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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3 01: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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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辛忠权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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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起散落

捡起散落试读:

四合院

广袤的苏北平原改革开放前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在属于淮河流域的里下河地区,靠近黄河故道的南侧,离黄海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自然村落叫辛庄。村西边有一个四合院,在这个四合院,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说起四合院,人们总会想到北京或北方的四合院,但在我老家,也能见到极少数四合院。

我们家这个四合院,由二十多个房间组成,占地两亩左右,住着五户人家———父辈的五个兄弟。大伯家坐西朝东,三叔家坐东朝西,五叔家坐北朝南,我家和四叔家坐南朝北。我家还有一个房间连着三叔家坐东朝西,和三叔家隔着一个共用的过道。四合院中间是一大块场地,是打谷、晒粮食、晾衣服、孩子玩耍的地方,也是五家共用。四合院当然不是全封闭的,拐角处有条小路通向菜园,通向田野,通向几里外的小镇。在苏北,绝大多数农家是朝南或朝东的三间房子,外加一个堆柴火烧饭的锅屋,而且错落而坐,不讲排列。因此我们家相对独特的四合院就有点名气,人们称之为“辛家家天”(天井之意)。

提起“辛家家天”,十里八乡没有人不知道的。名气虽有,但不适合居住。比如我家门朝北,冬天,西北风刮得门窗呼呼作响,寒冷至极;春天,暖和的东南风又吹不进家门。为什么形成这样一个不适合农村生活的四合院呢?或许是我的祖父担心他的儿子们分散居住形不成合力被人欺负,因此教导他们成家后仍居住在一起,好相互照顾,也可防盗防抢什么的。在民不聊生、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祖父如此思考,那他一定是个有头脑的人。我未见过我的祖父,因为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去世了。

我们家的四合院在当地之所以小有名气,除了与众不同的住房结构外,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这兄弟五人都“刨园”,意思是会种蔬菜,相当于现在城乡接合部的菜农;另一个特点就是都供孩子上学读书。当时的农村,绝大多数孩子读几年书认几个字就回家种地了,而“辛家家天”的孩子,只要成绩好就可以一直读下去。小学升初中,只要你考上就送你到镇上读初中;初中升高中,只要你考上就送你到县城读高中;高中升大学,只要你考上就送你到大城市去读大学。父母再苦再累再穷,一句话,也要把儿女的上学读书进行到底!因此,在他们后辈共二十个子女中,就有十人先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扬州工业专科学校(即现在的扬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大中专学校,先后跳出了“农门”。这在当地农村是极少见的,“辛家家天”也因此更为出名。我所在小学的一位老校长评价说:“你看看人家‘辛家家天’,会‘刨园’,又让孩子全部上学读书,将来一定有好结果。”当然,这也是一字不识的父辈们晚年引以为荣的。

2014年春,借高中毕业四十周年同学会之际,我回了一趟老家。父母十多年前已先后去世,我也多年未回故乡了。我儿时印象中那整齐壮观的四合院不见了,它的地基已荒废,不知是谁在地基上种了几棵病恹恹的小青菜。我心中一阵悲凉,四合院已永远地消失在这片土地上了。但所幸的是,老屋破败后我妹妹为母亲搭的两间小平屋还在,它们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仍然坐南朝北。我轻轻地推开房门,静静地走进房间。昏暗之中,我看见六十年前母亲生我时的那张床还在,我小时候睡觉的平柜还在,那只用于盛粮食的大坛子也还在,只是都铺满了灰尘,结满了蜘蛛网。显然,它的主人已远行多年了!不知是不是中午与老同学聚餐时的酒意所致,我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痛哭失声。

现在的人们谈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怎一个“穷”字了得,但我的感觉是,我的儿时“既穷又不穷”。说穷,当时的中国普遍是贫穷的。大概是1960年春天吧,我的一个姨娘一路乞讨,走了几百里路逃荒到我家,饿得面黄肌瘦,几乎衣不蔽体,在我家住了几个月,到了夏收季节才走。也是那年春天,凄凉的春雨连绵不断,我们家也断粮了。母亲煮了一锅白菜梗,没有油,放了些盐,四个孩子喝了就熄灯上床了。我饿得睡不着,躲在被窝里抽泣。到了后半夜,蒙眬中睡在我身边的父亲不见了。到了第二天晌午,他奇迹般地背了一大袋米回家。不久就听到母亲在外屋跟父亲吵了起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父亲是从哪里弄来一大袋粮食的呢?母亲又为什么跟他吵呢?那时我五岁。即便到现在我都未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说不穷,就是在那最艰难的年代里,我父亲兄弟五家共二十个子女中,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能做到“三有”: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在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贫困地区之一的苏北平原,能做到这“三有”实在是很不容易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父母的勤劳、智慧、无私和忘我。春夏秋冬,从早到晚,家里家外,到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天刚蒙蒙亮,我们还在睡梦中,父亲就出门拾粪去了。早餐几碗地瓜粥下肚后,他又远出卖菜种子去了,直到天黑才回家。母亲则一整天在地里劳作,还要烧饭、喂猪、洗衣服。天黑了,又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们几个孩子缝补衣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如此。我家对面五叔家有七个孩子,从我小时候记事起,直到我十八岁参军离开家,我就没有见到五婶清闲过,留在我记忆中的全部是她劳作时的清瘦身影。参军那天早上我向五婶道别时,她正从水缸里舀水,她一句话都没说,我看见她的泪水嗒嗒地滴在水缸里。真是苍天有眼,她的七个子女中有六个在政府机关和教育系统工作,她活到九十七岁,无疾而终。

