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恭禄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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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民国时期历史畅销书,学院派史学代表作)试读：
四版自序
于今书业不景气之时期，《中国近代史》居然于发行后四个月内重版两次，又为读书竞进会选为大学组必读之书。社会上之意外欢迎，出于著者意料之外，心中愉悦，自不待言，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常自责。心尤不安者，无过于误植之多。其造成之原因虽多，固不能尽诿过于人，著者盖有相当责任。书于三月出售，著者读完一遍，发现不少之误植，即于四月函告出版人谓书再版，望挖正后付印，而出版人复称再版现已印成，唯有附印勘误表之办法。近者更有发现，并知平装本将即付印，当能一一挖正。改正多为误植，亦间有一二叙述之史迹。
书稿于去年夏寄出，一年之后，再读此书，感觉尚有一二应改之处，顾改文稿牵及纸版能否再用，且为时太久，而社会上需要此书甚殷，故暂作罢。今可于此说明者，共有三事。一、袁昶、许景澄奏疏实不足信，不如删去。二、景善日记著者初未能得原文，书中译文，当改用原文。三、政府废两，计量改用公担，而书仍用旧制。读者当知关银一两抵一点五五八元，一公担抵一点六五四担。他如论者谓书叙述外交太多，关于学术者太少，则所见不同，著者自有立场也。倘有修正，亦当俟诸将来。
余授武大史学系一年级中国近世史，采用此书为教本。误植亦有学生告知者，深为感谢，并志于此。陈恭禄序于半山庐一九三五年五月
自序
一国现状之造成，一由于地理之影响，一由于古代之遗传，一由于社会上之势力，一由于领袖之指导。四者之中，就人事而言，历史上之遗传，常占重要之地位，中国古代嬗变之史迹，颇足以资证明。及至近代，实用科学大有进步，世界上之交通日趋便利，国际上之关系，以商业政治之促进，大为密切。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中国以悠久之历史，倾向于保守；领袖之思想，民众之观念，均其极端之表现。政治家不能认识其所处之新环境，而能断然有适当之处置。列强或欲适用西法于中国，或谋商业之利益，或求政治上之势力，或存兼并领土之野心，而中国本于固有之心理与惯例，应付新时代之问题，莫不失败。中西冲突遂为近代中国史上之大事。吾人今欲明了已往之事迹，现时所处之地位，及将来建设之途径，非有信实之历史，叙述近代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嬗变之经过，则不可能。社会科学失其赞助，将或多无根据。近代史之著作，久为国内知识界之急切需要。
余自识字以来，颇留心于故事，及入中学大学，深知吾人历史知识之浅陋。关于社会科学之理论，多应外国近世环境而生，或不切合于中国之社会，运用之时，尝或难于辨别轻重缓急，教育之价值与效力，为之减低。不幸迨今近代中国史之著作，仍在失望之中。民国十五年，著者萌有著作之志愿，会以人事环境之变迁，未能积极进行，十七年，于金大担任教职，知其需要之殷，勉力进行，二十一年春，完成十三篇，决定分卷出书，由新月书店印行，初不知其营业失败也。双方议定至迟冬季出书，书店迟至次年五月，上册排校方始完毕，定于六月发行，忽又搁置数月，据称新月并于商务，归其印行，而书仍未出售，并置去函不复，本年二月，始与当事人相见，收回原稿。著者以全书文稿已成，望其迅速印成，最后决定，归商务印行。
全书共十九篇，内容可略见于目录，初拟命名《中国近百年史》，而坊间书用此名者甚多，免相混乱，改称《中国近代史》。近代二字，本无确定界说（史期区分，原极牵强，不过因其便利而已），史家划分史期，常不相同。愚意近百年内，中国国际关系根本改变，思想、学术、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莫不受外影响，其事迹迥异于前古，作一时期似较便利，且书内容不限于百年内之史迹，故定名曰《中国近代史》。著者著书之目的，深愿赞助读者明了现时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变，外交上之趋势，社会上之不安，经济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交相影响之结果，分析其造成经过之事迹，讨论其成功或失败之原因，辨别事后之得失利弊。吾人处于今日议论古人，原非难事。著者之论断，专欲读者了解当日之背景环境，及其失策与责任，非别有好恶也。综之，近代史范围之广大，事迹之繁赜，制度之剧变，生活情状之改易，开中国旷古以来未有之奇局。其材料之多，浩如烟海，第十九篇略论史料之种类与价值，事迹之繁，固不能一一叙述也。
古今史之性质不同，方法亦各迥异。古史之存于今者，或为编年，或为问答，或为传体，或为纪事本末，或为文献，名目不一，要多因陈抄袭。其材料或不问来自何方，编纂者或不辨其真伪，书中或为谀墓毁墓文字，或为按年列举之政令大事，或不问其是否实行及行后之利弊，杂然抄入。其一部分诚所谓“断烂朝报”，或“流水账目”也。吾人读之，殊难明了整个社会之情状。今日编著历史之方法，简单言之，首先搜集原料，及时人纪录，辨别著作人之目的，有无作用，及其与史迹之关系，比较各种纪录之内容，考证其真伪。其有证明者，始能定为事实，证以时人之议论，辨析其利害。然后综合所有之事实，将其缜密选择，先后贯通，说明史迹造成之背景，促成之各种势力，经过之始末，事后之影响，时人之观察，现时之评论，而以深切美丽之文写成。此史学者不易养成之原因，而固吾人今日之正鹄也。著者编著此书，不过自信未入于歧途，于试验之中，不肯放弃责任而已。
书中论断，著者非诋毁时人，或为之辩护，不过以公平之态度，说明其立场。读者之意见，或同或异于结论，著者固无强人从己之意，且书非宣传作品，读者多为成年之人，当可根据事实，自由表示意见也。更当说明于此者，外交上之事件，尤易引起争论。盖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此种畸形褊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著者之目的，既非为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根据事实，叙述外交上之史迹，讨论其问题，研究其经过，对于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
