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肃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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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试读：
作者简介
柳肃，1956年生，博士，毕业于日本鹿儿岛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建筑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普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学术委员、中国建筑学会资深会员、日本建筑学会正会员。出版有学术专著14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承担过20多项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古建筑的修复保护设计。
绪论
世界古代有六大文明——古代埃及、古代西亚、古代印度、古代爱琴海、古代中美洲，还有中国，这六大文明都是在没有受到其他文明影响的情况下独立生长出来的，自成体系。这六大文明体系中，古代埃及文明以尼罗河流域遗留的许多巨大石块堆砌而成的金字塔和巨型石构的太阳神阿蒙神庙为代表；地处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其建筑以泥砖构筑的高台形城墙、宫殿、塔庙为主要特征；古代印度文明体现在大量石头建造的印度教和佛教寺庙、陵墓以及宫殿建筑上；古代爱琴海文明的高峰是古希腊罗马的大量石构神庙和公共建筑，并以其美轮美奂的各种柱式造型成为西方古代建筑的经典；古代中美洲文明主要是加勒比海地区古代玛雅文明遗留下来的大量奇异的石构建筑——金字塔、庙宇、宫殿等为其典型代表。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在六大文明中，埃及、印度、爱琴海、中美洲四个文明都是石构建筑的文明，西亚是一个土石建筑的文明，唯独中国是以木构建筑为主的文明。并且，这种文明由中国进而影响到整个东亚、东南亚，包括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均以木构建筑为特色。因此，在人类文明史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木构建筑作为一种重要的建筑体系，在世界古代建筑之林中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建筑文明的代表。
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建筑文明相比较，历史悠久而又影响世界至今的只有一个古代爱琴海文明。这一文明最初是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后来又发展出古希腊罗马文明，最终成为今天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源头。应该说，在当今世界上影响最深远、影响面最广而历史又最悠久的两个文明就是源自中国的东方文明和源自希腊罗马的西方文明。
表面看来，石构建筑和木构建筑只是建筑材料的不同，然而，若在一个文明体系中来看，在不同建筑材料的使用这一基础之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实际上，是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形态、艺术审美以至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以木构为特点的中国古代建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艺术形态，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取得了很高的技术和艺术成就，是一份值得永久保存的文化遗产。
在中国，也许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建筑这个被一般人认为是工程技术的东西，其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因素之多，简直难以想象。可以说建筑是世界上包含文化内容最多，涵盖面最宽，综合性最强的一种文明产物。
建筑决不是一般的工程技术，也不只是建筑师们常说的“技术＋艺术”。建筑不仅涉及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等物质文化方面，还涉及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宗教意识、审美观念、民俗民风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可以说它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全部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所以，人们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个时代的历史全都可以从建筑上看到，而且比从文字历史中所看到的更直观、更真实。
例如，我们今天看到北京故宫也称紫禁城，其恢宏的气势、严整的布局、宏伟的建筑体量和金碧辉煌的装饰就能让我们遥想当年皇帝的威严，以及皇宫中朝会的场景。这比多少文学的描绘都更直观，更能让人身临其境。同时，古代皇宫布局中的“五门三朝”“左祖右社”“前朝后寝”等制度，人们仅从文字记录中很难想象出它的真实面貌，然而摆在人们眼前的故宫，却能让人们实实在在地、真切地看到这些古代宫禁制度。同样的道理，历史上曾经赫赫有名的秦朝阿房宫、唐朝大明宫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尽管有着历朝历代许多历史典籍、文学作品的记述和描绘，但我们对它们当年的宏伟和华丽仍只能停留在模糊的想象。
又如岳阳楼。假如今天没有岳阳楼的存在，没有岳阳楼下烟波浩渺的洞庭湖，那么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所描绘的景色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情感也许很难被我们理解。正是因为岳阳楼的雄伟，正是因为站在岳阳楼上面对着那“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的洞庭湖，我们才真正感觉到了那种忧国忧民的伤感情怀。建筑和场景要被人看见才能真正有所感受，即所谓“触景生情”。没有景，何来情？
建筑承载着历史，也承载着文化。当我们看到皇宫和都城的建筑规划，就能看到古代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我们看到天坛、地坛、社稷坛，就知道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地信仰；我们看到民间的祠堂，就知道了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家族制度和宗法观念；我们看到中国的园林，就知道了中国古人对自然山水的爱好和审美情趣；看到各地各民族丰富多样的民居住宅，我们就懂得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如此等等，当政治、哲学、宗教、民俗这些文化形态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会感到枯燥乏味、艰深难懂。但当它们以形象化的建筑出现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到它们不仅明白易懂，甚至乐趣无穷。