他们不仅勤劳无比,而且都善于干活。就说“刨园”吧,他们能从那几分自留地里刨出“金子”来。我父亲培育的大白菜一棵能长到二十多斤,我三叔种的大萝卜能有十几斤。我记得当时的村干部还让三叔戴上大红花,捧着那棵硕大的大萝卜在村里兜了一圈,后面还跟着一支锣鼓队。他们不仅种白菜、萝卜,还种南瓜、山药、花生、茄子、西瓜、甜瓜、梨等,而且样样长势都很好,从未见他们失手过。这些农副产品保证了正在发育时期的儿女们的营养均衡。

高产的白菜和萝卜是吃不完的。他们就挖个地窖,把白菜埋进去过冬,萝卜腌制成萝卜干,放在大缸里储存起来。漫长的冬天过后,农村进入青黄不接的时节,他们就把白菜、萝卜用手推车推到小镇上去卖,这时能卖出上好的价钱。换来的钱用来给子女们交学费,买粮买油买布。这样一来,人家的孩子因没有钱交学费而辍学了,而我们能得以继续上学。

大概在我十岁时,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去赶集,他去卖萝卜干。父亲在小街的一侧刚蹲下不久,突然有两个穿制服的人走了过来,一个一脚踢翻了筐子,萝卜干撒了一地;一个一把夺走我父亲手中的小秤,将秤杆折成了两段。我父亲是个脾气比较暴躁的人,平时在家里还是挺凶的,我看见他两眼冒出愤怒的火焰,但一句话也没说,后退了一步,又急忙蹲下去捡满地的萝卜干,担心稍慢一点萝卜干就会被拥挤的人群踩烂了。父亲趴在地上捡萝卜干的样子显得那样可怜和无助。那一幕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

忙碌了一春之后到了夏天,四合院里突然热闹了起来,放暑假了!四合院里大大小小十几个学生都回家了。我们几个在村小学读书的小学生自然不用说,在镇中学读书的初中生、在县中学读书的高中生、在省城读大学的大学生都回家过暑假了。父母们更加起劲地忙碌起来,除了地里的农活,还要为孩子们烧一日三餐,还要打扫房间,整理床铺,洗涤衣裳。清晨一大早,各家门前的晾衣绳上已挂满了衣服,蓝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黑色的,花格子的,犹如彩旗一般。到了晚上就更热闹了。盛夏的夜晚屋子里闷热难耐,兄弟姐妹们纷纷把草席铺在天井里的场地上乘凉。男的只穿短裤,女的短裤加汗衫,人手一块毛巾,一把扇子。透着青春的气息,遥望着星空,大声地讲着各自的学习生活和见闻。有的说见到从城里来的同学带着一把小提琴是多么羡慕;有的说做早操时突然晕倒了,一位老师给了她一块糖,吃了就好了,其实她不懂,实际上她是饿成低血糖了。我的一个哥哥自带的粮食不够吃,就把山芋干放在饭盒里蒸熟当饭吃。山芋干很容易被其他学生偷走,有几次他没有吃饭就含着眼泪去上课了,老师见他上课无精打采就狠狠批评他。更多的是说自己刚进城时出的种种“洋相”。

在那些难忘的盛夏之夜,当我们十几个兄弟姐妹在四合院的天井里讲着各自的经历和见闻时,我们的父母们只是拿个小凳子坐在一旁,不时地用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看得出,他们疲惫的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期望。似乎在想,孩子们呀,你们一个个都慢慢长大了,要飞走了,只要你们将来过上好日子,我们死也瞑目了。

我父亲兄弟五家的二十个子女,现在大多数在南京、苏州、杭州、盐城、石家庄等城市安居乐业,有好几个也都事业有成。只有两个七八十岁的老大哥由于文化低,现在还生活在老家,但他们的子女通过上学、打工等渠道,也大多离开了农村。这也许是中国农村历史大变迁,中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吧。

父辈们和他们亲手建造的四合院已回归本来就拥有他们的土地。时间也逝去久远,但一切仿佛就在眼前。2014年春母亲和她的三个儿子(1975年于杭州西湖)过 道

我在《四合院》里说过,我们家的四合院朝东方向有个过道,五家共用。过道一侧放着一台推磨,用以磨粮食,磨山芋粉,做豆腐,等等。

这里曾是我儿时的乐园,也承载着我少年时期许多惆怅、幻想和无知。

炎炎夏日,外面骄阳似火,天上没有一片云,树叶纹丝不动。家里母亲又在烧火做饭,烟气呛人,闷热无比。这时过道里就不同了,或多或少总有凉爽的穿堂风。于是,到中午吃饭时就热闹了。我家、三叔家、四叔家,不像平时在家里吃饭,纷纷把桌子抬到过道里,各占一角,就像吃食堂似的。五叔家因为人口多,又离得远,就在家门口的一棵大槐树底下吃饭。到了吃饭时间,我们七八岁的孩子就特别兴奋。五六十年代虽然穷,早晚都是山芋(干)粥或大麦面疙瘩粥,但中午总有一顿米和大麦仁做的干饭,还有两三道菜,比如一碗蒸咸肉,加韭菜炒千层,或一碗蒸鸡蛋,加炒菠菜。我父亲爱吃鱼,有时会有一盘红烧小鱼。到了开饭时间,各家都把菜端上桌。啊!满屋都飘溢着菜的香味!特别是刚蒸好的一大碗咸肉,香气直奔心底。我们小孩子早就趴在桌上,馋得直流口水———一方面早餐吃得差,小孩子又好动,早就饿了;一方面,饭菜真是香啊!那时的菜没有污染,水是洁净的,不用化肥,都是人畜粪便等有机肥;猪吃的不是工业化生产的饲料,而是山芋藤、南瓜、豆饼、剩饭剩菜等;菜又是用草锅烧出来的,你说能不香吗?可以说,我工作几十年,中国菜基本吃遍了,外国菜也尝过一些,但再也吃不到旧时家乡菜的味儿了。有人会说,你好东西吃多了,感觉不到味道了。也有人会说,过去穷,吃点好菜记得牢。其实不然,味道是和家乡、亲情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小孩子边香喷喷地狼吞虎咽地吃着,边偷偷朝别人家桌子上看,看看他们家吃什么。我三叔家两个大孩子在外读大学,三婶又病逝了,有时候菜就差一些。我母亲就搛两块咸肉放在我堂弟堂妹的碗里,也不多给,因为她的四个孩子也不够吃。有时,我们会有意外的惊喜。我五叔家经济条件比较好,五婶又是一个特别有善心的人,她会突然给别人家端来一碗水饺。水饺在当年可是高档食品,一年吃不了几次。我眼睛一亮,但立即就失望了,因为大哥在家。大哥在县城读高中,这时正值暑假。我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有好东西先给较大的孩子吃。于是我大哥一口一只,理所当然地把那碗水饺吃掉了。我和妹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吃。心想他吃饱了,也许能剩两只呢!可惜,他一只不剩!我们彻底绝望了。这也难怪,他十六七岁,正在长身体,再给他两碗也能吃掉。还有,他在县城读高中,平时住校伙食很差,只有寒暑假回家才能吃得饱。母亲也特别心疼他。

