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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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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试读：

郑振铎，1898年生于浙江温州。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

郑振铎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主要作品有：《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佝偻集》、《欧行日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等。第一章古代文学鸟瞰一

所谓古代文学，指的便是中国西晋以前的文学而言。这个时代的文学有两个特点：第一，纯然为未受有外来的影响的本土的文学。我们的中世纪和近代的文学，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受有若干外来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印度的；但在古代文学史上，则这个痕迹尚看不出──虽然在这个时代的最后，印度的思想和宗教已在很猛烈的灌输进来。第二，纯然为诗和散文的时代。像小说和戏曲的重要的文体，在这时代里，尚未一见其萌芽。在希腊，在罗马或在印度的文学史上，已是很绚烂的照耀着这两种伟大文体的不可迫视的光彩的了。

这个时代，从最早有“记载”的文字留下的时候起，到西晋的末年止，至少是有了二千年左右的历史（公元前1700－后316年）。在这样长久的时代里，我们先民的文学活动，至少也可分为四个发展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殷商到春秋时代；这是一个原始的时代。伟大的著作，只有一部《诗经》。

第二阶段，战国时代；这是散文最发展的时代。散文的应用，在这时最为扩大。作者们都勇敢的向未之前见的文学的荒土上垦殖着。韵文也有了很高的成就，产生同像屈原的《离骚》、《九章》，宋玉的《九辩》以及《招魂》、《大招》之类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秦的统一到东汉的末叶；这是一个辞赋的时代。我们还看见五言诗在这时候开始发生萌芽；我们还看见古代的载籍，在这时代开始的被整理，被“章句”，被归纳排比在好几部伟大的历史的名著里去。

第四阶段，从汉建安到西晋之末；这是一个五言诗的伟大时代。抒情诗的创作复活了；同时还复活了哲学的讨论的精神。诗人们，学者们，都不甘低首于类书似的辞赋和古代典籍之前了。虽然在前最，我们见到了一个悲惨的少数民族混乱的时代，却并无碍于这个时代伟大的成就。印度的佛教也在这时输入中国；开始在哲学上发生着影响，但文学上似还也不曾感受到什么。二

在这四个阶段的文学的进展里，中国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经济的情况也逐渐在变动着，且在背后支配着文学的进展。

最早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看见汉民族的殷商一代，已定居于河南的黄河流域。汉族到底是西来的呢，还是定居于本土的原始人种，还有种种专门的辨论，我们姑不去讨论它。但我们知道当我们的文学史开幕的时代，汉民族已在黄河流域的中部活跃着。他们的文明程度已经是很高的了。他们已知使用铜器。他们已有很繁赜的文字。他们知道怎样卜占吉凶以至行止；他们在兽骨、龟板和铜器上所刻的文辞，是很整饬的。后来周武王伐纣，推翻中枢的政府而自代之。周朝初期的文化未必有胜于殷商。但不久便急骤进步了。就甲骨文辞的记载看来，殷商已入一个农业时代，他们对于卜年卜雨是很注意的一件事。但也颇着重于田渔，这可见他们是未尽脱游猎时代的生活的。周代则完全入到很成熟的农业社会之中。《诗经》里，关于农事的歌咏是极多的；我们读《云汉》一诗，便知当时的人们对于大旱灾是如何的着急。像《七月》，像《硕鼠》等等便又活画出当时农民们宛转呻吟于地主贵族压迫之下的呼号。“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连情诗也都是以农村的背景写出之的了。三

第二个阶段，来了一个极大的变动。在第一时期的后期，汉民族的势力还未出黄河流域以外。见于《诗经》的十五国风：二南、王、桧、郑、陈，皆在河南；邶、、卫、曹、齐、魏、唐，皆在河北；豳、秦则在泾、渭之间。其疆域盖不出于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但在其最后，我们却见到长江流域左右的楚与吴、越皆已登上中国政治与战争的舞台，而为其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时代里，政治的局面，更大为不同。中枢政府完全失去了权威，以至于消灭。所谓韩、魏、赵、齐、楚、燕、秦的七国，竞欲争霸于当代，合从连横，外交的变幻无穷，战争的威胁也无时或已。而对内则暴政酷税，使得民不聊生。平和的农民们连逃亡都不可能。忧民之士，纷出而献匡时之策；舌辨之雄，竞起而效驰驱之任。于是便来了一个散文的黄金时代。在这时，商业是很发达的；尽管争战不已，但商贾的往来，则似颇富于“国际性”。大商人们在政治上似也颇有操纵的能力；阳翟大贾吕不韦的设谋释放秦太子，便是一例。秦居关中，民风最为强悍，又最不受兵祸，首先实行了土地改革，增加生产，且似能充分的得到西方的接济，故于七国中为最强。齐、楚诸国终于逐渐的为秦所吞并。楚地的文学，在这时诗坛上最为活跃；但大诗人屈原等在其他国家里并无重要的影响。

第三个时期的开始，便见秦已并吞了六国，始皇帝厉行新政，“书同文字，车同轨”，废封建为郡县，打破了贵族的地主制度。（秦的废封建，似颇受巴比仑诸大帝国的影响，又其自称“始皇帝”，而后以“二世”，“三世”为次，似更是模拟着西方的诸帝的榜样的。）这是极大的一个政治上的革命。自此，真正的封建组织便消灭了。但始皇帝虽为农民去了一层大压力，而秦人的兵马的铁蹄，却代之而更甚的蹂躏着新征服的诸国。因此，不久的便招致了“封建余孽”的反叛。大纷乱的结果，得天下者却是从平民阶级出身的刘邦。战国诸世家永远是沦落下去了。刘邦即皇帝位后，大封同姓诸侯。但文、景之后，封建制度又跟随了七国之乱而第二次被淘汰。在这时候，北方的一个大敌匈奴，逐渐的更强大了（他们为周、赵、秦的边患者本来已久）。惟于大政治家刘彻的领导之下，汉族却给匈奴以一个致命伤。同时，西方诸国也和汉帝国更为接近。西方的文化和特产开始输入不少。王莽出现于西汉之末。他要实现比始皇帝更伟大的一次大革命，经济的革命。可惜时期未成熟，他失败了。东汉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动。汉帝国的威力，渐渐的堕落了。西方诸小国已不复为汉所羁縻。

