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迈克尔·刘易斯,（美）丹尼尔·卡尼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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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发现+思考快与慢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封面
版权信息
思维的发现：关于决策与判断的科学
思考，快与慢
目录
CONTENTS献给
引言 历久弥新的问题：思维在做什么
第一章 NBA的数据模型：达里尔·莫雷
第二章 局外人：丹尼尔·卡尼曼
第三章 局内人：阿莫斯·特沃斯基
第四章 回到以色列
第五章 碰撞：小白鼠与巨蟒
第六章 判断的机制
第七章 预测的机制
第八章 医生的思维偏误
第九章 心理学勇士的诞生
第十章 孤立效应：风险决策
第十一章 反事实思维的谜团
第十二章 可能性之疑云
终篇 终篇
注释
致谢
返回总目录献给达契尔·克特纳我的丛林引路人心存怀疑虽是种不愉快的体验，
但至少不像深信不疑那般荒唐。——伏尔泰引言历久弥新的问题：思维在做什么
2003年，我的《魔球：逆境中的制胜法则》一书（以下简称《魔球》）付梓出版。该书讲述了奥克兰运动家队在评定棒球运动员身价以及制定棒球比赛策略方面做出的一些新的、有益的尝试。这支球队和其他球队不同，他们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无法聘请高价球员，因此管理层只能另辟蹊径。通过了解棒球比赛的历史数据和最新数据，借助外部人士对这些数据进行的统计分析，管理层获得了一个堪称全新棒球知识的重大发现。自此，他们开始频繁出入其他棒球队的管理部门。他们发现了那些被弃用或者被忽视的球员身上的价值，这对当时棒球界奉行不悖的用人智慧构成了极大的讽刺。书作面世后，某些棒球界的专家——因循守旧的管理者、球探、记者——似乎对之不屑一顾，然而，大多数读者却与我一样，发现了书中故事的趣味之所在。奥克兰运动家队选择球员的方式让很多人从中领悟到了一条普遍经验：如果一家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的企业中享受高薪且经过层层公开选拔的员工在市场上得不到重用，那还有谁该得到重用？如果棒球运动员的市场如此低效，那还有哪个市场能保持高效？如果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能使我们重新认识棒球，那人类活动中还有哪个领域是不向我们敞开大门的？
在过去十几年里，奥克兰运动家队的经验已被很多人视为范例。人们开始借助更全面的数据，利用更科学的方法去分析并发现市场的低效。我曾经读过一些文章，内容涉及魔球法则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包括如何办教育机构，如何拍电影，如何开展医疗保险，如何打好高尔夫球，如何做好农事耕种，如何运作图书出版业，如何准备总统竞选，如何改善政府管理，以及如何当好银行家，等等。“我们难道要在一夜之间把处于攻势的锋线队员都推向‘魔球’模式吗？”纽约喷气机队的锋线教练曾经在2012年这样表达过不满。喜剧演员约翰·奥利弗还曾“恭贺”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委员会“在种族问题上成功地利用了魔球法则”，因为对方极其狡猾地借助基于数据的分析手段，在立法时制定了更加苛刻的法案，限制了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
尽管如此，人们并不十分热衷于以新派数据分析法取代老派传统经验法。当这种基于数据的方法被应用在高风险的决策制定环节，却并未在短时间内取得更大的成效时，它会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而传统的决策制定方法是不会遭遇这种局面的。2004年，在效仿奥克兰运动家队的做法之后，波士顿红袜队首度赢得了世界棒球职业比赛的胜利，实现了近百年内零的突破。沿用同样的方法，他们又在2007年和2013年摘得桂冠。然而到了2016年，在经历三个战绩不佳的赛季后，他们宣布放弃数据分析法，重新采纳棒球专业人士的判断。（“也许我们过分依赖数据了……”球队负责人约翰·亨利这样说。）
作家奈特·西尔弗利用他从棒球领域学到的数据统计方法，为《纽约时报》撰写文章，预测总统大选的结果，连续几年都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有史以来头一次，一家报纸能够在大选中如此呼风唤雨。可是后来，西尔弗离开了《纽约时报》，他没能预测到唐纳德·特朗普的胜出，于是他那套能够预测选举结果的数据分析法遭到了质疑，而质疑他的恰恰是《纽约时报》！“政治属于人类生活的基本领域，因而它会超越理性，不可预测。鉴于此，新闻实地报道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在2016年春末时曾这样说。（不过，新闻实地报道者也没几个预料到特朗普的蹿红，西尔弗后来也承认，他的预测中掺杂了一些本不该有的主观判断，因为特朗普看起来实在是有些另类。）
那些宣称通过数据去发现问题并且趁机利用行业低效钻空子的人受到了责难，我相信这些责难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无论奥克兰运动家队利用何种人类心理去牟利，这种想要找个万无一失的专家的愿望总是会占据上风，即便是在并无成功把握的情况下。就像电影中一只原本早该被干掉的怪物，不知何故却总能挣扎着活到剧终。
在我的旧作引发的争议中，有一种观点因其生动的阐释和高度的相关性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由两名芝加哥大学的学者所做的评述，其中一位是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另一位是法学教授卡斯·桑斯坦。他们二人合写的文章刊登在2003年8月31日出版的《新共和周刊》上。该文成功地展现了一种褒贬相间、欲扬又抑的写作风格。两位作者都认同，正因为善于利用行业低效，才使得像奥克兰运动家队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球队能战胜实力强大的球队，并且在所有类别的专业运动员市场搅起千层浪，这个现象的确很有意思。但他们紧接着又指出，《魔球》的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棒球运动员市场上低效现象的深层根源：它们与人类思维的内部运作方式密不可分。几年前，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家就曾分析过棒球专家是如何对球员做出错误判断的——如何在专家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做出误判。