午饭后,母亲在过道的地上铺上一张草席,叫我带着妹妹在草席上乘凉睡觉,不许到外面乱跑。外面烈日当空,成百上千的知了在树上齐鸣,鸣声直贯耳底,我们小孩子怎能睡得着。我就用大芭蕉扇给妹妹扇风,她闭着眼睛任凭我给她扇,很享受。一会儿我扇累了,叫她给我扇,她不肯。于是我想了个主意说,你给我扇十下,我给你一分钱。她立马来劲了,跪在我身边双手使劲扇十下,就伸手向我要钱。我说你再扇十下,我再给你一分钱。她又来劲了,又扇了十下。三十下过后,我说欠你三分钱,我们来石头剪刀布,输一次一分钱,她说好。于是开始石头剪刀布。我因心怀鬼胎,所以运气不好,几回合下来,又输她四分钱。于是我说,刚才欠你三分钱,现在又输你四分钱,四减三等于一,我再给你一分钱对吧?她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我,觉得不对劲,一时又转不过弯来。我把一分钱塞到她手里,她立马高兴起来,账也不算了,因为一分钱可以买一块小糖呢!那时她四五岁吧。

到了冬季,由于苏北是块大平原,寒冷强劲的西北风一来,横扫大地,毫无阻挡,大地几天之间一片枯黄,不留一点绿色。一到雪天,白雪皑皑,一望无边。低矮的农家草屋显得更加低矮,人们在草屋旁的泥泞小道上缓慢移动,显得十分渺小。但这恰是我们儿童的极乐世界。我们在被大雪覆盖的麦地上奔跑,用自制的弓箭射向天空,箭落在远处的雪地上格外分明。这种弓箭的弓用的是韧性很强的柳条,箭用的是高粱秆上面的一节,箭头用的是磨尖的大号铁丝,能射到百米开外。偶尔会有饿急了出来觅食的野兔在雪地里飞奔而过,我们几个兴奋至极,立即对着野兔射击。当然,不可能射中的,野兔早就消失在麦地旁的水沟里了。

夜晚,房前屋后都挂着冰凌,寒冷极了,麻雀纷纷躲到过道的屋梁上、四合院的屋山头下避寒。这时,我们孩子的娱乐节目又拉开了新的一幕———打麻雀。我们先用手电筒对着它照。麻雀似乎冻僵了,手电筒对着它照也一动不动。我们接着就用弹弓对着射击。嘭,一只!嘭,两只!一打一个准。有时一个晚上能打下几十只麻雀。第二天,母亲就用开水把麻雀的毛煺了,扒去内脏炖了给我们吃,那真叫香啊。那时油很金贵,舍不得用油炸。如果用油炸,那就更香了。

自从那次跟父亲赶集,亲眼看到镇工商所的人将父亲卖萝卜干的筐子踢翻,把小秤折断之后,我发现我突然长大了,不是小屁孩而是大男孩了。我千方百计弄到两只吊环、一本《长拳图解》、两条铅带(里面是铅块,用布缝上)。我要练功,练武,练成大力士,就像《隋唐全传》里的罗成!我将吊环吊在过道的屋梁上,每天放学后就在吊环上练习各种动作。对着《长拳图解》练长拳,并将铅带绑在小腿上,练拳、走路都带着。练了大概两年吧,我的胸肌已比较发达,力气也大有长进。为此,我还特地到小镇的照相馆拍了一张胸肌照。记得在那些深秋之夜,寒冷的月光直射四合院的天井,冷峻而苍白。家人都睡觉了,我一个人在天井里练长拳,扫堂腿连续能打几十个,然后就在过道的吊环上翻上翻下,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看着自己日益强壮的身体,有多少次我幻想着找到那两个人,一记重拳猛击他们的脸部,然后一个扫堂腿让他们在空中翻转三圈重重摔下,然后我飞奔而逃让他们永远抓不住我!当然,少年的幻想归幻想,事实上我也不认识那两个人,也不可能去找他们。但少年时期练功让我受益匪浅。不说别的,到县城读高中时,我在全校运动会上100米跑出了12Ʊ7秒的优异成绩,获得冠军,引来不少女同学钦佩的目光,并将校纪录保持了五年之久。我的短跑成绩肯定与我练长拳、佩着铅带走路有关。我还获得了铁饼项目的冠军,这也肯定是长期练吊环的缘故。

