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卷（第4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汪冰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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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卷（第4卷）试读：

前言

当人们看到“骑士”这个字眼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或许就是“坐着高头大马、身穿闪亮铠甲、手持长矛利剑、冲锋锐不可当”的中世纪武士。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们勤练马上作战的攻防艺术，对自己的身心和言辞表达施以绝对的控制；他们严守纪律，绝对服从于自己的“主人”，包括宗教上的主人——上帝，世俗中的主人——君王、大贵族或领主，以及情感上的主人——心仪的女性；他们具备所谓的“骑士风范”，不仅同情弱者，更要公正、平等地对待敌我双方的所有骑士。作为一种历史人物和封建社会的一个阶层，“骑士”们留给后世的印象似乎是“勇敢、忠诚、荣誉、谦恭有礼”等品德的化身，即便他们在战场上舍命搏杀的血腥暴力也被演绎出一层“荣耀”的传奇色彩。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以闪击波兰的侵略战争拉开了“二战”的帷幕。就在当日，希特勒以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名义发布法令，重新设立发轫于1813年的铁十字勋章系列，包括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以及“大十字”勋章（Grand Cross of the Iron Cross），并增设了一个全新的级别——“骑士铁十字勋章”（简称骑士勋章）。希特勒在法令中声称：“我已得出结论，是该召唤和武装德国人民抵御迫在眉睫的外敌入侵的时候了，为此我将为德意志的男儿们重新设立铁十字勋章，就像我们在以往的历次保家卫国之战中所做的那样……”当希特勒说出这番冠冕堂皇的“保家卫国”之辞时，他或许想到了1813至1815年以推翻拿破仑法国统治为目标的“普鲁士解放战争”，或许还会溯及到公元9年的日耳曼部落联盟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被称为“德意志解放者”的这位古代骑士，在条顿堡森林全歼了2万余罗马帝国军队，成功挡住了罗马帝国向北欧的扩张，阿米尼乌斯和条顿堡森林之战经过漫长的岁月也成为19世纪下半叶泛日耳曼主义神话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希特勒把“骑士”这个字眼嵌入作为国家象征的“铁十字”之前时，或许他脑海中出现了“条顿骑士团”那些中世纪骑士的身影——手持利剑强制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以武力和杀伐在波罗的海地区疯狂扩张。在希特勒眼中，他的“骑士”或许就是神秘的条顿森林中走出的东征十字军，因为这个形象与纳粹政权的战争心态颇为吻合——第三帝国不仅要征服他国，更要通过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圣战”来“清洁欧洲”。无论如何，当第三帝国元首在这天设立骑士铁十字勋章时，他无疑期待日耳曼战士们在铁十字大旗的召唤下，以骑士的勇敢、忠实和无条件服从，投入到他所声称的“保家卫国”之战中。凯旋之日，他将以高规格的骑士勋章犒赏武士们。

尽管骑士勋章之上尚有极难获得的“大十字”勋章，但它还是被视为德军事实上的最高军事荣誉。“大十字”勋章自1813年创立到1918年为止一共仅颁发过19枚（1813—1815年的“普鲁士解放战争”期间5枚，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9枚，1914—1918年的“一战”期间5枚），获勋者不是皇帝、亲王和显贵，就是赢得过重大战役或战术胜利的元帅或兵种将军级高级将领，普通军官和士卒完全无缘染指。为弥补一级铁十字和“大十字”勋章之间的明显缺口，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诸邦国均曾在“一战”中设立了介于两者之间的高规格勋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普鲁士俗称的“蓝色马克斯”（Pour le Mérite）的功勋勋章（仅授予军官），以及“金质军事荣誉十字”（Goldenes Militär-Verdienstkreuz）勋章（授予军士和士兵）。随着德皇在1918年11月的逊位和普鲁士王国的终结，这两种勋章也终结了其历史使命，结果造成德国的铁十字勋章体系中曾经存在的缺口依然如故。希特勒创设的骑士勋章据信就是填缺之作，无论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卒均有资格以战场表现获勋。

战后曾有“‘二战’德军勋章泛滥成灾、一钱不值”的说法，这或许适用于较低级别的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6年间德军颁发了超过450万枚的二级铁十字勋章，这还不包括约45万个二级铁十字勋饰（在“一战”中已获二级或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军人，在“二战”中再有资格获得同级勋章时将被授予相应的勋饰）；一级铁十字勋章也发放了30万枚以上（同级勋饰的发放量在15万枚以上）。虽然不同的资料来源有不同的数字，但估计至少有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官兵获得过最低两等的铁十字勋章。但是，“泛滥”一说并不适用于骑士勋章这一级别——自戈林1939年9月获得首枚骑士勋章以来（他在1940年7月19日还获得了“二战”德国唯一的“大十字”勋章），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共颁发了7361枚骑士勋章（含授予外国人的43枚）。获颁骑士勋章的先决条件是已获得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一般而言，军人在战场上有一次超过职责要求的勇敢行为即可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有3到5次的勇敢表现就足以得到一枚一度相当难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而欲获骑士勋章，候选者必须在面临对手时反复地表现出勇敢无畏——至于需要“反复”多少次才能证明自己，虽无明确规定，但指望战场上的“灵光一现”并不现实——比如一名普通步兵凭借某日突然击毁数辆敌军坦克的战功，虽能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但并不能确保他获颁骑士勋章。如果说陆军的骑士勋章标准只是相对笼统的“战场勇敢或卓越指挥”，那么海军和空军的标准则更为明确。海军（尤其是U艇部队）一般以击沉敌军舰船的吨位数计算，通常10万吨击沉战果足以为U艇艇长带来一枚骑士勋章（地中海战场因作战难度甚高，其战果按双倍计算，击沉敌方军舰另有加分），但这个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会放宽，当然也有U-47艇艇长普里恩这种凭借惊人一击而获得骑士勋章的例外。德国空军颁发骑士勋章的标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进，1940年的法国战役和不列颠空战期间，取得20架左右击坠战果的飞行员有资格获颁骑士勋章，如首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1940年5月29日获得骑士勋章时的战绩就是20次击坠，第2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加兰德在1940年7月29日以17次击坠的战果也获得了骑士勋章。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飞行员们摘取骑士勋章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东线飞行员在战争中后期需要45至50次击坠才有可能获颁骑士勋章，最后阶段甚至还出现了100次击坠才能确保骑士勋章的情况。空军高层也意识到西线飞行员在对垒英美盟军战机（尤其是重型轰炸机编队）时面临着比东线空战更多的困难，为提振西线飞行员的士气并提高作战绩效，德军1943年在西线引入了“积分制”（击坠一架单引擎战斗机、双引擎轰炸机和四引擎轰炸机时分别获得1分、2分和3分，通过击伤轰炸机将它从敌机编队中隔离出来也有积分）。根据有关资料的数字，西线飞行员获得40点积分后有资格获得骑士勋章。值得指出的是，德军的“击坠战果”和“积分”是两类不同的统计数字，确认击坠战果依然要经过一套复杂严格的审核确认程序，“积分”更多地被用于西线飞行员的晋升和授勋等目的。

