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榛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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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下的中国工业结构调整试读：
作者简介
乔榛，1964年生，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经济学博士、博士后，黑龙江省特聘教授（龙江学者）。多年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并在收入分配、低碳经济等领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其中有若干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或论点摘编；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黑龙江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已出版学术著作4部；承担教育部，黑龙江省社科基金5项。序
本书是在我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碳减排约束下的中国工业结构调整战略研究”的最终成果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对该课题的研究，使我对环境污染与碳排放相关的简单认识，最终上升为一种理性的思考。碳排放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之后实现了经济较快增长时的一种副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碳排放并未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虽然有对碳排放引起的污染感到不适，但在人们把主要诉求集中在提高生活水平的背景下，这种污染引起的不适并未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碳排放引起的后果在不断积累，最终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效应。气温升高已经超出了气候变化的正常波动，以至于越来越频繁的灾害性气候消除了绝大多数人对温室效应的疑虑。因此，整个世界发出了一个一致的声音：进行碳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效应，实现地球生态自循环的新的平衡。
然而，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并不平衡的背景下，这种理性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各国一致行动的支持。一个碳减排的世界博弈，在联合国推动制定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展开，而要寻求一种博弈的均衡异常困难。尽管如此，各国还是清醒地认识到碳减排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各国都不愿意通过回到过去，或通过所谓的零增长来扭转这种趋势，尤其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是绝不会放弃他们的发展权利的。因此，寻找碳减排前提下的经济增长的途径是各国所希冀的目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现已成为一个世界重要的经济体，经济规模更是上升为世界第二的水平。但在这背后，中国也是一个碳排放迅速增长的国家。因此，实现碳减排对于中国是一个更大的考验。我们当然不能通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解决这一问题，但碳减排又不能推到未来去实现。因此，寻找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或发展方式，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发展绿色经济或低碳经济，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继续前进的新的方向，而在发展绿色经济的庞大系统中，中国最需要解决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其中关键的又在于调整工业结构，因为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碳减排效应。
以上是我在课题研究结束后得到一个逻辑结论。这不仅使我对研究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也深感探索一条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并非易事。我愿意在这一研究思路下继续努力，以奉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通过这一研究，使我对人类社会发展也有了新的认识。人类自诞生起就开启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这一方面源于一种无止境的、对于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源于人类在不同阶段要面对不同的约束，而且这似乎也没有尽头。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和发展中，在面对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强大压力下，人类不断地积累自己的生产能力，最终形成了一种生产力的质的变化。人类社会第一次可以摆脱供给的严格约束，达到了生产过剩的程度。这就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发生于18世纪最后30年的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新的机制，其中孕育的巨大生产能力，在向人们提供广阔生活空间的同时，也遭遇了由于生产能力扩大而引发的物质产品过剩的困扰。于是，围绕生产和消费，或供给与需求的经济话题和发展实践，经济学家和社会管理人员都在努力探索这种经济运行的原理和寻求这种经济运行良好的途径。然而，就在人们还无法最终摆脱这种来自生产和消费，或供给与需求矛盾的时候，一种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困境又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是由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引发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并且促使人们在超越过去生产和消费，或供给和需求的角度去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工业革命在不断积累生产力的同时，也不断地积累着碳排放的总量，而且这种工业革命的副产品也在挑战着工业革命以来不断形成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人类社会已经来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这里要求人们必须同时在两个难题下寻找出路，不仅要努力协调供给与需求这一在经济运行中表现出来的矛盾，而且还要面对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这种复杂的考验，无疑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而且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今天，这种考验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不仅要面对这些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运行困境，而且还要面对全球化不断加深而发展又不平衡的局面。人类社会要打破目前面临的供给、需求和环境叠加的约束，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和协调，然而，这种合作和协调在世界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形势下又在极度挑战人类的智慧，新的形势下能否实现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型？显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世界合作并付出努力，也需要各国努力探索。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而且在这个世界大国的称号中赋予了经济内涵。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国在世界取得了新的地位，当然也被赋予了新的责任。在面对世界经济转型的新的历史时刻，中国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很多，其中，在发展低碳经济或绿色经济的历史新选择中，中国可以开拓的空间很大，可以做出的贡献也很大。但是，要走出一条良好的发展之路，中国面对的困难也很大，因为我们在经济发展的程度、方式、结构等方面，以及我们必须要实现的自近代以来因衰落而激起的复兴民族梦想，都使得中国的转型之路更为艰难。发展低碳经济或绿色经济无疑是这种探索中的关键环节。