过道里的记忆不全都是快乐与幻想。前面说过,在过道的一侧有一台推磨。有一次,家里可吃的粮食快没了。于是母亲从平柜里取出一笆斗玉米,叫我和她一起磨成玉米粉。当时,大哥在县城读高中,二哥在镇上读初中,都住校。父亲一大早就出门卖菜种子了,妹妹还小,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劳力。于是我就和母亲一起磨起来。她在前面一手用力带着磨盘,一手往磨盘眼里放玉米,我在后面扶着磨拐前后推拉。不知为了什么事,我和母亲闹起别扭来,我一气,丢下磨拐就走。这种推磨没有两个人操作是不行的,母亲只好停下来追我。母亲已经是五十几岁的人了,又是小脚,怎能追得上我。她刚到过道门口,我已一溜烟不见人影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回家拿东西,故意从过道走过,一进一出两次,像是示威似的:我就不给你推!我就不给你推!这时,母亲气得再也不理我了。只见她一个人,先在前面的磨眼里放满玉米,再回到后面用力推拉几圈。大家知道,磨盘连续转动是省力的,如果停下来再重新启动是很费劲的。母亲就这样,也只能这样,停下,启动,再停下,再启动……我看见大颗大颗的汗珠从母亲的脸上滚落下来,她浑身几乎湿透了。我心里一软,想再帮她推磨,但鬼使神差似的,不更事的我还是跑出去玩了。

直到天黑我回家时,一大锅玉米粉地瓜粥正在锅台上冒着香气。桌子擦得干干净净,一盘萝卜干、一盘红烧豆腐放在桌子中间。我知道,豆腐是父亲回家时买的。桌子的一角放着一盏煤油灯,一闪一闪的。这天晚上我和母亲一直没有搭话,但我发现她吃得很少,豆腐几乎没有动筷子,香喷喷的玉米地瓜粥她也只喝了半碗就上床了。

第二天,母亲病了。也许她昨天用力太多,出汗太多,后来被过道的穿堂风一吹,感冒了。果不其然,母亲发高烧三天三夜不退,父亲只好请来赤脚医生给她打针、配药、针灸。几天后,母亲还没好利索,又下床干活了。

当我成人懂事,离开家乡父母多年之后,每当想起这件事时,胸口就隐隐作痛,越久越强烈。

过道已随四合院一起消失了,能一起带走我的记忆吗?看来不可能了。

2014年春麦 浪

我家西边,是广阔的农田,连绵七八里没有人家。农田有多大呢?我估计有好几万亩!围在它周围有十几个村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叫生产队),主要靠它长出的粮食活命。这一大片农田一马平川,有若干条排水用的小沟小渠贯穿其间。农田按各个生产队人口的多少划分,大的生产队能分到好几千亩,小的生产队也能分得千亩以上。农田主要种植大麦、小麦、玉米、地瓜、黄豆等。

这几万亩农田随着季节的转换呈现出博大多情的万千气象。冬天,秋播的大麦小麦只在土壤底下悄悄发芽,不敢露头。如果初冬比较温暖,麦芽即使长成麦苗,也会被接下来的严寒冻枯冻黄。这时,大地一片死寂。一遇雪天,白雪皑皑,一望无边,在寒冷的阳光照射下,令人目眩。到了六月份麦子收割的季节,这一片农田怎一个繁忙了得!熬过青黄不接,时常挨饿的人们立即迸发出无限的劳动热情。各个村庄上百男女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抢收麦子。女人们将擦汗的毛巾系在腰间或盖在头上,一字儿排开,飞快地挥舞着手中的镰刀,哗哗地向前向前。半天工夫,一大片麦子就被摆平了。男人们则把女人们刚放倒的麦子捆在一起,摞到手推车上,一车一车地运到各自的打谷场上。手推车又高又满,一辆接着一辆,远处望去就像蚂蚁搬家一般。没几天工夫,几万亩麦子就躺在打谷场上了。这可是人们接下来半年的口粮。

麦收过后,紧接着就是播种玉米和山芋。玉米和山芋交相种植,这边是一大片玉米,那边就是一大片山芋,玉米山芋一高一低,有利于通风。到了秋天,玉米长到一人多高,如果走进玉米地,都看不到头顶。青青的玉米棒子吐着黄色的、白色的、红色的胡须,真是看了喜人!我们小孩子喜欢钻进玉米地里,扯那些五颜六色的“胡子”。

对于少年的我来说,因为没有参加劳动,所以最难忘的不是繁忙的收割景象,而是春天的麦浪和捡麦穗。

四五月份,麦子长到一尺多高了,绿油油、水灵灵的,整齐地挤在一起。每一株都像亭亭玉立的少女,静静地听着远方飘来的天籁之音。春天,温润的东南风吹来,几万亩麦田随着风的节奏缓慢地摇摆,就像大海的波浪,不,比大海的波浪更加安静又更具生命力!

在一个阳光明媚、春风拂面的晌午,我站在屋后的田埂上,遥望着这万顷麦浪发呆。只见麦浪一起一伏,像是在向我招手,又像是在和我道别。突然,一股不可名状的情绪袭上心头,我的眼睛顿时不由自主地潮湿了!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情感。是少年的迷茫和忧愁,还是在这广阔的麦浪里我稚嫩的心找不到着落,还是她把我的魂吸走了,抑或我真的长大了?我说不清。

以后多年,这特定的景象和情感经常萦绕在我的心头,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在我的梦幻中,恒久不能忘怀。

由于地理纬度的因素,苏北地区的麦收季节在阴历六月中下旬。这时,大人们忙着收割,我们小学生刚放暑假(那时叫麦假),也有一个任务,就是捡麦穗。麦子收割完后,地上总会留下少量的麦穗。只要看田的人大手一挥,我们大大小小几十个孩子就立即拥向田里拾起麦穗来。捡来的麦子不用交公,全部带回家,有时我一场下来能捡一两斤。母亲偶尔会表扬一句:“噢,今天捡得不少。”我心里就美滋滋的。