近百年来，内政外交交相影响，中国以不平等条约之束缚，主权减削，内政往往深受外国之影响，外交之篇幅颇难预定，乃听材料自行决定。书中地名以政府之变更，改易旧名，此种习惯，原为专制帝王改制之余毒，对于吾人则颇增加困难。著者叙述过去之史迹，自当仍用前名，但为便利读者起见，常或附注今名。关于地图，著者知其重要，不幸不能绘画，插入书中。事无奈何，唯愿读者自备地图参看。
人名亦有困难，君主避讳不名，徽号字数赘多，庙号繁杂，均不便于记忆，民间用其年号，清帝除太宗而外，未曾改元，举其年号，人皆略知其事业，今仍照用，代替其名。大臣之见于史料者，或称姓名，或称字号，或称官名，或用地名，或称谥号，变化繁杂，著者为便利之计，多用姓名。外人名称，以译音之故，常不一律，作者将其划一，且多附注原名。国名载于旧档者，或先后迥异，或交相杂用，如英或称佛郎机，或称大西洋，或称红毛，非外国书籍证明，殆难辨别。葡萄牙则称大西洋，美称米，法称佛等，书中均改用今名。
年代旧用皇帝年号，或用甲子，近时或以孔子诞辰，或以民国成立之年为纪元。自今观之，多不适用，清帝于嗣位之次年，诏改年号，其先，帝多改元，积时既久，推算困难，如咸丰元年，读者或不能即知其距今若干年也。甲子计算，亦常不便于用。新法纪年如孔子诞辰，尚未通行全国，效仿西法，徒为增加困难，清代史迹，用民国纪元前计算，颇感不便，对于吾人亦无所得。著者为便利读者起见，多注明公元。英人葛麟瑞（Charles Kline）所著之《中西年历合考》，及陈垣之《中西回史日历》等书均极便于检查，更附道光以后之年历对照表于书后。至于年表，说者谓为史书所必备，实则不然，史迹绝非年表所能形容，且表非详细说明，多无益于读者。吾人固不必墨守古代之体例也。
此书编著之初，颇赖友人章诚忘等之赞助，又蒙亲友抄写，皆深感谢。书中所叙之事实与议论，与任何人无关，著者一人负责而已。书为著者关于中国史有系统之第一作品，深愿读者有所指导，并书于此。陈恭禄自序于珞珈山一九三四年五月 第一篇 鸦片战前之中国
〇地理上之影响〇中国民族〇清帝之入主中国〇中央官制〇地方官制〇政治上之积弊〇财政之情状〇人口激增与生计困难〇秘密会社之活动〇叛乱之迭起〇对外之观念〇古代中西之交通〇中国所受外国之影响（物产、思想、文学、科学、美术等）〇闭关思想之成立〇葡萄牙人之东下〇耶稣会教士〇西荷诸国人之相继来华〇中俄之交涉〇国际贸易之情状〇管理外人之方法〇法律问题〇困难之症结
中国据亚洲之东南部，其东部沿海六省，濒临渤海、黄海、东海，遥遥与日本及其属地相对，其东五洋中最大之太平洋在焉。其在南部之广东濒临南海。南部毗连安南、缅甸，其一现属于法，一属于英。其西南西藏，有喜马拉雅山隔阻中国、印度陆路上之交通，西北新疆，北部蒙古，东北黑龙江、吉林与俄国领土接壤，奉天隔鸭绿江与朝鲜相峙。此中国边疆之大概也。其强邻有日、俄、英、法，四国之中，中日地位相近，中俄接壤长逾万里，而英法以属地关系，固不如日俄之密切。其在古代，疆域虽常变迁，而其地理上所受之影响颇为重要。其影响为何？曰：国内之农工商业，人民之生活情状，以及交通国势，多受地形、土壤、矿产、河道、气候、洋流等之支配与影响。更就对外而言，古代航海术未精，船舶浅小，水手无犯风涛远渡海洋之勇气，沿海七省除海盗而外，别无侵扰之国，居民常能安居乐业。南部毗连热带半岛，半岛上之物产丰富，居民不必勤于工作，而食料衣服即绰然有余，懒惰不易奋发，不能大为害于邻国。西南高山蜿蜒千里，立国于其地者缺少发展之机会，西羌、吐蕃力能跳梁于一隅而已。蒙古、满洲地多旷野，气候寒冷，土壤较瘠，人以游牧为生，耐劳受苦，体壮多力，善骑能射，苟有领袖将其团结，则战斗力常强。是以我国历史上之外患率多起于北方，匈奴之入寇，五胡之纷扰，辽金之压迫，蒙古之侵略，清之入关，皆其明显之证。迨航海术进步，机械学发达，海上交通，不惟无建筑之费用，且无修理之需要，反便于陆，亚欧之交通为之一变，而我国形势随之转移。欧人乃自海上伸长势力于东方，印度适在中国、欧洲之间，首当其冲，次及中国，固地理上之位置使之然也。
国内领土据今估计，凡四百余万方英里，世界陆地约五千七百余万方英里，亚洲一千五百万方英里，中国面积约占全球十四分之一，亚洲四分之一。世界人口凡一亿八万万，中国约逾四万万，殆占总数四分之一。就其分布而言，本部十八省共一百五十三万方英里，人口据一九二三年邮局估计，凡四万一千一百万；满洲三十六万方英里，人口二千二百万；蒙古一百三十六万方英里，人口二百万；新疆五十五万方英里，人口二百五十万；西藏四十六万方英里，人口三百万。[1]十八省内，人口最密者，首推江苏，每方英里八百人以上，甘肃人口最稀。面积人口之数目，皆非本于精确之丈量与调查，其价值不过使吾人略知分布之情状而已。其在清代中叶，直省人口，视今殆无重大之不同，满洲、内蒙古人口之激增，则始于清末领土视前削小，其详见于后篇。人民耕种生活之情状，百余年内，未有剧烈之改变。人口既以十八省为多，其地汉族之势力最盛，汉族历史上杂有苗、满、蒙、回、藏五族之血胤，今日中国民族，乃合汉、苗、满、蒙、回、藏六族而成，西人统称之曰蒙古族，盖蒙古成吉思汗之兵威震于欧洲，其子孙征服中国，以之代表黄种也。六大民族除缠回外，皆为黄种，其头颅身体之构造，皮肤之颜色，发毛之黑直，多属相类。其长矮不同之处，实无若何之重要，犹一族之子孙，尚或迥异也，证以见闻而益信，吾人汉族与满人、回人同处一地，固难辨别其种族也。自其杂居以来，互通婚姻，血统上趋于同化。总之，六族之称，本极牵强，今日殆为历史过去之名辞，充量言之，只可代表居住一地之人，如浙人、苏人、蒙古人之例，不得认为种族不同之民族也。汉族自黄河流域，逐渐移居于长江及西江流域。满人随清帝入关，分防国内要害，其根据地满洲今为汉人居住之地。蒙古为蒙古族人游牧之场。回族以宗教之信仰，得有此名，其在西北者，多为突厥之后，又有杂居于内地及云南者。藏族游牧于青海、西藏、西康。苗族住于西南诸省之僻壤。六族中以汉人为多，其潜伏同化之力量尤大，然其久为土著民族，不敌游牧民族之强悍善战，政治衰弱之时，则深受其蹂躏。十三世纪末叶，蒙古强盛，灭宋统治中国。其后朱元璋逐之，建国曰明，十七世纪，明室衰弱，满洲爱新觉罗氏乘机入主中国，凡二百六十七年。兹略言之于下：
