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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2 18: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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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充闾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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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闾文集:心中的倩影

充闾文集:心中的倩影试读:

回头几度风花

这是一个落红成阵的傍晚。

一丛丛金英翠萼的迎春花,正开得满眼鹅黄,装点出枝枝新巧,小桃红也忙不迭地吐出了相思豆一般的颗颗苞蕾;而堤畔的杏林花事已经过了芳时,绯桃也片片花飞,在淡淡的轻风中,划出美丽的弧线,飘飞在行人的眼前,漫洒在绿幽幽的草坪上,坠落到清波荡漾的河渠里。

面对着这种残红万点的景色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到姨母家去,时光不比现在晚多少,我却已经换了单衫了,是月白色的土布做的。路过一处桃园时,空中没有一丝风,缤纷的花瓣飘落在布衫上,一片叠着一片,乍一看,像是绣上去的细碎的花朵。妈妈在前面几次三番催我快走。我说,走不得,往外一走,我的绣花衫就又变成白布了。最后,索性站在桃林深处,一动不动,享受着大自然的美的赐予。

可是,等我们几天后回家,再度经过这里,已经是繁英落尽,绿叶蒙茸了。果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当时,暗诵着王安石的“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荫”的诗句,觉得大野芳菲如此幻化无穷,确是满新鲜的,一时竟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当时实在不能理解,那些文人骚客对着绿暗红稀,居然愁绪茫茫,究竟所为何来。

还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已经开始体悟到中年情味了,其时被抽调到偏远的山区去参加“改造落后队”的实践,当然,落脚点还是要改造我们这些“臭老九”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时间是一年,种地之前农闲时期进村,到次年的大忙季节返回。

任是再困难、再“落后”的荒村僻野,春风也照样吹开了冻土,我们便挥起镐头,刨那些秸秆割掉后留下的茬子,或者一担担地往地里挑粪,晚上还要顶着星星月亮,开那滚滚滔滔、无休无尽的会。一天过后,累得连炕都爬不上去。尽管这里水媚山娇,风情万种,人们却没有半点儿赏花玩景的心思,每天连脑袋都懒得抬一下。

可是,突然有那么一天,早晨出工时,我不经意地发现路旁的杏花残瓣正在随风飘落,不禁心神为之一振。这倒不是由于清景撩人,逗发了什么诗兴;只是想到杏花落了,表明春天已经来过多时,眼看就要开犁种地了,我们也即将脱离改造身心的环境,告别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了。

有人说,花朵是沟通大自然与人的心灵的一种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借助花朵的昭示,人们能够体察到天地造化中的灵性,感知自己灵海的波澜、心旌的摇荡。也许果真是这样,但我自己的体会不深。只觉得年华老大之后,面对着残红委地、落英缤纷的衰凉景色,总有些“春归如过翼”、“流年暗中偷换”的丝丝怅惋。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感受力的敏锐与表现力的高超。她在一首调寄《清平乐》的词里,通过她在梅花面前的表现,刻画出自己青少年、中年、晚年心态的变化:“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此时她在汴京,正处于待字闺中的花季,每当雪飘飞絮、梅吐清芬之时,她总要满含着盈盈笑意,如醉如痴地把那独占春先的梅朵插在青丝秀发上。一个“醉”字,就把小儿女春闺嬉戏的情景刻画得活灵活现。

待到哀乐杂陈的中年时节,她这个情感极为丰富的才女,更由于被丈夫疏远而无亲生子嗣,变得郁郁寡欢,了无意绪了,“�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一边揉搓着寒梅的花朵,一边想着心事,不觉清泪沾裳。

下片写她在汴京沦陷、丈夫病逝之后的晚年心境:“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在这里,人与花的命运是相互照应的,花犹如此,人何以堪!“看取晚来风势”,也正是词人审视自己晚年颠沛流离的处境和国亡家破的形势。

无独有偶,异曲同工。大约过了七十年,南宋另一位著名词人蒋捷写了一首《虞美人》词。说不清楚是妙手偶得,不谋而合,还是吸收、借鉴,探骊得珠,达到同鸣共振,反正除了他是以听雨为线索,与李清照以梅花为线索略有差异外,在整个谋篇布局、意蕴提摄方面如出一辙,甚至句式、段落也完全一致,都是上片写青壮年,下片写晚年,各为四句。他们都是以高度简洁、概括的手法,通过一种眼前的意象,刻画出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随着时空变换而呈现出的三个阶段、三种心态:“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绣帏低掩,烛影摇红,绮罗芗泽,写尽了少年时代恣情游冶,逐笑追欢,无忧无虑的放浪生活。迨至壮年,就在客舟中听雨了,“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笔端极度渲染了西风雁唳之中,风雨兼程、漂游江海的悲凉心境。与少年时代昏卧温柔乡中、红罗帐里,恰成鲜明的对比。“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老去情怀本多孤寂,又兼息影僧庐,羁人偏逢夜雨,自然是备感凄清、愁苦。“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人生悲喜无常,离合难定,哪里有心绪去听那淅淅沥沥,通宵不止,仿佛点点滴滴都敲在心上的雨声,索性由它去罢。

道是无情还有情。说是不听,实际上心思并没有真正放下,甚至是牵肠挂肚,彻夜不眠。若不然,怎么会知道雨声“点滴到天明”呢?象征性地描绘出了国事蜩螗,生涯愁苦,萦萦难以去怀的故园心眼。语似解脱,实际上却是沉痛至极。

同是落英缤纷的春晚,同是漫步在“桃花乱落如红雨”的芳林里,一样的飞花片片,此刻,我的心境却与少年时节迥然不同。仿佛行进在霏霏细雨之中,耳畔听得见那似近似远,疑幻疑真的时间的淅沥,像是丝丝缕缕、点点滴滴都飘落在寂寥的心版上,切实地体验到一种流光似水、逝者如斯的感觉。我相信了,细雨真的是一种撩拨思绪的弦索,雨丝织出来的“情绣”常常是对于往昔的追思。何况,而今人过中年,正处在对于“韶华不再”最为敏感的年纪。

一般地说,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人们心目中的宇宙似乎在不断地向外扩张开去,而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人生的风景却在这种扩张中相对地缩微、收敛。从前曾经喧啸灵海的汐潮,在时序的迁流中,已如浅水浮花,波澜不兴了;许多生活的图像,或则了无踪影,或则漫漶模糊,在心灵的长期浸染下,它的釉彩也会变得斑驳不清,成为一种前尘梦影,旧时月色。

