到她——另一个我自己);有喝了一点儿酒,奶声奶气地叫我安哥哥,并把手上戴着的火焰山状美丽的戒指送给我的女诗人铁梅(戒指本是她戴在订婚的那个手指上的。她现在已在九华山出家,这个火焰山状的热情生命,在那儿患上风湿性关节炎),她和南子一路地打电话来,此刻,她们正在赶着排版。还有在沈苇的送别宴上,坐在我旁边,不停地和身边一两个人碰着酒杯,似发誓要把自己灌醉的评论家韩子勇,我永远记得并感谢他给我写的诗评里的一句话:纵身一掷的美。还有特意从另一个城市赶来,为我送行的诗人金玮,烤肉摊的火焰照亮我们的脸,如我们曾借对方的光,彼此映照;有因我的手机停机,找了我一天,专门要为我做大盘鸡的画家小飞(金玮和小飞现在都吃斋念佛,一心想步入极乐世界);有新疆著名诗人周涛,他在拥抱我的时候告诉我,要做,就要成为最好的;有现已移居威海的诗人北野,他曾为我唱了八年前唱过的《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此刻,他们一起构成我的背影,构成我的离别。

但离别是从到来的那一刻就开始的,是从新疆第一个接风的桌面上开始的,然后一直延续下去。它不停告诉我:你已是这片土地的客人,你还是必须走向并饮尽最后一杯离别酒的那人,是一个必须离开故土的人,尽管,它并不是我父母的故土。

但离别却是慢慢形成的。

初到海南,朋友们还常常打电话来:“回来吧,你一个人在那儿干什么呢?”后来,我在海南发文章时,前面括号里的(新疆)变成了(海南)。再打电话来,就变成了:“什么时候回来看看?”

当我转了半个中国,回到阔别八年的新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成了五六十个接风送别宴席上的主角,从诗人朋友到亲人,甚至到幼儿园时青梅竹马的朋友——为我显示着别离时间,显示着到来的时间就是告别的时间,在的时间就是不在的时间。这一切,构成我诗中的一段:

在和背弃同时拥有的归来中

我不了解那些血液,如何在奔突中滴成

一个人的身体。我可以听见这内在的教堂

在重聚的亲人中崩溃的钟声

我看见它八年的塔峰,倾斜着

穿插过合家欢上微笑的面孔

被一个旋转的手无情地支持,被你们支持

仿佛那纯粹矛盾的玫瑰

在杯盏相碰的声音中,不断

粉碎着开放:我了解

唯有这声音拥有我的至亲“唯有这声音拥有我的至亲”——这其中还有一个没有被碰响的杯子,因为它是塑料的——它是宇向在济南送给我的。我一路上带着它,在火车上,在旅途中,我用它端着这个世界给我的水。在新疆伊犁昭苏县的夏塔乡,动辄就停水的日子里,我甚至用它去舀一点泉水回来,点湿了毛巾,擦拭身体——那个杯子很大,不脆弱。

一个人能走多远,一个诗人能走多远,他或许就能拥有怎样的个人地理。所以旅居荷兰时的诗人多多写着:“十一月入夜的城市/唯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突然/我家树上的橘子/在秋风中晃动……秋雨过后/那爬满蜗牛的屋顶/——我的祖国/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

我能在诗中说我家树上的苹果,说到它如何突然在风中晃动;但我不能说:“我的祖国/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缓缓驶过……”这也正如我在海口写的诗《在这里……》中所写:“这里每一条道路都在水上/这里是一块草席,漂得那么远/也不能吐出那个巨大的词/——祖国——没有某种意义上的离开,就没有另一个意义上的拥有。”

我离开了,带着宇向的杯子,沈苇送我的书,不同的火车站台上朋友们的接送,两张全家福照片,还有在手机短消息上一路陪着我的朋友——道路破碎,然后又重新整合成我的离开。我能拥有什么,现在,我还不知道。但我想它们会来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是你的东西,不管你离开多远,到后来,它都会转回头来找你。你离开得越远,可能它们找到你的力量就越大,这样想的时候,我是安慰的。

在我失去了名字前面的籍贯之后,我所拥有的个人地理,便是用生命擦亮过的人的面孔、名字、地名、街道、草木、海浪、词……它们构成了我的个人地理。

1 沈睿译文。草原篇  前方有你的黄铜茶饮

地上的万物,都是青天的恩赐。——哈萨克族谚语本辑摄影:李凯江草原物语1

我们是在路过种马场的时候看到那头母牛的。一头花白的母牛,静静地卧在那儿,远远地可以看见牠面前卧着一头白色的小牛犊,母牛不时地低下头来舔一下小牛犊。在绿色的草原上,这是一幅让人感觉美好和安宁的图景。

草原的傍晚,落日熔金。那些傍晚归家的牛群,带着自己饱胀的乳房,向着家的方向缓缓地走,走出的是草原的节奏,是草原上黄昏的味道。但哈萨克族人说:母牛们认得家,并不因为那是人的家,而是因为那里有等待牠哺乳的孩子。牠也许永远想不明白,为什么到了家,只给牠的孩子喝几口奶,孩子就被强力牵开,而牠饱满的乳房只能交给人的手。如果那手是熟悉的,牠也不反抗。也许只要能给牠的孩子吃上奶,不管是什么事,牠都会顺应的——而如果小牛一点儿都不吃,牠未经呼唤的奶用传统方式根本挤不下来,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现象呢?对此,我只有像苏格拉底那样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傍晚归家的母牛,带着牠饱满的乳汁,走向牠的孩子。

吉普车轰鸣着停在寂静的草原上。

走近那头花白的母牛,才发现,牠的小牛犊是死的。周围没有一个人,唯有风吹草动。

有个种马场的人告诉我们,小牛犊已经死了三天了,一生下来就是死的。那么母牛知道吗?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有泪水,不停地有蚊蝇停在牠的眼睛和身体上,停在小牛犊的身体上。牠整个身体一动不动地卧在那儿,乳房依然肿胀着,几乎不看小牛犊,也不看停在牠身边的吉普车和我们,只是偶尔用舌头舔一下牠的孩子,然后怔怔地看着远方,仿佛因为悲哀,或者什么也不因为。

我不知道,把死了的小牛犊放在牠身边三天是谁的主意,当然我更不知道,让死去的小牛犊陪在母亲身边或者尽快掩埋掉,哪一样更符合“兽道”。

我在写这头母牛和牠的孩子时,始终用的是这个被现代汉语消灭了的字:“牠”。那是因为,牠和它是不同的,牠是有呼吸、有生命的,有血肉和爱的。如果说用“牠”来代替“它”是不公平的,那么,用“它”来指称草木的生命,是不是又是另一种不公平呢?我不知道,就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小牛犊从母牛身边拉开一样,不知道对待痛苦时,直面或记忆,哪一种会让痛苦更深、更轻。

此刻,阳光盛大地开放在草原上,风声宁静,鲜花盛开,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发生,时而会有马蹄声经过。2