他们就是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魔球》一书中的观点并非由我原创，我只是把一些已经流传几十年，却未被人们充分领悟的东西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还不仅止于此。在那之前，我从未听过卡尼曼或阿莫斯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大名，尽管其中一位好像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魔球》的内容，我当时也并没有过多地从心理学角度去思考。棒球运动员市场低效成疾，为什么？奥克兰球队总部曾将此归因于市场偏见，比如，过分强调奔跑速度，而或多或少低估了击球手走步的能力，因为奔跑易被看见，走步却易被忽略——他们似乎希望击球手什么也别干。身材肥胖或者长相不端正的球员最容易被估低身价，而身材匀称或者相貌俊朗的球员往往能获得更高身价。奥克兰总部总结出的此类偏见在我看来十分有趣，但我并没有深入思考这些偏见来自哪里？人们为何会有此类偏见？我只是着手去讲述一个有关市场运作的故事，特别是有关市场在估量球员身价时所采取的那些或者成功或者失败的做法。但是，这个故事中实则隐含着另一个故事，那是一个我未能深入、未曾讲述的故事，它关乎人的思维在我们形成判断和做出决策时是如何发挥积极作用或者消极作用的。当我们在投资、用人、谋事等问题上举棋不定时，思维是如何引导我们做出最终决断的？思维又是如何进行数据加工的？这些数据要么来自一场棒球赛，一份收入报告，一次选拔赛，要么来自一次体检，或者一次闪电约会。彼时彼刻人的大脑——甚至包括被公认的专家的大脑——在做些什么，以至于让人们做出足以令别人（那些只信数据不信专家的人）从中牟利的错误判断？
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家又是为何会对此类问题给予如此多的关注，从而让他们也有望在几十年后能写出一本介绍美式棒球的书？是什么让这两位身处中东的科学家坐下来研究思维：在对一个棒球手做出判断时，在决定投资与否，或者在考虑总统候选人时，思维都在做些什么？另外，一个心理学家为何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凡此种种，我都将在这本书中为大家一一解答。第一章NBA的数据模型：达里尔·莫雷
永远也想象不到一个来面试的男孩会说出什么话，才能让你在一个激灵之后回过神来再次认真地面对他。一旦你开始认真面对，你就会不自觉地放大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在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NBA）选秀中最值得铭记的那些时刻里，很难说是你大脑中的哪个区域在发挥作用。有时候，那些球员好像是专程为毁掉你的判断力而来的。比如，当休斯敦火箭队的面试官问一位球员是否通过了药检时，那家伙瞪圆了眼睛，一把抓住桌子问道：“你是指今天！！！？？？”还有一个大学校队的球员，曾经因为家暴指控而被捕（后来指控被撤回），他的经纪人声称一切只是场误会。当面试官问及此事时，他麻木不仁地说他受够了女友的“啰里啰唆，所以才用双手掐住了她的脖子，因为我想让她闭嘴”。肯尼思·法里埃德是来自摩尔海德州队的前锋球员，他参加面试时面试官问他：“你喜欢别人叫你什么，肯尼思还是肯尼？”他说：“叫我千面飞龙。”如果是你，这时该如何是好？来参加NBA面试——或者至少是来参加休斯敦火箭队的面试——的美国黑人球员中，有近四分之三的人不清楚自己的父亲是何方神圣。“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若问哪个男性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会回答‘是我妈’。”火箭队的球员主管吉米·鲍里斯这样说，“还有一个人的回答是‘奥巴马’。”
还有希恩·威廉姆斯。早在2007年，身高约2.08米的希恩·威廉姆斯就已经是一名技术相当过硬的球员。由于私藏大麻被捕（该项指控之后被撤诉），他在波士顿大学队三个赛季的头两季中被停赛。大学二年级时，他只打了15场比赛，但盖帽数却达到75次。球迷们把他在大学的比赛称作“希恩·威廉姆斯的防守盛宴”。他看起来很像一个一流的NBA球员，有望进入首轮顺位，这多少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未被停赛顺利度过了大学的第三年，意味着他已经摆脱了对大麻的依赖。2007年，在NBA初选前夕，他应自己经纪人的要求飞往休斯敦，演练面试技巧。经纪人和火箭队达成了协议：希恩·威廉姆斯只参加火箭队的面试，作为交换条件，火箭队给经纪人支了些着，好让希恩·威廉姆斯在面试中顺利过关。在话题还没涉及大麻之前，一切都进展得相当顺利。“你在大学头两年中因为吸食大麻被抓过，”火箭队的面试官问，“那么第三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威廉姆斯摇着头说：“他们没再让我做药检。要是你们现在不测，我就先抽一口。”
自此之后，威廉姆斯的经纪人决定还是让他远离面试。他仍然是新泽西队的首轮新秀，而且在离开美国去土耳其打球之前，他还在137场NBA比赛中有过短暂的亮相。
数百万美元的年薪很难轻松到手，不过NBA球员总体来说是体坛收入最高的一个群体。休斯敦火箭队的辉煌前景也很难轻松到手。那些年轻球员把自己的个人信息猛力投掷到你面前，希望你能据此对他们做出评判。但是很多时候，你不知该如何抉择。
火箭队面试官：关于休斯敦火箭队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球员：我知道你是火箭队的人。
火箭队面试官：你哪只脚受过伤？
球员：我一直告诉人们是右脚。
球员：教练和我意见不统一。
火箭队面试官：在什么事情上？
球员：打球的事儿上。
火箭队面试官：还有呢？
球员：他个头比我矮。
与那些巨人在面试中打交道10年之后，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产生了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他不能让面对面的交流影响自己的判断。求职面试是一个神奇的秀场，他必须和自己在此期间产生的各种感觉做斗争，尤其是当他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某个球员的魅力所征服时。巨人们往往有着不可思议的吸引力。“很多大块头都很有魅力，”莫雷说，“我不清楚他们是否就像是出现在操场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那个胖小子。”问题不在于他们身上的魅力，而在于这些魅力有可能掩盖住的东西：毒瘾、人格缺陷、不法行为或者对高强度训练的强烈排斥。这些大块头会向你倾诉他们如何热爱这项运动，如何克服了种种艰辛来从事这项运动，直说得你潸然泪下。“他们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莫雷说，“每个人都有过相同的经历。”一般来说，当故事情节发展至高潮时，主人公会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逆境中咬牙坚持下来，你很难不为之动容。同时，你也很难不因此在心中把此人看作是未来的NBA之星。
