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思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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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试读：
前言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中央决定在香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如今已经走过了2/5的不平凡路程。2017年3月，在香港回归即将20周年之际，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2017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见证了国家有关部门与香港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从此，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正式纳入国家战略。
搞好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意义深远，它不仅关系到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社会长期的繁荣稳定，关系到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崛起的珠三角九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是关系到未来30年乃至30年后中央对香港和澳门“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基本制度的调整。因此，在规划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过程中，既需要对香港回归20多年来“一国两制”的经验进行总结概括，又需要对未来30年大湾区、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远景进行展望和谋划，更需要着眼于30年后国家对香港和澳门长远战略的构想。可以说，在中国内地现有的19个国家级新区规划中，粤港澳大湾区的意义更加深远。
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涉及的内容和方面很多，国家有关部门正在起草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广东省、香港和澳门等地各界人士对此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也举办了各种各样的论坛，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为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出谋划策，尤其是在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这些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鉴于粤港澳大湾区是由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特别行政区和关税区所构成的特别区域，“一国两制”既是大湾区规划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针，也是大湾区规划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需要坚持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还是影响大湾区规划建设和发展的性质、方向、功能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从一定的意义来讲，规划建设好大湾区的最核心的制度保障就是处理“一国两制”的关系。因此，本书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方向、功能和前景，以及如何从制度、体制、机制、管理和政策创新的角度，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优势，真正实现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全球一流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达、文明的大湾区，并基于此，提出一些建设性、长远性、方向性的意见和建议，供国家有关部门参考。
鉴于本人对澳门缺乏深入研究，以及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重要地位，本书中涉及港澳地区时，主要指香港地区。张思平2019年3月第一章粤港澳大湾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珠三角（包括香港、澳门）在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占领，在100多年的沧桑过程中，香港从一个荒芜贫瘠的小渔村，逐步发展为一个转口港，成为欧洲各国与中国开展商品贸易的枢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和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并为邓小平同志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97年7月1日我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成立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国策。从此，香港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珠三角（除了香港、澳门以外）城市群是我国近代史上经济、思想、文化最早开放的地区。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邓小平同志决定在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并对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采取灵活的措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试验，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起，经过10多年的建设，在香港国际化大都市的带动辐射下，深圳、珠海的特区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珠三角的改革开放不断地推进，经济迅速发展，与香港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基本格局。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珠三角的经济初步崛起，世界工厂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珠三角进出口贸易占全国的1/3以上，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0%左右，与长三角、京津唐一起成为带动中国经济起飞的三大地区之一。随着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珠三角城市群与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一节香港回归与珠三角20年
香港回归20多年来，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总体上讲是成功的。中央政府不仅实现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保持了香港制度的独特性，而且在香港遇到特殊困难时，还给予香港有力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帮助香港克服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渡过了2003年“非典”难关，抵御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其间中央政府陆续推出了放开自由行、成立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沪港通、深港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与香港和澳门分别签署了“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等，保障了香港回归后的经济繁荣与稳定，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自由、法制的生活方式基本不变，回归20多年后的香港依然保持了“东方明珠”的灿烂风采。概括说来，回归后的香港仍然保持了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是香港依然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回归20多年来，香港从一个亚太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在全球十大金融中心中仅次于纽约、伦敦，与新加坡并驾齐驱。香港股市市值由1997年回归时的3.2万亿港元，增长到2017年6月的28万亿港元。2016年，香港交易所IPO（首次公开股票发行）排名世界第一，达到251亿美元。2010—2016年，香港证券市场IPO累计超过1.5万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为内地企业在全球集资。2016年，香港上市公司中64%的市值属于中国内地企业。除了股票证券市场以外，香港在银行、保险、基金等方面在全球都有重要影响，全球百大跨国银行中的70%在香港有业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大大提升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作为亚洲的财富中心，为全球客户管理的资产多达10万亿港元。