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最具争议性十大人物结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5-23 02: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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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今古传奇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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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最具争议性十大人物结局

百年中国·最具争议性十大人物结局试读:

涅槃(代序)

《百年中国》一套三册,乃今古传奇传媒集团旗下月刊《今古传奇·人物》三年三十期之集萃。我们希望这一套书的出版,于国家而言是一次回望,于杂志而言是一次检视,于读者而言则是一次战栗——这战栗来源于阅读与收藏。

过去三年,《今古传奇·人物》独树一帜,迅速崛起,成长为中国传奇人物第一刊。我的前面,曾有三任主编为之艰辛付出:蔡家园先生主导创办并主持最初五期;王岩先生主持第六期;丁伯慧先生参与创办并主持第七至第十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藉此,谨向他们致以敬意!

世界如此喧嚣,杂志不能浮躁。作为主编,我时常提醒自己,一定不要让这本杂志陷于肤浅、轻薄与庸俗之中。因此在坚持传奇性的同时,编辑部全体同仁特别重视选题方向、切入角度、叙述风格以及故事之外所应有的内核与高度。回瞻过往,窃以为这本文摘杂志有三个特质值得一说:一为原创精神;二为策划意识;三是历史态度。有此三样,文摘便不再是文摘,杂志便不止是杂志。《百年中国》面世正是金秋时节,而我们的目光已透过寒冬到达早春。相信《百年中国》这一套书的出版,是《今古传奇·人物》这一本杂志的涅槃。未来的路上,她会更加漂亮、更加成熟、更加优雅,无数的新读者会发现她、了解她、迷恋她。

囿于水平,或有纰漏。我们敬请方家指点,以便于再版时修正。壹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总书记

陈独秀是中共党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

他一生矛盾。身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的最高领袖,却最终被开除党籍。

他一生放浪。三次结婚,四次坐牢,与小媳妇儿在狱中公然风流,并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他一生狂妄。鲁迅说他大门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李达说他是“恶霸作风”。他自我评价:“龙性岂易驯!”

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昔毛泽东“七大”评价,功过分明。“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

1879年陈独秀出生,这一年斯大林出生。1942年陈独秀逝世,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这位曾经被称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的人,高举“启蒙”的旗帜,影响和造就了中国一代政治和文化精英。那张血气方刚的脸上永久性地张扬着“新青年”的蓬勃与勇猛,令人肃然起敬。矛盾一:晚清大秀才,却造假求职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陈独秀3岁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他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

蔡元培当年慧眼识陈独秀,曾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现在的北大人文科学院院长兼副校长)。函中说:“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函后随附陈独秀的履历:“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1月13日,教育部次长范源廉签发“教育部令”第3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蔡元培的瞒天过海之计运用得十分成功。因为他在向教育部的请示公函中所附的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履历,都是假的,也可以说,是蔡元培为应付教育部的资格审查而为陈独秀编造的。

陈独秀一生5次东渡日本,在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等短期学习,但没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毕业,所谓“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当然就更谈不上了。安徽高等学校由陈独秀主持创办,但陈独秀只担任过教务长,没有担任过校长。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热衷编辑《安徽俗话报》,另一方面躲在蔡元培租来的房子里,天天跟随杨笃生等人试验炸药,研究暗杀。矛盾二:中共创始人,却被党开除

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不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时,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稿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陈独秀(一排左三)与蔡元培(一排左二)在北大合影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人头落地。此前和汪精卫签署联合声明的陈独秀遭到了义无反顾的清算,来自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的严厉攻击如暴风雨般将陈独秀团团包围。共产国际没有勇敢地承担应负的责任,而是采取了诿过于人的态度,将失败原因一股脑儿地归咎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于1927年7月12日对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和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被迫停职,“不再视事”。7月13日,陈独秀致函中共中央,以“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为由,提出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7月23日,共产国际派代表罗明纳兹与纽曼来华接替罗易与鲍罗廷指导中国革命。罗明纳兹来华后马上召见了瞿秋白和张国焘,向他们明确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总书记,甚至还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理。

1927年8月7日,这一天,在第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监督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在未通知陈独秀到会的情况下,针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猛烈批判,甚至人身攻击。

1928年春,鉴于陈独秀的影响力,共产国际邀请他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陈独秀断然拒绝,他说自己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身”的雅量。矛盾三:倡导新生活,却狎妓争风