正是因为这样，对于那些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而留存于世的历史建筑，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着尽力保护它们的责任。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特点，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才有那么多不同的文化和艺术，才这样的多姿多彩。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完全统一了，文化也全都统一了，所有的人都建造同样的建筑，都唱同样的歌，跳同样的舞，穿同样的服装，那这世界该是多么的无趣。我们也可以设想，也许有那么一天，世界统一了，各国之间经济一体化了，政治上也达成共识和谐相处了。但是文化是不能统一的，也不应该统一。世界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永远不能只有一种建筑、一种歌曲、一种舞蹈和一种服装。这就是各国家、各民族都在尽力保存自己文化的根本原因。
话虽如此，然而我们今天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道路上仍然是步履艰辛、困难重重。大片的历史城区、大量的历史建筑都在我们城市的开发建设过程中消失了。其实并不只是今天才这样，我们历史上就是如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不良基因——一种破坏欲，对历史遗产的不珍惜，甚至有意的破坏。在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几乎都是把前朝的东西摧毁重来，或者一把大火烧掉，或者把原来的都城废弃，换一个地方重新建都。因此那些在史书上留下赫赫威名的、被文学作品一再赞颂的皇宫殿宇和宏伟都城，我们都不可能一睹其真容。秦都咸阳城、阿房宫，汉朝长安未央宫、长乐宫，唐朝的长安城、太极宫、大明宫，等等。这些大名鼎鼎的都城和宫殿建筑，我们都只能在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去遥想它们的尊容，而我们能看到的，往往只是最近一个王朝的都城和宫殿。在这一点上，反而是清朝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没有毁掉明朝留下的历史遗产，把它们全部继承了下来，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明清时期的都城和皇宫——古都北京和紫禁城。
今天，当我们的东方邻国日本、韩国仍在继承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自己则正在逐渐地丧失它们。当年日本人曾骄傲地宣称，要看唐朝的建筑，必须到日本去，中国已经没有了。梁思成先生正是在这一刺激之下，发誓要找到中国存留下来的唐朝建筑。经历了千辛万苦后，他终于找到了保存在山西五台山深处的唐朝建筑——佛光寺大殿。后来又发现了南禅寺大殿，我们终于可以说中国还有唐朝建筑的存在。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些建筑是在那些偏远角落，没有被我们破坏到的地方，才得以保存了下来。在我们城市的周边地区还有多少年代久远的历史建筑呢？与之相较的，在日本的京都、奈良这些中心城市里或城市郊区还存在着大量的唐朝建筑。当日本人伊东忠太写出了《中国建筑史》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人对自己的建筑进行系统的研究，梁思成先生又是在这一刺激之下发誓要写出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同样，1980年中国的书法家代表团在日本看到日本全社会大规模的汉字书法热时才想到我们中国居然还没有书法协会；2005年韩国人把端午节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没有把端午节列为国定假日……我们确实太不在乎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觉得似乎丢掉了也并不可惜。历史上无数次的政治动荡或战争，摧毁了很多的传统文化遗产，这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可以理解。然而，在今天和平环境下的城市建设中，这一毁坏行为仍在时时上演，这就不能原谅了。
在西方，在日本、韩国，他们能够那样地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而我们为什么就这么难以做到？
我们中国历史悠久，但我们却不太尊重历史；我们中国人崇拜祖先，但我们却并不爱惜祖先留下来的东西；我们的历史文明光辉灿烂，但我们却常常做出一些不文明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是否真是那样不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存呢？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
中国很早就有收藏古玩古董的历史，至少早在唐代就有大量关于王公贵族和文人士大夫收藏赏玩字画古董的记载。宋代的皇帝大多是文人艺术家，在收藏古代文玩字画方面不遗余力。清朝乾隆皇帝更是一位收藏大家，他在自己的宫殿里专设“三希堂”，收藏自己喜爱的字画古玩。不仅皇帝朝臣收藏，就连一般文人甚至普通百姓，只要经济条件稍有宽裕便收藏古玩。中国民间古玩收藏风气之盛、收藏之丰富，恐怕是世界少有，而且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收藏古玩的风气，应该说是对文化遗产的一种珍视。但奇怪的是，我们在对待建筑这类文化遗产的时候，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不但没有那种珍视，而且每当改朝换代或各种政治变故的时候，经常是把过去的宫殿付之一炬或完全拆除。古玩古董和古建筑同样都是前人创造的文化遗产，我们中国人在面对这两者时采取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人的自私心理和社会的政治倾向。
说到人的自私心理，是因为古玩字画之类东西可以拿在手中或摆在家中欣赏，可以被人据为己有。而建筑则不然，除了私宅园林之外，谁也不可能将皇宫庙宇之类的大型建筑据为己有以供自己玩赏。既然不能为自己所有，眼看它被毁掉也就无关紧要了。而社会政治倾向，则是因为建筑，尤其是皇宫建筑，一定是某个特定的政权的代表。人们在仇恨一个政权的时候，往往对于这个政权的形象代表——皇宫也就带有一种同样的仇恨，所以人们在推翻这个政权的时候，也就以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这些其实并不是敌人的建筑了。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它与一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但它并不是政治本身。相反，它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而这种文化创造是跨时代、跨民族、跨国界的，是全人类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的时候，美国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在进攻之前，听取了中国的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关于保护日本文化遗产的建议，梁先生在日本地图上圈出了京都和奈良两座最重要的古城。随后，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许多重要城市都遭到美军毁灭性的轰炸，而京都和奈良却保存完好。即便在战争年代，对待敌国的文物古建筑能采取如此措施，表现了对于文化遗产的一种正确态度——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不论是谁都有责任保护它们。无独有偶，中国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一面敦促守城的国民党守将傅作义将军进行和平谈判，一面做好了武力攻城的准备。同样清华大学的梁思成先生也在北京地图上为解放军圈出了城中需要保护的古建筑，这样在进攻的时候即使付出较大的牺牲也不会用重炮轰击这些重要的古建筑所在地。