这三个世纪，并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名著。但屈原的影响却开始笼罩了一切。两司马（迁和相如）代表了文坛的两个方面。迁建立了历史的基础；相如则以辞赋领导着许多作家。但两汉的辞赋，不是“无病而呻”的“骚”，便是浮辞满纸，少有真情的“赋”和“七”。他们只知追踪于屈、宋的“形式”之后，而遗弃其内在的真实的诗情。散文坛也没有战国时代的热闹，但较之诗坛的情况，却已远胜。古籍整理的结果，往古的史实渐渐成为常识。便有像王充一类的学者，以直觉的理解，去判断议论过去的一切。五言诗渐代了四言的定式而露出头角来。四

第四个时期可以说是五言诗的独霸时代。尚有诗人们在写四言，但远没有五言的重要。在这时代，我们看见汉末的天下纷乱；我们看见魏的统一，晋的禅代；我们还看见少数民族的纷纷徙居于内地。魏、晋的这个羁縻政策的结果，造成了后来的五胡十六国之乱。在这时的初期，魏、蜀、吴的三国虽是鼎峙着，而人才则几有完全集中于魏都的概况。蜀、吴究竟是偏安一隅。因形势的便利，又加之以曹氏父子兄弟的好延揽文人学士们，于是从建安到黄初，便成了一个最光荣的五言诗人的时代，一洗两汉诗坛的枯陋。辞赋在这时代也转变了一个新的机运。隽美沉郁的诗思复在《洛神》、《登楼》诸赋里发见了。司马氏继魏而有天下。东南的陆机、陆云也随了孙吴的被灭而入洛。诗人们更为集中。因了两汉儒学的反动，又佛教的开始输入，在士大夫间发生了影响，玄谈之风于以大炽。竹林七贤的风趣是往古所未有的。阮、嵇的诗也较建安诸子为更深厚超逸，引导了后来无数的诗人向同一路线走去。

在西晋的末叶，我们看见了大变乱将临的阴影。诸王互相残杀，文人们也往往受到最残酷的厄运，徒然成了政争的无谓的牺牲。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渊举起了反抗的旗帜，自称大单于的时候起，中原便陷于水深火热的争夺战中。中世纪的文学就在那个大纷乱的时代，代替了古代文学。第二章文字的起源一

中国的语言，在世界的语言系统里，是属于“印度支那语系”一支中之中国暹罗语的一部。说中国语的人民，区域极为广大，人数也多到四万万以上。在其间，可分为南北两部的方言。北部的方言，以流行于北就的所谓“官话”为标准，虽因地域的区别而略有歧异，像天津话，辽宁话，山西话和北京话的差别，但其差别究竟是极为微细的。现在所谓“国语”，也便是以这种语言为基础而谋统一的实现的。南部的方言，则极为复杂；粗分之，可成为浙江、福建、广东的三系。浙江系包括浙江省及其附近地方；福建系包括福建全省及浙江、广东使用福建系方言的一部分；广东系则包括广东、广西二省。而在这三系里又各自有着很不相同的歧系。像浙江方言又可分为上海、宁波、温州三种；福建方言又可分为福州、厦门、汕头三种；广东方言又可分为广州、客家二种。

如果把全国的方言仔细分别起来的话，诚为一种困难的复杂的工作。各地方所刊行的用各种不同的中国语系的方言所写的唱本等等，可惊奇的使我们发见其数量巨大的可观。在实际的使用上说来，如果一位不懂得广东方言的人到南部去旅行，不懂得厦门话的人到闽南等地去考察，一定要感觉到万分的困难，正如一句德国或法国话不懂的人，到欧洲去旅行一样，也许更要甚之。而不少的南部的人，到北方来，有的时候，竟也听不懂话，办不了事。这是数见不鲜的事。二

但中国的语言虽是这样的复杂，文字却是统一的。譬如，我们在广东或香港旅行时，言语不通，遇到困难，以纸笔来作“笔谈”，却是最简单的一种解决的方法。原来，不管语言的如何分歧，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在很早的时候便已寻找到一种统一的工具了，那便是“文字”的统一。在远东大陆上的这个大帝国，所以会有那么长久的统一的历史者，“文字”的统一，当为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文字和语言同为传达思想和情绪的东西。正同每个野蛮民族之必有其语言一样，最野蛮的民族也必各有其最幼稚的文字的萌芽。语言只是诉之于听觉的，其保存，只是靠着人的记忆，其传达，只是靠着人的口说，未必能传得远，传得久，传得广，或未必能够正确无讹。但文字则不同，她是有语言所未必有之传达的正确性和久远性的。自有文字的发见，于是人类的文化才会一天天的进步；往古的文化得以传述下去，异地的文化，得以输传过来，所取用者益广，益博，于是所成就者也就愈伟大，愈光荣了。

在最早的时候，文字与语言是没有什么联络的关系的。他们虽同为传达思想、情绪的工具，却一则诉之视官，一则诉之听官，其发展并不是同循一辙的。在那时，文字还不过是绘画的或象征的符号，其作用至为简单，只是帮助记忆而已。今日非洲及澳洲的土人们，每遣使人他适传达意志时，则用一种树枝造成的木棒，以种种样式的符号刻划于上，以备遗忘；或对方见了这棒也可以明了其意。秘鲁的土人昔尝用结绳的制度；这正与《易系传》所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话相应。但较进步的民族，则应用到更复杂的绘画或和绘画相类似的方法，以传达或记载某意或某事。最初的文字，大都和实物是相差不远的。中国古代的象形字，如日、月、山、川、鸟、马等等，皆不过是绘画而已。埃及的象形字，像说两匹马，便是实在的绘着两匹马的。但后来，这些绘画的字形，渐渐的简单了，离开图画便一天天的远了。同时，许多抽象的观念，也能以会意的字表之，如上下等字，都是由象征文字而出来的。

但文字如果不能和语言连合的话，便永远只会是一种绘画或象征的符号而已。人类文化愈进步，于是文字不仅是实物的绘画的或象征的记录，而也是语言的代表或符号了。文字和语言的合一，一面语言渐渐的得以统一了，一面文字也更趋于复杂，孳生得更多，而同时，离象形字的状态也益远，更有许多象音、会意的字创造出来。在这种人类所特有的符号之下，千万年来，是那样精致的记录下，或传达出人类的伟大的思想与情绪！所谓文学便是用这种特创的符号记录下或传达出的人类的情思的最伟大的、最崇高的和最美丽的成就。三