岁月无情,它每时每刻都在销蚀着生命;自然,它也必不可免地要接受记忆力的对抗,―往事总要竭力挣脱流光的裹挟,让自己沉淀下来,留存些许痕迹,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重现婆娑的光影。而所谓解读生命真实,描绘人生风景,也就是要捕捉这些光影,设法将淹没于岁月烟尘中的般般情事勾勒下来。

回忆是缠绵在中老年人身上的一种痼疾,说得好听一点,它是这个人群特有的专利。它常常是重新感受年轻,追忆逝水年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灵履约,是对于昔日芳华的斜阳系缆,对于遥远的童心的痴情呼唤,当然,也是对于眼前的衰颓老病所造成的心灵创伤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调适与抚慰。

普通的人们毕竟还都天机太浅,既不具备佛禅的顿悟,也没有道家坐忘的功夫,总是像《世说新语》中说的“未免有情”。因此,在回首前尘,也就是重新展现飞逝的生命的过程中,在感受几丝甜美,几许温馨的同时,难免会带上一些淡淡的留连,悠悠的怅惋;而且,由于想象中的完美和过于热切的期待终竟代替不了实际上的近乎无情的变换,所以,回忆常常带有感伤的味道,“于我心有戚戚焉”。

当然,回忆终竟是有价值,有必要的。心灵慰藉之外,回忆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们可以通过平静而真切地回忆,去解读那多彩多姿的生命流程,揭示已不复存在的事物本相,汲取宝贵的人生经验。如果再进一步,能够把它写在纸上,形诸文字,那就无异于重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真实,描绘出种种生灭流转的人生风景,这对他人、对来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事情常常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早在一千一百多年前,玉�生就在《锦瑟》诗中慨乎言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就已惘然,何谈事后追忆!况且,追忆终竟属于想象的领域,它是在时空变换条件下的一种新的综合,新的加工。许多飘逝了的过眼云烟,通过回忆,获得一种以新的形态再次亮相的机缘,包括有些当时并不具备,而是由追忆者赋予它的新的意蕴,新的感受。

不要说凡是追忆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夹杂着本人对于过往情事的重新诠释;即使是当时,由于各个当事人诸多方面的差别,也往往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记其所见,而略其所未见。即如朱自清与俞平伯两位文学大师,原是同时同地,同在桨声灯影里畅游秦淮河,可是,他们所感知、所记述的,却是或抒诗怀,或重“主心主物的哲思”,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无论回忆也好,捕捉光影、勾勒情怀也好,充其量只是粗略的素描,或者带有主观色彩的感悟,而绝非摄影机下原原本本的照相,更不可能是那种记录三维空间整体信息的全息影片。

当然,就算是原原本本的摄像或者全息影片,又怎么样?年光已经飞鸟般地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由后人去指认,评说。有人说得更为形象: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经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2000年)

心中的倩影

到了南京,第一个念头便是去寻访秦淮河。《桃花扇》、《板桥杂记》、《儒林外史》等许多古籍对秦淮河的描写,确实给我留下了特深的印象。

桃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

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

这是明清之际的秦淮春景;“秦淮灯火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旁,雕栏画槛,绮窗绣幛,十里珠帘”,“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这是十里秦淮的繁华胜概。

如果说,清代文人孔尚任、余澹心、吴敬梓笔下的秦淮是靓娘的浓抹;那么,朱自清先生眼中的“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河水碧阴阴的,如茵陈酒,厚而不腻,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蓝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便是西子的淡妆,更是别具一番风情。

由于古文化的熏陶、积淀,秦淮河早已活在一代代人的心里,每个人的脑海中都闪现着它的玫瑰色的丽影。而在我的心目中,它是一首璀璨的诗,一幅绮丽的画,一片如烟如梦的旧时月色。

可是没料到,当听说我要去寻访秦淮河时,市文联的同志却苦笑着摇头。他们告诉我,早在清末民初,秦淮一带便已萧条破败了,河道淤塞,河床狭窄,河水混浊。实际上,朱自清先生看到的秦淮河已非旧貌,只不过在朦胧的月色、眩晕的灯光下看不分明而已;或许诗人已经分明看出它的陋貌衰颜,但不肯去揭那玄色的面纱,做大煞风景的文字,也未可知。总之,今日的秦淮河再也找不出多少诗情画意,那个白舫青帘、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已经像梦一样地消逝了。

看到我充满失望的神色,朋友们半是劝慰半是憧憬地述说:南京市政府已经把彻底整治秦淮河列为市政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将采取一系列人工措施,清除污泥,运走垃圾,沿河恢复一些有特色的古建筑,建成富有特色的秦淮河风景带,涤除它的斑斑锈迹,恢复其天然姿色。

我终于打了退堂鼓,决定在秦淮河恢复秀丽的姿容之前暂不去探访,尽管为它魂牵梦绕了几十年,尽管重来南京不知何日。我不想让那如诗如画如烟如梦的旧时月色倏忽消失,我愿在记忆中永存它的倩影。

回来后,我把这些想法讲给几位朋友听,多数人都不以为然。有的说我“痴情可哂”,有的笑我“书生气十足”,“理想主义”,我却至今不悔。特别是读到文洁若的散文《梦之谷中的奇遇》,对作家萧乾的举措,更是赞其通脱,引为同调。

1928年,十八岁的萧乾在汕头角石中学任教时,结识一位名叫萧曙雯的女学生。二人心心相印,灵犀互通,诚挚地爱恋着。不料,校长从中插足,声言如果曙雯拒婚,就要对萧乾狠下毒手。姑娘断然斥绝了这个恶棍,同时劝说萧乾赶紧离开,以免遭到暗算。本来,她是准备同萧乾一道乘船逃离的;可是,当发现码头上有歹徒持枪环伺,她只好改变主意,悄悄地溜回。她知道,若是萧乾只身出逃,他们会高兴地放他走开;如果二人同行,萧乾就会死在这伙恶棍手中。

尘海翻腾日月长,一别音容两渺茫。这对情人南北分飞,无缘重见,各自在布满荆棘的坎坷路上建立了家庭。八年后,作家萧乾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他是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够再见一面当年恋人―书中的女主人公盈姑娘啊!