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和谈解决，皆大欢喜，北京没动一枪一炮，所有的古建筑得以完好保存。但是就在几年以后，20世纪50年代在建设新北京的运动中却对这些古建筑开始了大拆大建。环绕北京的完整古城墙和大多数城楼，以及天安门周边和城内的很多古建筑都被拆除了。这些曾经准备牺牲大量生命去保护的古建筑，却在和平建设时期毁于自己手中。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建设性破坏”，而且这种破坏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今天，这种传统中的破坏性基因仍被我们继承着。在这些年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土地开发过程中，摧毁、破坏了多少文物古建筑，恐怕难以统计，而且这种破坏文物古建筑的事情至今仍在不断发生。有的地方打着保护历史和传统文化之名，拆毁了有文化特色的真正古建筑而建造出大量商业性的粗制滥造的仿古建筑。今天很多城市都有一条仿古街，实际上这都是假古董。很多农村地区亦是如此，有地域特色的村落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毫无文化性、艺术性的现代房屋，或者是模仿西洋建筑风格的所谓“欧陆风”。殊不知，拥有自己的风格以及别人不具有的东西，这才是最宝贵的。人人都有的，到处都能看见的东西，就没有了价值。
要认识建筑艺术的价值，就必须懂得建筑，懂得欣赏建筑。然而中国古代并没有欣赏建筑艺术的传统。但在西方，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人们就把建筑当作是美术的一个门类来看待。西方美术有三大门类：绘画、雕塑和建筑。建筑师属于艺术家，普通民众都把建筑当作艺术作品来欣赏。而中国古代则不同，国家朝廷一方面把建筑当作一个政治概念来阐释，如皇宫、都城等，为此制定了完备的制度。另一方面，建筑的设计和建造过程又是工匠的事情。工匠不是艺术家，不属于知识阶层，而是劳动阶级。普通民众也没有把建筑当作艺术品，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工程技术，于是导致了中国人对建筑艺术缺乏了解和欣赏的能力。
不会欣赏建筑导致的结果是不会生活，缺少情趣。例如商业建筑，我们现在往往一味追求宏大的场面、金碧辉煌的装饰，却不知小巧精致的店铺里充满温馨和亲切；住宅建筑，我们往往只追求面积大、房间多、装修豪华，却不知居住以舒适为第一要务，而不在于华丽；农村的住宅以模仿城市中的方盒子水泥房屋为美，而城市建筑则以闪闪发亮的金属、玻璃为美。面对着这样的建筑风格，很多人不懂得传统木建筑雕花门窗的趣味，也不懂得闷在房屋内的人们更需要的是自然山水园林。我们并不是不需要物质的享受而一味追求精神生活，但精神的缺失一定会致使物质的享受变得庸俗。
今天很多人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保留着古建筑就意味着落后，只有现代的高楼大厦才代表着发达和先进。然而事实上，包括巴黎、罗马、柏林在内的大量欧洲城市都保留着大片大片的古建筑，甚至是全城的古建筑。难道我们能说他们不发达、不先进吗？说到底还是文化。懂得自己的文化，并对它充满自信，懂得它的价值，才能真正下决心保护它。
历史遗产之所以宝贵，在于它的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
所谓唯一性，是指任何一座古建筑都是独一无二的。世上存在的古建筑数量不少，即使是同类的古建筑也很多，但是作为某一特定时代、特定地点、特定类型的古建筑却都是唯一的。例如中国古代的皇宫很多，但是作为明朝和清朝皇宫的只有北京紫禁城；中国古代的寺庙很多，保存下来的也不少，但是位于西安、建于唐代、还保存着大雁塔的慈恩寺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古代的书院很多，保存下来的也不少，但是位于长沙、建于宋代、至今保存完好的岳麓书院世上也只有一个。人们常说“物以稀为贵”，而世上唯有一件的东西，其价值就无法估量了。
所谓不可再生性，是指真正的古建筑是不可替代的。古建筑身上保存着很多古代的信息，例如材料制作中所保存的古代科学技术的信息；雕刻绘画装饰艺术中保存的古人审美、宗教、文化方面的信息等。这些东西是不可再生的，复制、仿造的只是复制品、赝品，它没有包含古代的信息。所以人们收藏古董一定要收到真品，不愿意收到赝品，就是这个道理。
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古建筑和文化遗产的价值。简单说来，任何一幢新建的建筑都可以用价格来衡量，而一座古建筑则是不可能用价格来衡量的。北京紫禁城能用多少钱买到？北京天坛能用多少钱买到？它们无价！只有某一天它们不存在了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无法挽回的遗憾。
保存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不只是为了展示给后人看，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对文化史的研究。建筑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信息是最真实、最直观、最丰富、最准确的。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真实的历史。事实上，通过建筑这部史书，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中华文明史上许多文化现象，它们之中也确实是有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因素，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我们要真实地研究历史，准确地了解和表述历史，那么，在赞颂和继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要研究和了解我们历史文化中的缺陷，没有必要为祖先而隐晦，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科学的历史观。第一章中国政治与中国建筑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中，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建筑中包含着那么多的政治意义。大的方面如城市规划、皇宫布局中体现的皇权思想和政治形态、城市的管理制度和建筑中的等级礼制等；小的方面如工程营造的法式、规范以及对平民百姓的伦理道德教育等，这些都可以通过建筑来表现。一、营造法与建筑学——中国和西方建筑观的差异“建筑学”一词来自西方，中国古代没有建筑学，而只有营造法。这两者的区别绝不只是字面上的不同，而是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差异。首先从概念上来看，建筑学是从工程技术和艺术、文化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怎样把建筑做好；营造法则是作为一种法规和规范来告诫人们怎样做建筑，怎样使建筑符合于统一的规定。从基本性质上来看，建筑学是一种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本身并不含有政治性，它是科学性的、学术性的；而营造法作为政府的法规，是由朝廷颁布强制推行的，它是政治性的、制度性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关于建筑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宋朝的《营造法式》和清朝的《工程做法则例》，本质上就不是建筑学的专著，而是朝廷颁布的关于建筑的规范和制度，类似于今天政府颁布的建筑规范和建筑法规。在中国古代的书籍分类中，《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也不是被归为工程技术或者经济一类，而是和礼制、法典、律令等一起被归为“政书”一类。这一点也清楚地表明了营造法的政治性因素。
