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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2 22: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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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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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争鸣(上)

名人争鸣(上)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历史云烟

蒋介石因何斥戴笠“不要人格,要挟领袖”

唐纵乃蒋介石贴心侍从,历任要职:侍从室六组组长(负责情报)、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他在日记中多次对其上司戴笠进行评价。

唐纵日记对戴笠评价甚高

1938年夏,福建省保安处长叶成不买戴笠的账,利用福建省主席陈仪的权力,惩办了戴笠派往福建的军统站长张超,判了死刑。戴笠为出这口气,自然要找叶成算账。但叶成出身黄埔三期、曾任蒋介石侍从副官,也是蒋介石的心腹,再说钩挂着陈仪,蒋介石也两边难摆平。当戴笠找到蒋介石,要求惩办叶成,蒋不同意,戴便下了跪。蒋介石责备他不要人格,要挟领袖。戴笠退出后,写了一份很长的辞职报告,次日递上。蒋不准。后来,胡宗南让叶成去西北当师长,戴笠与叶成的关系才缓和下来。

戴笠为部属下跪,其属员认为戴勇于任事,敢挑担子,十分感动。唐纵评道:“跪恳的事,谁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谁肯如此做。”(《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75页。)

戴笠之所以得到蒋介石的绝对信任,也确实有点绝招。如他夫人死后不再迎娶,情人亦仅一胡蝶。更绝的是他不允许部下结婚,戴氏名言:“针不能两头尖”,意谓必须一心一意服务党国事业,不受家室拖累。其部属唐纵评曰:“雨农(戴笠字雨农)不主张部下结婚,也不主张孝亲,未免太偏,而且失之情理,因此引起部下不少反感。但是在人多为家室奴役的条件下,这个见解是有相当理由的。”不少女军统为此苦恼不已,常醉酒哭泣。包括一些大特务想结婚都不敢提出申请。“他只知道要人为他卖力,而抹杀人类生存欲望。”(《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98页、第336~337页。)

1946年3月17日,戴笠上午十时由青岛乘航委会222号运输机飞南京,下午一时到达南京上空,因天气不佳,有雷阵雨,无法正常着陆。戴笠之所以去青岛,说是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沪。当时,南京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引导222号机进行穿云下降。如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因上海、济南天气也不好,222号只好在南京再作穿云下降。但222号运输机在云雾中失去方向,与地面联系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过机场,无法着陆,最后一次下降时偏飞至江宁县。下午1时6分,222号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222号的讯号。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桥镇戴山,成为戴笠的葬身之地。

222号机撞山后着火爆炸,残骸四处飞溅,有的被雨水冲走,机上11人(机组4人,乘客7人)全部摔死,主要随员有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又经过大雨的冲刷,尸体被冲到沟内和山脚下的小庙旁,尸体被发现时,大都肢体不全,个个焦黑。222号的机翼和机身均已烧毁,只留下一截飞机尾巴,仍可看清尾部编号“222”。飞机失事以后,大雨不停,尸体在大雨中泡冲数天才被发现,随即雇人整理,埋葬于南京灵谷寺烈士公墓。

222号运输机之所以失事,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技术问题。他听说有飞沪任务,当时上海的黄金美钞生意正大有赚头,他捞钱心切,向队长送礼,一再要求派任。张远仁与队长同住一院,关系本来就不错,但队长因张飞行技术不高,有所犹豫。张巧言道:“主要替队长赚钱,请队长也出些本钱,一定能赚回大钱。”于是队长动了心,两人在222号起飞前,连夜准备,翌晨赶到机场,以队长命令将原飞行员换下。

这位原飞行员事后分析:从正副驾驶员张远仁和冯俊忠的飞行技术来分析,一般气候条件下是没有问题的,尤其冯俊忠年龄较长,飞行经验丰富,完全能够胜任。但他们都是在日式飞行训练中培养出来的,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训练,尤其对利用无线电波、罗盘及单凭听觉的定向盲飞,全未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初步的穿云下降理论,毫无实践经验。冯俊忠是广东航校的老前辈,经验飞行很出色,但一遇到要使用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就有困难了。因此一遇到恶劣气候,缺乏应变能力,这是这次空难的必然性因素。作为空运队长本应有所预料,但他为牟取暴利,心怀侥幸,违反飞行纪律,滥用权力取消原飞行技术方案,此乃事故主因。222号专机失事,实为国民党空军史之丑闻,当时不可能披露真相。

1946年3月21日,唐纵在戴老板升天后,在日记中对戴氏盖棺定论:雨农兄英明果断,机智过人,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十四年来艰苦奋斗,不遑宁息;对领袖忠诚无间,对朋友热情可亲,处事敏疾神速,约束部下森严可畏,有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在生活方面待人过严,待己过宽,过世人所最诟病;做事无计划,视其需要者而为之,故其部下莫知所从;其成功处在能选择重点,以集中之精力、最大之财力办理一事,无顾忌无畏葸!

唐纵其人

唐纵日记乃绝对私密性记述,连老婆都不让看的,军统高层人士都知道唐纵的日记很“精彩”,沈醉在其文章《唐纵其人》中曾回忆说,一次趁唐不在家,(沈醉)“曾好奇地问他老婆,是不是看到过唐每天写的日记,不料此话一出,她马上表现出很气愤的样子,对我大发牢骚,说他写的日记谁也不准看,他们结婚十多年,多次想看看他的那些宝贝日记,都被拒绝了,吵过好几回也没有让她看。”

李锐先生评唐纵:“可以看出这个人生活严谨,工作也认真踏实,深得蒋介石器重。”唐纵的眼光也确实老辣,1942年8月,不到39岁的他在日记中进行一周反省,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当今之世,欲求闻达,行不由径者滔滔皆是,兹就其所知者列单于下:

一、品格高尚为人赞扬,但攫权得势者多为小有才智,恭顺权贵,为权贵所赏识提携。

二、学识渊博为人称道,但踞高位者,多为善权术长机智,应变有方,处事圆滑之人。

三、对上要善承意旨,不可自作主张,上之所欲者集全力为之,上之所恶者竭力避免,是非曲直不必计及,信任第一,是非其次。

四、对同僚,应酬可以换取同情,同情即是友谊的保障,一切过失误会,皆可消释。

五、对下操纵在手牵制得法,苛刻严峻,反为当权者得意之作,宽恕仅为儒生之谈助。(《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99页。)

由此,我们可以部分见出唐纵之为人,而他在绝对私密性的日记中对戴笠的评价则显示出特别的意义。

毛泽东的革命思维:从“呼声革命”到暴力革命

毛泽东最初提倡“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

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8月,为了组织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从长沙来到北京。这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夜,中国思想界在北京相当活跃。毛泽东由恩师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他读了许多过去从未读过的书刊,接触了许多过去仰慕已久的人物,参加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了解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等各种主义。这对于一直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来说,如鱼得水,很快便融入了如何拯救祖国的行列当中,热烈地同人们讨论各种主义在中国的前景。

1919年3月,毛泽东怀着激动与兴奋的心情从北京回到长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立即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参与领导了湖南的学生运动,主编了《湘江评论》,猛烈地抨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热烈宣传各种新思潮。从此,毛泽东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拉开了他职业革命家生涯的序幕。

不过,这时的毛泽东还不主张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而是提倡“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然而,军阀统治下的严酷现实,使毛泽东深感靠“呼声革命”,来达到根本改造湖南和中国的目的是绝对办不到的,是纯粹的幻想。

11月25日,他写信给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坦露心迹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决无希望。”12月1日又写信给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说,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时,他比较了社会上提倡的各种主义之后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从此,通过暴力革命,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了他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这时,毛泽东也开始感到俄国所以能够成就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其首要条件是由于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要获得成功,别无他法,只有成立共产党。1921年7月,他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坚决主张“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武装农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的始发点,也是毛泽东成为伟大军事统帅的亮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其他人一样,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认识并不清楚。当时,他关注的是工人运动。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毛泽东对国民党抱着很大的希望,热诚地做着国民党的工作。恽代英建议他去做农民工作,毛泽东说:城里的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做农民工作。在他的心目中,农民愚昧落后,他们只求有清官和好皇帝,对革命没有太大的兴趣。

然而,以后的事情很快使毛泽东发现,有不少国民党员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他们根本反对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千方百计地将共产党员赶出国民党。1924年6月1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日,国民党的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成为国民党右派最仇恨的人物,他们用尽办法想把他赶走。同国民党合作起来困难重重。这一年的年底,毛泽东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请假回乡养病。

1925年,毛泽东在家乡韶山养病期间,发现农民并不像他以前所认识的那样,只求有清官和好皇帝,而是“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他“发动了一个把农民组织起来的运动”。他在当地农民中发展中共党员,成立中共韶山党支部,建立农民协会,搞起农民运动。韶山的农民运动,在湖南震动很大,湖南省长赵恒惕因此派兵捉拿毛泽东。

毛泽东在韶山期间,为发现农民具有巨大革命潜力而震奋。他认为,中国最广大的群众是农民,只要把农民发动起来,国民革命就有了生力军,由此,他倍受鼓舞,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同年9月,毛泽东从韶山来到广州,就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当时,他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一面做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一面研究革命党可以依靠的力量,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同时,他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农民,开始注重研究农民问题。1926年初,他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提出:在农村有五种农民是革命的朋友。对于地主阶级,则请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下,即是遇了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言论,受到广泛的关注。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任命他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主办讲习所期间,他亲自为学生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并十分重视学生的军事训练。学生的军事训练占到总课时的34%。

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对农民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示了他对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文章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把做农民工作摆在了相当显要的位置,成为国民党内、中共党内最关心农民问题的人。但国民党内的新老右派对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工农运动,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议论纷纷,大加责难。他们说农民运动“过分”了,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等等,要求限制农民运动,向共产党施加压力。为此,中共中央于同年12月在汉口召开会议,讨论农民运动问题。陈独秀担心湖南工农运动的发展会“妨碍统一战线”。因此决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结果,不但没有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而限制了工农运动的发展,牺牲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毛泽东明确提醒中央:“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未能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于是,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再次回到湖南,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32天,撰写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并公开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思想,开始有了用农民武装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思路。

随后,毛泽东主持领导的中共中央农委就农民问题作出三项决议案,要求:各省一致建立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解散一切地主阶级武装团体,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中央及各省的军委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由于毛泽东深刻地认清了中国农民这个关键性问题,把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这方面的工作之中,再也没有改变。这为他创造性地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这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恩来的第三位干女儿是谁?她为何鲜为人知?

没有亲生子女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却把爱洒向了更多的孩子。在他们的三位干女儿中,有一位一直不为人所知,她就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革命挚友谌志笃的大女儿谌曼里。如今,她的妹妹谌曼玲为我们揭开了岁月的面纱,让我们回到那段已尘封六十多载的记忆中,一睹这朵盛开在战争烽火中的戏剧小葩,感受烽火年代中周恩来夫妇与她的深厚亲情。

伟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为革命、为国家、为人民操劳一生,没有留下自己的亲生子女。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抚养过许多革命烈士的子女和那些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的子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抚养过社会孤儿和自己亲属家的后代。由于岁月的流逝,他们抚养的那些孩子有多少?这些孩子在他们身边的时间有多长?这些人们关心的事情已很难弄清了。他们夫妇对烈士和同志的子女、对社会孤儿、亲属后代的关心抚养是“超越血缘关系的爱”,这也是这对夫妇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认过一个干儿子和三个干女儿。干儿子是周恩来的堂姑表侄儿王戍,现仍健在。干女儿有社会熟知的叶扬眉、孙维世,前者是北伐名将、后曾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的大女儿,1946年4月8日在随父亲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与父亲及同机人员一同遇难;后者是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最早屠杀的一批革命者之一、共产党员孙炳文烈士的女儿,不幸的是在“文革”期间被江青、叶群迫害致死。还有一位却不为人所知,这第三位干女儿到底是谁?许多周恩来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周家亲属,都没人说得清。

拨开尘氛 馨远益清

在周恩来嫡长侄女、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周秉德撰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图文版)第157页上,记述邓颖超在“文革”期间得悉孙维世被迫害致死后对周秉德说的一番话:

秉德呀,你知道吗?凡是做了我们干女儿的人,都是苦命的呀!人家有人说我和伯伯有多少多少干儿子、干女儿。哪有那么回事?其实我们真正认了的,就只有三个干女儿,一个是叶挺将军的大女儿叶扬眉,小小年纪就与他父亲乘飞机时遇难了;一个是在延安时,下大雨,窑洞塌垮,被砸死在里面了;只有维世跟我们时间长、感情深,现在又死得这样惨!