马蹄声经过的路上,在我们车来车往的尘土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位哈萨克族妇女站在路边。常常是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边还站着几个孩子,站在向着夏塔乡的方向上。看起来她们是在等车,想到乡里去。但在布拉特草原上跑来跑去的除了我们的吉普车,几乎没有别的车。可就是我们的车经过她们时,哈萨克族妇女也不举手,不做任何拦车的动作。

我问司机波拉提:“她们站在这儿在等什么?”“在等车。”波拉提说。“能等到车吗?”我问。“不知道。”波拉提说。

我明白了,她们在等一种“不知道”,安静的样子,仿佛根本不抱希望,但依然在等。某辆可能开向夏塔乡的车,就是她们唯一知道的那个《等待戈多》中永远的等。这个戈多什么时候来,怎么样来,或者是根本不来,她们都会站在那儿等,仿佛低挂在草原天边浓重的云朵。

我们的车来回几趟,她们还站在那儿。显然戈多没有来,但她们的姿势几乎不变地站在那儿,仿佛就是耐心本身,直到夜色把她们的身体染黑。

我问波拉提:“如果你的车空着,你拉她们吗?”“当然。”波拉提说。

可能她们在等这个“当然”。哈萨克族老人王者似的骑在马上的样子,也是一个“当然”。百灵鸟在绵羊身上生蛋1

单从衣服上看,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哈萨克人还是柯尔克孜人。她十来岁的样子,穿着一身薄薄的红裙,风站在她的红裙上,她站在木门旁边的一堵矮墙上,一动不动地向天边望着。墙是很旧的墙,衣服是很鲜艳的红。在黄昏时分渐渐褪色的天空下,不知道她在看什么,看到了什么。我们在桥边的小饭馆吃饭,进去的时候,她站在那儿,吃完出来的时候,她还站在那儿。两三天都是如此。一个这样远望的人,总是有一个关于远方的梦吧。我朝她看的方向看,是雪山、河水,是渐渐被夜色掩去的野花,还有归家的牛群……这是村庄最寂静的时刻,这寂静如少年的忧伤,无言而美。特别是当这个小女孩站在这片寂静中的时候,寂静通过她的红裙变成了淡而隽永的寂寞,把整个村庄嵌进了画框。究竟是什么,需要她站在这面墙上,在做家务的空隙,或者在家里的牛羊还没回来的时刻,有那么点儿自己的时间,站在这高度上张望?远眺的哈萨克红裙女孩。这是她从矮墙上惊鸿一瞥跳下来后,我们再次在她家附近遇见她。她依然在远眺,也许有些人是喜欢远眺的。

路过她身边的时候,我看到她有双清亮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如澄碧的湖水。这凝然不动的湖水,仿佛也站在她的身体里,她并没有看见我们。

小李用刚刚学会的哈萨克语喊她:“古丽。”(“古丽”是“花”的意思。自从来到夏塔,小李开始把所有的小女孩都叫作古丽。)

女孩开始没动,小李又喊了一声,她转过脸来。看周围没有别人,知道是在叫她,脸上露出三分不解,七分寂静。当小李把镜头对准她时,她跳下墙,转身离开了。从容淡定的红裙飘在夜色里,静静的背影,恍若惊鸿。2

那男孩在清晨河水边的草地上。五六岁的他脸上有些脏,但和黄额小牛头碰头地靠在一起,静静地蜷在草地上,这样的油画般的脸似乎也恰如其分。

我们沿河走过的时候并没有注意他,回来的时候也没有注意他,他好像天生就应该这样静静地坐在这片草地上,和他的牛在一起,化成草原的一部分。风吹过他们仿佛也是在吹过草原上的一块石头或者一堵墙。

走过几步我才醒悟过来:“你注意到那个小男孩和他的牛了吗?”

小李这才想起来拿相机,镜头对准那个男孩的时候,男孩并没有发现。小李赞叹:“太好了,简直就是天成!”

是天成——他的相机里没有胶卷了。

后来有几次,我们又来到那儿,我们看到过那哈萨克小男孩坐在门槛上,也看到过那头美丽的黄额小牛,被另一群孩子拉着尾巴在草原上狂奔——那牛完全是另一头牛了。显然,牛不是这些孩子的。

后来我们在路上遇到那个男孩,要求他抱着他的小牛照张相。他不明白为什么,他正在跨着一根棍子模拟骑马,身后扬起的细小尘土和他一起停了下来。我们解释了半天,他边跨着棍子飞跑着,边说,拍照?那要问他的妈妈。

有些美景,是可遇不可求的,错过了,就是永远。歌谣草原

贾纳吾札克一天不唱歌,嘴巴就会变歪。   

——哈萨克民歌

当你安静下来,世界就会向你聚拢——突涨的河水让我们的吉普车停在草原上。

在河边等水消停下来的时候,不断地有人骑马过来,也有人随便地坐在河边唱歌。几乎每一个过路人,都会唱歌,而且都有相当好的歌喉。或者因为有草原、风和河水声的伴奏,他们的歌声的美远远超过我在电视里听到的任何一种喧闹欢快的民歌。他们的歌声里有一种宁静的忧伤,但是无欲无求。唱出来便是心声悠远,是“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

噢,飘浮的云儿过来吧,

来压压我的肩膀。

所有的人抱着我的双肩,

向我走来吧……

然而除了河流的哗哗声,并没有谁走向谁,也没有谁去抱别人的双肩。也许有些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也许。因着长年孤独地面对静默的草原,哈萨克人的歌不是唱给观众的,不是唱给掌声的,而是唱给他们面对的宁静的草原和河流、唱给敞开的天空和大地的。那歌几乎不是唱,而是他们在和草原说话,说他们的快乐和忧伤,说他们的草场和孩子,说他们的羊群和马驹,说他们依然鲜活的生命和对这生命的茫然……这内心的独白,甚或是他们自己也无法知晓的心事,由着这歌声交托给吹过草原的风,和风中的神意:

在月亮的明光下,

在太阳的亮光下,

当他迎风过去时,

当岁月换季时,

当秋季丰收时,

当芦花被风吹开时……

似乎因着这祷告般的静静的歌声,草原和天空的联姻才不断地开始、展开……在河流匆匆的流动里,静听他们唱歌,几乎让人相信,时间是静止不动的。而这静止不动的时间又充满如花开般的安慰,让风吹草动,让我感觉自己不是在踏上夏塔乡的那一刻,而是在这歌声中,慢慢回到了草原,回到了家:

哦,哦,哦!

兔子已经跑出了两个林子,

哦,哦,哦!

它已跑出了第三个林子!

……

在随机编歌词这点上,每一个哈萨克人都是天才。听这些草原风声中的歌,我怀疑在远离家乡的日子里听的那些电视里民歌的真实性,怀疑那些舞台上载歌载舞的民歌手的真实性。我甚至怀疑民歌大王王洛宾编的那些边疆民歌的真实性——虽然我也是喜爱且敬仰着他的。但在草原的风吹草动里听哈萨克民歌,听这些安静的忧伤、单纯自然的喜乐,听这些仿佛从草的深处唱出的歌,听歌声中河流的寂寞,听在歌声中慢慢站起来的那个最初的人:

你骑着马,

到这里,一切都还好吧?

乌内盖,嘎克,嘎克!