香港拥有亚太地区最活跃的保险市场，吸引了全球顶尖的保险公司。香港的基金管理规模在亚洲领先，其资产总额在2015年达到2.2万亿美元，在亚洲排名第一。香港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20多年来一直是全球领先，2000—2015年，香港金融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2.8%上升到17.6%，成为香港重要的支柱产业。表1.1 2017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数据来源：第2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二是香港仍然是经济高度自由、开放的地区，仍然是全球著名的自由港，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前茅。香港回归20多年来，自由贸易的国际自由港政策没有变，良好的营商环境没有变，再加上健康的财政状况、高效的监管、廉洁的政府，都为经济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根据国际商会2015年发布的《开放市场报告》，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并列全球第一，获评最开放的经济体。到2017年，香港已经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在经济繁荣的同时，20多年来中国香港的人均GDP也从回归时的2.73万美元提高到2016年的4.37万美元，远远超过同期的日本（3.89万美元）、韩国（2.75万美元）和中国台湾（2.24万美元）（见表1.2）。表1.2 世界各经济体的人均GDP（单位：美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三是香港仍然是一个高度自由、高度法治化的城市。自由、法制、人权、多元、竞争等这些在香港深入人心的观念既是香港的共同价值观念，构成了香港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也是香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居民的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学术研究、文化活动、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方面的自由，以及人身自由、信仰自由、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都得以受到法律的保护，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回归20多年来，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下，香港的这些价值观念基本上都得到了尊重和保护，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也得以保留，香港仍然是一个高度自由和高度法治化的国际性大都市。这也是香港回归20多年来得以繁荣稳定的最重要的保障。
四是香港对中国改革开放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香港回归20多年来，虽然随着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香港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地下降，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有所调整，但是从总体上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作用、功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替代的，香港作为中国经济社会与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接轨的枢纽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都难以替代的。因此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中国企业、资金、产品、技术更大规模地走向世界市场，香港在继续发挥国际资金、技术、产品进入中国内地的桥梁和枢纽作用的基础上，未来将对中国的资金、技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发挥更为积极重要的作用。
客观上讲，香港回归20多年，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还是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香港的未来发展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产生长期影响。
在经济发展方面，1997年回归以来，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香港的经济也在不断地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保持在3%左右，2015年香港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与世界成熟、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与内地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相比，香港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迅速下降，香港占中国GDP总量从1997年的18.44%下降到2016年的不到3%（见图1.1）。
在珠三角地区，香港虽然仍然保持经济上的独特优势，但是经济规模已经或即将被广州和深圳超越。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深圳已经在大湾区内处于领先地位。在经济结构方面，由于香港制造业向珠三角转移，所以香港的制造业已经基本消失。珠三角和内地对香港的进口产品和航运、物流等需求不断地下降，香港的国际贸易和中转贸易增长放慢，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被深圳港超越。随着白云机场、深圳机场国际航线的开辟，香港国际空港的地位也明显下降。而新的产业尚未形成较大规模（包括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所以经济结构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业。香港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是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构想“一国两制”基本国策和制定特区基本法时难以预料的。
在政治体制方面，香港回归20多年来，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方面发生了三个主要变化。图1.1 1997—2016年香港GDP总量占内地GDP总量的比重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一是香港民主进展未能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顺利推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规定的精神，香港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到由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的目标，但2015年由于立法会对香港政府提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的政改方案进行了否决，政改方案未获通过，使香港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改革进程停滞不前。
二是由于多种原因，当前香港社会的政治氛围日渐浓厚，社会结构分化，社会阶层矛盾凸显。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市民热衷于炒股、跑马、跳舞，对政治、民主关注不多，基本上是一个商业社会，这种政治生态也成就了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但是最近几年，由于“二十三条立法游行”和非法“占中”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建制派和泛民派在政治立场上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市民政治态度的分裂越来越深，行政与立法部门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社会的政治分裂现象较为严重。