六十年过去了,他终于有机会旧地重游,回到了汕头的“梦之谷”,并且,得知萧曙雯仍然健在。这对于千里离人来说,尽管不无苦涩,却也毕竟是一种抚慰。可是,经过一番斟酌,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这个此生难再的机缘。他不愿让记忆中的清亮如水的双眸,堆云耸黛的青丝,轻盈如燕、玉立亭亭的少女风姿,在一瞬间,被了无神采的干枯老眼、霜雪般的鬓华和伛偻着的龙钟身影抹掉,他要把那已经活在心目中六十年的美好影像永远保存下来。萧乾说:“这不光是考虑自己,也是为了让曙雯记忆中的我永远是个天真活泼的小伙子,所以,还是不见为好。”

留恋少时的风华,珍视美好的印象,是无分境遇,人同此心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感情会日益浓重。世间许多宝贵的事物,拥有它的时候常常并不知道珍惜,甚至忽视它的存在;而一旦失去了它,到了“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时候,才会真正认识它的价值,懂得它的可贵。韶华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人生是不可逆的,“长江一去无回浪”,古今中外永远不会有时间的收藏家。我们仿佛看到雪莱的诗剧《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的时间的精灵―神色仓皇的御者,正赶着一匹匹胁生彩翼的飞马,拖着一辆辆雕花镂彩的神车,踏着香风彩云向前飞奔。自从远古以来,无数智者就从哲学、科学的角度,努力探求无限的时空,最后,总是在奔流不息的时间长河面前惊愕不已;诗人则力图通过无穷的想象力和有限的艺术形象,去追求和把握浩渺的时空,在想象中让时间冻结、压延、超越和倒流,但是,结果只是一连串的浩叹:

恨无壮士挽斗柄,坐令东指催年华。

今朝零落已可惜,明日重寻更无迹。

那年春天,一位著名表演艺术家应邀来营口市讲学。闲谈中,已经离休的市文化局局长,提到六十年代初期这位艺术家首次来营口访问演出时的情景。“您那时真是风华正茂,光彩照人,我手里还保存着当时我们的合影呢!”老局长说着,把一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递过去。这位表演艺术家眼睛刷地一亮,说:“太宝贵了,赠给我吧。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所有留影,全都在这场浩劫中损失了。”她坐在镜子前面,静默良久,看着三十多年前流溢着青春气息的秀影,充满了对昔日风华和峥嵘岁月的忆念。

我即兴题赠一首七绝:

卅年回首感千重,妙艺人人赞化工。

且莫伤怀悲老大,青春犹在画图中。

她看了苦笑着,说:“您这诗看似慰语,实际上正是憾词。”

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也还有红颜长驻的情况。记得台湾作家林清玄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同登喜马拉雅山,不幸遇上了雪崩。男青年被雪堆埋得不见踪影,女的却活着逃了出来。她无限地怀念着情人,年年此日,都要去当日的出事地点,寻找恋人的踪迹,终于在第二十个年头,在雪堆的一角,找到了情人的尸体,仍是当年那样年轻、俊俏,朱颜秀发;而自己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韵,垂垂老矣。这虽然也是一种驻颜之术,无奈说来实在是太惨苦了。

人们也许会问:那位女士苦苦奔波二十年,她究竟要寻觅什么?只是为了要见上一面情人的年轻、俊秀的倩影吗?―这在她的记忆之窗上,本是永远抹不掉的,而且,会久而弥新。那么,除此之外,又是要追求什么呢?或许是要重温昔日的恋情,寻觅那一经失去便再也不会重现的、无比珍贵的纯真诚挚的情愫。

由此可以联想到,留给亲人、朋友一个美好的形象固然重要,但是,它所附丽的却是珍贵百倍的真情诚意。如果有朝一日,那位女士发现日夜思念的意中人竟是一个骗子,那么,再美好的形象也会随之而化为丑陋了。(1988年)

两个爱情神话

夏历七月初七又到了。

小时候,每到这一天,老祖母都要拄着拐杖到外面仰望云空,察看喜鹊、燕子的踪迹。当上上下下确实见不到它们的影子时,便喃喃地自言自语:“去了,都去了!”如果谁若是问上一句:“去哪里啦?”她会惊讶地看上你半晌,意思是:连给牛郎织女银河会架桥的事都不知道,也太不懂事了。

这一天,最好是阴雨天,因为这证明了牛女双星已经在鹊桥上洒泪相见。于是,老祖母和母亲也都出现黯然神伤的样子。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牛郎织女的传说,大概是最牵动人心,最具有群众性的了。据我所知,汉族祖先构思的星象神话流传下来的很少,这是其中之一,所以,弥足珍贵。

正是由于老祖母的启蒙,后来,入私塾读到《诗经・大东》篇中“�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的时候,感到分外亲切,对这位独处天庭的女郎因终日相思而无心织布的情怀,似乎也理解了许多;特别是当吟诵《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时,还曾洒下过一掬同情之泪: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后来,读书渐多,发现有的诗人力辟牛女传说之妄。比如,杜甫就曾写过:

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

万古久相望,七夕谁见同?

神光意难候,此事终朦胧。

飒然精灵合,何必秋遂逢!

诗意是说,从古以来,人们只见到牛女双星各据银河一畔,有谁见到他们曾经聚合到一起?就算是架桥相会的说法能够存在,作为天上的星宿,神通无限广大,精灵飒然即合,又何必偏偏等到七夕才能相见!诘问得可说是凿凿有据,蛮有道理。只是,由于美丽的传说已经先入为主,就人们的意愿来讲,还是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这样一来,倒觉得这位杜陵叟有些“刻舟求剑”,大煞风景了。

事实上,中国历代诗人、词客总是出自美好的愿望,驰骋其丰富的想象力,为牛女双星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诗章。有祝愿他们长相聚、不分离的:“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柳永《二郎神》词)“唯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高则诚《琵琶记》句)也有为他们鸣不平的,欧阳修在《渔家傲》词中说:“一别终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认为牛女终年长别,只有七夕才能会面,而且良宵苦短,应该让他们尽兴欢娱,而不要银箭频催,过早地惊破他们的甜梦。

当一切美好的祝愿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归于破灭,“乍见还别”的处境无法改变的时候,诗人们又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抒写情怀,歌颂他们的爱情忠贞不渝,万古长新,不像人世间爱海波澜,翻云覆雨。苏轼在《菩萨蛮》一词中这样写道:“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这真是绝妙的立意,而且,未曾经人道语。诗人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富有哲理性的课题:怎样看待爱情与幸福?什么样的爱情才算幸福?