但有一年,我突然对捡麦穗无限神往,这可不是想得到母亲的表扬,而是另有隐情。

这得从我小学的音乐课说起。我所在的小学只有一位音乐老师,还是兼职的。由于师资缺乏,每周只有一节音乐课,而且是两个年级一起上。这年的学期第一节音乐课,比我们低一级的同学像上学期一样,带着各自的小板凳走进我们班的教室,在走道上坐了下来。我突然发现,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孩子。她瘦瘦的小小的,穿着一件黄蓝相间的花格子小棉袄,脚上是一双黄色的小球鞋,这种鞋子在我们村的女孩子中可不多见(她们大都穿着父母手工做的布鞋)。和我们村的女孩一样,她也扎着两条小辫子,但圆圆的小脸蛋又红又白,两只晶亮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的。老师教唱歌时她也一句一句认真地跟着唱,但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每当开口唱之前,她都会怯生生地看我一眼,也许这陌生的环境让她感到害怕吧。

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个插班生。她爸爸是县里派到乡下一个什么工作队的,她妈妈不在了,她跟着她爸爸。

整整这一个学期我最盼望的就是一周一节的音乐课了。因为按座位排列,她每一次都坐在我的旁边。她坐在我身边比我矮一个头,一是人小,二是她带的小凳子也很矮。她总是怯生生地唱歌,声音也总是细得几乎听不到。但快到放麦假的一节音乐课后,她对刘庄的一个女孩子说:“放假了我也要跟你去捡麦穗。”尽管声音依然很轻,还是被我分明地听到了。

于是我盼着麦收季节快快到来,我可以到刘庄的麦田里和她一起捡麦穗。

麦子即将收割的时候,母亲赶集回来,给我买了一双我从未穿过的球鞋,给二哥买了一条新短裤。我高兴极了,因为她也穿着一双球鞋!不久,我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如果我穿着自己的新球鞋,穿着二哥那条新短裤,再穿件白衬衣,系上红领巾,该多神气啊!和她一起拾麦穗时她一定朝我看的!于是,我向二哥讨那条新短裤。他穿在身上正美着呢,哪里肯给我!于是我第一次耍起赖来———躺在地上哭闹。其实我年幼时还是挺懂事的,从不向父母讨吃的讨穿的,从不和其他孩子打架,成绩总是全班第一,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当班长。但这次被这种朦胧神秘、不可言状的情感所控制,不惜丢人现眼了。我哭闹着,我二哥哪会理我,早就跑开了。我母亲对我说:“小三子,你有一双新球鞋,怎么还要哥哥的短裤呢?现在怎么这么不懂事,越长越小了?”其实,母亲哪里知道我心中的秘密,最终只得作罢。

收割开始了。我穿着白衬衣、新球鞋,系着红领巾,挎只小篮子,整装待发。看到刘庄的麦子收割完“放田”了,我就立即奔了过去。我一边捡麦穗,一边不时地抬头四处张望,希望在捡麦穗的人群中寻觅到她的身影。可是几天下来,都没有找到她。我心想,也许离村庄近的麦田捡的人多,捡不了多少麦穗,她是不是到离村更远的麦田去了?于是我又跑到离我家更远的麦田去。但几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现她。一天下午,我突然眼睛一亮,我看到了和她同班的那个刘庄的女同学!我的心怦怦地乱跳起来,一边假装捡麦穗,一边急忙在她周边寻找。唉!还是没有见到她。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她不是亲口说放假时要捡麦穗吗?最后,我鼓足勇气向姓刘的女同学打听。她一边低着头寻找着麦穗,一边淡淡地说:“她走了,跟她爸爸走了。”

当天晚上,我不洗不脱就上床了。以后几天,我整日茶饭不思,魂不守舍,竟发起低烧来。母亲摸摸我的头说:“这孩子,捡麦穗累了,还是病了?整天瘟如不神的(苏北方言)。”这天晚上,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我躺在平柜上,母亲带好门走了出去。不久,我隐约听到母亲在村口大喊:小三子,回家了!小三子,回家了!我很纳闷,我不是明明在家吗?妈妈怎么还叫我回家呢?原来旧时在农村,大人看到孩子生病或者恍惚无精打采的,往往认为是魂丢了,母亲在给我喊魂呢。

大概十多年后,我已是穿着四个口袋的小军官。我探亲回家,几次设法打听那个女生的去处,但谁都不知道,以后更是杳无音信。如今多年过去了,不知她过得好不好。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姓陈,幼时随父在刘庄住过半年。不知怎的,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遇到过许多人,总觉得和姓陈的姓刘的有某种亲近感,真是怪了。

2014年夏“红灯记”

20世纪60年代,人们不仅到电影院、剧场去看“样板戏”,有条件的大小单位还自行组织演“样板戏”。我所在的这个戴初中帽子的农村小学就是其中的一个。

要自演“样板戏”,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有热心于此的组织领导者,一个是有可挑选的演员。其他什么经济条件、物资保障都是次要的。演员嘛,外貌尚可就行。当然,主要演员要有基本的演艺技能和较好的唱功。

正好我们小学这两个基本条件都具备。学校刚来了一位新校长,他会拉二胡,有点文艺细胞,特别热心于组织学校的文艺活动。同时,学校有了一个初中班,学生都十三四岁,相对于小学生而言,初中生基本能够把握角色了。于是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立了,其主要任务是排练淮京剧《红灯记》。

学校顿时热闹了起来。每天晚上,一只炽亮的汽灯悬挂在初中班教室的上空(当时没电灯),灯光透过玻璃窗射向漆黑的乡野。所有的小演员热情高昂,全身心地投入到排练当中,老师们轮番上前指导。特别是演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的三个主要演员,练唱把嗓子都唱哑了。按理说,排练期间不必那样卖力,只要记住歌词,轻一点唱也可以。但校长要求排练就是演出,不许“偷工减料”。再说,当时排练真像演出,因为每次排练时,教室外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人。他们大多是附近的小学生,扒着教室的玻璃窗朝里看,他们来看热闹。当然也有小青年是来看李铁梅、李奶奶那漂亮的小脸蛋的。