本书只是一个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初步探索，更宏观的背景和更具体的思路，都不是理论探索所能企及的。实践在发展、世界在变化，需要我们敏锐地抓住每一个变化的细节，以此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因此，本书对于我来说只属于一个研究的起点，随着实践的发展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第一章气候变化的挑战和中国的选择第一节气候变化的挑战一、气候变化的预警及科学根据
在有气候变化记录以来，最近百年是气候变化最为极端的一个世纪。气温持续升高、极地冰川融化、干旱、洪水、飓风频发等，这些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气候变化，让人们不能不深度思考这种变化根源。
2004年由美国福斯公司拍摄的电影——《后天》把全球关注气候变化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艺术化的场景。龙卷风袭击美国洛杉矶、狂雪掩覆印度新德里、冰雹重创日本东京，而纽约在短短一天之内从炎热急速降为酷寒。
在这个艺术化场景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具有一定科学根据的全球气候变化的预警。2003年，美国国防部提交给白宫一份“秘密”报告——《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报告称，全球气候在未来20年内发生地突变，对人类构成的威胁要胜过恐怖主义。届时，由于气候突然变冷，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资源锐减，会因此引发大规模的骚乱、冲突甚至核战争，成千上万的人将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死亡。
在气候变暖的趋势下，人们过去想到的更多是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天气干旱等极端气候，而《后天》告诉人们的是全球变暖导致气候极寒。这与全球变暖并不矛盾，或者说这实际上是全球变暖的一种结果。理解这一点需要涉及一些海洋物理的知识，即气候变暖将引起北大西洋热盐环流的崩溃或减缓，引发显著的气候突变。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物理海洋学家Henry Stom me发现了海洋运动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认识规律。在北大西洋区域，它的表层水与深层水的运动路径是不同的，表层水由南向北流动，而深层水是由北向南流动的，如此就改变了过去物理海洋学关于海流的理论。在过去的物理海洋学家看来，大洋的表层和深层水流动的方向是一致的。到了198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海洋学家Wallace Broecker又提出，热盐环流其实有两种模式：运转和停止，且二者之间可以很容易地切换。在地球的气候变化历史中，一直在重复着冰期与间冰期的转换，而引起这种转换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太阳的辐射。因为地球气候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太阳辐射引起的。地球是因为接受了太阳辐射的能量才孕育了万物，而太阳辐射到地球的能量有一部分被吸收，而更大的部分又被反射到太空，并且在这一反馈运动中保持一种基本的平衡。在地球的大部分的历史中，这种太阳到地球的能量反馈完全受制于自然因素的影响。太阳耀斑的周期性变化，地球上的火山喷发，这些因素会短暂地改变地球气候的变化。不过，在最近的100多年，人类的活动逐渐成为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最为突出的就是工业革命后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使得二氧化碳排放远远超出了大气平衡所要求的水平，因此导致地球的温室效应，即太阳辐射到地球的热量受到温室气体增长的影响过多地保留下来。这样的结果便是地球气温上升，北大西洋将不断受到由于冰川和格陵兰冰盖融化，以及可能最主要是由于降水和径流的增加所引起的淡水注入的影响。经过几十年的变暖，高纬降水的增加将导致更多的淡水注人北大西洋高盐高密度的海水中，而通常情况下该地区的海水主要受墨西哥暖流和高盐度海水的影响。因此，大规模的暖水洋流再也无法到达北大西洋，即出现热盐环流停止，这可能使北方的气温骤然下降，也就是《后天》中所展示的场景。
在这个故事及背后的科学研究中，我们看到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二氧化碳的非正常增长。美国哥伦比亚的另一位学者Peter Demenocal研究了有气温记录的130多年的全球气温变化。他发现自1880年到1980年，全球气温整体增长了1℃，而自1980年以来的30多年，全球气温整体增长了0. 6℃。这意味着全球气温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而考虑到影响气温上升的各种因素，他发现人为因素，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高度相关和非常明显的作用。
二氧化碳本来并没有蕴含任何灾难。它是一种在常温下无色无味的气体，在自然界，二氧化碳来源于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呼吸作用，同时，二氧化碳又保证了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和海洋中浮游植物呼吸的需要，因此，二氧化碳使自然界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但是，工业革命之后，二氧化碳源于化石燃料的比例不断上升，并出现了打破旧有二氧化碳动态平衡的趋势，因此，二氧化碳具有的温室气体效应才逐渐变成一种灾难。既然二氧化碳的灾难性演变与人类的经济活动有关，那么改变这一前途的方向自然就是调整人类的经济活动，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人类的工业化进程。二、气候极端变化的影响
在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不时地被一些极端气候所困扰。这种气候变化不仅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而且还让人们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一些地区出现持续时间较长的干旱和活动频繁的热带风暴的侵袭。在北美洲，西部山脉的积雪面积逐步减少，一些地区农作物依靠雨水灌溉的面积增大；热浪更加频繁地袭击大城市，造成难耐的高温天气的增多。在拉丁美洲，亚马逊河东部地区，热带森林逐渐减少，热带森林逐渐被大草原取代；一些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因物种灭绝大幅降低；人们的生活、农业以及用于产生能源的用水形势正在发生恶化。在欧洲，内陆和沿海地区都受到频发的洪水侵袭；山脉地区冰川萎缩，积雪量减少；物种数量大幅减少，南部地区农作物产量降低。在非洲，严重的干旱将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影响；一些地区依靠雨水灌溉农田的面积可能减少50％，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作物产量将大幅萎缩。在亚洲，预测到2050年，亚洲中部、南部、东部和东南部可获得的淡水数量将大幅减少；沿岸地区发生洪水灾害的风险升高；一些地区因洪水和干旱导致的疾病将造成人的死亡率大幅升高。
一位英国记者兼环保广播节目评论员马克·林纳斯在他出版的《六度的变化：一个越来越热星球的未来》书中，对气候变化的气温指数效应做了如此的预测。气温升高1度，北极圈全年有半年处于无冰的状态，而通常不知飓风为何物的南大西洋地区沿岸将饱受飓风侵袭，美国西部居民也将面临严重的长期干早。气温升高2度，冰川逐渐融化，北极熊挣扎求生，格陵兰岛的冰川融化，珊瑚礁也逐渐绝迹，全球海平面上升7公尺。气温升高3度，亚马逊雨林逐渐消失，欧洲在夏天将不断遭受前所未有的热浪侵袭，成千上万的难民从亚热带迁徙到中纬度地区。气温升高4度，海平面上升并淹没沿海城市，冰川消失，造成许多地区严重缺水，部分南极洲崩溃，更加快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伦敦夏天的气温将高达摄氏45度。气温升高5度，不适合居住的地区不断扩大，供应一些大城市用水的积雪和地下蓄水层出现干涸现象，数百万人沦为气候难民，人类文明可能因剧烈的气候变迁而开始瓦解，贫民将遭受最大的煎熬，两极均没有冰雪存在，海洋中大量的物种灭绝，大规模的海啸摧毁沿海地区。气温升高6度，高达95％的物种灭绝，残存的生物饱受频繁而致命的暴风雨和洪水所困，硫化氢与甲烷不时引起大火，就像随时会爆发的原子弹一般，除了细菌之外，没有任何生物能适合生存，“世界末日”的情节正式上演。