无独有偶，苏联的最高军事荣誉获得者们——“苏联英雄”所佩戴的“金星勋章”（Gold Star Medal）也是在“二战”前夕（1939年8月1日）创设的。这种勋章和“苏联英雄”称号标志着获勋者对苏联做出了最高程度的贡献，一个衔级最低的列兵只要佩戴了“金星勋章”，即便大将和元帅都会肃然起敬并体面地对待他。研究军事勋章勋饰的专家们普遍认为，“二战”主要交战国的最高军事荣誉——苏联的“金星勋章”、德国的“骑士勋章”、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美国的“国会荣誉勋章”（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及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 Légion d'honneur）等大体上是可以类比的。就“苏联英雄”佩戴的“金星勋章”而言，元帅和将军们可凭一场重要的战役胜利获得这一奖赏，校官和下级军官们也能以所部的显著成功戴上“金星勋章”，在近战或徒手搏斗中表现出最大勇气和牺牲精神的普通士兵也能加入“苏联英雄”的行列。唯一具有相对明确标准的是苏联红军的空军，斯大林曾在1941年8月19日发布命令，获得“金星勋章”的最低要求应以执行飞行作战任务的次数和击坠敌机的数量为基础——击坠10架敌机的飞行员有资格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并同时获颁“金星勋章”和“列宁勋章”，昼间对地攻击机飞行员在成功执行了40次危险作战任务后也将有类似的资格。平心而论，这些标准相对于德军的骑士勋章而言并不算高。

虽然比较交战国颁发的主要功勋勋章的数量可能既费力不讨好，又难以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下表的数据至少能够表明，战争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战场勇敢是没有国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独美于此”。不管是在火热的激战中，或面对必死无疑的危境时，还是面临占压倒优势的对手，甚至在与个人信念和宗教信仰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各国都有自己最勇武的战士和军人们最引以为荣的勋章。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纪德（André Gide）曾说：“很难想象还有多少中年法国人没有得过梅毒和获得过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这句夸张的话语虽属笑谈，但多少显现出某些勋章的颁发门槛过低的事实。美国人非常珍视自己的“国会荣誉勋章”，“二战”中仅颁发了400余枚（多半还是死后追授），杜鲁门就曾称自己“宁可获得一枚国会荣誉勋章，也不愿做总统”。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或许是最难获得的勋章之一，自1856年创立以来只颁发过1300余枚（多是追授），“二战”中仅有182名军人获得过此种最高军事荣誉。相对于英美苏等颁发勋章的数量和标准而言，德国的骑士勋章得主们佩戴的绝非“发滥的玩意儿”，而是代表着他们确属德军最著名、最受尊重的一个精英群体。在中国军事爱好者中颇有名气的装甲王牌卡里乌斯（Otto Carius）曾是890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中的一员，他在1980年代末曾这样写道：“我在前线佩戴骑士勋章时的感受非常愉快，这使我能较容易地实现目标，即便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时也是这样。这个荣誉对战士们也产生了正面影响。当那些根本不认识我，或可能只听说过我的战士们看到我佩戴的骑士勋章时，他们往往能更主动地信任我。另一方面，骑士勋章也使佩戴者们处于重压之下，因为他不能显露出自己的任何弱点。总之，他必须向人们证明，自己配得上他人给予的信任。”

第三帝国的扩张野心就像条顿骑士团时代一样没有止境，战争规模的一再升级自在纳粹元首的掌控之中，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们取得的空战击坠战果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1940年5月10日的法国战役开始前，德军一共颁发过52枚骑士勋章，但仅在5月10日至6月3日前的第一阶段作战中，又有72人获颁骑士勋章。为褒奖并进一步激励“忠勇”的骑士们，希特勒6月3日修订了前一年的法令，设立了更高一级的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严格说来，这并非一种新的勋章，而是加上了银质橡叶徽饰的第2枚骑士勋章（与“苏联英雄”的授勋方式颇为类似）。这个徽饰由三瓣橡树叶组成，中间的叶片与两旁的叶片部分重叠，佩戴时直接挂在骑士勋章的上方，徽饰背面的铁环可供缎带穿过。“二战”中德国一共颁发了890枚橡叶骑士勋章（包括8名外国人），希特勒曾亲自为其中的许多人授勋，他本人保留是否将获勋者召至大本营亲自授勋的最后发言权。第1位橡叶骑士得主是山地兵将军迪特尔（Eduard Dietl），他是希特勒最喜爱的将领之一，因在1940年4月的挪威战役中夺取和固守纳尔维克的战功获此勋章。第2和第3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和加兰德获勋时的空战击坠战绩均为40架。1940年时，德军一共只有7人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除前述三人外，还有王牌飞行员维克（Helmut Wick）与三大U艇王牌艇长普里恩、克雷奇默（Otto Kretschmer）和舍普克（Joachim Schepke）。因而，把橡叶骑士勋章视为1940年时的德国最高军事荣誉是毫不为过的。