邓颖超没有说明另外一位干女儿的名字,史学界能知道的人也就不多。其实,周恩来、邓颖超的这位干女儿名叫谌曼里,是我的嫡亲大姐,她原名贻蕙,曼里是后改的名字。

我的父亲谌志笃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革命挚友,曼里大姐是他的大女儿。父亲号石僧或释孙,生于1893年,1916年从贵阳考入天津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学习。在伟大的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与周恩来相识相知,他们共同组织了天津的革命进步团体“觉悟社”。在觉悟社中,父亲抽签成员代号为50号,因此他的代号为武陵。后来他的印章也多用“武陵”,直到今天,我还收藏着父亲的这枚“武陵”印章。

我的老家是贵州省西北隅的织金县。大姐曼里生于1922年,比我整整大25岁。据父亲说,她是在贵阳出生的。父亲是个文化人,他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都是到外地求职谋生,所以,曼里大姐从小就随父母东迁西涉。她7岁时,父亲在南京谋上一份差事,她便在南京开了蒙学。1931年随家人返回贵州,进了贵阳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读书,13岁时顺利毕业。由于她性情活泼,喜爱活动,又聪明好学,在学校是高材生,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我们的父亲一直喜爱京剧,大姐和我们都受到他的影响。曼里姐姐从小就十分爱好文艺,在上学之余,她经常阅读文艺书籍,在她身上体现着深厚的艺术潜质。

艰难时世 难忘成长

大姐曼里成长的年代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不断的艰难岁月。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其扩张的野心,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自此,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特别是广大热血青少年,更是抑制不住一腔怒火,处于祖国西南边陲的贵州也概莫能外。许多青年都报名从军,志愿奔赴抗日前线,杀敌保国。曼里大姐当时虽只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但她在父母的影响下,也毅然走出校门,登上北去的汽车,来到当时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重庆。当时我父亲在贵州锦江谋生,知道爱女到了重庆,便立即赶到姐姐那里,将她送到设在重庆的涪陵野战医院,当了一名护工。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将士浴血抗敌,而后方一些贪官污吏不思报国,继续过着奢靡不堪的生活。曼里姐姐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她不能容忍自己终日无所事事,便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相约几位女友登上轮船,沿江东下,来到离抗日前线较近的汉口,投奔到国民政府的102师,时任该师师长为柏辉章。

在柏师数月之后,台儿庄大战爆发,但中国军队在取得大捷后终因日寇势众,徐州失守。随后,日军移师西犯,上级调柏师前往迎战。战斗十分残酷,102师挡不住日军的凶蛮攻势,全师溃败。曼里大姐失去了部队保护,不得不夺门跑出。慌不择路,一直跑到了河南省开封市东南的杞县境内,徘徊在荒郊野外,饥寒交迫。所幸遇上102师的曹副官长,才将大姐他们带回汉口。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为长江局副书记。到1938年秋冬,南京、上海已相继失陷后,国民政府起初拟迁武汉,一时,武汉三镇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当时我的父亲正在武汉,他和周恩来很快就取得了联系,周伯伯聘我父亲为他的秘书,授予我父亲上校军衔。

父亲得知姐姐曼里在柏师的遭遇后颇为心疼,就找到她,把她直接带到周伯伯和邓妈妈那里。这时已是1939年的夏天了。周伯伯和邓妈妈一见我姐姐曼里身体健壮,聪明美丽,谈吐脱俗,就非常喜欢她,提出收曼里姐姐为义女。我姐姐和父亲也都欣然应允了周伯伯和邓妈妈的提议。这样,姐姐曼里就留在了周伯伯和邓妈妈的身边。

周伯伯、邓妈妈认了这么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儿后也十分高兴,邓妈妈把姐姐带到延安,安排到陕北公学学习。因姐姐积极进取,不断追求进步,不久就被转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办的培训班,并在这个培训班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仅18岁。

1940年夏天,姐姐生了病,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还比较差,为怕病情加重而发生意外,周伯伯和邓妈妈安排曼里姐姐从延安转到重庆治病。这是姐姐和父母、周伯伯、邓妈妈一起团聚的几个月。这时的姐姐在我父亲眼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而是一个有着坚定理想和崇高信仰的成熟革命者了。

拳拳之心 芳熏文艺

1941年年初,蒋介石不顾国际形势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国共两党不断的摩擦纷争中,蒋介石下令改组国民政府军委会,免去了周恩来所兼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职。重庆的政治形势陡然恶化起来,周恩来伯伯一方面对当时南方局的同志进行气节教育,另一方面对当时在渝的大批共产党干部进行了悄悄地疏散。当时我父亲因我祖父去世,离开重庆到贵州奔丧;姐姐曼里就回到了延安,继续她的革命事业。

姐姐不仅酷爱学习,政治上不断进步,而且在延安这块革命圣地,她的艺术才华也得到了展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仅物质生活很艰苦,文化生活也十分匮乏。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华人华侨中的许多有志有为的青年奔赴延安,他们在政治上有了明确的方向,也希望在文化上有所享受和表现。姐姐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41年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之余,报名参加了延安业余剧团的演艺活动,那也是她从事文艺事业的开始。

姐姐虽未受过专门的艺术培训,但她受父亲喜爱京剧艺术的熏陶和影响,自己又有着较好的艺术悟性,所以,从1941年到1945年的这5年间,姐姐在延安街头演过秧歌剧,在学校演过小话剧以及京剧折子戏等等,她还曾与齐燕铭、陈波儿、萧三等著名文化人士合作,上演了许多话剧、京剧。据邓妈妈1953年为姐姐所作的《简历》记载,姐姐曼里(在陕北演出时她都用艺名“曼丽”)在延安演出的主要剧目有:(1)《新木马计》—德国革命作家乌尔夫原作,萧三同志根据俄文转译的反法西斯名剧。这是延安业余剧团的首次公演,导演是陈波儿同志,曼里同志饰女主角希尔达,演出时间是一九四一年秋天,地点是延安八路军大礼堂。(2)《海滨渔妇》—苏联的反法西斯独幕剧。这也是业余剧团的活动,一九四二年春在延安演出,曼里饰女角海滨渔妇。(3)《俄罗斯人》—苏联西蒙诺夫的名著,反映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事迹。这是中央党校的业余文化活动,一九四三年秋天在延安演出,曼里饰女主角瓦丽亚。(4)《前线》—苏联科涅楚克的名著,反映苏联卫国战争中前线将领的思想问题。这是延安文艺界的联合公演,由鲁迅艺术学院与中央党校等单位共同主持,于一九四四年夏天演出,曼里饰其中唯一的女角—护士。(5)《鸿鸾禧》—经过整理的京剧,是中央研究院的业余文化活动,一九四三年春演出,导演是齐燕铭同志,曼里同志饰女主角金玉奴。(6)《打渔杀家》—经过整理的京剧,是中央党校的业余文化活动,一九四五年春节在延安演出,曼里同志饰女角萧桂英。

这些剧目的成功演出,不仅展示了姐姐的艺术天赋,也反映了她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

姐姐于1942年元旦与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陈姓同志结婚,并调到研究室做资料工作。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改组为中央党校第三部,姐姐又正式转入中央党校学习,至1945年秋毕业。

姐姐在与陈同志两年多的婚姻生活里,生下了两个孩子。1944年她与陈同志感情出现危机,随后经过边区政府解决,两人分手离婚,后来她与金紫光同志相爱,重新组成了新的家庭。

不幸香消 亲情永存

1945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各地取得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延安培养出来的大批干部纷纷调往各地工作。姐姐满怀喜悦地报名去华北解放区,到华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临出发时她却因再次生病未能随队出发而不得不滞留延安。她边养病边从中央党校调到延安京剧研究院,边演出边研究中国民族歌舞剧、昆曲、京剧等。谁知她刚到京剧研究院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据那天和姐姐一起出事的当事者肖甲同志30多年后回忆:那是1945年10月31日,延安平剧院在杨家岭演出平剧《三打祝家庄》。参加看演出的观众都是即将奔赴各解放区的领导干部,也包括谌曼丽同志。戏散了以后,大家在中央党校食堂吃了夜宵,因为面临分别,吃完后大家仍难以就寝休息。我当时住在山上一条弯道旁边,那一排共三孔窑洞,上两孔小一点,我们三个男同志住底下一孔大窑洞。大约午夜时分,我正在看郭沫若郭老的著作《甲申三百年祭》。这时,住中窑的一个同志呼喊我说:“快来看,我窑洞壁上糊的纸在破裂……”我一头奔出窑洞门,只听到周围满是“唰唰唰”的响声。我怀疑是不是下雨了,就伸出双手去接,没有感到雨滴,抬头仰望,一碧星空,再仔细一瞧,原来是土屑纷飞,如雨落似的沿着窑洞墙面往下掉。

姐姐虽未受过专门的艺术培训,但她受父亲喜爱京剧艺术的熏陶和影响,自己又有着较好的艺术悟性,所以,从1941年到1945年的这5年间,姐姐在延安街头演过秧歌剧,在学校演过小话剧以及京剧折子戏等等,她还曾与齐燕铭、陈波儿、萧三等著名文化人士合作,上演了许多话剧、京剧。据邓妈妈1953年为姐姐所作的《简历》记载,姐姐曼里(在陕北演出时她都用艺名“曼丽”)在延安演出的主要剧目有:(1)《新木马计》—德国革命作家乌尔夫原作,萧三同志根据俄文转译的反法西斯名剧。这是延安业余剧团的首次公演,导演是陈波儿同志,曼里同志饰女主角希尔达,演出时间是一九四一年秋天,地点是延安八路军大礼堂。(2)《海滨渔妇》—苏联的反法西斯独幕剧。这也是业余剧团的活动,一九四二年春在延安演出,曼里饰女角海滨渔妇。(3)《俄罗斯人》—苏联西蒙诺夫的名著,反映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事迹。这是中央党校的业余文化活动,一九四三年秋天在延安演出,曼里饰女主角瓦丽亚。(4)《前线》—苏联科涅楚克的名著,反映苏联卫国战争中前线将领的思想问题。这是延安文艺界的联合公演,由鲁迅艺术学院与中央党校等单位共同主持,于一九四四年夏天演出,曼里饰其中唯一的女角—护士。(5)《鸿鸾禧》—经过整理的京剧,是中央研究院的业余文化活动,一九四三年春演出,导演是齐燕铭同志,曼里同志饰女主角金玉奴。(6)《打渔杀家》—经过整理的京剧,是中央党校的业余文化活动,一九四五年春节在延安演出,曼里同志饰女角萧桂英。

这些剧目的成功演出,不仅展示了姐姐的艺术天赋,也反映了她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

姐姐于1942年元旦与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陈姓同志结婚,并调到研究室做资料工作。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改组为中央党校第三部,姐姐又正式转入中央党校学习,至1945年秋毕业。

姐姐在与陈同志两年多的婚姻生活里,生下了两个孩子。1944年她与陈同志感情出现危机,随后经过边区政府解决,两人分手离婚,后来她与金紫光同志相爱,重新组成了新的家庭。

