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温斯顿·丘吉尔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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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套装全5册)试读：
前言
客观事实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间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危机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后起的德意志帝国凭其经济、军事实力在欧洲组成德、奥、意三国同盟，企图打破老牌列强占有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的格局；英、法、俄则为维护既得利益和扩大原有利益在大战爆发后结为协约国，与三国同盟对抗。意大利在大战初保持中立，后退出三国同盟，加入协约国。说得具体一点，德国企图夺取英、法、比、葡的殖民地，取代英国的霸权地位，还想夺取俄属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扩大在巴尔干的势力。奥匈帝国则试图吞并塞尔维亚，侵占俄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英国参战的目的，是为了打败德国，保持世界霸权地位，法国则欲夺得德国手中的阿尔萨斯-洛林和萨尔产煤区。俄国想摧毁德、奥在土耳其和巴尔干的势力，并夺取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以便俄国海军自由进入地中海，日本想霸占被德国占领的中国胶州湾，奴役中国，称霸东亚。
这场人类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大战的爆发有其必然性，但直接起因则是，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年青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刺杀。7月28日奥匈帝国以此为借口，在德国的支持下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为了对抗奥匈帝国，立即进行全国动员。德国随后分别向俄国、法国发出要求俄国停止动员，要求法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最后通牒。但俄、法置之不理，于是德国于8月1日、3日分别向俄、法宣战。3日当夜，德国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入侵比利时，实施其在战前早已周密制定的、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的“施利芬计划”。4日英国对德宣战，5日奥匈帝国对俄宣战，随后英、法对奥匈帝国宣战，不久日本也对德宣战，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地。大战期间参加同盟国的有土耳其、保加利亚；参加协约国方面的有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等，美国、中国于1917年参加协约国作战。大战开始后，主战场一直在欧洲，出现了三条战线：西线从北海伸展到瑞士边境，这里是英、法、比三国军队对德作战；东线北起波罗的海，南至罗马尼亚，这里是俄军对德、奥作战；第三条是巴尔干战线，这里是奥军对塞尔维亚作战。后来战争从欧洲扩大到亚洲、非洲和美洲。
大战从1914年7月28日至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签订停战协定止，历时四年零三个多月，参战国家33个，卷入战争漩涡的人口在15亿以上，军民死伤3000余万人，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浩劫。战争削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固有矛盾并未通过战争和战后的巴黎和会得到解决。参加和会的列强各怀私心，尽管建立了国际联盟，但国际安全与裁军的目的并未达到，因而未能制止未来新的大战。此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仍起作用，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崛起，不久之后便再次挑起大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产生了另一后果：1917年引发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世界不少国家兴起了工农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划时代的五四运动，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革命。
以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起因、战初、战争范围及战争直接后果做了简要的介绍。丘吉尔撰写的本书（5卷）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这里指出一点，丘吉尔所论述的战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发展概况，验证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引发战争的事实，验证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铭言的正确性：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在战前为侵占他国的经济利益，在软硬兼施的外交、政治手腕达不到目的时，必然施出最后一招，即发动战争。战争爆发似乎是偶然事件——由于奥匈帝国皇太子遇刺，但深揭后知道，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1870年以来利益冲突已有悠久的历史。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在战前早就蓄谋发动一场大战，长期不遗余力地扩军备战，并制定“施利芬计划”，这便是令人信服的实例。
尽管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但蓄意挑起和发动战争的一方，理应受到最强烈的谴责。一场大战使3000余万人死伤，财产损失无法估量。回过头来看，实施民族激进主义或恐怖主义，难道能被赞同而不予谴责么？实施这种方针的一方，通常是弱小的一方，本值得同情。但蓄意谋杀或屠杀，图一时痛快，泄心头之愤，这能解决民族矛盾吗？密谋制造事端，成了战争的导火索（当然蓄意发动战争的一方，没有借口也可以制造借口，甚至“莫须有”都可以挑起战争），引爆了战争，把国家、民众推入了战争，那么民众还有宁日吗？密谋制造事端者难道不明白吗？不把人力、物力、财力努力用于和平建设，民众有好日子过吗？把恐怖主义推崇为民族英雄主义，是否正确，后果如何？多少历史早就做出评断，今后也自会做出评断，拭目以待吧！