满洲旧为东胡游牧之地，战国时，燕王任用贤将却之东北千余里，相传其开拓辽河流域，汉武帝县属朝鲜半岛，其后鲜卑辽金次第起于东北，皆所谓东胡族（即通古斯）也。明初太祖恢复辽河流域，成祖招抚黑龙江，然其设官治理，终与内地不同。辽河之西仍为女真旧部，女真部落而居，时人依其文化程度分为生熟，其人以游牧射猎为生，锻炼成为强悍之身体，善于骑马，一日之间，飘没或数百里，所射之矢远能杀人于百步之外。十六世纪末叶，建州部酋努尔哈赤善于用兵，合并诸部，兵势张旺，声称复仇，扰及明边。明帝聚大军分路攻之，并诏藩属朝鲜叶赫出援，努尔哈赤次第败之，尽取中国之边藩，而明君臣尚无振作之气，朝臣方努力于党争，互相诋讦，酿成宦官一网打尽之祸，言路妄发不负责任之评论，以致统兵大将，不得展其才能。由是努尔哈赤迭陷重镇，尽降辽河以东之诸城，后攻山海关外之重镇宁远，不胜，负伤而死。一六二七年，其子皇太极（太宗）嗣位，先除内顾之忧，率兵问罪朝鲜，凯旋而归，俄攻宁远，无功，乃绕道西南，出内蒙古，大掠于中国北部。其时内蒙古诸部降服，独察哈尔汗助明。皇太极攻之，收降其众，声势大张，改国号曰清，于是领土北界外兴安岭，东迄日本海，西至内蒙古，南临长城，乃遣大军深入中国腹地，终以未得山海关故，不敢据之。
方皇太极之侵扰中原也，值明怀宗在位，怀宗承熹宗之后，内乱外患交至，意欲和清，而以朝臣之坚持，难于独行其志，乃练兵筹饷，增加田赋，以致贪官勒索，人民不堪其苦，危机四伏。陕西受祸较烈，其地初受官吏之虐政，后遇饥馑，人民无食，强者相聚为盗，政府应付，无坚决固定之政策，酿成燎原之祸。一六四三年，李自成进攻北京，怀宗自缢而死。明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因其爱妾之愤，乞师于清。时皇太极新死，其弟多尔衮拥立皇子福临嗣位，亲自辅政，改元顺治，及得吴三桂书，率兵而往，大败李自成军，入据北京，命将进追流寇，平定黄河流域，旋取南方；明帝子孙之自立称帝者，相继败没，独桂王据有云贵诸省，力图恢复，后亦败亡，中国复归统一，而三藩尚拥重兵。一六七三年，康熙下诏撤藩，三藩先后叛乱，郑成功之子经应之。康熙遣兵平之，俄降台湾，由是国内无事，转而经营东北，与俄国缔结界约。会喀尔喀（即外蒙古）之西准噶尔部崛兴，其酋噶尔丹征服天山南北，领土包有科布多、青海及新疆（今名）一部分，且欲东并喀尔喀。值喀尔喀诸部内讧，噶尔丹来袭，诸部南请内附，清兵战败准部，收服外蒙古。噶尔丹死，其侄策妄善于用兵，乘机侵入西藏，清廷出兵败之，留卒戍之，更征服青海，独准部不服。及其酋死，乾隆出兵收取其地，天山南路诸城，后亦降服，其人信奉回教，故有回疆之称。于是清之版图，东北起自库页岛，以外兴安岭为界，外蒙古毗连俄国西伯利亚，西北天山南北二路伸入中亚细亚，西藏南接印度，东方则临海洋，台湾诸岛次第设官治理，琉球、朝鲜诸国按期朝贡，国内则开拓苗疆，改土归流，其后大小金川之番人亦服。其领土之广大，除元代而外，莫之与京，清代之极盛时期也。其领土可别为三，一曰行省，二曰属地，三曰属国。
满人自关外入主中国，其原有之政府既简且陋，不宜于广大之中国，乃用明制，成立专制政府，皇帝为一国元首，统治全国，有无上之威权，其下有亲王及内阁大学士佐之。大学士初为四人，佐理政事，拟诏命，整宪典，议大礼。十八世纪初叶，雍正分其职权，添设军机处，其大臣无定额，多则九人，少则四人，由大学士尚书内诏委，掌管军国大政，赞理机务，每日入朝，应对皇帝垂问，为最高之统治机关，其属员章京佐之。庶政则归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办理，吏部考核功过，稽掌勋禄、荫叙、封赠。户部掌各省田赋，皇室经费，官吏廪禄，军饷盐课，钞关杂税，鼓铸钱币。礼部掌五礼兼领学校贡举，藩国咨文。兵部厘治戎政，简核军实，兼管驿站。刑部掌折狱，审刑，简核法律，谳定各省疑案。工部营修公共建筑，发给军装，修治河渠。六部组织，每部有尚书、左右侍郎，俱汉满一人，共有六人，其属员视政事而定，盛京设户礼兵刑工五部，各有侍郎一人。都中衙门尚有都察院、翰林院、大理寺、宗人府、内务府、理藩院、通政司、詹事府等。都察院有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俱满汉并用，下有六科给事中，十五道监察御史，其职守为察核官吏，敷陈治道，上为天子耳目，下达民隐。翰林院制诰文史，兼备顾问。大理寺平反重狱。三署及六部长官，亦称九卿，参与朝议。宗人府掌皇族事务，内务府理皇室庶务，理藩院掌理藩属爵禄朝会及控驭抚绥事宜。通政司、詹事府多为清闲衙门，以旧制设立者也。
地方官制颇为复杂，畿内顺天府及满洲之奉天府各有府尹、尹丞一人，直隶于中央政府。本部十八省之长官为总督、巡抚，其制殊不划一，直隶、四川设有总督，但无巡抚，山东、山西、河南各有巡抚，但无总督，其余总督管辖二省或三省，省设巡抚。其职为考核属官、治理民政、节制绿营等，凡省有总督巡抚者，奏折咨请，训令属官，多须会衔，尝以意见不合，发生困难，尤以同住省城者为甚。其下有布政使、按察使佐之，布政使考察吏治，报于督抚，管理田赋，稽检仓庾。按察使掌一省之刑名，澄清吏治，兼领驿传。下有道员，掌核官吏，或管河粮盐茶，或兼水利驿传，或兼关务屯田。其下有府，府有知府，直隶州及直隶厅视府，设有同知，又其下有县州厅，其官掌辖境内之政令、赋税、讼狱、缉捕等，各有属吏佐之，各乡设有地保。其因重大事故，皇帝诏委钦差大臣，或将军名称，予以便宜行事之大权，余若河道总督、学政、盐运使等官，或有职守，或无所事。十八省外，属地若吉林、黑龙江、伊犁等，各设将军。新疆、蒙古、西藏有参赞领队理事办事大臣。属国则按期朝贡。军队分有旗兵、绿营、乡勇，旗兵原为满人、汉人、蒙古人之从军入关者，分属八旗，世受国恩，男子籍为兵士，大队防守京师，或驻大城要害，由将军或都统将之。绿营为各省招募之军队，维持地方治安，全国六十余万，由提督、总兵统率，并受总督、巡抚之节制。及后旗兵、绿营不能战争，乃募乡勇，战则编之入伍，乱平则多解散归农。