排练进行得很不顺利,原定在元旦开始正式演出,眼看时间快要到了,但三个主要演员让校长和老师们放不下心。于是校长通过关系,特地从县剧团里请来了一个专业演员,突击辅导了一个星期。这位演员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反复做动作、摆姿态给他们看,对他们不规范的动作和唱腔也一一加以纠正。纠正唱腔把自己的嗓子也弄哑了。这也难怪,同学们当时才十三四岁,要准确把握李玉和、李奶奶这样的成年人、革命者的角色确实非常困难。李铁梅是个小姑娘,演李铁梅的小演员也是小姑娘,只是比李铁梅小几岁,角色的担任相对就容易一些。这位辅导老师不仅对三个主要演员精心指导,和演叛徒王连举等配角的同学也逐一交谈,然后指出不足,真是难为他了。一个星期后他走时,连说话都说不出来,人也瘦了一圈。老师和同学们把他送到路口,正要分别时,“李铁梅”突然哭了起来,她的哭声立刻引来哭声一片。指导老师的眼睛里也噙满泪水,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他镇定片刻,朝大家一挥手,转身一路小跑,很快就消失在一排农舍背后。

良久,同学们才镇静下来,到池塘边擦泪洗脸。大家坐在田埂上,默默地不说一句话。

现在回忆起来,这位辅导老师一定是个虔诚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身上有一种忘我的献身精神。同学们表现出来的依依不舍,不仅是纯洁的师生情谊,也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少年的我们的真情流露。

经过专业演员的突击辅导,三个主要演员的确大有长进。于是校长决定元旦晚上在学校操场举行首场演出。

天渐渐黑了下来,两盏炽亮的汽灯挂在舞台的两侧,把操场照得如同白昼,几里路外都看得见。村民们早早就带着凳子抢座位,来晚了就把家中高脚的长凳子搬来,站在凳子上,把一个容纳几百学生的操场挤得水泄不通。特别是有孩子参加演出的家长,更是早早地就坐在前排等着。其实,老百姓早就在电影里看过《红灯记》,对戏的情节和人物都非常熟悉,但仍对我们学生的演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主要是他们从未看过真人的演出,尤其是孩子的演出,而且是自己的孩子,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小演员们早就在教室里化装,穿好演出服等着,心情紧张又激动。随着前奏音乐的响起,演出正式开始。整场演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台下始终鸦雀无声,连小孩的哭声都听不到。直到李玉和搀扶着李奶奶走向刑场时,台下才传来几个妇女的抽泣声。到叛徒王连举出场时,台下突然冒出一句童音:“打死叛徒王连举!”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老百姓心中充满了对鬼子、叛徒的憎恨和对李玉和、李奶奶的热爱,对李铁梅由衷的赞美和喜欢。这一切,在他们的脸上表露无遗。

演出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举一个例子可以证明。我在剧中扮演的是叛徒王连举,1967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走到村口,就听到有孩子大喊“王连举回来了”。他们记不住我的名字,但记住我是“叛徒王连举”。

没想到一帮学生,居然能演淮京剧《红灯记》!这一消息迅速在全乡镇传开了。于是陆续就有村庄(那时叫大队)邀请我们去演出。校长和他们谈妥,他们负责搭戏台和提供演出结束后的一顿晚饭。在那几个月里,我们经常外出演戏,几乎演遍了大半个乡镇,日常学习几乎不顾了。傍晚,所有演出人员在学校里化好装,穿好演出服,在老师的带领下,从学校出发,一路上有不少小孩子追随起哄。

不知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对于我而言,一有外出演戏就特别兴奋。因为我是队长,喜欢带领同学干这干那。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所有的同学都一样,就是期待着演出结束后的那一顿饭。几乎所有接待我们的大队都拿出了他们能够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白米饭加大白菜炖肉招待我们。我们那个地方很少种水稻,能吃到一顿不加杂粮的纯大米饭不容易,肉就更少吃了。我们个个都像饿狼似的,用洗脸盆装的菜饭一会儿工夫就没了,再上一盆!接待我们的各个村干部都非常热情,保证管饱管够。他们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

✕✕小学的《红灯记》剧组从组建到解散大约半年时间。时间不长,但令少年的我难以忘怀,似乎人生第一次触及了人的美好的一面———纯洁和善良。

2014年夏两个“小三子”

和全国许多农村地区一样,苏北也习惯叫孩子“小三子”“小五子”。过去,谁家没有三五个孩子,因此叫“小三子”的特别多。如果在一群孩子背后突喊一声“小三子”,保证有许多孩子回过头来,因为他(她)在家里都叫“小三子”。

这里说的两个“小三子”,一个是我———辛小三子,一个是我的初恋———李小三子,她叫李梅(化名)。

我俩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她住李庄,我住辛庄,但同属一个大队,相隔不到三里地。算起来我们还有一点亲戚关系,她爷爷的妹妹嫁给了我爷爷的堂弟,我们应是远房表亲。

我俩本来是两小无猜的好同学,一起上学,一起踢毽子、跳房、玩玻璃球……但到了初二那年,她突然不理我了,不和我玩,也不和我说话。我当时懵懵懂懂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

后来才晓得,都是《红灯记》惹的祸。我俩都在《红灯记》里扮演了角色,她演李奶奶,我演王连举。一天,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看完演出后说:“把李小三子说给(方言,意即介绍、做媒)辛小三子吧,这两个孩子我看挺般配的。”不知怎的,这句话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她立马就不跟我玩,也不和我说话了。她当真了。

从此以后,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偶尔在路上碰到,都是低着头侧着身匆匆走过。

1973年,我参军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大队为了欢送我参军,特地请来电影放映队放一场电影。我无心看电影,在家陪着母亲。母亲在包饺子,准备明天一早让我吃了上路。突然,门被推开了。她在嫂子的陪伴下来到我家,这还是她第一次走进我家的门!我母亲热情地把她让进屋。那一晚,她和母亲一起包饺子。母亲一边与她扯家常,一边欲言又止,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我心里很着急:您可对人家好一点啊。可是,母亲还是一副“不卑不亢”的态度,甚至在她告别时“忘”了煮碗饺子给人家吃。

