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祖先的足迹——华夏之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图说中国历史系列》编委会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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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祖先的足迹——华夏之初试读：

第一章　追寻祖先的足迹

自古至今，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可谓是多种多样，无论是西方的上帝造人，还是东方的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等传说，都流传甚广，经久不衰。由此可见，对古人类活动的探究是人类一个为之永恒探索的主题。伴随科学的日益发展，尤其是生物学、考古学、古人类学和地质学的巨大发展，人们开始了解远古人类的活动轨迹……

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

中国大地上保留着很多早期人类的活动痕迹。如最近发现的巫山人遗址，改写了亚洲最早人类的历史，时间大约为200万年前。此外，还有稍后的西侯度文化遗址、云南的元谋人遗址等。◆巫山巫山位于长江上游，在这里发现了目前中国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距今约200万年左右的巫山人遗址。

■巫山人遗址

巫山人遗址是中国考古学家最近发现的，它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远古人类遗址。它的发现，不仅宣告中国的最早期的人类活动早在20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更重要的是证明了中国的人类是从自己的山峡中走出，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地之一。

1985年10月13日下午1时，著名古人类学家黄万波在重庆市的巫山县龙骨坡发现了距今200万年、与东非早更新世能人处于同一进化水平的“巫山人”化石。考古学家发掘出一颗人类门齿和一段人类下颌骨，颌骨上带有两个牙齿。在发现以上化石的同一层位，除发现人类加工和使用过的骨器外，还发现了巨猿及其他110多种哺乳动物的化石，这在世界古人类发掘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后来国内外媒体都进行相关报道，引起世界考古学界的广泛注意。◆西侯度出土的石器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约170米处，距今约180万年。其中发现石制品32件，多为石英岩加工成的刮削器、砍器和石片等。

1997年经过考古学家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一批距今200万年“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经过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等权威学者的鉴定，这些石器都带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是古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结果，再次有力地证实了200万年前“巫山人”的存在。近年来，考古学家正对巫山人遗址进行更为彻底地考察。巫山人遗址的发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早期人类的活动有着巨大的科学意义。

■西侯度遗址

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附近中条山阳坡的西侯度。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其中包括32件石制品，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烧骨和大量的动物化石等。石制品主要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从石制品的本身制作技术来看，当时的人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了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等多种制造石器的方法，但是，打制的技术还显得比较原始。从发掘的石器种类来看，西侯度发现了多种多样的石器，如单面或双面的砍斫器，凹刃、直刃或圆刃的刮削器以及三棱大尖状器等。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十分简陋又原始的石器对于远古人类却是非常的重要。他们正是凭借这些简陋的工具，开始他们艰难的早期人类生活，包括狩猎、采集等。懂得制造工具，标志着人类在自身的进化之路上大大地跨越了一步。

除了上面介绍的大量石制品外，西侯度还出土了一些带有切割或刮削痕迹的鹿角，以及大量烧过的动物骨骼、角和牙齿。这些出土的物品都充分说明，当时生活在西侯度的远古祖先们已经能够捕获猎物，并开始使用火，对食物进行加工，已经懂得如何保存食物了。同时，从西侯度周围与人类共存的大量化石来看，这里同时也生活着大量的动物，如野猪、麇鹿等。据考古学家推测，生活在西侯度的祖先们应该处在一个食物丰富的森林地区。◆元谋人使用的刮削器

根据古地磁法的测定，西侯度遗址的年代距今约180万年，地质年代属早更新世晚期。颇为遗憾的是，考古学家在西侯度并没有找到人类遗骸。

■元谋人遗址

在西侯度文化遗址中，我们没有找到人类自身的化石标本，但考古学家却另外在云南省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人类化石。

1965年，考古学家在云南省元谋盆地东部的上那蚌村的一个小山丘处，发现了一处早期人类活动遗址。他们在那里发现两颗人牙化石、大量的石制品、一些带有人工烧烤痕迹的动物骨骼，以及大量的动物化石等。根据古地磁法的测量，元谋人所处的年代大约为170万年前，也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祖先化石之一。内蒙古高原地势平坦，起伏和缓，平均海拔为1000～1200米，在远古时代气候湿润，森林密布，是中国北方人类起源地之一。

从发掘的人体化石来看，两颗牙齿化石属于同一个人的上、中门齿。牙齿的石化程度很深，并且呈现出浅灰色。牙齿的形状粗壮硕大，据推测很可能属于青壮年男性个体。牙齿的特征是齿冠基部肿厚，底部发达，有发达的指状突，舌面有铲形舌窝。从牙齿的整体形态来看，其较北京人更为原始，应该属于早期的直立人。这一发现引起国际考古学界的很大注意，现在，元谋人已经被世界承认，并且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这是中国考古学者为探索世界人类起源做出的巨大贡献。

从出土的石制品来看，当时元谋人已经开始使用打制石器，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石片等，并且可以推测当时制造石制品的方法主要是锤击法，属于典型旧石器时代的制作方法。同时，出土的一些哺乳动物肢骨碎片中，有些碎片上留下了人们切割的痕迹，周围还有一些烧骨和大量的炭屑，这一切都证明，元谋人已经开始使用火，并且用火加工食物，具备一定的生活能力。

从当时出土的动物化石，我们还能够推测元谋人生活环境的一些情况。在元谋人化石出土地，考古学家还发现大量动物的化石，包括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如云南马、野猪、水牛、剑齿象、豪猪、竹鼠、云南水鹿等。从整体动物种类来看，食草动物还是占大多数。另外，从植物化石来看，其中多是禾本科、藜科和草甸植物。考古学家根据大量的动植物化石推测，当时元谋人生活在一个气候温暖、资源丰富的森林-草原地区。

从蓝田人到北京人

除了早期的西侯度、元谋人等遗址外，在中国还曾发掘了蓝田人遗址、河文化遗址、北京人遗址等。它们为我们了解远古人类在距今100万年前到距今四五十万年前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素材。尤其是后者，更是成为全世界考古学家眼中的珍宝。

■蓝田人

1963年和1964年，在陕西省蓝田县的陈家窝和公王岭分别发现了早期人类的化石标本。经过考古学家的艰苦努力，在公王岭发掘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和3枚牙齿化石，同时还发现一些石器和大量的动物化石。而在陈家窝，则出土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体下颌骨化石。

考古学家推测，公王岭的人体头骨化石属于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头骨的特征是头骨壁极厚，头骨的额部明显后斜，前额低平，眶上圆孔硕大而粗壮，同时圆枕两侧向外延伸。头骨的高度很小，脑容量仅为778毫升。从脑容量的比较来看，公王岭发现的女性应该比中国的北京人，以及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都要古老。在人类考古研究上，公王岭发现的人类化石很有研究价值，受到很多科学家的关注。

而陈家窝的人类下颌骨化石，据推测应该属于一位老年女性的下颌骨。从化石标本的本身特征来看，下颌骨具有很多的小孔，同时表面有明显的联合部突起和联合棘，下颌骨向后倾斜。从头骨的整体来看，陈家窝的女性化石标本同样比北京人的更加古老，但是跟公王岭的人体化石相比，又要稍稍进步一些。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其时间大约为距今53万年前，而公王岭的人体化石距今约98万年。两者的出现年代尽管有些差距，但是主要特征却极其相似，因而考古学家认为两者为同一类型，并为其起名为“蓝田直立人”，已经得到全世界考古学界的承认。◆蓝田猿人复原头骨

同样，从蓝田化石出土地发现的其他物品也可以推测“蓝田直立人”的活动情况及其生活环境。从出土的石制品来看，总件数为34件，主要的石器种类有大尖状器、大型多边砍斫器、中小型多边砍斫器和单边砍斫器，以及一些刮削器和石球等。从当时人们制造工具技术来看，人们已经懂得石器的单面加工和交互加工，但是技术仍然比较粗糙，且具有一定的原始性。人们已经掌握一定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还极其有限。