总观清代之官制，名虽根据于中央集权之政策，而以土地广大，交通不便，监督不周，组织不密，地方官常有大权。皇帝身为满人，初至中国，不通华语文字，不知其政治制度，势必任用汉人，其心中固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思想，乃深信满人，委为长官，借以监督汉人，子孙遵之，故军机大臣多为满人，六部尚书、侍郎名虽汉满并用，而满人常握重权。统兵将帅，自三藩乱后，亦多满人，太平天国乱起，始破旧例。地方官制基立于互相牵制之政策，造成极为复杂之组织，盖以管官而非治民也。考其职权，多无明显确定之规定，遇有困难，则互相推诿，利之所在，则相争夺。实际言之，官署多为传递长官命令之机关，其弊则手续繁多，办事迟慢，积久成为我国官署之普遍习惯。官吏出仕，八股考试为其正途，考取之士，思想才力梏痼已深，多无发展之余地，而人数众多，任用无期，迨其年老，志衰力微，幸者始得重用。朝廷患其官于本省，得受家族亲友之请托，例有回避，长官除一二例外，皆非地方之人，不知民情风俗，应兴之建设，当去之弊端，甚者不通地方之言语，借重世袭之胥吏，惟求安然无事，敷衍塞责而已。康熙曾谕巡抚潘宗洛以不生事为贵，善于保持禄位之官吏，莫不奉为金科玉律也。官吏任期未有切实之保障，无论何时，朝廷均可罢免其职，或对调于他省，知县为亲民之官，其在一县任期，亦有限制。
文武官之俸给，多本于明制，明代官吏之待遇颇为菲薄，清承其弊，世袭之王公岁俸较厚，百官则极贫苦。官吏原为公仆，有牺牲服务之义，不当视为职业钻营，俸给不宜过于优厚，多增人民之担负，亦不应过于菲薄也。适当之办法，则宜酌量社会上之生活程度，平民所得之薪金，货币之购买力等，定其额数，足其一家之生活费用，庶可养成其廉洁而居官公正也。清帝入关初用明制，正俸而外，给予柴薪，俄将柴薪废去，改定在京文武官之俸给。正从一品岁俸银一百八十两，正从二品一百五十五两，正从三品一百三十两，正从四品一百五两，正从五品八十两，正从六品六十两，正从七品四十五两，正从八品四十两，正九品三十三两，从九品三十一两。汉员每人年给米十二石，满员则数较多。在外之文官，按品给银。武员则数大减，正一品九十余两，从一品八十一两，其品低者俸亦减少，所领之薪银数亦无几。外官均不给米，又无公费，乃赖额外之收入，或近于贿赂之馈遗；其征田赋也，有火耗陋规等名，京官亦有所得。雍正嗣位，改收火耗等项为国课，诏给京官俸米，每银一两给米一斛，另给恩俸，银数一如正俸，六部尚书、侍郎，给予双俸双米。外省文官给与养廉，其数各省不同，总督自一万至三万两，巡抚一万两左右。其他各官，今举直隶之例略概其余，布政使九千两，按察使八千两，学政四千两，道员二千两，首府二千六百两，余府二千两，同知七百至一千两，通判六百至七百两，知县六百至一千二百两。官吏俸金视前略增，外官仍不足用，另立名目，浮收税款，京官则多患贫。
官吏时为文人读书力求之目标，会试有常科恩科，录取之进士，多者三四百人，少者数十名，缺少人多。翰林院朝考重尚小楷律诗，其列高等者久始升用，外官以捐输迭开之故，候补者多，苟非善于钻营者，常难得缺，乃纳贿权门，拜结师生同年，互通生气，于是吏治大坏。一八一九（嘉庆二十四）年，疆臣陶澍奏称吏治八弊：（一）勒接交代新官承认前任亏空，少者数千，多则数万，告禀则上官有失察之咎，势不敢为。（二）多摊捐款，名目有等补，帮助，贴赔，使费，每岁数百数千两不等。（三）预备赏号，凡上司有事，或练兵，或巡边，或公宴，均有赏金，上司收之作赏，吏役更索规费。（四）添办供给，上司出入境时，有夫马，有酒席，有站规，有门包。同城居者有轮月或包月之供给，一窗，一扉，一厨，一厕，皆取于附郭之州县。（五）压荐幕友，道府藩臬督抚所荐，不敢不受，有未见面而送束脩者，谓之食坐俸。（六）滥送长随，上司荐之不得不受，更无所忌，乃外勾吏役，内通劣幕。（七）委员需索，一纸文书可办之事，动辄派委数员调剂闲官，多所需索。（八）提省羁留，官进省后，转委他人，一年半载之后，始令回任。陶澍所言偏于官吏之关系，可谓详尽。清末御史曾再以之为言，盖恶劣政治下难于避免之现状也。其下胥吏多无俸给，迫而出于营私舞弊之途，以谋衣食，其熟于档案者，善于取巧，勒索敲诈，无恶不作，而长官无如之何。相沿既久，人民之心理常以官吏之贪狠如狼似虎，事多解决于宗族，非不得已，决不禀报于官，人民之视政府存亡荣辱，不关于心。官吏之主要职司，则为维持治安，催征田赋，审判讼狱而已。
军队分八旗绿营已如上述，八旗就军旗颜色而言，曰：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中分满军旗，汉军旗，蒙古旗。兵有定额，初约二十万人。其驻京师者，前锋亲军等每兵月饷四两，骁骑铜匠等月饷三两，岁均支米四十八斛。步军领催月饷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岁支米二十四斛，教养兵月给一两五钱，但不给米。其家人不准另谋生计，男子皆有当兵之义务，然限于马甲之定额，及后人口滋殖，一家三男，一人补甲，二人则无职业，全家唯恃饷米糊口，生活遂大困难。朝廷筹其生计，出款还其欠债，略增马兵教养兵等，但以人数众多，豢养究非办法，终无补救于事。旗人自居内地以来，进为土著民族，所处之环境迥异于前，传至子孙，改变旧俗。其优秀分子羡仰汉人之思想文艺，无知之徒乐于放纵声色货利之欲，乾隆用兵多用绿营，业已证明其丧失战斗力矣。各省防军初用绿旗以便识别，故称绿营，全国凡六十四万。其在京师巡捕者，马兵月饷二两，步兵一两，米皆三斗。各省马兵月饷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米亦三斗。其待遇不及八旗，缺额约六七万人，乾隆将其补足，后再裁减一万余人，兵士各以衣食艰难，自谋生计，平日势难操练，营中缺额之饷，皆为营官侵蚀，有事则临时招募，平乱御侮则力不足，扰于民间则绰然有余。
政治上之积弊分言于上，其财政状况，固吾人所当知者也，国库收入，户部例有报告，支出款项中有不可知者。收入以田赋为大宗，丁税附之，丁税分上中下三等，自一分至二两不等，各省不同，康熙将其并入田赋计算，田赋乃为主要收入。每亩征银自数厘至二钱不等，其最重者首为江浙，其地以南宋公田及明初张士诚之占据故也，清代因之。农民纳税年分二期，官吏征收者，一曰钱银，二曰粮食，三曰草秣，一六五九（顺治十六）年，征银二千一百万两，粮六百四十万石；一六八五（康熙二十四）年，二千四百万两，粮四百三十万石；一七二四（雍正二）年，二千六百万两，粮四百七十万石；一七六六（乾隆三十一）年，二千九百万两，粮八百三十万石，草秣无足轻重。兹为明了当时国内之情状，据《皇清文献通考》所举之收入，列表如后：各省田赋收支表《通考》所列田赋前三总数，与作者计算所得之和不同。各省款数，盖有错误，如一六八五年，广东田赋二百余万万两，不免令人怀疑，其他原因，或催征不能足额也。《通考》纪一六五九年，收入凡银二一，五七九，九九七两，一六八五年，二四，四四九，七二四两，一七二四年，二六，三六二，五四一两，一七六六年，则两数相符，现无材料考证前数。