然而，达里尔·莫雷不一样，他在做决策时，信奉的是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法——如果说他真的信奉过什么的话。他做过的最重大的决定，就是关于该招什么样的人进他的球队。“你的大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那些东拉西扯的话误导你的判断。”他说，“我们总是在甄别哪些人在演戏，哪些人在讲真话。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事实的全部？这究竟是不是幻觉？”此类面试中对方的废话足以干扰你的判断。莫雷说：“每次面试我都会亲自到场的主要原因是，假如我们挑中了他，而他又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老板问我，‘面试时你问他这个问题时他怎么说的？’我要是回答‘我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就决定用150万美元的年薪雇用他’，那我肯定得滚蛋。”
所以，在2015年的冬天，莫雷和公司另5位成员一起坐在了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待又一个巨人的到来。进行面试的房间没有丝毫特殊之处，一张会议桌，几把椅子，窗帘长长地垂下。桌上孤零零地摆着一只咖啡杯，可能是谁不小心落下的，上面印着“全国讽刺协会：我们需要你的支持”。那个巨人，好吧，没人对他有更深的了解，只知道他才19岁，但即便是参照NBA球员的标准，他的身高优势也相当明显。他是在5年前于印度西北部旁遮普省的一个村子里被球探发现的。当时他只有14岁，据说身高约2.13米，脚上没穿鞋——也可以说穿了鞋，只不过碎布条拼成的鞋子完全遮不住他的脚。
这一点让莫雷他们很好奇。他们判断，一定是男孩的家太穷了，买不起鞋子；也可能是家里人觉得他的脚长得太快，没必要买鞋子。或者，整件事都是经纪人的杜撰。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脑海中总是浮现着这样一个形象：一个身高2.13米的14岁男孩赤脚走在印度的街巷中。他们不知道这个男孩是以何种方式离开的印度乡村。可能是某个经纪人为他安排好一切，让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学着说英语，学着打篮球。
对NBA而言，他完全是个无名小卒。人们找不到任何一段这家伙打比赛的视频，就火箭队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他没参加过比赛，也没参加过选秀。直到那天早上，火箭队才获准为他量身。他的脚长约56厘米；手长，从指尖到腕部，约29厘米，这是球队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大的手。他的净身高约2.18米，体重约136公斤，经纪人说他还在继续长。过去5年中他一直在佛罗里达州西南部学打篮球，最近去了IMG体校，那是一个专门将业余选手培养成职业球员的地方。尽管周围人从没见过他打球，但有幸目睹过的少数几人对其赞不绝口。比如罗伯特·厄普肖。厄普肖是个2.13米的壮汉，打中锋，之前被华盛顿大学队开除，目前正在准备NBA各球队的面试。几天前，他在达拉斯小牛队（现达拉斯独行侠队）的赛场上和那位印度巨人有过交手。当厄普肖从火箭队球探那儿得知还有一次与巨人合作的机会时，他睁圆了眼睛喜不自禁地说：“那是我见过的块头最大的家伙，他还能投三分球，太不可思议了！”
早在2006年，当达里尔·莫雷受聘接过火箭队的帅印时，他就已经是同道中著名的狂热型篮球迷。他的职责就是鉴别哪些人适合做职业篮球运动员，哪些人不适合。工作中，他主要依赖的是基于数据的统计分析，而非篮球专家的直觉。他没有正儿八经地打过球，对于冒充篮球高手和内行这样的事儿也不感兴趣。他就是他，比起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他更愿意用数字计算填满自己的人生。孩童时期，他就已经对利用数据进行预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至后来他完全沉迷其中。“我一直觉得那是天底下最酷的事。”他说，“如何做到用数字去预测？将数字玩于股掌之上，这是一种能让你鹤立鸡群的很不错的途径，而且我也的确想比别人高出一筹。”别的孩子做飞机模型，而他做的是预测模型。“我一直都是用它来预测体育赛事。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把它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预测我自己的考试成绩？”
16岁时，出于对体育和数字的兴趣，达里尔·莫雷拜读了《比尔·詹姆斯的棒球简史》这本书。当时，比尔·詹姆斯正热衷于推广他的一套基于统计推理的新方法，以帮助人们重新思考棒球运动。在奥克兰运动家队的助力下，那套方法后来在棒球界掀起了一场革命，导致棒球大联盟里的所有球队最终都由一帮数学高手掌管或协管。所以，当达里尔·莫雷1988年在巴恩斯·诺贝尔（美国最大的实体连锁书店）偶然看到詹姆斯的这本书时，他不会料到，一个能凭借数字方面的天赋预知未来的人有朝一日竟会战胜体育界的管理专家，并且会在所有需要冒着风险做决策的领域脱颖而出。他也不会想到，篮球世界实际上正在等待他长大成人然后加入其中。当时的他仅仅是对知名专家的权威性有一些怀疑，他觉得那些人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博古通今。
在此前一年，他就曾有过类似的怀疑。那是1987年，他最喜爱的克利夫兰印第安人棒球队的照片被登在《体育画报》的封面上。这支球队被看作当年世界棒球职业大赛的夺冠热门。“我心想，‘终于要来了’！印第安人队已经蛰伏了好些年，如今他们要去拿总冠军了！”结果，那个赛季以印第安人队取得大联盟球队中的最差成绩而告终。为什么？“专家眼中出类拔萃的球队实则不堪一击，”莫雷回忆道，“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也许专家们自己都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想的。”
然后，他就看到了比尔·詹姆斯的书，并且决定要像詹姆斯一样，凭借数字做出比专家意见更准确的预测。假如能够预知职业运动员未来的表现，他就有望搭建起一支稳赢不输的队伍，要是有了稳赢不输的队伍，那就……想到这儿，达里尔·莫雷不得不努力把思维的缰绳拽回来。他毕生最大的梦想就是组建一只稳赢不输的队伍。问题是，谁会给他这个机会？他在大学时曾给几十家具备职业体育经营资质的机构寄过求职信，希望能找到一份从底层干起的工作。可他连一封回信都没收到。“我没有任何门路能进入体育机构，”他说，“于是那一刻我就打定了主意要先挣钱。有了钱，我就能买下球队，然后自己当老板。”