三是香港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多年来香港社会形成的“一国两制”的共识格局被打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英谈判到2014年“占中”事件的几十年间，虽然香港各界对政治制度和民主进程等有不同的政见，但是基本上无论哪个党派都认同“一国两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开展各种政治活动。但自从2015年后，一些不认同“一国两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港独”意识和势力逐渐走上政治舞台，并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席位，形成了香港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打击“港独”的态度明确而坚定，取消了部分主张“港独”的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对未来继续落实“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方面，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近年来，虽然香港经济也不断地增长和发展，社会基本稳定，人均GDP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居民生活有明显改善，但是由于经济社会资源和财富更多向工商界富裕群体倾斜，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工薪阶层收入长期未能得到相应增长，加上香港房价高企，所以相当一部分贫困群体生活较为困难。同时，虽然总体上香港政府财政充裕，不断地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但是总体上在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包括教育、卫生、公共住房、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要求，也加大了市民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加剧了社会矛盾。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澳门的发展一直比较稳定。总的来说，相比香港而言，澳门的回归是顺利的，回归后是稳定繁荣的，“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中没有遇到类似香港的那些困难。其主要原因一是作为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葡萄牙已经衰落，对澳门政治、经济的影响无法与英国对香港的影响相比。二是有香港的顺利回归的前例，澳门的回归基本上是水到渠成。
自从1999年澳门回归后，澳门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2016年，澳门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4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7.3万美元，超过香港，位列全球第四。当然，澳门的经济结构比较特殊，主要依靠博彩业，虽然回归近20年来，澳门在旅游、会展、文化等产业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是从总体上讲，仍然没有摆脱严重依赖博彩业的格局，而且依赖性越来越强。博彩业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22.3%上升到2016年的46.1%，2016年财政收入中博彩业占80%以上。此外，澳门的房价自从回归以来已经上涨了10倍以上，给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澳门地域小，仅约30.8平方千米；人口少，仅约66.3万人；经济总量不高，仅453.11亿美元。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中的规划建设中，澳门难以与香港、广州、深圳相提并论，难以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同时，澳门以博彩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发展，难以产生重大影响。此外，与澳门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紧密的葡萄牙语国家数量不多，除了巴西以外大都是经济不太发达的小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影响力有限，对粤港澳大湾区和整个中国对外开放大格局，对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有限。图1.2 澳门新葡京娱乐城
1997年香港的回归，“一国两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施，不仅使香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对毗邻香港、同属于珠三角大湾区的广东省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香港回归20多年来，在保持繁荣稳定的同时，香港与广东省的经济、社会、文化的联系日益紧密，在香港的辐射带动下，珠三角九城市的经济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珠三角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转变，成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珠三角的经济总量大体上占整个广东省的80%。1998—2016年，广东省的GDP从8 350.88亿元增长到79 512.05亿元，增长了9.3倍；人均GDP从10 819元增长到72 787元，增长了6.7倍；固定资产投资从2 668.13亿元增长到33 008.86亿元，增长了12.4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 567.01亿元增长到34 739亿元，增长了9.7倍；进出口总额从1 300亿美元增长到9 407亿美元，增长了7.2倍；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从13 253.78亿元增长到179 829.19亿元，增长了13.6倍；城镇常住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从8 839.68元增长到37 684.3元，增长了4.3倍。（见表1.3）表1.3 1998年和2016年广东省经济数据对比数据来源：广东省统计年鉴。
尤其是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特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更是惊人。1998—2016年，深圳的GDP从1 534.72亿元增长到19 492.6亿元，增长了12.7倍，与香港经济总额等量齐观；人均GDP从4 060美元增长到25 176美元，增长了6.2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从655.18亿元增加到6 560亿元，增加了10倍；工业增加值从515.7亿元增加到7 199.47亿元，增加了13.96倍；固定资产投资从480.39亿元增加到4 078.16亿元，增加了8.5倍；外贸进出口总额从452.74亿美元增加到3 926.4亿美元，增长了8.67倍；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从195.2万标准箱增长到2 397.93万标准箱，超过香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深圳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从515万人次增长到4 197.52万人次，增长了8倍，成为国内第四大机场；全年一线口岸出入境人数从0.87亿人次增加到2.39亿人次，增长近3倍，每天有65万人在深港之间往返流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从2 238.37亿元增长到57 793.3亿元，增长了25.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 900元增长到48 695元，增长了2.45倍（见表1.4）。在香港回归20多年后，深圳已经成为1 800万人口的国际性大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奇迹。表1.4 1998年和2016年深圳经济数据对比数据来源：1998年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图1.3 高速发展中的深圳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的迅速崛起，不仅是分享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体制红利、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接轨的开放红利，以及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整体发展红利的结果，更是因为占据了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分享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繁荣稳定的制度红利。
对珠三角改革开放、繁荣发展来说，香港的作用有直接和间接的，有有形的和无形的。从无形的、间接的角度来讲，珠三角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和建立，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思想观念的革新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变化和进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香港的重大影响。从有形的、直接的角度来讲，香港回归20多年来，对珠三角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的保持，为珠三角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贸易等，辐射和带动了珠三角的经济崛起和世界制造中心地位的形成。香港回归20多年来，虽然珠三角不断地开拓国际市场，全面开放的格局进一步扩大，但是香港仍然是珠三角最大的贸易伙伴，通过香港转口仍然是珠三角企业对外贸易的主要渠道。2016年，广东省出口的商品中经过香港地区的达到11 986.87亿元，远远超过第二位美国的6 552.5亿元的水平。香港国际资本市场是珠三角企业最重要的外资投资来源地，香港联合交易所是珠三角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集资的主要市场，香港的近千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仍旧是跨国资本进入珠三角的最重要的桥梁。1997年香港回归后，随着香港和珠三角经济关系更加密切，促进了珠三角作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逐步形成，在广州、深圳经济总量赶上和超过香港的过程中，没有香港的带动和辐射是不可能的。