陈独秀是典型的不羁之才,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特立独行,为所欲为。

1917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热情推荐了胡适。蔡、陈、胡三人从天南地北聚集北大。而这三人中,某种意义上最关键的是陈独秀。蔡、胡都是谦谦君子,言行较为温和中正,陈独秀则刚毅勇猛、锐气逼人。由于上有蔡元培,中有陈独秀,下有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批学生,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和胡适们的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他所受的攻击也最残酷。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独秀的狎妓、“打场”(即与人同争一妓而生纠纷)一事上大做文章。北京的“御用报纸”大肆报道了陈独秀“某日因争风挖伤某妓之下体”的新闻,想激起舆论对陈独秀的讨伐。人们几乎都知道陈独秀是《新青年》的领军人物,却很少知道他经常出入于当时的“红灯区”八大胡同。而蔡元培恰恰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并当选为评议员。按照规则,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的要求。现在居然传出陈独秀的丑闻,自然要对他有所惩治。陈独秀认为监狱乃世界文明两大发源地之一

于是,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尔和家中开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可见意见一开始并不一致。蔡元培起初是主张保护陈独秀,不想向以陈独秀私德为要挟的守旧派屈服,但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这次体制变更本来早有计划,定于该年暑假过后实行,此刻突然提前,很显然,蔡元培用心良苦,是为了给陈独秀一个体面离开北大的台阶。北大虽保留了陈独秀的教授职位,但以陈独秀的狂傲,岂肯再留。“3·26会议”的次日,陈独秀得知了自己文科学长被罢免,“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当即便决定离开北大。矛盾四:反封建先锋,却是大家长

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自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然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李达批评陈独秀的作风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

陈独秀在大力推崇和倡导代表进步思想观念的民主和科学的同时,还从反对封建伦理纲常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思想,然而他的亲情观念非常淡薄,算不上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陈独秀很小就没了父亲,过继给叔父后,又赶上叔父常年在外做官,无法给予他缺失的父爱。“慈父”的角色是由祖父扮演的,由于一生抑郁不得志,祖父陈章旭在家是一言九鼎,绝对的家长制作风。这一点对陈独秀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陈独秀后来参加革命,建立共产党,遇到问题动不动就拍桌子,发脾气,恐怕多半是继承了祖父的遗风。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陈独秀与原配妻子高晓岚有了第一个儿子陈延年。这一年,叔父回家省亲,临走时,顺便把陈独秀带到东北,想让他见见世面。从这之后,陈独秀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基本上每次回家,儿子不认识父亲,父亲也认不出儿子。

陈独秀每次回家的意义并不在于享受天伦之乐,而是与新朋旧友谈天说地。孩子们想要和他亲近,他却把孩子支开,时间长了,连妻子也经常向婆婆埋怨:“没有见过这样的老子。”

除了不管不问,陈独秀对孩子造成的另一伤害,就是抛妻弃子,与小姨子高君曼私奔。这直接影响了儿子陈延年对婚姻的看法,他长大后就只埋头于工作,不愿谈恋爱,也不愿结婚。1915年初夏,陈独秀带着高君曼和一儿一女来到上海,创办《新青年》,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他把另两个儿子接到了上海。

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初到上海时,和父亲一家住在一起,但是很快,两人就搬出去半工半读,陈独秀也并不阻拦。高君曼怕外面说闲话,想让兄弟两人继续住在家里,结果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陈独秀与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打算离开上海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这意味着,陈独秀要再次丢下延年、乔年兄弟俩。高君曼有些不忍心,陈独秀却说:“不要紧。他们在外面自己做工,没有我,不也生活得很好吗?这个社会恶浊得很,不能依靠老子。”

早年,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陈独秀对两个儿子的生活关心不多,但很想在思想上对他们产生影响。兄弟俩准备赴法留学之时,正赶上父亲因为在北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有人问陈延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言外之意,陈独秀的脑袋可能随时不保。陈延年的回答让人非常震惊,他说:“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嘛,当然可惜。”说这番话的时候,陈延年神情非常淡漠,好像谈论的并不是自己的父亲,而是一个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

当年,陈公培到法国时,陈独秀曾经托他给两个儿子带一封信,劝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结果,陈延年看完信后对陈公培说:“独秀这个人,你别理他。”言谈之间流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

1919年,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来北大看望他,但他们不被允许直接进家,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各自准备一张名片,上书“拜访陈独秀先生”,下署名号,方得见。虽然后来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最终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但是这些都跟父亲无关,而是因为兄弟俩在现实中看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弊端。在周恩来等人的积极争取下,兄弟俩在法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陈延年离开法国后,留学苏联,学成之后回国。

陈延年被派往广州,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后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父子见面,陈延年永远直呼父亲的名字,两人谈话的内容,没有家长里短,没有嘘寒问暖,永远都是工作,好像除此之外,双方没有任何话题可以交流。

陈乔年的革命道路基本上是沿着哥哥的脚印走下来的。离开法国后,他也是先留学苏联,之后回国,被父亲派往北京,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不久改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