本书作者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英国作家、政治家，1940—1945年和1951—1955年任英国首相。1900年进入国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1906年起历任殖民、贸易、内政、海军、空军、财政、军需、陆军部 [1]大臣。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获胜起了重大作用，在世界史上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2002年英国民意测验推崇丘吉尔为英国第一伟人，凌驾于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和为英国海上霸权献身的海军上将纳尔逊之上。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出于本阶级的理念，丘吉尔仇视苏俄革命，视工农革命为“暴乱”，视苏维埃政权为“暴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积极支持白俄军势力，并努力策划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因协约国不齐心，未果而终；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丘吉尔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则积极提出联苏制德的主张，在1941年希特勒德国入侵前苏联时，立即声明援苏抗德；可是，在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丘吉尔再次鼓吹西方联盟对抗前苏联，揭开了“冷战”时期的序幕。著者的作品，除本书外，另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6卷）、《英语民族史》（4卷）等。
上文讲过，战争爆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战争如何进行，政治家、军事家在战争舞台上的如何活动，这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一定范围内其结果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军政要员意见分歧对战争的进程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决策会有不同的结果。例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命运至关重要的进攻达达尼尔海峡之战——它集中反映了丘吉尔的政治策略和战略决策的远见——丘吉尔有大量描述。此外，对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丘吉尔也有独到的见解。读者，特别是军事指挥人员，或许对这些有浓厚兴趣；本书关于战斗、战役、战略的成败探讨，也颇有借鉴之处。
从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和历任内阁要职来看，从丘吉尔直接参与谋划了战略的进程来看，本书作者既是重要的当事人，又拥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且直接调用了英国海军部和国家档案。用丘吉尔的话说，本书的史实“经得起考验”“不会被历史学家推翻”。因此，本书对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是难得而珍贵的文献资料。
本书原名“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共5卷，第1—3卷，副标题是：“1911—1914”“1915”“1916—1918”；这三卷主要讲述西线战争。第4卷单独叙述东线战争，并以“东线战争”为副标题；第5卷副标题为“战后”。由于原书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地图绘制设备、制版技术远落后于现今，清晰度不足；又由于图小、一些图内文字是手写的，较难辨认，译者只得参照正文，参照有关地图册将其译出。又因为有一些图小、文字多，汉字较难植入，所以将图内译文单列在原图下面或旁侧以供参考，为求体例统一，全部地图文字都按如此处理。由此若给读者带来不便，祈请原谅。
丘吉尔学识渊博，思想敏锐，目光犀利，叙事妙笔生趣，评论大人物的功过用语巧妙、得体，写作不乏幽默感，可谓是一个大手笔，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汉译本书时，译者、校者深感文字不易。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力求深入理解原文，并尽量使表述清晰达意；但译、校者限于水平，译文仍会有错误或不妥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以供再版时修改。
上文提到过丘吉尔仇视苏俄革命，他以西方制度形成的自由、民主理念观察俄国革命及其领袖列宁制定的政策等，作者在叙述这些历史时，自然带有阶级性和个人色彩，文中有一些辱责之词，本书出版者对此略有删节。译、校者相信读者对丘吉尔的观点自有鉴别能力。吴衡康2002年1月
在懒洋洋的夏日山丘，
伴人憩睡有淙淙溪流，
远处传来低沉的鼓声，
疑是飘自梦乡的鼾声。
低沉的隆隆声响彻远近，
亲爱的朋友奔向弹雨枪林，
在身旁通过的土路上，
士兵们在前进，却都走向死亡。——《什罗普郡小伙子》第35页前言
战争结束后10年里，我写了4卷书，这4卷书的内容被精简，现已被浓缩于本书之中了。长久以来，我一直希望把它们汇集成为更多公众更喜爱的形式。先前的4卷书是每隔两年出版一卷，其中内容自然有重叠之处，各卷的内容范围和篇幅大小彼此也不相同。此外，这些年来出版了许多书籍，从中我们获得许多知识。在我重写整个故事时，可以更简明扼要地连贯各个事件。对于事实和故事的基础，我认为没有必要做实质性的改变，也没有必要改变我根据它们做出的结论。关键性的文字仍以原样完整无缺地重印。但我删除了大量技术性的细节和一些为我自己所做的辩解，因为在我看来现在它们没有10年以前那么重要了。我让故事的重要主题集中在我曾参加的特殊讨论之上。
但是，凡在可能的地方，我均根据新的知识进行更正。我必须对费希尔勋爵辞职的情况做一些与本书前一版略有不同的陈述。阿斯奎斯先生在他《回忆录》（Memoirs）中揭露的事实和费希尔勋爵本人指定传记作者对这位老迈的海军上将行为的记述，比我先前的看法更少仁慈的描绘。我对在法国进行的历次大战做了更为全面的叙述，这是以值得信赖的最新信息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基本上，我觉得，我不能改变我根据战争中海军、陆军和政治行为等方面得出的审慎判断。