他的父母是来自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中产阶层，他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算得上有钱人，他本人也只是西北大学一名表现平平的大学生。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为钱奔忙，目的就是买球队，自己挑球员。他当时的女友，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艾伦回忆道：“莫雷每周都会在日记本的抬头处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的目标’，他最大的人生目标是‘有朝一日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职业球队’。”莫雷说：“我进了商学院，因为我觉得要想变成富人，那儿是必去之地。”2000年他从商学院毕业后，立马参加了几个咨询公司的面试，并最终在其中一家入职。这家公司在当时的互联网泡沫经济中为一些网络公司提供广告服务，以此获得网络公司的股份。那个时候，这一切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快速致富的好法子。但接下来，泡沫破灭了，所有股份都变得一文不值。“事实证明那是我做过的最糟糕的决定。”莫雷说。
话说回来，在咨询公司做顾问的那段日子也让他学到了很多。在他看来，顾问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不确定的事情夸大成十拿九稳的模样。在参加麦肯锡公司的面试时，面试官认为他的观点含混不清。“我说，这是因为我对此不确定。而他们说，‘我们每年要接待500人之众的客户，所以你必须要对自己说的话有十足的确信’。”那家最终录用他的咨询公司时刻都要求他展示自信，而他觉得，自信就像是招摇撞骗的幌子。比如，他们曾要求他替客户预测石油的价格。“这样我们就可以告诉客户我们能够预测石油的价格。但是没有人能做这样的预测，一切纯属胡扯。”
莫雷如今认识到，人们在所谓预测成功后的一言一行，多数都是假的：假装知道但实则并不知道。面对世上那么多有趣的问题，诚实的答案只有一个：“不确定”。诸如“10年后的油价会是多少”之类的问题就属于以上范畴。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不该努力寻找答案，而是应该在给出答案时多考虑一下概率因素。
后来，在面试前来应聘的球探时，莫雷最在意对方是不是会为那些不具备确定答案的问题寻找答案，是不是能意识到犯错也是人之常情。他说：“我总是会问他们，‘你之前看走眼过什么人吗？’我想知道，他们曾经和哪个后来的超级巨星擦肩而过？又曾经和哪个绣花枕头相看两不厌？如果他们给不出让我满意的答案，我就会让他们‘滚蛋’。”
偶然的一个机会，有意购买波士顿红袜队的一家机构找到了莫雷先前供职的那家咨询公司，希望他们提供一份分析报告。这家机构没能在职业棒球队的竞买中中标，所以转去买下了一个职业篮球队——波士顿凯尔特人队。2001年，他们建议莫雷辞去咨询公司的工作，到球队里去干。到那儿以后，用莫雷的话说，他们把最棘手的事情都甩给他去解决。莫雷帮忙组建了管理班子，接着又协助制定了票价，最后，不可避免地，他又被要求解决用人的问题——选秀。“那个19岁的球员在NBA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和“10年后的石油价格是多少”一样，没有确定的答案。最佳答案根本不存在，但是统计数据至少比瞎猜可靠一些。
莫雷先前已经搭建了一个用于评价业余球员的统计模型的雏形。纯粹出于兴趣，他单枪匹马完成了这个模型。2003年，凯尔特人队在NBA选秀接近尾声时曾鼓励他试着用模型挑选一下球员。当时已进入第56顺位，剩下的球员基本都是些无名小辈。于是，来自俄亥俄州大学校队名不见经传的布兰登·亨特成了被统计模型挑中的第一个球员。（自那之后，亨特在凯尔特人队打满了一个赛季，接着又在欧洲成功地打开了局面。）两年后，莫雷接到一个猎头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休斯敦火箭队正在招募新的总经理。“她说，火箭队在寻找自己的魔球模式。”莫雷回忆道。
火箭队老板莱斯利·亚历山大已经被他手下那帮篮球专家弄得焦头烂额。亚历山大说：“他们的决策效果不太理想，判断不准确。我们现在掌握了所有数据，也有了能分析这些数据的电脑。我希望能够慢慢把这些数据用起来。之所以找到莫雷，是因为我需要一个不一样的人才，除了会用常规方式去评价球员，他还应该有些别的作为。我的意思是，我开始怀疑之前的做法了。”在亚历山大看来，球员的身价越高，草率决策需要其付出的代价就越昂贵。他觉得在以重金觅人才的市场上，莫雷采用的分析方法有望助他一臂之力。而且，他对舆论会如何评价毫不在意。（亚历山大说：“谁会在乎别人想什么？球队又不是他们的。”）面试时，亚历山大那种无所畏惧的态度，还有他以此为凭的行事风格，给莫雷吃了定心丸。莫雷说：“他问我信什么宗教，我记得当时我心里想，你可不该问这个问题。我回答得很模棱两可，当我说自己家里人有圣公会教徒和路德教徒时，他打断了我，说，‘你就告诉我这两个什么乱七八糟的教你都不信就行了’。”
亚历山大对舆论满不在乎的态度最后果真派上了用场。当球迷和业内人士知道休斯敦火箭队请了一个33岁的怪人当球队管家时，除了诧异，有些人甚至还充满了敌意。休斯敦地方广播电台的一些家伙立马给莫雷起了个外号：深蓝（Deep Blue，与IBM公司生产的超级国际象棋电脑同名）。“篮球圈内的人对我有着非常强烈的排斥情绪，”莫雷说，“球队战绩出色时他们闷声不语，可是一旦发现有下滑的迹象，他们就会跳出来。”在他管理球队的10年间，火箭队曾经在NBA的30支球队中取得过排名第三的战绩，前两名是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和达拉斯小牛队。同时，火箭队进入季后赛的次数仅比4支球队少。他们没有错过一次季后赛。那些对莫雷的出现极其不满的人有时也只能跟着他的指挥棒转。2015年春，火箭队凭借NBA排名第二的战绩参加了西区决赛，对抗金州勇士队。当时，曾经的NBA全明星球员查尔斯·巴克利担纲电视解说。中场休息时，本该对比赛做出评论的他，却发表了一段为时4分钟矛头直指莫雷的尖锐言论。“我丝毫不担心达里尔·莫雷。他不过是推崇分析论的众多傻瓜中的一个……我始终认为分析论纯粹属于胡说八道……听着，就算达里尔·莫雷现在走进这间屋子，我也不会搭理他。NBA是属于天才们的。凡是唱着分析论的高调管理球队的人都有一个共性：他们是一帮从没打过篮球的家伙，高中时从没受过姑娘们的青睐，他们就是想挤进这个圈子。”
同类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认识达里尔·莫雷的人认为，既然他要用知识来武装篮球，那他一定是无所不知。但事实恰恰相反，莫雷对自己缺乏信心——他知道，凡事要想有十足的把握是一件多难的事。唯有在做出决策时，他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确定性。他从不会被一时兴起的念头主宰。所以，他给“怪人”下了一个新定义：能够充分了解自己，从而会质疑自己的人。