不幸香消 亲情永存

1945年秋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各地取得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延安培养出来的大批干部纷纷调往各地工作。姐姐满怀喜悦地报名去华北解放区,到华北文艺工作团工作。临出发时她却因再次生病未能随队出发而不得不滞留延安。她边养病边从中央党校调到延安京剧研究院,边演出边研究中国民族歌舞剧、昆曲、京剧等。谁知她刚到京剧研究院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据那天和姐姐一起出事的当事者肖甲同志30多年后回忆:那是1945年10月31日,延安平剧院在杨家岭演出平剧《三打祝家庄》。参加看演出的观众都是即将奔赴各解放区的领导干部,也包括谌曼丽同志。戏散了以后,大家在中央党校食堂吃了夜宵,因为面临分别,吃完后大家仍难以就寝休息。我当时住在山上一条弯道旁边,那一排共三孔窑洞,上两孔小一点,我们三个男同志住底下一孔大窑洞。大约午夜时分,我正在看郭沫若郭老的著作《甲申三百年祭》。这时,住中窑的一个同志呼喊我说:“快来看,我窑洞壁上糊的纸在破裂……”我一头奔出窑洞门,只听到周围满是“唰唰唰”的响声。我怀疑是不是下雨了,就伸出双手去接,没有感到雨滴,抬头仰望,一碧星空,再仔细一瞧,原来是土屑纷飞,如雨落似的沿着窑洞墙面往下掉。

侦破四次暗杀 蒋介石一见戴笠便胆壮心安

从特务处的职责来说,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蒋的安全。早在1926年入黄埔不久,在一次同学聚集之时,别人都纷纷阐述自己的理想,不外乎英勇战斗,当一名高级军官,指挥千军万马,威风八面等等,独戴笠沉默不语。大家追问再三,他才闪烁其辞地说:“我无大志,但愿毕业之后,为校长作一名侍卫,保护他的安全。”戴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戴笠在杭州骑兵营得知蒋介石到了上海,就跑过去,虽无晋见之阶,仍千方百计打听到蒋介石的住地,自愿地到蒋在上海的寓所门外站岗,因而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迨特务处成立后,蒋介石的警卫就由这个处负责了,其组织人员自然由处长戴笠调派。

特务处成立不久,即成立警卫股,专门负责蒋介石的安全。1932年秋,戴笠派特务处执行科科长邱开基赴武汉,负责警卫蒋介石。邱开基到武汉后,即担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当时武汉的社会状况很乱,特别是帮会势力极强。帮会的首领就是武汉绥靖公署的稽查处处长,警察局的侦缉队也在帮会的控制之下。邱开基到任后,首先撤销了稽查处,让帮会首领成立了一个道德善堂,将帮会分子全部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其次,委派手下担任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将治安大权全部抓在特务处手中。第三步就是抽出一部分款项,在码头、工厂、旅馆、餐馆等公共场所、妓院等地设置眼线,提供情报。第四步就是组织一个秘密锄奸团,专门从事密捕、绑架、暗杀等活动。这些措施一方面是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是针对一切不利于蒋介石统治与安全的各种势力。

1933年7月,特务处专门成立了一个随节工作组,派黎铁汉为组长,专负保卫之责。这个组织,以后扩大为特别警卫组,作为一个常设机构,随同蒋介石行动,专门负责蒋介石的安全。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也常常戒备各方势力的行刺。而戴氏深知,蒋公一身系国家安危,保卫领袖,如护头目,为无比重要之事,乃引以为己任。他要求所属工作人员,将保卫蒋公安全,列为第一重要任务,不许有片刻懈怠。

据有关方面统计,1934年至1936年,曾发生过4次谋刺蒋介石的事件,均被戴笠的特务处侦破,将主要人员分别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捕获。

为蒋介石警卫,就要随蒋介石行动,有时,蒋介石心血来潮,甘冒奇险,警卫人员也自然要随之涉险。

1938年6月,日军会攻武汉,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双方展开了激战。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蒋介石坚持在武汉指挥战斗。10月25日,日军到达武汉,并展开猛烈进攻。武汉城内炮声震耳欲聋,炮弹、飞机扔下的炸弹不断在城内爆炸,境况确实十分危急。正是在这一天,蒋介石的飞机才从武汉起飞,赶往南岳。也正是这一天,日军占领了武汉。临撤出前,蒋介石命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破坏”。而这个破坏又是由戴笠的军统局负责的。

戴笠为了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在蒋介石走后,继续留在武汉,部署武汉反资敌大破坏事宜。他领着军统局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和稽查处处长赵世瑞巡查了全城的三十多个爆炸目标,并在当晚召开了一个爆破工作会议后,才离开武汉。这时,日军已开始攻击武汉城,戴笠一行想乘车离开,但道路已被日军堵死,乃改乘一小船,从日军包围的缝隙中钻出。

戴笠为了保卫蒋介石的安全,也确实煞费苦心。这一点,从抗战后蒋介石第一次到北平的活动中,看得最为明显。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北平,蒋介石决定12月到北平视察,戴笠先行安排。当时,北平刚刚从日伪统治下收复,人员极其复杂,戴笠深恐万一出现什么不测,使蒋介石受惊,于是进行了周密的布置。他多次召集北平的军统特务头子马汉三、文强和随行的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密议,决定急调亲信特务祝维屏,由戴笠保荐为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以便直接指挥、运用北平的全部警力;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大队长李连福任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长,指挥刑警大队直接参与行动;汉中警备总部稽查处长倪超凡飞北平,任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三方紧密配合,协同负责蒋介石安全。直接负责蒋介石安全的是一个贴身内围的警卫大队。所谓贴身内围,就是蒋介石在公众场合出现时,紧贴蒋介石的周围,贴身警卫,以备不测。戴笠亲自选调黄埔六期的老牌特务严家诰任大队长,调在中美合作所所属的重庆特警班内受过美国特务教官严格训练的学员二百多人,乘专机飞北平。在蒋介石到北平前即与宪警配合,进行特殊训练。戴笠亲自出马指点,考核队员的思想状况和技术水平。

1945年12月11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国民政府参军长商震、军务局长俞济时、总务局长陈希曾等人飞到北平,住在交道口圆恩寺内。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军、宪、警、特里三层外三层的布置起来。

蒋介石一到北平,俞济时便将蒋在北平活动的日程交给戴笠,由戴笠逐日安排有关警卫事宜。戴笠这个人十分懂得保密的重要。他按日程规定,只将隔日的行动计划预告罗家诰,对警备司令、警察局长、宪兵团长等都是直接布置任务,并不详告蒋介石的具体行动。这样,既做到了绝对保守秘密,又增加了自己的权势。

蒋介石在北平共停留八天。其间先后接见在北平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李宗仁、熊式辉,孙连仲、熊斌、张廷谔等人,举行了北平党政军民各界人士茶话会,和招待中外人士、新闻记者等活动。最紧张的一幕是16日检阅美军驻北平陆战队和在太和殿召集全市大中学生并讲话。为了保证这一天不出问题,戴笠与俞济时商量了一夜,决定布置四道警卫圈——第一圈摆在蒋介石讲演台的周围,由严家诰率贴身警卫大队警卫,戴笠亲自指挥;第二圈是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挑选的数十名武功超绝,能飞檐走壁的“燕子李三”式的刑警,隐身在故宫三大殿的楼顶墙头,窥侍动静,随机出动;第三圈是军统北平站的全体特务,化装混在学生和人群之中,观察警戒,且编成群组,随时策应;第四圈才是从北平市驻军中挑选的士兵,担任外围警戒。

这一决定立即报告了蒋介石。俞济时夸奖戴笠说:“老头子一见你在,便胆壮心安,万无一失了。”

16日这天,戴笠早早就赶往故宫亲自安排。他自到北平,一直身着美式军装,佩中将肩章,胸前挂满勋标,威风赫赫。这一天,忽然改换灰黑色中山服,头戴宽边大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口袋里装了两枝马牌左轮手枪,压满了子弹。

蒋介石检阅完美国海军陆战队后,走进挤满了人的太和殿,站在台上,操着浙江口音大讲民族复兴,“三民主义”,军政统一,等等。戴笠、俞济时和贴身队员站在人群的前排,围成一个保护圈。戴笠两手插在口袋里,紧握着枪把,一直紧张地注视着动静。蒋介石不时看着戴笠的大礼帽,心定神安,不禁慷慨激昂起来……

不料,蒋介石讲完后,人群呼啦一下子涌向前来,戴笠站脚不住,被人群挤开了,贴身警卫也被冲散。亏得李宗仁、孙连仲、黄仁霖等人手拉手把蒋介石护在中间。贴身警卫也马上又挤过来,护在李宗仁等的外围,这才冲出一条路,把蒋介石护送上车,离开故宫……

戴笠回到住处后,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打电话给文强说:“老头子很高兴,谢天谢地。老头子有令,所有护卫出力人员一律有赏,你给我传达一下。”

实际上,戴笠只是稍稍松了一口气。这次来北平,蒋介石夫妇游了一次颐和园,戴笠又忙个不亦乐乎。他东奔西窜,西支东指,把严家诰等手下驱使得晕头转向。

到了18日,蒋介石终于走了。走前,指示戴笠安排好北平肃奸工作,戴笠又由诚惶诚恐的紧张转入作威作福的繁忙……

第二章 名人争鸣

陈毅文革谈个人崇拜:没必要搞 我不迷信毛主席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陈毅元帅是老一代革命家中读书最多的人之一,他喜欢读书,却不盲从死读书,而是在阅读的同时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客观地评论,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敢于怀疑权威,和权威争论。他的读书方法,他的勇气,他的人格都值得我们学习。

从青少年起,陈毅经常在书的天头或行间注上自己的看法或意见,甚至敢于向权威、向读本、向作者、向老师提出质疑和批判性的意见。

在他少年时读过一本《雅俗抄》,里面说《红楼梦》、《水浒传》等书不是好书,“诲淫诲盗”。陈毅看后在这书的天头上写道:“余曾读过《红楼梦》、《水浒传》等书,并未学偷学盗”。

1916年春,陈毅以前几名的成绩考取了四川省立甲种工业职业学校。一次,国文教员徐子休在课堂上感慨:“四川没有出过皇帝,没出过大将,只出了几个文人,很可惜哪!”陈毅当即起身反驳:“现在是民国了,无须出皇帝。况孟子早就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现在要是多出几个科学家就好了。”直说得徐子休瞠目结舌。

1963年8月11日下午,陈毅受周总理委派来到故宫文华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的预展。当时,有不少人忧虑:在反修斗争正积极开展的时候,办《红楼梦》的展览会,合适吗?陈毅支持说:“我看是可以嘛。”陈毅说,十分喜爱曹雪芹的《红楼梦》,所以不能不来。他的见解和他的行为一样,豪爽真诚,毫无掩饰。

展览方向陈毅汇报:关于要不要陈列胡适的著作曾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不赞成陈列。语音刚落,陈毅立刻指出:“为什么不可以陈列?正面的、反面的,都可以摆嘛。胡适在‘五四’时期是有功的,将来在历史上要记他一笔的。”

陈毅谈笑风生,常常停下来同大家交换交换意见。针对研究领域中对“自传”说的批判,陈毅指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有个著名的小说家,叫法朗士,他说过一句名言:“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一切作家所写的作品,里面总有一点反映了他的家庭背景、社会背景,反映了他的家世。曹雪芹写《红楼梦》,当然也不例外。

陈毅评价《红楼梦》说,古今中外,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这样全面地反映当时的社会。所以有这样多的人来研究它,决不是偶然的。否认历史是不合乎马列主义的。《红楼梦》的艺术性很强。它创造了许多不朽的典型。林黛玉那样的人,现在的生活里还有;袭人那样的人,现在的生活里也有。甚至赫鲁晓夫,你在《红楼梦》里也能够见到。

陈毅说,俞平伯的研究,也不能完全推翻。研究《红楼梦》,要有考证,但不能完全都是考证,那就太学究气了。可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部研究《红楼梦》的很深刻很全面的著作。有人说,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当时的新兴阶级的代表,是新人。这个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不赞成。这就跟把武则天加以现代化一样,几乎把武则天描写成“民主妇联”的领导人了。对这部书,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百家争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都有可取之处。这没有关系,艺术欣赏嘛,总归是这样的。

有了陈毅的肯定和支持,展览会终于得以按照原定计划正式开幕

无论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和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除了喜欢文学书籍,陈毅都非常重视对马列著作的阅读学习。陈毅特别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他经常将“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陈毅实事求是的读书精神,充分反映在他对毛泽东的态度上。