这本综合版的书，力图彻底遵循笛福《骑士回忆录》（Memoirs of a Cavalier）的写作方法和素材的安排。它是一部由个人缅怀往事、相当明显的线索串联而成的历史著述。它并不自称是一本全面综合的记事录；但它旨在帮助人们从浩瀚的材料中整理出最紧要的问题和最基本的结论。我自始至终要求自己忠实地和尽我最大努力地说明发生的事件和发生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降临至结束的10到12年中，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能根据掌握的情况，充分了解最重要的事情的进程；在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我担任高级职务——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
我本人充分相信本书提出的事实、数字和结论。原先的各卷至少已译成7种文字出版，并且曾是千百篇文章批评和评论的对象。外界不曾出现具备某种实质性的重要论点或整体性的推论，能使我希望改变我所写的内容；在向读者提供这个完整的故事时，我深信不疑，本书在实质性问题上的相关论述不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所推翻。温斯顿·丘吉尔1930年于肯特郡查特韦尔第一章积压已久的愤怒情绪1870—1904年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鼎盛岁月里，政治家习惯于谈论不列颠帝国的荣耀，同时为上帝保佑我们度过如此之多的危难并把我们最终带入安全和繁荣的年代而欢欣鼓舞。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今后还要遭遇最可怕的险情，而伟大的胜利尚待争取。
他们教导孩子们，伟大的反拿破仑战争是英国人民历史上最光辉的成就，他们把滑铁卢和特拉法加战役看作是英国军队在陆上与海上作战的最高伟绩，这些惊人的胜利使以往的一切黯然失色，这些胜利对我们海岛民族悠久而光辉的历史来说，似乎是合适的和必然的结果。这个民族一千年来起于弱小，逐步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在三个不同的世纪中，不列颠民族曾三次使欧洲免于军事统治。低地国家曾三次遭受攻击，攻击者是西班牙、法兰西王朝和法兰西帝国。不列颠帝国曾三次运用战争和策略手段（常常是单枪匹马）一一打倒了侵略者。这些战争在开始时看来总是敌人的力量占压倒性优势，斗争总是持续多年并历经可怕的艰险，但最后总是我们获得胜利。最后这场胜利是最最伟大的，是付出最大牺牲和战胜最可怕的敌人之后才获得的。
事实上，那是故事的结束，往往就像是书的结尾。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帝国先是兴起，之后如日中天、昌盛辉煌，随后发生转折，继之没落。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我们已三次成功地经历了一系列同样惊人的事件，但我们还得在更大的规模上重复第四次，这似乎难以想象。但它已经发生，我们还会活着看到它。
世界大战与所有古代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参战双方都拥有无比巨大的力量和令人生畏的毁灭性武器。所有现代战争均以极端残酷的方式进行。战争集所有时代恐怖之大成，不光是军队还有整个人口全被投入恐怖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战时政府领导人理性地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处在危急关头。德国开启了地狱之门，同时充当恐怖活动的先锋；但德国也受过去被她攻击过的国家所做的最后复仇的步步紧逼。每次违犯人道或国际法的暴行，招致的常常是更大规模和更长时间的报复。没有一次停战或谈判能缓和武装冲突。伤员死于阵地之上，死者腐烂于土壤之下。商船、中立国船只和医疗救护船被击沉于海上，船中所有的人只能听天由命、坐以待毙，或在泅水时溺死。想方设法通过饥饿迫使敌国百姓投降，不考虑年龄或性别。城市和历史遗址毁于炮轰，炸弹从天而降不问炸中的是谁。多种多样的毒气使士兵窒息或烧伤。液体燃烧剂喷射到士兵的身上。驾机战士在高空被击落掉入火焰，或者在大海深处溺毙。军队的战斗力只受限于他们国家男子的人数。欧洲和大部分亚洲与非洲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经过几年战斗，在战场上溃败和逃亡的不是军队而是民族。当一切成为过去时，这些文明而有科学知识的基督教国家尽管明文规定，不准虐待俘虏和吃人肉，可这种规定是否行之有效还大可置疑。
但任何事物都吓不倒人类英勇的内心。石器时代的子孙，经历种种艰险磨难，不断以坚忍的毅力克服内心的极度痛苦，成了自然的征服者。到中世纪，他们主要用自己的智慧摆脱当时的恐惧，以崇高的尊严向死亡进军。在20世纪人类的神经系统所能抵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面前，原始时代的较简单的人必定会崩溃。人们一次又一次熬过可怕的炮轰，一次又一次从医院走向前线，一次又一次在潜艇里忍受饥饿，他们毫不退缩地大步前进。作为一个个体，在经受如此折磨之后仍然保持着理性和同情心的光荣。
20世纪开始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世界发展的速度，这就需要战争的突然发作来惊醒他们并体验自己的力量。在战争开始后一年内，几乎没有人懂得，在每一个战斗员的后面实际存在的资源——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是多么巨大，几乎是无穷无尽。积蕴的愤怒塞胸填膺；而力量的储藏同样饱满。自拿破仑战争结束，尤其自1870年以后，每个文明社会的财富和人力积累实际上都未曾受到抑制。虽然某些地方出现过阻碍这种发展的插曲，发展的浪潮虽然前进后又退缩，但巨大的进步浪潮一直在向前涌动。当出现可怖的大决战信号时，人类的勇气、忍耐力、聪明才智和科学水平、器械能力和组织才华，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且比最大胆的乐观主义者敢于梦想的也要大许多倍。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聚积的年代；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聚积，而且是每一个国家能增强国力的所有因素与要素的增加和聚积。教育惠及社会各个阶层。科学打开大自然的无限宝库。宝库之门一扇一扇被打开。阴暗而神秘的宝库一个个被照亮，一个个被开发，任何人都可自由进入——每进入一个宝库，人们都会发现这个宝库至少又通向了另外两个宝库。每天早晨，人们一睁开眼，总能发现某种新机器开始了运转。每天晚上，当人们吃完晚饭之后，机器依旧在运转。在所有人进入梦乡之后机器也不会停止。
集体思想以相似的步伐进展。迪斯雷利曾说及19世纪早期的情况：“在那些年份里，英国为少许人、绝少数人所享有。”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每一年人们都目睹这些限制一一被打破消失。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新人进入非官方的工作职位，这些人关心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关心本国对其他国家、对世界和对未来的责任，并懂得责任的伟大，懂得自身是这些责任的继承者。高层次的劳动者长期享受着多种多样的舒适的物质生活。物质方面的进步使大众的艰苦生活有所减轻，健康有所改善，大人和孩子的生活日渐有了起色，他们应付某些最严重不幸事故的保障大大增加，受保障的人数也大幅增多。