我们大可把这样的描述看作一种警示，甚至也会对人类具有更大的信心。但是，这种人类的悲剧正在上演，只要观察一下我们身边已经发生的现象，就应该正视我们将要面临的是一个怎样严峻的未来。第二节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选择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后果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或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这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而且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应该拥有的权力。但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形势下，我们的这一目标势必会受到这种气候变化的约束。因为，地球这个我们人类生活的家园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承载能力的危机。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史蒂文·勒布兰卡在他的一本著作——《承载能力》中提出地球的承载能力的概念。所谓承载能力，是指地球及其生态系统，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系统对于地球上人口数量的支撑能力。目前这种承载能力正受到来自全世界范围的挑战。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资料，未来30年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将增长66％，但至今还不清楚这些石油将从何而来。类似地，在世界的许多地区清洁水源的供应也日趋紧张。目前，世界上有超过8亿人的食物供应匮乏。这些事实意味着地球并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来维持我们的生活。许多人指出应该把技术创新作为补偿地球生态系统的手段。的确，通过技术的发展可以增强承载能力。在最近几个世纪，我们已经学到了如何更多地获取食物、能源和水。但这种技术进步真的具有可以应对一切自然危机的能力吗？撤开人类的自信，单就我们应该做的准备来说，现在必须是以足够的危机意识来规划我们发展的时候了。中国的发展必须重视地球的承载能力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像“罗马俱乐部”提出的那样要实现“零增长”，但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是无法回避的。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奇迹”——30多年间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这是一个可以跟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相比较的速度。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处于第十位；而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达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然而，由于我们的这一持续增长是建立在一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之上，因此，长期增长积累的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资源、环境和生态带来的严重约束。
中国的国内资源已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我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7％，居第6位，而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27％，居世界第119位，属于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近7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供水不足，其中110个严重缺水。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40％。矿产资源中，我国累计发现矿床种类162种，这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拥有矿种比较齐全、探明储量比较丰富的少数国家之一。但若按人均拥有量计算，我们却还是无法脱掉“贫矿”的帽子。国际上公认的工业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45种矿产资源，人均拥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探明储量占世界储量的7.7％和7.1％，即使是储量相对丰富的煤炭资源人均占有量也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64％。根据世界银行估计，每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与GDP的比例高达10％。由煤炭燃烧形成的酸雨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超过1100亿元人民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有三分之二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基础上实现的。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2006年全国流经城市的河流中，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3亿农民无法喝到安全的饮用水，75％的湖泊出现了富营养化间题。酸雨的影响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是1995年的2倍，部分城市污染依然严重，五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居住在污染严重的空气中。土地不断沙化，水土不断流失，台风、洪涝、沙尘暴、热浪等自然灾害变得越来越频繁。
因此，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加大碳减排力度、发展低碳经济已经不只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愿景，更是一个非常的现实问题。然而，我们真的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是有许多困难的。二、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
面对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我们无论是要追求经济可持续增长，还是要负起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都必须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即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
早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根据当时经济增长带来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而标志着我们在经济发展方式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次会上明确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在党的重要会议中首次使用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并且提出实现其根本性转变的理念。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体制转变结合起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是构建相应的经济体制，即依靠经济体制转变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同时，会议还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式形成。这一切表明，我们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是有深刻认识和充分准备的。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像实现经济增长那样容易。尽管我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转变增长方式还是任重而道远。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间题很多，牵涉的面很广，而且还孕育着未来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其艰难程度确实超出人们的想象。不过，既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寻求系统转变的突破口就显得很重要。各个国家基于自身发展程度和发展条件的差异，这种突破口可能并不相同。就我国来说，调整工业结构并形成新的工业发展战略，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低碳经济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突破口。第二章低碳经济的理论演进与实践探索第一节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一、低碳经济