在这方面,写得最出色的,要算“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的那首《鹊桥仙》词了: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词人从七夕仰望星空的角度,次第地写出了所见、所感。全词可分四层理解。第一层,写词人眼中的七夕银河畔的美丽:纤薄、绵邈的秋云在不断地变换着繁巧的花样;牛女双星不停地闪烁,似乎四目含情,蕴蓄着无限的离愁别恨。看,他们渐渐地踏上鹊桥,渡过银河,开始一年一度的会合了。

第二层,即景抒情,歌颂他们爱情的坚贞不渝。“金风玉露”点出相会的季节;“便胜却人间无数”,寄寓了关于爱情与幸福的深刻哲理,体现了少与多、暂与久的辩证关系。“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卓文君《白头吟》);“玉颜盛有时,秀色随年衰,常恐新间旧,变故兴细微”(傅玄《明月篇》)。这类诗歌在古诗中屡见不鲜,反映出人世间无数薄情郎爱情不专,反复多变,色衰爱弛,见异思迁的实际情况。对比之下,牛女双星虽然一别经年,离多会少,但爱情专一,坚贞不渝,万古长新,永恒不变,确实是令人艳羡不已的。早在唐代,就曾有人吟咏:

乌鹊桥头双扇开,年年一度过河来。

莫嫌天上稀相见,犹胜人间去不回。

第三层,词人想象双星鹊桥相会的情态。他们满怀深情,无限依恋,情切切,意绵绵,倾诉着长别的衷曲,相互间都不忍心看那只身归去的离别之路。一幅“儿女恋情图”跃然纸上。

最后一层,补足第二层的哲理思考,并以此相互劝慰,也表达了作者对爱情与幸福的结论性意见:理想的伴侣应是两情久长,坚如金石,而不在乎朝夕厮守的枕席之爱。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与冈察罗娃,法国著名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与亚尔玛特,都曾是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的爱侣,充满了甜情蜜意,有时竟达到狂热的程度。然而,曾几何时,由于相互间在志趣、追求、道德修养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导致忌恨、猜疑,同床异梦,造成终生的痛苦,甚至葬送掉宝贵的生命。可见,“朝朝暮暮”厮守不离,并不即等于爱情的幸福。

当然,爱情幸福中应该包含长相聚、不分离的内容。古往今来,人们也一向把这作为爱情追求的良好愿望。《长恨歌》中就做过这样的倾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过,这在实际生活中是难以实现的。“多情自古伤离别”,这在任何时代都难以避免。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千秋隽句,恰好给人世间饱谙离别之苦的夫妻、情侣,带来了无边的慰藉和有力的支持。

除了牛郎织女“天河配”,在我国古代汉族的爱情神话中,还有巫山神女的故事也久为人们传诵。它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宋玉的《高唐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对于出自古代文人笔下的这个“巫山云雨”的故事,唐代以来,许多诗人都曾提出过质疑。像刘禹锡在《巫山神女庙》诗中就直接地进行诘问:

巫峰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号女郎。

⋯⋯

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襄王?

也有对楚襄王加以讥讽的,李商隐在《过楚王宫》一诗中写道: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

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

诗中说,地位卑微的下民都懂得留恋人间的男欢女爱,只有愚不可及的楚襄王,才迷恋梦境里的虚无缥缈的神女。王安石更喜欢作翻案文字,他在《巫峡》诗中指出:

神女音容讵可求?青山回抱楚宫楼。

朝朝暮暮空云雨,不尽襄王万古愁。“空云雨”、“万古愁”,这里讲得更直截了当了。

如果说,牛郎织女的神话揭示了爱情与幸福的“久与暂”的辩证关系;那么,巫山神女的传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爱情的“虚与实”问题。

在男女恋情问题上,西方有所谓“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了美的本质以后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理念之爱。这种爱情排斥一切肉体上的欲望,恋人只停留在纯粹的精神世界之中,在纯精神享受的云空中畅游,嘴唇永久不能接触,双臂只能拥抱理想的空间云雾。这种“精神恋爱说”虽然有别于通俗禁欲主义,而且,具有反对庸俗爱情的意义,但因是一种有节制的带有绅士气味的苦行主义,所以,本质上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体系的一部分。

与这种超脱尘世的幻想相区别,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学者所持的则是现实主义的恋爱观。十九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说得十分直白:男人不可能娶米洛的维纳斯雕像为妻,女人也不会嫁给普拉克希特利的赫尔麦斯雕像。人应该从幻想回到现实中来,把注意力转向现实世界。中国南宋女诗人朱淑真和晚清学者黄遵宪也都在爱情方面发出过现实主义的呼喊:“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人人要结后生缘,侬只今生结目前”。当代年轻女诗人舒婷对流传了几千年的神女峰的虚无缥缈的爱情神话,写下了与传统决裂的热情、勇敢的诗章: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另一位诗人则借此题目,提出了幸福、实在的爱情要靠自己去争取的见解:

情也绵绵,恨也绵绵,

爱化作了一块冰冷的石头,

我们读了百年、千年。

幸福怎能靠默默地坐等?

不如去学精卫吧,

用行动表达你的信念!

这里鲜明地体现了两种爱的追求。

我们说,爱情不是来去无踪的神秘天使,也不是随手可拾的寻常草棍,而是发生于两性之间的符合人伦道德的爱慕之情。它是感情与理性、自发与自觉、本能冲动与道德文明、直观与愿望、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

爱情永远是动人的回忆和美好的期待。(1988年)

收拾雄心归淡泊

莎士比亚在喜剧《皆大欢喜》中,借杰奎斯之口说,世界是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一个人在一生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可以分为七个时期:最初是在保姆怀中啼哭、呕吐的婴儿,然后是满脸红光、背着书包、很不情愿地走进课堂的学童,然后是“像炉灶一样叹着气”、咏着恋歌的情人,然后是爱惜名誉、好勇斗狠的军人,第五个时期变为满嘴都是格言和老生常谈的法官,第六个时期成了鼻子上架着眼镜、腰边悬着钱袋、形体精瘦的龙钟老叟,最后一场是孩提时代的再现,全然的遗忘,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一切。把整个人生描绘得形象、深刻,惟妙惟肖,十分耐人寻味。

但我觉得,如果从中国的文化传统背景出发,按照习惯说法,把人生的童年、青年、中年、老年四个阶段分别比喻为一年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倒是很贴切的。

阳春烟景,万物昭苏,充满了生机,饱绽着活力,颇像一个人的少年时代。但初春发育的幼芽,毕竟未曾饱经风雨,没有受过磨折,还不免有些娇嫩、稚拙。待到炎阳播火的夏日,滚滚鸣雷赶着一阵阵的疾雨,“绿遍郊原白满川”,正是谷物茁壮成长的时节,有如人生处于青壮之年。大时代的弓弦呼唤着年轻的臂力,风帆鼓满,豪气冲天。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人到中年正是如此。经验丰富,阅历深广,情怀由浪漫、激烈而至于深沉、阔大,处世由粗犷、焦灼变为成熟、稳健,像封存日久的佳酿、品味甘醇的水果一般。如果说,青年生活于未来,老年生活于过去,那么,中年则生活于现在,更加注重实际了。