中国古代没有建筑师，只有工匠。而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建筑师属于知识阶层，他们并不亲自动手建造房屋，而是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来进行建筑设计，最后由工匠来实现其设计意图。工匠属于劳动阶层，他们并不懂理论，一般也不会做正规的设计。他们不知道什么风格、流派、思潮，也不懂得什么形式美的规律。但他们有实践经验，常在细微之处有巧妙的构思。当然也有少数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匠，拥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又具有了一定的思想理论，上升到了设计师的水平，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也是常有的，例如清朝皇家匠师“样式雷”家族，就属于这一类。
在中国古代，甚至于到现在，人们都没有把建筑当作艺术，而是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工程技术，那就是“盖房子”。中国人一方面把建筑看作是一种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又把建筑当作人身份地位的代表，平民百姓以建筑来体现财富，统治者则以建筑来表达权力和威仪。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艺术性主要就用在这一方面——用宏大的体量和豪华的装饰来表达社会身份。而西方则不同，人们自古希腊时代就把建筑当成一种艺术，属于美术的一类。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和建筑，这是西方自古以来的观念，直到今天一些西方大学的建筑学科是设在美术学院里面的，这就是英文中的architecture（建筑、建筑学）。与之相对应的building（建造、建构、楼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architecture是有艺术性、文化性的；而building就只是功能性地盖房子。西方人理解的建筑是前者，中国人理解的建筑是后者。所以西方古代就有了建筑学，有了专门从事建筑设计的知识分子——建筑师。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就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他写的《建筑十书》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建筑学专著。在中国，一方面把建筑看作是一种实用技术；另一方面又把建筑当作人的身份地位的代表，平民百姓以建筑来体现财富，统治者以建筑来表达权力和威仪。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艺术性就主要用在这一方面——用宏大的体量和豪华的装饰来表达社会身份。由于观念的不同，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的建筑走着两条不同的道路。
中国古代没有建筑学，没有一个叫做建筑师的知识阶层来专门研究，但是这并不等于不重视建筑，相反，还是非常重视建筑，甚至比西方人更重视。中国人虽然不注重建筑的艺术性，但是却非常注重建筑的政治性。古代各朝代在兴建重要建筑，特别是与政治相关的国家重要建筑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集中很多懂得礼仪制度的礼官、史官、史学家和经学家来进行研究和考证，考证过去这类建筑是什么样的形制。一个新的王朝建立，要规划建设都城和皇宫，首先就是考证历代关于都城和皇宫的制度和做法。这说明统治者在建造这种重要建筑的时候，很看重它的政治含义，而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建造。
中国古代关于建筑设计和施工建造类的书籍、专著基本上就是两类。一类是属于建筑制度、规范、法规等，是由政府颁布强制执行的，主要就是《考工记》《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这三部。另一类是民间工匠的技术经验的总结，像《木经》《鲁班经》等。显然，后一类不能算是建筑学的专著，它们只是一种技术书籍。而前者（《考工记》《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实际上也不是建筑学的专著，而是一种“官书”或“政书”。所谓“官书”或“政书”，是由朝廷颁布、下面必须遵照执行的规范，即我们今天的建筑法规。例如《考工记》就是一本“官书”，它的全名叫《周礼冬官考工记》，是一部关于工程技术方面的规范、制度类的书籍。《考工记》最初只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一部官书，并不是《周礼》中的。《周礼》中有“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分别掌管国家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例如“天官”负责朝廷内部事务，而“冬官”则主管工程营造方面的事务。经过春秋战国和秦朝的战乱，到汉朝再重新整理《周礼》的时候，“冬官”部分已经散失，《周礼》因而不全了，于是将春秋时期齐国的一部关于工程技术的官书《考工记》补入《周礼》，因此便成了《周礼冬官考工记》。
宋代的《营造法式》不仅是一部官书，而且其产生的过程有着一定的政治因素。北宋中期，官场腐败、贪污成风，朝廷大兴土木，宫殿、衙署、园林、庙宇建造精美豪华，铺张浪费，主管工程的官员贪污严重。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节省财用、杜绝贪污。王安石请将作监李诫主持编修一部建筑工程的技术规范，规定了建筑的等级式样、用材规格、施工过程等相关技术规则，其中，尤以“工限”和“料例”部分最有特色。所谓“工限”和“料例”实际上就是建筑用工和用料的计算方式。建筑设计和施工以“材”为模数，建筑上的所有构件都以“材”为模数来进行计算，例如柱子的高度是多少个“材”，柱子的直径是多少个“材”等。“材分八等”，根据建筑的等级来决定“材”的等级，确定了“材”的等级，也就确定了建筑上各种构件的尺度，也就知道了这座建筑需要用多少工、多少料，这样想贪污也就不容易了。实际上《营造法式》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建筑学本身的意义。后来清朝又颁布了一部《工程做法则例》，其内容、作用、意义都类似于《营造法式》，只是建筑的式样、构件的名称、尺度模数的算法不同而已。
以上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对于建筑是非常重视的，但这种重视不是从科学的建筑学或者建筑艺术的角度来重视，而是政治上的重视。二、皇权思想与城市规划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中政治因素所占比重之大，是全世界古代各国家、各民族中少有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是一种现实理性型的社会形态，与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宗教型社会形态不同。例如西方古代长期受宗教文化影响，宗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在政治上教权高于皇权，文化艺术甚至科学技术都必须服从于宗教。因此，西方古代历来是宗教建筑高于一切，从古希腊、古罗马的神庙到中世纪的教堂，欧洲历史上最著名、最重要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宗教建筑。在当时的宗教影响下，世俗权利服从于宗教权利，皇权也是服从于教权的。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皇权和世俗权力才得以加强。在十六七世纪法国的夏宫、卢浮宫、凡尔赛宫等一批皇宫建筑出现之前，欧洲几乎没有一座特别著名的皇宫，而最宏伟的建筑都是宗教建筑，如神庙和教堂。