乌内盖,嘎克,嘎克!

但也许,我们也是需要一些制造性的快乐的。这也好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桃花源;有一个远方的远方,有一个纯粹的快乐所在,虽然我们并不一定要去。正如有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被篡改的。

对这些过路坐下来面对河流唱歌的哈萨克人或者柯尔克孜人,我们不问他们过河去做什么事情,也没问他们的名字。他们也不说不问,只是随意地坐在那儿唱歌——管它呢,让那些事情在那儿等着吧,反正人生的事情也做不完——我们唱歌。这就是我从河边的歌声里听到的人生。歌声中,在夏塔乡等待着去布拉特草原的七天,在等待中我充满浮躁的心静了下来……虽然河水流溢,但前方就是布拉特草原,是呼吸里的青草味道,是黄铜茶饮,是歌声里哈萨克人平白素朴的人生:

有礼貌的妇人是美的,

在大毡房旁边的儿媳的小毡房是美的,

白胡子老人是美的,

懂事的孩子是美的……

西班牙诗人卡萨司在《卡塔鲁尼亚歌谣》中说:“歌谣是整个民众的可惊异的著作,是那些听着它唱着它的著作;它是每一个人的作品,同时又不属于任何人。歌谣经过一切的传授、影响、修改和润饰。因为一切人全是它合法的主人,而没有人可以绝对地把它看成自己私有的东西。那些能够把它唱得很动听的,或者能够欣赏它内容的人,都可以算是它的主人。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歌谣所达到的美丽是远非任何个人的智慧所可得而模仿的,因为在它里面包含着歌唱它的人们的心灵的精粹;凡是唱它的人的灵魂都有一部分在内,他们把自己的某种东西放在它的里面。歌谣有一种比任何最大天才的作品更为亲切动人的魅力。因为一个作家只能在他的作品中浸入他自己的灵魂,而歌谣是借了一切唱过它的人的灵魂的火焰而丰富起来的。”夏塔乡小饭店

夏塔乡小饭店的老板娘是来自“八卦城”特克斯县的回族妇人,所以,饭店的名字叫“八卦城饭店”。八卦城饭店的名字分别用汉语和哈萨克语写在一块红布上,一边被风吹落了半截,在风中飘着,有时候可以看到“八卦”二字,有时候看到的是一串哈萨克语,有时候只看到反面的一段红布。看到我一定要走过去,小李跟上来问,那是饭店吗?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天气冷的缘故,饭店小小的门,在剥落的浅蓝色漆中紧闭着。一打开,暗暗的饭店里,热气就扑面而来。同时扑面而来的还有羊肉的气味,拌面的气味,面片汤的气味,炒菜的油香、声音,还有酒的热气……一群不同族别、衣着黯淡的人静静地坐在木凳上,胳膊支在油油的、铺着塑料花桌布的桌面上,眼睛盯着前面不远处饭桌上的电视机。电视机里正放着《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和唐僧说着流利的维吾尔语,听着感觉有些怪异,也有着怪异的亲切。

饭店里的人围坐成一圈,有些人面对着一个大盘子,看不清里面炒的是什么,酒喝了一半;有些人的拌面吃了一半;还有一些人,和我们一样刚刚进来,边看电视边等着饭菜上来。不时有饭菜端上来,不时有吃完饭的人打开门离开,也不时有人进来。但人只要坐下来,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大家都不急不慌,神色安静,像放进冬天火炉边暖和的棉鞋里的脚,有一种安然的妥帖。

选择这个饭店,是因为招待所停水,一天都没喝什么的我们,想在傍晚喝一碗奶茶。走了好几家小店,人们都告诉我们,没水,或者没有奶子(牛奶)了;还有人告诉我们,奶茶应该是在早晨喝的。

清秀的八卦城饭店的回族女老板听我们说话,她没有告诉我们奶茶应该在什么时候喝。弄清楚我们想喝奶茶后,她从厨房出来时,端出一只大海碗,并给我们解释说:邻居家就有牛奶,他们店里的奶就是从邻居家拿的,随时可以拿。然后就转过身去,打开门,门外的光罩出她身体的轮廓,门一关就化掉了。

小饭店的墙上贴着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张贴画,“小燕子”的剧照,还有几张叫不上名字的演员的照片和沾了油迹的风景画。小李看着幽暗小店里围坐吃饭看电视的哈萨克人、维吾尔人、柯尔克孜人、汉人……下结论说,如果没有这些照片,这个地方像左拉笔下的小酒店。

在这个各民族聚成一室的小饭店,我想象不出,左拉笔下矿工的小酒店如果有电视,如果也放着讲维吾尔语的腾云驾雾的孙悟空,还有唐僧,会是什么感觉。“就是现在坐在这儿的这种感觉了。”小李笑道。

老板娘为我们端上浮着奶皮子的大碗奶茶时问:“你们前几天在哪儿吃饭呢?”“前几天?你知道我们前几天就来了?”小李问。“夏塔那么小的地方,肯定是知道的嘛。”老板娘说。

我说,就在招待所对面的饭店,也是一家回族饭店。

老板娘说,那家回族女人的菜炒得也不错。

以后的几天里,我们一直在八卦城饭店吃饭。小李有可能是因为小饭店有老板娘两个美丽的女儿,而我则喜欢这位回族老板娘从容淡定的态度。虽然在小小的夏塔乡,她和另一家回族饭店的女老板是竞争对手。但她还可以静静地说:那家女老板的菜炒得也不错。而我们路遇前面那家店的女老板时,她质问我们:“你们怎么到她家的饭店吃饭去了?”

这两个女老板的风骨,就在一句话里体现出来。有时,人在一句话里就坐进平和温暖的家。八卦城饭店成了我们在夏塔乡的一个温暖的家。我们也是融入她各民族混血傍晚的一部分,常常一时间也忘记自己是什么民族了。姐妹

如果说,夏塔乡八卦城饭店老板娘的小女儿玛丽莲的美丽如凝然不动的流水,静静地停进一块玉里,又如法国画家雷诺阿的那幅色彩明亮的纯洁少女图,有一种非尘世的美,那么她的大女儿玛丽娜的美丽,就多少有些尘世的味道。

我们每次走向八卦城饭店的时候,几乎都可以看到玛丽娜站在饭店白墙的门口,静静的风吹着她完全城市化的时髦衣着,她浓妆的脸。那种情形让我想起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那个在越南的法国少女。在对母亲不断失败的绝望里,每天装扮好自己——她唯一的本钱,站在那片不属于她的尘土的路边,站在湄公河岸,等待有一个人突然出现,把她带进另一种全新的生活。

而当我们走近她们家饭店时,玛丽娜很快地走进小店里去了。也许她并不想显示她恍然的等待。

我们又何尝不是在等待着自己的向往。只是我们甚至没有那条尘土的路,在飞快旋转的速度里,偶然想起自己的心有所待,想起时,已化成电影里一个迅速虚掉的镜头,化成头脑里的一阵恍惚。当我看到玛丽娜站在尘土路上美丽的身影,散发着少女的芬芳和淡淡的忧伤,仿佛看到自己内心里的一个等待的角落,那里有着无限的忧伤,也有着无限的青春。