二是香港高端服务业逐步进入珠三角市场，既为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高端服务，促进了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珠三角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珠三角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香港回归后，随着香港高端服务业向内地开拓市场，以及珠三角产业升级对高端服务业的市场需要，在广东省与香港政府间签署CEPA协议，以及在企业主体和市场机制的推动下，香港的金融、商贸、法律、会计、投资理财、物流等高端服务业逐步进入珠三角，提升了珠三角经济的质量，改善了经济增长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经济格局的基础上，香港与珠三角开始向共同“办店”、把“店”做大做好的方向转变，使珠三角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香港回归前的40%左右增加到2016年的56%，其中深圳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高达60.5%。
三是香港教育、科技、文化、人才等的巨大优势和珠三角制造业发展的有机结合，助推了珠三角尤其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香港回归20多年来，珠三角的制造业从“三来一补”向中国制造不断地升级，尤其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大大提升了珠三角在中国以及全球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圳2016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6 560.02亿元，比1998年的655.18亿元增长10倍，涌现了华为、腾讯等一批世界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其重要原因是深圳的制造业得到香港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的支撑。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深圳的大学、研究机构等数量少，质量不高，自身科技人才不足，难以满足制造业升级转型的需要。在香港回归20多年的过程中，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劣势得到香港发达的教育、科技和人才优势的弥补，这些年香港众多的知名大学大都在深圳举办了教育基地和研究院，为深圳培育了大批的高端人才。香港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究机构，大都在深圳设立了试验基地，将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在深圳实现产业化，成就了一大批深圳高新技术企业。香港的大学培养出的高端人才，大都把深圳作为创业基地，利用深圳良好的创业环境，创办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涌现了不少由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创立的创新科技公司，例如汪滔创立的大疆科技等，成为该行业的世界巨人。从某种意义讲，没有香港在科技、教育、文化、信息、人才、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优势支撑，深圳高新技术产业20年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四是香港航空、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升级转型，以及与珠三角的合作竞争，为珠三角空港和集装箱港口的崛起以及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机遇。1997年回归时，香港已经是国际上重要的航运中心、国际航空枢纽和世界集装箱大港，集装箱吞吐量达1 500万标准箱，位居全球之首，机场旅客吞吐量近3 000万人次。而当时珠三角的基础设施相当落后，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不到200万吨，南沙港集装箱吞吐量几乎是空白，广州白云机场、深圳机场吞吐量不过几百万人次。香港回归20多年来，香港港口向效益高的国际中转大港和提供高增加值的多元化港口服务体系转变，为深圳港和南沙港发展为集装箱大港提供发展空间。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香港的带动下，深圳港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集装箱港口，2016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 411万标准箱，南沙港成为全球第七大集装箱港口，2016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 858万标准箱。香港机场进一步发展为以国际中转为主的航空枢纽，2016年香港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7 000万人次，位居全球十大机场，在提升香港航空港国际地位的同时，也为广州白云机场、深圳机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2016年，白云机场和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达到6 000万人次和4 197万人次，位列国内十大现代化航空枢纽。珠三角港口群和航空枢纽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提高了珠三角的整体竞争力和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如图1.4所示为1998—2016年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情况。图1.4 1998—2016年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情况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缺少2011年和2012年的数据。第二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挑战
从香港的发展来看，香港回归20多年来虽然基本上保持了繁荣稳定的局面，维持了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国际地位，但是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在经济发展速度上，香港不用说与珠三角经济两位数的迅速增长无法相比，即使与1997年回归前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新加坡相比，也显然落伍了。2001年，新加坡的GDP仅为中国香港的一半左右，但到了2010年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中国香港，人均GDP达到5.5万美元，而中国香港大体在4.2万美元徘徊。香港不仅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动力等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香港作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高水平服务型经济体，经济腹地对其持续增长尤为重要。在香港回归和中国加入WTO之前，香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枢纽和桥梁，整个中国内地实质上都是香港服务的经济腹地，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内地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和直接，香港的经济服务腹地逐步缩小，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也在减弱。因此香港想要持续繁荣稳定，维护国际上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战略地位，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扩大经济服务腹地和发展空间，为其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从珠三角发展来看，香港回归后，珠三角也保持了20多年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等方面也遇到了新的瓶颈。过去珠三角经济崛起所依赖的四个方面的红利，都在不同程度地弱化，甚至逐步消失。
比如，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在十八大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包括珠三角九个城市在内，广东省与内地相比基本上失去先行一步的体制优势，广东省的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改革创新领域乏善可陈，靠“吃老本”维持着表面上的繁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广东省各级领导干部在新的改革时期缺乏曾经敢闯敢试的精神以及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在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方面，少了主动的谋划和思考，多了被动的照抄照搬；少了积极推进改革创新，多了消极落实上级部署；少了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多了从文件出发、上传下达，失去了广东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应有的使命和担当。从客观上讲，近几年，广东省一些官员倾向于求稳怕乱，搞一些形式主义、花架子。广东省在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一大批不同层次的敢闯敢试的改革家、改革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成为历史。