在中国，世俗社会政治形态始终占据统治地位，任何时代都是政治权利高于一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过宗教权力高于皇权的情况，因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重要、最宏伟的建筑一定是皇宫，如秦朝阿房宫，汉朝未央宫、长乐宫，唐朝太极宫、大明宫以及明清紫禁城，等等。它们中的多数已经烟消云散，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但时至今日它们仍然不断地出现在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之中。而中国历史上佛寺、道观等宗教建筑虽然数量多，保存下来的也不少，但其规模、名声以及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都远不能与宫殿建筑相比。在中国，人们的心目中，皇宫就代表着那个时代，阿房宫就代表秦朝，大明宫就代表唐朝，北京紫禁城就代表明朝和清朝。而在欧洲，却是以宗教建筑作为代表，如帕提农神庙就代表着古希腊，巴黎圣母院就代表着法国的中世纪；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就代表着文艺复兴等等。中国古代的都城一定是以皇宫为中心，地方城市也以官府衙署为中心，而西方古代的城市则一定是以大教堂为中心（图1-2-1、图1-2-2）的。这就是中国和西方两部不同的文明史。图1-2-1 中国城市以宫殿、衙署为中心（明清北京城平面图）图1-2-2 西方城市以教堂为中心（意大利佛罗伦萨，中央最高建筑是佛罗伦萨大教堂）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政治因素首先表现在城市和皇宫的规划方面。古代城市有两类，一类是自然形成的城市，这类城市一般是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例如河流、道路经过的地方），由于商业集市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另一类是由人工规划建成，这类一般是都城或其他政治文化中心。尤其是都城，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多改换地方重新建都，于是就要重新选址，重新规划。例如长安、洛阳、南京、北京等都曾是多个朝代建都的地方，然而每一次建都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也往往是异地重建。例如长安（西安），汉代的长安、唐代的长安和今天的西安都不是在同一个位置上（图1-2-3）。又如北京，元朝建都于北京，名称“大都”。明朝朱元璋建都南京，元大都被废弃。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重建北京城，城址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向南移。虽然很大部分与元大都重合，核心的皇宫部位也与元大都皇宫重合，但是毕竟元大都已毁，明北京城等于是完全重建。清朝入关倒是没有破坏明朝的北京城和皇宫，基本上是全盘接收，适当加以改造、修复、利用。图1-2-3 陕西西安城址变迁
因此，中国古代的都城总是在不断地重新规划、重新建造。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皇宫又是国家最高权力所在，所以都城和皇宫的规划首先要体现的就是政治因素。中国古代对于城市的规划和宫殿的建造，历来都非常重视，希望以此来表达政治权力和社会的理想。每一次规划都要组织朝廷史官及文人学者进行大量的研究和考证，尤其是在皇宫建筑的规划设计时特别注重考证。在中国古代各朝各代记录朝廷事务的《会典》《会要》之类的典籍中，关于都城皇宫的规划过程及其历史考证的记载都很详细，因为这些虽然看来是建设工程技术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问题。
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轴线是首先考虑的问题。之所以首先考虑轴线，是因为皇宫总是处在主轴线上。这一点不论是在中国古代最早论述城市规划制度的《考工记》，还是在历朝历代实实在在的城市规划中，都明确地体现了这一基本的原则。确定了主轴线也就确定了皇宫的基本位置，虽然在不同的朝代，皇宫在轴线上的位置有所不同，但皇宫总是处在中轴线上。例如唐长安皇宫处在中轴线北端（图1-2-4），元大都（北京）皇宫在中轴线南端，明清北京皇宫处在中轴线中央。明清北京紫禁城的布局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宫紫禁城处在中轴线的中段，皇宫的大门是午门，午门前是端门，端门前是天安门，天安门前是大前门（正阳门），大前门前是前门大街，前门大街一直往南，直到最南端，便是北京城的正南门——永定门。回过头往北，从紫禁城出北门神武门，正北边是景山，景山山顶正中有一座知春亭，穿过景山知春亭再往北，中轴线上有钟楼、鼓楼和鼓楼大街。从南到北一条笔直的中轴线纵贯北京城，皇宫处在中轴线的中断，而皇宫中的中心又是皇帝上朝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另外，都城南边有天坛，北边有地坛，东边有日坛，西边有月坛，四方拱卫，天下以皇帝为中心的思想表达得非常明确（图1-2-5）。图1-2-4 中国古代城市中轴线（唐长安城平面图）图1-2-5 北京四坛
都城以皇宫为中心，地方城市则一般以衙署为中心。翻开各地的地方志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地方城市虽然没有都城那样完整的规划，没有那样规整的中轴线，但是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衙署（府衙、州衙、县衙）处在城市中心位置，这一点也足以体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政治性因素。
不仅城市的规划有着明确政治性的规划制度，皇宫的规划更是有着详细的定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前朝后寝”、“五门三朝”、“左祖右社”等规定。所谓“前朝后寝”，是指皇宫分为前后两个区域。前面的区域称为“朝”，是皇帝朝会群臣处理政务的场所；后面的区域即人们常说的“后宫”称为“寝”，是皇室及宫女太监等宫中人员居住生活的场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前面是工作区，后面是生活区”。这同时也符合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习惯，一般情况下皇后是不能去前朝的。所谓“垂帘听政”体现的也是一种象征意义，因为女性是不能去前朝的，要去也得要象征性地挂一道帘幕，表示没有直接到前面去。今天北京故宫紫禁城就是以乾清门为界线，拉开一条长长的隔墙，把整个紫禁城分割成前后两个区，即“前朝”和“后寝”（图1-2-6）。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帝退位，当时的民国政府制定了优待清室的政策，允许退位的皇帝溥仪和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继续住在紫禁城内。但是规定他们只准在后宫中活动，不准越过乾清门。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象征，只在后宫活动，不越过乾清门进到前朝部分，就等于只是生活，没有政治了，可见建筑的政治性意义。图1-2-6 “前朝后寝”（北京紫禁城乾清门）
所谓“五门三朝”，是古代宫殿制度规定皇宫前面要有连续五座门，《礼记·明堂位》曰：“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即分别为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而皇帝的朝堂要有三座，分别为外朝、治朝、燕朝。在今天北京故宫中相应的五门就是前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三朝即故宫中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图1-2-7）。三座殿堂分别有不同的功能，太和殿相当于“外朝”，是皇帝朝会文武百官和举行重大典礼仪式的场所；中和殿相当于“治朝”，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之前临时休息的地方，有时也在这里处理一般朝政，每届科举考试中最后皇帝亲自主考钦点状元的殿试也是在这里举行；保和殿相当于“燕朝”，是皇帝个别会见朝臣、处理日常朝政的场所。这里最重要的是太和殿，它是皇宫中最重要的殿堂，皇帝的登基大典必须在这里举行，太和殿里的皇帝宝座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图1-2-8）。图1-2-7 故宫三大殿中的中和殿、保和殿图1-2-8 故宫太和殿中的皇帝宝座