陈毅尊重毛泽东,但反对个人迷信、盲目崇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在对自己的批斗会上,对当时极“左”的做法进行了痛斥。他说:“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

提起陈毅,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青年称之为“我们的陈市长”,尊敬、亲切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6月1日——上海解放的第四天,陈毅专门抽时间来到交通大学号召青年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人生观。

在陈毅的多次讲话中,对青年学习讲得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是1953年8月22日,陈毅在上海市高等学校青年团基层干部学习会上就青年学习讲的三个问题。

关于学习政治和学习业务的关系,他举例说,一个空军战斗员,要学习政治,懂得该保卫谁和打击谁,否则也可能会把飞机开跑了。在懂得必须懂得的基本政治道理,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后,放在他面前的严重任务,就是要精通驾驶和空中战斗的技术,要能把敌人打下来,而不是被敌人打下来。如果他离开了学习航空技术,光去研究政治,却被敌人打下来,那还有什么政治呢?因此,陈毅说,企图拿政治来代替技术,是违反马列主义观点的。

陈毅在讲学习理论和思想改造问题时,反复强调学习理论必须与改造思想结合起来。他指出,学习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改造思想、提高思想。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实践,并不是为读几本书,使自己的谈吐增加名词和时髦的术语。

陈毅强调,为了做好青年工作,必须照顾和针对青年特点去进行工作。要向青年提供各项正确的知识,在课余、业余培养自由讨论、自由研究的风气。

袁世凯为何短命:每天都喝两位乳母人奶进补

袁世凯死于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不少书籍和文章提到袁的死,皆称他系“忧惧而死”。而说起袁的忧惧,自然会令人想到袁“洪宪帝制”梦的破灭。袁确实因此行为触怒民众,引发举国声讨,弄得众叛亲离,置身四面楚歌之中,最终于忧惧中疾病发作,一命呜呼。袁的三女儿袁静雪也如此写道,取消帝制后,“从此他(袁世凯)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但读罢这些文字,总不免会让人产生错觉,即似乎只要袁能继续坐在“洪宪皇帝”的“龙椅”上,免受忧惧之困,他就不会“忧愤成疾”,生命也自然会延续。这就是将袁的死亡简单归结于政治原因。然而这并不是袁在此时去世的全部真相。我们发现,袁在本应该“年富力强”的57岁时去世,是另有原因的。正是这原因决定了即使袁的“洪宪皇帝”继续当下去,他的身体状况也已注定,高寿与他无缘。

袁自小身体强壮,后来又进军队历练,人们因此有理由推断,中年以后的袁即使染疾,也不至于就此撒手归天。殊不知袁身体后来的所谓健康强壮,其实恰恰掩盖了这表象后面的不良生活方式。简言之,袁的短命,其实早已为他的不良生活方式所决定了,诚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据1913年即在袁麾下任职,时年17岁,后又在天津袁府任总管的陶树德回忆,乃父与他两代人在袁帐下奔走,他本人更是随侍袁左右直至袁去世。他说袁每天凌晨五时起床,之后进办公室批阅一会文件,“然后喝茶、牛肉汁、鸡汁。七时早点,包子四色,鸡丝面一碗(一般仅吃包子一两个,余下由侍从分充早点)”。“十时左右,进鹿茸一盖碗。十一时许,进人参一杯。中午十二时午餐”。下午“点心为西餐,然后服自制活络丹、海狗肾。七时晚餐……”不难看到,袁所食用的“多为补血强身、滋阴壮阳者”。由于过分补血强身,导致袁经常患牙痛,大便秘结,以致每隔三二天就要请中医诊治或灌肠……这些情况外人是无从知晓的。陶没有交代袁午餐时的进食内容,据袁静雪回忆,其父午餐最爱吃清蒸鸭子,尤其入冬后“每餐必吃”。除此之外还有红烧肉、肉丝炒韭黄等。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须知人患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吃入了不当食物,这不当就包括多吃、强补。而人体对食物过度的摄入、滞留、累积打乱了自然的平衡。吃进去的营养如不能正常排泄,积存在人体里也会逐渐变成“万毒之源”。由于排泄器官负担过重,因此毒素会流窜全身,影响血液清洁度,污染身体内环境。在这方面,袁的“进补”就是一个绝妙之例。袁从二十五六岁起就天天吃补品,“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另外“还雇用着两个奶妈,他(袁世凯)每天就吃这两个奶妈所挤出的奶”。就短期而言,此时袁给人的印象也许确是体质强健。但“就中医的医理说来,人参、鹿茸等,都是热性的补品,他却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长了,是不会不影响他的健康的”(袁静雪语)。而且我们发现,在袁的日常食品中,难觅蔬菜、水果的影子。《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章记述:“我(神)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远古时我们的祖先就一直以果实为主食,人类学、考古学、解剖学和历史学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不管社会文明怎么进步,饮食文化如何变化,人体消化器官的构造、消化过程以及生化反应还是和古人一样。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袁越是进补,越会加速他走向死亡的步伐。直到袁56岁时他才黯然叹道:“我的身体不行了,参茸补品不能接受了。”

袁的短命,除了饮食、滋补“出格”外,再一原因就是伤于情色。袁妻妾成群,不下十数,她们共为袁生育了32个子女。据陶树德回忆,这些孩子小时候“多肥头大耳,一如乃父,稍长即均不甚结实矣。当时北京流行一句歇后语:‘大总统的儿子——人参鹿茸。’即指此”。所谓“多肥头大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小胖墩。这显然不是小孩身体健康的象征。袁自以为多摄入滋补品,就会补身壮阳,其实他不知,人参鹿茸作为高级滋补品,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服用的,而且服用的量绝对有讲究。像袁这样没有节制的胡乱服用,就像纵欲一样,会对身体产生巨大的伤害,长此以往,势必付出生命的代价。

揭秘孙中山宋庆龄婚姻:手枪定情显夫妻恩爱

孙中山把手枪作定情物

1915年孙中山、宋庆龄在日本东京举行婚礼。婚礼上,新郎送给新娘一把手枪,说:“枪里配了20颗子弹,19颗给敌人准备,最后一颗危急时留给自己……”这是孙、宋之间极为重要的爱情证物,因此宋庆龄终身珍藏这把枪。结婚后,宋庆龄评价自己的婚姻生活说:“我是幸福的……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是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而孙中山的回应是:“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孙宋二人真正相处的时间只有10年,但这10年是孙中山一生最关键的10年,孙中山史迹少了宋庆龄这一块就不完整。

宋庆龄极为朴实,生平不爱佩戴首饰,唯独偏好鸽子饰品。鸽子文雅、温顺、象征和平,因此也是孙中山非常喜爱的动物。宋庆龄珍藏着一枚鸽子形状的白玉胸针,她用这样的方式来寄托对丈夫的无限怀念,令人动容。

国民党党史研究者十分推崇宋庆龄在孙中山“广州蒙难”时表现出来的气概。1922年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当时宋庆龄对孙中山说“国家不能没有你,但国家可以没有我”,要求丈夫先行离开大陆。之后宋庆龄因惊恐、疲惫导致流产,终生未能添一儿半女。

学者:曾国藩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人

近日,著名学者张宏杰出版了他的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从包装和名称上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仿佛是通俗写作,然而通读之后,却令人眼前一亮。

首先,作者下了很大功夫,爬梳史料,不遗余力,钩沉出曾国藩的颇多侧面,比如他如何打秋风,怎样受贿和行贿,以及从愤青到老奸巨猾的蜕变,都能从史料中有所发现,而不是自说自话;第二,没有沉浸在“讲故事”的媚俗中,而是以曾国藩的视角,展现了晚清社会的人文、思想、学术及官场等背景;第三,在述史中充溢着人文情怀,其中颇有悲悯、无奈与焦虑处,作者是以曾国藩为榜样,为当下求解脱求方案,为苍生谋出路谋将来,在这个娱乐时代中,作者仍坚持了一份难得的责任感。为此,中国网文化中国的记者联系到了本书的作者张宏杰,让我们听听他,是怎样看待曾国藩的。

中国网:曾国藩是清朝能数得上的几位能臣、忠臣,今年又是曾国藩诞辰200周年,写他的书也是非常得多,请问,这本《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有何独到之处?

张宏杰:现在关于曾国藩的出版物确实非常多。所以听说我要写曾国藩,许多朋友都不赞成。说满大街都是写曾的书。那意思是,这个人被写得太滥了,你不怕写不出新意吗?

其实从许多角度来讲,曾国藩几乎是一个没有被书写和挖掘过的人物。市面上写曾国藩的书虽然铺天盖地,百分之九十却是“成功学”一类,什么“曾国藩发迹史”、“成功绝学”、“做官与做人”……“成功”虽然没有什么不好,无乃太单调乎?剩下那百分之十大部分也只从政治、军事或者思想这类宏大的角度去“提炼”曾国藩,一样不免有枯燥乏味处。

这本新书名字叫《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我的用力点是两个侧面。一个是曾国藩一生的收入与支出,另一个是他与传统神秘文化的关系。这两个,都是以前研究曾国藩的人没有关注过的,也是挺有意思的话题。比如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了解曾国藩一生到底挣了多少钱,又是怎么花出去的?他是否遵守官场潜规则?有没有过灰色收入?身后留没留下巨额遗产?通过这些,我们从中既可以窥见这个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在隐秘的角落呈现出的“真诚”与“虚伪”,也可以读到一个官员的日常生活状态,更可以观察晚清官场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的具体运作。因此,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可以说也是学习和研究晚清政治社会史的过程。选择这个角度,和我本科的经济学专业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关系的。这个专业使我建立起了用经济学的眼光和角度来看人看事的习惯。经济的角度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因为它避免了情绪化,避免了意识形态化,它能呈现许多其他角度见不到的真实。

另一个,曾国藩与神秘文化的关系也很有意思。曾国藩会相面,爱算卦,信风水。研究曾国藩与神秘文化的关系,可以了解神秘文化在传统中国产生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中国网:曾国藩在做一个“人”,也就是一名知识分子与“臣”这两个角色,在您看来,他的成功之处在哪?缺失在哪?这与当时处于专制社会后期的清朝有着怎样的关系?

张宏杰:我一直认为,观察和评价一个人,要把他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设身处地地体会他当时的处境、压力和挑战,这样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选择。我很反感单纯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从时代需要的角度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简单化、概念化的评价。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因此,对那些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判定,我们大可不必太当真。从民族主义来说,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建立在清王朝已经有二百年较为成功的统治的基础上。我们许多读者不太了解的事,曾国藩对康熙皇帝十分崇拜。历史上说,王闿运劝他做皇帝,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王是一个有名的“纵横家”,后来又跑去劝袁世凯做皇帝。至于说曾国藩四次拒绝做皇帝,我觉得可能只有王闿运劝他这一次是真实发生的。曾国藩拒绝的原因其实也不复杂。曾国藩是要做“圣人”的,他对传统道德纲纪的信仰也是真诚的。他对大清王朝,真的做到了尽忠效命。曾国藩当然有他的复杂之处,但是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大的疑问的。他之所以能把湖南乃至天下的读书人号召到自己的旗帜之下,打的就是“忠义”的旗号。如果他真的做了皇帝,那么必然会身败名裂,身边那些理学出身的名将大半会离他而去。

中国网:曾国藩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在当时那个政治环境中可算的上“震聋发聩”的声音了,能否给读者说一说,从文化、历史意义上怎么去理解曾国藩的“以诚相待”?

张宏杰:我认为,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那就是,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把书本与现实结合起来。在满清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他差不多是中国重要人物中第一个摆脱了“天朝上国”高高在上心态,高已卑人心态,能以平常心对待外国人的人。

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于对文化传统中负面因素的批判。这本书,却是致力于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中温暖的一面。柴静的话说得很好:“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我们必须寻找接口。

中国网:论语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曾国藩作为那个时代富有权柄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知道这句话,但是,用现代的话说,他很“迷信”,为什么呢?是他的个人偏好?还是是做清朝“公务员”的大环境所致?为何到了老年他将很多的事情推入了不可知论?并且信奉了“天命”?这些人生重要信条的演变在曾的一生中意义如何?