在蓝田化石出土地，考古学家还发现大量动物化石，如三门马、大熊猫、李氏野猪、葛氏斑鹿、东方剑齿象、剑齿虎、硕弥猴和兔等。从这些动物化石本身来看，具有很明显的南方动物群色彩，可见蓝田人也生活在气候适宜的森林-草原地带。◆渭河流域渭河流域是中国古文化发祥地之一，这里有著名的蓝田人遗址、半坡遗址等古人类生活遗存。

■河文化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芮城县西侯度西南的黄河岸边，发现了河文化遗址。共出土石制品138件，同时还发现了许多的动物烧骨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从石制品的制造来看，居住在河文化遗址的古人类已经懂得锤击法、碰砧法，也有砸击法，能够制造比较简单的工具。考古学家还发现，当时的人类已经学会利用原砾石作为台面，来打制石器。石器的类型有砍斫器、刮削器、大三棱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等；砍砸器为单面刃和双面刃两种；刮削器则多为单面的。

根据河文化遗址的石器来看，人们已经能够制造比较原始、简单的石器，同西侯度、蓝田人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考古学家认为河文化遗址也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应当与蓝田人生活的年代相近。

■闻名世界的北京人

伴随人类长达百万年的漫长历史演变，远古祖先的大多数活动足迹都已经在巨大的地理变化、环境更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相对完整的遗址，来了解远古人类的活动的话，应该首推北京周口店的远古人类遗址。无论从发掘人类化石的数量，还是其对了解人类起源的意义，北京人都有着非常巨大的考古学意义。◆北京人头盖骨这个头盖骨发现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50万年。

1929年，在北京市西南周口店的龙骨山，考古学家裴立中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后来考古学家进行多次发掘，前后发现6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以及大量的头骨碎片、肢骨和牙齿化石等，它们分别代表40多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个体。另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石器和石制品，大量的烧骨，成堆的灰烬以及许多被烧过的石头等。伴随出土的动物化石多达100多种。其发现数量之多，发现化石之完整，令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为之惊叹。后来，考古学家形象地称之为“北京人之家”。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考古资料最为丰富，化石标本最多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北京人狩猎的兽骨化石◆北京人使用的原始工具

北京人化石的人体特征比较明显。头骨的颅骨低平，前额后倾，头骨最宽处位置偏低，眶上圆枕两侧端稍向后弯曲，眶上圆枕与额鳞之间出现明显的宽沟。头骨有矢状脊，鼻骨较宽，颧骨很高，颧面前突且较垂直。吻部略向前突出，下颌骨具有下颌圆枕。牙齿粗壮，门齿呈铲形。北京人的脑容量比蓝田人有很大的进步，平均脑容量达到1075毫升，属于直立人范畴，被考古学界定义为“北京直立人”。北京人的上肢骨短于下肢骨，肱骨除骨壁较厚，髓腔较小外，跟现代人相似，另外，锁骨和月骨与现代人相近；股骨也跟现代人相近，但股骨干上半内侧缘显著隆起，这一特点和黑猩猩非常的相似。据考古学家的多种测定，北京人活动时间距今约71万～23万年。

北京人化石特征的两个最大特点就是头骨像猿而肢骨像人，这样的现象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自从1859年，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后，进化论思想在科学界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但是人到底怎样由猿进化成人，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北京人化石的出土，为人们认识人类的早期进化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完整、确凿的证据。同时，北京人的出现也修正了一些人们错误的传统观念，如过去人们大多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在人们想象的进化类型里，应该是人的大脑进化快于人的肢体，是人脑跟猿肢体的结合体。而北京人却给科学家一个明显的答案，那就是人们肢体进化明显地快于人的大脑。这也有力地证明，人类是在不断地劳动中进化而来。◆北京人背鹿像（复原）

通过考察北京人所用的石器，我们能够发现，北京人已经懂得很多制造石器的方法，包括锤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等；已经能够制造很多种类的石器，如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雕刻器和石球等，其中刮削器最多。最让人们惊奇的还是北京人对火的使用。从北京人居住的洞穴来看，不仅残留了大量用火的痕迹，包括成堆的灰烬，烧过的骨头，同时还从灰烬中发现烧过的朴树子和紫荆木炭块。这一切说明北京人不但会控制用火，而且知道怎样保存火种。对火的使用，在今天文明人的眼里，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远古的祖先而言，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人们懂得使用火，不仅能够烤熟食物，还能够御寒、抵御猛兽的袭击等。拥有了火，人类就找到战胜大自然的锋利武器，使人类进化的脚步大大加快。◆大窑村四道沟剖面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大窑村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70余万年。这个剖面是目前为止保存最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地层，分为三个大层，反映了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的叠压关系，被称为“无字天书”，考古学命名为大窑文化，是中国北方远古人类历史的先河。◆峙峪人使用的石器1963年开始，考古学家在山西朔州桑干河上游的大同盆地发掘了峙峪文化遗址，距今约3万年～1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峙峪遗址出土的多为打制规整的细小石器，以石英岩、火成岩等为主。

从今天的考古成果来看，蓝田人、北京人的发现只是很多考古发现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两个。就整体而言，在中华大地上，许多地方都有远古祖先活动的足迹，如安徽和县人、河南南召人等，他们大多活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总的说来，这些远古祖先主要的人体特征是能够直立行走，称之为直立人或者猿人。他们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种重要过渡类型，能够制造石器工具，懂得火的使用。

人类的直系祖先

在长期的人类演化历史中，伴随着火的使用，人类的远古祖先开始慢慢地由猿人向早期智人过渡，其典型过渡类型的人类化石在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也陆续发现，主要包括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等。◆许家窑遗址近景许家窑遗址属旧石器中期，距今10万年左右，为“北京人”后裔。

■猿人与早期智人之间的过渡

在研究猿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过程中，中国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遗址，如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金牛山考古现场1984年，在辽宁营口永安乡金牛山的洞穴中，发现了距今28万年的男性人体化石。该化石被命名为金牛山人。

金牛山人遗址是在辽宁省营口西南永安乡的金牛山发现的，那里出土了一个完整的男性人体化石，包括头骨、脊椎、肋骨、髋骨和四肢骨等。我们通常发现的人体化石一般都很少，而且很不完整，而金牛山人化石则是一个完整的人体化石，因此是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从金牛山人的形体特征来看，其眉骨较低，颅骨壁较薄，牙齿也没有北京人那样粗，从整体看来，比北京人要进步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其属于从猿人到早期智人的过渡类型。◆许家窑遗址出土的石器

1978年，考古学家在陕西大荔甜水沟发现了大荔人的人体化石。大荔人人体化石是一个完整的头骨化石，根据化石推测，他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性。头骨的特征为颧骨不高，额骨低平，额部后倾，头顶有矢状脊，骨壁厚度大于北京人的平均厚度。考古学家认定其为早期智人，是猿人向智人发展的比较完全的类型，考古学界称之为“大荔智人”。◆金牛山人头骨化石

而考古学家在山西阳高许家窑村发现的许家窑人也属于从猿人到智人的过渡类型。从考古发掘的人体化石来看，许家窑人体制特征是骨壁较厚，顶骨曲度介于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脑动脉分枝比北京人复杂，后肢比前肢长。枕骨圆枕没有北京人那样宽而突出，吻部前伸，但没有北京人那样显著。从整个人体特征来看，我们发现许家窑人比北京人进化了很多。另外，从许家窑遗址还发现了很多石制品，有各种各样的石器，比较难得的是发现了1000多件石球。考古学家认为，许家窑人同样懂得制造工具，使用火。

通过对金牛山人、大荔人和许家窑人这些由猿人到早期智人之间过渡类型的研究，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找寻人类从猿人向早期智人进化的若干轨迹，对于我们解答猿人向智人进化的具体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许家窑—侯家窑文化·角器1974年在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最先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与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一道命名为“许家窑—侯家窑文化”，距今10万～6万年左右。许家窑—侯家窑文化的发现，弥补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人”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峙峪人”之间的空白，对于研究中国古人类的迁徙、进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期智人