资料来源：David T. Zabecki（ed.）.World War II in Europe：An Encyclopedia，Volume 1. Routledge，1999. p.1048。关于这些勋章的种类和颁发数量，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数字。如关于“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的数量，有资料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称，“二战”中获得一次和两次“苏联英雄”称号的分别有11633人和115人（参见Henry Sakaida. Heroes of the Soviet Union，1941-1945. 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04. p.9）。关于美国的国会荣誉勋章，维基百科提供的数字是有464人（上表中为440人）在对德和对日作战中获得了这一最高军事荣誉。关于德国骑士勋章得主的数字是作者自行添加的，资料来源见：Stephen T. Previtera. The Iron Time：A History of the Iron Cross. Richmond，VA：Winidore Press，1999. p.294.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终身仇视共产主义、发誓要像十字军一样“清洗劣等种族”的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了侵苏战争，欧亚和地中海的遍地狼烟之上再次燃起冲天的烈火。就在6月21日，希特勒在展望着即将发动的“新十字军东征”之时，下令在橡叶骑士勋章之上再加上双剑徽饰，并把这种最新的勋章授予战斗机飞行员加兰德。截至当日，德军已颁发了15枚橡叶骑士勋章，加兰德的个人击坠总数已达70架，非常接近里希特霍芬“一战”中创下的80架击坠世界纪录。苏德战争的首日，莫尔德斯就以总战绩72次击坠获得了第2枚双剑骑士勋章。不过，纳粹政府正式修改1939年的法令，并将双剑骑士勋章纳入铁十字勋章系列却是1941年9月28日的事了。到那时为止，德军已颁发了35枚橡叶骑士勋章，双剑骑士团中又增添了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厄绍（Walter Oesau）。到一年后的9月28日，德军一共颁发了20枚双剑骑士勋章，统治了天空的飞行员们也牢牢把持着双剑骑士的俱乐部，除隆美尔、凯塞林和3名U艇艇长外，其余15名获勋者皆为飞行员。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共颁发过160枚双剑骑士勋章，除1名叫做山本五十六的日本人外（死后追授），获勋者无一例外都是德军的战争精英。

1941年夏，无论是苏联的天空和地面，还是北大西洋的广阔海域，抑或非洲的无垠大漠，只要有战火点燃的地方，似乎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德军的方向发展。7月15日，莫尔德斯以击落敌机101架的战绩成为世界上首位突破空战百胜大关的飞行员，乐不可支的希特勒当日决定更慷慨地表达他对骑士们的感激——集银、金、铂金和钻石于一体的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在这一天问世了，并在次日授予给首位得主莫尔德斯。在1941年9月28日修改过的法令中，钻石骑士勋章与6月21日创立的双剑骑士勋章一起成为了铁十字勋章家族中最新的成员。

钻石骑士勋章的基本设计和佩戴方法与之前的两种高级勋章基本相同，最主要的区别是在橡叶和双剑上镶嵌了手工磨制的钻石。钻石骑士勋章有两种尺寸略有区别的款型。第一款中钻石徽饰的尺寸略小，据信只颁授给过前五位获勋者（马尔塞尤除外，他在有机会领取钻石骑士勋章前即已阵亡）。1942年，戈林认为该款徽饰的钻石质量不佳、整体感觉不够流光溢彩，因之命令新的制造商克莱因（Klein）公司制作了第二款钻石徽饰。新款与老款的外观基本一致，但加大了尺寸且更加耀眼夺目。此后的每位获勋者都获得了两套新款钻石徽饰，其中一套用于正式的授勋典礼，是由铂金和53颗天然钻石制成的艺术精品，另一套用于日常佩戴，外观尺寸与正式的一套毫无二致，不过材质是银和人造钻石。前五位获勋者中，有三位后来补发了新款的两套钻石徽饰，当然，早亡的莫尔德斯和马尔塞尤与之无缘。

钻石骑士勋章在战时只颁授过27名勇冠三军、战绩超群的军人，他们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主题和对象，下表列出了这些军人的姓名、生卒年月、最后军衔、获勋时间、获勋时的职务和军衔等基本情况，以及本书四卷中每卷所覆盖的具体人物。

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中，有12人来自空军（其中7名昼间和2名夜间战斗机飞行员、1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1名伞兵将军和1名元帅），11人出自陆军，2人为U艇艇长，2人为武装党卫军将军。他们中的莫尔德斯、马尔塞尤、隆美尔、诺沃特尼、舒尔茨、胡贝、伦特和莫德尔等8人未能幸存于战争，吕特在停战的当月被忠实执行自己命令的哨兵误杀。希特勒战时一直都亲自颁发钻石骑士勋章，但有4人例外：马尔塞尤还未来得及领受第4枚钻石骑士勋章就殒命于北非大漠；拉姆克在1944年9月19日被授予第20枚钻石骑士勋章时，他负责守卫的法国布雷斯特要塞即将城破，而他一天后就向美军第8军投降了；毛斯获得第26枚钻石骑士勋章时，已无可能前往柏林的总理府地堡领受勋章；最后一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绍肯获勋时，希特勒已自杀一周有余，绍肯的勋章是由第三帝国末代元首邓尼茨下令颁发的。