张宏杰:在所谓“迷信”问题上,我们必须对曾国藩存有恕心。我们从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相信人死后没有灵魂,相信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国藩所受的教育与我们完全不同。他成长于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成长于充满迷信的环境,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完全不“迷信”的,实在凤毛麟角。举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广缙在广东取得了所谓“反入城斗争”的表面胜利,曾国藩在家信中谈到此事时说:

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术者每言皇上连年命运行劫财地,去冬始交脱,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今年气象,果为昌泰,诚国家之福也!

道光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占卜者推算皇帝运气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天才能好转,果然二十九年初就取得了反入城的胜利。朝廷上下因此欢欣鼓舞,对“英夷”强硬派又一时得势,这也是“迷信”对传统政治的微妙影响之一例。

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所谓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颠沛挣扎。对风云之变幻,祸福之旦夕,命运之无常,自身之渺小,体认极深,中国人因此成为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中国文化因此也痴迷于追问命运。甲骨文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预测吉凶,六经之首的《易经》,创作初衷本也是为追问天命。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与非理性,命运与鬼神,神秘的“天”与世俗的“人”,也往往纠缠难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运,却信鬼神。老子认为宇宙之玄,是众妙之门。庄子主张要顺从命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孔子和孟子都明确主张人要顺从命运。

信天命,实际上是曾国藩晚年悲观心理的一种体现。

虽然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但曾国藩晚年的心境常常陷入灰心落寞之中。这既有个人家庭因素,也有对国家前途的悲观。

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

他对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聩混乱、对时世沧桑人心难复深为失望,对自己一生灯蛾扑火式的努力深为失望。“老年常多悔惧”,“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在“补救无术,日暮道穷”之际,不免愈加以天命说来排解自己的郁怀。

中国网:曾算是个“愤青”,也骂人。甚至跟皇帝“对骂”,“反抗体制而自己又是体制本身”——这样的境遇或许是当代很多人所遇到的困惑,从曾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

张宏杰:曾国藩最大的特点是内清外浊,内方外圆。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一方面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他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曾国藩终生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尊重,庆吊往来,礼数周到。晚年成为总督后,和当时的大部分官员一样,他请客送礼,很多时候用的也是公款。

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摆设。而曾国藩最终却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他性格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

中国网:我其实很反对用“厚黑”去解释很多的事,例如事业成功、人际亨通、经营感情等等现实的问题。在这本书中,您用“小细节”去拼凑一个鲜活的曾国藩,曾的“心灵成熟”史对现代人信奉的“成功学”有哪些修正与启示?

张宏杰: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经途径。

首先是立坚定不拔之志。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因为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曾国藩人生第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立了最高远的志向。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而曾国藩直截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完人”。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地能达到。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着,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有了志向,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实行力。

古往今来,立志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实行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曾国藩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脚踏实地地实践了自己的志向。

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处于昏睡或者赖床状态。有的人,一生被物欲所禁锢,如同被困在圈中的猪,终生没能清醒。有的人,意识到了醒来的必要,但终生处于一种“勤奋地懒惰着”的状态,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关键处突破不了。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对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横起,扫绝一切罗网。“知”与“行”孰重孰轻,历来争论不断。事实上,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个“行”是否真的到位,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动力是否真的能担当起他的认识。只有从细节抓起,在细节中贯彻自己的认识,才叫“实行”。“从小事做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些我们耳朵都听出茧子的话,其实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事实上,只有从细节抓起,才叫真正的“实行”。大部分人的一生正是因为从太多细节上轻松愉快地滑过去,到了大节之处,也就没有了斩钉截铁的力量。

而曾国藩正是通过这种自修方式,逐一检出自己身上近乎所有的缺点毛病,在几乎所有细节中贯彻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此他的进德修业,才迅速而有力。

普通人过了中年,性格已经固定,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进取之心就逐渐懈弛,认为老狗学不会新把戏。而曾国藩却终身处于学习、进步之中。他给弟弟写信说:

弟之文笔,亦不宜过自菲薄,近于自弃。余自壬子(四十三岁)出京,至今十二年,自问于公牍、书函、军事、吏事、应酬、书法,无事不长进。弟今年四十,较我壬子之时,尚少三岁,而谓此后便无长进,欺人乎?自弃乎?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第三章 回首往事

三年困难时调粮出川支援全国真相

关于调粮的问题,是中央作的决定。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京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权衡,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火急命令接连不断,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这些电话的原始记录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书记、后任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许梦侠对我说,省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井泉同志落泪了,从来没见过他落泪,好几位书记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掉了眼泪,心里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

中央调粮的决定和安排在当时是绝密,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是李井泉为了向上表功,欺下瞒上做出的个人决定。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四川代表团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是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又检讨第二次。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李井泉在检讨时声泪俱下,与会的许多同志也哭了。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参加了四川组会议。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说:井泉同志检查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关于四川调粮的问题,毛泽东后来曾善意的批评李井泉说:“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冬夜,大雾弥天,寒意袭人,我辗转难眠,起身从书柜取出一本书,深红色的布面封皮上没有字,书脊上印着“马列主义五大名著汇编”。翻开封里,浅黄色的画面有两支点燃的蜡烛,在漫漫长夜发出温暖的光芒。再翻开首页,上端有两行工整的毛笔字:“赠李井泉同志毛泽东”。

这本书是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收存了《共产党宣言》、《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父亲一直珍藏身边。1966年2月,不知父亲出于何种考虑,将这本书拿出来,让子女们传阅。随之而来的“文革”风暴中,书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抄走。1973年,父亲恢复组织生活,经一再追索,学校将书归还予他。1977年春我入党后,父亲十分高兴,郑重地将此书交给我,要我认真学习,好好保存。父亲已去世20年,随着岁月流逝,他的名字淡出人们的记忆。每当我看到这本书,就想起他,他一生追求理想,献身革命,历经坎坷艰辛,信念却终不泯灭,一如冬夜的红烛。

农民的儿子

1909年11月1日,父亲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祖父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土改时李家被定为中农。家乡的老屋至今完在,青色的瓦,灰色的砖墙,屋檐下的横梁上用墨汁写着一个字,“春”。燕子年年飞来这里筑巢,至今不息。屋前有一个大水塘,水源丰足,水色清亮,父亲从小就在这口水塘冲凉沐浴。

村里许多人家都姓李,取名讲究辈份,父亲属泉字辈,除了他,村里还有金泉、思泉、涌泉、岩泉等,文革中我回乡务农时,称呼他们“叔叔”。他们说起我父亲,就像说起自家人,称道他从小爱念书,懂道理,敬长辈,做事勤快。

1960年,父亲回过一次家乡,看到农村的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就请求当地政府建了一所村小,周边村子的孩童也可就近来读书。学校建成后,深得村民们赞许。

仓下村附近有条河,河对岸有粮站,一条路通往多个乡镇。百年前河上有座石桥,被洪水冲塌后,一直没有重建,行人过往靠船摆渡,汛期一来,渡船经常停渡,村民们出行和过河交售粮食甚难。1974年,父亲再度回乡,乡亲们反映修桥愿望,他深为牵挂,当即建议地方政府修桥。桥完工后,可通汽车,方便行人,有利商贸,甚得民心。当地百姓取名为“万年桥”,并在桥头立碑一座,凿文铭记。

父亲对家乡父老关怀有至,却从不厚待自己的亲属。他的弟弟被国民党抓捕,去世后留下子女二人,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把他们接到成都念书,读完中学后,侄子在成都一家工厂当工人,侄女回到唱凯镇当供销社售货员。父亲的弟媳妇一直是农民,住在仓下村,父亲的三个姐妹,也一直在乡下务农。文革中,我和妹妹大蓉、二蓉回乡插队,常到姑姑家“走亲戚”,见到她们养鸡种菜,纺棉织布,以勤劳为生,毫无抱怨,对我们则关怀备至。

1928年,父亲所在的红4军25师在广东大埔县展开游击战,被敌人追剿,父亲与部队失散,躲进深山老林,幸遇农民黄书声相救,把他藏起来,每天给他送饭送水。此后他在大埔、梅县一带领导地下斗争,直至重返部队。解放后,父亲一直挂念着黄书声,委托广东省委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黄氏一家人。1960年,我随父亲去广州,见到了这位朴实敦厚、笑容腼腆的恩人。握着他粗砺的双手,我深深感动,因为他没有向父亲提任何希求,只是同桌吃了一顿饭,就回乡下去了。经历了文革数次抄家,我保存的家庭照片被烧被毁,几乎荡然无存,可是父亲和这位广东农民的合影照,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留给我珍贵的记忆。

三年自然灾害,让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温饱”二字的深切含义。面对买棉布要凭布票的困境,身为四川省委书记的父亲,决定在四川农村推广种棉花。四川盆地气候潮湿,雨水多,日照少,适合种棉吗?许多人心中有疑虑。但是父亲一心一意要种棉花,首先就从他住的院子动土。几乎在一夜间,省委书记的大院里所有花草被拔除,种上了棉苗。父亲请来了简阳县农村的种棉高手张泗洲,让他指点如何施肥浇水,修剪枝叶。这位农民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客,大院里负责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则成了他的得力帮手。

父亲对种棉花到了痴迷的程度,天不亮他就起床,到棉田里转悠,看这看那,晚上他也不停息,拿着手电去看花蕾。一遇刮风下雨,花蕾或棉桃受损,他就脸色阴沉,我们只好躲远一点,否则他会朝我们发脾气。

那一年,我读书的中学也响应省委号召,开始种棉,足球场边的空地全都变成了棉田。父亲得知后,非要我抱两盆棉苗送到学校去,说是推广新品种,我不太情愿,他就发火了,说我不爱劳动、思想有问题,叫人通知学校,不许我参加五四青年节入团宣誓,我的宣誓只好延期到六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带头种棉花,终于收获了成果。四川地区不能种棉的禁忌被打破。直至今日,四川还有一定规模的棉花生产,简阳县所在的资阳市是全省棉花主产地之一,每年棉花产量为3.5万吨。

1969年知青下农村,我去了父亲的家乡,那里是棉花产地,我才体会到种棉的乐趣,远胜过种水稻。采摘棉花的季节,天空总是湛蓝湛蓝的,阳光和煦,清风送爽,穿行在棉田里,真是大自然里的一种享受。我想到父亲少年时候也采摘过棉花,也一样快乐无边。“文革”中,父亲身陷牢狱,却依然关心农村问题,挂念农民的生活。1972年,我们通过次申请得到“上面批准”,从江西去北京看望他,当时他被“特护”,关押在北京政法干校的秘密监狱。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西郊八里庄一个军营,他每次坐车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于他被长期单独关押,没人说话,加之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第一次见面时,他不认得我们几兄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名字,讲话的能力也严重退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后来见面次数多了,情况才有好转。

他听说我和妹妹在江西农村务农,就要我们作农村调查,并开了一张很详细的单子,想要了解解放前和建国后唱凯镇、仓下村各方面情况。我写了一份《江西农村考察报告》给他,报告中对农村受“左”的干扰、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作了如实讲述。父亲看了后很不满意,给我回了一封长信,用铅笔写在活页纸上,足有7页纸。这是我一生中,父亲第一次给我写信,也是唯一一次。他在信中对我反映的许多问题表示不解,因为他被关押多年,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信中,他批评我的思想方法不对,“很危险”。我理解,他是担心我“因言获罪”,遭到与我二哥明清同样的不幸。

1973年父亲被“解放”,重新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到过不少地方的农村做调查。他曾就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给党中央写过一个报告。1978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认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

顾全大局,调粮出川

父亲前半生从军,出生入死,解放后从政,历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职,抓农村工作有成绩也有教训,对于错误,他总是坦然承认,对于并非他个人的过错,比如四川调粮问题,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推卸给他人。“文革”中,他被迫写了很多检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给李井泉写传,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两位同志曾查阅过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李所写的所有检讨材料,看到的都是他作的自我批评和检查,极少对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指责,更没有人云亦云的夸大言辞。这两位党史工作者感慨地说,从李井泉的检讨材料可以看到他的党性和做人的原则,在那个动乱年代,这非常不容易。