历经无数的苦难与艰辛，人类缓慢地从猿人进化到早期智人。根据考古学家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同样有着很多典型的早期智人遗址，如马坝人、长阳人以及丁村人等，对于我们了解远古祖先早期智人的活动很有帮助。

1958年，考古学家在广东韶关的狮子山发现马坝人遗址。这里出土了一个残存的人体化石，包括额骨、顶骨、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推测为一个中年男性，额骨向后倾斜，眉嵴粗壮且向前突出，骨壁比现代人较厚。考古学家认为从形体特征分析，马坝人已经能够区别于猿人，应该属于早期智人。

1959年，考古学家在湖北长阳关老山的龙骨洞中发现一些古人类化石，包括一个完整的左上颌骨和一枚牙齿。从人体化石的形体来看，长阳人颌骨吻部并不明显突出，表面粗糙不平，牙齿冠面有较多的皱纹，犬齿隆突显著，鼻腔底壁较平。考古学界根据这些特征断定，长阳人属于早期智人。

另外，在山西发现丁村文化。丁村属于襄汾县，在汾河东岸，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同时发现一块人类头顶骨和3枚牙齿。所发掘出的石制品数量达2000多件，包括刮削器、单边形器、多边形器、尖状器、厚尖状器和石球等，其中还有很富有特色的大三棱尖状器。这一切都说明在丁村生活的远古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工具。根据考古学家的分析，丁村文化属于典型的早期智人文化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兴义人”遗址出土的鹿角铲

■山顶洞人

大约5万年前，人类的历史演化进入晚期智人阶段，现代世界上的三大人种已经基本形成。属于中华民族直系祖先的蒙古人种也在这一时候开始形成。人类的文明开始进入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居住遗址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距今约2万～1万年。遗址中发现的山顶洞人化石共有8个个体，还发现多种动物化石及各式器物。山顶洞洞口朝北，分上下室和地窖，上室供人起居，下室为葬地，地窖用于贮藏生活用品。

根据中国考古学家的发现，在中华大地上保存着大量的晚期智人遗址，包括山顶洞人遗址、柳江人遗址和资阳人遗址等，充分说明我们的远古祖先广泛活跃在中华大地上。◆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石器位于黄河上游的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最早是在1923年由法国考古学家发掘的，距今约3万年，经过80多年的不断发掘，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石器已经超过1.1万余件，既包括中国华北旧石器的风格，更多的却是当时欧洲旧石器时代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的传统类型，这种东西方文化类型共生的现象在中国考古发现中非常独特，或许可以将水洞沟称为“东西方交流的驿站”。

山顶洞人遗址位于北京西南周口店的龙骨山山顶，紧靠北京人发现地点。考古学家发现了3个相当完整的头骨及许多人类头骨碎片、下颌骨、牙齿、脊椎骨和肢骨等。从山顶洞人的形体特征来看，头骨比较粗硕，头很长，额部倾斜，上面部低矮，眼眶较低，梨状孔宽阔，脑容量跟现代人相近。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分上下两层，上层接近洞口处，比较宽阔，有烧火的灰烬等，推测为当时人们居住的地方。洞穴的下层比较集中地保存着人们的骨骼，并且人体骨骼附近被撒上许多红色的赤铁矿粉末，另外还难得地找到一些陪葬的装饰品。考古学家推测洞穴下层为山顶洞人的墓穴。从山顶洞人陪葬的装饰品来看，山顶洞人已经使用骨角器，另外还有穿孔石珠、穿孔兽牙、鸟骨管等装饰品，这说明当时的远古祖先们已经具有爱美的观念。当时山顶洞人的劳动工具也比以前的要丰富得多，如锥、针、鱼叉等都已经开始出现。

考古学家依据大量发现，经过极其严密的科学论证，大多数学者认为山顶洞人属于典型的晚期智人，具有晚期智人的明显特征。

■河套人

内蒙古的“河套人”是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河南乡首次发现的，其遗址位于萨拉乌苏河流域。1922年，法国博物学家、北疆博物院创办人桑志华到萨拉乌苏考察时，在当地蒙古族向导的引导下，采集到许多动物化石和一块人类股骨。后来，在整理标本的过程中，又发现一枚人牙。之后，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在其发表的研究报告里将之定为“鄂尔多斯人牙”。因汉译将“OTDOS”误译成“河套”，于是内蒙古的“河套人”成了中国人类化石家族里的一员。

从内蒙古河套人的遗址来看，萨拉乌苏文化遗址由清水沟湾、跌哨沟湾、杨树沟湾、大沟湾、范家沟湾、杨四沟湾、米粮沟湾、三岔沟湾等8个地点组成，分布在萨拉乌苏河沿岸34公里的狭长范围内。迄今为止，共发现人类化石、石器等文化遗物380多种，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等种类达45种以上，由此可见内蒙古河套人的生活环境。

河套人至少在3.5万年之前就开始活动。河套人的发现具有巨大的考古意义。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是著名的河套人及其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内涵丰富，层位清楚，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古人类学领域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它对研究人类进化过程和中晚期智人的体质特征及中国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类型和特征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于了解过去人类的演进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其他晚期智人

作为我们的直系祖先，晚期智人还活动在中国其他地方。在中国各地发现过多处遗址，其中以柳江人和资阳人最为典型。◆鸡公山遗址鸟瞰1992年在湖北荆州东北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5万年。遗址布满了数以万计的各式打制石器，是世界同类遗址中比较罕见的。此遗址位于平原地区，周围多水泽，说明5万年前的原始人已经能够适应并利用这种自然条件了。

考古学家在广西柳江通天岩旁的一个洞穴发现了柳江人遗址。这里出土了一些古人类化石，包括一个头骨、两段肱骨以及髋骨、椎骨、骶骨等。从柳江人的形体特征来看，他们已经跟现代人接近，但是还保留着若干的原始特征，如面部短宽，眼眶低扁，鼻部宽阔，门齿为铲形等。另外，柳江人的身体比较矮小。根据考古学家认定，柳江人应属较早的蒙古人种类型。

1951年，中国考古学家在四川资阳黄鳝溪发现一些古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头骨化石标本。颅顶保存完整，颅底大部缺失，另外有一块硬腭。从资阳人的人体特征来看，整体特征也已经跟现代人接近，但仍保存着若干的原始特征，如眉嵴显著，颞骨鳞部较低矮而平整，弧度较现代人稍小。据考古学家分析，资阳人属于晚期智人的蒙古人种。◆龟背性刮削器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东郊发现的大窑遗址年代为距今70万年至1万年前，分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依据石器类型，将晚期定名为“大窑文化”。这个时期的石制品种类多样，有石核、石片，多种砍砸器和刮削器，其中龟背形刮削器独具特色，是该文化的代表器物。

除上面介绍的柳江人、资阳人外，中国考古学家还发现多处早期智人的遗址，如吉林的安图人、云南的丽江人、贵州的穿洞人、台湾的左镇人等，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足见我们远古祖先在中华大地上活动范围之广。

总之，中华文明诞生于其自身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在漫长的历史进化长河中，我们的远古祖先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巫山人、西侯度人、元谋人，到中期的蓝田人、北京人，再到我们的直系祖先—山顶洞人、柳江人等这样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中，火与制造工具对于人类的进化有着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

第二章　多源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大约在1万年前，第四纪冰期渐趋结束，人类得以逐渐摆脱过去长期的严寒天气，开始了原始农业耕作时期。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在考古学家们多年的辛勤工作下，相继发现大批古代文化遗址，许多具有代表意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如磁山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等等。从出土的大量文物来看，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地上已经广泛遗留着远古祖先的足印，充分说明了中华古代文明的悠久与璀璨。