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是名动全德的战争英雄，也是纳粹宣传机器大加利用的宠儿，他们的战绩和经历频频出现在报纸杂志上，肖像也被印制在明信片上，印有他们头像的卡片甚至成为青少年们竞相收藏的宠物，孩子们可以用一个“隆美尔”换一个“加兰德”，或用一个“马尔塞尤”换好几个印有橡叶骑士勋章得主头像的卡片。这27人中既有被载入空战史册的十名最杰出的飞行员，也有知名度不高，甚至获勋资格都颇差强人意者，如第20位得主拉姆克（在美军围困下坚守布雷斯特要塞长达一个月，投降前夕被希特勒一天之内连续授予双剑和钻石骑士两枚勋章，颇有“安慰奖”的味道）及第22位得主布兰迪（后人称他是U艇部队的“高估之王”——上报战果为击沉敌船11万余吨，实际战果平庸得甚至不足4万吨）。他们中既有身后受到敌友高度称赞的模范军人（如莫尔德斯），也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戈洛布、吕特、鲁德尔、迪特里希、舍尔纳等），更有试图通过逮捕希特勒来拯救德国的人物（如隆美尔和施特拉赫维茨）。幸存于战争的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有或长或短的战俘营经历，他们的战后岁月也可谓大相径庭，既有加入西德新国防军并成为战斗机联队上校联队长的哈特曼，也有成功的企业家兼任“飞行员和平大使”的加兰德，还有晚景凄凉、始终不被袍泽原谅的戈洛布和格拉夫，更有被西德法庭判刑入狱的巴尔克和舍尔纳，当然还有成功跻身政坛的曼陀菲尔，更多的人则是在平淡的和平年月中追忆远去的叱咤风云。

希特勒梦想中的“千年帝国”只存在12年便被历史唾弃了，但在崩溃的前夜，即便失败的阴影已进入他杂乱无章的疯狂心绪，他依然在叫嚣：“取得最终胜利的将不是中亚，而是德国所领导的欧洲，我们在过去1500年里曾经保卫过欧洲，现在仍将继续带领欧洲抵御东方。”1944年12月29日，希特勒最后一次修订了1939年的相关法令，创设了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他希望到战争最终胜利之时，以这种至高无上的勋饰褒奖12名最忠勇的战士——他的12名现代骑士，将像不列颠的亚瑟王手下的12名最勇敢、最忠实的骑士一样，与他们的元首在圆桌旁聚首欢宴。希特勒的“圆桌骑士团”之梦自然无法实现，但据说已有3枚，甚至多达6枚的金橡叶骑士勋章被制作出来，而且在1945年的第1天颁授给了第10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鲁德尔（第2卷有详细介绍）。德国报纸曾对此做过报道：“元首大本营1945年1月2日电。在1944年12月29日的一项法令中，元首创立了德国表彰勇敢的最高勋章——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将最多颁发12次。1月1日，‘殷麦曼’（对地攻击）联队联队长鲁德尔中校从元首手中接过了这一勋章，成为德国武装力量的首位获勋者。与此同时，为表彰鲁德尔中校作为飞行员和战士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战功、久经考验的英雄主义，元首已晋升其为上校。”四个月后，第三帝国彻底覆灭了，鲁德尔也就此成为唯一的金橡叶骑士勋章得主。

从技术上讲，铁十字勋章系列的顶峰是“大十字”勋章，就连金橡叶骑士勋章都位居其下，但“大十字”勋章的得主只有一人——被后人讥为“小丑”的帝国元帅戈林，显然他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德国军人，如果把他作为战场勇敢的象征，那只能玷污了“勇敢”这一军人最重要的品质的真意，也只能是无视历史的荒唐闹剧。严格说来，“二战”时期德国的最高战功勋章是仅有鲁德尔一人获得的金橡叶骑士勋章，但是，把他和其他26名军人获得的钻石骑士勋章视为最高战功勋章，应该并无大的不妥，毕竟，1500万德国军人中只有这27人获得了该等勋章。同理，朱可夫元帅、波克雷什金（Alexandr Pokryshkin）和阔日杜布（Ivan Kozhedub）这三位在“二战”中三获“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虽然理所当然地居于苏联最高军事荣誉群体的巅峰，但这并不妨碍后人认为，10000余名两次或一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也是苏联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群体中的成员。