两姐妹中妹妹玛丽莲期望的道路是可以看见的。两姐妹小小的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妹妹一年年从学校得来的奖状,她会沿着这些奖状的路一步步地走下去,这可以看见的道路使这个女孩子的内心安稳贞净。姐姐玛丽娜的期待是属于未知的,她站在乡村土路上,心已完全不在乡村,但也不在城市,她是城市和乡村的边缘人,身心几乎是两个不相干的国度。

我知道姐姐玛丽娜是希望我们来的,但我们一来,只要可能,她就会躲在饭店院子后面。有一次我们进去,她正在厨房削土豆,小李想拍她削土豆的照片。等镜头对好,她已经飞快地削完了要用的土豆。小李问她能不能再削一个。她问,你们吃吗?你们吃我就削。几天下来,我们甚至没有在一块土豆上和她建立情谊。

渐渐地,她和我熟悉起来。玛丽娜说她其实也是一个城市人,她是由伊宁市的舅舅养大的,一度在伊宁市的大巴车上当售票员。她还开过大卡车,卖过汽车配件,和各式各样的汽车司机打过交道。后来,因为和舅舅吵翻了,她就回家给母亲的小店帮忙。

玛丽娜说,她永远不会结婚,因为男人们都是没用的东西。她认为她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没用的男人。

我看着玛丽娜的父亲,一个老实的老头,常常在后院里仔细地喂着小鸡,慈爱地看着阳光里的鸡,完全不像玛丽娜所说的赌徒。或者让玛丽娜不满的是她父亲的无所事事,也或者,她不满的是别的什么。

我记得玛丽娜说不嫁人时的表情,眼睛看着远处,望着远处没有一个点儿,面孔仿佛一条被挡回来的道路,美丽而虚无。

后记:四年后在尘土飞扬的夏塔,我终于找到改换门庭的八卦城饭店,没有了飘飞的红布招牌,没有了黄泥墙面,没有了店门前墙脚前的木条凳,因为换了地方,那位卖羊肉的买买提也不知去向……犹豫了一会儿,我还是走近那被冰凉的瓷砖装饰的墙面。打开店门,一眼便看见被玛丽娜称为“赌徒”的父亲背着一身斜照的晨光,在用力地揉面——上次来我没见他干过活儿。后来,他站在门口笑眯眯地告诉我,玛丽娜已经给(嫁)人了,已有两个孩子。小女儿玛丽莲的美丽依然如凝然不动的流水,只是她墙上的奖状不见了。俩女孩的父亲依然笑眯眯地说,她不上学了。又说,因为学校要学生们勤工俭学去收亚麻,玛丽莲劳累就会鼻腔出血,可如果不去就要交300块钱。虽然玛丽莲年年是班上的一二名,虽然老师们在商议后决定她不用去收亚麻也免收她的钱,但她还是回家来了。这位戴白帽的父亲说:“反正考了大学也找不上工作。”在他身后,玛丽莲坐在暗暗的小店里,和一个矮小的男子面对面说着什么,上次来时,我甚至不记得她开口说过话。也许是因为没有教育的荫护,她比四年前黑了。洗菜的夏塔乡八卦城饭店老板娘的小女儿玛丽莲。

戴白帽的父亲笑眯眯地说着这些,笑眯眯地给我指公用电话的位置,甚至还在前面为我带了一小段路,笑眯眯的。

尘土的路上阳光浩荡。

电话的那头,西安的周公度要我为他的杂志答“普鲁斯特问卷”。在汗腾格里峰下,夏塔乡小商店的煤油、麻绳、蔬菜和水果的气味中听远方的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我不知道“普鲁斯特问卷”要答些什么,也不知道在周围亚麻布般的田野山峦里,哪一节凹凸上留下了我的似水流年,哪一节又是玛丽莲的。做醉酒者明天的客人

在夏塔乡滞留的一周里,我们走遍了夏塔乡的每一个角落。小李说,他认识了这儿的每一堆牛粪。好在这里的牛粪不全认识他,如果全认识了,一路的牛粪全部站起来和他打招呼,那情形壮观倒在其次,关键是,这里的牛粪太多了,那样我们的结局只有一条:寸步难行。

到这儿的第三天,天放晴了。一大早,我没去敲小李的门,独自一人走到夏塔河谷。坐在草地上,面对汗腾格里峰,夏塔河和夏塔谷地在我眼前打开自己。坐在这突然的明亮里,在这宁静的喧嚣中,我感觉自己被打开的夏塔河和汗腾格里峰打开、涌满,被静谧幸福感觉涌满。直到小李在河谷上方,因为半天找不到我,气急败坏地在我身后喊:你有神经病吗?

他的叫喊换来我转头一笑,人在这样的风光中是不可能生气的。后来,他走下来,坐在我的身边,我们俩一言不发,对着夏塔河和汗腾格里峰,也不知道坐了多久。然后我们一起起身,回去的时候是笑着的,不知他是不是也被我传染上了“神经病”。

这情形让我想到一个故事,说的好像是外国的两个作家,彼此喜欢对方的作品。自然,喜欢一个人的作品和喜欢那个写作品的人是两回事。有一天,其中一个作家去看另一个,两人面对面坐了好久,除了进门时的应酬话外,什么都没说,面对一壶茶、一杯水,静静地坐了一个下午,并不感觉落寞。后来他们成了莫逆之交。找到能够谈笑风生的朋友固然不易,找到相对无言中就达到心灵相通的朋友就更难了。我不能说,我和小李在面对夏塔河的那短短一刻就心灵相通了,但我们面对夏塔河、汗腾格里峰的雪冠时,我们选择了沉默,我们不再埋怨。

在夏塔乡,无论在哪个饭店吃饭,都会有人在喝酒,喝着喝着,喝酒者都会突然发现小李这个陌生的男人,喝到一定程度,常常会瞬间决定自己应该作为主人招呼一下小李这个客人——这情形我倒是熟悉的,在新疆最原始的酒桌上,一个屋子里,只有同醉者,没有陌生人。从北京来的小李开始非常不习惯——常常,在那一群吃饭的人中,突然立起一个人举起一只酒杯,坚决而热情地向小李递过来。小李开始很有些吃惊,但他越是推辞不受,对方就越是坚决,一直坚决到如果小李不喝这酒,就可能化友为敌的程度。后来,小李再看到这样的酒,看到突然举到他面前的酒杯,也就义不容辞地接过来了。

有时,我和小李在傍晚的夏塔乡散步,那些从各个小店里走出来的傍晚的醉酒者会摇摇晃晃地走到小李面前,抓住他的双臂,对着他的脸认真地说,明天到我们家去喝酒去,明天!小李开始依旧是不习惯,还被这突如其来的邀请弄得有点吃惊,后来,习惯后他也自然地答应着,好的,明天去。——对一个醉酒者,明天他早已完全忘记了在路上遇到的这个异乡人,但好在明天我们可以重新认识。

但就是“醉”这点,夏塔乡和城市也有不同,在城市就是全醉了,也不会请一个陌生人明天,或者任何一天到他们家去。在夏塔乡,我们无数次被醉酒者邀请,成了那个永远不会出现的明天的客人。醉酒者托克