表中所列之省名地名，中有异于后名者，吾人为明了历史上十八省之成立，仍用旧名，甘肃、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诸省，收入数少之原因，或由于大杀之后，人口骤减，田地荒芜，或由土司管理向不征税，或因土壤硗瘠也。政府收入增加者，多由于荒地开垦升课，一省款数前后不同，则以丰歉，朝廷酌免田赋也。粮食种类不一，有米、麦、豆等，米则江苏一省，定额逾三百万石，南漕运京者凡四百万石，初由运河北上，设官催督，费用出之于民，后河身淤高，运输困难，运米一石入仓，曾用银十八两或二十两，仓米出售，每石一两。朝廷迄未改计，道光时，始改海道北上。其他收入，则以关税盐课为大宗，关税分海关、常关两种，海关以广东为最旺。常关设于商业要区，一年收入约逾四百万两。盐多出于沿海各省，由官督民煮晒，招商贩卖于划定之区域，征收税银，其区域广大，而税收最多者，首推淮盐。内省销售池盐、井盐，每年征税约四五百万两，及私贩增多，票引尝不及额。余则牙税、落地税、茶课等均无重要。综之，乾隆中叶，国库岁入凡四千万两，地方官之浮收，及其进贡物品，尚不与焉。支出以皇室经费、军饷、政费为大宗。皇室经费有陵寝、祭祀、修缮、采办、织造等名，用款从无定数，估计殆在五百万两以上。政费以养廉较多，朝中王公百官，每年俸银仅一百万两左右，合计京外官约七百余万两。兵饷约二千万，驿站百万有奇，两数相抵，国库尚有余款。乾隆经营新疆，岁支三百万，募足绿营，增加赏恤，岁费二百万。及嘉庆嗣位，收入略有增加，曾至四千三四百万两，无如内乱迭起，裁去之额兵，不过岁省四十万，而黄河为害，修治南河增至三百万，东河二百万，其先修河，邻近州县，拨派民夫，乾隆中始全发帑，为数不过百余万耳。宗禄亦以宗人繁衍，数大增加，由是财政渐趋于困难，尤以嘉庆末年为甚。
政府收入不敷支出，农民岁益穷苦，清初于大杀之后，田地有余，耕者安居乐业约有百年，人口大为增加。据《皇朝文献通考》，一七一一（康熙五十）年直省人口二千四百余万，一七四九（乾隆十四）年，增至一万七千七百余万，相去三十余年，增加七倍，一七八〇（乾隆四十五）年，增达二万七千七百余万，又据《皇朝续文献通考》，一八一二（嘉庆十七）年，丁口凡三万六千余万。百年之内，人口增至十五倍，可谓速矣，一七一一年前，人口盖已大增，不幸各省未有确报。其明年康熙诏定永不加赋，中云，“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人，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纳钱粮。”人民初避丁税，隐匿丁数，自此诏后，丁口报告，似宜较确，无如官吏视为无足轻重，不肯切实调查，其数虽可怀疑，然而人口激增，则可断言。洪亮吉于时论之曰：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人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各娶妇，即有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矣。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而玄焉，视高曾祖时，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玄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足以相敌。
洪亮吉之言本于深切之观察，其所论增加之倍数，自今观之，不免太速，而中国伦理观念，及早婚习惯，皆足以促进人口之激增。及其增加之后，仍以农业为生，康熙永不加赋之诏中云：“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由是田地不敷分配。其时沿海岛屿，严禁人民往垦，其私往者，官焚其居，驱之回籍。一七八七（乾隆五十二）年谕称浙江大小岛仍循旧章，永远封禁，凡请开垦者，从重治罪。满洲、蒙古等地均禁汉人移居。据《皇朝文献通考》，一六五九年，国内耕种田地，凡五万四千九百万亩，一七六六年，共七万四千一百万亩，相去百余年，开垦之地不足二万万亩，而人口增加，则在十倍以上。向者每人平均耕田二十余亩，今则二亩有奇，十人耕种一人所耕之地，每亩生产虽稍增加，固用力多而出产少，食料之困难可想，贫民益众，衣食日难。兹列各省田亩表于下，以见各省情状之一斑。各省田亩表
上表计算所得之和，大数同于《通考》，全国耕种之土地，殆多于此，盖此报告就征税之田而言，一省田亩以丰歉之不同，前后稍有出入，庄田、屯田、学田均未计入，直隶、四川等省之黑田尤多。据作者之估计，十九世纪中叶，全国耕种之田，殆有十万万亩左右，而人口激增至四万万，分配有限之土地，其何能足？尤以江、浙、鲁、豫诸省为甚。张海珊以经世自期，颇留心于民生，其里滨近太湖，谓人浮于田，每家所耕不到五亩。一家五人，每人平均不足一亩，湖田原为植稻膏腴之地，生产力强，无如土地太少，收入有限，其生活可想。淮水以北，一家耕种十数亩地，贫苦之情状殆犹过之。贫民潜往直隶、山西北部，为满蒙地主佃户。其近海者，冒禁耕种于岛中，乾隆末年，谕称山东海岛有民二万余名，浙江岛屿时亦有人潜往开垦，更有耕种于山地者，如浙民开山，长官禁之，其往皖南闲旷山间搭棚棲止者，道光饬官逐回其新至者。人民多以耕种为业，所出之粟，价无剧变，而民间通用之制钱日贱，清初每银一两易钱七八百文，继则增至一千左右，至道光末年，兑至一千五六百文以上。人民纳税，出粟易钱，以钱易银，于是所纳之税，名虽照旧，实则倍于往日，官民交困，农民之生计益难。朝臣未曾顾虑人口激增后之问题，其留意者，则八旗人丁也。清初中外驻防之禁旅二十万有奇，清帝禁其营生，保护备至，无奈人口增加太速，而马甲限于定额，旗人惯于奢侈，生计日蹙。雍正曾倡迁移旗丁于满洲之议，惜未实行，及乾隆嗣位，御史舒赫德上奏旗丁移屯之计划，户部侍郎梁诗正亦言八旗屯种，乾隆遣壮丁三千余人开垦于松花江流域，而八旗子弟不便于边外之生活，弃地还于北京。十九世纪初叶（嘉庆中），户部报告旗丁五十万有奇，合其家人，最少之估算，当逾二百万人。朝廷曾许汉军出为平民，无如其数无几，无济于事。于此生活困难之时，汉人勤苦耐劳，经营生产事业，满人虽得政府之补助，尚不愿于关外开垦，而汉人则因生计之压迫，违反禁令垦种田地，此固极少冒险之人。其在广东、福建沿海之地，亦有经商佣工于海外者。然皆不能解决国内过剩人口之问题，其无职业者，遇是水旱疾疫，不能束手待毙，乃循一治一乱之惨杀故辙，亦可悲也已。