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到来

从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过程来看，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无疑是一场伟大革命。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天气开始慢慢变暖，居住的环境越来越适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人类自身的生产、生活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裴里岗文化·红陶三足壶1977年在河南新郑裴里岗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大约出现于前5500～前4900年之间，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地区。遗址中有房基、窑穴、墓地等村落遗迹，似有一定布局。出土的石器、陶器和粟堆积表明，这时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由以渔猎为主转向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红陶三足壶是裴里岗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陶器。◆裴里岗文化·石磨盘与石磨棒带足磨盘是裴里岗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磨制石器。

今天人们之所以将其称为“新”石器时代，更多是将其跟“旧”石器时代做比较。根据考古学家们的发现，若以最早的非洲古猿为人类祖先，人类已经有400多万年的历史；而在将近400万年中，人们一直生活在寒冷的气候中，使用非常简单的打制石器，以采集、狩猎等为主要生活方式；后来，人们开始学会使用火，不断积累生产、生活经验，逐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到了距今1万年前，人类社会终于取得诸多明显的革命性发展，尤其是磨制石器、原始农业的出现，以及陶器的发明和手工业的出现，都标志着一个具备自身独特发展特征的时代已经到来，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新石器时代。◆裴里岗文化·刻符石柄形器

磨制石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特征的主要表现之一。今天的人们也许会认为，磨制石器只不过是比打制石器多一道简单的制作工序，难以称得上什么大的革命；但在特定的远古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发明却关系到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从生产工具的角度来看，磨制石器的出现，是人们在打制石器的过程中，渐渐开始改进石器的制作而产生的新型制作石器的方法，其中包括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始磨去石器上不必要的棱角，把刃部磨得更锋利，把握手处磨出印痕，这样人们使用石器开始变得更方便、更省力。从社会生产发展来看，磨制石器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开始在定居生活的进程中大大前进。人们从此可以依靠磨制石器从事较为精细的农业劳作，开始出现比较原始的生产分工和固定的劳动，而不再是过去简单的采集果实、茎块等生产活动，这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自身的劳动生产能力。同时，定居生活也使人们能够使用较多的时间来从事石器的磨制，以便于制造更为精细的工具，进而顺利推动人们的生产。磨制石器的出现，不仅是生产工具的巨大进步，更是人类的劳动生活取得突破的发展标志；自从人类逐渐完成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的过渡，人类生活的一只脚就已经踏在定居农业的边缘。◆杭嘉湖平原长江下游的平原地带也是中国远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先民们很早就在这里开始了稻作文化的经营。

原始农业以及原始畜牧业的出现，也是人类社会生产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人类自从拥有了原始农业以及畜牧业后，定居的生活才真正成为可能。人类第一次摆脱了过去一直依赖老天吃饭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真正地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与大自然对话，正式开始改造自然的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而不是始终仰赖大自然的恩赐，臣服于大自然。这无疑使人类开始逐步地掌握自己命运。

原始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的定居生活，使得人类初步摆脱了大自然的控制，跨入自我改造自然的时代。由于农业生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人们更容易以此种生活方式获得生活资料，因而人类开始进入定居时代。农业、畜牧业成为人们的主要生产方式；人类也由此彻底地超越了原有的旧石器时代。

随着原始农业以及畜牧业的逐步发展，人类拥有更多、更稳定的生产成果，人们开始在小范围内分工与合作，比如有的妇女在家里磨制石器，而男人在外进行农作物垦殖等，不再像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一样，每个人都必须为填饱自己肚子奔波。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得人们得到较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人们可以有较多的储蓄，比较公平地分配。另外，人们也开始产生一定的社会分工，专门有一部分人从事手工业的生产。◆仰韶文化·玉铲

伴随农业、畜牧业的发展，陶器的发明和制造成为标志新石器时代到来的又一个里程碑。尽管今天的考古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碍于考古资料缺乏的问题，还不能完全地复原和呈现陶器发明的具体过程，但是众多出土的古代文物还是足够确凿地证明，陶器是人类长期劳动与智慧的结晶。陶器的发明，对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拥有了陶器，人们可以较为方便地煮熟各种食物，能够便利地保存水和各种物品。陶器的使用，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改进了人类的饮食，增强了人类的体质，对于人类自身的进化，包括跟自然界做斗争都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陶器的发明，使得人类在自身的进化途中大踏步的前进。◆裴里岗文化·石镰

对于伟大的中华文明而言，新石器时代是其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而辉煌的时代。根据以往的考古资料的发掘，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于大约前6000年，而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有的考古学家认为实际上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可能比此还要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前8000年左右。整个新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大约前2000年。具体来说，在中华大地上，考古学者发现了众多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为人们了解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的生活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都很好地证明了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以及这一时期他们的生活状况。◆新乐遗址·煤精制品1973年在辽宁沈阳北陵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为前5300～前4800年。出土的器物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种煤精制品，系磨制而成，多呈圆珠形，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煤精制品。考古学者们对煤精制品的用途有多种意见，一般认为是原始巫术中使用的器物。

各具特色的文化遗址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众多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祖先的足迹，这不仅与中国处于东亚这个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同时也与中华文化自身的悠久历史分不开。伴随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各地，从北边的蒙古高原到南海之滨，从西边的青藏高原到东海地区，都相继发现大量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有：早期稻作农业发源地之一的河姆渡文化、世界著名的仰韶文化、制陶工艺大发展的大汶口文化、拥有美丽黑陶的龙山文化等遗址，在这些遗址中不仅出土了世界少有的众多珍贵文物，更重要的是帮助人们完整复现过去的人生活的整个场景，帮助人们了解中华民族远古祖先们的生活。◆姜寨少女墓出土的随葬品从1972年开始，在陕西临潼姜寨发现的黄河流域保存较为完整的以仰韶文化为主体的聚落遗址，约为前4600～前3600年。姜寨遗址是几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聚居的村落，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在墓葬中发现许多精美的陶器，有装饰性的图纹和刻划符号，既反映了仰韶文化制陶业的水平，也为研究中国原始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线索。

近年来，不断有新的考古成果将中华文明的起点向前推，尤其是在长江流域，如比河姆渡文化早3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在遗址中除了稻作文化的遗迹外，还发现了盛煮过草药的小陶釜。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可能就已认识到植物的药用价值，从而也证实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河姆渡文化·黑陶猪纹钵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捕获的许多猎物因为吃不了而先养起来，渐渐就产生了原始畜牧业，猪是较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一大功绩。从1973年开始，在杭州湾的宁绍平原，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遗址发掘的揭露面积达到2600多平方米。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少有的非常完整的4个相继叠压的文物层，尤其是第四层，更是完整地保存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其规模更是为考古学界所震惊，因而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遗址。根据碳14测定，河姆渡文化年代大约为前5000年左右。其中，河姆渡文化层第四层保留的完整文物与遗址为人们了解远古新石器时代祖先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河姆渡出土文物中，比较受人们关注的是其大量的制工精细的陶器。河姆渡出土了以稻草茎叶、稻壳等为材料的夹炭黑陶。科学研究表明，由于烧制此种陶器时缺氧，使稻壳等尚未燃烧充分，故陶器呈现黑色。从陶器的制作来看，陶胚具有疏松粗厚，硬度较低，吸水性强等特征，可见当时人们的制作技术还处于一个较为原始的阶段。就陶器的制作形式来看，主要为器皿，包括釜、罐、钵、盆、支座等。其中，釜是所有陶器中数量最多的物品，大部分釜都是圆底、深腹，并且釜身上大多有一周突脊；但是釜的形状并不是很规范，其口也呈现诸多变化，如敞口、折沿等。另外，陶器的外表都经过磨光，便于人们的使用。最令考古学者震惊的是，古人们在釜、罐等的下半部往往印制上一些精美的图案，如绳纹、刻划花纹等，另外一些器皿上还刻有动植物的形象。这些都充分反映出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注意美的追求。◆马家浜文化·镂空黑衣陶壶1959年开始在浙江嘉兴马家浜及江南太湖地区陆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被命名为马家浜文化，约在前4700～前3200年，在其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粳稻遗存。马家浜文化的陶器多为红陶，这件镂空黑衣陶壶腹部做三角与圆形相间的2层纹饰，附以双刻线纹，是马家浜文化的标志性陶器。◆河姆渡文化·划纹陶釜釜是河姆渡文化中的主要炊具，结实耐用，式样很多。