低碳（Low Carbon），意指较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 LCE或者Low-Fuel Economy, LFFE），意指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的经济，也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在低碳和低碳经济这一简单的意义背后包含着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当气候变化超出了正常状态，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极端气候时，人们开始思考这一自然状态与人类社会生存所具有的新的关系。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逐渐打破了气候的自然循环，因此，气候变化就成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英国最早提出“低碳”概念并以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2003年，英国颁布了题为《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第一次明确地归纳出“低碳经济”这个词汇。
2008年的金融危机催生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目标的新技术革命被发达国家看作是推动经济复苏和实现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并且发展低碳经济在全球已经达成共识，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其领域不断拓展，不但包括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而且还涉及低碳产业、低碳生活方式、低碳城市、低碳社会等方面。低碳经济正在逐步引领世界开创一个新的大变革时代，应用新的技术和机制创新，通过低碳生产和生活的新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面可持续发展。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对低碳或低碳经济的理解自然会涉及更多的内容和更大的范围。尽管“低碳”的简单含义是较低的温室气体排放，但低碳并不是要回归混沌自然、原始自然，更不是把发展低碳理解为发展“无碳”或“零碳”。事实上，在科学发展框架下，“低碳”既不等于停滞、贫困，也不等于限制具有高碳属性产业的引进和发展。“低碳”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首先，“低碳”是与“生态环境恶化”紧密相关联的范畴。低碳及其发展之所以成为全世界最为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是它成为被用来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法宝。这是因为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式。许多研究都指向，人类以化石能源为支撑系统的工业化活动会对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系统产生不良影响。或者说，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温室气体排放量越来越大，地球臭氧层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全球灾难性气候屡屡再现，即使人类曾引以为豪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因为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而大打折扣。其次，“低碳”是与无节制的“高碳排放活动”相对应的概念。与低碳相对应的不是高碳产业，而是毫无节制的“高碳排放活动”，也就是那些既不采用高效能技术，也不考虑减少碳排放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及其所造成的更多的碳排放活动。这种高碳排放活动，一方面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特定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与之相匹配的价值观和发展观。“低碳经济”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则是指一种具有包容性、兼容性的新经济发展方式。截至目前，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或者完成了三次重大的产业革命，即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目前正在酝酿并开始显现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将会是以“低碳经济”为特征的绿色革命。因此，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绝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一种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技术，相反，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它至少可以理解为以GDP为“资产”，以环境污染特别是以气候恶化为“负债”的投入产出关系，属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这种低碳经济的“包容性”表现在：不仅包含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低碳贸易、低碳金融，还包括一切能够节能、减排、清洁、环保的常规技术、传统产业和产品；不仅具有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技术特征，还具有低消耗（减量化）、低废弃（再利用和资源化）、低成本的价值特征。而“兼容性”表现在：不仅把减少碳源、缩小碳足迹、降低碳强度与提高碳汇、增加蓄积量、增强固碳能力对接起来，还把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和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制度与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和追求绿色GDP连接起来；不仅把低碳管理和低碳服务融为一体，还把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把应对极端气候事件能力建设与低碳城市建设和低碳生活方式的提倡融合起来。二、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Cyclic Economy）是指在人、 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循环经济一词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他认为，不断增长的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止境性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对资源供给的局限性之间，必然会产生一种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发展循环经济。也就是说，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一种运用生态学规律和经济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资源配置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在技术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的物质流动、能量流动、信息流动的模式。与传统的“资源开发一产品生产一废物排放”的开放型流动模式不同，循环经济的流动模式是“资源能源开发一产品生产一废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型流动模式。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的实质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福利的生产方式，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以人类共同福祉为目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如下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新的系统观。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 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