人口过剩隐伏祸乱之根，其起而叛乱者，秘密会社也。会社之初起，究不可考，汉代即有其乱，清帝以满人入关，相传遗民痛于明朝之灭亡，加入其中，意欲复清。斯说也，殆难凭信，两广总督徐广缙曾奏三合会始于明代，明之中叶固有会党扰乱也。清代主要之党会可分为三，曰白莲教，曰三合会（或作三点会），曰哥老会，其支派繁多，名称复杂。三会之中，白莲教为最早，二会与其相近之点颇多，或深受其影响。白莲教之首领，初借劝人为善，医治疾病为名，招收党羽。其徒本多乡间迷信极深之游民，及受所谓信条之后，忠于其党，教主更借神怪不可思议之符咒，及天文预知之说，以坚固其信心。迨后党徒众多，遂起兵叛，政府禁之颇严，乃改名称，秘密宣传，迄今尚未绝灭。三合会、哥老会亦有迷信色彩，三合会盛于南方，其头目有大哥、二哥、三哥、红棍之称，会员统称草鞋。凡入会者举行郑重之典礼，名曰开堂，会规繁多，其不遵守者，即为背誓，五雷诛灭，所用之符号暗语，会外之人常不能解。哥老会盛于长江流域，组织目的近于三合会，其头目之名称，入会之形式，会中之暗语，皆无详述之必要。凡此秘密会社之会员，注重义气，会规谆谆然以患难相助为训，地方之恶棍，迫于生计之无赖，往往加入其中。其人轻身好勇，练习拳棍，良民畏之。其雄霸于一方者，广收徒弟，拒抗官吏，而官吏无如之何。其成立之要因，由于政府之腐败，官吏监督之不严，无业者之众多，与夫安宁之无保障也。魏源于《圣武记》中，记道光平猺（今作“瑶”）事云：“初楚粤边郡奸民，为天地会，缔党歃约，横行乡曲，小剽掠，大擅杀，各有名号，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诺，吏不敢问。赵金龙起事，即戕杀会匪，故会匪不附，而郴桂两粤奸民已所在蠢动，州县借军兴团练，随时禽治渠魁，又猺平迅速，幸未生变。”猺乱平于一八三二年，距洪秀全起兵十八年前，可见会党势力之一斑，嗣后国内扰乱，莫不与之有关。
十八世纪末叶，叛乱之原动力酝酿已久，心满意足之乾隆，方以十全老人自庆，其祸乱之早发，促成于宠相和珅。初和珅专权，贿赂公行，吏治大坏，其私产或估其计不下八万万两。同时，八旗绿营暮气沉重，失其战斗能力，攻取大小金川，縻饷之巨，劳师之久，数杀大臣，皆其明证。自乾隆让位其子，其年为一七九六，迄于一八三九（道光十九）年，叛乱时起，其重要者凡四。一、白莲教之乱——乾隆末年，白莲教魁刘之协煽乱，事发而逃，湖北、四川诸省奉旨大索，胥役逐户搜缉，多逞虐威。荆州、宜昌株连数千，富者破家，贫者庾死，人民又以征苗摊筹军费，失业问题，仇官思乱，湖北、四川、陕西之叛乱遂作，教徒胁民助之。官兵讨贼，常杀良民，纪律废弛，“所遇地方，受害甚于盗贼”（合州知州龚景瀚禀语），终不能平，后始利用乡勇，采行坚壁清野之策，乱事渐定。一八一三（嘉庆十八）年，白莲教余支天理教作乱，其教魁林文清贿通内监，会合党徒潜袭官廷，事败就擒，余党起兵于滑县，不久即平，其支派迄未能绝。二、苗猺之变——苗民自改土归流以来，益退居于湖南、贵州僻远之地，官吏待之甚虐，扰及闾寨，汉人侵居其地，苗民时思报复，至是起而作乱，大杀官吏汉人，迭陷重城，官军讨之，转战数年，会教乱方炽，改用敷衍之策，始得班师。一八三二（道光十二）年湖南之猺作乱，猺本戆鸷，居于五岭，会匪欺其愚拙，连结官吏强劫牛谷，猺民不堪其苦，其酋赵金龙率之作乱。其人矫捷善战，朝廷聚大军围攻，多虐杀之。其时广东之猺亦叛，清兵往攻，猺酋跪迎请降，杀之，猺遂死战，复招其出降，战祸始已。三、回疆之叛——回疆自征服以来，朝廷委任满员治之，长官以其路远，恃而不恐，不善治之，而回人勇敢好斗，迭起叛乱，朝廷始乃慎重人选，终无效果。一八二五（道光五）年，长官连结土官，搜括回民，甚且广渔回女更番淫乐，回人愤怒，故酋之子张格尔乘势起兵，恢复要城，朝廷遣大军出塞，计诱杀之。复与浩罕搆兵，禁其互市。浩罕来侵，清兵仅能保其壁垒，乃许之和，回人迄未心服，乱旋复起，幸即平定。四、海盗之骚扰——海盗初为沿海善于驾舟之游民，汉唐已有劫掠商贾之事，明代其势益盛，至是仿造高大之洋船，中置利炮，漳人蔡牵统之，曾得安南人之助，党羽日多，霸行海上，劫掠商船，势大猖獗，而水师之船笨窳，不能御之。其在广东者，为外船所败，余党扰于浙江。其巡抚阮元捐筹巨款，付交李长庚造大舰霆船，铸炮配之，朝廷擢长庚为提督，蔡牵数次犯浙，均不得逞。长庚追盗，重伤而死，朝命裨将代之，追剿益力，阮元施用离间之计，由是蔡牵败死，余党降服。东南之海岸稍靖。以上数乱，聚国内精力财力，始能定之。
清至中叶，国势渐衰，而对外之政策，本于传统之思想，轻视外人，依然如故。其造成之原因至为复杂，统而言之，可别为三。一受地理上之影响，我国四邻多为弱小国家，常来朝贡，其文化又不如我国，乃以天朝自尊，鄙外国为夷狄，而称其人为番鬼。一为心理作用，人类之天性，以习见者为当然，久则生有拥护之心，苟往异乡，其风俗习惯与之迥异将即感受不安，外人之种族容貌既不同于吾人，而言语饮食习惯风俗又各迥异，易于引起轻视厌恶之意，渐成普通之心理。一由于历史上之遗传，其说详论于后。历史上汉唐为中国强盛时代，版图达于西域，中西交通便利，国际贸易发达。唐时外人居于境内，学术思想随之传入，中国吸收之后，发扬光大，成为文化灿烂时期，何近代固拒外人之深？古今何相去悬远耶？问题颇关重要，兹分别言之于下。
我国天然环境，东南濒海，古代海上贸易不甚发达，南方邻国人民不善于营生，西南高山或无人迹，北部之旷大平原，人民稀少，沙漠适当其间，其北荒凉之西伯利亚，更无贸易之可言。对外贸易之途径，西北较为便利。商人本于求利之心，涉万里不辞其苦，陆路交通较为发达，其在汉时，小国臣服往来，尤形便利。其路程自我国内地前往陕西，深入甘肃，及抵敦煌，分有二道，一出天山南路，循戈壁沙漠之南而行，一出玉门关，自天山北路而行，绕道于戈壁之北，掠中亚细亚而南，商人之往来者，憩于和阗，以橐驼运输，货物萃集于其地。学者谓新疆为古代印度、波斯、希腊、中国文化接触之所，其历史上之名城，人民之生活，文化之程度，迥异于野蛮部落，商人自新疆西南而行，抵于波斯，复西行，入于小亚细亚，然后达于欧洲。水路自欧洲放船，出地中海，抵于埃及，然后易船渡红海、阿拉伯海，抵于印度，船复东行，过马六甲海峡，东至安南商港，自安南驶行，即至中国。海路自航海术进步，乘时季风前行，其便利远过于陆路，汉以后之商人，多乘船至中国。