河姆渡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还体现在生产工具的制造上。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不仅有陶器的使用，此外更多的是石器、木器、骨质器等3种。即使在今天看来，许多的骨质器、木器也都制作得非常精巧，式样新颖。跟同时代其他的遗址出土品相比，河姆渡的文物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生产工具中最多的主要是骨质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以及使用的范围，都是在同类产品中名列首位。骨质器中，一些用动物骨制作的耕具最具特色，如骨锄等，先后共出土达170余件。这些骨质耕具长度一般大约为20厘米，骨器的一头一般都凿一方孔，便于人们携带，骨板的正中间有磨出的竖槽及小方孔。在有些文物出土的地方，还发现跟骨质器绑扎在一起的竖直木柄。磨制骨质器的刃部形状一般有两齿、四齿、平刃、斜刃等。对于石器来说，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数量相对较少，种类也比较少，主要是有斧、凿等。石器更多的跟木器组合在一起，如木柄跟石刃在一起，组合成农具，这种农具极大地提高了当时人们的劳动生产力。而从木器的本身来看，河姆渡的远古人类已经掌握了较高水平的木器制作方法，开始懂得制作木器工具，如铲、矛、匕等生产工具。学者们还发现这些木制工具的表面一般都打磨得非常光滑，甚至有些木制工具的表面还留有当时远古人类刻下的精美图案。人们利用木制工具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动物食品的加工处理，这样一来，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增强了人类的身体素质，从而促进了人类自身的发展。

河姆渡文化遗址最具特色的发现应该是水稻的种植。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在河姆渡遗址的第四层居住区存在大量炭化的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的堆积物，平均厚度约0.2～0.5米，最厚的地方厚达1米多，有的地方还发现有米粒。从出土的堆积物来看，很多出土的稻谷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大部分稻谷的外形依然清晰可见。经过考古学家的鉴定，这些稻谷应该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根据人们对整个出土的稻谷堆积物的推算，大约重达120吨。这样巨大的稻谷储存，充分地反映当时人类的生产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作为印证的是在出土的文物中，人们还发现大量农具的存在。从生物学的角度考察河姆渡的稻谷，还能够发现这里的稻谷基本是从野生稻演变而来的栽培稻。这就说明，人们已经经过较长的时段，将野生稻培育成人工栽培稻。这是人类农业发展史上一项重大的贡献。◆河姆渡文化·漆木碗这个椭圆形的木碗高5.7厘米，表面涂有一层红漆，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漆器之一。

整个新石器时代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时代，伴随原始农业的发展，河姆渡地区的家庭畜牧业也得到很快地发展。从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人们已经开始普遍地养殖猪、狗、水牛等家畜，它们与野生的猪、狗、牛等的骨骼已经不同。水牛的饲养更是对于农业的发展，尤其是耕作，起到巨大的作用。整个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较为文明的程度。◆庙底沟·钩羽圆点纹彩陶盆1956年和1957年，为了配合三门峡水电站的建设，文物部门对河南陕县庙底沟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了数百件精美的陶器，为前4000年左右，影响波及陕西、河南甚至青海、甘肃等地。庙底沟遗址分二期：一期下层为仰韶文化遗存，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二期上层遗存属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性质，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继承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之后发展为龙山文化。这件彩陶盆弧形的钩羽圆点纹，展开于自由流动的图案格式中，显示了奔放活泼的艺术风格，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代表作。

■仰韶文化

说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不能不谈到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现在一般认为仰韶文化是继大地湾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按时代顺序可以分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3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仰韶文化遗址主要发现于中国的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区，发现总共达到1000余处，集中地体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是新石器文化高峰时期最为典型的代表。

仰韶遗址最早发现于1921年，由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后即以该村命名。1931年，考古学家又在河南安阳发现了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当然，发掘仰韶文化贡献最多的还要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学者，他们先后在陕西的关中地区、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相继发现仰韶文化遗址，更远的地方，甚至包括甘肃、青海、内蒙古河套地区等。这些遗址广泛地分布在中华大地的西北部地区，充分反映当时中华祖先们活动的频繁。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认定仰韶文化的时间大约为前5000年到前3000年，也有的地方一直延续到前2000年。◆仰韶文化·彩陶双连壶

仰韶文化具有地点广泛、层次众多、时间跨度大等诸多特点，很能充分展示当时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从出土的文物来看，首先值得重视的是大量陶器的出现。从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器来看，他们明显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的发展。在陶器的质料、造型、做工、装饰以及烧制技术上，跟最初的陶器相比都有很大的发展。以前人们大多使用混和了稻谷杆的黑陶，可是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部分陶器均为红色，学者们称其为彩陶。从前后的陶器发展来看，彩陶的数量越来越多，最后达到高峰阶段。考古学家经过对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化学定性分析，以及其他的工艺、物理性能的测试，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其原料有些变化，不是原来的黄土，而是经过人们的精心挑选，以及适当加工，且符合制造陶器要求的陶土。人们往往从河床边的沉积土中选取这样的土质。另外，仰韶的祖先们还喜欢在陶器上加上各种各样的纹饰，如有的陶器上绘有绳纹，也有的刻有篮纹，还有的陶器上有指印纹等。

最让人们惊奇，也最能代表仰韶文化陶器生产水平的产品是彩陶及其表面的纹饰。制作彩陶最初采用单彩的形式，主要是红、黑陶器，后来慢慢地演变为多种颜色，如紫红色等。后来，人们还采用“上陶衣”的方法。所谓上陶衣就是指给陶器的表面通体裹上一层颜色，如黄色、白色、红色等。人们还在陶衣上绘制各种图案。仰韶文化陶器表面图案充分展示了陶器本身的发展。最初人们只是绘制一些很简单的线条，如绳纹等；后来，图案的样式也越来越多，包括各种各样的动物。从陶器的陶纹来看，仰韶文化存在着鱼、蛙、鸟这样三大图案体系。据学者分析，当时这里应该分布着以鱼、蛙、鸟这三种图案为图腾的三大部落。其中又以鱼图腾的部落面积最大，器物也最多。他们制作的彩陶的种类也很多，包括各种主要生活用品，如饮水器、炊器、盛贮器等。其中夹砂罐是陶器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从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来看，仰韶文化大多处于干旱地带，主要的农作物为旱田作物。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发现最多的是粟，其次是黍。从当时的村落遗址来看，村落的灰层堆积很厚，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而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同样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仰韶文化中用来翻土的石铲就越来越精巧，后来还绑上木柄，更便于劳作。另外，人们收割农作物已经开始使用爪镰、石斧以及大量的木器。值得注意的是，仰韶文化中的畜牧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当时人们开始养殖猪、狗、鸡和黄牛等。在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各种家禽、家畜的骨骼，能够很好说明这一点。但也有些地方还从事渔猎等活动。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是中国山东地区一个著名旱作物的文化遗址，其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多年的发掘与整理，人们共发现大汶口文化类型达百余处，是中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的中南部以及江苏淮北一带。大汶口文化的生活年代大约为前4300年至前2400年，考古学家一般将其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以便于研究。◆仰韶文化·白衣彩陶钵