在对外开放方面，广东省作为世界工厂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地区，是中国加入WTO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随着加入WTO对外开放红利的逐步消失，广东省对外贸易从2013年起已经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进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近万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9 407亿美元。在国家部署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中，国家并没有把发挥珠三角毗邻香港的优势放在特别的位置上，而是仅仅划出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各一小片地区，与上海市、福建省、天津市自由贸易区一样，进行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程度有限的自由贸易区试验。
在经济增长方面，随着我国21世纪前10年高速增长的结束，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也结束了10多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2011年起，经济增长下降到8%左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泡沫风险，以及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传统制造业产业升级缓慢，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还没有完成。在制度红利方面，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面临着新的突破。
综上所述，在香港回归20多年后的今天，香港和珠三角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遇到了新的问题。香港持续繁荣稳定，更好地发挥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功能，急需扩展其经济腹地和发展空间，开拓更广阔的市场，而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也需要注入改革开放新动能。因此，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进行制度创新，开创粤港澳经济社会合作和联系的新模式，解决好香港发展的扩展空间和珠三角发展的新动能问题，既是粤港澳地区自身加快经济社会深度调整与转型、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继续探索“一国两制”框架下珠三角大湾区区域合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充分发挥香港和澳门的独特优势，促进珠三角的经济社会进一步繁荣发展，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再迈出新步伐。
应该说，国家在香港回归20多年之际，把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规划列入国家战略，提出打造国际一流的大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的战略目标，对香港、澳门地区和珠三角以及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第三节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的方向
在中国内地，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列入国家战略的国家级新区有19处，分别承担着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战略任务，包括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以及近来的雄安新区。这些新区，大体上都是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种制度、同一个特别关税区、同一个经济体之内，围绕中央确定的不同地区的经济分工，确定不同的方向和目标。而粤港澳大湾区则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个特别行政区，三个特别关税区，11个城市范围内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并承担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的战略任务。因此，与其他国家级新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有自己特别的方向、目标以及与实现这些特别的方向和目标相适应的策略。
香港回归20多年来，大湾区内香港、澳门与其他九个城市的经济、社会的联系虽然日益紧密，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以及“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大湾区内的11个城市，实际上被分割为两个基本部分。
一部分是早已与世界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紧密联系的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城市，并且是单独的特别关税区和自由港的香港与澳门，并且香港、澳门还以中国特别行政区的身份，独立参加了多个经济、社会、文化等国际性组织，活跃在各种舞台上。其中香港成为国际性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及旅游城市，澳门成为全球最大的博彩中心，港币与美元直接挂钩，澳门的博彩业与美国拉斯韦加斯直接接轨，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图1.5 香港时代广场
另一部分是处在实现国际化过程中的珠三角九城市。这些年来，珠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包括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广东省与香港紧密经济合作协议的签署，应该说珠三角这九个城市的经济与香港和澳门及整个世界经济已经紧密相连了，并且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和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区域，以及中国最大的外贸进出口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世界制造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经济日益紧密联系的同时，珠三角九城市，尤其是深圳、广州等特大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与世界的联系也日益加强。但总体上讲，珠三角的经济国际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接轨还在进行之中，与世界经济体系并没有连为一体，更没有像香港和澳门那样，实现自由港政策和形成单独的特别关税区。特别是近几年受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趋缓的影响，“九”和“二”仍然被分割为两个部分，没有形成像欧盟那样各区域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发展要素全面融合为一体的经济体系，更没有形成像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那样的社会、文化、生活一体化的社会体系。
这些年来，从经济总量上讲，广州、深圳已经赶上或即将超过香港。从产业结构上讲，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远远超过香港。在人均GDP方面，珠三角九城市也大大缩小了与香港、澳门的差距，其中深圳人均GDP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和发达国家水平。而香港、澳门，尤其是香港这些年来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遇到了很多困难，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地下降。为此，在香港回归后的20多年中，当遇到亚洲及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以及类似“非典”等特别情况下，往往还在不同程度上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给予特殊的政策安排，以便保持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以及社会稳定。每逢国家最高领导人视察香港或遇到香港重大事件时，中央政府都要以“送大礼”的姿态，给予香港一些特别的政策，以便使香港分享内地经济增长带来的市场份额，或给香港的经济注入发展要素，增强香港经济的活力，等等。这也成为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基本方式。