文字学者尝将文字分为二种，一为意字（ideograph），一为音字（phonograph）。中国文字有一部分是“意字”，即所谓象形文字者是。“音字”又分单语文字，音节文字，单音文字三种。单语文字，即一字可以代表一语者，中国文字也多有之。但同时并有将意字和音字连合起来了的，像“江”、“河”等“形声字”皆是。在许慎《说文》里，我们不知可以见到多少的“从某何声”（如“雅”字便是从隹，牙声的）的文字。音节文字，即代表单语中所分之各音节，像日本之平假名，片假名者是。单音文字即代表言语上之单音；语言上所用各种之音，本来不能一一以符号记之，只将单音构成之元素记之，像欧洲各国的字母便是。

文字的目的，即在于代表语言，故当某种文字输入于他处的时候，其组织法便跟了所输入之处的语言的变异，而完全变更了过来。例如，腓尼基的文字传到希腊时，希腊人便将其组织的方法变更了一下而采用之。日本的文字，便也是采用了中国的字偏旁而用来代表其语言的。

中国古代的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至少，在中原的民族是合一的。其他各地，还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像在春秋的时候，楚地呼“虎”为“於菟”，便是一例）；至于是否有不同的文字，则不可知。我们观于秦始皇帝的屡次提到“同书文字”（《琅牙台立石》），或“书同文字”（《始皇本纪》），臣下们至以此和“车同轨”，“器械一量”同为歌功颂德之语。或当时各国所用的文字说不定竟未必是相同的（或至少是有着各种不同的书写方法）。惟就殷虚所发见的甲骨文字及殷、周诸代的铜器款识观之，又确知很早的便有一种共同的文字的存在。这种共同的文字，或其初只是占据于中原的民族之所用；后来才因了他们的势力的渐渐扩大，而流传到各地去。总之，在很早的时候，中国的文字大约便已是统一了的。惟语言，则如上文所述，在南方各地就未能统一。又，即在古代，因了语言的时代的变异，而文字则成了一成不变的固体，故中原民族所用的文字，便也渐渐的和语言不能合一。文字很早的便成了典雅的古文；而语言的流变和歧异则仍然继续存在。总有两千年以上的时间了，中央政府都在维持着“文字”的统一；至于语言的统一的要求则似是最近的事。

中国的文学，大多数是用典雅的“古文”写成了的；但也有是地方的方言和最大多数人民说着的北方的口语文写成了的。那些口语文的文学，其历史的长久不下于“古文”。惟往往为古文的著作所压倒，而不为学者们所注意。直到最近，他们的真价才为我们所发现，所明白。四

中国文学，相传是由仓颉创作的。但这说起来甚晚。《易系传》只说“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到了战国时代，才有仓颉作书之说。《说文·序》以仓颉为黄帝之史。如果他们的话可信，则中国文字是始创于黄帝时代（约公元前2690年）的了。但我们以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或当更早于这个时代。惟真实的有实物可征的最早的文字，则始于殷商的时代。殷商时代的文字，于今可见者有两个来源：一是安阳出土的龟甲文字，一是历代发掘所得的钟鼎彝器。后者像“乙酉父丁彝”，“己酉戌命彝”，“兄癸彝”，“戊辰彝”等都还可信。前者则自光绪二十四五年间河南彰德小屯村出现了有刻文的龟甲兽骨之后，专门学者们致力于斯者不止数十人；近更作大规模的发掘，所得益多。把这些有刻辞的甲骨和鼎彝研究一下，便可知中国今知的最古的文字，是什么一个样子的。虽然有许多文字到现在还未为我们所认识，但就其可知的一部分看来，其字体是和后来的篆文很相同的。但有两点是很应该注意的：

第一，文字的形式尚未完全固定，一字而作数形者，颇为不少。试举羊、马、鹿、豕、犬、龙六字的重文为例：

第二，文字已甚为进步，不独是象形字，即会意字、形声字也已很自由的用到。这可见那时的文化程度已是很高的了。在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待问篇》里说，可识者有五百余字。而在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里，可识者已增到七百九十字，又《待问篇》更有四百字左右，共在一千字以上。而实际上，龟甲文辞尚在陆续发见，其所用的字，当决不止这些数目而已。

周代所用的文字，就金石刻文中所见者，与“殷虚书契”不甚相远，也有不能完全辨识之处。晋时在古冢中所发见的古文，解者已少。汉时的经师，也以能读古文为专门之业。《汉书·艺文志》有“《史籀篇》，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是乃今文《千字文》之流的东西。《说文·序》道：“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是这种字体在汉时尚流行于世。此字体即为大篆。秦时李斯等为小篆，程邈等又为隶书；到汉时，史游又作章草，渐与今体相合。至于今日流行者，字体种类至多，篆书亦间见用。好奇者甚或用到龟甲钟鼎的古文奇字。惟大都以楷书为正体。

汉时诵九千字者即可为吏。时代愈进化，则文字孳生益多。自和西域、印度交通后，印度、西域的辞语也输入不少。到了清代编纂《康熙字典》时已收入四万余单字。但实际上有许多单字是很少独用的，每须连合若干字成为一辞，例如“菩萨”、“菩提树”、“涅”、“剪拂”等等，都只是一个辞语。若连这种种“辞语”而并计之，则总要在六七万辞字以上。清末，西方的文化又大量输入，新字新辞的铸造，更见增多。用来抒写任何种的情思，这么多的中国辞语是不怕不够应用的。第三章最古的记载一