大汶口居民的主要食物。在大汶口人们的生活中，农业已经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原来的渔猎与采集经济逐渐居于次要地位。当时的农业工具中，已经出现大量的石铲。后来，人们还发明了鹿角锄，这种锄是用坚硬的鹿角制成的，对于人们的生产劳动起了很大的改进作用。人们还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了专门贮藏粮食的粮窖遗址，这充分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人们在饱腹之余开始贮藏剩余的粮食。大汶口文化的出土文物也同样反映出大汶口文化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遗址。这一地区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主要的农作物是耐旱植物——粟。粟是当时人类的畜牧业已经有了很大地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饲养业的发达。当时人们能够饲养猪、狗、牛、羊、鸡等。在众多的遗址中，人们发现大量的家禽、家畜的骨骼，这反映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达到很高的程度。◆大汶口文化·刻符陶尊这件陶尊上的刻符，有学者认为是代表兵器的“钺”字。

大汶口文化的发展还体现在陶器生产上。大汶口的陶器早期以红陶为主，火候较低，器型简单；后来又盛行灰陶、黑陶等多种类型，陶器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就陶器的种类来看，不仅包括各种炊器，如鼎、罐等；还有各种盛器，如缸等；此外还出现了灰白陶。这些陶器造型优美，颜色鲜亮，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代表了大汶口文化制作陶器的水平。此外，大汶口文化的制石、制骨和制玉业也比较发达。◆大汶口文化·嵌松石骨雕筒

颇为奇特的是，在大汶口文化中，还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尊上的刻文。考古学家先后在山东诸城前寨遗址等地发现刻文10多个。尽管这些刻文还没有脱离图画实物的阶段，但是已经具有一定的规范，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大汶口文化文物的出土，能够有力说明在大汶口文化中，农业、手工业开始得到进一步发展，人类开始突破母系氏族社会发展的阶段，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

■龙山文化

作为与大汶口遗址联系密切的龙山文化，在生产工艺、文化遗风等方面都与大汶口文化有一脉相承的联系。龙山文化是1928年由在济南发掘的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开始的。经过考古工作者十几年的努力，先后发现典型的龙山文化遗址达200多处。龙山文化一直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重要代表而被世人所关注。

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程度。其重要的代表作是蛋壳黑陶和精美的白陶。蛋壳黑陶是一种贵重的礼器，其表面打磨得漆黑光亮，本身具有高柄杯的特色，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这种杯通高约15～20厘米，壁厚多在0.5～1毫米之间，最薄的仅有0.3毫米，全器还不到1两重，十分轻巧。白陶则是龙山文化中最为成熟的代表，达到了史前制陶工艺的巅峰。◆龙山文化·蛋壳黑陶高足杯龙山文化分布范围较广，河南、陕西、湖北、江苏、安徽等地都有发现，而山东龙山文化是典型，其中蛋壳黑陶是山东龙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这个蛋壳黑陶高足杯胎骨坚硬，漆黑发亮，壁薄如蛋壳，杯身最薄处不足0.5毫米，造型非常巧妙，甚为罕见。

龙山文化的农业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遗址发现的文物来看，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有很多种类，有用来翻土的生产工具，如石铲、蚌铲和骨铲等；有用来收割农作物的生产工具，如双孔半月形或长条形石刀、蚌刀、石镰、带齿蚌镰等。石镰以及镰刀的广泛应用，反映了当时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甚大，也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状况的发达情况。在一些龙山文化的遗址中，还发现了粟和稻谷的碳化物标本。

龙山文化发展也表现在饲养业方面。龙山文化主要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家禽有鸡。这些家畜、家禽的数量逐渐增加，其中羊的数量增加最为明显。◆龙山文化·刻符陶片1993年在江苏高邮龙虬庄发掘了龙山文化遗存，在其中出土的一块陶片上有一组刻符，刻符的含义虽然很难推断，但从这些线条的组合上，似乎给了很多学者关于汉字起源的思考方向。

龙山文化中，手工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一方面，龙山文化继承大汶口文化高超的手工业，制作了大量的石制工具，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同时，大量的骨器也开始生产，以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最能代表龙山文化手工业的是其制玉工艺。在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如扁平穿孔的玉铲、阴刻兽面纹的玉锛及三牙璧等各种玉饰。另一方面，在龙山文化中，还出现了金属冶炼技术，如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中出土的两件铜锥。

无论从陶器的制作，还是农业的发展，以及饲养业的发展，尤其是以制玉工业为代表的手工业，龙山文化都反映出当时原始氏族社会的手工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留下了广泛的活动足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发现、看到的一大批重要、珍贵的文化遗址。我们所列举的大都是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文化遗址。除此之外，中国各地还存有大量的其他文化遗址，如陕西、山西的磁山文化；甘肃、青海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等；而在长江地区存在大溪文化、宁绍地区文化等等。这些文化遗址反映一个有别于旧石器时代的社会，人们已经开始广泛地使用磨制石器，发展原始农业、进行定居生活，已经能够发明、使用陶器，手工业的发展也越来越进步，这一切都构成新石器时代的显著特征。

新石器时代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人类从此开始进一步摆脱自然控制，开始最初的定居生活，发展原始农业、手工业、饲养业等，人类的生产生活水平由此得到极大的提高。◆龙山文化·陶“”是古代炊具之一，这件陶为夹砂白陶，造型独特，姿态生动，双层圆口为龙山文化中少见。

第三章　走进神秘的原始社会

大约距今200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古人类开始进入漫长的石器时代。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他们逐步地积累智慧与经验，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发展，日益增强自身的生活能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从火的发明、打制石器的出现，到磨制石器的出现、农业的出现、陶器的发明，人类一步步走向文明时代。在如此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中，人类是怎样度过的呢？

原始社会组织—公社

在原始社会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大自然的威力下，人类为了能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团结各个分散的个体，自然地组成一定的社会单位，来对付灾难的来临、环境的恶劣以和凶猛动物的袭击等。从原始社会的发展来看，人类的社会组织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在较古老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往往只能根据血缘联系，组成一定范围的团体，即血缘家族公社。后来人们不断地交流与发展，尤其是氏族之间通婚的出现，使得一些血缘家族公社不断集聚在一起，形成一定地域、一定血缘的、有组织的氏族公社。氏族公社先后又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最后，伴随人们交流范围的日益扩大，人际交往的频繁，血缘关系日渐让位于地缘关系，逐渐开始出现固定的、有组织的农村公社，而部落也由此形成，人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环发现于1936年浙江余杭良渚镇的良渚文化，为史前南方稻作农业文化的代表性遗存，约在前5300～前4300年。其中玉器数量之多，工艺之精，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文化所罕见。良渚文化影响波及甚远，是中国文明起源时期重要的一环。

■血缘家族公社

从世界各地出土的大部分考古资料推测，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血缘家族公社。就中国的考古发现来看，云南元谋人、山西西侯度人、陕西蓝田人、北京人等远古人类的组织形式都属于血缘家族公社，其活动年代范围大致为距今二百万至二三十万年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或将这一时期的人类称为直立人或能人，或称其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群。他们的社会组织是以血缘家族为基本单位。其最重要的社会特征是把血缘作为他们相互联系的惟一纽带。人们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就是与自己的血缘有关系的小群体中生活，基本实行族内通婚。考古学界将这一段人类社会由原始人群发展到最早的原始公社时期，称之为血缘家族公社时期。

血缘家族或称为血缘家庭，是这一时期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他们的个体也就是由最早的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家族集团。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血缘家族是原始人群生存能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诞生的必然产物。血缘家族的出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社会组织形式的诞生，标志人类开始最终摆脱猿人的状态，完成了“完全形成的人”的质变过程。

血缘家族在远古时代人们的生活中非常普遍，尤其从今天世界范围内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它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正是血缘家族的出现，人类历史上的群体生活开始正式形成。至于血缘家族公社的形成原因，有些学者认为是人类与自然斗争的结果，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当时恶劣、复杂的原始环境里，最早的人类群体逐步地有意无意地摆脱个体的生活，开始群居的历史，其最早的联系纽带是血缘，最早的形式就是血缘家族公社。

■氏族公社

随着血缘家族的发展，包括自身家族的繁衍、地缘的扩大、能力的提高，人类开始进入氏族公社时代。氏族是指在血缘家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群体。氏族公社是原始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氏族公社的发展又经历一个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的过程。