我们是在夏塔乡的一个烤肉摊上遇到托克的。

那是那会儿夏塔乡唯一的烤肉摊,依着一个黑黝黝的小商店,一进商店就可以闻到饼干、酒、铁锨、绳子、煤油等混合在一起的气味。生涩而熟悉。

我们进店看了一眼,就坐在烤肉摊前等烤肉了——这里只有烤肉的香气和游荡的新鲜空气。不时有骑马的人路过我们,不时有带着孩子的哈萨克、柯尔克孜妇女走过尘土的街道,他们的味道也和烤肉的香气汇在一起,这也就是夏塔乡向晚的味道了。

夏塔乡的烤肉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烤肉——我想或者是因为肉的新鲜吧,羊是刚刚宰的,如果仔细看还没切开的整块肉,仿佛还可以看到羊的生命在肌肉上微微地跳动。这肉摊也是傍晚时喝酒的人、远来的人、无家可归的人、有家不想归的人常常来的地方。

托克看到我们时大概已经喝多了,双眼充满血丝,他一定要拉我们和他们一起进小店喝酒。不知道是因为他充满血丝的眼睛,或者是他过于热情的态度,让我们感觉到突兀——我们已经是城市人,不习惯这突如其来的亲热,而且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托克的衣着确实有些龌龊,我们也不喜欢那个小店的黝黯和气味。

于是,托克就坐在我们身边,同样是异常亲热。

听小李说我是为写一本书来的。托克说,他也是从外面来的,是柯尔克孜族,来了十几年了。他说话时胳臂是搭在小李肩膀上的,看着他俩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在夏塔乡尘土飞扬的路上,小李真是干净得可疑。“你们想知道什么事情可以问我啊,我什么都知道,你们哪儿也不用去了,问我就可以了。”托克说,“我也想写一本书,我是柯尔克孜人的儿子,我要为他们写一本书,我在这儿待了很多年了,也想了好多年了,不过,你们要写,我都讲给你们听。”

在烤肉的香气里,托克边说边喝着手中瓶里的白酒,一边还坚持请我们进小店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喝酒,那坚持不懈的劲头,好像我们只要愿意进小店和他们一起喝酒,就可以走进托克想要写的书里,而且让他要写的书成为一种可能。

我无法想象在这样一个小店和这样一伙男人一起喝劣质白酒,和他们一起东倒西歪,和他们一起想象写一本书,或者想象爱某个醉者不停地哼着的歌中的美丽姑娘是何等况味。但我也不怕一试,如果小李愿意的话。但小李明显是客气而冷漠的,就是喝多了酒的托克也能感觉出来——顾城说,穷有一个凉凉的鼻尖,其实穷也有一个敏感的鼻尖,如同孩子。

托克蹒跚着走回了小店,他醉着的背影歪歪扭扭融进了黝黯的伙伴们中间,仿佛刚刚从文森特·梵高那幅《吃土豆者》中走出来,醉倒。我不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托克会不会想起对我们说的,自己要写一本书这回事;也不知道在这偏远无望的地方,他是否有机会、有心情再向人说起自己要写书的事情,是否有机会说:我知道一切。小双夫妻

小双是边防军人,我们住的招待所是他的妻子承包下来的,管理上主要靠他妻子。他们是四川人。小双夫妻就住在用三合板隔起来的后台,前台除迎客送客外,还兼卖香烟、酒和旺旺小饼等零食。

他们有一个孩子,在昭苏县城和小双妻子的父母住在一起,房子也是租的。父母是小双妻子来这里几年后,从四川老家跟来的,暂时和孩子住在县城,他们说主要也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我想或者也是求一种漂泊中的安定吧。

小双的妻子有时坐在招待所门口用旧毛线织一件毛衣,和夏塔乡安静得几乎一动不动的阳光坐在一起,让人感觉那件毛衣像时间一样永远也不会织完,但是这样也很好,看着时有一种天长地久的安心。有时她会看小双看的那些通俗读物,坐在他们屋子里零乱的床上,依稀和货架上的香烟、酒瓶融在了一起;有时她靠在招待所的门扉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前方的马路,看着尘土扬起,又落下……也不知道身在异乡的她,那刻在想着什么,但那想也是安静的,像夕阳照临大地,像春泥和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没有希望,也无所谓失望;又如一朵开在山谷里的花,开着,也只为自己开。

问她会在这长期待下去吗?她说,不知道,小双参军八年了,如果继续当兵,那只有继续待下去。问她接父母来,是想在昭苏县城买房,留在新疆吗?她也答不知道,走着看吧。她有四川姑娘响亮的声音,就是说起这么多不一定、不知道时,那声音也是理直气壮的。

小双有时候带一些朋友来,他们就会在招待所简陋的“大厅”里,炒菜,喝酒。

她在他们中间忙碌着,声音越发响亮,是一个知道丈夫就在身边的女人。

他们请我们一起吃,一起喝,这次小李没有拒绝,因为外面下着雨,没法出去拍照。一下雨,夏塔乡就如艾略特诗里写的:泥泞轰响。但我还是打着伞到我们平常吃饭的地方要他们炒两个菜送过来——不能白白吃人家的。想来这种客套也是隔膜吧——小双夫妻早就说过,要吃什么,可以买来肉菜在他们这儿做。菜送来了,是新鲜的羊肉和不同的菜炒在一起的新鲜可口的味道。小双妻子一一问了价格,只说太贵了。我们用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回来,她的结论都是太贵了。

喝着酒,小双渐渐说得放开了:“你绝对写不出夏塔乡,绝对写不出一本成功的夏塔乡布拉特草原的书,你们看到的一切,都是表面的。”我问他:“张承志在这儿待过,写过一个驯鹰的人,那个人现在还在吗?”

小双说在啊,不过现在不知游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最佩服的就是这个人了:他能够驯鹰!他一辈子都在驯鹰!

小双有一张和年龄不相称的孩子脸,他抽烟、喝酒、看书,下班基本按时回家和妻子一起做饭,偶然帮妻子烧游客洗澡用的热水(夏塔乡只有招待所有澡堂,乡民洗澡都来这儿,但他们并不是常常洗澡,而招待所又时时停水,所以烧水的任务也不是很重),偶然站在浩荡的阳光里,帮妻子晾晒手洗的被单,偶然在招待所的“大厅”招待朋友喝酒、聊天,崇拜驯鹰者,断定我写不好夏塔乡的书……

我不会崇拜什么驯鹰的人,虽然我也想见见他,但我永远不喜欢这个“驯”字,更何况他用一生驯的不是别的,而是鹰。我也不相信小双所言,我写不好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只能够看到表面,因为,我认为所谓表面,有时就是内在。

有时候,看着小李在信号不好的夏塔乡的各个角落,焦急万分地给北京的女友发信息、打电话,活像一个间谍;转过头来,看小双夫妻的安静,我不知道哪一个是表面,哪一种是爱情。中心人物