最古的记载，可靠者很少。所谓邃古的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当然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即《尚书》里的文章，像《尧典》、《禹贡》之类，也不会是尧、禹时代的真实的著作。又像《甘誓》之类，就其性质及文体上说来，比较的有成为最早的记载的可能性，惟也颇为后人所怀疑；至少是曾经过后人的若干次的改写与润饰的。今日所能承认为中国文学史的邃古的一章的开始的“文书”，恐怕最可靠的，只有被发掘出的埋藏在地下甲骨刻辞和钟鼎彝器的记载了。有刻辞的甲与骨，最早的发见在光绪二十六年。福山王懿荣首先得到。丹徒刘鹗又从王氏购得之；这使他异常的注意，更继续的去收集，共得到五千余片，选千片付诸石印，名曰《铁云藏龟》（公元1903年出版）。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大骚动。有斥之为伪者，但也有知道其真价的。上虞罗振玉于宣统间继刘氏之业，所获益多。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派人到殷墟进行正式发掘的工作，所得重要的东西不少。商代的文化，自此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甲骨刻辞记载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在同一个地点发见了那么许多的甲骨刻辞呢？其消息和拉耶（Layard）在尼尼微古城发见了整个楔形泥板书的图书馆是可列在同类的罢。龟板都是两面磨斫得很平正的，兽骨也都很整齐。所刻文字，有首尾完全者，但都很简短。究竟一片龟板或一块骨上刻了多少文字，是很不规则的。长篇的记载，是否不止以一二片的龟板（或一二块骨）了之，也是很有注意的价值的。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里，曾说起发见刻有“册六”二字的龟板，且有穿孔。是则把许多龟板穿串为册子，是很有可能的。罗振玉《殷虚书契菁华》里所载的骨上刻辞有长到百字左右的，且还是残文。这可见殷商文辞不仅仅是简短若《竹书纪年》、《春秋》般的。从罗振玉诸人以来，皆以甲骨刻文为卜辞。罗氏分此种卜辞为九类：卜祭，卜告，卜{高羊}，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卜年，卜风雨，及杂卜（《殷虚书契考释》）。董作宾氏则更加上了卜霁、卜瘳、卜旬的三类（《商代龟卜的推测》）。但这些甲骨刻辞是否仅为占卜的记载呢？这是很可注意的。那些磨治得很光滑的龟板兽骨，是否仅为占卜及记载卜辞之用呢？最近发见的两个兽头上的刻辞，都记载着某月王田于某地，其中之一，且是记载着获得某物的。这当然不会是卜辞。在龟甲刻辞上，有“获五鹿”，“获五鹿”，“由于陟，往（缺）获[1234]一”，“毕<幺幺>御获[1234]一鹿七”等等，又多有帝王大臣之名，及地名等等，似不是单纯的卜辞。或当是殷商的文库罢，故会有那么多的零片发见。为了殷人好卜，所以卜而后行的事特别多，或便利用了占卜用过的甲骨以记载一切。这似都需要更仔细的讨论，这里且不提。

钟鼎彝器的发见，为时较早；宋代的记载古器物刻辞的书里已有不少三代古器在着。惟最古者仍当推属于殷商时代之物。周代的东西也不少。钟鼎彝器的刻辞，往往只是记载着某人作此，或子孙永宝用之的一类的铭辞。但也有很长篇的文辞，其典雅古奥的程度是不下于《尚书》中的誓诰的，像毛公鼎上的刻文便是一个好例。毛公鼎的刻辞有四百四十九字之多，当是今见的古代器物上刻辞的最长的一篇。又有石鼓文的，系刻于十个石鼓之上，记载一件田猎之事的；以“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子女>，吾马既缶”写起，接着写射鹿，获鱼，得雉，以至于猎归。虽然残缺不少，但还可以见到其弘伟的体制来。这篇文字的时代，论者不一；或以为是周宣王时代的东西。但今日已证实其为秦代之物。又有诅楚文三篇，也是那个时代的秦国的文章。无论如何，把他们归到《尚书》时代的文籍里，当是不会很错的。二

但甲骨、钟鼎刻辞等，以不成篇章者为最多。其较为完美的文籍的最古的记载，几全在《尚书》里。编集《尚书》者相传为孔子。据说全书原有一百篇，今存五十八篇。然此五十八篇却非原本，其中多有伪作。可信为原作者仅由伏生传下的二十八篇而已。其余三十篇，有五篇系由旧本分出，有二十五篇则为伪作。伏生的二十八篇亦称为“今文本”，五十八篇则亦称为“古文本”。今文本由伏生传下，传其学者，在汉有大小夏侯及欧阳。古文本相传系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居时，由壁中得到。《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又同书《艺文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又同书《楚元王传》亦言：“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由此可见在西汉之时，逸书或《古文尚书》，较之今文仅多出十六篇。此《古文尚书》十六篇，大约在东晋大乱时已失不见。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这个增多本，初无人疑其为伪者。到了宋时，方才有人觉得可疑。到了清初，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从种种方面证实，增多的二十五篇，实为梅赜所伪造，不仅“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已。这成了一个定谳。

就伏生本的二十八篇而研究之，《尚书》的内容是很复杂的，但大约可分为下列三类：

第一类 誓辞 这个体裁《尚书》里面很多，自《甘誓》起，至《汤誓》、《牧誓》、《费誓》都是。这是用兵时的鼓励臣民的话。我们在这些古远的誓辞中，很可以看出许多初民时代的信仰与思想。譬如《甘誓》，是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时的誓语，他对于六卿所宣布的有扈氏罪状乃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八个字（有人据此八字疑其为后人所伪作。但至少当经后人的改写。）；于是他便接下去说：“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称天以伐人国，乃是古代民族最常见的事。凡当双方以兵戎相见的时候，无论哪一方，总是说，他是“恭行天之罚”的，他的敌人是如何如何的为天所弃。不仅启如此而已。汤之伐桀，亦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纣亦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总之，无论哪一方，总是告诉他的部下说：“我们是上天所保的，必须顺了天意，前去征伐。”他们又是奉了庙主或神像前去征伐的，所以“用命”便“赏于祖”，不用命便“戮于社”。这很可看出古代如何的崇奉神道，或利用神道，无论什么事，都是与神道有关系的；与一个民族有生死存亡的休戚的战争，当然更与神道有密切的关联了。如果我们读着《甘誓》（约公元前2196年）《汤誓》（约公元前1777年）及《牧誓》（公元前1122年）的三篇便很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气氛来。神的气氛是渐渐的少了，人的气氛却渐渐的多了。其为不同时代的东西无疑。不过，像《甘誓》、《牧誓》的写出，可能要比较晚些。