在人的一生中,老年虽为收敛时期,是生命的黄昏,却也意义充盈,丰富多彩,像一年四季中的冬天一样。冬天是透明的,蓝天澄明高爽,白云浅淡悠闲,“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线月分明”。冬天可以使人透视宇宙万般,冬天使人清醒。由于它接受了春的绚烂、夏的蓬勃、秋的成熟,因此,冬天也是充实的。

与此相似,作为命运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老年包容了生命之旅中的欢欣和烦恼、期待与失望、颂赞与非议、慰藉和苍凉,领悟着哲学意义上的宁静与超然,称得上是人生的冠冕。在七色斑斓的黄昏丽色中,继续演奏着生命真实的凯歌。最后,生命火花闪灭,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一切都返回大地母亲的怀抱,消融于苍茫无尽之中。

在一年四季中,我最喜爱的是明艳的秋天。我爱它的丰盛、充实、成熟、圆满。林园漫步,处处光华耀眼,硕果盈枝,或丹红,或金黄,或绛紫,沐浴着艳美的秋阳,清香四溢,供人们恣意赏玩,尽情撷采。我爱秋天的清凉明澈,深沉淡泊,这远远胜过春天的喧嚣、浮躁,夏日的热烈、张狂。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寓有深刻哲理的《秋词》: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他说,面对苍凉萧瑟的秋光,人们会觉得思想沉静,心境澄明,清爽入骨,精神振奋,而那千娇百媚、浓艳繁华的春色,却会挑动人沉酣迷乱,浮躁轻狂。秋天由炎炎夏日的繁华、激越转入宁静、安详,使人思想深邃,头脑清醒,有助于沉静地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每当我面对白云、黄叶、雁阵、澄潭的无边秋色时,都联想到,人过中年也应该像秋天那样,“收拾雄心归淡泊”,“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淡泊,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审美文化。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大体上涵盖了平淡、冲淡、素淡和散淡等多方面的意蕴,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襟怀与外在的风貌,但集中地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精神涵养。“少年心事当�云”。人在年轻时节,雄心勃勃,豪情四溢,充满了奇思、狂想,敢于藐视权威,勇于冲锋冒险,不主故常,不怕失败;在青年心目中,无事不可为,无事不能为。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当然,有时也会闯出一点“乱子”,撞下几处伤疤;由于虚荣心作怪,或者经验不足,有的也难免逞强、使气,显示、卖弄。“春行秋令”,要求青年人都像老年人那样宁静与淡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应该的。及至他们饱经世事的磨炼,“阅尽人间春色”,历遍世路艰辛,“淡装平步入中年”,那时,便会显得成熟与历练,不再担心失去或者错过什么,也不肯茫然地赶冲某种喧腾的热浪,便会觉得天高地阔,极目悠然。

这种宁静与淡泊,会使人们显示智慧的灵光、超拔的感悟,以“过来人”的清醒与冷静,对客观事物作静观默察,持超拔心态。平淡不是消沉,乃是修养已深,思想和见解均已成熟,返于纯粹自然,而无丝毫做作。因为是自然的表现,不能包装,也无法模拟。

如果拿文学来比拟,这种人生境界,有如陶渊明的诗文,看起来平淡质朴,却是无从学起;李太白、苏东坡的作品也是这样,纯粹自然,近于天籁,后人也有刻意模仿的,但总是学不到家。平淡是诗文中的一种很高的境界,苏东坡就有“寄至味于淡泊”的说法。

平淡不是气象萧索,不是淡而无味。苏东坡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看来,平淡正是臻于成熟的表现。诗文如此,人生何独不然。

正是由于淡泊是一种人生境界,在人的心理素质上,首先要求能够看得开和放得下。看得开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于名利、权势等身外之物不可看得过重。庄子讲过,外物偶然到来,只是寄存于此,寄存的东西,来时不能阻挡,去时不能挽留。有些人在对身外之物的追逐中常常迷失了自我,这实在是一种缺憾。

而且,“万物都有待尽之日,岂有吾人可得长生不死之理。”(朱熹语)只要看开了“生命无常”这个自然法则,懂得一身是随着“大化”而存灭的,能在精神上超越死生的拘牵,那样,自然也就会放得下对于世间利害、得失和人事升沉、荣辱的执着,养成悠然的心境、达观的意识了。

曹聚仁先生在《浮过了生命海》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他的臣下编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书编成了,是一部六千卷的煌煌巨著,可是国王已到了中年,由于国事忙碌,抽不出时间来看。于是,他要臣下把书缩短一些;及至缩编成功,国王已经年老了,连那缩本的世界史也没精力看了,他便要臣下把它再缩短一些。直到他垂死时,终于没有读成那部世界史,深以为憾。这时,一位年老的史学家赶到病床前,把这部长达六千卷的世界史缩减成一句很短的话,说给国王听:“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

人类的历史画卷卷帙浩繁,纷纭万端,然而要以最简洁的话来概括,确也不过如此。

淡泊萧然的暮年心性是精神层面上的。本来,溪水无心地流淌着,不涉人情,无关世事,可是,原本积极入世的孔老夫子溪旁闲步,看在眼里,却蓦然兴起岁月迁流、“逝者如斯”的慨叹。秋风潇飒,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草木无情,有时飘零,而“方夜读书”的欧阳子,却为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凄然愀然。

在寒暑迭更、四季分明的北方住久了的人,乍到终年皆夏的南方往往不太习惯。我曾到过南亚一些国家,尽管那里不乏绿草红花、明楼翠阁的人间佳景,尤其是净洁如洗的澄空、葱茏蓊郁的雨林、通体透明的碧海,令人叹为观止;但是,由于一年四季都是溽暑炎蒸,节候的概念十分模糊,觉察不到一年四季的变化,置身其间,总有一种景物单调、时间凝滞、生活混沌的感觉。

人生犹如登山。年轻时节体力充盈,心高气盛,又满怀着好奇心,不知艰难险阻为何物,谈笑风生,奔突跳跃,攀上了一个又一个制高点。最后立足顶巅,凭栏四望,但见江天寥廓,大野苍茫,不禁快然自足,心神为之一爽。但是,“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特别是望中并没有想象中的奇观胜景,也解释不清楚攀登中那样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心理基因,于是兴奋中又夹杂着几丝迷惘。