莫雷加盟火箭队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建构能够预测球员成绩的统计模型。这个模型同时也是一个可供学习篮球知识的学习工具。莫雷说：“知识实则就是预测，所有能够提高你预测能力的东西都是知识。基本上你在做每件事的时候都在试图得出正确的答案，只不过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统计模型能够帮你挖掘出业余球员身上那些宝贵的特质，那些能使他们成为职业球员的特质。同时，它还能帮你确定不同球员的重要性。一旦有了包含几千名球员信息的数据库，你就可以找到他们在大学校队和在职业球队中的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很显然，这些统计数据能够给你透露一些关于他们的信息。但是，到底是哪些数据呢？你可能认为——大部分人当时都这么认为——衡量篮球运动员的最重要指标就是他的得分。现在我们可以验证一下这个观点正确与否了。球员在大学校队时的得分能力能够预测他加入NBA之后的进球成绩吗？答案很简单：不能。莫雷从自己早期的统计模型中看出，场上比赛反映出的常规数据——单次比赛进球数、抢篮板球得手次数、助攻次数等——有时具有极大的误导性。有的球员可能得分很高，但其实是队伍中拖后腿的那个人；有的球员可能得分很低，却是队伍中的核心人物。莫雷说：“只靠模型，不掺杂任何人为判断，会迫使你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球探眼中出色的球员在模型统计中得分那么低？为什么球探眼中平庸的球员在统计模型中得分又会那么高？”
莫雷更多的是把自己的那套模型看成“较佳答案”，而非“标准答案”。而且，他也没有天真到以为单凭模型就能挑选出好球员。很显然，模型也需要有人去调试和观察——主要是因为有些情况模型也不掌握。如果某个球员在NBA选秀前夜累趴下了，那么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作为数据被统计在内的。尽管如此，2006年时，你若让达里尔·莫雷在他的模型和一屋子球探之间做选择，那他肯定还是会选模型。
在2006年，那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东西。莫雷知道，没有其他人用模型来评价篮球运动员——模型需要庞大的数据支持，没有人肯花工夫去收集。为了找到数据，莫雷曾不得不派人前往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到他们的办公室里把过去20年里所有校队球员的个人数据复印了下来，然后全部手工录入到他的系统里。要验证评价球员的方法是否可行，就必须以球员的所有信息为基础搭建数据库。如今，他们拥有全部大学篮球队球员近20年的一切数据。新建好的数据库能让你把现在的球员和过去某个同类型球员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继而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休斯敦火箭队当年的很多做法如今看起来并不复杂：和华尔街上的交易商、总统竞选团队的负责人，还有那些根据浏览记录预测你的购物倾向的公司一样，他们的统计实质上采用的是同一类演算法。但是在2006年，那可不是件轻松的事。莫雷的模型需要海量数据，可是很多数据无从获得。于是，火箭队开始采集原始数据，把篮球场上过去没有被记录过的信息都记录了下来。比如，他们开始统计球员有机会争抢篮板球的次数，而不是实际抢下的篮板球次数，同时，统计他在此期间的控球次数。他们还会以某个球员为对象，对比他上场时和下场时球队的得分。球员在一场比赛中的进球、篮板球以及抢断等指标并不是很重要，但是他在单位时间内的进球、篮板球以及抢断就很有价值了。如果球员是在半场比赛而不是整场比赛中得了15分，那肯定具有更大的统计学意义。而且，他们还通过单场回合数倒推出了各个大学球队不同的比赛节奏。根据校队的比赛节奏来完善球员的相关数据，这种做法很有说服力。在整场比赛中，球队投篮150次时的进球数和篮板球数与投篮只有75次时的情况不能等同视之。通过统计比赛节奏，你能更清楚地看到某个球员在此过程中都完成了些什么工作，这是传统视角无法实现的。
火箭队把以前没有收集过的数据都整理在册，不仅关注到了球员在球场上的表现，还将球员的个人生活状况纳入考量，以期从中发现一些规律。父母双全的球员是不是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左撇子是不是更有优势？如果球员在大学校队时得到过一流教练的指导，那他是不是更有可能在NBA赛场上表现出色？家族成员中有过NBA球员是不是会使他拥有更大的胜算？他的专科院校背景要不要紧？他的大学教练会不会打区域防守？校队里他是不是一专多能型球员？卧推的成绩重不重要？“几乎所有的观测项都起不到预测的作用。”莫雷说。但是也有例外。单位时间内的篮板球次数可以很有效地预测大个子球员未来的表现，而单位时间内的抢断球次数则对预测小个子球员今后的表现很有用。比起身高，球员的站立摸高更为重要——要看他的臂长，而不是身高。
2007年，检验这套模型的日子终于到来了。（火箭队交易了2006年的选秀权。）在整个篮球界都在依靠感觉和经验挑选球员的时代，这套冷冰冰、不带一丝感情色彩、以数据为依托的方法总算迎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这一年，火箭队在NBA选秀顺位中排到第26位和第31位。莫雷的模型显示，在这两个场次中挑到好球员的概率分别是8%和5%，而挑中先发球员的概率只有1%。他们挑中了阿隆·布鲁克斯和卡尔·兰德里，这两人后来都成为NBA的先发球员。那一次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没有什么完美的标准能衡量选秀结果，但是有一个合理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卡尔·兰德里和阿隆·布鲁克斯在NBA近10年被选中的600余名新秀中分别排到第35名和第55名。）“这让我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莫雷说。他很清楚，人们通过主观判断来选拔人才的做法古已有之，比起人的主观判断，自己的模型最多只能算略胜一筹。他知道，这套模型在核心数据上还存在很大缺口。“有些资料仅仅是球员在大学校队某一年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本身也存在问题。除了让你知道这是哪一场比赛，教练是谁，赛事级别是什么之外，最多再告诉你球员都是20岁。你无从得知这些球员都是谁。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所有问题他都清楚，但还是坚信能够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东西。时间就这样推进到了2008年。
这一年，火箭队在NBA选秀中排到了第25顺位。这次他们选中了一个大块头，来自孟菲斯大学的乔伊·多西。面试时，多西风趣幽默，招人喜欢，是个很有个人魅力的家伙。他说日后不打篮球的话，他有意去当色情片的男主角。入选后，多西被派去桑塔克鲁兹打一场表演赛，对手都是一些新近入选NBA的球员。莫雷前去观战了。“第一场时他的表现很糟糕，”莫雷说，“我骂，‘该死的！！！’”乔伊·多西的球技烂得让达里尔·莫雷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挑出来的人。莫雷想，也许他只是没把表演赛当回事。“我约见了他，一起待了两小时，吃了顿午饭。”莫雷和多西长谈一番，提到了认真打球以及给观众留下好的第一印象的重要性。“我想他下一次一定会洗心革面，结果第二场比赛他还是老样子。”很快，莫雷就意识到，他本人的问题比乔伊·多西的更严重。问题出在模型上。“乔伊·多西是模型选出来的超级巨星。模型显示他能做到百发百中。他的指标很突出，非常突出。”