第二类 文诰书札 这一类《尚书》中很不少，自《盘庚》、《大诰》、《洛诰》以至《康诰》、《酒诰》、《梓材》、《秦誓》皆是。它又可分为二类：一类是公告，即对于民众的公布，如《盘庚》；一类是对于个人的往来书札，或劝告，如《大诰》、《康诰》、《洪范》。这一类的古代文书，在历史上都是极有用的材料，更有许多珍言训语，在文学上也是很可宝贵的遗物。譬如《康诰》，便是一篇恳挚的告诫文书，《大诰》、《盘庚》中的文告，便是两篇反复劝谕的又严正，又周至的公告。

第三类 记事的断片 这一类《尚书》中较少，如《尧典》、《禹贡》以至《盘庚》中的一部分，及《金》等皆是。《尚书》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记事（虽然不见每篇中皆有）列于其首，例如《洪范》篇首之“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旅獒》篇首之“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之类。

综上所言，可知《尚书》的性质与内容是很不一致的。旧说《春秋》是纪事的，《尚书》是纪言的，《尚书》又何尝止是纪言而已。三

有的人以为《尚书》中的最古文作是《尧典》。但《尧典》却明明不是尧舜时所作；它记的是尧舜时代的事，且篇首即大书曰：“若稽古帝尧”，可见作此文者尚为离尧舜时代很远的人。（旧释：“若，顺；稽，考也。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完全是不通的。）最可信的最古的一篇文字乃是《甘誓》，但就其明白晓畅的一点看来，至少有后人改写的痕迹。《禹贡》亦是后人所追记。《甘誓》若果为夏启时代的作品，则此文之作，盖在公元前2196年，即离今约四千年。四千年前，中国之有那样简朴的文字，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埃及、巴比仑诸国，在这时期其文字已是很发达的了。再者，就甲骨刻辞和《盘庚》的文辞看来，在夏代而有《甘誓》的产生，似也是不足为异的事。惟甲骨文以前的文字，即夏代的文字，迄未被我们发现，我们只能将这篇文字作为后代人的记述而已。《尚书》中最后的一篇文字《秦誓》，则写于公元前627年。四

尚有《山海经》，也是很古远的书籍，相传为夏禹时代伯益所作。毕沅则以《五藏山经》三十四篇为“禹书”，《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为周秦所述，《大荒经》以下五篇是“刘秀又释而增其文”者。这书的著作时代确是非出一时的，但未必便像毕氏那么犁然可指的某篇为某时所作。他所谓“禹书”，也不可信。但最迟似不会过战国以后的；在汉时或更有所增加。

这部书是古代神话的总集，和《天问》同为古文学中的瑰宝。其中的人物，像夸父、西王母等，后皆成为重要的“神人”；而《镜花缘》乃更以其中禽兽人物出现于近代的故事中。像《山经》里的“其中有鸟焉，名曰幼，食之宜子”、“有草焉，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中山经》）云云，更大似后来的《本草》一类的医药服食的书的说法。在《海外经》里，神话最多，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海外西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都是很伟大的神话的核心，可惜后人并不曾把它们发挥光大。第四章《诗经》与《楚辞》一《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周平王东迁前后的古诗，除见于《诗经》者外，寥寥可数，且大都是断片；又有一部分是显然的伪作。论者以为：诗三千，孔子选其三百，为《诗经》。此语不甚可靠。不过古诗不止三百篇之数，则为无可疑的事实。

很可笑的伪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歌》：“天清地旷浩茫茫”，“清歌流畅乐难极”之类，见于王子年《拾遗记》（《诗纪》首录之）。将这样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离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时代，自然是太浅陋的作伪了。“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击壤歌》，也都是不必辩解的伪作。“断竹，断竹，飞土逐{宀六}”的《弹歌》，《吴越春秋》只言其为古作，《诗苑》却派定其为黄帝作，当然是太武断。“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的虞帝与皋陶诸臣的唱和歌，比较的可靠，然却未必为原作。《尚书大传》所载的《卿云歌》、《八伯歌》也是不可信的。较可信的是秦汉以前诸书所载的逸诗。这些逸诗，《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后来郝懿行又辑增之，为《诗经拾遗》一书。但存者不及百篇，且多零语，其中尚有一部分，是古代的谚语。所以我们研究古代的诗篇，除了《诗经》这一部仅存的选集之外，竟没有第二部完整可靠的资料。二《诗经》的影响，在孔子孟子的时代便已极大了。希腊的诗人及哲学家，每称举荷马之诗，以作论证；基督教徒则举《旧约新约》二大圣经，以为一己立身行事的准则；我们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则其所引为辨论讽谏的根据，或宣传讨论的证助者，往往为《诗经》的片言只语。此可见当时的《诗经》已具有莫大的威权。这可见《诗经》中的诗，在当时流传的如何广！《诗经》在秦汉以后，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来的巨大威权。这乃是时代的自然淘汰所结果，非人力所能勉强的。但就文学史上而论，汉以来的作家，实际上受《诗经》的风格的感化的却也不少。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这志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然的受有这个感化。