所谓“左祖右社”，是指皇宫的左边是祭祀祖宗的祖庙，右边是祭祀社稷的社稷坛。中国人是一个祖先崇拜的民族，祭祖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历史传统，皇帝也不例外，而且要做全国人民的表率，要把祭祖宗的祖庙建在皇宫旁边最重要的地方。《礼记》中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礼记·曲礼下》）。祭祖宗的地方比居住的地方更重要。祭社稷也是如此，“社”是指社神——土地之神，“稷”是指稷神——五谷之神。中国古代是农业国，皇帝必须隆重地祭祀社神和稷神，“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祭仪》）。春秋战国时代的《考工记》中正式确定了皇宫规划中“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制度。在今天北京故宫的布局中我们还能完整地看到“左祖右社”的痕迹——天安门的东边是太庙（皇帝的祖庙叫“太庙”），即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安门的西边是社稷坛，即今天的中山公园（图1-2-9）。注意这里说的“左右”，是按皇帝坐在皇宫中坐北朝南，他的左右。当我们站在天安门外，面朝皇宫里的时候，左右就正好反过来了。中国古建筑所说的“左右”都是这样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或在人们的座位次序排列中，左右关系是有着等级地位的差别的。图1-2-9 “左祖右社”的布局（引自王军《城记》）“前朝后寝”、“五门三朝”、“左祖右社”这一系列关于皇宫规划的制度，目的都是为了突出皇权意识，用建筑来表达社会政治观念。
不仅城市规划突出政治的因素，连建筑群的布局规划也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建筑的一个区别，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西方建筑重单体，重立面；中国建筑重群体、重平面。西方古代的建筑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不论是神庙、教堂、宫殿，还是其他公共建筑，都是一栋一栋独立的。中国古代建筑则基本上都是群体组合，因为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庭院，几栋建筑围合成一个庭院，若干个庭院组成一个建筑群。在中国的古建筑中除了一些风景名胜和园林等地方有一些孤立的亭台楼阁作为风景点缀以外，其他的建筑基本上没有一栋独立的。宫殿、寺庙、园林、祠堂、书院、会馆，直到人们居住的民居住宅，都是庭院组合的建筑群。西方建筑所注重的是单体建筑的立面造型，柱子墙面屋顶的雕刻装饰等，强调的是个性；中国建筑所注重的是平面布局，建筑群体的组合，立面造型则没有很多特色，强调的是共性（社会性）。在庭院布局和建筑群的组合方面，中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宫殿庙宇前的大庭院，宽阔的大空间，庄严宏大的仪式场面；住宅书楼内的小庭院，狭窄的小空间，静谧安宁的个人天地。按照建筑的使用功能和精神需要来组合建筑、布置庭院，这是中国建筑最精彩、最具魅力的特色，我们甚至可以说庭院就代表中国建筑。
中国的庭院和建筑群绝不只是为了满足使用功能的需要，而是有精神功能的。一个建筑群就是一个小社会，社会中有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有领导者和有被领导者。在一个建筑群里面也是一样，有中心的建筑，主要建筑，它一定是最高大最宏伟的，处在建筑群的中心位置。皇宫建筑群一定是以皇帝上朝的殿堂为中心，其他建筑围绕周边；佛教寺院以如来佛所在的大雄宝殿为中心，周围环绕有观音殿、文殊殿、弥勒殿、天王殿等；道教宫观以玉皇殿或三清殿为中心，周围分布灵官、城隍、关帝、地藏等各路神仙；祠堂建筑以供奉祖宗牌位的正堂为中心；书院建筑以宣教的讲堂为中心，就连老百姓的民居住宅也是以家长居住的正房为中心，儿孙下人们居住的厢房、耳房、后房等分布于前后左右。一个建筑群就是一个小社会，建筑群的布局就是社会的结构，有主有次，突出中心。三、城市制度与城市管理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城市规划的完整制度，而且代代延续，只是各朝代有所修改变更而已，说明中国历史上对于城市规划的重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显得特别突出。目前能够看到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城市规划制度的记录，是《考工记》中记载的关于古代王城规划的制度。由于《考工记》是朝廷颁布的官书，因此可以断定中国自古就把城市规划当做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内容之一，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历朝历代关于城市规划，特别是都城的规划，都是被写入了朝廷政治制度的。《考工记》中关于王城规划最著名的一段内容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图1-3-1）文中“国”即诸侯国的王城。匠人营造的王城，为四方形平面，边长九里，每一方向有三座城门；城中有九条纵向道路，和九条横向道路，主要道路的宽度是九轨（车子两个轮子之间的宽度为“一轨”）；皇宫的左边是祭祖的祖庙，右边是社稷坛，前面是朝会场所，后面是市场，市场和朝会场所各占百步见方（边长一百步的正方形为“一夫”）。虽然在后世的城市建设史以及现存的中国古代城市实例中，完全符合于《考工记》中规定的城市规划制度的情况还没有看到，但是受其基本思想影响的情况却比比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九经九纬”；一是“左祖右社”。图1-3-1 《考工记》“匠人营国”图《考工记》规定“九经九纬”的制度，在后世城市中并没有几个真正按此规划的，但是采用纵向、横向道路把城市规整地划分成方格网状，这种规划方式却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最主要，而且延续几千年的规划方式，应该说这种规划思想最初主要就来自于《考工记》中“九经九纬”的影响。中国古代有一种城市规划的方法和制度叫做“里坊制”。所谓“里坊制”，就是用纵向和横向的道路将整个城市划分成棋盘似的许多小方格，每一个方格就是一个“里”，或者一个“坊”（北魏以前叫“里”，北魏以后叫“坊”），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个街区。每个“里”四周都有高高的围墙，每面开有一个门，叫“里门”或“坊门”。这种“里坊制”不仅仅是一种城市规划方式和规划制度，更是一种城市管理制度。中国古代是农业国，国家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里坊制就是配合这种政策而制定的一种城市制度。按照里坊制，里坊四周建高墙，不准沿街设商店，城内的居民只能在规定的区域规定的时间才能买到东西，这就是“市”。例如唐代长安城中设有“东市”和“西市”买卖交易的场所（参见图1-2-4）。即使是专做买卖的“市”，也不是随时可以买到东西，必须是上午“击鼓”开市到下午“击钲”收市之间才能进行买卖。
里坊的里门“昏而闭，五更而启”，夜晚关闭，不准出入，城中实行宵禁（“夜禁”）。夜晚街上不准人行走，当然也不能买东西。说到“买东西”，这个词语历史上也就是这样来的，长安城中有“东市”和“西市”，要买物品必须去那里，久之人们就习惯称“买东西”了。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那时的城市生活和城市面貌：笔直宽阔的大马路，纵向横向规整严谨；大路两旁是高高的坊墙，没有商店；夜晚人们不能出门，也没有今天的电视，只有早早睡觉，那时的人们真可谓是“早睡早起”；夜晚街上实行宵禁，有军队巡逻，遇到有晚上出门犯了“夜禁”的人则“杖罚”，史书上就有过因犯夜禁而被“杖杀”的记载。正因为有了如此严厉的制度，城中才会夜不闭户、盗贼不兴，社会治安极好。这就是当时的城市面貌，可见这种城市规划也是首先从社会政治管理方面出发的。