本书试图以四卷百万字的篇幅和大量罕见的历史图片，相对全面地讲述27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们的战时经历和人生轨迹。我为撰写本书查阅了大量资料和相关著作，在阅读、分析和写作过程中，在以后人的眼光审视那些往事和历史图片时，我尽量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相对客观的立场，如实地记载这些军人的传奇经历。撇开战争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对错，我深深体会到这些军人的人生经历丰富多样，他们的战场勇敢并不逊于英美盟军和苏军的勇士们，他们的战功（尤其是飞行员）更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惊叹号”。我的目的是既不“漂白”也不“涂黑”这些军人，既不“赞美”也不“挞伐”他们那些给受害国留下无数痛苦的战功，我只想把他们留下的那些“惊叹号”以数字和史实较完整地呈现出来。读者朋友们可以完全不同意书中的若干观点和评论，但如果大家在读完本书后能发出一声“了解了这些人那些事”的感叹，那么本人的一番努力就算没有白费。当然，由于涉及人物众多，资料繁杂，比对史料和滤掉纯粹传说的任务相当繁重，最主要的是能力和时间精力有限，本书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军事历史爱好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在本书首卷即将付梓之时，有两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则是2013年1月初的一篇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探访德国海外驻军的家属时声称：“我们向很多地方派遣了士兵。有时，我细看地图上德国士兵或者维和警察派驻的地方，发现很快就覆盖了整个地球仪！”视角独特且多少有些神经质的《纽约时报》将之解读为“德国海外驻军很快就会遍布全球，从而引发德国军事扩张的忧虑”。出于对不堪回首的那段惨痛历史的记忆，德国加强军事地位的举动及言辞自然会引起一些国家和德国国内某些人士的警觉与关注。包括德国官方不少人士在内的许多人则认为，随着驻欧美军的不断减少，德国在拱卫欧洲自身安全方面必须挺身而出。另一则是2013年1月26日的一篇新闻报道：默克尔在“大屠杀纪念日”（1月27日）即将来临的时刻，像她的诸多前任一样再次公开声称：“……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二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要一代一代保留下去……要确保种族主义不会卷土重来。”交叉阅读这两条新闻的时候，我不由得感慨连连——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在战后无疑得到了充分清算，战后的德国政府和人民也长时间地、痛苦深刻地反省全体国民的历史罪责，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德意志民族终于摆脱了历史的阴影，自信地引领着世界前进的步伐；同时，德国并没有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而是以持之以恒的诚意和行动向世人证明，德国将永久地揖别那段黑暗的岁月。我也不由得联想起本书27名曾获最高战功勋章的军人，他们是那个邪恶政权的“代表人物”吗？他们在战场上的奋不顾身和勇猛无畏到底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元首、勋章，还是祖国？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人物的悲剧在于，他们心甘情愿地充任了纳粹战争车轮上一根根“光芒四射”的辐条，同时坚信自己仅仅是在履行军人的职责，他们追随希特勒踏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浑然不觉地自以为是在为国尽忠。即便如此，德国朝野和国民在战后坦荡反省的态度和作为，包括对待这些曾经的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的立场（书中会有详述），还是令人感佩不已。

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得到了指文图书的罗应中先生的大力帮助，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并提出了很多见解独到的改进意见；我也必须向指文图书的编辑团队和出版社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较量》杂志总编刚寒锋先生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并提出了富有见地的修改意见，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我还应感谢关心我的著述的读者朋友们，他们的热情鼓励也成为我继续努力下去的动力来源。在最后定稿阶段，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里读到本书前言的一些同好，在肯定本书立意的同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包括shtuka-letchik、tvonk、commtek、reichsrommel、陈寿亭、近卫龙骑兵、拒绝再战、小河流水、我爱瑶瑶、raingun等（恕不能一一列举），这里特向大家表示感谢。raingun 先生通过朋友为我提供了各语种的人名翻译手册，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

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我想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宽容、理解和支持，想完成这种规模的一套大书在我而言是无法想象的。2013年2月21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施瑙费尔少校 （获勋时间1944年10月16日）第一章“夜空幽灵”：海因茨·沃尔夫冈·施瑙费尔少校

德国人哈根（Hans-Peter Hagen）在其1964年出版的名为《空中轻骑兵：德国著名战斗机飞行员及其作战史》的著作中，记载了英国广播公司（BBC）1945年2月16日向德军第4夜间战斗机联队（NJG-4）联队长施瑙费尔（Heinz Wolfgang Schnaufer）少校祝贺其23岁生日的往事：“……少校先生，如您所知，我们的轰炸机机组们给您起了个‘夜空幽灵’的荣誉名号。我们尊重自己的对手，也了解您在作战中的公正表现，所以对您非常敬重。值此您的生日之际，(1)BBC舞曲乐队正在为您演奏打击乐‘夜空幽灵’。”无独有偶，军史家弗拉施卡在以轶事为基调的《帝国骑士》一书中，也在有关施瑙费尔的章节里似乎张开了想象的翅膀，他在写下与前文类似的文字时又做了进一步渲染：“……驻居特斯洛（Gütersloh）的NJG-4的同志们，你们好！我们仰慕你们勇敢顽强的作战表现，但为什么你们还要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下去呢？你们的联队长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成功的(2)夜战飞行员。施瑙费尔少校，我们在此特意祝贺您的23岁生日！”

二战期间，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与德军夜间战斗机部队之间可谓“仇深似海”，竟然还发生过这么一档子祝贺头号对手生日的轶事，真是匪夷所思！二战期间曾任皇家空军轰炸机领航员的史家欣奇利夫（Peter Hinchliffe），在其1999年出版的《施瑙费尔：钻石王牌》一书中指出，战时名为“西线战士广播电台”（Soldatensender West）的英国秘密电台“有可能”在节目中向施瑙费尔祝贺过生日，但由于“似乎那些日子的档案记录都未能留存下来，所以难以证(3)实或证伪这件轶事。”欣奇利夫同时声称，哈根在其1964年著作中使用的BBC引语“扭曲了史实”。尽管不乏这样的警示，但就像许多二战人物或战役始终都存在一些含混不清、扭曲、甚至虚构的情节一样，关于施瑙费尔的这个传说也流传至今—2010年，施托克特（Peter Stockert）在《德军钻石骑士勋章得主：1941-1945》一书中曾写道：“……在军官餐厅里，有位军官把收音机调到被禁敌台‘加莱战士广播电台（Soldatensender Calais）’的频率—收音机里传来(4)一阵流利的德语，英国人正在祝贺施瑙费尔的生日……”施托克特把问候“生日快乐”的电台称作“加莱战士广播电台”（为“西线战士广播电台”之前身，基地位于法国加莱），但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他却复制了哈根的话语，最后还加上了“夜空幽灵，夜空幽灵，它在我们的城堡里游荡”等曲调。