后来才知道,母亲有难言之隐啊!人家李家根本就不同意这门亲事,而李梅还被蒙在鼓里。

早在我们十三四岁,长辈提亲时,我父母就很高兴,觉得李梅这孩子很懂事,脾气又好,长得又漂亮。但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李梅的父亲坚决不同意,话语中颇有看不上我们家的意思。我母亲是个聪明、自尊心又极强的人。她觉得我家儿子懂事聪明,成绩又好,也长得“俊”,怎么就配不上你李家女儿呢?后来,她常在亲友面前说些风凉话:“人家是大干部,怎么会看得起我们农村人呢?”又说:“等我家儿子有出息了,还不要呢。”

的确,李梅的父亲是公社干部,人称“李秘书”。在农村,家中有人当个公社干部,尽管官不大,但对农民家庭而言,社会地位就不同了,自己也觉得高人一等。母亲说“还不要呢”也有她的底气,我几个堂哥堂姐都已在大学读书了。

长辈之间的事,我和李梅当时都不太清楚,反正我们已把彼此深深地留在心底了。离开家乡的那天早上,她又和我的家人一起,把我送到车站。在当时的农村,这相当于我们已“定亲”的公开表示,只是未提“定亲”二字。但她来送我,她父亲肯定是不知道的。

我来到空军嘉兴机场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写信。写两封,一封给父母,一封给李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写信,打了好几遍草稿才比较满意。信寄出后,天天盼着回音。父母的回信很快就收到了,但李梅却杳无音信。我等啊等啊,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我百思不得其解:李梅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变心了吗?我辗转反侧,有时彻夜难眠。春天的夜晚,在嘉兴机场的林荫大道上,我偷偷地抹着泪。

转眼半年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她的回信来了!我惊喜万分,小心翼翼地拆开,一看,心全凉了。她给我的回信只有寥寥数语,而且是用我给她的信的最后一张的反面写的!这分明是把我的信退了回来,想要断绝关系啊!

我无法再回信,从那以后我们中断了联系。

多年之后,当她向我表达思念之苦时,我问她:“你那封信是什么意思?”她却说:“这是表达我们两个已成为一体不可分啊,你怎么不回信呢?”天哪!无语。

后来我了解到,事情另有原委,并不全是误会。原来,我当兵后不久,她家的亲戚把她介绍给了邻县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家境殷实,小伙子又长得帅气,听说老子也是什么干部,比李梅爸爸的官还大。李梅爸爸很满意,破俗同意男方把李梅接到家里住了一个多月。男方妈妈很喜欢她,整日好茶好水招待,像小姐一样捧着。一天,男方妈妈收拾房间,意外地在李梅随身携带的一本书中,发现了一封信,即我写给她的第一封情书。这位母亲有点文化,看了信后,联想到李梅对她儿子总是不冷不热的,认定她“心中有人”,和她儿子相亲是“脚踏两只船”,于是一气之下,把李梅送了回去。

本来“一家有女百家求”,这事也无可厚非,问题出在李梅的性格。她性格脾气极好,对人特别有礼貌,天生不会生气。遇事不会与人争辩,更不懂吵架是什么滋味。但另一面也就表现出没有主见,长辈说什么她就听什么,即使不对她的心愿,她也没有什么反对的表示。有的同学评价她只用两个字:“没用”!

由于我们彼此长久失去联系,百般无奈之下,她在家长的主持下与一姓刘的人家定了亲。刘家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父亲是老红军,陕西人,大概在抗日战争中来到苏北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身体残疾就地转业安置,每月政府发给一定的抚恤金。由于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家境比一般人家好。据说这个老头脾气极坏,谁要惹他不高兴举起拐棍就打,老百姓没有不怕他的。李梅爸爸之所以同意这门亲事,也许就是看上了刘家的政治地位。

二十四岁那年的夏天,我回老家过暑假,身份不再是“小当兵”的了,而是军官大学生(部队干部考上地方大学)。听母亲说,李梅快要结婚了。我心中涌过一丝淡淡的惆怅,不是滋味。

一天,有两个高中女同学突然来到我家,邀我出去玩。我高高兴兴地拔腿就走。走出村口,她们诡秘地笑着说:“看,那是谁啊?”我抬头一看,李梅站在不远处的小河边,正微笑着望着我!我心中一震,六年了,她已变成一个成熟迷人的大姑娘了!六年了,你到哪里去了?!

她们三个串通好的,我被领到了李梅家。李梅父亲前两年因病去世,李梅母亲早已准备好丰盛的晚餐。吃饭时,她不时悄悄地把菜搛到我碗里,其他两个女同学装作没看见,我的心被心仪女性关爱的温情包裹着。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就在李梅家住下了。

李梅把她的闺房让给了我,她们三个女生在客厅里搭了两块门板挤在一起。休息时,她不时地到房间里拿东西,一会儿找枕头,一会儿找扇子,一会儿又在床头柜里翻来翻去,好像要找什么又找不着。我带着醉意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但心中五味杂陈不知如何是好。我俩第一次同处一室,我的心怦怦乱跳。我知道,只要我一伸手,她就会顺势倒在我的怀里。但我矛盾极了,人家快要结婚了,而且男方是老红军的儿子,也是我的同学,我也是一个军人,这时我把她夺走,行吗?