就中国大地上的古人类来说，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已经开始从血缘家族公社发展为母系氏族公社，其中以丁村人最为典型。旧石器时代晚期如柳江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也开始进入比较稳定的母系氏族社会，其中以山顶洞人最为典型。新石器时代的初期是母系氏族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

一般说来，母系氏族公社具有很多特点，如其社会组织的联系纽带主要是母系血缘，氏族中所有人的组织安排，包括财产等，都按照母系序列计算。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是氏族财产、食物、事务的管理者；母系氏族社会的财产实行母系继承制；母系氏族社会开始了图腾崇拜等。母系氏族社会的这些特征与其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人们更多的是从事采集、渔猎、狩猎等活动，妇女从事采集果实、茎块以及渔猎等活动，其食物来源相对稳定，产量相对丰富；相比之下，男人主要从事狩猎等活动，其食物很难得到稳定的保障，因而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自然形成了以妇女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红山文化·燕形陶壶

大约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伴随母系氏族社会的高度发达，尤其是定居农业的产生、氏族外部通婚的开始，使得母系氏族社会逐渐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后期，原始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锄耕文化得到极为广泛地推广，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犁耕文化，这些农业耕作生产需要很多高强度的劳动力。这样，那些年轻力壮的男人自然成为生产的主力军。同时，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原来的采集、渔猎等以妇女轻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逐渐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随着手工业，尤其是冶炼业的发展，同样需要强壮的劳动力；这样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在客观上需要男人参加，而妇女则更多地转向家务等活动。男人逐渐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逐渐形成男耕女织的局面，人类社会基本完成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父系社会组织具有很多跟母系氏族社会不同的特点：他们以父系血缘为社会组织的纽带，维系父子财产的继承制，已经拥有一定的活动地域，原来的图腾崇拜被祖先崇拜所代替。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实现父系氏族公社管理。父系氏族公社由若干父系家族公社组成。一般是由这些家族公社的长老组成氏族会议，处理重大内外事物。氏族首领一般从这些长老中产生。

父系氏族社会发展后期，伴随氏族本身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氏族内部逐渐出现贫富分化，逐渐产生私有观念。伴随各自经济地位的不同，开始出现不同阶级的分化。一些氏族相互联络，共同生活，成为统一的部落。部落一般有自己较为固定的活动地域与名称，由部落酋长会议作为管理机构，部落酋长会议由各个氏族首领组成。伴随各个部落之间互相的交往，乃至相互战争，各个部落也逐渐融合，一些部落开始联合起来共同生活。这样原来的氏族公社逐渐转变为农村公社，原来的血缘关系逐渐为地缘关系所代替。

服饰的起源

在漫长的远古时期，人类也跟动物一样赤身裸体，在广袤的大地上奔跑，捕捉猎物。出于抵御严寒、防御蚊虫、阻挡烈日暴晒等保护身体方面的需要，人们逐渐懂得了使用服饰。最初人们往往在狩猎的时候，为了更方便捕捉猎物，在身上绑上跟野兽一样的皮毛，埋伏在野兽出没的地方，进行围猎，这样一来人们逐渐养成了以兽皮为衣的习惯。伴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生活能力不断提高，审美意识的逐渐萌发，人们开始生产出用来保暖、御寒的衣服，同时也注意制造一些装饰性的物品，如珠子、玉器等。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的服饰文化逐渐发展起来。◆新石器时代·螺壳项链与骨镯1966～2003年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中出土，距今约1万年左右。

衣服是人们用来御寒、保暖、防晒的物品，在远古人们的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还不能为人们完全展示衣服的发源。在山顶洞人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骨针，这充分说明，人类已经有了使用骨针缝制兽皮衣服的历史。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陶盆上，能够看到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妇女穿着长至膝盖的相当讲究的长裙，这也能够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懂得怎样制造衣服。从其他的新石器遗址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葛布、纺轮、大麻籽等与衣服制造相关的文物。如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人们发现原始织机的许多零件；在西安半坡遗址发现印有布纹的陶器，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使用布料来辅助加工陶器，而且布料本身的使用在当时已经相当的普遍。在大河村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麻籽实物，说明人们已经开始种植专门用于纺织的植物。更为难得的是，在山西夏县西荫村出土了已经被割裂的蚕茧，说明中国养蚕业以及丝织物，应该是在前3000年前就已经出现。这也有力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和从事丝织业的国家。

在生产、生活中，人们又不断根据需要，发明了腰带、帽子和鞋等服饰。为了狩猎行动的方便，人们自然地在腰间系上草绳。有时候，为了更好地耕作生产，人们也习惯系上草绳。后来，人们又开始系上皮条，这大概就是腰带的来源。到新石器时代，系在腰间的腰带已经非常讲究。如在江苏刘林出土的一个骨环腰带，制作极为精巧。至于帽子，有人猜想最初是远古人类摘取树叶来遮荫而发展来的。在一些遗址中，发现有佩戴帽子的人像。如在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一位中年男性玉人，头上就带有扁冠，并且冠上还有方格的纹饰。鞋子的来源，有人认为最早是人们将兽皮包在自己的脚上，用来跋山涉水之用，后来就慢慢地演变成鞋子。

远古的人们除了拥有以上所描述的衣服、鞋帽等实用性物品外，同时也有大量的装饰品。在山顶洞人遗址中，人们就发现石珠、贝壳、兽牙、鱼骨等多种装饰品。在大溪文化中，除了贝壳外，还发掘出一些玉制的珠、坠等。在临潼姜寨一个少女墓，共出土8721件装饰物，包括骨珠、石珠、石管、蚌壳、兽牙等，还包括诸多石制、木制、陶制等饰物，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饰物的重视。◆屈家岭文化·彩陶纺轮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5000～4500年。其中的彩陶纺轮最具特色，既是原始艺术的反映，也是纺织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茹毛饮血开始

人类的饮食经历一个由生食到熟食再到烹饪的复杂过程。最早的原始人类只能通过采集野果充饥，主要生吃一些捕获的野兽，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到了旧石器时代，人们掌握了火的使用方法，才开始学会将食物烤熟，后来又在烧烤的基础上，日益发展为精湛的烹饪技术。火的出现，是人类饮食中一次伟大的革命，人类从此不仅能够吃到熟食，更重要的是熟食能够减少人类感染疾病的几率，增强人的体质。旧石器时代的许多文化遗址都留下人类用火的痕迹。就饮食的技巧来说，人们用火制作熟食，最早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烧和烤。人们通常用最原始的器皿——石板，在石板上烧烤食物。解放前，中国云南等地一些少数民族，如纳西族还保留着远古人类用石板烹饪的方法；傣族将牛皮垫在坑里，然后在坑里盛满水，在水里放好肉，最后将烧红的石板投入水中。这些做法也许就是远古的人们所使用过的。但是这样的办法显得有些笨拙，不久，人们发明了陶器，使人类的饮食再一次发生巨大的革命。

粮食是人类最为基本的食物，可是粮食需要熟食才能有利人们的健康。自从陶器出现后，这个问题就得到很好的解决。陶器不仅能够煮熟食物，同时陶器也能够帮助人们存储食物，人们不会像早期的那样“少则饥，多则扔”。人类开始积累自己的财富，开始学会保存粮食，这无疑是人类生活史上的大事。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来看，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共出土了多达50万件的陶器、陶片，其中绝大多数是生活使用的工具，较多的为炊具、食具、盛贮器皿、盛水器皿等。而且陶器的种类可谓繁多，仅用作炊具的陶罐种类就有多达23型45式。在仰韶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都发现大量的陶制炊具，各种各样，包括砂陶罐、陶鼎、陶灶以及碗、盆、杯等。陶器的发明给人类的饮食带来巨大变化，甚至于今天人们很多饮食都仍离不开陶器。中国的陶器更是和饮食一样闻名于世界。◆新石器时代·火种罐火的使用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有了火，人类就能吃到更好更有营养的食物。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学会如何保存火种，火种罐就是其中重要的工具之一。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无论是主食、副食还是饮料。首先从主食来看，原始社会早期，人们主要是靠采集果实、茎块生活，人们的主食都是以野生的植物和动物为主。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几乎同步出现的陶器，终于使粮食开始成为人们的主食，在南方是水稻，在北方主要是粟。