四川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调出147亿斤粮食支援全国,确保了京、津、沪大城市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在那个特殊年代,四川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口数量非正常减少。多年来,对于四川调粮过多、饿死人的问题,有种种说法,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四川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李井泉。

关于调粮的问题,是中央作的决定。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京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权衡,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火急命令接连不断,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这些电话的原始记录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书记、后任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许梦侠对我说,省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井泉同志落泪了,从来没见过他落泪,好几位书记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掉了眼泪,心里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

中央调粮的决定和安排在当时是绝密,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是李井泉为了向上表功,欺下瞒上做出的个人决定。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四川代表团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是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又检讨第二次。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李井泉在检讨时声泪俱下,与会的许多同志也哭了。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参加了四川组会议。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说:“井泉同志检查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关于四川调粮的问题,毛泽东后来曾善意的批评李井泉说:“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文革中,李井泉关于调粮问题的讲话又被翻出来,作为他“闹独立王国”的头条罪状。根据是:国务院一位副总理来电话要求增加调粮,李井泉一急之下说:“你是国务院,我这里还是小国务院呢。”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有人开始关注四川调粮问题,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开始舞文弄墨,在他们的笔下,困难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飙升至上千万,李井泉调粮过多的错误由此也上升为“重罪”,并归结为“长期实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父亲对此淡然处之,默默无言。我们曾恳求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事情的原委,他拒绝写,并告知全家,谁都不许写他的回忆录。他下了决心至死由自己背负这段历史的责任,而把维护党中央领导的威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关于调粮的真相,我们只能从旁人讲述得知一二。

1989年4月,父亲去世,享年79岁。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人经过慎重讨论,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李井泉的功过作一个公正评价,并对调粮问题给予说明。小平同志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请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同志阅办。中办和中顾委随之派人登门,听取我们的意见。之后,人民日报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评价:“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这是中共中央再一次给了他的最公正的评价。

1999年夏,邓榕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和我通电话,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邓榕告诉我,她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

2007年12月,我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有过长达一整天的谈话,对于四川调粮问题,傅高义说: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调粮的紧迫性。他指出,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四川调粮动用过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这位教授的话,令我深思。

半年之后,我在哈佛大学再次见到傅高义教授,他请我在教授俱乐部午餐,又带我去见刚任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 Farquhar)。在马教授的办公室,我们用英文作了深谈。马教授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则没有获准发行。他在书中多次写到李井泉,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引述了李在中共八大的讲话,说李在会上“批评了农村实行的商业政策——不合理的定价,按照行政区的划分设立商业机构,限制小商贩的活动,打乱了过去的自然流流转路线”。他在书中还写到,李井泉对1956年农村实行的跃进保持了了冷静,因而在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马教授送给我他的新作《毛的最后革命》,并在书的扉页签名。我很感动,这些与父亲素不相识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如此严肃和执着,秉公执理,还原事实,令人肃然起敬。我由此想到哈佛的校训,诚实,正直,严谨,对真实的追求。

父亲的言传身教

1940年,父亲在延安与肖里相识,次年结为夫妻。两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两人的感情始终如一。在战争年代,他们有五个儿子相继出生,每个孩子的取名来自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取名黎风,明清,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过“黎明风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泽东对“七大”的总结“巨大统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泽东的文句“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排行第五,叫“在望”,出自毛泽东所写的“新年祝词”标题“胜利在望”。我在文革结束后,把名字改成了“再望”,因为我经历了大难而不死,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战争年代,父母的战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子女,我们家儿子多,父母就把儿子送人。三哥送给孙志远(原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弟弟华川送给张经武(原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把我送给了申国藩(原成都市委监委常务委员,老红军)。我们家兄弟因此有不同的姓,各住一方。

父亲和贺龙在战争年代就结下生死之交,解放后我大哥一直住在贺龙家,二哥到北京念书后也住在贺龙家。四哥到北京念书后住在孙志远家。从1962年到文革初期,我和两个妹妹一直在四川,与父母住在一起。

父亲一年到头忙工作,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很少过问。“读书要靠自己,生活要靠自己,将来工作更要靠自己,”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兄弟姐妹考大学选专业,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每次都说,通通去学数理化,学技术,今后谁也不要从政,也不要经商。于是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考上了清华大学,分别学工程物理学和无线电电子学,二哥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弟弟张华川进了南开大学学半导体,大妹妹李大蓉进了江西医学院学医,二妹李力清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三哥孙巨在美国读完博士,取得两项技术专利,美方想要留用他,给出很高的待遇条件,父亲闻知,要他回国工作,三哥很快就回来了。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生涯,在长征中,他先后在第一、第四、第二方面军任职,两过草地,历尽艰险,是我军少有的参加过长征的三个方面军的红军高级将领。我曾多次问他长征经历,他都不肯说。只有一次吃晚饭时,他突然谈到过草地吃牛皮的往事,说牛皮很难煮烂,硬邦邦的,咬不动,咽下去后肚子疼。

1965年末,我们中学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舞蹈《秋收暴动》,我演了一个红军战士,父亲闻知非常高兴,这个节目在成都人民公园为群众演出时,他亲自来看。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四川采集素材,我几次接待陪同他。他得知我父亲是长征将领,想要做采访,我打电话到北京,父亲没有同意。后来索尔兹伯里通过我请父亲推荐关于长征的书,父亲对我说,杨成武写的《忆长征》符合事实。当时书店脱销,父亲就把他读过的那本给了我。我把书寄往美国,索尔兹伯里收到后十分高兴,当即给我来信表示感谢,以后又来信说,这本书对他写作很有帮助。

父亲的经历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很有价值,我曾数次提议为他录音,把他的回忆保留下来,但他不同意。他说,好多人写的回忆录都不符合事实,编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写得很了不起,吹得过了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

关于父亲的许多往事,我是陆续从一些文献和文集里看到的。2001年,中共建党八十周年之际,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单位联合制作了一部大型电视文献专题片《使命》,这部文献片的第三集介绍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只能选七十人,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要照顾“山头”,必须要把井冈山那批人里拿掉几个人,一个李井泉,一个陈光。90多岁的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说:“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父亲在世时,从来没对我们讲过这件事。对于官位、荣誉,他看的很淡。

抗日战争初期,中央派他率游八路军120师358旅的游击支队北出绥远,在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创建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功勋。1942年,他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我军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李井泉同志生平》中,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李井泉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四川文物收藏家樊建川先生在建川博物馆《中流砥柱馆》,专版展览了李井泉的抗战事迹和照片,并在“壮士广场”为他立像。樊建川对我说,他父亲是跟随贺龙、李井泉的部队南下解放成都的,他父亲生前对他说,李政委是我们的好领导,是抗战的功臣。

文革中,父母遭受林彪、“四人帮”集团残酷迫害,母亲在秘密监狱被迫害致死。我的二哥在北航被造反派拷打致死。其他兄弟姐妹也无一幸免,四哥、弟弟被关进北京“黑干子女学习班”强迫“改造”,大妹妹和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学校牛棚“劳改”。文革结束时,北航准备处理打死我二哥的两个学生,征求我父亲意见时,父亲强忍悲痛说,参与打人的学生当时还年轻,不懂事,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和蒙蔽,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他们一个出路。这两个学生得以“解脱”,分配了工作。

得知肖里被迫害致死的噩耗,许多老同志感到悲愤。1972年,邓小平伯伯和卓琳阿姨在江西把我和两个妹妹接到他们家过年,邓伯伯亲自下厨房为我们炒菜做饭,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

1978年,父亲到四川参加了肖里同志骨灰安放仪式。那一天前来参加仪式的老同志很多,许多人泣不成声。父亲与他们一一握手,致以感谢。会后他立刻去了自贡、江津、宜宾、达县、万县等多个地方,勉励当地同志把对“四人帮”的痛恨化作建设国家的动力。

父亲多年来积劳成疾,加上文革期间身心受到极度摧残,身体每况愈下,腹部动脉长了血管瘤,住进北京医院,为防病灶扩散,他的下肢被截除。我与父亲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10月,我从英国回来路过北京,到医院看望他。当时他已不能讲话,也不能进食,全靠鼻饲维持营养,事实上已是植物人。我握着他几乎干枯的冰凉的手,想对他说几句话,却没有说出来,他已经听不到儿子的声音了。他把许许多多的事放在心里,默默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在我心中,父亲永远是那座无言的青山。

李井泉生平简介

1909年-1989年,江西省临川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直属队党支部书记、师政委、军政委、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师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旅长、旅政委、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兵团政委等职。

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川西区委第一书记、川西军区政委兼行署主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西南协作区主任委员等职。1958年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是中共八、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十二届中顾委常委。

基辛格谈中国四代领导人:江泽民不惧怕压力

文章称,基辛格的新书中充分显示出他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了解。书中介绍了美国人通常所认为的革命家毛泽东不仅研究西方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热衷于中国传统的各种经史子集和古典小说,在60年代末期毛泽东就表现出过在处理和美苏的关系上要遵循古人“远交近攻”的原则,不仅毛泽东喜好中国古典文化,叶剑英元帅更是经常爱拿魏蜀吴三国的例子评点天下风云。毛泽东的接任者邓小平释放了中国的生产力,坚信中国能在这十年间赶上美国,这一壮举是苏联从来不曾达到的。

基辛格这名跟中国四代领导人都打过交道的老牌外交官在新书也回答了很多美国人的疑问“为什么这个曾经十分贫穷的国家能在这三十年间发展如此迅猛,以致在今天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还有在美国人关注的“人权”领域,基辛格也明确表态,中美两国历史状况等土壤截然不同,不能完全用美国的标准去衡量中国,任何对华的强硬施压也都不会取得想象中的效果,书中基辛格引用了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的话:“我们不会向压力屈服……这是我们的哲学原则。”

文章着重强调了基辛格所说的中美之间巨大的文化区别,基辛格警告说,美国对中国曾经的缺乏了解导致了造成大量死伤的朝鲜战争,现在如果还不去了解中国,那将造成两国关系的恶性循环,为今后潜在的冲突埋下伏笔。基辛格认为中美两国的通力合作曾经加速了冷战的结束,如今很多世界性的问题也亟需中美携手去解决,而中美关系的交恶对整个世界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新闻周刊在介绍基辛格新书之时也不忘提及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希拉里认为中国在目睹“阿拉伯之春”后,会自然而然产生恐惧心理,不过希拉里如果有基辛格的智慧,她便不会产生出这种简单的想法了。

黄万里六次上书中央 临终呼“三峡千万不能上”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

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研讨会开了10天,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孤身反对三门峡工程,被钦点为“右派”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的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在有着袁绍杀田丰传统的中国,令人伤心的则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为尊者,文过饰非。

六次上书中央,临终前呼“三峡千万不能上”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黄万里报憾辞世“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纵有为万世师表作证的好处,渭河流域数百万人民何负于衮衮诸公?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望风希旨的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他顾左右而言王,肉烂嘴不烂。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第三章 历史真相

陈毅文革被批斗时即席演讲:你们别太猖狂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发表过一篇态度十分鲜明、观点十分尖锐的演讲,集中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展现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原则性。

1967年下半年,红卫兵组织了多次批斗陈毅的大会。陈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出席了这些批斗会,在会上他耐心地向红卫兵宣传党的政策,对极“左”做法进行了痛斥,对一些无理指责进行了批驳,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境界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毅在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特殊的演讲。

这篇演讲原本是陈毅即席讲的,并没有标题,演讲后整理出《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题目。光明磊落的陈毅没有反对用这个标题,他不怕红卫兵和造反派把这两个材料送给毛泽东看,他就是要用这个材料,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陈毅在演讲中说:

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是个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1952年犯过一次,1949年犯过一次,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做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是泄密,完全是给我们党、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账。“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我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都容不下。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有6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5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11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危害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吓人,水平越来越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要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组就有40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做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是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杜月笙不跟蒋介石去台湾的三个关键原因

一九四九年,杜月笙离开上海到香港,就是不跟蒋介石去台湾,有几个关键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红帖子”不见了。

杜月笙的长孙杜顺安说,蒋介石早年尚未发迹时,曾经到上海由旁人引荐见过杜月笙,并且递过“红帖子”。“递红帖子”就是投门生帖子,要在帮内施行摆香堂的仪式。蒋介石曾经拜在杜月笙门下,成为其门生。论年纪,蒋介石还大杜月笙一岁,但杜月笙早在二十三岁就已经是青帮重要头领。

杜顺安的父亲,即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曾亲口跟他说:“我们家有蒋介石的红帖子。”所谓“红帖子”,就是一张上面写着投入门生的姓名、父母亲的名字和本人生辰八字的红纸,帖子上并以毛笔正楷工整写着:“弟子某某某认某某人为师”。父亲告诉杜顺安,蒋介石递的“红帖子”上,名字清清楚楚写着“蒋志清”三个字,蒋志清是蒋介石上学以后用的名字。

抗战时,杜月笙离开上海,把这纸蒋介石以蒋志清之名写的“红帖子”留在家里的一个保险箱里,由一位账房负责保管。等到抗战胜利回上海打开一看,才发觉什么都没有短少,唯独那张“红帖子”不见了,这件事确实离奇诡异。

杜顺安推测,帖子应该是蒋介石派人拿走的,他说:“本来,我祖父的意思是想藉一个适当的时机,把这份蒋志清过去递给他的‘红帖子’,原封不动归还给蒋先生的,谁料到竟会不翼而飞呢?”