是因朋友的介绍来找他的,他是新疆昭苏县夏塔乡的中心人物。简单地说,他是这个乡的头儿。介绍的朋友说,把他的脖子一拎,夏塔谷地什么事情都出来了。当然,夏塔谷地包括布拉特草原。后来,“脖子一拎”这种说法,我在夏塔乡还听过许多次,弄得我一度老想象一个人脖子被拎起来的样子,虽然我知道这显然只是一个比喻。

到夏塔乡政府是下午4点,正是上班的时间,但他不在。遇到了他的下属,说,昭苏县遇大雨,很多房子都塌了,他们在帮村民盖房,要我们等。我们被他的下属安排进了一个小招待所。“你们等着,他很快就会来找你们的。”他的下属说。

招待所正在停水,我们无法梳洗一路的尘土,只好走出来看景:一排横排的房子,像学生宿舍,和流荡在空气里浓浓的膻味一起停在那里。给人的感觉,好像停的不只是水:空气在流浪,阳光照下来什么都没碰到,除了寂静。

到了晚上8点,新疆的下班时间,依然是寂静,没有人来找我们,但我们也不敢走开。8点半,有一个穿迷彩服的少数民族小伙子飞奔着来给我们说,要我们再等一下。这一下就是两小时。

晚间10点,新疆的远天告别了它傍晚的红晕,一辆穿着迷彩服的吉普车卷着尘土,开到了招待所门前,带着我们卷尘而去。

我们终于见到了他。他是汉族人,黑红的脸,依然年轻,他们叫他刘乡长,坐在一户柯尔克孜族人家的房子里。家的主人是村长,要到吉尔吉斯斯坦去,他要出国了,所以请领导、朋友们来吃饭。会说一口流利的哈萨克语的刘乡长坐在一群人中间,动作和语言非常豪放,像当地人。不断地有人进来,我们不断地被介绍给进来的人。一般进来的人都先和摄影师小李握手,并不向我伸手。小李很得意地看着我,意思是女人在这里是没有地位的。

没说几句,刘乡长很快明白了我们的意思,说:“好啊,好啊,介绍我们乡。你们想拍什么,割礼?谁家的孩子要割?”他问身边的人:“割过了?割过了没关系,让他再割一次。阿不都拉结婚,好呀,是20号,不抢婚吗?不抢婚让他抢嘛,这个容易,没问题。上布拉特草原,没问题,弄辆车就送你们上去就行了。”

在嬉笑中,一切都没问题了,所以我们放心吃喝起来。一起喝着酒,吃着肉,开始唱歌、跳舞。唱到兴头上,大家用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汉语唱起了同一首歌《玛依拉》——

人们都叫我玛依拉,

诗人玛依拉,

牙齿白声音好,

歌手玛依拉。

高兴时唱上一首歌,

弹起冬不拉,冬不拉,

来往人们挤在我的屋檐底下。

玛依拉 拉依拉哈拉拉库

拉依拉拉依拉哈拉拉库

拉依拉呀 拉依拉拉……

歌声中依稀不知斯世何世,斯乡何乡,依稀是“挤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兄弟姐妹。

其间突然风雨大作,门一次次地被吹开,扑进一阵雨来,窗子也被吹得啪啪作响。为我们端水倒茶的柯尔克孜男孩安静地关上门窗。仿佛在响应风的号召,电也停了几次,柯尔克孜男孩从他母亲手里接过点燃的蜡烛,分开放在铺在地面的桌布上,风摇烛曳并没有影响人们的歌声酒兴,也没有影响柯尔克孜男孩和他母亲的安静——他们静静地为我们端上一盘盘食物,先是各式各样的糖果菜点,一瓶瓶的酒……压轴戏自然是手抓羊肉,然后是羊肉汤、皮芽子碎片(洋葱)和手工面条混合而成的“那仁”——这本来是哈萨克族人的传统食物,然而在这里,各民族的食物,似乎也分得不那么清楚了。客人和主人,似乎也分得不那么清楚了,我们的事情,好像也全成了他们的事情。所有人都想倾力帮我们,他们甚至说,如果没人结婚,他们都准备再结一次让小李拍。包括那个年近七旬的柯尔克孜老酋长,也认为他重新结一次婚让我们拍拍也是可以的。

我想牧区的人还是朴实啊,不由得感动起来。走时,临上车,在雨中,我还拥抱了一下那个一直坐在席位正中的柯尔克孜老酋长。他宽大的身体温暖如家,在风雨中。

后来的三天,我们没遇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手机没信号,偶然在某个墙角有了信号,打通就突然断了,小李气得说:“进了手机的疯人院了。”

乡政府的办公室没人,路上都是尘土、马匹、牛羊粪和屡屡转头观察我们的乡人。那些信誓旦旦的人好像全部化进空气里,蒸发掉了。

几天后的晨曦中,“中心人物”在走向会议室的路上,突然发现了我们——我几乎想说发明。依然是热情万丈,仿佛把我们扔在那儿几天的事情根本没发生过。说这个容易啊,太容易了,要到布拉特去的车是吧,你们要翻译是吧,要采访是吧,那太容易了。

说完又消失了。

后来他给我们派来了乡政府秘书色力克布尔,还是因为我的另一位好友,也是刘乡长上党校时住上下铺的同学,特别打电话叮嘱的缘故。

这位好友当时也在当乡长;不知为什么,那会儿,我很想看看我这位文质彬彬的好友当乡长的样子。色力克布尔

色力克布尔是乡政府办公室的秘书,哈萨克族人。他是我们偶遇中心人物后,得到的一枚“盛夏的果实”。

色力克布尔是作为向导出现的,在我们把手掌大小的夏塔乡逛了近一周后。色力克布尔脸上有麻子,腿有点儿瘸,话不多。平常他是骑摩托车上班的,看他在村镇的路上,一瘸一瘸地为我们引路,还硬要帮我提手提电脑包,尘土落在他的皮鞋上,他黑红的、胖胖的、有麻点儿的脸上沁出汗粒,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因为腿不好累的,看着,多少有些让人不忍。

没有草原的缓解,直接照在村庄尘土路上的太阳就有点暴烈了。

色力克布尔带我们去见村里的哈萨克族老人。据说有三个哈萨克族老人在族人里非常有名望。刘乡长曾说:拎着他们脖子,这里哈萨克人的什么事情都知道了。拎脖子,好像是他们特别喜欢说的比喻,或者词义上相当于我们常常说的掌握?全部掌握?但掌握的方向不如拎脖子这般明确有力且形象,看来“方言”的转译,也会失“神”。毡房中美丽的哈萨克新妇

一家一家地走过,那些哈萨克老人不是去了布拉特草原,就是去了更远的特克斯草原。拜访的人家中有一家的主人是位“阿肯”,也不在,他的冬不拉挂在墙上。他二十出头的儿子结婚不久,是位阿訇,他去读书的费用是政府出的。虽然住到了平房,但哈萨克人挂在毡房里为新婚夫妇隔出来的那道美丽的“屏障”也还装饰性地挂在他们家的平房里。(哈萨克族人儿子结婚,如果有钱,就会为他们另立一个毡房;如果钱不够,就会为他们在自己家的毡房里隔出一个空间,一般在毡房的一角,中间用美丽的绣花布帘相隔。)我们听老人的阿訇儿子说色力克布尔的哈萨克民歌唱得非常好,便恳求他唱一曲。色力克布尔推辞了一下,就拿起了冬不拉,唱了一首哈萨克民歌《故乡》。琴声响后是人声,他整个人顿时精神英异,完全沉浸于自己,在我们面前却似乎消失了,他的身体成了歌声,成了那歌声展开的山河日月,是他自己的细雨湿衣看不见:

谁不热爱自己的故乡

这种感情在生长的故乡一天天地生长

从小到大,我每一个脚印都爱着我的故乡

不管我到哪里,我的初恋是我的故乡

我要把故乡的风物传播到全世界

出外时,思念故乡的心好像天降的雨水

我在故乡的风中曾像鱼在水中那么快乐

我在故乡的天上曾像鸟儿自由飞翔

然后歌声消失,色力克布尔消失在尘土的路上,他身后暮色渐起。他走之前告诉我们,明天早晨来找我们。哈萨克族人,新人新婚,家中若富有,会给新婚夫妻建新的毡房。如果一时手头不宽裕,就会在毡房内拉一道这样的帘子(有些是织锦的),暂做新人的新房。

第二天,我们等了他半天,他没有来,打电话到他的家里,有一个像他声音的人说:色力克布尔不在家。又说他去住院了,他得了一种病,叫花草过敏,说每年草原开始茂盛的时候,他就要去住院。我听电话那头的声音,就是色力克布尔,但是这个声音在说,色力克布尔得了花草过敏症住院了。我和小李对这一切完全无能为力,只有继续游荡在夏塔乡的道路上。小李质疑:一个从小生长在草原的哈萨克族人,会花草过敏?

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和小李说电话里的声音其实就是色力克布尔的。分不清这是对草原本身的情感维护还是对腿部极不方便的色力克布尔的维护,或者是对不敢违反乡长指令,而又知道乡长对我们的工作其实毫不在意的色力克布尔的维护——或者也是对自己这片草原的维护。前方有你的黄铜茶饮

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城到夏塔乡约80公里,从夏塔乡到布拉特草原15公里。小李是我路上遇到的北京自由摄影人,因为同路,所以搭上了伴。本来我俩是想步行到布拉特草原的,顺便感受一路的草原风光,但这想法后来却遭到了哈萨克司机波拉提的取笑。“没有路。”他说。然后他补充:“你们根本不认识那些路,草原上的路都是这样的……”他一边用手七拐八拐地比画着,一边说:“一会儿是石头,一会儿是土,一会儿是草,一会儿是水。”“而且,”他说,“要过两条小河,都有这么深。”他用手在身上比画着,开始手比画在膝盖上面,然后就从膝盖比到肚脐,直要比到胸口那儿去。

我看得笑了:“水在你身上怎么涨得那么快?”

波拉提也笑。“哎,是这样的嘛。”他说,“有的时候它这么深”——他的手比到膝上,“如果它一高兴,就这么深”——他的手比在肚脐上再升到胸口,然后手停在那儿,用眼睛里的笑意看着我:“这么深的时候,它在谈恋爱。”

说得我们都笑了:“那它现在谈恋爱吗?”

波拉提说:“我也不知道,它和人不一样,它想谈就谈了,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们上了波拉提那辆白色的北京吉普,去看看那和人不一样的河水有没有谈恋爱。

草原上的路正如波拉提所说,一会儿是石头,一会儿是土,一会儿是草,一会儿是水;而且方向也正如他七拐八拐的手势。波拉提全神贯注地开车,他的身体随着方向盘拧动着,好像他开的不是车,而是一艘在波峰浪尖上跳荡的船;马达好像也不在那几乎是横冲直撞的车上,而在波拉提拧动的身体里,不,那不仅仅是马达,更是在他的身体里藏着的一匹马。我们的头不时地与车顶进行着亲密接触,开始的时候我还忍着,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在喊,我的腰没有了——意思是腰都快颠断了。波拉提在前面幸灾乐祸地笑。“骑马,骑马……”他喊着。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要我们像骑马那样,身体不能死赖在马背上,而要随着马的颠簸让身体不时离开马背,在人和马都是活的时候,才可以免除颠簸之苦,好的骑手都是深谙此道的。后来只要前面有大的沟或者坡,波拉提都会提前喊,要飞了,要飞了……这时候他开的好像又不是船了,而是一架飞机。我们随着他的喊声,让身体离开车座,果然非常有效。

到河边,水面不宽,也就四五米的样子,水色是白的,水流非常急。对面有一对骑摩托车的青年,从他们卷起的裤腿可以看出,他们曾经下水测过水的深度,显然摩托车是无法通过的。波拉提用哈萨克语和他们讨论着水势。

我问波拉提:“这水咱们的车能过吗?”“现在不行,”波拉提说,“它们正恋爱得厉害呢。”“那它们什么时候不谈恋爱了呢?”我问。“谈着谈着就不谈了,水和人一样嘛,”波拉提说,“人也要做饭、放羊,不能光谈恋爱。水也不会光谈恋爱的。”

当你安静下来,世界就会向你聚拢——正午的草原上,向我们聚拢的还有高原上白花花的太阳,田野上的草和野花上闪着笔直的阳光,让人不敢逼视。它们的上方,空气变幻出热气蒸腾起的花纹,在空气里移动着空气,显示着寂静。

不时有人骑马渡过河水,我指着摄影师小李问带我们来的乡村司机波拉提:“你能不能问他们借一下马,我和他,让我们先过去?”“你们?”波拉提笑了,“你们不行,你们骑,马就不走了。”

这让我想到诗人周涛讲过的一件往事。

周涛是会骑马的。年轻的时候,他因有急事骑马到另一个村去,傍晚遇到一条涨水的河。马死活也不愿意渡河,弄得周涛万般无奈。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哈萨克帐篷,就打马过去,寻找帮助。打开帐篷发现里面只有一位黑瘦的哈萨克老妇人,年龄大概有八十多岁了。周涛喝着她倒的茶,看着越来越黑的天空,心想今晚过河可能是无望了。没想到哈萨克老妇人听了他说的情况后,立马站起身来,带他到河边。哈萨克老妇人拉着自己的马,侧身跨上周涛的马,周涛那匹先前面对河水胆怯不前的马突然全身一闪,仿佛通了电,平稳地踏入了河水。马从黑瘦的哈萨克老妇人双腿夹紧的动作里,接收到了指令,知道自己是遇到了真正的骑手——哪怕她已经八十多岁,哪怕她非常瘦小,但马不管这些,它只认真正的骑手,马也是需要从真正的骑手那儿找寻勇气的。但成为一个真正的骑手需要时间。

在哈萨克族的人生礼仪里,对一个男孩而言,他所要经历的第一个重要礼仪就是他的出生礼“齐哈达哈纳”,第二个重要的人生礼仪就是小孩骑马仪式。哈萨克小孩5岁就开始练骑马了。马在哈萨克人的生活中已不仅仅是一个动物,也不仅仅一个陪伴,马和他们心息相通,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荣誉的一部分。说着马,河水对面的一个中年哈萨克人对着河水唱起了那首有名的哈萨克民歌《黑走马》:

骑上这种马的时候想到哪儿都可以去

哪里有风哪里就有我黑走马的身影

只要我有梦想

骑上我的黑走马就可以到达“只要我有梦想,骑上我的黑走马就可以到达。”这是多么朴素而美好的诗句啊,又是多么简单却了不起的确信!“可是什么是走马呢?”小李问。“走马啊,”波拉提说,“就是慢跑着的马。走马好像你们‘汉族人的马’里那种桑塔纳,跑起来又稳又快,还省油;还有一种是跑马,跑马嘛,”他转身指着自己的北京吉普:“这就是跑马,有的跑马比我的车好,跑马也有好有坏嘛。”波拉提心平气和地笑着说。在草原上骑马狂奔的小骑手。比赛骑马,是哈萨克男孩的日常游戏之一。

但我感觉如果把黑走马的歌改成:“如果我有梦想,开着我的桑塔纳就一定可以到达。”这样听起来无论如何都像一则不成功的电视广告。毕竟,比起“汉族人的马”,真正的马是有着呼吸,有着肌肉的搏动,有着马的精神,有着热血,还有着与人的肌肤相亲……而且,马是会死的,这很关键。

水终于消下去了。我们的车驶进布拉特草原深处,车还没靠近毡房,就看见托克塔森家的毡房前站着几个孩子,脸色黑红黑红的,透出高原阳光的颜色。他们专注地望着我们的车,脸上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着,似乎在支持停在脸上的强烈阳光。这让我想到我们在草原路遇的过路的羊群,大群大群地走在草原上,拦在我们的车前。波拉提怎么按车喇叭它们都无动于衷,依然慢腾腾地走着,拥挤着。也许对这些羊而言,我们的车也如它们经过的一个土坡,一个小小的山岗,属于它们凝然不动的世界的一部分,会等着它们慢慢走过。虽然我们的车是动着的,还发出响声,但它们仿佛决定了不理会这一切。我隔着车窗看着围在我们车前车后的羊们,笑着说:“好,有性格。”而波拉提则坐在驾驶座上乱骂一气,结句总是:“牲口!”骂得我们笑了:羊不是牲口是什么?

有时,一头不知道在何处的羊突然远远地叫了起来,于是羊群突然叫成一片,随着叫声,羊们拥挤着,漫山遍野地跑了起来。也不知道它们为什么叫,为什么突然跑遍了山谷。仿佛听到了冥冥中的一声号令(我感觉它们不是被我们这个“汉族人的马”的喇叭声吓跑的。根据哈萨克的习俗,我们这个“汉族人的马”是很没有礼貌的,哈萨克人骑着马是不能冲进别人家羊群的),那依稀是来自上天的一道指令,让羊群突然间跑遍山野。

直到车驶近他们的毡房,一个最小的孩子才钻进毡房的门。然后托克塔森就从毡房里弯着腰走了出来,和从车里走下来的波拉提互相问候,从家中的老人孩子一直问到:“你们家的羊好吗?牛好吗?马好吗?狗好吗?”与托克塔森握着手彼此脸对脸问候时,波拉提的语气态度极郑重,托克塔森的脸色身姿,似一本哈萨克的草原之书,把面对这本书的同族人波拉提也翻卷进这本书里。

托克塔森和波拉提不同,他脸上的表情有些木讷,动作也是缓慢的,一看就是长年在草原生活的哈萨克人——草原不需要你太多的表情,也不需要你匆匆忙忙地做什么。——他们的表情是长年面对天地万物时最自然的表情,他们的动作也是干活时很实在的动作。和我们握手时,看不出他欢迎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客人,当然也看不出不欢迎的样子。他的手是温暖有力的,我的手被他握在手中时,我感觉我的手是有重量的。他脸上最后绽出的笑,好像迟迟才从毡房里走出来见生人的孩子,竟然有些羞涩。那样子让我想起一首哈萨克民歌:

不要见了面就握手寒暄,

而实际上什么都不干;

不要在大街上只会炫耀自己,

要知道你出自毡房,

那才是你的根源。

我们到达布拉特草原托克加阿塔的儿子托克塔森家的时候,是下午2点,新疆时间是中午12点。正是吃饭的时间。在托克塔森宰羊准备招待我们这些远方客人的时间里,波拉提已和小李称兄道弟,彼此间亲密得好像失散了多年的亲兄弟,他俩互相赞美着对方的胖,俩胖子还摸着对方的肚子比谁的大些。波拉提的结论是自己有四个月的身孕,而小李至多也就三个月,所以他认为小李可以叫他哥哥。而对我,他认为,我完全有必要和他一起到附近夏塔的古墓去掘些宝藏什么的,然后和他一起私奔到对面的哈萨克斯坦去……饭后,波拉提把我们留在草原上,先行回夏塔乡了。

要离开夏塔乡的傍晚,我们在夏塔乡小饭店吃饭,看见波拉提推门走了进来。我和小李满腔热情地起身打招呼。波拉提客气地对我们挥挥手:“你们在这儿吃饭啊。”转身和对面吃饭的人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离开时甚至没有向我们道别。不知小李作何感想,我心里有点空落落的,但想想,又释然了:夏塔乡是伊犁州有名的旅游胜地,作为乡政府的司机,波拉提见的人多啦。在草原的亲热和在乡里的漠然,或者也不完全是波拉提的世故,这也许可以用一句城乡差别来解释吧。早晨起来,毡房主人会掀开晚上盖上的毡房顶,天光就从顶上落入毡房。这是毡房光线的主要来源。夏依尔古丽

当克里木让12岁的女儿夏依尔古丽为我们唱歌的时候,我本以为这个沉默的小姑娘会扭捏、害羞,但她甚至没有推辞一下,就站在了我们面前花红柳绿的毡毯上,像一棵庭园清晨初现的小白杨。等着配乐响起的间隙,她两只手握在一起的样子,也不像是拘谨,而像是在积蓄着身体里歌声的河流。

夏依尔古丽的哈萨克语歌声响起时,整个毡房都静下来了。听着这个小姑娘身体里发出的夜莺般婉转的歌声,让人不由得想到济慈的那首著名的《夜莺颂》:

哎!要是有一口酒!那冷藏

在地下多年的清醇饮料,

一尝就令人想起绿色之邦,

想起花神,恋歌,阳光和舞蹈!    (约翰·济慈:《夜莺颂》,查良铮译)

济慈所说的那一口酒,那些树叶,那“杯沿明灭着珍珠的泡沫”,就在此刻的夏依尔古丽的歌喉里,在她分别为我们用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蒙古语、维吾尔语、汉语唱出的稚嫩挺拔的歌声中,在她父亲边弹着冬不拉,边静静仰脸看女儿的眼神里,在她母亲为她找汉语歌配音磁带静静的动作里。我感觉,他们一家在这歌声中所做的,不仅仅是一些分散的动作,而是一种缓缓的流淌,从遥远的哈萨克游牧部落,直流过今天的草原——在夏依尔古丽把各民族不同语言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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