鉴于这种情况，在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和发展的方向上，实际上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主要从帮助香港的角度出发，在未来更多地给香港“送大礼”，在内地经济发展的安排中，进一步给香港更多的特殊政策和优先安排，在大湾区多建几座类似深圳前海那样的“深港高端服务业合作区”等区域合作区，制定和深化更多类似CEPA的协议，给香港的资本和企业更多进入内地市场的机会，使香港分享内地经济发展的“红包”。这样的发展思路和制度安排，虽然对香港、澳门以及大湾区内的其他九个城市的改革发展也是有利的，但是从总体上讲，这样的做法可能使香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内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甚至逐步纳入内地发展模式。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从长远来看，将逐步降低或失去香港的真正价值、特殊地位和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独特优势。实际上，从国家层面来看，香港的GDP增长快慢、多少，对全国经济发展和稳定并无大的影响，但如果失去了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特殊国际地位，就失去了香港作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沟通的桥梁和枢纽的特殊作用，失去了香港对中国未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正价值。
另一种是主要从发挥香港和澳门独特的优势、地位、价值出发，从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出发，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从加快中国经济社会与国际经济社会接轨融合的战略出发，把香港和澳门特殊制度中的机制、体制、政策以及一些制度等扩大和移植到珠三角，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再造几个香港，促进珠三角九城市与香港和澳门融为一体，推动整个大湾区加快实现港澳化、国际化、全球化。
在以上这两种方向的选择中，应该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长远全局，坚持以香港和澳门带动大湾区进一步一体化、港澳化、国际化、全球化的方向，在遵循“一国两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发挥香港和澳门的示范辐射作用，带动珠三角九城市进一步改革开放，加快珠三角九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与香港和澳门一体化、与世界国际惯例接轨，使之尽快纳入世界经济、社会、文化、文明体系之中。这样的方向，虽然难度很大，所需时间较长，但是符合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回归之前就提出的在中国再造几个香港的战略构想；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中国将继续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继续推动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交流和融合的基本方向；符合李克强同志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的初衷，即通过加强粤港澳之间的合作，达到发挥香港和澳门地区独特的优势，提升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如果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发展，进一步实现大湾区港澳化、国际化，那么它必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将成为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前进的里程碑，成为广东省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再一次发挥先行先试、先行一步重要作用的重大历史机遇。第四节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和发展的远景目标
在未来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和发展的定位及方向的研究上，目前更多的是在经济、科技领域合作方面，缺乏长远的、战略性的、全局性的深入研究。我认为，大湾区未来规划和发展的长远目标应该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形成类似欧元区的大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体
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目标不能仅仅停留在城市之间、企业之间的产业合作、科技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而应该有更多层次、更长远的战略构想和战略目标。其基本方向应该沿着邓小平同志多年前的开放思路，推进大湾区进一步国际化、一体化，形成类似欧元区那样的经济社会共同体，实现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和国际化。从经济层面来讲，应该参照欧元区的模式，打造大湾区“经济共同体”，使其成为人员、货物、资金、信息、劳务、科技、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畅通、最活跃的地区。从社会层面来讲，未来大湾区各城市之间在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公共服务等方面，也应该逐步融为一体，使大湾区全体居民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层面的融合，比经济层面的融合困难更大，矛盾更多，各方面的束缚条件更复杂，但这应该是未来大湾区发展的目标，否则没有社会层面的融合，大湾区经济融合也会受到很大限制。二、形成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为支撑的全球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大湾区经济中心
与世界一流的大湾区，比如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建设世界一流湾区和全球最大湾区经济中心的基础条件。从经济实力看，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GDP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接近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的规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和发达的交通网络。大湾区对外贸易总额、利用外资总额、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6 520万标准箱）、机场旅客吞吐量（1.75亿人次）等已经跻身国际一流湾区行列。大湾区内高新技术创新能力很强，既有香港4所世界100强大学，更有深圳这样的科技产业创新型城市。大湾区内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62.2%，其中香港达90%，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国际化水平最高和全球投资最活跃的区域之一，而且是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未来在大湾区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形成更好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保持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粤港澳大湾区将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全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成为全球经济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大湾区经济中心。三、形成生态文明、环境优美、教育发达、卫生安全、文化繁荣、公共服务优质、社会保障健康、交通便利的世界级大湾区现代化都市群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珠三角九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与香港、澳门一起，具备了建设经济实力最强的大湾区的条件，但由于受执政理念、发展思路、增长模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影响，生态、环境、社会、教育、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太协调，与国际一流大湾区有较大的差距，仍然有待提高，这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中的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有效地解决，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就不可能达到国际一流湾区的水平。因此，未来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就珠三角九城市来讲，需要转变传统的执政理念、发展思路、增长方式以及政府职能，实现公平共享、包容发展，把大湾区建设成生态文明、环境优美、教育先进、卫生安全、交通便利、居民享有良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宜居、宜业的世界级大都市群。四、形成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多元包容、现代文明的大湾区和世界文明高地