这样，无论何种号角吹响，每一个阶级和每一个阶层都能提供国家所需要的东西。有的献出他们的科学知识，有的献出他们的财产，有的献出他们的工作精力和进取心，有的献出个人宝贵的英勇与无畏精神，有的献出他们容忍的力量或容忍的弱点。但贡献最多的或最乐意贡献自己的所有的是普通的男女劳动者，他们拥有的只是近于贫困的不稳定的周工资，他们拥有的只是一间陋室中的几件家具以及起身时所穿的衣服。他们对国家的爱和骄傲，他们对自己所熟悉的教义的忠诚，他们对是非的敏锐感觉，使他们能无所畏惧地面对和忍受灾祸与艰难——这样的艰难困苦是世上的人们过去所不曾知道的。
这些经历并非某一个民族所独有。在每一个自由国家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都或多或少地在稳步增长；在每一个受奴役或自由的国家里，法律都规定，人们必须加入能增进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的组织或机构。民族的美德被其统治者歪曲或误导之后，变成自身毁灭和使全人类遭受巨大灾难的根源，影响远比民族的不良习气更甚。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在法国、俄国或英国，这些统治者应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责任呢？难道真的有地位显赫、肩负重任的人，出于他们的恶念，蓄意谋划并决心去做这种可怕的事情吗？人们在研究世界大战的原因后得出一个流行的观念，认为根源就在于少数人决定世界命运的固有缺陷。有人说得好：“在人类事务中更多的是错误而不是计划不周。”甚至最有能力的人的智力也是有限的，他们的权威也是有争议的，他们也处于舆论的氛围之中，即使他们对重大问题有短暂和局部的贡献，但问题本身远远超过他们的理解范围，其规模如此之大，细节如此浩繁，各方面的变化又如此频繁——所有这些必须充分考虑，然后人们才能宣布，战败者是否必定完全邪恶，胜利者是否完全清白。事情还是沿着一定路线发展，无人能够使它偏离。德国顽固地、不顾一切地、吃力地向着火山口喧闹处奔去，还拖着我们大家一起前奔。但法国是处在强烈的仇恨之中，而俄国的情况错综复杂。我们英国也许通过某种努力，付出某种物质利益的牺牲，做出某种既合乎友谊又带命令的强制性姿态，就能及时使法国和德国和解，组成大联盟，不过单是依靠这个联盟，欧洲的和平与荣誉就有保障了吗？我无法回答。我只知道，我们尽最大努力引导我们的国家经受住日益加剧的、危及和平的军备威胁，不把英国或其他国家带入战争，如果这些努力失败，我们则力争独自经受住暴风骤雨，不使英国遭到毁灭。
这里没有必要追溯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屡次争吵的古老原因，没有必要列举他们在几个世纪中发生过多少次冲突，留下过多少伤痕，也没有必要评价这方或那方受到过多少伤害或进行过多少挑衅。当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布巩固了德国人的胜利时，欧洲历史的新篇章打开了。有人说“欧洲失去一位主妇，得到一位主人。”一个新的强大国家出现了，她有充沛的人口支持，有科学与知识的装备，为战争而组织起来，因胜利而获得崇高地位。法国战败，被夺走阿尔萨斯与洛林，因而陷入贫困与分裂，她处境孤单，而且在人口数量上已日益居于无可挽救的劣势；法国人只能在暗地里独自回味自己往日的荣耀。
而德意志帝国的首脑对于倒在地上的对手的可怕性格和不可和解的决心并不心存幻想。毛奇说：“我们以武力在半年中得到的东西，如果不想让它再次被人从我们这里夺走，我们必须以武力保护它半个世纪。”俾斯麦更加审慎，他宁愿从未取得洛林。在军方压力下，他被迫放弃自己的明智判断，肩负起了双重重任，从一开始他就显示出对每一个政策行动的深切忧虑。受世界舆论和英国坚决态度的限制，从1875年挫败法国的恢复势头以后，俾斯麦运用全部权力和才能，建立起一个精心设计的联盟，旨在保证德国的长期优势和保持她征服的土地。他知道，除非付出德国决不同意支付的代价，否则，与法国的争执是无法调和的。他明白，一个可怕民族永久不变的仇恨将牢牢地注视着他新建的帝国。其他任何事情都必须服从这个中心事实。德国经不起再有别的对抗力量。1879年他与奥地利结盟。4年后这个同盟扩充为德、奥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1883年他用秘密盟约将罗马尼亚拉入这个体系。不但必须有保险，还必须有双保险。他最害怕的是法国与俄国之间建立反德同盟；但这些扩充安排没有一项遇上这样的危险。当然，德国与奥地利的同盟，如果由它自己发展，自然地会倾向于把法国和俄国拉在一起。难道他不能建立一个三位皇帝——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联合的同盟吗？如果能这样，最后将有压倒一切力量和持久的安全。在6年后的1887年，俾斯麦的这个最高超的理想因俄、奥在巴尔干的利益冲突破灭了。但他继续致力于——仍是放在他面前的最佳方案——与俄国的双保险条约。有了这个安排，德国可以确保自己不会成为法、俄侵略性联合的目标。另一方面，俄国可以消除疑虑，不再会有人利用德、奥同盟破坏其在巴尔干的地位。
德国设计的所有这些小心谨慎的和自作聪明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使自己能在和平中享受胜利果实。此外，俾斯麦的体系一直内含着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原则。这点是必要的，因为众所周知，意大利决不愿做任何与英国作战的事情，而且如今世人皆知意大利曾要求在三国联盟的最早秘密条文中特别说明这个事实。在这个联盟的早期，英国对它是完全赞同的。就让法国独自去抚平自己的创伤吧；德国支配着欧洲大陆，因而能够充分利用具有19世纪末特色的前所未有的工业发展机遇。德国的政策是进一步鼓励法国以扩展自己的殖民地作为慰藉，旨在使其心思离开欧洲，只是偶尔促使其与英国发生不花大力气的对抗和摩擦。
这种安排使欧洲人守旧地和平地生活了20年，但这种格局随着德国力量与光辉的不断增强以及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而结束。铁血宰相走了，新起来的力量开始攻击他凭借其无与伦比的能力如此长久维持下来的体系。由于土耳其人治理不当，巴尔干和近东不断出现战争的危险。正在兴起的泛斯拉夫主义和俄国强烈的反德潮流开始冲击俾斯麦建立起来的双保险条约结构。最后，随着德国的繁荣，德国的野心也随之日益增长。她不满足于欧洲大陆的霸权，还欲追求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德国已经是最大的军事帝国，她开始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海外。摆脱了俾斯麦的束缚，年轻的皇帝找来卡普里维伯爵和继伯爵任职之后的一些二流的自满的助手辅佐，他们开始兴高采烈地摒弃支撑德国安全的保卫手段和预防措施。德国一方面与法国保持公开、不变的争执，另一方面却丢弃了与俄国签订的双保险条约，后来开始与英国在海上对抗。这两个愚蠢的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地发展，到了一定时候它们的后果变得明朗了。到1892年整个俾斯麦政策刻意防备的事情出现了，俄、法两国签订了双边同盟。尽管其后果不是立刻显现出来，但欧洲局势事实上已发生了改观。从此以后，德国小心翼翼维持的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已为势力均衡所取代。两个巨大的联合体都拥有庞大的军事资源，开始时它们尚能并存，但渐渐变得势不两立了。
虽然大国结盟如此明显地变得对德国不利，但在这样的改变中，没有什么人以战争威胁德国。法国的持久不变的精神是永不放弃收复失地之梦，但法兰西民族的普遍特性是喜爱和平，所有阶级对德国的强大力量和可能由战争引起的可怕后果记忆犹新。