我就这样思前虑后几乎通宵未眠。没料到,家里父母也几乎一夜未睡。原来,我们走后不久,我的四叔到我家对我父母说:“不得了!我看见你家小三子跟李小三子走了。”我父母一听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几个老人议论着,李梅快要结婚了,人家刘家是老红军,有四五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如果这时抢走人家的媳妇,不把你家的房子扒了才怪!又议论:小三子现在是部队干部,又考上大学,将来前途无量,不愁找不到比李梅更好的。

于是,几个老人共同决定,坚决阻止。可怜我的老父亲,担心我惹出事来遭刘家报复,快七十岁了,深夜一个人拄着拐棍,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小镇上,找我回家。他以为我们会在小镇上喝酒看电影什么的,他压根儿想不到我会在李梅家里过夜。

智慧总是比人们需要它的时候来得迟一些。我们彼此失去了机会,只能各奔前程。李梅后来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两口子先在乡镇企业工作,后来企业倒闭了,夫妻双双下岗。好不容易在小镇上买了两间房子,后来又被一把火烧了。丈夫还开过小吃店,卖过何首乌粉(苏北特产),为造纸厂收购稻草,却都以亏本告终。她后悔自己的优柔寡断和对父母的唯命是从,经常在半夜里哭醒,有时在梦中喊出我的名字。为此,两口子经常吵架。

以后多年里,她经常去看望我的母亲,每次都带一些我母亲喜欢吃的小甜点,就像亲女儿一样。

2004年春老母亲去世,按照农村丧礼习俗,母亲的嫡亲儿孙媳妇都要捧着哭丧棒跪在灵堂两侧陪着亲朋吊唁。当我下跪时,赫然发现李梅也捧着哭丧棒和我一起下跪。由于孩子还小,我的老婆未能和我一起回老家给老母亲送终,李梅这是来替我尽孝了!

最近几年,李梅家境渐渐有所好转,在小河边造了几间平房,造价不高,但很漂亮,白墙蓝瓦,像乡间小别墅似的。

祝福你,李梅!祝你晚年一切安好!

2014年秋母亲的噩梦

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一天早上,母亲忧心忡忡地对父亲说:“昨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大掉到河里了,我用棍子去捞,怎么也捞不着,急死我了!”又说:“你抽空去趟县城,看看儿子吧!听说现在乱得很,快打起来了。顺便带点山芋干给他。”父亲“嗯”了一声,又背着布袋出门卖菜种子了。

这一整天母亲总是心神不宁,干活也是丢三落四的。到了傍晚,突然来了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对母亲说:“辛✕✕(我的大哥)生病了,请您去服侍几天。”我母亲一听就急了:“什么病?”“没什么,您老人家别着急,就是骑车摔倒了,头上擦掉了一层皮,要住院观察几天。”母亲急忙收拾好换洗衣服,跟着他们走了。

第二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到一间平时堆农具杂物的屋子找东西,发现门被闩住了。我很纳闷,这间屋子是从来不锁门的,谁在里边?我从门缝里往里看,发现父亲坐在小板凳上,正在数钱。有整整一叠十元一张的(这显然是以前存起来的),更多的是散落在地上的零钱,有五元、一元、五角、一角的……铺满一地。啊!我从未见过父亲有这么多钱!父亲由于注意力高度集中未发现我,我就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趴在门外偷看。过了好长时间,父亲才把钱数好叠好,放在一只袋子里。我不知道有多少钱,估计有好几百吧。后来母亲告诉我一共是八百元,这在当年可是天文数字啊。

当晚,父亲也走了。他带着家中所有的钱走了。平时,父亲把钱看得是非常重的,母亲向他要钱他也经常不给或少给,亲友欠他两斤肉钱不还,他会一直牢记在心。这次却带上了他的所有。他沿着一条灌溉渠一路向西去往县城。他本可以走到小镇上再坐汽车到县城,可也许是没有班车了,也许是他舍不得花车票钱。沿着灌溉渠走是近路,但也要走六十里地。

原来,我哥哥是在两派之争中被打成重伤,差点丢了性命。

当我母亲看到他时,他躺在县医院的急救室里,生命垂危,不省人事。母亲几次哭得昏倒在地。院长见状安慰说:“老人家,您别哭了!我这里医疗条件差,我一定负责把你儿子送到盐城大医院抢救!”于是在院长的直接安排下,从盐城来了一辆救护车,把他接到盐城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并派医生护士跟随。那时救护车极少,这位院长真是老大的救命恩人了!

经过半年左右的治疗、休养,老大痊愈了。半年来,母亲日夜陪伴左右,烧饭、喂饭、擦身子、端尿盆、洗衣服……为儿子,母亲倾注了她的全部心血。父亲送去的钱全部花光,还接受了不少亲友力所能及的资助。

一天,母亲终于带着她最宠爱的大儿子回家了。我几乎认不出他俩来。老大变胖了,这一定是母亲经常给他吃鸡、鱼、肉给补的,而母亲原来乌黑的头发变得花白,原来微胖的脸消瘦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以前那么响亮了。到了晚上,我发现她的眼睛明显不如从前了,要找的东西离她很近她都看不见。总之,她苍老了许多。

据说母亲和儿子在冥冥之中,灵魂是相通的,他们之间有一根无形的线连着,这一头抖动一下,那一头就能感觉到。

那天晚上老大昏死在河边,母亲就梦见他掉到河里了。

我看过一篇报道,大意是说在二战时,一位美国母亲做了一个梦,清晰地梦见儿子正躲在欧洲某个山区的一个山洞里,外面大雨滂沱,儿子与战友们已几天没有进食,但无人营救。那时她的儿子正在欧洲战场上与德国法西斯作战。她立即找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要求立即拍电报给在欧洲的美军派兵营救。她把时间、地点、情形都说得非常清楚,言之凿凿。美国当地政府只能抚以安慰。当二战结束儿子回国时,母亲问他,你✕年✕月✕日在哪里?果然,那一天他和战友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因为被德军包围了,无法脱身。

人是否真有第六感我无从知晓,但我倾向于相信母亲与儿子之间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儿子走到天涯海角都不会断。

中国母亲,美国母亲,全世界的母亲,愿你们不再为子女做噩梦!2014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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