1927年春,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在这一年举行的中共五大上,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矛盾五:大骂国民党,却拒回延安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当时思想界的头号大明星,还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宣传家,他有两大进攻武器:一是讲演,二是写文章。只要有人请他讲演,他总是有求必应,滔滔不绝。他走到哪里,《新青年》就办到哪里。他坐牢几个月,《新青年》就停刊几个月。起初,蒋介石派亲信会晤陈独秀,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并资助10万元组织建设经费。陈独秀坚决地拒绝了。后来,蒋介石又请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的劳动部部长,同样遭到拒绝。胡适曾邀请陈独秀到美国去写自传,陈独秀推托说自己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且年事已高,也无兴趣再见生人。鉴于陈独秀在国内政界的影响以及托洛茨基对他的推崇和信任,上海的托派组织希望他回到上海统一托派内部思想,也被陈独秀断然拒绝了。

陈独秀对国民党素无好感,当年共产国际要中共集体加入国民党,他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在粪缸中洗澡”,只会沾上一身污秽。他曾创作《国民党四字经》,彻底剥掉了国民党的党皮: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以党治国,放屁胡说;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建国大纲,官样文章;清党反共,革命送终。

军政时期,官僚运气;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忠实党员,只要洋钱;恭读遗嘱,阿弥陀佛。

这篇《国民党四字经》见报之后即风传天下,国民党形象扫地,蒋介石还能不暴跳如雷,切齿衔恨?

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8月下旬,大革命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的罗汉来到南京。他见到陈独秀关于抗日的七条提纲后,认为这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相接近,可向中共提出寻求合作。陈独秀对合作主张并未鼓励,罗汉独自积极联络起来。

10月16日,董必武拜访陈独秀,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偏见,不再固执,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的答复是:“回党工作,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遵命。”还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陈独秀心怀不满地关上了延安对他敞开的大门。实际上,陈独秀厌倦了政治,厌倦了争斗,也撂不下面子,放不下架子。

在情感上,王明、康生等人编造的“汉奸事件”严重伤害了陈独秀,虽然两人已经被调回莫斯科,但不能排除重返延安的可能。王明在中共党内失势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但是都被拒绝了,周恩来十分失望。

陈独秀对劝他赴延安的好友朱蕴山说:“中共中央里没有我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陈独秀拒绝了延安的最后一次邀请。1938年后,他终于看清托派组织毫无发展前途,遂脱身而去,重又恢复为一位学者,这才是他的本来身份。矛盾六:穷困如乞丐,却不愿受赐

陈独秀晚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收入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度日,晚年生活可谓贫病交加,十分清苦。

他在1939年5月抵达四川江津后,寄居杨氏山庄的石墙院,这是一个有20多间房的大宅子,是前清一个进士所置房产,此人和三个儿子都已过世,有一孙辈在外地工作。陈独秀和第三任妻子潘兰珍落脚在石墙院,生活一方面靠朋友馈赠(北大学生会是经常支持的),另一方面靠卖文、卖字,他的诗、文、书法都属一流。潘兰珍为生活所迫,避着陈独秀典当了首饰衣物,连陈独秀的老友柏文蔚赠的皮袍子也当了。为了补贴生活,他们在院墙后门外空地种过土豆。

但对别人馈赠的钱物,陈独秀是有分寸接受的。“素无知交者,不愿受赐”,他从来不吃“嗟来之食”。

这时,周恩来再次找上门,劝陈独秀回党,规劝无效,就吩咐他的侍卫长龙飞虎拿出带来的100块银元递给陈独秀。周恩来表示,钱是“互济会”的,让他一定收下。陈独秀说什么也不要,坚持退回了钱。20世纪20年代的中共党员﹑被捕后叛变的任卓宣(即叶青)曾寄200元给陈独秀,被他立即退回。他的学生﹑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朱家骅曾赠他5000元支票一张,他拒收;朱家骅又托张国焘转赠,又遭拒绝。他的学生、国民党政要罗家伦、傅斯年等曾亲自送钱给他,他不要,气愤地说:“你们把我当乞丐施舍吗?即使我穷死、饿死也不会收的。”弄得他们非常尴尬。临走时,陈独秀又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

胡宗南和戴笠也曾备厚礼拜访陈独秀,“请教”他对国事的看法,企图利用他与中共有隙,扩大对延安的反共宣传。对此,陈独秀断然拒绝。蒋介石也曾拨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给陈独秀,陈独秀仍是原封退回。

在极度贫困中,陈独秀把他的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拿去出版,出版社预支了2万元稿费给他。可是,在送审时,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将书名改成《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说:“一个字都不能动。”因此这本书未出成,而那2万元稿费直到陈独秀去世都分文未动。

陈独秀在四川期间,时有朋友、同事、学生来信问候、谈事、求教。

1940年3月中旬,何之瑜代表北大同学会到陈独秀住处看望,问道:“蔡校长去世,先生听说了吗?”陈独秀回答:“听说了。”何之瑜递上北大同学会给陈独秀的信说:“望先生为蔡校长写篇纪念文章。”陈独秀看着信,深有感触地说:“我在金陵狱中,常受到蔡校长照顾。今蔡校长先我而去,是心中无数伤疤又多一伤痕矣!”说罢,泪珠涌出,洒在信笺上。

何之瑜走后,陈独秀郁郁寡欢,呆呆静坐。其妻潘兰珍问:“为何不开心?”