第二，新的经济观。循环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仅仅沿用19世纪以来机械工程学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第三，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在考虑自然时，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运用科学技术时，不仅要考虑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关注人自身时，不仅要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要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新的生产观。循环经济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在生产过程中，循环经济观要求遵循“3R”，原则：资源利用的减量化（Reduce）原则，即在生产的投入端尽可能少地输入自然资源；产品的再使用（Reuse）原则，即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并在多种场合使用；废弃物的再循环（Recycle）原则，即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力争做到排放的无害化，实现资源再循环。同时，在生产中还要求尽可能地利用可循环再生的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尽可能地利用高科技，尽可能地以知识投入来替代物质投入，以达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统一。
第五，新的消费观。循环经济要求走出传统工业经济“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误区，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同时，循环经济观要求通过税收和行政等手段，限制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一次性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第二节低碳经济的理论演进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谋求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满足，因此，低碳、绿色、循环等概念对于人们来说还只是一种奢望，而且大自然相对人们的生产力水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根本不需要去考虑节约自然资源、减少对环境破坏这样一些问题。然而，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个之前人们无法想象的高度。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随着生产力的这种历史性突破，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的轨迹也发生了改变，以前从来都不会考虑的自然资源问题开始凸显，以前从不关心的环境间题开始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如此，理论研究中就多了一个主题，即如何处理人类的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问题。
应该说对上述的这一问题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展开、其关切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人类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切经历了三个浪潮：第一波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关注的是有限资源问题，具体涉及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和粮食供应问题；第二波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注的是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副产品问题，具体涉及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垃圾问题、噪声污染、空气和水体污染、放射性和化学污染；第三波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注的是全球问题，具体涉及如气候变化和臭氧层破坏。对这些不同阶段关注的问题进行总结可以归纳出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环境问题，具体包括：经济发展中怎样做到可持续发展问题；怎样克服负外部性、选择经济发展模式；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在经济决策中的环境评价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环境经济决策；环境核算问题；国际环境经济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体现为低碳经济的理论演进。一、资源稀缺性问题的研究
1931年，美国学者哈罗德·霍德林出版《可耗竭资源经济学》，提出资源保护和稀缺资源分配问题。这无疑是点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研究市场进行配置资源的机制。之所以要把研究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并引入市场机制这一被认为是最好的实现资源配置的手段进行研究，其潜在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资源是稀缺的，如果资源是无限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选择任何一个用以配置资源的机制都是毫无意义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就是资源的稀缺性，或者说正是由于存在着稀缺性和人们追求效率的愿望，才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在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 《论经济学科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由稀缺性所引起的各种选择问题的学间，即“将人类行为作为目的与具有竞争性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在这个定义中，罗宾斯把经济学看作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中间进行分配的科学。这一认识奠定了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
不过，西方经济学对稀缺的理解，是相对于人的需求而言的，人类可以使用的物品和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人工制造的生产设备等，都是稀缺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稀缺资源不可能满足人的无限欲望，因此，人类必须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将资源有效地运用于满足人类最重要的目标上。如果所有能够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和劳务，其数量超过人们所需要的数量，如阳光、空气，那么人们就不必付出任何努力来获得这些物质生存资料了。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无代价地获取满足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现有的物品和劳务只能满足人们消费欲望的很小部分。由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对于任何经济活动而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效地利用资源，或者人们要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对各种有待满足的目标进行选择，以便使稀缺资源得到有效的使用。