这种心态颇似中年过后情景。下山时的步履总是平缓、悠闲的,时时以一种“过来人”的淡泊情怀,扫视着那些也是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登山热客,对他们的磅礴气概和热切心情,似乎领略了一些却又并不真正理解。

三“暮年心事一枝筇”。在古人眼里,一根朝夕相伴的竹杖能够最鲜明地参透与映衬那老去的情怀。因此,又可以说,淡泊无求的心性也植根于生理的实际。此无他,存在决定意识也。“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在这里,疲惫的双腿向稼轩先生提示着老之已至。而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则使随园老人深谙衰年的苦楚:“老去神昏夜不眠,更筹数尽五更天。”由少壮而老迈,由劲健而衰颓,“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陈代谢,生老病死,这原是铁一般的自然规律。

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朋友葛莱西安诺曾经发问:“谁在席终人散以后,还能保持初入座时那么强烈的食欲?哪一匹马在漫长的归途上能像起程时那么长驱疾驰?”这是不答而自明的。

而他的喟然叹惋,也是极富哲理性与真实感的:

一艘新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多么像一个矫健的少年,给那轻狂的风儿爱抚拥抱。可是等到它回来的时候,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船帆也变成了百结的破衲,它又多么像一个落魄的龙钟浪叟,被那轻狂的风儿肆意欺凌!

当然,对于这类一般性的自然规律,人们的认识、想法也并不一致。一首老年的述志诗,是这样写的:

路遥,正是测马力的时候。

自命老骥就不该伏枥。

问我的马力几何?

且附过耳来,

听我胸中的烈火,

听雪峰之下内燃着火山,

听低啸的内燃机运转不息!

看了着实令人五内升温,感发奋起。

是的,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人生,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让生命呈现出不同的相对长度。如何设法使生命永远成为一团烈火,一股清泉,燃烧着理想,流注着憧憬,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向着各种新的可能性敞开,永不封闭,永不凝滞,这确是一个富有意义而且引人深思的话题。

但是,生无所息,奋力拼搏,毕竟不能止于励志,而首先是一种实践,这就不能不受到体力与智力的制约。

古代的桓温看到他当年亲手种下的柳树,“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薛平贵“一马离了西凉界”,兴冲冲地回到阔别一十八载的武家坡,想不到发妻王三姐竟觌面不识,诧异地说:“儿夫那有五绺髯”?薛平贵及时地提醒她:你也是同样,“不是当年彩楼前”了。寒窑里找不到菱花镜,且到水缸上照容颜。不照还好,一照,王三姐哭了起来:“呀,老了!”

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寿登耄耋,也属常事。所以,对于身体状况,许多人常常自我感觉良好,我就总是不愿意承认老之已至。年少时觉得四五十岁就很老了,及至自己到了这个年龄,又觉得六七十岁才算老迈;而到了六十岁,又觉得自己头脑依旧清楚,腰腿还算灵快,离衰老尚有一段路程。

这种不断地把老年起点向后推移的心理现象,表明了老当益壮的勃然之气,有积极的一面;但终竟不那么切合实际。专从顺生养性角度来看,也值得深长思之。人的年龄大了,不要说经受不起持续、紧张的劳累,连剧烈的心理矛盾也担承不了。卸去沉重的工作担子,保持平和、恬淡的心境,实现一种良好生命状态的恒常化,无疑有利于强身祛病,益寿延年。

这和所谓“老有所为”,并不相悖。应该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老树十围,亭亭如车盖,浓荫匝地,是柔枝幼干所代替不了的,但是,开花吐蕊,却非千年古木的事。

人到晚年,远离了工作岗位,并不等于无所事事,只能隔着窗子闲看飘飞的雪花,或者拄着拐杖漫踏阶前的黄叶,需要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古人早就有“老马识途”、“乡有三老,万般皆好”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说法,表明了老年人无可代替的特殊作用。

而老有所为也应坚持量力行事。孔老夫子有一段关于“君子有三戒”的论述,末了说:“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意思是,人到年老了,气血已经衰弱,便要警戒自己,不要脱离实际,贪求无厌,莫知止足。

这里有一个分寸、尺度的问题,假如掌握失当,也会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因此,古人要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宿将还山不论兵”。非不负责,有所避忌也。

闲翻今人文集,见到这样一首七绝: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总是夕阳无限好,管它近不近黄昏!

作者翻用了唐人杜甫和李商隐的两首名诗,既表述了中年过后的淡泊心性,又不现丝毫衰飒之气,可谓善作文章者。(1998年)

三过门间老病死

―疗疴琐忆

年轻时得过结核病,当时本已治愈,想不到四十年后在原发病灶上又出了大的变故,可怕的病魔竟然“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结果,肺部挨了一刀。这样一来,我便由“五花教主”变成“四叶亭侯”了。―这句轻飘飘的话,是现在想出来的,六年前的当时,绝没有这种心绪。看来,时间确乎是有效的销蚀剂,它不仅可以弥合伤痕,平复痛楚,而且,能够淡化感觉。

过去,喜欢征引钱锺书先生那句“雕疏亲故添情重”的名诗,实际上,不过是掩饰心性萧疏淡泊,不愿主动与亲朋往来的遁词。患病之后,才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情重”二字的实际分量。纯真、浓重的亲情、友情潮水一般从四方八面涌来,“忽剌剌”,一下子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那种紧张、焦灼的心情和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至今还让我感激无尽。

病痛,也显示了生命的真实。平时,身强体壮,除了近视,觉察不到四肢五官存在什么毛病,更不知病苦缠身为何物,可以说,几乎失去了生命存在的感觉。现在,倏忽之间,“返老还童”,变成了一个躺在襁褓之中处处要人呵护的婴儿。鱼刺要人一根一根地摘出,米饭要人一口一口地喂下,转侧要人帮,下地要人扶。护士每隔两个小时要量一次体温,测一次血压,摸一次脉搏,还要详细记载饮食、起居状况,以及便溺的时间、次数、颜色。令人想起古代宫廷的“起居注”,于是,一眨眼的工夫,又变成了皇帝。

几天过去,渐渐能下地走路了,护士又严厉警告:动作不能像从前那样速度很快、幅度过大。过去吃饭如风卷残云,蚕食桑叶,“刷刷刷”,五分钟不到,整碗饭就进肚儿了。现在,受到了严格限制,必须缓进嚼烂。但是,只要医护人员不在场,依然是我行我素。此无他,积习使然也。