规划和建设国际一流的大湾区，不仅要求在经济实力上赶超同类的东京、纽约、旧金山的国际大湾区，而且在人类现代文明方面也要达到国际一流，形成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多元包容等人类现代文明中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形态，这些是建设国际一流的粤港澳大湾区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从本质上讲，这些文明要素不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大湾区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应该解放思想，避免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提倡多元包容、相互融合，寻求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文明核心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发挥大湾区现有的中西文化并存和交融的优势，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下，在维护好香港、澳门的法治、自由、民主、人权、廉洁等赖以成功的核心价值观的同时，珠三角九城市也应该更多地体现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等与世界文明相通的价值观，把大湾区真正建设成为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高地和高度文明的世界一流的大湾区。第五节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的基本策略一、全面客观认识“一国两制”，强化“一国”、善用“两制”，处理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一国”是国家处理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底线，也是特区基本法的立足点。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在政治上强化“一国”，不允许来自任何方面的对“一国”的挑战，是确保大湾区建设中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在经济上坚持“一国”，可以得到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更多的政策支持与帮助，争取为大湾区建设最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的市场红利和发展成果，更好地获得大湾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和资源，扩大大湾区发展的经济腹地，更好地发挥大湾区与国际市场、世界经济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获得国际资本的认同和青睐，进一步发挥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作用。
善用“两制”，就是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应该强化两种政治制度之利，淡化其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两种制度之弊。“两制”是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制度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条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但是，究竟什么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其中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是什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都应该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但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20多年的实践，内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认识也不断地加深，对什么是内地社会主义、什么是香港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有一个不断思想解放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谈判时期，邓小平同志曾经讲，“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直到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才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香港回归20多年来，虽然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内地与香港经济社会的交流和联系日益频繁，香港经济、社会制度的很多方面不断地被内地所汲取，香港制度的意识形态性质逐步在淡化，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内地意识形态的影响，对香港的制度并没有深入研究，截至目前，在理论上仍然笼统地把香港的制度都列入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在实践上仍然用“井水不犯河水”作为处理内地与香港社会制度差异的基本原则，并且在内地与香港之间采取隔离制度，对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交流进行限制，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应未来建设国际一流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实际需要。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一流的大湾区都是一个无边界的湾区，假如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内仍然是一个多种隔离、多重边界的格局，国际一流大湾区的建设目标是难以实现的。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在实践上需要对现有限制大湾区内人员、货物、信息、资金自由流动的体制、政策进行大胆改革和重大调整以外，也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对“一国两制”中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有一个全面、客观、准确的分析和认识。就目前的认识水平，香港的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香港的有关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大都属于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和行政体范围内采取的适应本身发展需要的特殊的体制和政策，与内地所谓意识形态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关系，基本上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在英国实行殖民统治期间，香港为了生存和发展（当然也有少数为了英国的利益），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特殊体制和政策，并为了不断地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全球重要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比如在经济发展方面，香港采取的货物自由进出口的贸易政策，免税的自由港政策，与美元挂钩的独立货币政策，外汇自由流通政策，保护私有财产的产权保护政策，量入为出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以及土地使用权出让政策，等等。在社会发展方面，香港采取的教育、科技、医疗卫生、宗教、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制度、体制、政策等都是近百年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地修改、完善、调整的，把这些适应香港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制度、体制、政策与资本主义制度挂钩，主要是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当时的认识水平有关。