鉴于资源的稀缺性，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不过，在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资源配置问题又有着不同的观点。西方主流经济学多强调资源的市场配置，并认为只有进行市场配置，资源才可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而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对市场配置也提出质疑，市场失灵便是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提出的一个重要挑战。二、外部性问题的研究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它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了一种有利的影响（正外部性）或不利的影响（负外部性），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收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或成本）都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
对外部性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主要有三位经济学家，他们是马歇尔、庇古和科斯。
马歇尔是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马歇尔并没有明确提出外部性这一概念，但外部性概念源于马歇尔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在马歇尔看来，除了以往人们多次提出过的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外，还有一种要素，那就是“工业组织”。工业组织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分工、机器的改良、有关产业的相对集中、大规模生产以及企业管理。马歇尔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这一对概念，来说明第四类生产要素的变化如何能导致产量的增加。
马歇尔指出，我们可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内部经济；另一类是外部经济。所谓内部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内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节约，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工作技能的提高、内部分工协作的完善、先进设备的采用、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管理费用的减少等。所谓外部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减少，这些影响因素包括企业离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的远近、市场容量的大小、运输通信的便利程度、其他相关企业的发展水平等。实际上，马歇尔把企业内分工而带来的效率提高称作是内部经济，这就是在微观经济学中所讲的规模经济，即随着产量的扩大长期平均成本的降低；而把企业间分工而导致的效率提高称作是外部经济。
马歇尔虽然并没有提出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概念，但从他对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论述中可以从逻辑上推出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及其含义。所谓内部不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内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增加。所谓外部不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生产费用的增加。马歇尔以企业自身发展为问题研究的中心，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考察影响企业成本变化的各种因素，这种分析方法给经济学后继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首先，如上所述，有内部经济必然有内部不经济，有外部经济必然有外部不经济，从最简单的层面可以发展马歇尔的理论。其次，马歇尔考察的外部经济是外部因素对本企业的影响，由此自然会想到本企业的行为如何会影响其他的企业的成本与收益。这一问题正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家庇古来解决的。最后，从企业内的内部分工和企业间的外部分工这种视角来考察企业成本变化，自然会让我们想到，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与《社会成本间题》这两篇重要文献是不是受到马歇尔思想的影响。
庇古是马歇尔的嫡传弟子，他首次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在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基础上扩充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和内容，将外部性问题的研究从外部因素对企业的影响效果转向企业或居民对其他企业或居民的影响效果。
庇古通过分析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的背离来阐释外部性。他指出，边际私人净产值是指个别企业在生产中追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产值，边际社会净产值是指从全社会来看在生产中追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增加的产值。他认为，如果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等，它在各生产用途的边际社会净产值都相等，而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就意味着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不过，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之间存在着下列关系：如果在边际私人净产值之外，其他人还得到利益，那么，边际社会净产值就大于边际私人净产值；反之，如果其他人受到损失，那么，边际社会净产值就小于边际私人净产值。庇古把生产者的某种生产活动带给社会的有利影响，叫作“边际社会收益”；把生产者的某种生产活动带给社会的不利影响，叫作“边际社会成本”。如此可以理解为，外部性实际上就是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的不一致。在没有外部效应时，边际私人成本就是生产或消费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当存在负外部效应时，由于某一厂商的环境污染，导致另一厂商为了维持原有产量，必须增加诸如安装治污设施等所需的成本支出，这就是外部成本。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外部成本之和就是边际社会成本。当存在正外部效应时，企业决策所产生的收益并不是由本企业完全占有的，还存在外部收益。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外部收益之和就是边际社会收益。通过经济模型可以说明，存在外部经济效应时纯粹个人主义机制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
虽然庇古的“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概念是从马歇尔那里借用和引申来的，但是庇古赋予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不同于马歇尔。马歇尔主要提到了“外部经济”这个概念，其含义是指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时，因其外部的各种因素所导致的单位成本的降低。也就是说，马歇尔所指的是企业活动从外部受到影响，庇古所指的是企业活动对外部的影响。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十分相似，其实所研究的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庇古由此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庇古除了对外部性做了新的解释之外，还提出了克服外部性的经济政策。他认为，在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相背离的情况下，依靠自由竞争是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于是就应由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消除这种背离。政府应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施征税，即存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时，向企业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的部门实行奖励和津贴，即存在外部经济效应时，给企业以补贴。庇古认为，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种政策建议后来被称为“庇古税”。