副食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原始社会的人们更多的是在植物中寻找可以食用的东西。后来，伴随农业的发展、定居生活的形成，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培植一些能够食用的植物，最终成为人们日常食用的蔬菜和水果等。中国种植果树、蔬菜的历史非常悠久。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莲子仁、葫芦等植物。另外，在其他的文化遗址中，还找到蚕豆、芝麻、甜瓜子等植物种子。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还学会了食用很多天然食物，如蜂蜜等。渔猎是原始社会的重要生存方式，这一生活方式在今天的一些边远少数民族中仍然保留着。图为大山中的鄂温克族在林中设置捕兽夹。

饮料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水无疑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是人类最早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最初，人类曾为盛水问题发愁。后来，陶器的发展，使人们用水越来越方便。除了水，早期的人类还从植物中吮吸汁液，可以说是最早的饮料了。而酒作为人类早期的重要饮料，其出现的年代很早。远在前5000年至前3000年，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陶制的小酒器。还有人考证，中国酒文化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前5000年的磁山文化。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酒的发明与粮食的存贮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可能是粮食在无意的存贮中因发酵而产生酒精，后来人们发现它竟然还可以饮用，于是经过进一步地改进，就形成了酿酒技术。但是大量的酿酒无疑是出现在粮食生产取得很大成就之后的。

原始民居

在居住方面，人类的远古祖先也曾创造了灿烂的建筑文化，经历由岩洞到穴居、半穴居，直到直立式房屋这样复杂的演变过程。而人类居住环境的改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

在远古的旧石器时代，乃至更早的原始人群，他们怎样在茫茫的大自然中保护自己呢？岩洞是人类最先找到的安全的地方，也是人类最早居住的地方。从考古资料来看，人类最早是居住在天然的岩洞中，他们往往选择空间较小、地面平坦、不透风且比较干燥的山洞，出口一般比较隐蔽。岩洞的地点多选择在比较温暖的地带，靠近水源，一般在森林旁边。这与当时人们自身的能力微弱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坝人遗址1958年在广东韶关马坝镇发现的原始人类遗存，距今约13万年。当时的人们都生活在隐蔽的天然岩洞里。

随着气候的变迁，农业的发展，人们的不断迁徙，一些人群进入广阔肥沃的黄土高原。可是在这片宽广的大地上，岩洞很少，于是人们就发明了穴居—在黄土中挖洞。由于黄土高原的土层丰厚，土质均匀，粘性很好，其土壤结构呈现垂直节理，因而特别适合挖洞穴居。同时，黄土高原地势较高，距离地下水比较远，因而洞内比较干燥，无需防潮处理，因此，远古祖先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修筑了无数的穴居建筑。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种建筑也相当的普遍，如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南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等地，都发现过远古人类的穴居建筑。

穴居一般分为两种，即横穴和竖穴，主要是依据挖洞的形状来区别。横穴是早期的原始居民仿照天然的岩洞，在一些断崖上开挖一种跟断崖成直角，与地面平行的洞穴。可是这种断崖渐渐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需要了。于是人们开始在平地或土沟挖洞，逐渐发展为竖穴。竖穴就是在丰厚的黄土层垂直向下挖，建筑一个个适合人们居住的洞穴。由于一般竖穴都是面口小、底部大，形似一个大口袋，故又称之为“袋穴”。穴居现象在原始社会非常普遍，在中国发掘出的很多文化遗址中都能找到，如洛阳涧西孙旗屯遗址中就发现了非常典型的袋穴，山西西荫村也发现了这种坑式的穴居。◆半坡遗址想像图1953年，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发现的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仰韶文化早期的突出代表，被称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为母系氏族公社。在半坡遗址中发现40余座建筑基址，多为住房，住房建筑群环绕一个广场布置，中央偏东有一座面向广场的大房子，属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可能是氏族聚会之所。

穴居的空间都是在地下，人们一般也都在地下活动。可是，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能力的提高，又发明了半穴居的房屋，居住的舒适程度开始提高。开始的时候，穴居建筑外部并没有遮盖的东西，一遇到风雨，人们就得寻找东西来掩盖洞口。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其实挖洞并不需要往下挖得太深，只需要在上面搭上棚子，来遮盖洞口就行，这样半穴居建筑开始出现。早期的半穴居一般都是挖好的洞穴外面用树枝相互交叉，形成一个支架，然后再覆上树叶。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人们开始使用柱子，建筑直立的墙壁，修筑比较大的房子。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开始修筑各种各样的房子，包括方形房屋以及圆形的房屋。如半坡遗址中就出土了很大的房子，适合多人居住和举行较大型的活动。半穴居是人们建筑发展的一种过渡形式。人们在半穴居的建筑过程中，逐渐发明了木骨墙壁和柱子，并开始懂得防潮防火和使用新型的石制材料。到新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已经能够建造比较简陋的直立型建筑。

■审美意识

人类对美的追求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特性，早在旧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初期，远古人类就已经具备一定的审美意识，在基本的生存条件之余，制造一些装饰用的器物，这从诸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石器中，人们发现一件带孔的石器，它的形制明显经过人们的加工与磨制；在山峪村遗址，也发现一件用石磨磨制的钻孔装饰品；在北京山顶洞人遗址，人们更是发现许多经过精心设计、修饰的石制品；不仅包括钻孔的小石珠、砾石等，还包括钻孔的兽牙以及刻有花纹的鸟骨等。

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审美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明显，且更多集中表现在工具，尤其是陶制品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彩陶图饰和陶塑。彩陶上刻有各种各样图案，如表现动植物形象的鱼纹、鸟纹、蛙纹、鹿纹、人面纹和植物的花纹等；还有很多几何图案花纹，如涡纹、三角纹、螺纹、条纹、宽带纹、连珠纹、圆点纹等；图案中甚至出现了象征起伏的波浪和同心扩散的水波以及由渔网和织物纹理的艺术剪裁等。现在的人们还能从图画中找到当时人类高度发达的审美意识，在一些遗址出土文物的图案中，人们发现穿着衣裳的人物、飞翔的小鸟、嘴中衔鱼的水鸟、丰满的大鱼、跳跃不止的青蛙等。◆红山文化·玉鸟雕刻的线条虽然简单，但在质朴中透出浑厚之美，是先民们对美的追求的体现。

更集中体现远古人类审美意识的是其各种各样的装饰品。从出土的装饰品来看，不仅装饰品的原材料很多，如陶、石、骨、蚌、玉等，而且品种繁多，如头饰、颈饰、发饰等。仅半坡遗址发掘出来的装饰品就多达1900多件；另外，在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大量的装饰品。这些都表明人们开始注意和重视美化自己、装饰自己。到了新石器时代，这种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如龙山文化的黑陶开始使用镂空、透雕等技术，标志人们对美的追求上了一个新台阶。

科学知识的萌芽

在原始社会，人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些科学知识的萌芽，如天文、地理知识的出现，数学、医学知识的出现，但它们正是在人类长期的不断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积累无数次经验与教训，才逐步形成的。因而，这些今天看来稚嫩的萌芽却是人类科技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情，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庙底沟·彩陶花瓣纹盆远古的人们并不缺少美的意识，他们很早就在各种器物上描绘美丽的事物。花瓣纹是仰韶文化庙底沟典型纹饰，更有学者认为“华夏”的“华”字就是“花”的变音。

远古人们对外界最初的认识往往是从观察周围的一切开始的。他们白天看见太阳，晚上看见月亮，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就逐渐地掌握了日月运行的规律。后来，人们进一步根据日月的运行规律，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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