杜月笙不去台湾的第二个原因,是和复员后的一些事情有关。胜利后,他满心以为即使不能当上市长,至少也可当个议长吧,结果没想到什么官衔也没有,到头来成了一场空。

杜顺安说:“祖父心里很清楚,自己胸无点墨,大字不识几个,蒋介石怎么可能要他当议长、市长。蒋介石要他做国大代表,祖父也觉得自己不识字,不宜当国大代表,要我母亲当国大代表,母亲不愿意做官,最后祖父只好要万墨林担任国大代表。”

上海打老虎是祖父对蒋介石失望的另一个导火线。

蒋经国上海打老虎时抓了杜月笙的三子杜维屏,虽然有许多人在杜月笙面前献策,也有不少人自告奋勇,自称我认识谁谁谁,打一通电话,就释放了,但杜月笙心里很清楚这来龙去脉,坚信杜维屏没有犯错。杜月笙起先一句话都不吭,最后在议论纷纷之下开口了,他说,关于杜维屏的事,谁都不许讲一句话,不准任何人去讲情,静待蒋经国的调查。结果,关了三天,杜维屏被无罪开释。杜顺安说,这也是父亲亲口告诉他的。

还有一说,说杜月笙因为鸦片瘾头很重,所以国民党当局不让他去台湾,“这是不准确的讲法。”杜顺安说,“祖父虽然抽大烟,但是他是可抽可不抽,不是非抽不可,因为他没抽上瘾。倒是我第五个祖母孟小冬,抽鸦片抽得厉害,她上了瘾,她到台湾之后,鸦片照抽不误,私底下抽,国民党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总的说来,祖父不愿意去台湾,就是三件事。其一是‘红帖子’不见了,祖父不开心,心想你蒋介石当了总统了,在礼貌上我本来就是要还你的,但是为什么别的东西不丢,偏偏这张‘红帖子’不见了?启人疑窦。其二,是蒋经国把我三叔叔杜维屏关进去了,让我祖父非常生气。其三,就是为了上海市长、议长的事情。蒋先生连荐举议长、市长表面上的客气都没有。你蒋先生总要来跟祖父客气一下吧,过来邀请我杜某人,好歹表面上做个样子,给祖父一个面子也行,可是竟然连请都没有来请过,连面子上最容易的动作都不作,这摆明了是昭告天下,新政府不需要杜月笙这种本地势力介入,非但如此,新政府还怕我们兴风作浪,要想铲除我们这批人。”杜顺安说:“所以祖父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是夜壶,蒋介石把我们用完了,眼看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往旁边一甩,再也用不着你们这些夜壶了。”

不过,杜月笙在过世之前交代他的两个太太和杜维藩等,待他过世之后,就去台湾,因为他在台湾还有一些人脉关系可以帮忙,而且台湾也比香港安全。因之,杜月笙过世之后,杜家就举家搬到台湾去了。

杜顺安说,在台湾,某日,他们去台北市长安东路一家广东烧腊餐厅吃饭,刚好蒋经国也在那家餐厅里用膳,蒋经国马上走了过来,和杜维藩握手致意,并坐在他身边以上海话说:“上海的事情,我感到抱歉!”蒋经国这句抱歉,一笔勾销了过往仇隙,过去的恩恩怨怨,俱往矣!

附录:杜月笙其人

杜月笙出身寒微,原本在水果行当店员,后来加入“八股党”贩毒,一九一二年,因缘际会结识上海黑社会闻人黄金荣。一九二五年,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合开“三鑫公司”,专事垄断上海法租界毒品市场,杜月笙以其领袖魅力,于同年当选上海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法租界纳税华人会监察。

杜月笙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可远溯自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国共分家,为协助蒋介石“清党”,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了“中华共进会”,运用帮派势力强力镇压上海工人运动,杀死工运领袖汪寿华,史称“四一二事件”。此后,蒋杜在沪上地区更是紧密结合,合作无间。由于协助蒋介石“清党”有功,南京政府成立后,杜月笙经蒋介石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等职衔,成为蒋介石不可或缺的贴己股肱。因为杜月笙在上海地方上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连法租界当局也争相任命他为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

北伐完成之后,蒋介石处心积虑想去除中共这一心腹大患,“剿共”成为一九三〇年之后其落实“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首要目标,蒋介石于是又找杜月笙出马参与剿共事务。聪明的蒋介石知道假如直接找杜月笙,不如找杜月笙的把兄弟张啸林帮忙,只要张啸林愿意出马,杜月笙即可在幕后鼎力相助,蒋介石这招是典型的一石二鸟之策。

一九三二年,杜月笙在上海建立帮会组织“恒社”,四月二十五日密电蒋介石,说:

南京陵园蒋委员长钧鉴:(密)啸兄还,备述钧座礼意优隆,感德至深,又付绥靖事,命其举人备用,仰先钧座身总国钧,心关闾里,刻啸兄正辗转旁求,冀得报命,窃维绥靖雈苻(按:所谓“雈苻”,“雈”是鸟纲鸱鸮科的一种鸟类,它的特性是昼伏夜出,最爱攫食鸡只。“苻”是一种赤色丛生的植物。所以,“雈苻”二字就是象征共产党,“绥靖雈苻”即是“剿共”的代名词),不外剿抚,剿贵熟悉,抚须信望,镛限于闻见,殊觉兼得为难,纵啸兄有所推举,而所推者必仍望啸兄为之负责,不如径以责成啸兄似较他求为适,镛窃以此征之啸兄,彼虽逊谢,然责以敬恭之义,当亦无词自解,管见敬陈。如荷采纳,乞密指示,俾从中敦勖,必能使之乐任也。职杜镛叩敬这封电报正足印证当年蒋介石对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倚重之深,及彼此依赖之厚,蒋杜水乳交融,唇齿相依,实不在话下。

一九三四年,杜月笙被任命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等职务。这段期间,堪称杜月笙声势如日中天的一个阶段。

抗日淞沪会战爆发之后,杜月笙协助当局积极抗日,暗中帮助军统网罗人员、收集情报,并协助戴笠建立“人民行动委员会”,策划多次暗杀汉奸活动,上海沦陷后赴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强占香港,杜月笙又辗转避赴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筹办时的资本额为一百五十万法币,杜月笙自任董事长,并任杨管北为总经理,中华实业信托公司以昆明为对外走私货物的重要孔道,又从衡阳抢运物资,并循着地缘关系之便,与敌伪特务组织交换物资。

如果说陈果夫、陈立夫、戴笠是蒋介石的“耳目”,杜月笙就是蒋介石在沪上的“手脚”。要不是杜月笙在十里洋场帮衬,蒋介石哪能在京沪一带呼风唤雨?尤其在剿共和抗战期间,杜月笙更是蒋介石的幕后功臣,没有“杜大耳”的鼎力支助,光是靠蒋介石手下军队的飞机大炮,要想对付神出鬼没的共产党,蒋介石不仅很难讨到便宜,根本无法竟其全功。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回到上海,当选上海市参议会副议长,又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皇帝”。

林育英是谁?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为之执绋抬棺的人

v毛泽东的一生中,仅有一个人享受过他执绋抬棺的高规格礼遇。此人便是林育英。湖北黄冈的林氏家族,出了3位在中国现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人物——林育南、林育英(又名张浩)和林彪(原名林育蓉)。他们三人为堂兄弟,都在党内担任过要职。林育南是三兄弟中第一个参加革命的,并引导林育英、林彪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是卓越的工运领袖,与恽代英齐名,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秘书长、湖北省委代理书记。1931年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1922年,林育英经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1923年,在长沙组织大罢工。1924年5月,林育英去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1929年出任上海沪西区区委书记。1930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2年初,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总书记。1933年1月,赤色职工国际决定在苏联举行一次国际职工代表大会,要求中共中央派一名负责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出席这次大会,并担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考虑林育英过去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懂俄文,又曾去过苏联,便决定派他与会,同时担任中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在莫斯科期间,林育英参与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期间,他广交朋友,积极工作,并多次与季米特洛夫、斯大林一起交谈,讨论有关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促成瓦窑堡会议的召开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中国是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与世界各国一道尽快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迫在眉睫。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一位同志回国。那时,从苏联回国有新疆、东北、蒙古3条路线。由新疆到延安路途太远,东北又处于日军占领之下,从蒙古入境路程较近,但这条路线要通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危险性很大,且关卡重重,不能携带文件,只能记在脑子里。鉴于此,共产国际认为,回国人员只能走蒙古这条路线。派回国的同志,不仅要立场坚定、机智勇敢,还要有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和一定的威望,并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过反复考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与林育英谈话征求意见时,林育英愉快地接受了这项既艰苦又危险的任务。林育英在莫斯科买了皮大衣、箩筐和一峰骆驼,然后将一些玩具、衣服、帽子及其它生活用品装在箩筐里,装扮成商人模样。他化名张浩,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一路上,他俩爬山涉水,忍饥挨饿,历尽千辛万苦。11月初,他俩到达陕西定边县,并很快与定边县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当时,定边县党组织的负责人不认识他,甚至对他还有些怀疑。为了弄清情况,定边县党组织向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告知有一个叫“张浩”的人要找党中央,可否送来。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到了这封电报后,与李维汉等人商量了一下,认为这个“张浩”很可能就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同志。张闻天特派邓发代表党中央到定边去接林育英。邓发在定边与林育英见了面,并代表党中央欢迎他回到国内。在定边县赤卫队的护送下,林育英于11月中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张闻天一见到林育英,马上迎了上去。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激动得老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张闻天才松开手,对林育英说:“你辛苦了,欢迎你回来!”林育英顿觉身上的病痛与疲劳全消了。他含着热泪对张闻天说:“总算找到中央了,终于见到领导和同志们了!”张闻天得知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时,很高兴,对林育英说:“林彪正与毛泽东同志一起在直罗镇指挥作战。不久,他会回来的。你们兄弟二人就可以见面了。”11月20日至12月26日,林育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8日,张闻天邀林育英一起到安塞,迎接从直罗镇归来的毛泽东。林育英过去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工人运动,很少有机会与毛泽东会面。