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因为在交易费用和财产权对经济的制度结构和运行意义方面的研究和发现，荣获了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获奖的成果在于两篇论文，其中之一就是《社会成本问题》。而《社会成本间题》的理论背景是“庇古税”。长期以来，关于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被庇古税理论所支配。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多次提到庇古税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科斯理论是在批判庇古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科斯对庇古税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外部效应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具有相互性。例如化工厂与居民区之间的环境纠纷，在没有明确化工厂是否具有污染排放权的情况下，一旦化工厂排放废水就对它征收污染税，这是不严肃的事情。因为，也许建化工厂在前，建居民区在后。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化工厂拥有污染排放权。要限制化工厂排放废水，也许不是政府向化工厂征税，而是居民区向化工厂“赎买”。第二，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征收庇古税。因为在这时，通过双方的自愿协商，就可以产生资源配置的最佳化结果。既然在产权明确界定的情况下，自愿协商同样可以达到最优污染水平，可以实现和庇古税一样的效果，那么政府又何必多管闲事呢？第三，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的成本一收益的权衡比较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庇古税可能是有效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是低效的制度安排。
上述内容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费用不为零，制度安排与选择是重要的。也就是说，解决外部性问题可能可以用市场交易形式即自愿协商替代庇古税手段。
科斯定理进一步巩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根基，进一步强化了“市场是美好的”这一经济理念，并且将庇古理论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性问题不需要“庇古税”；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性间题的手段要根据成本一收益的总体比较，也许庇古方法有效，也许科斯方法有效。可见，科斯又实现了对庇古理论的一种扬弃。
随着20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市场经济国家开始积极探索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具体途径，科斯理论随之而被投入实际应用之中。在环境保护领域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科斯理论的一个具体运用。科斯理论的成功实践进一步表明，“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要条件，政府干预并不一定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唯一方法。不过，科斯理论也存在局限性：第一，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经济中，科斯理论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有的还留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有的还处于过渡经济状态，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相比差距较大。第二，自愿协商方式需要考虑交易费用问题。自愿协商是否可行，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如果交易费用高于社会净收益，那么，自愿协商就失去意义。在一个法制不健全、不讲信用的经济社会，交易费用必然十分庞大，这样，就大大限制了这种手段应用的可能，使得它不具备普遍的现实适用性。第三，自愿协商成为可能的前提是产权明晰。而事实上，像环境资源这样的公共物品产权往往难以界定或者界定成本很高，从而使得自愿协商失去前提。
在对外部性理论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发现，外部性理论最适合探讨的便是资源、环境和生态间题。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头等大事，并且采用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经济发展，如此，便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不同市场主体引导到一种竞争异常激烈的氛围中。这种竞争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势必导致过多地使用资源、无限制地破坏环境。这无论是采用庇古税，还是科斯式市场交换，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间题。三、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或永续发展，是指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的发展模式。这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为前提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利用。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这种发展是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涉及的核心问题包括：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具有的核心思想是：应该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损害他人和后代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保证世界上所有国家、地区、个人拥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并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同样拥有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内容非常广泛的命题，因此成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主题。第一，可持续发展首先还在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是贫困。只有发展才能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打破贫困加剧和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因此，可持续发展需要充分地体现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第二，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环境和发展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环境保护需要经济发展所能够提供的资金和技术，环境保护的好坏也是衡量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经济发展离不开环境和资源的支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第三，可持续发展体现出的是一种显示代际公平的伦理。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后代人拥有与当代人相同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必要资本，包括环境资本。虽然不能确切判定后代人需要什么，但后代人肯定还将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因此，保护和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是当代人应尽的责任。第四，可持续发展需要一种国际合作和机会均等的良好环境。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损害最大，但至今仍然居于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有利地位，继续大量占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继续大量排放污染物，造成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因此，发达国家对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承担主要责任，理应从技术和资金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保护能力。