陈独秀难过地说:“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救援电文。在金陵狱中,又承先生照顾,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我痛心的事。”说着缓缓起身,沏杯浓茶,找来信笺,坐下沉思良久,执笔写下《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文稿感情充沛、真诚,颂扬了蔡元培先生的人格与品德。1937年春,陈独秀在南京第一监狱中

1942年,陈独秀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向跟随他多年的北大学生何之瑜交代:“我死之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并说:“小儿松年早已分居独立(时在一中学任职),夫人家中无亲人可依靠,放心不下,她还年轻,之瑜你帮她找个工作做,并要嘱夫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我在南京狱中,朋友赠我的五个显德四年古瓷碗,留给兰珍。后事料理后,稿费如有多余,也留给她一部分……”话未说完,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在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享年63岁。当时,除夫人潘兰珍、三儿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璋、长瑜、侄孙长文等亲属外,尚有包惠僧、邓仲纯、何之瑜在侧。

陈独秀去世后,衣裳、棺木与墓地等均由邓蟾秋、邓燮康赞助,社会各方多有支持,捐赠总数为33750元,支付38753.01元,超支5000余元由北大同学会拨付。

1979年,中共开始重新评价陈独秀。为了适应国内外游客的仰慕之情,陈独秀墓先后几次扩建,并立“无字碑”,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花絮】五进五出,陈独秀把牢底坐穿《世界日报》曾刊登了一幅漫画:主人公是饱尝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将他击伤,国民党又冲上去追加两拳,把他揍得像滴溜溜的陀螺一样天旋地转。第一次:反袁被捕险遭杀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

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掀起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柏文蔚被委任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陈独秀任柏文蔚的秘书。

然而不久,柏文蔚部下胡万泰叛变,突然率军攻击安徽都督府,柏文蔚被迫出走,作为安徽都督秘书的陈独秀受到通缉,“二次革命”在皖失败。

8月27日,陈独秀化装成商人乘民船从安庆逃到芜湖。对芜湖驻军龚振鹏部在胡万泰倒戈反柏时见死不救的行为,陈独秀非常气愤,所以到芜湖后,他径直来到龚振鹏的司令部,责问他“按兵不动,是何居心”。

龚振鹏被激怒了,下令将陈独秀逮捕入狱。

随后,龚振鹏准备以“临阵脱逃,扰乱军心”的罪名将陈独秀杀掉。

时任皖军副司令的张子刚闻讯后,急忙带着卫兵赶到龚振鹏司令部进行劝阻,龚振鹏没敢立即对陈独秀下毒手。

在南京的柏文蔚得知陈独秀落难的消息后,也火速赶来营救。

于是,龚振鹏顺水推舟,放了陈独秀。

10月下旬,效忠于袁世凯的安徽都督倪嗣冲率部攻打安庆后,发出了缉拿革命党人的通告,陈独秀成为“要犯”,被迫逃往上海,远赴日本。他在安庆的家惨遭查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因及时逃往乡下,才幸免于难。第二次:撒传单在京被捕“五四”运动爆发后,从1919年5月4日至6月上旬,陈独秀和李大钊以《每周评论》为阵地,积极组织舆论,大力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

6月11日下午,陈独秀、高一涵和胡适三人来到北京前门的“新世界”游艺场分头散发传单。

陈独秀独自登上五楼,从怀中抽出一卷传单,向楼下一个露天电影院撒去。突然,从背后冒出几个便衣巡警,将他一把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一卷传单。于是,他被带往京师警察厅,经连夜审讯后,被关进了一间既脏又臭的狭小的囚室。

起初,警方奉上级指令,欲置陈独秀于死地而后快,断绝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陈独秀在狱中备受虐待,加之营养缺乏,导致以前就有的肠胃病恶化。

为了不让陈独秀立即死掉,警方不得不同意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去监狱探视、照料。

由此,陈独秀被捕的详情传到外界。

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努力下,自6月13日起,《晨报》、《申报》、《民国日报》、《公言报》、《时事新闻》等各地报刊纷纷在显要位置发表了有关陈独秀的报道、评论,引起全国震惊。

迫于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北京政府只得于9月16日下令将陈独秀具保开释。第三次:在上海寓所被捕

尽管陈独秀因故没有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一大”,但他凭着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崇高声望,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9月11日,他辞掉广东省教育厅长之职,悄悄回沪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此举被报纸报道后,很快引起法租界对陈独秀的注意。

10月4日中午,陈独秀在寓所楼上睡午觉,高君曼正兴致勃勃地与来客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打牌。突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包惠僧以为有客人来了,连忙去开门。

门开后一下闯进来3个陌生人,大声嚷道:“我们要见陈独秀先生!”