当然，前述只是施瑙费尔的诸多传奇中的一例，还曾出现过更离谱的传说和牵强附会的描述，比如，说施瑙费尔靠服用药物增强夜视能力；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司令部为铲除心腹大患，曾专门筹划如何干掉施瑙费尔；1944年7月末的一场空战中，施瑙费尔为扰乱对手的轰炸，专门击杀轰炸机编队中的所谓“主轰炸机”（负责现场指挥、控制和协调轰炸行动），从而“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家乡斯图加特”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有或没有这些传说或“创意”，也无论它们与事实相去多远，都不能动摇施瑙费尔作为空战史上最优秀的夜战飞行员之一的地位。美国空军上校托利弗战后之初曾写道：“……施瑙费尔最大的仰慕者群体可能是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飞行员们。在许多军官餐厅里，飞行员们都在谈论这个名字，讲述他向‘兰开斯特’和‘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发起狂野猛攻的那些传奇。一战时期的英军飞行员曾大谈殷麦曼、波尔克和里希特霍芬等人，而今人们也在栩栩如生地描绘施瑙费尔这个光彩鲜活的人物……作为德国最顶尖的夜战飞行员，施瑙费尔在英国享有仅次于加兰德和莫尔德斯的战时声(5)誉。”在普通夜战飞行员眼中，施瑙费尔是“里希特霍芬式的传奇(6)人物，是一个勇敢大胆、充满理想主义的军官……”

1922年出生的施瑙费尔于1941年底进入德军夜间战斗机部队，三年后，22岁的他成为空军最年轻的联队长——当今日的22岁年轻人才刚刚踏入社会时，施瑙费尔已在战火的浸润下变得坚韧成熟，成为一个有着百余架战机、上百名飞行员、大批地勤和辅助人员的作战联队的领路人。他是夜战部队除伦特以外的唯一钻石骑士，也是空军最后一位获颁最高战功勋章的飞行员。他一共取得过121架得到确认的夜战击坠战果，这个数字也遥遥领先于盟军昼间战斗机飞行员创下的最高战绩（英、美、苏三国飞行员的昼间击坠纪录分别是34次、28次和62次击坠），虽然在所有德军战斗机飞行员的击坠排行榜中只能名列第70位，但施瑙费尔的战果无疑极具“含金量”——除7架双发轰炸机外，余者皆为四发重型轰炸机，或如托利弗所言：“……就真正的成就而言，施瑙费尔在所有战斗机王牌中是无人能够超越的。”施瑙费尔可能还是射术最精准、杀伤力最强大的王牌——他仅以164次出击作战就猎杀了121架敌机，其准头和效率，恐怕令马尔塞尤和诺沃特尼等昼间超级王牌都自叹弗如。施瑙费尔最惊人的一次战绩出现在1945年2月21日，当天凌晨时他击坠了两架敌机，当夜又在26分钟内一举击落7架轰炸机（另有一架未能确认）——如果说英军电台确曾祝贺过施瑙费尔的生日的话，那么后者显然“太不领情”，生日刚过五天，就在一场杀伐中斩落了对手的9架轰炸机！

有后人曾估算，二战期间命丧施瑙费尔之手的英军轰炸机机组成(7)员超过了800人——按照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指挥官哈里斯（Arthur Harris）爵士的估计，战时培养一名机组成员的费用超过了1万英镑，这当然还不包括轰炸机本身与雷达等电子设备的损失。从这个角度来看，施瑙费尔自然有资格成为令对手畏惧的“心头大恨”。不过，在施瑙费尔三年多的夜战生涯中，除首次获胜时的难忘经历外，从无任何一位对手（包括负有专门猎杀使命的“蚊”式高空战斗机）能够击落或重创他，他也从未被己方的高射炮击落，或者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发生意外，除偶一受过轻伤外，他也从未使用过降落伞，这在伤亡率很高的夜战部队、乃至整个空军都称得上是个奇迹。施瑙费尔的战时成功虽有命运眷顾的因素，但与他的高智商和性格特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头脑、决断力和领导能力，帮助他在战后成功地经营家族产业，不到30岁即成为令人侧目的企业家。但是，就是一切看似花团锦簇的1950年，他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丧生，不由得令人感叹造化弄人！早年岁月：“纳波拉”学校走出的少尉飞行员

施瑙费尔于1922年2月16日出生在巴登-符滕堡州的黑森林地区，这里不仅有阴翳蔽日的墨绿色森林和蜿蜒起伏的山峦河流，还点缀着一个个古老精致的小城。施瑙费尔的出生地卡尔夫（Calw）就是这些小城中美仑美奂的一个。施瑙费尔的父亲阿尔弗雷德（Alfred Schnaufer）曾是一名在英国工作的机械工程师，一战爆发时作为敌国公民被拘禁，战后回到德国时，阿尔弗雷德发现在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里很难就职，于是帮助父亲一起经营家族的酒类生意。父子二人勤奋工作，也很善于经营，再加上卡尔夫成为黑森林地区的酒类分销中心，施瑙费尔家族的家境于是变得愈发殷实。长子海因茨1922年出生时，虽然整个社会仍在动荡中挣扎，经济上也处于超级通胀的边缘，但施瑙费尔家族的生意似乎并未受到经济危机的过大影响，反而出现了兴旺的势头。在这个衣食无虞的家庭中（海因茨陆续有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母以慈爱但不失严格公正的作风培养着孩子们，海因茨更是很小就明白，遵守纪律和规则是家庭和睦的先决条件之一。1928年，6岁的海因茨进入卡尔夫国民小学就读，良好的家教使他很快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好孩子——他幼时的同学曾回忆说，施瑙费尔从不伤害他人的自尊和情感，反而因善于调停孩子们的纠纷而赢得同学的拥戴及老师的嘉许，小小年纪就展示出善于与人相处的特质。施瑙费尔是学校里的优等生，天赋过人的他不仅在学业成绩上出类拔萃，在体育和音乐等方面也有着令人侧目的才华。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个恃才傲物的孩子。