此外，法国人对俄国看待纯法、德争执的态度从来没有把握。条约的确存在，但这个条约要变成实际行动必须以德国发动侵略为前提。什么构成侵略？在两个彻底武装的国家之间的纷争发展到何种程度才能使这方或那方成为侵略者？无论如何俄国方面有便宜行事的宽广余地。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俄国是裁定人。为了与俄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德之间的争吵，要让上百万俄国人去送死的关键时刻，俄国将是裁定人。沙皇的话当然是可靠的保证。试图领导俄国进入不得人心之境地的沙皇，不管怎样受尊敬，也有被推翻的可能。一个伟大民族的政策如果直接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在他不存在时是很容易被改变的。因此，对于万一法国因抵抗德国的压力而引发战争，俄国是否会遵从法俄条约参战，法国没有绝对把握。
这些就是继德国占据不容争议的支配地位之后出现的、艰难的平衡局面。两个集团之外还有英国，其海军稳稳地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从未遇到挑战。显然，不列颠帝国的地位还因她支持哪个联盟将直接决定谁占上风的事实而愈显重要。可是索尔兹伯里勋爵表现得不愿意利用这个有利形势。他一贯地保持对德友好的传统态度，同时保持远离欧洲大陆纠纷的冷漠超然姿态。
对德国来说脱离俄国容易，但摆脱英国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陆续取消众多的支柱与纽带。英国对俄国在亚洲意图的猜疑，与法国之间的历史性对抗，对布莱尼姆、明登和滑铁卢战役的记忆，与法国在埃及和殖民地方面的持续纠纷，德国和英国间密切的商业联系，皇室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构成大英帝国与三国同盟中那个主要国家间的深远联系。抑制德国新产生的殖民主义愿望不是英国政策的一部分，在不止一个事例中（如在萨摩亚群岛）我们积极支持他们。由于完全缺乏战略考虑，索尔兹伯里勋爵以黑尔戈兰交换桑给巴尔。甚至在俾斯麦下台之前，德国人看来也不像是令人愉快的外交伙伴。他们似乎一直在寻求赢得我们的支持，并提醒我们，他们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为突出这一点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玩弄小动作设法使我们与法国和俄国发生纠纷。德国威廉街 [2]年复一年地探察着圣詹姆斯宫 [3]的动静，指望得到些好处或让步，这些好处可以使德国的外交善意再维持一段时间。每年他们都在我们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上增加一点伤害，数落英国是多么不得人心，英国有多么强大的敌人，以及她找到德国这个朋友是多么幸运。如果撤销对她的支持，或者如果德国把势力转入敌对联盟，英国在欧洲俱乐部里将处于何种境地呢？这种表白持续了近20年，在英国新一代外交人员的内心中留下了明确的孤立感。
但外交人员的这种苦恼全然不会使英国坚定的政策路线有所转向。大英帝国以满不在乎的态度看待德国的殖民扩张。尽管英、德在贸易中有对抗，但英、德之间更为重要的商业联系却在不断增长。在欧洲，他们彼此是最好的客户。甚至德皇于1896年为詹姆森袭击事件致电南非德兰士瓦克鲁格尔总统（现在我们知道这件事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德国政府的决定），英国也只迸发短暂的一阵子愤怒。布尔战争时期所有德国反英怒潮的爆发，以及组织欧洲反英同盟的多次企图，并未阻止张伯伦先生于1901年倡导与德联盟，也未阻止英国外交部于同年建议将英、日同盟扩充为英、德、日三国同盟。在这一时期，我们与法国的严重分歧至少不小于与德国的分歧，而英国充分的海军优势并未使这两个国家严重不安。我们对三国同盟和双边同盟采取同等清楚的立场。我们不想被人拉入欧洲大陆的争吵。法国收复失地的努力引不起英国公众或任何政党的兴趣。让英国军队在欧洲与强大的大陆国家作战的想法被所有人斥责为绝对荒谬。只有在不列颠民族的生存真正遭受威胁时，才会促使大英帝国放弃对欧洲大陆事务的平静与容忍的超脱态度。而德国注定要提供这种威胁。
毛奇在他的军事证词中说：“在大国之中，英国必然需要一个欧洲大陆的坚强同盟者。她找不到比统一的德国更好的、符合她所有利益而同时又从不提出海上权利要求的国家。”
从1873年到1900年德国海军公开宣布，并不存在打一场“对付强大海军国家的海上战争”的可能性。而在1900年德国却出台了一个性质十分不同的《舰队法》。
这个文件的序言宣称：“为了在现有条件下保护德国的贸易与商业，只要办成一件事就足够了，那就是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具备如下实力的战斗舰队：甚至对于最强大的海上对手来说，与德国这样的舰队作战，该国将冒丧失自身最高地位的风险。”
欧洲大陆第一陆军大国决心要同时成为至少是第二海军大国，是世界事务中头等重要的大事。要是它完全实现，无疑将重现以前历史上已证明了的、对不列颠岛国人民有极可怕意味的那种形势。
迄今为止，所有英国海军部署都是根据两个大国总和的标准进行的，也就是要足以超过两个比她稍次的强国加在一起的力量，在那些日子里这两个强国指的是法国与俄国。出现比这两国中任何一个国家更强的第三支欧洲舰队将彻底影响英国的生存。如果德国建立公开表示针对我们舰队的海军，我们就不能维持在欧洲体系以外的“光荣孤立”。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必须寻找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我们找到了处在地球另一边的同样处境危险的另一个岛屿帝国。1901年英国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但我们仍然较难承担出现与法、俄两国同时发生纠纷的危险性。1902年，贝尔福和兰斯多恩勋爵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明确地着手解决我们与法国的分歧。但在采取这些步骤之前我们还是向德国伸出我们的友谊之手。我们邀请她加入我们与日本的联盟，邀请她共同努力解决摩洛哥问题。但两次邀请均被拒绝。
1904年俄、日战争爆发，德国主要同情俄国；英国准备履行与日本签订的条约，同时加强与法国的良好关系。在这种状态中各大国等待远东战争的结果。结果使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感到震惊。日本在陆上和海上打败俄国，俄国内部的动乱使欧洲局势发生彻底变化。虽然德国势力与日本相对立，但同时也感觉到俄国崩溃使自己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恢复了。她在每一方面的自信心明显而日益迅速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法国再次衰弱，日益被孤立并陷入真正危险的境地，越来越急于与英国达成协议。英国的政治家对欧洲内幕独具慧眼，他们正确地估量了日本的战争力量，显著地获得了力量与安全。她的新盟国日本因胜利而得意洋洋；她古老的敌人法国寻求她的友谊；德国舰队尚在组建之中，与此同时，所有在中国海的英国战舰能够安全地调回来了。