古书曾言昆仑，其说或为当时流行之传说，或言其受外影响，无论如何，殆难认为追纪西北交通之路。公元前七世纪，秦穆公称霸西戎，秦立国于今陕西中部，戎人多居于今甘肃，西域交通当有进步。西域本官书上含混之名称，初指西方之地，当今甘肃、新疆，其后汉使通于大夏、安息、印度诸国，亦以此名称之。朱士行之经录称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宝利房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经录相传作于公元后三世纪，其说何所根据，今不可知。就年代而论，始皇与印度宣传佛教之阿育王同时，阿育曾遣高僧远往各国宣传佛教，高僧来之咸阳，有可能性。以上要为推论，今更有新证证明。安特生（J.G.Anderson）于河南、甘肃发掘远古遗址，得有无数陶器，其花纹样式，同于发现于小亚细亚者。其时期距今约六千年，据学者研究之结论，其地居民或自小亚细亚徙入，或受其影响，果尔，则六千年前，东西已有交通。周代兴于西北，重视玉器，中国本部固无重要产玉之区，周历初以七日纪日，同于外历，均足以促人审思。及至末年，数学、天文视前大有进步，今据学者之研究，疑其深受外国之影响。秦始皇统一中国，销兵器，铸为金人十二，汉武帝讨伐匈奴，得其重器，列休屠王之祭天金人于甘泉宫中，又得昆邪王之金人，知其烧香为祭。金人之为佛像，虽或近于猜想，而中国与亚洲西部及印度之有交通，实无疑问。武帝又谋夹击匈奴，遣张骞西通大月氏，及抵大夏，见邛竹杖蜀布，询之，知其来自中国，由印度贩至大夏者。据此，西南亦有交通。后班超降服西域，遣其属下甘英西通罗马，至波斯湾而还。其时欧洲、中国尚无直接贸易，货物均由安息商人转运。
欧人深入亚洲腹地，始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之东征，初波斯西攻希腊，大败而归，双方之仇恨深积。后马其顿国崛兴于希腊之北，降服南邻城邦，其名王亚历山大幼受希腊文化之影响，深表同情于希腊，具有雄心，欲征服世界，乃自小亚细亚追逐波王，侵入亚洲西部，公元前三二六年，逾越兴都库什山，抵于印度西北。会军士思归，不肯前进，始留戍兵而归。斯役也，促进欧亚之交通，从军之希腊人有留于印度西北者，建立小国，商人往来者尤多，贩运货物，中国丝遂传入希腊。亚历山大之师亚里士多得，西方之大哲也，其所著之书，中举丝名，丝在古代为我国之特产，而亚里士多得能言其名，则其传入欧洲殆无疑义，且进而为中欧交通之铁证。及罗马兴起，贵族需用丝绸，价同黄金，商人谋自海上来华贸易，先是罗马征服埃及，商人渡海至印度贸易。至是，船自印度东行，渡马六甲海峡，泊于安南，其地遂为国际商业重要之地。公元一六六年，我国史称大秦安敦王遣使朝贡。其时值罗马皇帝安敦勒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在位，使臣自安南遵陆路行，直达京都洛阳。其事未见于罗马史，古代商人，固有冒充贡使者，其重要则证明罗马商人之来中国耳。船向东北前行，即达中国海岸。二二六年，二八四年，皆有罗马商人来至广州之记录。
据上所言之史迹，上古中欧当有交通，公元三世纪，海上亦有贸易，亚欧往来遂有水陆二路。陆路商人结橐驼队而行，逾越流沙，途中困苦，非言可喻；水路船舶运输往来较易，商人乃多舍陆就水。后罗马分东西二国，五世纪，西罗马衰弱，野蛮部落侵入，欧洲之文化大受摧残，地理上之知识丧失几尽，欧亚之商业中衰。幸东罗马维持其间，及穆罕默德创立回教，统一阿拉伯半岛，同化野蛮土人，国势骤强，阿拉伯人掌握东方贸易之权。中国时唐太宗在位，政治清明，境内安堵，待遇境内外人，大体上本于种族平等之原则，国际贸易颇发达于广州、泉州，外人来至广州者尤多。后唐室衰微，海盗渐多，流寇祸作。其首领黄巢所到之地，屠杀焚掠，无恶不作，及陷广州，尽杀外人，商业始衰。北宋旋复旧观，南宋军饷无出，奖励商业，海道转盛。十三世纪，蒙古崛起于北方，其酋成吉思汗率其铁骑出征，无不胜利，子孙乘其余威，跨有亚欧二洲，驿站之传递公文，橐驼队之往来，海上之交通，均称便利。蒙古人之待异族也，优于汉人、南人，教皇遣人东来，马可·波罗仕于其朝。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之首都君士坦丁堡，掌握欧亚交通之路，回商乃垄断商业。
十五世纪，欧洲经济状况视前进步，东方物品之市场需要正殷，葡萄牙王子亨利（Prince Henry）奖励航行，谋觅新路，以达印度，其勇于冒险之船长沿非洲海岸前进，一四八七年，抵于好望角，一四九七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船绕道非洲，明年抵于印度，阿拉伯商人阻其贸易，然终贩买货物而归。葡王得报，遣兵舰东渡，俄据印度西岸之良港歌那（一作臥亚）（Goa），以为根据之地，东取马来半岛之马六甲。葡人复来中国，租借澳门，垄断东方贸易凡有百年。荷兰、英吉利商人起而与之竞争，荷兰占据南洋群岛，英吉利经营印度，法兰西诸国商人继之而至，东方葡萄牙之商业大衰。欧人东下之动机，始则求一航路直达东方，贩运货物以得厚利，航海家冒险事业之进行，常得国王之助，国王之政策，则欲收其发见之地，臣服土人，建立广大之海外帝国也。其远离祖国之水手，多为富于欲望之青年，对于土人无恶不作，及据其地，葡王委任官吏治之，天主教神父后随之往。葡人初受回人之虐待，常有报复之心，强改土人之宗教，东方人民恶之。其贩运回欧之货，多属贵族之奢侈物品，如中国之丝绸、瓷器、纺机，印度之宝石、美珠、颜料，南洋群岛之豆蔻、丁香，其运来之物，以玻璃钟表等为多。
综观中外交通之略史，吾人发生之感想，则为世界各国民族因其地理上之位置，历史上之遗传，社会上之需要，产生特殊文化，及与外国接触，而始有所比较，发生异同，引起学者好奇研究之心理，常于有意无意之中，吸收外国之思想，模仿其制度，试以个人证之。个人生于社会之中，自少而壮，由壮而老，莫不深受家庭社会环境之陶冶。其习惯行为思想言论之大部分，概为社会之产物，换言之，个人之在社会，以模仿为多，聚个人而成团体，合团体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世界。世界文化之进步，一由于天才之创造，一赖模仿之能力。是故民族于世界上之占重要地位者，常于二者规之。模仿之性质可别为二，其一于有意无意之中，自由模仿他国之长，以补本国之短，其一于困辱之后，始知墨守祖法之不利，迫而模仿他国之长。一八六〇（咸丰十）年前，我国所受外国之影响，多属于前者，其后所受之影响，多属于后者。其区别虽近于牵强，而目的则欲读者之深思也。学术思想所以促进人类之幸福，不受国界之限制，我国文化于世界上之贡献，吾人多能言之，而外国影响我国者，吾人亦当知之。兹略言之于下。