张闻天对毛泽东说:“林育英同志刚从共产国际回来,与林彪还是堂兄弟呢!”毛泽东握住林育英的手说:“你回来了,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大将!”林育英见到毛泽东,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对毛泽东说:“你和红军的同志们辛苦了。”毛泽东将林育英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询问了一下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情况。林育英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我马上与闻天、恩来、稼祥他们几个人商量一下,就在最近几天开个政治局会议。”这一天,林育英还见到了林彪。兄弟二人见面时,几乎认不出来了。林育英得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军部队在长征途中打了许多硬仗,很高兴,鼓励他今后多打胜仗。12月中旬,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专门听取了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传达。与会人员认为:林育英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是十分正确的。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党也应适时制定新政策。中央几位主要领导还商量决定,马上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在会上又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制定和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在新形势下制定新的政治路线、策略和方针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解决了党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来得及解决的路线和策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争取张国焘率军北上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就林育英今后的工作问题与他作了一次长谈。林育英对毛泽东说:“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我已传达了。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畅通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请求中央给我分配工作。我是共产党员,中央让我做什么工作,我都乐意。”毛泽东对林育英说,目前有两件大事需要做:一是党的白区工作没有负责人,而这项工作在当前又特别重要,希望他将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一职担当起来;另一件事,则是帮助解决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团结问题。接着,毛泽东介绍了张国焘长征途中率左路军南下的错误行径。说到这里,毛泽东忧心忡忡地说:“特别严重的是,10月5日,张国焘不顾朱德、徐向前等人的反对,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破坏革命的道路。目前,左路军指战员的处境十分危险,要想办法将他们拉回来。你现在回来了,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力争左路军早日回来。”毛泽东接着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都很僵,我们发电去,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也很吃力。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正好你又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你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听。”

林育英感到毛泽东交给的这个任务很重。但为了党的事业,自己应尽力帮助中央和毛泽东多做工作,以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他对毛泽东说:“这样吧,我尽力配合你和中央做工作。”

当时,中央办公厅安排林育英住在张闻天、刘英夫妇的隔壁。张闻天也找林育英谈过几次话,希望他全力配合中央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

12月5日,张国焘公然致电中共中央,称他已成立“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要陕北的中共中央改称“北方局”。林育英看到这封电报,气愤地说:“不知天高地厚,什么东西!”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一份电报。电文中说他奉共产国际委派,回国解决红军一、四方面军发生的分歧,并带有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问题的意见和密码,可与共产国际通电。收到了林育英的电报后,张国焘仍不愿带部队北上,因为他已另立“中央”;如果北上,则被他称为“北方局”的又要领导他这个“中央”了。中共中央不见张国焘回电,又给他发了电报,令他取消“中央”。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林育英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张国焘分裂党、危害红军的问题。与会的同志对张国焘的反党行为极为愤慨,纷纷发言谴责张国焘。为配合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又建议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发去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的电报:国焘、朱德二同志: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的。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林育英1月24日同日,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表示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张国焘看到电报,心里颇不是滋味。林育英的电报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意味着张国焘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从心里讲,张国焘很难接受林育英的这封电报。只是由于林育英的电报中说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他才不得不考虑林育英的意见。他若再一意孤行,带部队南下,就要背“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与此同时,在朱德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受阻。过了几天,张国焘连续给林育英发了3封电报。在这3封电报中,张国焘的气焰没有先前那么嚣张了。这一时期,林育英或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电报,要求取消“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

张国焘此时的心情很复杂——政治上,毛泽东得到了林育英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他们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左路军南下作战接连失利,形势日益紧张;就连一贯支持他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也开始反对他。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战略提出了3个行动方案:第一,北上陕甘;第二,就地发展;第三,南下转战。林、张二人指出:中央认为,第一方案为上策。这样,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中央”,并同意北上。1936年8月3日、9月3日,林育英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又联名给张国焘发电,欢迎他率领部队前来会师,并指出“注重目前团结,过去的争论一概不谈”。9月27日,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意见,决不再改变。10月19日,林育英从保安启程,代表中共中央到宁夏同心城迎接红军二、四方面军。经过几天的急行军,红二、四方面军于11月3日抵达同心城。林育英在关桥堡会见了张国焘、朱德,并在红四方面军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报告,向广大干部介绍了党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意义。又过了几天,张国焘回到保安。根据中央的指示,林育英又赶到保安,代表中央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认识自己的错误。随后,林育英与张国焘一同回到瓦窑堡。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林育英又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做工作。出任一二九师首任政委1936年10月下旬,原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西路军渡过黄河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由于这次西渡黄河作战是战略上的失误,战术上起不到大的作用,加上部队准备不足,环境生疏,没有后方,补给困难,西路军陷入困境。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地区后,曾连续给中央发电,请求中央派部队救援。193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组建援西军问题的指示。军委决定抽调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及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林育英任政委。

援西军组成后,毛泽东专门与林育英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这个任务很艰巨。长征途中,许多干部、战士在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危害下,曾三过草地,吃苦甚多,牺牲了不少人。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务很重,没有一个得力的人去不行,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去。军事上,伯承同志很强。这样,援西军里的文武两将都是硬角色。”“伯承同志很强,我向他学……”未等林育英说完,毛泽东大笑起来:“你也很行啊!你是湖北人,不是有‘惟楚有才’的说法吗?你也是‘楚才’嘛!”

又谈了一阵,毛泽东对林育英说:“西路军情况危急,时间紧迫。你赶快与伯承同志商量一下,先把陕北的部队带出去,再在甘肃省镇原县将部队集中起来,然后相机援助和接应西路军。”第二天,部队从三原、淳化出发,日夜兼程西进。经过半个月的急行军,部队到达镇原县时,收到西路军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中说,他们经过数次血战,迭遭挫折,干部、战士大部分牺牲、被俘,余下人员被迫上了祁连山上的康隆寺,已经弹尽粮绝。援西部队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必渡河。党中央也来了电报,要求援西军暂时屯兵镇原,一面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一面进行整训。西军在镇原待命期间,收留了数千名失散的西路军官兵。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也是刘伯承、林育英派人接到镇原县城的。对于收留的西路军人员,林育英指示政治部对他们作了较好的安排——有的到随营学校或延安学习,有的则就近编入了援西军。

不久,任弼时受中央委派,到援西军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援西军随即展开了对张国焘错误行为的批判。批判一开始,援西军的部分干部思想上就出现了偏差。有的认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在党中央,还有的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将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混在一起,似乎整个红四方面军中没有好人。许多连队、机关开会讨论时,不同意见的人常发生争论,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

林育英很快发现了这些倾向。为了统一全军的认识,把批判张国焘的错误引入正轨,他深入到各军、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向干部、战士作报告,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对基层官兵进行教育,引导他们深刻认识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并按照党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别开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林育英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使援西军的干部、战士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还肃清了张国焘错误路线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刘伯承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林育英任师政训处主任(10月改任师政委),徐向前任副师长。8月22日至25日,林育英出席了党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就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策略问题作了发言。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11人中央军事委员会,林育英排名第8位。

9月1日,林育英与刘伯承一起回到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一二九师师部。第二天,刘、林召开了全师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洛川会议精神。9月3日,林育英又与刘伯承一起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林育英过去从未带过兵,要带好这支万余人的部队,是很不容易的。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林育英与刘伯承紧密配合,在部队中开展了一场又一场强有力的思想教育运动。他数次召集部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并多次作报告。他反复向干部讲:一二九师的全体干部要在认识张国焘分裂主义危害性的同时,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中央出现的这次分裂,责任在张国焘,不在下面。下面的同志只要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提高了认识,总结出经验教训就行了。他还教育大家,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不管你本事有多大,人有多少,也不能与中央对抗,更不能同中央闹对立,要用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铁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维护党的团结。林育英的报告,对增强一二九师干部的团结和统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部队改编后,党中央要求八路军各师在抗战中要机动灵活,避实就虚,以游击战为主。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一二九师一开拔到辽县,刘伯承与林育英就商量决定办一个游击训练班,培训军队和地方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开学后,刘伯承、林育英亲自去授课。干部们分期分批地到训练班学习后,就带队到各地“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开展游击战时,既要反对只游不击,又要反对只击不游,坚持游而避实,击而就虚。由于刘伯承与林育英在战略战术上的超前工作做得好,一二九师在后来的对日作战中屡屡获得胜利。如在打阳明堡飞机场时,他们就用了奇袭的办法,一次击毁敌机20余架,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按计划,一二九师要在9月6日召开全师“抗日誓师”大会,但这天却下起了倾盆大雨。陈赓和李达一再向林育英建议:雨天在外面站久了,干部、战士恐怕会得病,是否将誓师大会改在晴天进行。林育英不同意改期,他说:“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不要轻易变更。我们是军队,如果朝令夕改,将会影响干部、战士的情绪。誓师大会照常进行。”在誓师大会上,林育英代表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授予一二九师指战员“红军十年纪念章”。这次大会虽是在雨中进行,但因准备周到,指战员情绪高涨,会议开得极为成功。誓师大会后,部队一边学习,一边整训,为开赴抗日前线作准备。

因脑病时常发作,林育英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工作。后来,由于病情加重,他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鉴于此,刘伯承特地向党中央报告了林育英的严重病情,建议中央将林育英调回延安治疗,并另派一名政委到一二九师。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林育英回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继任一二九师政委一职。

对林育英在一二九师的工作,李达将军在《发扬老前辈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精神》一文中,作了如下回忆和评价:“张浩(即林育英)在一二九师工作到1938年春,即被调回中央。他在部队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当时正是我党我军处在历史转折关头,即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民族解放战争,由反‘围剿’变为抗日。如何适应这种新形势、新任务,这需要强有力地引导和有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工作,张浩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队适应了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张浩同志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是坚决和认真的,因而对一二九师的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和作风建设贡献很大,可以说是开了个好头……”

毛泽东亲自为林育英执绋抬棺

1938年1月,林育英回到延安。在延安期间,林育英一面治病,一面负责有关工人运动的工作。3月中旬,林育英任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大队长,曹瑛任教导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林育英是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林彪也列席了大会。由于林育英对革命事业的突出贡献,大会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与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林育英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后排。毛泽东拉着林育英的手说:“来,我与你在一起。”这时,林彪走了过来。毛泽东又把林彪往林育英右边一推说:“你们是堂兄弟,更应站在一起。”这样,六届六中全会的合影照片上,林家二兄弟第一次同毛泽东在一起合影。

1940年4月30日,林育英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应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沟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议开始后,先由周恩来作演讲。接着,大会主持人请林育英发表讲话。林育英像往常一样,振作精神,走到台前,发表庆祝五一节重要意义的演说。讲了不到10分钟,他突发脑溢血,警卫员迅速上前抱住了他,并立刻把他送往医院抢救。因抢救及时,林育英无生命危险,但却无法站立起来,更无法再为党工作。

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林育英的半身不遂始终未能治好。他虽然卧床不起,心里却时刻想着中国革命,想着党的事业。

住院期间,毛泽东亲自到林育英住处看望他。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林育英同志,我总想来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能来成。”毛泽东的关心,使林育英深受感动。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是老病号。你太忙,不要再来了。”毛泽东在林育英床边坐下,又说:“你要注意保重身体,争取早日康复。”林育英说:“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保养也无益。革命事业正需有人去做,我却躺在床上起不来,心里非常难受。”“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对你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让身体早日康复,病好了接着干嘛!”

1941年8月,日军战机飞到延安上空,轰炸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领导人住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后,炸弹如雨点般的倾泻下来。一颗炸弹在林育英的窑洞门口爆炸,窑洞被震得不停地颤动。巨大的爆炸声,使林育英的大脑、心脏受到刺激。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接着,他的身体出现水肿。他的秘书、警卫员及妻子等人见他生命垂危,连忙将他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名医何穆对林育英的病情进行了彻底检查,结论是:心脏大了3倍,肝脏、脾脏扩大,还有肺水肿,肾脏亦有毛病。

毛泽东指示中央医院全力抢救。经过何穆、金茂岳等名医一段时间的悉心治疗,林育英的病稍有好转。躺在床上,林育英时常回想自己参加革命的艰难历程和党内复杂的路线斗争,怀念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堂弟林育南和战友恽代英、李求实等人。一天,他与一同住院的原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谈起王明把持中央领导权期间,残酷打击、迫害为党的事业作过巨大贡献,又有很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斗争经验的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的情况,引起关向应的同情与关注。他俩决定一起向中央和毛泽东上书,建议党中央重新给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作政治结论,肯定他们勇于与王明路线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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