然而，在同时，《诗经》却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运：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一方面她的真价与真相却为汉儒的曲解胡说所蒙蔽了。这正如绝妙的《苏罗门歌》一样，她因为不幸而被抬举为《圣经》，而她的真价与真相，便不为人所知者好几千年！《诗经》中所最引人迷误的是风、雅、颂的三个大分别。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毛诗正义》）关于赋比兴，我们在这里不必多说，这乃是修辞学的范围。至于风、雅、颂三者，则历来以全部《诗经》的诗，属于其范围之内。三百篇之中，属于“风”之一体者，有二南，王、豳、郑、卫等十五国风，计共一百六十篇；属于“雅”者，有《大雅》、《小雅》，计共一百零五篇；属于“颂”者有《周颂》、《鲁颂》、《商颂》，计共四十篇。《诗大叙》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诗经集注序》）《诗大叙》之说，完全是不可通的。汉人说经，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阐说模糊影响之意思，《诗大叙》这几句话便是一个例。我们勉强的用明白的话替他解释一下，便是：风是属于个人的，雅是有关王政的，颂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于此，而较为明白。他只将风、雅、颂分为两类；以风为一类，说他们是“里巷歌谣之作”，以雅、颂为一类，说他们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实这些见解都是不对的。当初的分别风、雅、颂三大部的原意，已不为后人所知；而今本的《诗经》的次列又为后人所窜乱，更不能与原来之意旨相契合。盖以今本的《诗经》而论，则风、雅、颂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说，皆不能将其牾不合之处，弥缝起来。假定我们依了朱熹之说，将“风”作为里巷歌谣，将“雅颂”作为“朝廷郊庙乐歌”，则《小雅》中的《白华》：“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与《卫风》中的《伯兮》：“伯兮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同是挚切之至的怀人之作，何以后一首便是“里巷歌谣”，前一首便是“庙堂郊祠乐歌”？又“风”“雅”之中，更有许多同类之诗，足以证明“风”与“雅”原非截然相异的二类。至于“颂”，则其性质也不十分明白。《商颂》的五篇，完全是祭祀乐歌；《周颂》的内容便已十分复杂，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乐歌，一小部分却与“雅”中的多数诗篇，未必有多大分别（如《小毖》）。《鲁颂》则只有《宫》可算是祭祀乐歌，其他《泮水》诸篇皆非是。又《大雅》中也有祭祀乐歌，如《云汉》之类是。更有后人主张：诗都是可歌的；其所谓“风”、“雅”、“颂”完全是音乐上的分别。郑樵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通志·乐略》）又说：“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周》三颂所以侑祭也。……”梁任公便依此说，主张《诗经》应分为四体，即南、风、雅、颂。“南”即十五国风中之“二南”，与“雅”皆乐府歌辞，“风”是民谣，“颂”是剧本或跳舞乐。这也是颇为牵强附会的。古代的音乐早已亡失，如何能以后人的模糊影响之追解而为之分解得清楚呢？郑樵之说，仍不外风土之音（即民间歌谣），朝廷之音，及侑祭之乐的三个大分别。至于“四诗：南，风，雅，颂”之说，则尤为牵强。“南”之中有许多明明不是乐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诸作，如何可以说他们是合奏乐呢？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已窜乱了的次第而勉强去加以解释，附会，甚至误解。《诗经》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风，雅，颂之分，是决不能包括其全体的；何况这些分别又是充满了矛盾呢。我们且放开了旧说，而在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诗的自身，找出他们的真实的性质与本相来！

据我个人的意见，《诗经》的内容，可归纳为三类：一、诗人的创作，像《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民》等。二、民间歌谣，又可分为：（一）恋歌，像《静女》、《中谷有{艹推}》、《将仲子》等；（二）结婚歌，像《关雎》、《桃夭》、《鹊巢》等；（三）悼歌及颂贺歌，像《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四）农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三、贵族乐歌，又可分为：（一）宗庙乐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颂神乐歌或祷歌，像《思文》、《云汉》、《访落》等；（三）宴会歌，像《庭燎》、《鹿鸣》、《伐木》等；（四）田猎歌，像《车攻》、《吉日》等；（五）战事歌，像《常武》等。三

诗人的创作，在《诗经》是很显然的可以看出的。据《诗序》，“有主名”的创作有：（一）《绿衣》，卫庄姜作（《邶风》）；（二）《燕燕》，卫庄姜作（《邶风》）；（三）《日月》，卫庄姜作（《邶风》）；（四）《终风》，卫庄姜作（《邶风》）；（五）《式微》，黎侯之臣作（《邶风》）；（六）《旄丘》，黎侯之臣作（《邶风》）；（七）《泉水》，卫女作（《邶风》）；（八）《柏舟》，共姜作（《风》）；（九）《载驰》，许穆夫人作（《风》）；（十）《竹竿》，卫女作（《卫风》）；（十一）《河广》，宋襄公母作（《卫风》）；（十二）《渭阳》，秦康公作（《秦风》）；（十三）《七月》，周公作（《豳风》）；（十四）《鸱》，周公作（《豳风》）；（十五）《节南山》，周家父作（《小雅》）；（十六）《何人斯》，苏公作（《小雅》）；（十七）《弁》，“诸公”作（《小雅》）；（十八）《宾之初筵》，卫武公作（《小雅》）；（十九）《公刘》，召康公作（《大雅》）；（二十）《洞酌》，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一）《卷阿》，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二）《民劳》，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三）《板》，凡伯作（《大雅》）；（二十四）《荡》，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五）《抑》，卫武公作（《大雅》）；（二十六）《桑柔》，芮伯作（《大雅》）；（二十七）《云汉》，仍叔作（《大雅》）；（二十八）《崧高》，君吉甫作（《大雅》）；（二十九）《民》，尹吉甫作（《大雅》）；（三十）《韩奕》，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一）《江汉》，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二）《常武》，召穆公作（《大雅》）；（三十三）《瞻》，凡伯作（《大雅》）；（三十四）《召》，凡伯作（《大雅》）；（三十五）《》，史克作（《鲁颂》）。此外尚有许多篇，《诗序》以为是“国人”作，“大夫”作，“士大夫”作，“君子”作的。但《诗序》本来是充满了臆度与误解的，极为靠不住。譬如，我们就上面三十几篇而讲，《燕燕》一诗，《诗序》以为是“卫庄姜送归妾也”。那么一首感情深挚的送别诗：“瞻望弗及，涕泣如雨”，“瞻望弗及，伫立以泣”；这岂像是一位君夫人送“归妾”之词？至于其他，《诗序》以为“刺幽王”、“刺忽”、“刺朝”、“刺文公”的无名诗人所作，则更多误会。像《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匀々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祭以清酒，从以も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不明明是一首村社祭神的乐歌么？《诗序》却以为是“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这是那里说起的误会呢？大约《诗序》将民歌附会为诗人创作者十之六，将无名之作附会为某人所作亦十之五六。据《诗序》，周公是《诗经》中的第一个大诗人。周公多才多艺，确是周室初年的一个伟大的作家。《尚书》中的《大诰》、《多士》、《无逸》等篇，皆为他所作。《诗经》中传为周公所作者为《七月》及《鸱》二篇。《史记》：“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此诗音节迫促，语意挚切而凄苦，似是出于苦思极虑，忧谗畏讥的老成人所作。但这人是否即为周公，却很难说。而《七月》便决不会是周公所做的了；这完全是一首农歌，蕴着极沉挚的情绪，与刻骨铭心的悲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这样的近于诅咒的农民的呼吁，如何会是周公之作呢？《诗序》传为召康公所作之诗有三篇，皆在《大雅》，一为《公刘》，一为《酌》，一为《卷阿》。《公刘》为歌咏周先祖公刘的故事诗。或有召康公所作的可能。《酌》为一种公宴时的乐歌，《卷阿》亦为欢迎宾客的宴会乐歌，如何会是“召康公戒成王”呢？