一、物产 物产以种子、土壤、气候之关系，各地不同，其自外国传入者，不知凡几。据学者良芳（Berthold Laufer）所著之中国伊兰（Sino-Iranica）一书，考证中国植物自伊兰传入者，不下数十种，如苜蓿、葡萄、石榴、胡麻、胡桃、胡荽、胡蒜、胡葱、豌豆、菠菜、胡萝卜、枣树、黄瓜、西瓜、无花果、皂荚、凤仙花、胡桐之类，历时既久，中或改去胡字，今为吾人常见或日用之物，将信其原生长于国内矣。其传入中国则始于西汉，张骞奉命西通西域，携植物种子如苜蓿、葡萄而归，后人以其开通西域，凡自西方传入者，多附会于张骞。其信而有征者，则为苜蓿、葡萄，余多逐渐传入，兹举数例，说明于下。武帝得天马于大苑，知其性嗜苜蓿，求取其实而归。《史记》纪葡萄亦于此时传入，渐种植于北方，《唐书》记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西瓜原为产于西域之瓜，夏时食之，可以止渴，其种亦得之于西方。梁（六世纪）陶弘景曾言寒瓜，其种类今不可知，五代史称胡蟠居契丹（十世纪）始食西瓜，称其破回纥得有此种。十一世纪，宋仁宗遣使航海买早稻万石于占城，分授民种，其分种成熟正与江南之气候相宜，农民胥受其赐。十六世纪，闽人得番薯种于外国，硗瘠之山地，皆可种植，木棉玉蜀黍亦自外国传入。关于锦绣矿物药石，亦有自波斯传入者。其关系于民众生活，至深且巨。
二、思想 战国时中国之时间观念、天文、算术等均有进步。法国著名之汉学家马斯泊罗（H.Maspero）称当时及汉代文学与印度、波斯相似，昆仑故事传自印度；中国初无行星之名，至是始乃知之，其分一日为十二时，为巴比伦之制；墨子所论之几何原理，同于埃及、希腊。其说今无传入中国经过之明证，尚难指为中国确受其影响。《史记》中律历志所言之律，尽同于希腊哲学家之言。外国学者之发明早于吾国，国内先无讨论，一旦忽有若大之进步，颇足以促吾人之深思。其后中外交通益繁，佛教传入，其始祖释迦牟尼感于生老病死之痛苦，入山求道，了解人类痛苦之道，由于欲望，倡说八正道于世。其教初基于印度固有之因果轮回，免除痛苦之思想，而佛陀阐明伦理上之责任，及慈悲不杀之旨义，合知识情绪二者，成立宗教。佛教传至印度西北，深受环境之影响，僧侣敬拜佛陀为天神，重视祈祷，由是传入中国。后汉始译佛经，自东晋至唐为其极盛时代，译书既多，流传益广。南北朝时士大夫多与高僧往来，研究佛法，其以儒家自命而辟佛者，间接亦受其刺激。相传梁武帝时达摩东渡，我国始有禅宗，其要旨则所谓“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也，识者近谓禅宗产于中国。无论若何，要与佛教有关。宋代道学家之主敬主静，即佛教静坐之变相。大儒陆九渊、王阳明等莫不吸收禅宗之思想。佛教传入之后，方士受其刺激，效其组织，成立佛教变相之道教。佛教既入中国，后于名都大城，创立佛寺，其中佛像繁多，种类不一，见之警人身心，因而附会天堂地狱之说，隐寓奖善惩恶之意，又如轮回之哲学，说明吾人今生之享受，定于前生之功过，来生之享受，定于今生之行为。其说深入人心，往往于无意之中，约束人民，亦来自印度者也。回教耶稣教传入中国，亦有相当之地位。十七世纪，耶稣会教士输入西方科学知识，固其明证。清代汉学大师戴震等精通数学，其考证之精核，或受科学方法之指导也。
三、文学 中外交通以来，文学受外影响，秦汉以前，固无论已。及佛教传入，其经典梵文本也，汉人能读者极少，汉末开始翻译佛经，高僧以其文法构造之不同，字义思想之悬隔，袭用文学上之旧语，不免于附会失真，后乃创造新语。近据日人《佛教大辞典》所收入之新语，凡三万五千，其少数成为我国文学中之习见语，如法界、果报、刹那等之类。汉译之佛典文体，迥异于通行文字，其倒装句法，解释语法，形容辞句，及无韵诗歌，皆足以觇外来文学之色彩。译者颇求其通俗，梁启超称之白话新文体，盖有所见。宋代之白话文学受其影响，其最明显者，则理学家之弟子效法禅宗之语体文而作语录也。戏曲亦为文学作品之一，说者疑其曾受外国影响。许地山分析梵剧，谓歌舞乐在宾白之间，以及表演之角色，类近我国之杂剧，其相似之点，虽不足为曾受印度影响之明证，然而固为有力之建议。其他影响于文学者，尚有反切、四声等，反切之法，合二字之音为一字，上必双声，发音相同，下为叠韵，收声相叶。说者尝谓反切由于天籁，不烦人造，殊不尽确，应劭《汉书》之注，孙炎《尔雅音义》之作，其法始乃大行。梁时慧皎所著之《高僧传》中有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传声则三千有余。”（见《慧忍传》）要之，音韵学之始祖，皆在曹魏，适当佛教传入之后，其受印度影响，殆无疑义。其可附带说明于此者，则为字母。《隋书·经籍志》云：“自后汉……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谓之婆罗门书。”《高僧传》记谢灵运咨询和尚慧睿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及唐失传，高僧守温因而整理来自西域之三十六字母，以为切韵。四音由音韵演进而成，沈约自称为其所作，殆不足信。韵学与律诗关系密切，唐代律诗之盛，岂无因乎？
四、科学 科学之受外国影响者，秦汉已如上述。及唐武则天临朝称治，六八四年，颁行高僧根据印度历法改订之光宅历。七二一年，玄宗诏僧一行再订历法，一行步推，依据印度成法。同时数学亦有进步，不幸书久佚亡，内容今不可知。元时领土初有中亚细亚，回人之天文学术传入，郭守敬受其影响，造成负有盛名之仪器，明末耶稣会教士来华，其人精通天文、物理、数学、医学，将其输入中国，以为布教之机会，其最著名者，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利玛窦习学中文，身穿华服，初传教于广东肇庆，后往来于南京、北京，上表进贡于明廷，后死于北京。学者从之游者，有徐光启、李之藻等。其所著重要科学之书，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通篇》《西国记法》《勾股义》《测量法义》等，其所作之万国舆图，故将中国置于中央，迎合时人之心理。死后，顽固者目其教为邪教，政府放逐教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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