同一年度，模型还排除了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人选，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一年级中锋德安德鲁·乔丹。根据常规的甄选办法，NBA其他球队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放弃了他，直到第35顺位，他才被洛杉矶快船队选中。然而，就像乔伊·多西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证明自己是个草包一样，德安德鲁·乔丹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成了NBA顶级中锋，也成为当年仅次于拉塞尔·威斯布鲁克的最佳新秀。（2015年赛季开始前，德安德鲁·乔丹与快船队签下了一份为期4年的合约，对方承诺给他87616005美元的报酬，这是当时NBA的顶薪。乔伊·多西与土耳其篮球联盟的GLH签下了一年的短合同，年薪只有650000美元。）
每年都会有一些NBA球队遇到此类情形，几乎没有一支球队能够幸免。总会有出色的球员被球探错过，也总会有被寄予厚望的球员最终令人大跌眼镜。莫雷不认为自己的模型无可挑剔，但他也不相信自己的模型一无是处。知识即预测：如果你预料不到那些看似一目了然的事情，比如乔伊·多西的平庸和德安德鲁·乔丹的杰出，那你究竟知道些什么？一直以来莫雷都执着于一个念头：他有能力用数字进行更好的预测。而现在，这个念头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莫雷说：“我忽略了一些问题，我没有考虑到模型的局限性。”
莫雷断定，在乔伊·多西的问题上，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对方的年龄因素。“他的年龄太大了，”莫雷说，“我们选中他时他已经24岁了。”他在大学校队的表现可圈可点，那是因为他的对手都比他小得多。说实在的，他一直是在和小孩子玩儿过家家。当把模型中的年龄权重加大后，分析结果显示，多西压根儿就不具备NBA未来之星的潜质。更具说服力的是，数据库对所有球员的分析结果都证实了这一假设。鉴于此，莫雷意识到，有很多大学校队球员在对战低水平的对手时，发挥得往往要比对战强手时好得多，纯属欺软怕硬型。当根据比赛中对手的强弱程度调整权重后，模型显示的分析结果证实了这个判断。
莫雷能够——或者说他自以为能——看出为什么模型会对乔伊·多西做出误判了。然而，模型为何会低估德安德鲁·乔丹的价值则让他伤透了脑筋。乔丹在大学校队只打过一年球，表现平平。后来人们才知道，高中时他曾经是相当出色的球员，但进入大学后，因为讨厌自己的大学校队教练，他甚至拒绝去上学。一个存心不想好好打球的球员，哪个模型能预测出他的发展？乔丹的大学校队表现反映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而高中阶段的记录也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数据。模型赖以凭借的唯有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德安德鲁·乔丹当然会被排除掉。看来，只有靠篮球专家的独到眼光才能把他从人群中挑出来。如此说法也有几分道理。乔丹的确是在休斯敦火箭队球探观察视野内，其中有个球探也曾因为他突出的运动天赋而相中过他。也就是说，那个球探很早就用慧眼挑出了模型挑不出的人才！
实际上，莫雷也曾分析过他手下那些人挑选球员的方式，想知道其中是否存在一些规律。他认为大部分人都干得很出色，但是在预测哪些人能成为NBA之星，哪些人不能这个问题上，很难证明他们当中谁更高一筹。假如这世上真有一个能慧眼识英才的球探，那只能说莫雷还没有遇到。他当然也不会以为自己就是那个独具慧眼的人。他说：“我从来没有高估过自己的直觉，我很少相信直觉。有太多证据表明，直觉是不可靠的。”
最终，他决定火箭队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之前从未被重视过的数据上，去着手分析球员的身体特征。不仅要关注一个球员的弹跳高度，还要关注他跃起时的弹速，也就是说，看他的身体能够以多快的速度腾跃起来。这就既需要记录他的速度，又需要记录他迈出头两步时的爆发力。原本就很烦琐的工作变得难上加难。莫雷说：“当一切进展不顺时，人们会嫌麻烦，他们这时会重新恢复曾经奏效的那些习惯。而我的宗旨是：遵奉最初的原则。如果这些身体指标有用，那就用更精密的方法去分析这些指标。以前模型中对球员大学时期表现的权重必须得调低，而有关身体素质的权重则要调高。”
可一旦涉及球员的身体条件，一旦涉及他们在NBA球场上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即便是最为客观、最可衡量的信息都显得不那么有用。你需要，或者说似乎需要专家来对他们身体素质的动态表现进行观察，以判断他们在不同的比赛中，在面对更强劲的对手时，是否能有上乘的表现。你需要通过球探的眼睛来判断球员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力：投篮能力，终结能力，突破能力，抢夺篮板球能力等等。你离不开专家的判断。模型的局限性使得主观判断再次回到决策环节，不管这个判断有没有用。
因此，莫雷开始了一段有生以来最艰难的尝试，那就是，把人的主观判断与他的数字模型融合在一起。这可不仅仅意味着改进原有的模型。这需要他兼容并包，既要依靠数据分析，又要听取专家意见。莫雷说：“你得找出模型的强项和短板，还得找出人在哪些方面更强，哪些方面较弱。”比如，人有时候能够观察到模型不知道的东西。像德安德鲁·乔丹大一时因为不用心而被看成差球员这种事，模型就分析不出来。至于人在哪些方面是弱项，好吧，这是达里尔·莫雷如今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
初次接触人类思维这个领域时，莫雷不可避免地注意到了思维的奇特性。当思维之门向那些用于评价某个业余篮球运动员的有效信息敞开时，错觉也会乘虚而入。而数据模型的宝贵之处恰恰在于能够规避错觉。比如在2007年的选秀中，模型筛选挑中了马克·加索尔。加索尔当时22岁，身高2.16米，是欧洲球队里的中锋。结果有球探拍到了他赤裸上身的样子，照片中的他又矮又胖，长着一张娃娃脸和一对女人才有的丰满的胸。火箭队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大胸男。人们口中总是说着大胸男如何如何。“那一年是我头一次负责选秀，不敢太冒险。”莫雷说。人们对马克·加索尔身体特征的嘲讽影响了莫雷，他也不相信模型选出的这个人能够成为明日之星。于是，他没有和其他人争辩，眼睁睁地看着加索尔在第48顺位时被孟菲斯灰熊队选走。在选秀第48顺位选中一个日后的全明星球员的概率不及百分之一，甚至连选中一个合格的替补球员的可能性都很低，但如今的事实已经证明，马克·加索尔是一个例外。（在2012年和2015年，加索尔两度当选全明星球员，而且，据火箭队的估计，他是过去10年间整个NBA选秀中仅次于凯文·杜兰特和布雷克·格里芬的最佳新秀。）贴在马克·加索尔身上的标签影响了人们对他的判断，导致大家“以名取人”。“自那以后我就订了个新规矩，”莫雷说：“不许给任何人起外号。”