英、法之间主要分歧的解决在继续进行，最后在1904年签订《英法协定》。协定有各种不同的条款，但其基本精神是，法国人不再反对英国在埃及的利益，英国对于法国关于摩洛哥的看法给予总的支持。这个协定得到英国保守势力的喝彩，在拥护者中间，视德国为威胁的思想业已生根。它也得到自由党政治家有点儿目光短浅的欢呼，把它看作是与我们的宿敌消除误解与分歧和保证普遍和平的措施，因此它几乎得到普遍的欢迎。只有一个思想深邃的观察家发出反对它的声音，那就是罗斯伯里勋爵，“我悲哀地深信，这个协定更可能导致纠纷而不是和平”。这个不受欢迎的评语遭到英国两党从大相径庭的立场出发的愤怒的藐视，普遍的指责落在这位评论者的身上。
英国及其主张的一切已使自己背离了“光荣孤立”的政策，她站在反对德国一边重新出现于欧洲。自1870年来德国第一次不得不考虑在自己的体系以外的一个强国，这个国家决计不会屈服于威胁，必要时她有能力单独与德国作战。1905年德国做出要求把德尔卡塞 [4]逐出法国政府的姿态，1908年装扮“身穿闪光盔甲”的幽灵准备扫平俄国，但德国无法从拥有强大舰队的海上霸主的独立岛国那里获得同样的顺从。
直到此刻，德、奥、意三国同盟从整体上说比法国和俄国强大。尽管对这两个大国发动战争对这三国来说是一项可怕的压力，但其最后结果似乎无可怀疑。可如果英国的分量投入敌对的秤盘上，而意大利从另一个秤盘上撤出，那么自1870年来德国将第一次不能肯定自己是处于较强的一边。她会忍受这种形势吗？新德意志帝国日益增长的野心与抱负跃跃欲试。她会同意这样的处境吗？在这个处境下各国将广泛传布这样的印象（无疑很有礼貌，也许十分缓慢，但完全肯定）：德国的意志不再是欧洲的最后法律。如果德国及其皇帝会接受法国、俄国和英国早已习惯的同一类约束，愿意以同等权力生活在较自由和较轻松的世界上，那当然万事大吉。但德国愿意吗？她能容忍各国在她的体系之外根据独立的标准在一起开会，并只根据她们的是非曲直态度提出要求，能容忍她们毫无畏惧地抵抗侵略吗？此后10年的历史将对此提供答案。
较之最强的大国之间发生的这些缓慢部署和渐次武装的对抗，较弱帝国的衰落所起的作用对和平几乎有同等危险。土耳其的各种力量很活跃，这些力量对旧政权及其种种弊病构成了威胁，而后者正是德国选定的依靠力量。巴尔干的基督教国家一年比一年强大，她们等待机会解放她们尚在土耳其暴政下挣扎的同胞。各国民族情感的增长使艰难地拼凑在一起的、已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感到了严重的紧张和压力。巴尔干国家还把这个趋势看作拯救同胞、恢复领土和达成统一的机会。意大利用热切的目光注视土耳其的腐朽和奥地利的动荡。就所有这些南部和东部地区来看，肯定将发生一系列深深刺激俄国和德国的大事。
德国为自己制造了许多不利的条件，因而导致后来的战争，然而从德国统治者方面来说，这些极端不聪明的行动却是有必要的。那就是：必须使法国继续保持疑惧的心态；在俄罗斯民族——不单是俄国宫廷——衰弱的时候，必须让她承受强烈的公开侮辱的刺激；那种缓慢、深刻、有克制的与大英帝国的对抗，必须通过对其赖以生存的海上权力进行不断和重复的挑战使其升级。只有在当时才能形成那些条件，在那些条件下德国的任何一个侵略行动，都会招致各国结成足以抗拒她、最后战胜她的联合力量。在愤怒的情绪积压到达顶点之前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我们还要焦急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上10年。
有一个时期写这样内容的文章成为时尚，那就是议论英国政府在这10年里或者是完全不知道日益接近的危险，或者是政府心里有一大堆秘密事务和想要将预感到的凶兆完全隐藏起来不让无思考能力的国民知道。但事实上，这两种说法分开来看没有一种是真实的，把它们合起来看则有一定道理。
英国政府和产生政府的议会不相信大战已经逼近，因此下决心阻止它。但与此同时不祥的假设持续出现在他们的思想中，后来发生的令人不安的事件与趋势一再引起大臣们对这个假设产生警惕。
在这整个10年中，这种二重性与不协调是英国政治的基调；那些负责保卫国家安全的人，同时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思想世界里。一个是实际可见的世界，有和平行动与世界主义的目标；另一个是假设的世界，一个“临界”的世界，这个世界时而似乎荒诞不经，时而似乎即将成为现实——这是一个充满了可怕阴影的世界，它正在各种动荡中走向无底的灾难深渊。第二章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1905—1910年
要是读者想了解这个故事以及据此展开的观点，他应在前因后果的每个主要部分追随作者的思路。他不仅必须知道战争爆发时的陆、海军形势，而且应熟悉导致这种形势的事件。他必须认识海军将领和陆军将领；他必须熟知舰队和陆军的编制以及它们在海上和陆上战略的概况；他必须不厌其烦地倾听舰船与大炮的设计；他必须扩展目光看一看现代国家集团的形成和缓慢发展的对抗；他必须把这些现象聚焦到党派间较不重要但不能避免的斗争上以及政治力量和大人物的相互影响上。
上一章的主要角色是各大国或帝国，主题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平衡和联合。现在，暂时把舞台缩小到以我们的岛国为限，舞台上的角色是英国当时的政界人物和派系。
1895年我作为一名青年军官有幸受威廉·哈考特爵士邀请共进午餐。在谈话过程中，我可能话说得多了些，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老资格的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家回答说：“我亲爱的温斯顿，我漫长一生的经验使我深信，什么也不会发生。”从那时起，在我看来，发生的事情连续不断。海外大规模对抗的增长伴随着国内党派斗争的不断加剧。事件的规模使维多利亚时代的事件相形见绌。当时大国间的小战争，关于表面问题的认真争论，当时要人的高尚而敏锐的智力和他们行为的适度、节制和严格的规范，都属于已逝的年代——当时的人们像沿着有涡流和涟漪的平滑的河流行舟，如今我们像被投入大瀑布之下，挣扎在急流险滩之中，如今回顾，那个时代似乎难以想象的遥远。
我把我们国家的暴力冲突时期的开始定于1896年的詹姆森袭击事件。如果不能确定这是南非战争的前奏的话，至少也是南非战争的预兆。从南非战争产生卡叽（Khaki）大选 [5]、贸易保护主义运动、中国劳工的呼声和随后产生的愤怒反应，以及1906年的自由党胜利。从此突然出现上议院对平民政府的猛烈攻击，到1908年底，这个自由党人占绝大多数的政府实际已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1909年的劳合·乔治预算使那种情况有所改观。反过来这个措施又成为更大地激怒双方的原因，上议院否决这个预算是一桩几乎无可比拟的违反宪法的政治大错。此事直接导致1910年的两次大选、议会法的通过和爱尔兰的独立斗争，这场斗争把我们国家带到内战的边缘。就这样我们经历了近20年连续不断的党派斗争，每次都重复地伤害国家利益，每次震荡得都比上次更加猛烈，每次都冒更严重的危险，直到最后看来必须以军刀来冷却沸腾的热血和普遍存在的激情。
1902年7月索尔兹伯里勋爵退出政界。他从1885年起就担任首相兼外相，这一点现在看来只是一个简短插曲，在这整整17年中，自由党从来不曾对国家大事行使过任何实际控制。他们获得短期执政机会只是由于40张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选票多数。在其中的13年时间里，保守党享有100到150张相同性质的选票多数，此外还有整个上议院。这样的长期执政最终结束了。改革的愿望、改革就在眼前的感觉普遍存在。这是一个时代的终止。