被叫声惊醒的陈独秀,感觉事情不妙,慌忙起床想从后门出去,但见后门已有人把守,只得折回前庭。

那几个人掏出手枪,大声吼道:“不许动!谁是陈独秀?”见无人吭声,他们又威胁道:“不交出陈独秀统统抓!”

这时,陈独秀本想站出来,却被包惠僧阻止了。

于是,在场的5个人全部被押上汽车带走了。

在审问中,陈独秀自称王坦甫。

巡捕房见未抓到陈独秀,便派密探把守陈的住所,见来人就抓,结果捕获了先后前来拜访陈独秀的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和《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褚、邵二人立即被“热情地”带至牢房去见陈独秀,因褚辅成不明就里,一见面就叫出了陈独秀的名字,致使陈独秀身份暴露。

不过庆幸的是,法租界经过公堂会审,未抓到对陈独秀夫妇不利的任何证据,就先把高君曼放了。

陈独秀被捕之事经各大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上海乃至全国各界人士积极开展了营救活动。慑于各方的压力,上海法领事被迫宣布罚陈独秀大洋100元结案。10月26日,由褚辅成出面担保,陈独秀被保释出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第四次:入狱惊动孙中山

上海法租界继1922年6月1日逮捕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李启汉之后,又于7月16日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砸掉了牌子。中央的一些同志再三劝说陈独秀离沪躲避风头。但适逢中共“二大”在上海开幕,陈独秀大义凛然地说:“反动势力对我实行逮捕,也不是头一回,他要逮就让他逮吧,党的‘二大’我不能离开。”

8月9日上午,陈独秀正在位于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的寓所中伏案写稿,法租界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长西德纳,会同督察员黄金荣等,突然闯进来将他逮捕,罪名是他家中藏有违禁书籍。

事发后,高君曼立即告知中共中央。党中央迅速通报各地党组织派人来沪,展开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同时致电孙中山请其设法营救。孙中山接电后即打电报给上海法领事,蔡元培、蔡和森等社会名流也在北京面见法国驻华公使,请其命令上海法领事释放陈独秀。

迫于强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上海法领事只得以陈独秀虽“无共产党之实,但《新青年》有宣传过激思想”为由,判处罚金400块大洋,交保释放。第五次:在病榻上被捕

1932年10月15日下午,正在上海家中养病的陈独秀,因叛徒出卖,被突然闯进来的国民党特务逮捕。他很快被押解到南京,先关押在十禀巷军法司,后被囚禁在位于老虎桥的江苏第一监狱,经多次审判,最后判处有期徒刑8年。

国民党的老虎桥监狱条件还算不错,陈独秀是一人独居,如果有人来探望,先写个名片由看守递进来,他想见就见,不想见就不见。

国民党何应钦、宋美龄、顾孟余等要人先后来狱中劝说陈独秀不算,前往探视他的朋友有五六十人之多。

在狱中,陈独秀还为一个人向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写了一封举荐信,推荐他到中央大学去教书。这是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入狱。

陈独秀视入监狱为平常,视监狱为人生必由之路,早在1919年他就写道:“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真的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

陈独秀甚至还将比自己小29岁的小媳妇儿潘兰珍带进来,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这时潘兰珍已与陈独秀同居两年。在陈独秀被捕前,她只知道管自己的爱人叫“老李头”,并不知他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创始人。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被减刑3年提前释放。陈独秀大事年表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

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

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中共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

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

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来源/《今古传奇·人物》2011年第3期)贰张国焘毛泽东最黑暗时刻制造者

他曾是毛泽东在党内最大的对手,也是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他的一生大起大落,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辉煌历程,也有过为人不齿的叛徒行径,更有着令人唏嘘的凄凉晚景。

1897年,他出生于富贵之家。1921年,他主持中共一大。1938年,他投奔蒋介石。82年的人生,正巧平分为红、黑两半。“张国焘”这个名字,有人可能很熟悉,有人可能很陌生。

张国焘又名特立,1897年11月14日生于江西萍乡。他的家,按张国焘自己的说法,是“地主乡绅之家”。其曾祖父做过几任道台,祖父是翰林,做过几任知府,父亲曾任县知事,类似于今天的一县之长。

张国焘虽然生在富贵之家,但颇为同情穷苦人,与家庭时有矛盾,这成为他后来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同时,正是因为出身于这样的官宦之家,张国焘养成了自傲、爱出风头的心态,形成了一切凭实力说话、不知忍让、动不动就闹分裂的性格。

联曰:“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是非立断青史留憾;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忠奸已辨歧路亡羊。”张国焘一生都在风口浪尖上起伏。24岁:出风头

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的秘密联络员主持中共成立大会,地位仅次于总书记

1920年7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来自北京、留着偏分头的小伙子,敲响了上海渔阳里二号的大门。女佣打开大门,将来人让了进去。这位23岁的小伙子,见到主人陈独秀后,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陈教授!”