然而,最大的约束还是不准读书。理由是看书损耗精力,不利静养。因此,只要发现我在翻书,轻则警告,重则收检,直至把我床头所有的书籍全部缴械,令我叫苦不迭。从识字起,就书伴人生,虽然没像古人说的那样,“饥以为食,寒以为衣,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一日废离,却是千真万确的。数十年来,我习惯于到书籍中去寻找自己生活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借书了解世道,由书走向人间,它既是镜子,又是窗子。它伴我行过悠悠岁月,给我带来乐趣,带来智慧。书之于我,堪称交游感遇中的心灵的守护神,不啻怡红公子的通灵宝玉,成了名副其实的命根子。

手头没书,颓然静卧,又睡不着,急得我抓耳挠腮,心神郁闷。实在挨不过去,就悄悄地把要看的书目写在一个小纸条上,塞进饭盒里去,趁护士不在,交给前来探望的亲友。这样,很快我就又有了新的给养。苏东坡、黄景仁的诗,鲁迅、梁遇春的散文,又都悄悄地跑来给我做伴了。趁医护人员不在,抓空拼命地读下去,如逛宝山,如饮甘泉,直累得两臂酸麻,全身疲累。

这里顺便说几句。现在人们喜欢谈论人生感悟、亲情、人性的话题,我以为,专就这点来说,黄景仁的《两当轩集》也是很值得一读的。它伴我度过了寂寞的疗疴岁月,我很喜欢那些真情灼灼的诗句:“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街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他的《别老母》诗:“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读了令人凄然涕下。

所以,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景仁莫属了。

按说,用脑过度、积劳成疾这个惨痛的教训,我早就该牢牢地记取了。可是,痴情眷恋,爱书成癖,已经到了执迷不悟、之死靡他的程度。元代诗人聂碧窗有两句诗:“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这是哀叹被掳少妇的。此刻,如果聂氏在侧,估计他也定会写出悲悯或者嘲讽书痴的诗句。

实际上,稍早一些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已经这样做了,只不过他写的是一首自嘲诗。题目比较长,把本事交代得很清楚:《淋疾复作,医云忌文字劳心,晓起自警》,原诗是:“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说是自警,实际上看不出来,倒像是自辩,结果只能是故我依然。

卧病中最大的痛苦,不是刀口疼,不是胃口不佳,也不是无聊、闷寂,而是失眠。有的人脑袋一贴上枕头就坠入黑甜乡中,心身都获得宁息,诸念全消,六根俱净。可惜,我没有这个福分。想望黑天,又怕到黑天。独卧床头,辗转反侧,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滔滔汩汩地涌来,正似清诗中写到的:“往事无根尽到心。”几多年的意海波澜蓦然泛起,眼前的忧虑,过去的纠葛,未来的筹谋,也都聚上心头。

我也曾遵照医生的指令,下狠心排除一切杂念,可就是办不到。在这万籁俱寂的秋宵,偏偏听觉又出奇地灵敏。隔壁的鼾鸣,阶前的叶落,墙外的轮蹄交响,甚至腕上石英表的轻轻的滑动,都来耳边、枕上,成了空谷足音。

此刻,我想到了宋代的陈抟老祖。这位华山道士,睡着了百日不醒,所谓“以一睡收天地之混沌,以一觉破今古之往来”。一天客人过访,正赶上他在睡觉,旁面有个异人,听其鼾息之声,以笔记之。客怪而问,其人曰:“此先生华胥调、混沌谱也。”看来,陈老先生不仅能睡,而且会睡,睡出了高度,睡出了水平。因此,宋人有诗云:“华山道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

有人说,一夜沉酣,那是前生修来的福。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美美地睡上四五个小时,就谢天谢地了。可是,就这一点点需求,也常常沦为奢望,万般无奈,只好请出安眠药来帮忙。而负责护理的小护士,一到夜静更深,就困得上下眼皮不住地打架,却又不敢伏几而卧,一怕失于监控,发生事故;二怕被值班的发现记过、罚款。这种反差,被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说个正着:“年少鸡鸣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鸡鸣。”一壁厢是有觉不准睡,一壁厢是想睡睡不着,世情之不公,有如此之甚乎?

小护士喜欢诗,要我讲些和诗有关的故事,以驱除睡魔,消解烦闷。我就说,二十年前,我在营口市工作,一个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医院。我把刚刚收到的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给他送了过去,并附了一首小诗:“日晒风吹历苦辛,清新浓缩见甘醇。区区薄礼无多重,入口常怀粒粒心。”然后,我就下乡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办公室,发现案头放着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寄来的,里面装着一个小纸包和一张信纸。说到这里,我卖了个“关子”,住口了,顾自在一旁悠闲地喝着开水。

小护士忙问:“纸里包着什么?”我说,你猜猜看。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其时正处于70年代初“文革”期间,于是,她就猜测肯定是粮票、饭票、布票之类的东西。全都错了。我告诉她,那里包的是七个蚊子和八个臭虫。信纸上写了一段话:小病幸已痊愈。佳诗美味,受用已足,无以为报,献上近日在病房中俘获的战利品,并戏题俚诗一首,借博一笑:

深宵斗室大鏖兵,坦克飞机夹馅攻。

苦战苦熬一整夜,虽然流血未牺牲。

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护士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睡意全无。

一天,护士长带队前来查房,量完血压、脉搏之后,她们央求我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就说,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安石,生性古怪,喜欢抬杠。这天,大文豪苏东坡拿过一方砚台请他过目,说是花了很多银子买到手的,言下流露出炫耀之意。王安石问这个砚台有什么特异之处,苏东坡说,呵上一口气就可以磨墨。王说:“这有什么出奇的?你就是呵出一担水来,又能值几文钱!怕是你一连呵上五十年,也挣不回本钱来。”苏东坡被噎得只有苦笑的份儿,心说:这个“拗相公”,真是拿他没办法。

王安石虽然执拗,但才气纵横,而且,观察事物非常细致。说到这里,我先问她们:“你们说,菊花枯萎了,花瓣是依然留在上面,还是纷纷飘落下来?”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花瓣不落”,并举出前面花畦中的实物为证。我说,王安石的诗句是:

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苏东坡的看法和各位是一样的,马上续诗加以批驳:

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

一般地说,菊花确实是这样,但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存在着特殊与例外。古代的诗人屈原早就吟过:“夕餐秋菊之落英。”后来,苏东坡在黄州,也亲眼看到了落瓣的残菊,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