二是香港有关保障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基本上也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为了维护香港的自由、法制、人权等核心价值观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香港制定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有关保障居民权利和自由的制度、体制及政策，包括居民人身自由的保护制度，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制度，居民享有言论自由、通信自由、迁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制度。香港回归20多年来，这些制度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基本保存了下来，这些制度虽然最初是从英国等西方国家移植过来的，在文字表达上也更接近西方文明的表达方式，但是它是世界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和追求，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也同样包括这些保障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有关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表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一致，即使在个别文字上表述不一样，也主要是文化上和表达方式的差异，而不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因此，从根本上讲，有关保障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要么可以认为这些制度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要么可以认为它属于内地社会主义制度和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共有的。
三是香港的生活方式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与内地相比，香港居民在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社会文化、待人接物等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其中相当一部分与珠三角居民的生活方式是相似的，同属于岭南文化范畴。内地与香港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是长期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不同的习惯、爱好、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属于社会制度的差别，不属于意识形态的差别，最多是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差别。对于这些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别，内地有关部门对香港生活方式的态度可以从提倡和不提倡的角度进行教育、引导内地居民，而不宜上升到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层面，并采用物理隔离、网络隔离的方式去限制和割断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交流及融合。
四是香港的有关政治制度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和基本属性，是“一国两制”的主要体现，有很多方面需要大湾区珠三角九城市借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概括，香港的政治体制或者叫政治制度，大体包括行政长官与行政体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公务员队伍以及区域组织等。从历史上讲，香港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英国政府按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基本原则，并根据香港的实际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在香港回归后，除了在特区行政长官产生的制度、机制上，按照“一国”的原则对香港原有的行政体制进行重大改变以外，其他方面大体上保留了香港原来的政治体制。保留香港原有的政治体制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大湾区内在政治制度上不能照搬香港，是国家改革开放和处理香港事务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但是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上看，香港的政治体制中也有不少好的做法，需要大湾区乃至整个内地其他地方学习和借鉴，比如香港独立的廉政公署和廉政体制，使香港廉洁度居世界前列。香港公务员队伍的管理体系，保持了香港政府的效率和规范。香港审判机关独立审判的体制，保证了香港的司法公正和法治社会的运作。香港法律体系当中很多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法律与国际经济运行体系接轨，保持了香港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在区域组织和管理方式方面，香港的分区基层治理、自治的方式，也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在行政管理、法律制度等方面已经汲取和借鉴了香港政治体系中的不少内容，对中国内地经济、行政、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从长远来看，随着对香港政治体制更深入的研究，内地学习和借鉴香港政治体制中好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通过全面分析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看出，除了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以外，经济、社会、保障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体制以及香港居民的生活方式，基本上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因此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实行“一国两制”基本格局应该是“政治上两制，经济社会一体”：在政治上，大湾区的珠三角九城市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香港、澳门的行政管理、立法、司法等方面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经济体制和政策上，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赋予更特殊的政策，使香港经济方面的体制、政策逐步通过辐射、移植、借鉴的方式引入大湾区，实现大湾区内经济体制的全面融合与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一体化。在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社会领域，应该是资源共享、相互开放、相互衔接、相互合作、相互融合，使大湾区居民共享发展的成果，共享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共享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使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赶上和超过其他世界一流的大湾区，而且在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生活环境上也逐步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在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制度方面，珠三角九城市应该学习、借鉴香港法治社会建设的做法，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制度，使珠三角九城市的居民和香港、澳门的居民在人身和财产保护、在基本权利的维护、在法律赋予居民自由制度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最终实现大湾区内居民和个人财产同等权利、同等保护、同等安全、同等自由，共同分享法治社会带来的人类文明。
与大湾区“政治两制，经济社会一体”的长远目标相适应，必须逐步打破现存的大湾区内香港、澳门与其他九城市之间的三种隔离，取消有形和无形的边界，使现有严格的口岸管理和网络隔离成为历史，真正形成“无边界”一体化的粤港澳大湾区，使大湾区成为人员、货物、资金、劳务、信息、技术等各种要素自由流动最畅通、最活跃的地区，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大湾区实现最优组合和最有效的配置。为此，必须对现有的经济社会制度、体制、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进行一系列大胆改革和调整。比如要实现人员的自由流动，必须对现有的口岸管理体制、户籍管理体制、人员出入境管理体制和政策进行改革和调整，直至最终在大湾区取消户籍、人员出入境管理，取消口岸的物理隔离。要实现商品、货物的自由流动，就必须对外贸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并对贸易政策、关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把香港自由港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扩展到整个大湾区，最终实现大湾区内一个特别关税区的目标。要实现资金的自由流动，就必须对金融管理体系和金融政策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加快实现人民币在香港、港币在大湾区自由流通，实现外汇自由兑换、自由流动。要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就必须对现有的电信管理体制、互联网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社会生活方面，要实现大湾区社会的全面融合，就必须进一步对教育、人口、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宗教管理等方面的体制和政策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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