来人就是张国焘,他正趁着学校放假的机会,来往于京沪之间,为在北方的李大钊和因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受到通缉、逃亡上海的陈独秀传递消息。此前,陈独秀曾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张国焘则是北大的学生,故而有师生之谊。

在上海,张国焘住在陈独秀家中,两人有了更多的交谈时间。此时,陈独秀正在由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入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组织当中。“他开门见山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的高论。”

有一天晚上,张国焘突然发觉,“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这就是建党的筹划了,“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1923年4月,在莫斯科学习的任弼时(左一)、罗亦农(左二)同国内赴苏的张国焘(左四)、刘仁静(左五)等临别时合影

张国焘于8月底暑假结束的时候回到北京,他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显然,在共产党酝酿组织运作的过程中,张国焘充当了“南陈北李”之间的联络员。也正因此,在陈独秀和李大钊同时缺席一大会议的时候,张国焘在一大的预备会上被推选为主席,并由他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后,向代表们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

张国焘在主持一大会议的时候,向大会提出了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的议题。“议事日程共有四项:一、党纲与政纲;二、党章;三、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四、选举。全部议程讨论完毕,大会旋即宣告闭幕,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由我致闭幕词。我以兴奋的心情祝贺大会的成功,并吁请各代表回到各地的岗位上,根据大会的决定,发展我们的工作和组织。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当我们离开这只划艇时,湖面上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赶上晚车回到上海,已是午夜了……”

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兼中央局三人团成员分管组织的张国焘,心情是很有点儿得意的。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党在初创时期,组织工作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张国焘的地位仅次于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张国焘正沉浸于人生的第一个高峰,但他在一大上的表现明显为他后来的人生埋下了伏笔。31岁:闹情绪

刻意隐瞒狱中真相,李大钊险为他丧命 欲组建一个工农党,脱离共产国际领导

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时,张国焘所主持的小组集中了刚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国的一些青年党员。年轻人精力充沛,多有活动。二大闭幕后,张国焘小组仍然经常集会讨论问题。这被陈独秀认为张国焘是搞“小组织”活动,企图架空他,为此大发脾气。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陈独秀在给大会的报告中专门批评了张国焘:“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也产生了矛盾。

中共三大选举,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仅得到40票中的6票,不仅落选了中央局成员,而且连中央执委也没当上。

张国焘是一个固执的人,虽遭惨败,依然坚持“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保留我的原有意见”。

后来,孙中山接见赶赴广州即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李大钊、张国焘等人。

一直怀有满腹疑问的张国焘追问孙中山:“不知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指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第一条的规定),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

未得到认真回应,张国焘继续拿此问题追问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

这时,李大钊开口了:“你这个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

国共上下正处于合作的兴奋中,张国焘处处“刁难”,最后连他自己也感觉到“我仿佛成了一个专泼冷水的人”。

1923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因具体指导过此事件,张国焘上了反动当局的黑名单。

1924年,张国焘在北京寓所被捕变节。反动当局根据张国焘供出的名单缉拿多名共产党人,李大钊因事先得知风声出逃老家幸免于难。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张国焘被营救出来。

张国焘于狱中招供一事,他不仅守口如瓶,而且编造了自己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党组织对他的行为亦未能觉察。直至解放后,当年的审讯档案被接收,张国焘5个月的铁窗生涯才真相大白。

1927年11月,张国焘因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阻止八一南昌起义受到党内处分,他因而萌生了脱离共产国际的领导而另组“工农党”的想法。

1928年2月下旬,张国焘因不同意取代陈独秀成为总书记的瞿秋白的盲动政策,当面向瞿秋白声言:“如果再不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不久,他又向陈独秀提出上述建议。陈独秀表示坚决不能同意。

同年5月,共产国际纠正了立即进行工农暴动的政策,并邀请张国焘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此背景下,张国焘才放弃了另组新党的想法。延安时期的张国焘与毛泽东38岁:搞分裂