接着我又讲,就是这个苏东坡,每到一处总喜欢作诗,像我喜欢看书一样,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可是,他竟忘记了身旁经常有人往上打“小报告”。结果,遭来了种种麻烦,惹下了无穷的后患,弄得颠沛流离,四处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与可苦苦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但他还是吟了。结果,七年后被人抓了辫子,说他那首咏桧柏的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诅咒皇帝的。幸亏皇帝宽宥他,方得免去一死,最后贬到了黄州。后来几经辗转,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很舒适,人也胖了,脸也泛出红光,便情不自禁地写诗抒怀,其中有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谁知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这里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为荒远的海南岛。

听到这里,小护士们齐声说,那些打“小报告”的人真可恨。我说,是呀!古往今来,这种人名声都不好,咱们可要以此为戒呀,以后我再看书,你们可不要向护士长“告密”了。大家哗地一声笑了起来,说:“我们上当了,原来,你绕着弯子来表示抗议。”

三“一卧沧江惊岁晚”。转眼间,已经卧病两个多月,进入深秋了。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种环境,结束这种痛苦的羁留呢?我越是这么想,心情便越是变得烦躁不安。

手术后伊始,不间断地插管、换药、打针、拆线,体温升高盼着降下,胸部阵痛渴望平复,每天都处在紧张的企盼与热切的期待之中,腾不出心思来想其他事情。可是,待到病情日见好转,体质逐渐复原,却还未能返回工作岗位,整天僵卧床头,无所事事,就有些急不可耐了,正是:“心之忧矣,不可断绝。”

苏东坡说过,“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无奈闲则闲矣,心却安不下来。躺在病床上,心潮涌荡,百感中来,半个世纪的前尘往事,灵魂的拷打与拯救,个人的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望、欢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骄矜与愧悔、得意与失落,带着一种辽远的时空感,忽剌剌攒聚心头。

过往几十年间,朝朝暮暮,绷紧生命之弦,“拼命三郎”似的,奋斗、拼搏、磨炼、积累,对于自己,总觉得不满足,总认为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今,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致命的挫折、灭顶的风涛,面对着时时高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蓦然产生一种幻灭感,觉得一切希望与抱负都失去了可靠的依托,顿时由原来的壮怀激烈变成了意冷心灰。一时间,困惑、忧郁、浮躁、压抑、焦虑、恐惧、失望、悲伤,铺天盖地般涌来。

病后,最典型的一种情绪,是表现为怀疑某些规律、常识、公理的虚无主义。比如说,抽烟、喝酒容易致病,这被认为是常理。可是,我从来没有吸过烟,酒也是绝少沾唇的,怎么却得病了呢?相反地,许多终日嗜烟如命者,逢酒必喝、鲸吸豪饮者,却健壮如常。那么,上述说法是不是真的具有规律性呢?

再比如说,几十年来,我对于生命在于运动、步行有益健康的理论,信守不渝,日日坚持,从不间断,可是,结果又如何呢?还有,医学认为,锱铢必较,患得患失,情怀抑郁,于健康不利,而我是属于那种赋性淡泊、旷怀达观的人群,那为什么也会罹患致病呢?为什么?为什么?问号一个接着一个,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生活中偶然的东西一多,人们就容易陷入精神的误区,难免在科学与迷妄、必然与偶然、存在与虚无之间茫然却顾了。

当年,苏东坡离开杭州的时候,曾经发出过“别后西湖付与谁”的慨叹。我倒是没有这类牵挂,卧病期间,想得比较多的是,若是真的到了那个“没有明天的一天”,我那些盈箱累架的图书该如何处置呢?

半个世纪以来,节衣缩食,积铢累寸,穷搜尽索,远近营求,居然聚集了一两万册图书,使我坐拥书城,俨然一方寨主。朝夕晤对,时时都能忆起每册图书背后的无尽沧桑,想到购书当时发生的令人动心动容的故事,想到书本上渗透着的点点心血。事实上,书籍已经成了我的第二生命。一朝主人的生命消逝了,这些书岂不就成了可怜的流浪儿?

孔老夫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我倒觉得,人而无“执”,太也空虚了。爱书成癖,这就是一种“执”。本来,佛禅教给我们的是“无执”,那么,已经“有执”了,又怎么办呢?就要“破执”―只要想到旧梦如烟,人生无常,就应该“执”而能“舍”。然而,谈何容易。

从前,像良田美屋能够传承子孙一样,也有“诗书传家”的说法。可是,学问与癖好是不会遗传的。何况,在商品大潮和“关系学”行时的冲击下,还有哪个子弟痴憨如我辈者流,肯于孜孜苦读,埋首于黄卷青灯之下呢?水、火、蛀虫和刀兵,一向是书籍的四大厄运。

当时想,与其日后这些书籍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随风飘荡,或者被论斤出售,一批批地化作纸浆,或者散落街头,包装菜籽,真莫如遭遇一种厄运,索性让它一了百了。

伤哉,这作家的情怀,这学人的最后牵挂啊!

长夜无眠,我想得很多很多。本来,人的生命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而疾病又是伴随着生命而来的。正如白居易所言:“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获得生命之后,不能只知消费它,支配它,享用它,还须考虑怎样滋育它,调适它。应该想到,弄得不好就会得而复失,总有那么一天,会像江淹的五彩笔那样,被“造化小儿”索回。

特别是人到中年,生命活力逐渐衰减,人生旅程进入了事故多发期。古人有“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的说法,反映了新陈代谢、老病相关的客观规律。

可是,由于长期以来很少患病,甚至基本上不患感冒,就误以为自身体质绝佳,从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放弃了对疾病的应有的警觉。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

老舍先生说过一番哲理性很强的话:

楚霸王不害病则没得可说,一病便了不得。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微微暗些,然后再明起来,则暗得有趣;而明乃更明,且至明过了度,忽然烧断,如百度电灯泡然。这个,照直了说,便是小病的作用。

得过一场大病,懂得一些生活的辩证法,也增强了承受能力。就这个意义来说,病床也是大学校。记得一位作家说过,池水不惊、波澜不兴的小时代,人心觉悟的机会,似乎只在病床上。

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得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健康比什么都要紧。什么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权势,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很可能一转眼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苦抓苦曳,拼死拼活,究竟所为何来?“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英国历史学家饶列如是说。

是呀,平时颐指气使,势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临死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一死,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除了嘴里含颗珠子,任何财富对于他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到了这个时节,人会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一些,会发现平日诸多可悲、可笑、可悯之处。

当然,这种“红尘觉悟”不见得多么牢靠,有时消失得很迅捷、很干净。人是一种善忘的动物,常常是一下了病床,恢复了健康,就把这些感悟忘得无影无踪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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