与夜战部队首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伦特的经历相似，施瑙费尔也在1933年初加入了颇为时髦的“希特勒少年团”，成为这个准军事化组织的一员，着实满足了少年施瑙费尔的虚荣心—即便十年后崭露头角时，他仍对当年的选择留有深刻的印象，在一份幸存下来的简历中他曾写道：“……这一青少年运动的基本理想——以成就为基础选拔领袖——形成了将在很大程度上指引我的整个军旅生涯的一种理念。从这些理念中，我进一步萌生了进入‘国家政治教育学校’(8)（Nationalpolitische Lehranstalt）的念头。”施瑙费尔言及的“国家政治教育学校”一般简称为“纳波拉”（Napola），是纳粹政府为把优秀青少年培养成军事、政治和政党精英而特设的三类新型学校之一。“纳波拉”的门槛很高（据说是一战前的军校的翻版），不仅要求申请者具有纯雅利安人血统，还严格规定了学业、品行和体格等方面的标准，每年仅有约10％的幸运儿能通过筛选。战后曾有人对施瑙费尔的“纳波拉”经历颇有看法，并将他本人贴上了“纳粹信徒”的标签。施瑙费尔的一位战友在推测前者加入“纳波拉”学校的动机时，曾说他“或许是想尽快成为一名军官，而‘纳波拉’的经历显然是一条捷径”，但这位战友并不排除施瑙费尔“也有可能对那个时代的思潮充满热情，因而愿意进入这种学校。”其实，30年代中期时的希特勒无疑受到多数德国人的拥戴和崇拜（1938年时英国还曾有政客“羡慕”德国拥有铁腕人物希特勒，而他的国家却只有专精绥靖的张伯伦），声誉处于巅峰的纳粹元首创办的“精英学校”，如果不能吸引施瑙费尔之类的青年，可能才是咄咄怪事。“纳波拉”虽是纳粹政府培养后备精英与领导人才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走出的所有人都是忠实的纳粹分子—与施瑙费尔同年（1939年）毕业于波茨坦“纳波拉”学校的珀佩尔（Johannes Poeppel，二战中为第32炮兵团上尉），在1979至1981年间曾担任西德联邦国防军陆军总监（上将总司令）；同在波茨坦“纳波拉”的格雷韦（Carl-Heinz Greve，二战末期任第30轰炸机联队少校大队长），在战后也曾官居联邦国防军空军中将；同样有着“纳波拉”背景的韦赫马尔（Rüdiger von Wechmar），二战期间曾在非洲军服役两年（后被美军俘虏），1974年起担任了西德驻联合国大使，1980年时还一度成为联合国大会主席。另外，哈特曼也曾于1936年进入罗特韦尔的“纳波拉”学校，不过由于不适应学校的刻板作风和严格要求，他只呆了一年便转到普通文理学校继续学业。

1938年初，施瑙费尔经过严格筛选后成为斯图加特东北30公里处的巴克南（Backnang）“纳波拉”学校的一员。学校虽然强调灌输德意志民族史和诸如种族理论的纳粹教义，但并未放松一般文理中学必修的课程，还将相当多的时间分配在强身健体、培养领导才能、养成军官必备的品质等方面，毕竟这种学校标榜的目标之一就是秉承普鲁士-德国的军事传统，以及重振所谓的“骑士荣誉”等。学校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并不只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切实体现在每门功课、每项社会活动、每次劳动实习和体育竞技中。施瑙费尔在这里依然出类拔萃，在小口径射击和滑翔飞行等军体项目上的表现同样令人难以望其项背，他那善解人意、乐于伸出援手的性格，使他广受同学们的喜爱和钦服。摄于1938或1939年，“纳波拉”学校的学生们正在研习功课，右四为施瑙费尔。

1938年末，施瑙费尔提交了成为空军候补军官的申请（据说从14岁起他就产生了成为飞行员的强烈愿望）。1939年初，他如愿转入最早成立的波茨坦“纳波拉”学校，加入了这里开办的“飞行班”，当时这个班汇集了所有“纳波拉”学校（包括一所女校在内共16所）中有志成为飞行员的学生。几十名年轻人接受了多种型号的滑翔机飞行训练，对飞机的结构和飞行理论也有了初步的认识。“飞行班”的同学曾忆称，施瑙费尔从训练之初起就显得与众不同，他似乎具备多数人都没有的飞行天赋，首次滑翔飞行就在滞空时间上遥遥领先。此时，施瑙费尔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欧洲上空笼罩的战争阴云，但对17岁的他来说，他更在意的是能否成为一名令人钦羡的飞行员，虽然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会是什么样，但像里希特霍芬、波尔克和乌德特等一战王牌那样建功立业的念头，一定曾在他的内心深处时时闪现。

1939年11月初，施瑙费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这时的他已拥有B级滑翔机飞行员证书，还获得过“帝国青年体育奖章”（Reichsjugendsportabzeichen）、“德国救生员协会证章”（Deutsche Lebens-Rettungs-Gesellschaft）以及铜质“希特勒青年团(9)技术熟练奖章”（HJ-Leistungsabzeichen）等。稍后的11月15日，施瑙费尔被征召入伍，作为候补军官来到萨尔茨韦德尔（Salzwedel，介于汉堡和马格德堡之间）的第42空勤训练团接受基本军事训练。刚刚加入空军的施瑙费尔，担心的并不是严格的训练、艰苦的生活以及空战的危险，而是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忧虑战争很快就要结束，而他们将失去证明才华的机会和分享荣耀的可能！