猝不及防地，莫雷又被搅进了他和他的模型一开始力图躲开的那团乱麻中。如果莫雷注定无法把思维的影响从决策环节彻底清除出去，那他至少得坦然面对思维的弱点。这种被思维误导的情况比比皆是。举例来说，火箭队习惯在选秀前邀请某个球员前来和其他球员一起打场球。有谁会错过这样一个看该球员打球的机会？篮球人才的判官们会通过球员的场上表现来判断其优劣，这固然很有趣，但是，莫雷渐渐意识到这种做法的风险。一个出色的投手可能会有手感不佳的日子，一个厉害的篮板球高手也会有被人压制的时刻。如果一定要让所有人去观看比赛并进行评价，那么务必要提醒他们别被眼前所见过多地左右。（那当初干吗又要去看呢？）如果球员在大学校队时罚球命中率为90%，那么在这类表演赛中失掉6个球就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莫雷一方面要求他的手下关注这些非正式演练，另一方面又严禁他们用眼前所见取代事实真相。但是，很多人还是难免被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影响。一些人甚至觉得让他们对眼前所见忽略不计，就像把他们绑上桅杆逼着他们去听海妖唱歌一样，是件痛苦不堪的事。一天，有个球探找到莫雷说：“达里尔，我受够了。我们别再搞这种演练了，停手吧。”莫雷对他说，理性看待眼前的一切就好，不必过分在意。“球探回答说，‘达里尔，我做不到’。这就像一个总因裂缝而纠结的人，”莫雷说，“即使知道没什么危险，他也还是不敢靠近那条裂缝。”
不久，莫雷又发现了新的问题：球探在看球员打球时，很容易形成瞬时印象，继而按照这个印象去寻找证据。他听人说过，这种情况叫“证实性偏见”。人们总是不乐意看到那些他们不想看见的东西，而迫切希望看到他们乐于看见的。莫雷说：“证实性偏见深藏于思维中，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球探有可能对某个球员形成某种看法，接着就会梳理证据以验证这个看法。“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思维模式，”莫雷说，“人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它的摆布：如果你不喜欢某个人，你怎么看他都不顺眼；如果你喜欢某个人，那他做什么都是对的。你看上这个球员时，会把他和某个天才相提并论；你瞧不上他时，只会把他和某个草包放在一起比。”不管别人在选拔业余球员时带着什么样的偏见，莫雷都会留意观察，因为他总是在试图验证这些偏见。每当评判者——包括莫雷本人——对那些能让他们回想起年轻时的自己的球员心存偏爱时，这种心理就会表现得尤为明显。莫雷说：“我打球的岁月和现在的生活相隔十万八千里，但是我依然喜欢那些会在比赛中犯规、喷垃圾话甚至打人的家伙，比如比尔·兰比尔那种类型的，因为当年我就是那个样子。”当你遇到和自己相像的某个人时，你自会找出喜欢他的理由。
一个球员和某个当红球员身体条件相似，仅凭这一事实就可能让你做出错误判断。10年前曾有个混血儿，身高1.88米，浅色皮肤。高中阶段他没被实力靠前的名校挑中，只能选择去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大学打球。他的主要强项是远距离投篮。这样一个人原本没有什么吸引力，NBA中也未曾有过这一类选手，至少在顶级球员中没有。但就是这个叫史蒂芬·库里的男子，横空出世，点燃了NBA的赛场，并且带领金州勇士队夺冠，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一夜之间，所有擅长远投、负责打后卫的混血球员都涌到了NBA的秀场，声称自己和史蒂芬·库里是同一类型的球员。仅仅因为外表相似，他们被选中的概率就变大了。“在选择阿隆·布鲁克斯后的5年间，我们遇到过很多把自己和阿隆相提并论的人，因为身材矮小的后卫实在是太多了。”莫雷的对策是，禁止把同一种族的人放在一起比较。“我们说了，‘如果要把两个球员放在一起比较，前提是他们必须来自不同的种族’。”假设被考察的球员是个非裔美国人，那么评估专家只能把他和白人、亚洲人、拉美人或因纽特人做比较，而不能和非裔比。当你强迫他们在脑海中跨种族地寻找两人之间的共性时，有趣的现象发生了：他们看不到任何共性。他们的大脑拒绝做这样的跳跃。“就是看不到了。”莫雷说。
思维能让人给原本不确定的东西赋予确定性，这也许是它给我们耍的最绝妙的一个戏法了。选秀时，篮球专家脑海中确定无疑的想法最终被证明是错觉，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比如林书豪，如今全球知名的美籍华人，篮球场上的后卫，201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入选NBA。“他把模型的热情给点燃了，”莫雷说，“数据分析表明，我们应该在第15顺位左右就选择他。”但是基于数据的评价结果与专家看法不吻合：专家们看过他打球，普遍认为这个亚洲人运动能力不足。莫雷对模型分析也不敢全信，于是临时掉头而去，放弃了林书豪。在与林书豪失之交臂一年之后，火箭队开始测算球员在场上突破时头两步的速度，结果发现林书豪的速度是所有被测球员中最快的。林书豪拥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比起大部分NBA球员，他变向的速度也要快得多。“他的敏捷性令人难以置信，”莫雷说，“可该死的是，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以为他不够敏捷。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就因为他是个亚洲人吧。”
出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人们在评判他人时会只看见自己想看的东西，而对之前未曾发现的东西反应迟缓。这种做法会带来什么不良后果呢？当纽约尼克斯队的所有球员都有伤在身时，教练终于让林书豪上场了。他的登场像一道光，点亮了麦迪逊花园广场的上空。那个时候，尼克斯队正打算和林书豪解约，林书豪也已经准备一旦解约就彻底退出篮球圈。问题就是这么严重：仅仅因为专家断定他不属于这个圈子，所以像他这样一个优秀的NBA球员就差点儿连正经在NBA打一场球的资格都被剥夺了。这样的林书豪还有多少个？
当火箭队以及其他NBA球队在选秀中放弃林书豪之后（他此后以自由球员的身份签了约），NBA停摆了。球员与老板之间的纷争导致双方停工歇业，所有人都不能正常工作了。莫雷报名参加了哈佛商学院的一个管理培训课程，选修了“行为经济学”这门课。他先前听说过行为经济学，但是从未深入了解过。第一堂课开始时，教授要求所有学员把他们电话号码的后两位数字写在一张纸上。接着，她又让大家估计一下联合国里非洲国家的最高数量，也写在纸上。然后，她把纸条收了上去，给大家展示了纸条反映出的一个有趣现象：那些电话号码数字偏大的人所估计的非洲国家的总数也更大。她又给大家举了另一个例子，并且说：“再试一次，这次我来给大家掌舵，你们看看还会不会被自己的思维带偏。”所有人都心存警惕，但最后所有人的思维还是陷入了误区。仅凭你知道偏见的存在，并不足以让你克服这个偏见，意识到这一点时，莫雷有些不安了。