可持续发展在当代具有特殊意义，在理论上也有大量的相关研究，而且也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早在1972年，成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增长的黄金时期发布的、对增长有着深刻反思的报告。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但这种高增长已经表现出一些不可持续的迹象，而这些西方国家浑然不知。罗马俱乐部的专家则在这种高速增长的背后发现了人类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增长模式势必会积累的问题。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倡导的是“人类征服自然”的理念，其后果是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但在这种矛盾关系中，人类绝不能无条件地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如果不顾及自然的承受力，那么一定会受到自然的报复。人类已经走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导致了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类社会面临严重困境，也使人类走上了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在《增长的极限》这个报告中，从不可持续的原因、性质和出路几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阐释。首先，增长的极限来自地球的有限性。地球是有限的，这不仅取决于地球的自然特征，而且也取决于人类的生产能力。他们发现，地球作为一个系统，有五个因子决定着这一系统的特征，而这五个因子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的，人口、经济是按照指数方式发展的，至少到了近代社会以后是如此，属于无限制的系统，而土地、 自然资源和环境是相对稳定，或者说是无法增长的，因此，人口爆炸、经济失控必然会引发和加剧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这些间题反过来又会进一步限制人口和经济发展。其次，封闭的反馈环路使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成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在《增长的极限》这一报告的研究者们看来，全球性的环境与发展问题之所以是一个整体，是由于全球系统的五个因子之间存在的反馈环路所决定的，而且这一反馈环路又使得环境与发展问题越来越严重。反馈环路是一个封闭的线路，人类的一种活动对周围状况产生的效果，反过来又作为一个因素影响下一步的活动。在这种环路中，一个因素的增长，将通过刺激和反馈连锁作用，使最初变化的因素增长加速。全球系统无节制的发展，最终将向其极限增长，并不可避免地陷人恶性循环之中。例如，人口的增长要求更多的工业产品，消耗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造成全球环境污染也就越来越严重。工业的增长使环境的自然恢复能力遭受极大的压力并不堪重负，这会引起一个结果，就是自然再也不会在人类的无限开发中保持沉默了，它会以自己的方式向人类提出一个又一个警告，使人类明白地球本是一个整体，人类并不能超越这个整体而我行我素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最后，全球均衡状态是解决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最终出路。通过对人类增长带来的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以及人类现有增长方式的“不归路”的分析，研究者最后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第一，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如果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人类所在的地球会在今后100年中达到增长极限。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第二，在目前的趋势下，必须改变现有的这种增长方式并建立起稳定的生态和经济发展条件，以支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现在应该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而行动的方案只能是“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以往的增长”。也就是说，他们把全球均衡作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综合对策。在实现全球均衡发展的进程中，技术进步是最有意义的一种选择。而这里希望的技术进步应该是经过生态化调整的技术进步，如用收集废料的新方法，以减少污染，并使被抛弃的物品实现再利用；更有效的再循环技术，以降低资源消耗率；更好的产品设计，以延长产品寿命和便于修理，并降低资本的折旧率；更多地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等等。
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除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增长的极限理论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对环境、气候问题的关注，又形成了更加系统、更加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此，对过去各国所努力追求的经济增长目标加以调整，首当其冲的便是对GDP的调整。当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时，人们马上会想到，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宏观经济增长指标并不能保证环境呈现出良好的状况。在GDP的核算中，并未将由于经济增长而带来的对环境资源的消耗和破坏造成的影响及其对生态功能、环境状况的损害考虑在内。环境影响通常没有相应的市场表现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经济价值。因此，实际上应该将所发生的任何环境损失都进行价值评估，并从GDP中扣除。经济学家尝试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纳人一系列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即扣除环境成本后的净国内生产总值（EDP）。
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的这一新目标，或者实现可持续增长，还需要遵从一系列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第一，公平性原则。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两方面的公平，一是代内公平，可持续发展必须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并给全体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机会。当今世界的现实是一部分人比较富裕，而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此外，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发达国家消耗了全球80％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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