里坊制在中国延续上千年，到唐代达到顶峰，从唐代中后期开始衰亡，到宋朝宋仁宗庆历年间被正式取消了（参见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里坊制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商业的发展。商业发展依靠的是市场，而像里坊制那样沿街不准开商店、夜晚不准人上街的制度显然是不能适应商业发展的。事实上，里坊制本来就是为了抑制商业发展而制定的一种城市制度，然而人们慢慢地意识到了商业的逐渐繁荣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生活的改善，便有了打破里坊制、改变城市生活状况的需要，政治上的管制最终抵挡不住经济上的诱惑。到了唐代中晚期，政治逐渐衰弱，管理也逐渐松弛。虽然仍然有法令禁止，但是打破里坊制的事情屡屡发生。史书记载长安城中有些里坊的坊门开闭不守规矩，有的清晨更鼓尚未到时就已经开了，有的夜已深了还未关闭；里坊内不准开商店的规矩也被打破，史书中记载有一些里坊内开设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到了唐后期，更有“侵街”的现象出现，所谓“侵街”就是里坊内的民居店铺打破坊墙，突出到墙外的街道边，甚至朝向街道开商店。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商业的繁荣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虽然总的来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最强盛的时代之一，但是仅就商业而言，宋朝的繁荣程度已远超过唐朝。最初，宋朝统治者还是想延续传统的里坊制，但是终究抵挡不住商业发展的要求。宋初曾经有就“侵街”问题引发了社会的矛盾，统治者要维持封闭的里坊制坊墙，而城市居民则要打破坊墙朝街上开商店。不断激化的矛盾让统治者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到宋徽宗时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以税收的方式解决，实际上就是将“侵街”合法化了，可以说这就是延续千年的里坊制的正式取消。过去的坊墙不见了，代之以沿街鳞次栉比的店铺，商客往来于市，街道车水马龙，甚至出现了通宵达旦灯火通明的夜市，城市商业一派繁荣。这种城市景象我们能从一幅著名的古画——《清明上河图》中得到直观的映像，《清明上河图》画的就是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城中商业繁荣的景象（图1-3-2）。图1-3-2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市景象
古代的里坊制虽然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而消亡了，但是里坊制的影响却长久地存在。在日本，里坊制的影响非常明显，那时的日本全盘学习中国。日本古代最著名的都城——京都和奈良都是按照中国的里坊制规划建造的，尤其是京都（古代叫“平城京”），完全就是模仿唐代长安城规划而成，甚至连“东市”、“西市”以及城市中的一些道路名称都是模仿唐长安而来的（图1-3-3）。现在，里坊制已经消亡多年了，但我们从以后的元朝大都和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明清两代的北京城中可以看到，虽然它们不是严格按照里坊制的形式来规划建造的，但是其城市布局方式却是沿袭着里坊制。今天北京老城区内的街道和胡同基本上仍然保持着南北向和东西向的网格状格局，所不同的只是借用了里坊制的规划方式，而没有沿用里坊制的管理制度。而在民间，里坊作为与人们的居住、生活关系最紧密的概念而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今天的语言中仍然还有许多类似于“邻里”、“街坊”、“里弄”、“坊间”等常用的词语，全都来源于“里坊”的观念。另外在许多传统城市村镇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一些里门和坊门，显然它们都是古老的里坊制在人们观念中的遗存（图1-3-4、图1-3-5）。在这里，里门或坊门已经没有任何控制人们出入活动的功用，纯粹只是人们出于对自己居住生活的小区域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而建造的一个标志了。图1-3-3 日本平城京（京都）平面图图1-3-4 湖南长沙九如里里门图1-3-5 湖南江永县上甘棠古村中的坊门四、历史上的“形象工程”
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性因素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以建筑的宏伟高大来表现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今天很多地方政府以建造宏伟的建筑来展现自己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人们谓之“形象工程”，殊不知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这种“形象工程”。
在中国建筑发展的早期——商、周、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时代，统治阶层中流行建造高台建筑。殷商有鹿台，周代有灵台，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建高台成风，楚国的章华台、魏国的文台、赵国的丛台、韩国的鸿台等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台。到后来秦朝的咸阳宫、阿房宫，汉朝的长乐宫、未央宫等实际上也都是高台建筑，直到东汉曹魏时期还有过著名的铜雀台，此后高台建筑才逐渐减少，消失。
历代统治阶层对建造高台建筑投入如此高度的热情，都是为了一点——用以夸耀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所谓“高台榭，美宫室，以鸣得意”，以至于互相攀比、推波助澜之风大盛。汉代张衡的《东京赋》中说：“七雄并争，竞相高以奢丽。楚筑章华于前，赵建丛台于后。”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这种互相攀比竞相建筑高台的事例比比皆是。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了楚国章华台的情景：“水东入离湖……湖侧有章华台，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穷土木之技，殚国库之实，举国营之，数年乃成。”（《水经注·沔水》）举国家之财力物力营建高台，穷极豪奢。《说苑》中记载：“晋灵公造九层台，费用千亿，谓左右曰：‘敢有谏者斩！’”（《说苑·佚文辑》）劳民伤财，极尽奢靡，还不准人提意见。《韩诗外传》中记载：“齐景公使人于楚，楚王与之上九重之台，顾使者曰：‘齐有台若此者乎？’”（《韩诗外传·卷八》）楚王建造了极其宏伟华丽的九重之台，邀请齐景公的使者登台观赏，还以挑衅的口气问他“齐国有像这样的台吗？”
春秋战国是建造高台建筑的一个高峰，到秦汉时期，逐渐以大型宫殿建筑群取代单独的高台，但是这时期的宫殿建筑也还是建在高台之上的。秦都咸阳的大量宫殿建筑群之间都有“阁道”相连。所谓“阁道”就是高架于空中的走廊，宫殿与宫殿之间用阁道连接起来，说明这些宫殿都是建在高高的台基之上的。
中国古代建造“形象工程”第一人当推秦始皇。秦始皇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秦始皇在征讨六国的战争中“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秦每破诸侯，写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咸阳城中宫殿之多难以数计，在秦末农民起义战争中项羽攻入咸阳，放火烧毁秦皇宫，大火三月不灭，足见其宫殿数量之多，规模之大。