所称为尹吉甫作的诗篇凡四：《崧高》、《民》、《韩奕》及《江汉》。尹吉甫为周宣王年代的人（公元前827－782年）。宣王武功甚盛，吉甫与有力焉。在《诗经》的诗人中，吉甫是最可信的一个。他在《崧高》的末章说：“吉甫作诵，……以赠申伯。”在《民》上说：“吉甫作诵……以慰其心。”这几篇诗都是歌颂臣的“廊庙之诗”，（《崧高》是赠给申伯的；《民》是赠给仲山甫的；《韩奕》是赠给韩侯的；《江汉》是赠给召虎的。）富于雍容尔雅之气概，却没有什么深厚的情绪。召穆公与尹吉甫是同时的人。他的诗，据《诗序》有三篇见录于《诗经》：《民劳》、《荡》与《常武》。《诗序》说，《民劳》与《荡》是刺厉王的，《常武》是美宣王的。但《民劳》是从士大夫的忧愤与伤心中写出的文字，《荡》似为歌述文王告殷的一段故事诗，模拟文王的语气是又严正，又恳切。或为史臣所追记，或为史诗作者的一篇歌咏文王的故事诗中的一段，现在已不可知。但决不是：“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则为极明白的事。《常武》叙述宣王征伐徐夷的故事，这是一篇战争叙事诗中的杰作，也是《诗经》叙事诗中的杰作：

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

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虎。

铺敦淮，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王旅单々，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凡伯相传与召穆公及尹吉甫同时，或较他们略前；作《板》。更有一凡伯，

相传为幽王时人，作《瞻》及《召》二诗。前凡伯为厉王（公元前878－842）卿士。他是周公之后。后凡伯为幽王时代（公元前781－771年）的人。《板》与《瞻》及《召》，所表示的虽同是一个情思，且俱喜用格言，但一则讽谏，一则悲愤。两个凡伯当都是有心的老成人，见世乱，欲匡救之而不能，便皆将其忧乱之心，悲愤之情，一发之于诗。因此与召穆公及尹吉甫的作风便完全不同：“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乔々。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高々，不可救药。”（《板》）活画出一位老成人在举世的嬉笑谑浪之中而忧思虑乱的心境来！《瞻》与《召》便不同了；《板》是警告，《瞻》与《召》则直破口痛骂了：“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瞻》）正是周室东迁时代，“日蹙国百里”的一种哀音苦语，真切的反映出当时的昏乱来。

卫武公为幽王时人，所作《宾之初筵》，《诗序》以为“卫武公刺时也”。但此诗系咏宴饮之事，决没有刺什么人之意，所以《诗序》所说的“卫武公”作，也许未免要加上一个疑问号。我们在社饮中的诗中，找不到一首写得那么有层次，有条理的。作者从鸣钟鼓，竞射，“ぅ烈祖”，“各奏尔能”，以至或醉，或未醉的样子，而以“既醉而出”，及“匪言勿言，匪由勿语”的诤谏作结。其中有几段真是写得生动异常。又有《抑》，为格言诗的一类，教训的气味很重。《诗序》也是说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但《诗序》作者所说的时代却是完全不对的。武公在幽王时，入仕于朝，初本为侯。后幽王被犬戎所杀，武公引兵入卫。及平王立，乃进武公为“公”。所以他决不会去“刺厉王”的。他的心是很苦的，当他写《抑》时。或者《抑》乃是他在幽王时所作，故有：“于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天方艰难，曰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回其德，俾民大棘”诸语。像这种的情调，颇为后人所模拟。

芮伯的时代在卫武公之前（据《诗序》），他的《桑柔》，据说是“刺厉王”的。但观《桑柔》中：“忧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亻单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疒昏>，孔棘我圉”诸语，似为大乱时所作。此诗如果为芮伯所作，也许芮伯便是幽王时人。《桑柔》亦多格言式的文句，但忧乱怨时之意则十分的显露，并无一点的顾忌；若“降此蟊贼，稼穑卒痒”，若“维彼愚人，覆狂以喜”，若“大风有隧，贪人败类”之类，则直至于破口大骂了。

仍叔为宣王时人。据《诗序》，仍叔作《云汉》乃以“美宣王”的。其实《云汉》乃是一篇皇帝或官吏或民众祷告神道，以求止旱的祷文。悲挚恳切，是祷文中的名作，决不会是仍叔“美宣王”的诗：

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

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

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屡虐，如忄炎如焚。

我心惮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

旱天上帝，宁俾我遁。

这可见出农业社会对于天然灾祸的降临是如何的畏惧，无办法。

家父，幽王时人。据《诗序》，他作了一篇《节南山》，以“刺幽王”。在这首诗的篇末，他也自己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讠凶。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而“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辛劳百姓”的云云，讽刺执政者的意思是显明的。《诗序》谓：《何人斯》为苏公刺暴公的；《弁》为“诸公”刺幽王的。其实，以原诗仔细考察之下，《何人斯》实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情诗，是一个情人“作此好歌，以极反侧”的。“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只搅我心！”写得十分的直捷明了。《弁》是一首当筵写作之歌，带着明显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悲凄的享乐主义：“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又如何是刺幽王呢！《渭阳》是一首送人的诗，却未必为秦康公所作；《竹竿》是一首很好的恋歌，也不会是卫女思归之作；《河广》，也是一首恋歌，不会是宋襄公母思宋之作；《柏舟》，也未必为共姜之作，“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是怨其母阻挠其爱情之意，“之死矢靡慝”是表示其坚心从情人以终之意；《载驰》，《诗序》以为许穆夫人作，其实也只是一首怀人之作。

在《邶风》里，有卫庄姜的诗四篇，《绿衣》、《燕燕》、《日月》、《终风》。假定《诗序》的这个叙述是可靠的话，则卫庄姜乃是《诗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女作家了。《燕燕》一诗，非她作，前面已经说过。《日月》是怀人之什；《绿衣》一诗，是一首男子怀念他的已失的情人的诗；《终风》，也为一首怀人的诗。“谑浪笑敖，中心是悼”，这是如何深切的苦语。这些诗都附会不上卫庄姜上面去。又《式微》、《旄丘》皆显然为怀人之什，也并不会是“黎侯之臣”们所作。又据《诗序》，史克作颂以颂鲁僖公，即《》是。但《》本无颂人意。在本文上看来，明明是一首祷神的乐歌。民意常有祷祝牛马，以求其蕃殖者，《》当是这一类的乐歌。