继索尔兹伯里勋爵之后是贝尔福先生。新首相从来没有一个公平的机会。他继承的只是业已耗尽的遗产。真的，他最聪明的选择本应是体面的辞职，尽可能做到平静，最重要是越快越好。他本来可以极得体地宣布：1900年议会是在战争条件下选出的，着重解决战争问题；现在战争胜利地结束了；选民的授权终止，因此他在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前必须再次由选民的意志决定。无疑这样做自由党人将会上台，但不会占有巨大的多数，而他们会面对强大、团结的保守党反对派，保守党在4或5年之后——大约在1907年——会重新有效地控制国家。可是欢呼贝尔福先生登上首相宝座的纯粹保守党议员全然想不到他们会被选民抛弃，当时议会还只成立了2年，任期还有4或5年。因此贝尔福先生着手处理政府事务，以宁静的漠然态度对待大量态度疏远的舆论和一直在他周围工作的敌对势力的增强。
任副职的张伯伦先生几乎无所不能，可他并不抱幻想。他以锐利的政治敏感察觉到反对执政联盟的浪潮在持续增长。他不采取中庸和谨慎的方针应付事态，受他本性激情的驱动，他采取不顾一切的对付办法。人们责备政府反动。温和的保守党人和年轻的保守党人全都敦促政府趋向开明与和解。反对党有望加快取得政权的步伐，他们以愤怒的抗议开始发难。张伯伦向他们表示，包括向持怀疑或忧虑态度的朋友表示，他有可能用暴力平息愤怒，并从反动的实质中获得争取普遍胜利的方法。他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
时间、逆境和新近通过的《教育法》使自由党人团结起来；贸易保护或如人们所称的关税改革使保守党分裂。最后6个大臣辞职，50个保守党人明确地撤回对政府的支持。在这些人中间有一批可以给政党带来新生力量和强大活力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个政党在野时期特别需要的力量。自由工联主义者的活动得到索尔兹伯里勋爵本人辞职的间接支持，也得到统一党主要人物如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和德文郡公爵的积极支援。自从开除皮尔派保守党员以后，保守党从未承受如此可怕的损失。
但是，既然贝尔福先生没有感觉到应该在开始执政前先提出一次辞呈，如今他更不乐意让权力从他的掌握中被人夺走。此外，他把党的分裂看作最糟的国内灾难，认为分裂党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因此他以惊人的忍耐和冷静竭力保护团结的外貌，以求平息风波并希望尽可能长久地保持风平浪静。他极为细心和巧妙地设计出一系列方案，旨在使有深刻分歧的人们能说服他们自己他们的意见还是一致的。当大臣们辞职时，他小心谨慎地对贸易自由主义者与贸易保护主义者各打五十大板，尽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像亨利八世一样，他于同一天斥退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因为他们各自都背离了他的中心，背离了他的矫揉造作的妥协方案。
在这种不愉快的形势下，贝尔福先生维持现状长达两年之久。要求大选的呼声不起作用，对他抓住职位不放的讥刺不起作用，朋友们的劝告不起作用，反对派企图迫使他进行决定性辩论也不起作用。这位首相以不变应万变、不知疲劳、沉着冷静，他继续做他的首相。他清醒正直的内心不理会细琐小事，对呼吁漠然处之。如上文谈到，他在俄、日战争的关键时期，采取极端坚定支持日本的政策。另一方面他拒绝所有诱惑，抓住俄国舰队在多格滩击沉我们的拖网渔船的机会与俄国作战。他组建帝国国防委员会做战争准备。他完成1904年与法国的协定，关于这个协定的重大意义在上一章已有解释。但到1905年，英国政界不再关心这些事情。政府支持度在不断下降。保守党继续在衰退。反政府的风暴不断增强，反垂危政权的联合力量也不断增强。
1905年11月下旬，贝尔福先生正式向国王提交辞去首相职务的辞呈。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政府组成，并于翌年1月举行公民投票。这届政府代表了因布尔战争而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两翼。自由党中以杰出才干知名的帝国主义分子占据了几个最重要的职位。阿斯奎斯先生担任财政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担任外交大臣；霍尔丹担任陆军大臣。另一方面，首相本人代表自由党主张的主流，他任命罗伯特·里德为大法官，任命约翰·莫利先生为印度事务大臣。这两位政治家虽不反对在南非的实际战争措施，却也曾不停地谴责这场战争；入阁的劳合·乔治先生和约翰·伯恩斯先生是在政见上走得更远的民主政治家。政府的信誉因值得尊敬的人物的参与而提高，他们是里彭勋爵、亨利·福勒爵士以及新近从印度总督任上回来的埃尔金勋爵。
1906年1月选举的结果是保守党全面滑坡。继《改革法案》之后举行大选以来，不列颠议会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的变故。例如在曼彻斯特，它是各党的主要战场之一，贝尔福先生和8位保守党同事落选，取代他们的是9位自由党或工党人士。保守党人经过近20年的当权，退缩到下院的只有150余个席位。自由党人获得多数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100多席。两大党都对对方深怀不满，对卡叽大选的错误和大选中的权力滥用感到愤懑，对中国劳工的不公正呼声提出反诉。
当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应爱德华·格雷爵士之召参与一件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时，他依旧得到全国各地自由党人、热爱和平者、反侵略主义者和反战人士的热烈拥戴。此时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正处于紧张时刻。英、法关于埃及与摩洛哥的协议首次公布之后，德国政府默默接受了这个局势，既不抗议也不抱怨。德国首相比洛王子甚至在1904年宣布，德国对该协议中任何一条都没有异议。他说：“在我们看来，这个协议是试图使用友好谅解的方法消灭存在于英、法之间的一些不同观点。我们从德国利益的立场出发，不反对这项协定。”但最使德国政府深感不安的是泛日耳曼和殖民地政党的开始插足。在这个压力下，德国政府的态度发生改变，一年后德国公开指责这个协议，并寻找机会宣称她对摩洛哥的权利。不久便出现了这种机会。
1905年早期，一个法国外交使团来到非斯。使团人员的言语和行动似乎表现出有意把摩洛哥当作法国的保护国对待，因而不理会《马德里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摩洛哥苏丹向德国呼吁，查问法国是否得到授权以欧洲的名义说话。此刻德国得以作为国际协定的捍卫者站出来说话，指责法国破坏协定。在这种指责的后面有明显的意图，也就是告诉法国，她承担不了与英国订立协定冒犯德国的后果。德国采取的行动具有最严厉的性质。有人劝德皇去往丹吉尔，在那里他一反以前的明智判断，于1905年3月31日发表由他的内阁成员选择的毫不妥协的讲话，公开向法国挑战。德国外交部广泛地传布这份演讲。4月11日和12日把两份具有威胁性的急件火急火燎地送往巴黎和伦敦，要求《马德里条约》所有主要签字国开会。德国使用所有手段要使法国懂得，倘若她拒绝开会，后果将是一场战争；为了有双重把握，他们为这个昭然的目的派了一名特使从柏林去巴黎。 [6]
法国对战争毫无准备，陆军的状况很差；俄国更没有能力作战，加上法国又缺乏充分理由。可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先生不愿意让步。德国的态度越来越咄咄逼人，6月6日法国鲁维埃先生的内阁几乎在炮口的瞄准下一致同意接受召开会议的原则，德尔卡塞先生立即辞职。