除了咸阳都城中的宫殿以外，周边地区也大兴土木，建造离宫。从史书中能看到的建于咸阳周边的秦朝离宫就有兴乐宫、信宫、章台宫、上林苑、兰池宫、望夷宫、长杨宫、梁山宫、甘泉宫、蕲年宫等。关外还有很多则难以考证，因有些外地的离宫名不见经传，最远的到了渤海之滨。
秦始皇的“形象工程”中最著名的当然要数三大工程——阿房宫、郦山陵和长城。阿房宫究竟有多大的规模，豪华到什么程度，今天已无从证实。由于史书记载并不详细，只是从人们的口头传说和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描述来看，阿房宫是一座空前宏伟、举世无双的宫殿建筑群。相传在秦朝末年项羽攻进咸阳时放火将其烧毁，然而时至今日，在阿房宫遗址上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发现完全没有焚烧的痕迹，证明这里根本没有被烧过。从考古的事实推论，直到秦朝灭亡的时候阿房宫还没有建成。现在能够有确凿证据的只有阿房宫前殿，这仅仅是阿房宫中的一座殿堂，据司马迁《史记》中记载阿房宫前殿的规模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考古结果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记载，现存阿房宫遗址内有一座巨大的长方形夯土台基，残高仍有8米左右，经探测实际长度为1320米，宽420米。这大概就是《史记》中所说的“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
郦山陵是秦始皇的陵墓，陵墓主体是一个三层方形夯土台，东西宽345米，南北长350米，现存残高87米。有内外两层围墙环绕，内墙长2.5公里，外垣长6.3公里，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陵墓。关于秦始皇陵内部的情况，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也是文学作品中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因为它用了70多万刑徒，干了10年才得以建成，其工程之浩大，内部之奢侈程度，让人们浮想联翩。今天，我们为了保护的需要而没有发掘它，所以不能确切地知道陵墓内部的情况。但司马迁《史记》中也有一段关于秦始皇陵内部情况的记述：“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陵墓地宫顶部做成半球形穹窿，镶嵌珠宝，像日月星辰。地面开挖沟渠，灌注水银，像江河大地。用东海鱼油点长明灯。所有这些做法无非就是一种象征，秦始皇是天地之间永久的统治者。秦陵内的情形是否真如司马迁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个间接的证明，就是近年来考古学界用科学仪器对秦陵封土堆进行探测，发现封土堆中汞（水银）的含量高于周边土壤中几百倍，陵墓中确实存在有大量的水银。此外，另一个间接的证明，就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掘。轰动世界、被称为“世界古代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还只是陵墓的陪葬坑，按一般道理，陵墓主体中一定有比陪葬坑更加壮观的场面。
秦始皇三大工程中的另一项，就是著名的长城。长城之宏伟、建造工程之浩大，已经是众人皆知，不用更多描述。仅就它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就已经是一个历史奇迹，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始终被人感叹，被文学作品所描绘。著名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就被人们熟知，事实上“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跟秦始皇修长城毫无关系，甚至连孟姜女本人都不是秦朝的人。史籍中关于孟姜女的故事版本众多，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由来都各不相同。但是因为秦始皇修长城工程之浩大，劳民伤财，使人民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世代人们就借“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来表达对统治者的怨恨。
秦王朝维持的时间不长，从公元前221年统一，到公元前209年灭亡，仅仅13年。一个这么强大的帝国，它能够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然而仅维持了十多年的统治。其原因与不顾国力民力大兴土木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秦朝是因为“建筑”而亡国的。史书中记载秦始皇的任何一项工程都是宏大无比，动辄几十万人，耗费十几年、几十年的功夫。秦朝没有户籍记载，到繁荣的汉武帝时代户口统计是全国两千万人，秦朝大约与此相当。那时代生产力水品低下，要好几个人才能供养起一个不生产的人。全国才两千万人，一项工程就动用几十万人，还有那么多的军队要养着。国家和人民怎么负担得起？怎么不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所以当陈胜、吴广起义一爆发，全国各地群起响应，空前强大的秦王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土崩瓦解了。
秦朝因建筑而亡国了，而紧接着的汉朝却又有一段关于建筑的故事耐人寻味……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但是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没有统一的首领，互相征战、兼并，最后由刘邦夺得天下，建立了汉朝。这时国家已经是极度贫困，民不聊生。有史书描述当时国家的穷困状态，朝廷官吏出巡甚至连马车都没有，只能坐牛车。汉高祖刘邦来自底层，深知民间疾苦，约法三章，制定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刘邦亲率军队四处征战，平定天下，委托他的谋士萧何在长安建设都城。《汉书·高祖本纪》中记载：“七年二月，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无）以重威，且亡（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悦），自栎阳徙都长安。”刘邦在外征战，回到长安看到萧何正在大兴土木，建造宏伟壮丽的宫殿建筑，责问他为何“治宫室过度”，而萧何关于“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的回答令刘邦无言以对，并且很高兴地接受了。于是就在秦朝的教训刚过不久，汉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兴土木，只是稍有收敛，没有了秦朝那样过度的奢华。汉朝宫殿之壮丽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建章宫等。皇宫中还建有园林、未央宫有沧池，建章宫有太液池，著名的皇家苑囿上林苑，围墙周长四百多里，苑内放养野生动物，开挖昆明池，长四十里。从出土的汉朝宫殿建筑的瓦当尺寸就可以想象到当年殿宇之宏伟，所谓“秦砖汉瓦”，确实名不虚传（图1-4-1）。图1-4-1 汉代“长乐未央”瓦当与现在琉璃瓦当比较
虽然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亡国的教训而有志于节俭，但是萧何的名言“非壮丽无以重威”却明确地道出了国家建筑形象的政治意义，令人无法抗拒。自此，这一观点也就成为了中国历朝历代穷尽财力建造宏伟宫殿建筑的思想基础。而且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就是所谓“形象工程”，今天很多地方政府建造豪华办公楼，实际上仍然是表达着“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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