自命为真命天子,看不起全体中央红军 另立党中央,自任党主席,通缉毛泽东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张国焘调任鄂豫皖苏区首脑,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在鄂豫皖苏区,张国焘“立即考察实况,开始试行改革”。他督促每人“至少种五棵南瓜”,很快解决了最紧迫的粮食问题;领导反“围剿”战役,不断取得胜利;纠正乱打土豪风气,实行拥军优属政策。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鄂豫皖的人民口口相传,中央来了一个大人物“张主席”。1932年,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西进入川,再创辉煌。两年时间内,红四方面军由1万多人发展到8万多人。当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听闻喜讯高度赞扬。张国焘毫不掩饰内心的得意:“我这个领导人是一般乡下人所注目的,一般人觉得这里出了一个‘真命天子’。”

1935年6月2日,中革军委给飞夺泸定桥的勇士们授奖的同一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来电:已派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进占懋功,与中央联系。从江西苏区出发以来,中央红军经大半年英勇奋战,先期望与二、六军团会合而不可得,遵义会议后将与四方面军会合作为战略目标,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终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中央红军上上下下心情之振奋是可以想见的。

6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提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的直接会合,开展新局面。两个“一切”,迫切之情溢于言表。6月12日,博古在《前进报》第一期发表《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连标题都能感觉到那颗兴奋搏动的心。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会见,还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会见。

为两军会合,毛泽东亲自为一军团拟了三条标语:一、“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二、“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三、“欢迎张主席!”

毛主席欢迎张主席,张主席也给毛主席发来热情洋溢的电报:“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地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到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1935年6月25日,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赶到三里路外的欢迎会场远迎。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有回忆说那天还下着雨。那么,毛泽东和政治局诸委员就都是立在雨中迎候了——迎候在四方面军中享有最高权威的张主席。

这是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如此之远,去欢迎党内另一位领导人物。

张国焘好不风光,他骑着一匹白色高头大马,在10余名骑兵卫士的簇拥下,由远而近疾驰而来。

见政治局全体委员站在路边肃立迎候,他立即下马,跑上前去拥抱握手。他回忆道:“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到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

可是,表面的和气掩盖不住内在的矛盾。会师之初,张国焘便质疑红一方面军的军事实力,他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1972年6月,周恩来回忆这一幕时,依然印象深刻。他说,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张国焘太懂得数字里面的含义了。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总兵力10万人内,80%以上都是四方面军的人。

当时,已是边缘人物的李德对此印象极深,他说,张国焘“40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长征时的张国焘

李德的印象,在红一方面军的一名政工干部的回忆中,可以得到具体的印证:“张国焘很看不起全体中央红军,因为我们穿得破破烂烂,军容不整,而且人数也比他的队伍少。张国焘和他的军官团的态度使我们感到震惊,他们的派头就好比大富翁见到穷亲戚一样。”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一书中的记录更为形象:“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张国焘的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成立伪“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他还以伪中央的名义,通过所谓《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当然,这只是中国革命征途上的一场闹剧、一个插曲。多年后,张国焘回忆起这段辉煌与沉落:“我这个鄂豫皖苏区的园丁,真有感慨万千之叹。”41岁:做叛徒

铁心叛党,三请三逃,宁被枪毙不回头 认贼作父,积极反共,一代枭雄成笑柄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陕甘宁边区代主席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到黄帝陵所在的中部县(今黄陵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到了,双方站在一起同时祭陵。

张国焘悄声对蒋鼎文说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谈谈。”

蒋鼎文会意,当即吩咐自己的随从将张国焘的警卫隔开。

张国焘上了蒋鼎文的车又说了一句:“我想见见蒋委员长!”就这样去了西安。

在西安,林伯渠赶来对张国焘说,党内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要张国焘先回延安。

张国焘坚决不从。在汉口,李克农率人把他从火车站劫走,他逃掉;又派人追踪他,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又逃掉;来来回回三“请”三逃。其中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他另一只臂膊,张国焘大叫:“绑架啊!”国民党人士前来询问,幸亏周恩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高声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去看病!”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

但不论周恩来如何煞费苦心地劝说,张国焘依然一意孤行,最后甚至说:“你们要杀我枪毙我,就在这个旅馆行事吧!”脱党意志如此决绝,不知当初入党时是否也像这样坚定。

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

张国焘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

堂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竟然扛着蒋介石给的中将军衔开始从事起下作的特务活动。

当时在军统局里,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是中将级,其他最多也只是少将。所以,不少国民党特务都对张国焘嫉妒得要命。

一时间,张国焘成了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戴笠每次请客准备邀请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用很骄傲的口吻先向朋友们介绍说:“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张国焘在中共党内近18年,对中共的所有内情基本掌握。戴笠对他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但张国焘十分清楚,戴笠虽然器重自己,但存有一定戒心,而且他的权力只是限于研究范围。

为了立功,张国焘想出了“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高招”,还拍着胸口说,一二九师的主力来自红四方面军,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但张国焘没有想到,他的策反惨遭失败。对此,戴笠把气都撒在了张国焘身上。戴笠派人把张国焘叫到办公室,指着他的鼻子一通大骂。骂完,又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