NBA恢复运转后，莫雷又有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在选秀马上就要拉开大幕的前夕，多伦多猛龙队打来电话，提出用他们的首轮选秀权来交换火箭队的替补防守后卫凯尔·洛瑞。莫雷和他的搭档们商量了一下，大家的基本态度是不接受这笔交易。这时，火箭队的一个高管说：“试想一下，如果是我们拥有这个选秀权，而对方提出用凯尔·洛瑞来做交换，那我们会同意吗？肯定不会。”大家没再争论，而是更深入地分析了一下形势：选秀权的预期价值大大超出了被交换球员的价值。作为凯尔·洛瑞的老板，仅这一个事实似乎就足以颠覆他们对洛瑞的判断。（他们做成了这笔买卖，用这个选秀权交易来一个全明星球员詹姆斯·哈登）。回望过去这5年，他们如今发现，每当别的球队想交易他们的球员时，球员在他们眼中的身价立刻会上涨。尤其是别人用选秀权来交换他们的某个球员时，他们曾经多次拒绝过。而那些交易原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买卖。这是为什么？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罢了。
莫雷于是明白了，这就是行为经济学里所说的“禀赋效应”。为了克服“禀赋效应”，他命令手下的球探深入选秀一线，去分析自己球队中每个球员所对应的选秀价值。同时，他也把这个统计指标纳入了自己的数据模型。
在接下来的选秀季，在交易截止日期到来之前，莫雷把手下员工召集在一起，将他所认为的有可能影响判断的一些偏见一一列在了白板上：禀赋效应、证实性偏见等。还有一种被称为“当前效应”的心理——在做出决策时，容易低估未来的发展，认为当前必好于以后。在莫雷看来，“后视效应”就是指人们在看到结果时，容易表现出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的样子。数据模型有助于规避人们的这些稀奇古怪的思维。但是，到了2012年，莫雷的模型似乎在火箭队用来评估球员的信息处理量上接近了极限。“我们每年都会研究该删除哪些数据，又该添加哪些内容，”莫雷说，“但是它的表现越来越差强人意了。”
管理职业球队的这份工作与莫雷孩童时期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他现在的感觉就像是不得不残忍地拆散一只结构复杂的闹钟，好检查它哪里出了毛病，结果却发现闹钟的一个重要零件原来就嵌在他的脑子里。
莫雷和他的手下对大个子无疑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2015年的春天，当看见那个印度男孩走进面试间时，他们还是被震惊了。对方穿着一条运动裤，套着一件石灰绿的耐克T恤衫，脖子上挂着一对身份认证牌。他的脖子，还有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头，甚至他的耳朵，全部都大得离奇，你的视线会因此忙不迭地从这儿移到那儿，琢磨这其中哪一个部位的尺寸能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在那之前，火箭队曾经签下过一个身高2.26米的中国籍中锋，叫姚明。当时，他的巨型体格也让人们产生过这种奇怪的反应。看到这个印度男孩，大家转过身，兴奋地跳起来，激动地笑出来，或是莫名地啜泣起来。他的身高要比姚明矮一些，但是从其他方面来看，他都要更突出些。在看过他的体检报告后，莫雷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能在19年的时间里长成这个块头，所以，莫雷派他的手下去找过男孩的出生证明。男孩的经纪人回来后告诉他们，印度的那个小村子当时没有保留任何出生记录。听到这个回复，莫雷想起了迪肯贝·穆托姆博曾对他说过的一番话。刚果人穆托姆博是火箭队交易来的一个盖帽高手，交易之前曾在5支NBA球队打过球，身高2.18米。穆托姆博说，当你遇到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巨人时，如果他的样子看起来比他所声称的年龄老得多，“那你就只能去测他的骨龄了”。
这个印度男孩名叫萨特南·辛格。除了体格过于成熟外，他在其他方面都显得很稚嫩。和所有突然之间远离家乡来到陌生地域的青少年一样，他也流露出了因为不适而产生的惶惑感。他低埋身子坐在椅子里，笑容中带着一丝局促。“你还好吧？”火箭队的面试官问道。“是的，我很好，很好。”那声音像笛声轰鸣，他们费了半天劲才弄明白他在说什么。“我们想对你有更多的了解，”面试官说，“给我们讲讲你的经纪人，说说你为什么会选择他。”
辛格紧张得东拉西扯了好几分钟，也不知道房间里的人是否听明白了他说的话，但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辛格基本上从14岁起就被为其规划NBA职业生涯的人照顾着。“跟我们说说你的家乡和家人吧。”面试官说。
他的父亲在农场上班，母亲是个厨师。“我到这里来，我不会说英语，”他说道，“我无法和任何人交流，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我什么都不会说。”他费力地讲述着那段让人难以置信的经历：他是如何从只有800人的印度小村庄来到了休斯敦火箭队的面试间。讲话的时候，他用目光寻求着认可。但火箭队高管们的脸就像一个个密码本，算不上不友善，可也不会露出任何的好恶倾向。
面试官问道：“你在篮球场上的强项是什么？你最擅长什么？”
这是火箭队面试时的常规问题。他们会把辛格的答案录入数据库，和上千名球员的答案放在一起做比较，分析其中的规律。他们仍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评估球员的性格，至少能知道当一个穷孩子拿到数百万美元并且有资格进入球队后，他会做何表现。他是否还会尽全力打球？是否会听从教练的指挥？
不管是在篮球圈内还是在篮球圈外，莫雷都还没有遇到一个能回答上述问题的高人，除了那些标榜自己无所不知的心理学家——火箭队曾经聘请过这样一些人。“太糟糕了，”莫雷说，“真是一段糟糕的经历。每一年我都希望他们能干成些什么，每一年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在玩些新花样，可每一年都无果而终。我们年年都在尝试，现在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群骗子。”上一个来找他的心理学家采用了梅尔斯·布里格斯的性格测试量表，用它来预测球员的行为。之后，他试图说服莫雷相信，所有不可预知的问题都已被他排除在外了。他的这套做法让莫雷想起了一个笑话。“有个家伙在耳朵上挂了一根香蕉四处走。人们问他，‘为什么要把香蕉挂在耳朵上？’他说，‘为了赶走短吻鳄！瞧，短吻鳄是不是都不见了？’”
这个印度巨人回答说，他的强项是背身单打和中距离投篮。“你在IMG体校时有没有违反过队规？”面试官问他。
辛格露出了不解的样子，他没听明白这个问题。“有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莫雷提示道。“有没有和人打过架？”面试官又问。
辛格的表情明朗了。“从来没有！”他大声说道。“我从没打过架，从来没有过。要是我真的想动手，那会要了别人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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