1940年4月，“士官生”施瑙费尔来到勃兰登堡州尼斯河畔的古本（Guben），在这里的第3飞行学校接受以获取A/B级飞行员证书为目标的训练。训练持续到当年8月20日告一段落，施瑙费尔期间接受了系统的飞行理论学习，也驾驶过众多的老旧机种，当然军官职责和修养方面的培训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获得A/B级飞行员证书和徽章后，根据个人志向和考评结果（尤其是教官对学员潜力的综合评估），施瑙费尔被派往旧勒纳维茨（Alt Lönnewitz，位于勃兰登堡州西南）的第3高级飞行学校继续受训。这所学校训练的飞行员主要学习驾驶多引擎战机，以获取C级飞行员证书和徽章为直接目标。施瑙费尔在受训中于1940年9月1日晋升为“二级中士候补军官”，次年2月1日又成为“一级中士候补军官”，到1941年4月1日基本完成训练时，他被正式授予了少尉军衔。他此时已掌握了Ju-88、Ju-86、He-111和道尼尔型号的双发战机，以及Ju-52三发运输机等重型战机的驾驶技能，可能是由于盲飞训练不足，他在晋为少尉后来到慕尼黑以北的多瑙河畔诺伊堡（Neuburg an der Donau），进入第2盲飞学校接受专门训练。为时八周的训练结束后，施瑙费尔又被派到汉诺威附近的文斯托夫（Wunstorf），在第2驱逐机飞行学校（Zerstörerschule）学习驾驶Bf-110重型战斗机。期间，施瑙费尔遇到了个人军旅生涯中最重要的人——受过报务员和盲飞训练的二等兵伦佩尔哈特（Fritz Rumpelhardt）。施瑙费尔之前的报务员由于应付不了特技飞行而被他舍弃，见到伦佩尔哈特后，他首先驾驶两款战机好好“审核”了后者应付特技飞行的能力，伦佩尔哈特倒是对这位年轻少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如果说两人起先还互有疑虑的话，那么他们很快都认识到，对方无论是在空中、还是在地面上都是足以信赖之人。从1941年7月起，他们将在暗夜苍穹下同生共死，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施瑙费尔的121次击坠中的100次都有这位报务员的功劳），一起为不能阻止城乡各处毁于战火而黯然神伤，更为德国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扼腕叹息。

1941年9月1日，施瑙费尔与伦佩尔哈特来到慕尼黑附近的施莱斯海姆（Schleißheim），进入第1驱逐机飞行学校（当月16日改称第1夜间战斗机飞行学校）接受夜间飞行训练（在文斯托夫受训的收尾阶段，两人经仔细考虑后志愿加入了夜间战斗机部队）。德军的夜间战斗机部队此时已有几个联队、约250架战斗机（多为Bf-110）的规模，但由于英军轰炸机部队的规模也在同步扩大，针对德国城镇和工业厂矿的轰炸强度和战术都在持续演进，德军夜战战斗机部队也相应地亟需扩大规模。由于夜战部队的早期成员多数出身于驱逐机单位，所以他们会顺利成章地到各驱逐机飞行学校招募新人。施瑙费尔一方面觉得有责任保护本土，另一方面也认为夜战领域颇具吸引力，成功的机会应比王牌济济的昼间战斗机部队更多。伦佩尔哈特后来曾说，施瑙费尔可能还有一个没说出口的原因——在“暗夜同志”的庇护下，(10)夜战的幸存机会应该更大。摄于1939年末或1940年初，在第42空勤训练团开始基本步兵训练时的施瑙费尔。1941年时的施瑙费尔少尉。摄于1940年探亲期间，从左至右依次为：母亲玛尔塔、海因茨、弟弟曼弗雷德（Manfred）和埃卡特（Eckart）、妹妹瓦尔特劳德（Waltraut），后为父亲阿尔弗雷德。

尽管施瑙费尔已积累了相当的飞行时数，也驾驶过Bf-110和Ju-88等夜战机种，但进入夜战部队还意味着更多的飞行训练。他在施莱斯海姆受训时，除白天进行射击练习等以外，着重训练了夜间起降和越野飞行、与探照灯部队进行配合、在无线电导航台引导下飞行等一系列夜战科目。两个月后的11月1日，施瑙费尔和伦佩尔哈特被分配到易北河畔施塔德（Stade）的NJG-1第2大队。NJG-1是最早成立的一支夜战联队，联队长法尔克（Wolfgang Falck）手下的第1大队大队长是施特赖布（Werner Streib），当时以22胜位列战绩排行榜榜首，第2大队大队长埃勒（Walter Ehle）也是夜战部队最早的成员之一，埃勒手下的4中队更是夜战部队战绩最显赫的王牌中队，中队长伦特以20胜名列战绩榜第3位，此外还有贝克尔（Ludwig Becker）和利佩－魏森菲尔德（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ßenfeld）等一干强将。不过，等施瑙费尔到第2大队5中队报到时，伦特已成为NJG-2第2大队代理大队长，贝克尔和利佩－魏森菲尔德也都随着伦特一起调往该部。伦特已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王牌，而施瑙费尔不过是刚刚迈出校门的青涩新人，事实上，伦特直到一年半之后才第一次认真注意到才华横溢的施瑙费尔。在1941年11月时，恐怕无人能够料到，一脸稚气、谦逊平和的施瑙费尔，将在三年里超越所有前辈，成为既被对手敬畏和诅咒的“夜空幽灵”，又是德国人赞颂和感激的“夜空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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