被赶出军统,张国焘就被暗中与军统较劲的中统看上了。

中统头子朱家骅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中统下面的特务并不买张国焘的账。他们不仅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而且公开拿他被戴笠责骂一事开玩笑。这个震动国民党上下的“反共强人”一直拿不出强硬的“反共业绩”,张国焘就此成了“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的闲职人员。82岁:大预言

高度评价毛泽东,大胆预测邓小平复出 无神论者皈依基督,穷困潦倒惨死他乡

解放前夕,张国焘随国民党败逃台湾,后不堪倾轧转而流寓香港。

在香港,张国焘曾与人主办《中国之声》,却又因为利益问题,遭受排挤。而后,张国焘又在买卖黄金的风潮中遭受损失,加之遇上妻子断骨之祸,一时间生活困顿至极。

恰在此时,美国的一些机构对张国焘产生了兴趣。

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情报来源完全断绝,只能在周围国家搞一些观察情报。张国焘虽然脱离共产党已有数十年之久,但作为共产党元老之一,他与许多新中国领导人有过别人无法代替的交往,掌握着一般人不可能掌握的情况。美国人希望他所提供的情况,有助于研究中共领导人的现在和未来,并从他们的籍贯、性格、爱好、交往等方面,判断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乃至可能推行的内外政策。张国焘全家在加拿大的合影晚年张国焘

生活窘迫的张国焘,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对于美国方面迫切想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动因和以后的走向,张国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的观点自成一家,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先见之明”。

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

张国焘认为这位昔日的同志、对手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带有哲学的思考。

张国焘还告诉美国人,虽然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力,但他很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全面掌控一切,作为下属的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对其隐瞒了一些情况。张国焘断定毛泽东会继续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将会失去效果,其最初设想的目标不会实现。

说到美国人渴望了解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其是一个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一起工作的人。林彪之所以被选择成为接班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共事多年的下属,林彪对其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是显然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

对于美国人所关注的“文化大革命”走势,尤其是毛泽东一旦去世,中国政局将会如何发展,张国焘坚信,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将顺利继承权力,但由于林彪缺乏政治上的才能,所以一旦毛泽东去世,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将会与周恩来很好地合作,因为林彪需要周恩来的支持和治国的专门知识。

在张国焘看来,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陆续掌握权力并推动国家前进。

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且有效地失去其地位和政治影响。

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于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失势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彪、周恩来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复归平静,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一些当时被打倒的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将有机会重新复出,因为国家的治理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1968年,张国焘远走加拿大,去投靠早就移民那里的儿子。

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

1973年圣诞节前夕突然中风,右手右脚麻痹,被从儿子家中送入养老院。在那里,1976年听到毛泽东病逝的消息,张国焘长叹一声:“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1978年,张国焘皈依基督教,做了神的儿女。

1979年12月一个鹅毛大雪的严寒之天,张国焘被冻死于多伦多那个住了6年的养老院。据说死前因病痛折磨,他从床上翻滚掉下来,一夜无人发现。当天明亲人赶到时,张国焘已然气绝。【花絮】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时刻:与张国焘斗

毛泽东在中南海回忆一生最黑暗时刻的时候,张国焘正在香港的贫民窟里一字一句地撰写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这个在中国革命史上显赫一时的人,在“草地”这一章的标题位置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

毛泽东、张国焘都在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名单里位居前列。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中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两人都敢于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都是具有领袖才能的人物。许世友曾说:“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当时红军有可能发生内战

1960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住宅的书房里,会见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不会忘记,1936年他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刚刚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又面临蒋介石的军事包围。在那个艰难时刻,年轻的美国记者斯诺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来到延安,对他和红军战士进行采访。

在微弱的烛光下,毛泽东与斯诺彻夜畅谈。24年后的重逢使他们激动不已,两人连续谈了几天,时间长达9个小时。“我们谈到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斯诺回忆道,毛泽东显得“从容不迫,动作稳重,能迅速领会别人话中细微含义,眼神虽然不能完全说是闪烁发光,但是却带着一种嘲笑的微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非常喜欢机智的谈话”。

谈话的气氛是友好和愉快的,斯诺却以他的职业敏感,感觉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某些隐忧。“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之中,那是由中国的天灾和人祸的残酷结合造成的。”

于是,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只有斯诺才敢提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出乎意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上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此时,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穷困潦倒的张国焘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这个在中国革命史上显赫一时的人,心酸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在“草地”这一章的标题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临时工遇见北大的风云人物

张国焘与毛泽东相识于北京。

1918年8月,毛泽东首次到北京,经人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基本是个临时工的角色。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了现任苏维埃副主席的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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