迄今为止德国都非常成功。运用战争的直接威胁，德国迫使法国屈从于她的意志，法国牺牲了与英国谈判协定的那位部长。鲁维埃内阁真诚地寻求友好的解决办法，一方面使法国免遭在此种环境下被迫参加会议的侮辱，另一方面要确保不对德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但德国政府决心尽可能利用他们的胜利，在开会之前和会议期间使法国处于尴尬。会议最终于1906年1月在阿尔赫西拉斯召开。
现在英国登上舞台，显然国内混乱没有使她失去常态和平静。她一点也不鼓励法国拒绝与会。但是，如果德国加速对法开战的直接原因是法国与英国新近公开订立的协定，世人认为英国不可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因此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指示爱德华·格雷爵士在阿尔赫西拉斯大力支持法国。作为和平、紧缩开支和改革时期的第一个行动，他还授权启动英国与法国总参谋部的军事会谈，旨在战争发生时协同一致地作战。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反响的步骤。此后两国参谋部的关系日益亲密和信任。我们两国军人的思想明确地进入一个特殊的轨道。在军事关系中一方面不断增强相互信任，另一方面加强了相互预警。不管两国政府多么明显地申明在这些技术性讨论中两国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约定，事实上两国已建立起极强有力的纽带。
英国在阿尔赫西拉斯的态度使德国处于不利地位。俄国、西班牙和其他签字国站在英、法一边。奥地利向德国透露了她不想逾越的底线。因此德国发现她陷于孤立，她以战争威胁获得的优势在会议桌上烟消云散。最后奥地利提出的妥协方案使德国得以不公开丧失尊严地撤退。可是，这些事端种下后果严重的种子。欧洲分裂成两个体系的事实越来越明显。德国感觉到有把奥地利紧密地与她连在一起的必要。她公开恐吓法国的企图，给法国公众舆论留下深深的印象。法国军队进行了迅速而彻底的改革，与英国的谅解更加强而坚定了。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成为走向大规模战争的里程碑。
1908年初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患病和逝世为阿斯奎斯先生的执政铺平了道路。这位财政大臣原是前首相的第一助手，随着首相体力的衰退，他日益挑起重担。他担负起实施《许可证法案》的责任，该法案是1908年议会会议通过的主要议案，由于这项任务，他博得了党内一个极端且教条主义派系的忠诚，而先前他的帝国扩张政见曾使他们与他疏远。阿斯奎斯决心使自己与劳合·乔治的民主政治才能及蒸蒸日上的声誉联在一起。因此职位顺利地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阿斯奎斯先生成为首相，劳合·乔治成为财政大臣和政府的二把手。新内阁像旧内阁一样，是不明言的联合政府。在跟随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而形成的内阁、党内多数的激进和平主义分子和自由党帝国扩张分子之间，保持着一条十分明显的分界线。作为首相的阿斯奎斯先生现在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但他的内心和同情一直向着爱德华·格雷、陆军部和海军部一边，每当他务必公开观点的重要时刻，他便明确地和这些人站在一起。可是，首相不能像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所做的那样，给予爱德华·格雷爵士可能希望他给予的那么多的有效支持。老首相的话是党内极端分子的法律，他们几乎愿意接受他所说的一切。他们深信，他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上所做的不会超过绝对必要的限度，而他做必要事务时的方式决不想满足好战分子的情绪。可阿斯奎斯先生关于布尔战争的意见很不“稳当”，他是外交大臣的终生好友，而后者甚至在顺利进入爱国大道时也徘徊不前。因此他在某种意义上受到怀疑，他在对外事务上采取的每个措施，都受到资深政界人士的警惕的审视。如果与法国的军事商谈不是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的授权，如果不是爵士的政治道德无懈可击，我怀疑阿斯奎斯先生是否能够开始或继续进行这样的商谈。
由于我于1904年在下院自由贸易问题上曾转而投支持反对党的票，因而工作中与劳合·乔治先生有密切的政治联系。他是欢迎我的第一个人。我们在贝尔福先生下台前作为反对党时期坐在一起并一起行动，在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政府期间工作得十分和谐，那时我担任殖民地事务部次长。当我进入新内阁担任贸易委员会主席时，这种合作继续着。一般说来，虽然角度不同，但我们都站在那些主张在对外政策和军备上持遏制态度者一边。读者必须了解，这些态度与看法的分歧，尽管在历届强大的英国政府中都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但决不会妨碍政府中主要人物的和谐与愉快的关系，而我们的事务在谦恭有礼、友好和善意气氛的许多礼节中继续进行。
没过多久，新的欧洲危机就爆发了。1908年10月5日，奥地利未经警告或谈判就宣布并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耳其帝国的这两个省份根据1878年《柏林条约》一直由奥地利治理，合并的宣布仅仅是形式上宣告业已存在的事实。那年夏天出现的青年土耳其革命运动对奥地利来说，似乎是重申土耳其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主权，而这点正是奥地利担心的，因而先发制人进行阻止。合理而有耐心的外交手段有可能保证奥地利所需要的缓和局势。事实上，与最有关系的大国——俄国的谈判取得了有利的进展。但突然和意外地，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在决定对俄国做适当让步之前宣布了合并，从而中断了谈判。这种实质上的公然破坏行为冒犯了俄国，也轻视了俄国谈判者伊斯沃尔斯基个人。
这次合并引起各方愤怒和抗议的风暴。根据1871年伦敦会议的声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大国不可不受条约规定的约束，不得擅自修改条约的条款，除非得到签约各方同意，”英国拒绝承认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与它同时发生的保加利亚独立宣言。土耳其大声抗议这个不合国际法的行为，土耳其政府组织对奥地利商品的有效抵制。塞尔维亚人动员起了他们的军队。但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俄国。整个俄国激起的对奥深刻仇恨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次重要原因。在这次国家间的争吵中，埃伦塔尔与伊斯沃尔斯基之间的个人不和也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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