在《小雅》中，有一个寺人孟子所作的《巷伯》；他自己在最后说着：“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这首诗是骂“谮人者”的；“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怨毒之极而至于破口大骂以诅咒之了！

总上所言，可知《诗序》所说的三十几篇有作家主名的诗篇，大多数是靠不住的。其确可信的作家，不过尹吉甫、前凡伯、后凡伯、家父及寺人孟子等寥寥几个人而已。四

许多无名诗人，我们虽不能知道他们的确切的时代，但显然有两个不同的情调是可以看得出的：第一是一种歌颂赞美的；第二是一种感伤。愤懑，迫急的。前一种大都是歌颂祖德的；后一种则大都是歌咏乱离，讥刺当局，愤叹丧亡之无日的。前者当是西周之作，后者当是周室衰落时代之作。经了幽王的昏暴，犬戎的侵入，中央的威信完全扫地了；各地的诸侯便自由的无顾忌的互相并吞征战。可使诗人愤慨悲愤的时代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些后期的无名诗人之作，遣辞用语，更为奔放自由，在艺术上有了极显著的进步。

前期的无名诗人之作，在《大雅》中有《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灵台》、《生民》、《公刘》诸篇，又《小雅》中亦有《出车》、《六月》、《采芑》等作，皆是叙事诗。细看这些诗，风格颇不相同，叙事亦多重复，似非出于一人之手，亦非成于一个时代。当是各时代的朝廷诗人，追述先王功德，或歌颂当代勋臣的丰功伟绩，用以昭示来裔，或竟是祭庙时所用的颂歌。在其间，惟《绵》及《公刘》最可注意。《绵》叙公公父的事。他先是未有家室，后“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乃谋议而决之于龟，龟吉，乃“日止日时，筑室于兹。”底下一大段，描写他们耕田分职，筑室造庙，却写得十分生动。《公刘》叙公刘迁移都邑的事。他带领人民，收拾了一切，裹了“糇粮”，便启行了。经山过水，陟于平原，最后乃决意定居于豳。“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活画出古代民族迁徙的一幕重要的图画来。

后期的无名诗人之作，大都是愤当局之贪墨，叹大乱之无日，或嗟吁他自己或人民所受之痛苦的。其中最好的诗篇，像：《柏舟》（《邶风》）写诗人“耿耿不寐”欲饮酒以忘忧而不可能。“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诸语，不仅意思很新颖流转，即音调也是很新颖流转的。《兔爰》（《王风》）写时艰世乱，人不聊生。诗人丁此乱世，却去追想到未生之前之乐，又去追想到昧昧蒙蒙一事不知的睡眠之乐。他怨生，怨生之多事；他恶醒，恶醒之使他能见“百忧”。因此，惟希望自己之能寐而无觉，一切都在睡梦里经过！《葛ぱ》（《王风》）也带有这样的悲苦的调子。《伐檀》（《魏风》）是一首讽刺意味很深的诗。《诗经》中破口骂人的诗颇有几首，而这一首特具冷隽的讽趣。

坎坎伐檀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硕鼠》（《魏风》）不是讽刺却是谩骂。他竟将他无力驱逐去的贪吏或贪王，比之为硕鼠。他既不能起而逐去他们，只好消极的辱骂他们道：“硕鼠，硕鼠！不要再吃我的黍麦了，我的黍麦已经有三年被你夺去吃了。我现在终定要离开你而到别一个‘乐土’去了。你不要再吃我的黍麦了！”不能反抗，却只好迁居以躲避──可怜的弱者！但他能够迁避到哪里去呢？《蟋蟀》（《唐风》）和《山有枢》（《唐风》）都是写出乱世的一种享乐情调。“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这个声语是《诗经》所常见的。

在《小雅》的七十四篇中，这类的诗尤多，至少有二十篇以上的无名诗人作品是这样的悲楚的乱世的呼号。最好的，像《采薇》，是写行役之苦的；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一段，乃是《诗经》中最为人所传诵的隽语。《正月》以下的几篇，像《正月》、《雨无正》，也都是离乱时代文人学士的愤语哀谈；他们有的是火一般的热情，火一般的用世之心。他们是屈原，是贾谊，是陆游，是吴伟业。他们有心于救乱，然而却没有救乱的力量。他们有志于作事，然却没有作事的地位。于是他们只好以在野的身分，将其积愤，将其郁闷之心，将其欲抑而不能自制的悲怒，滔滔不绝的一发之于诗。其辞或未免重叠纷扰，没有什么层次，有类于《离骚》，然而其心是悲苦的，其辞是恳挚的。在《诗经》之中，这些乱世的悲歌，与民间清莹如珠玉的恋歌，乃是最好的最动人的双璧。五《诗经》中的民间歌谣，以恋歌为最多。我们很喜爱《子夜歌》，《读曲歌》等等；我们也很喜爱《诗经》中的恋歌。在全部《诗经》中，恋歌可说是最晶莹的圆珠圭璧；假定有人将这些恋歌从《诗经》中都删去了，──像一部分宋儒、清儒之所主张者──则《诗经》究竟还成否一部最动人的古代诗歌选集，却是一个问题了。这些恋歌杂于许多的民歌、贵族乐歌以及诗人忧时之作中，譬若客室里挂了一盏亮晶晶的明灯，又若蛛网上缀了许多露珠，为朝阳的金光所射照一样。他们的光辉竟照得全部的《诗经》都金碧辉煌，光彩眩目起来。他们不是忧国者的悲歌，他们不是欢宴者的讴吟，他们更不是歌颂功德者的曼唱。他们乃是民间小儿女的“行歌互答”，他们乃是人间的青春期的结晶物。虽然注释家常常夺去了他们的地位，无端给他们以重厚的面幕，而他们的绝世容光却终究非面幕所能遮掩得住的。

恋歌在十五国风中最多，《小雅》中亦间有之。这些恋歌的情绪都是深挚而恳切的。其文句又都是婉曲深入，娇美可喜的。他们活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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