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炜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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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传试读：
前言
经常有外地人问我是哪里人？在听到哈密后，其中有人会追问哈密在什么地方？对于这样的疑问，几乎所有的哈密人都会有这样一句反问：“您吃过哈密瓜吗？”之后，便一切释然。其实，哈密在什么地方很好作答，一路向西，闻到瓜香，便是哈密了。
说起哈密瓜自然会想到哈密，提到丝绸之路，哈密，也是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地方。如果说哈密瓜是哈密的一个味觉符号，那么还有很多特色符号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新奇陌生的，可能某些元素会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但还有一些本地文化特色却是很多内地人绞尽脑汁也无法想象的。所以说古丝路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不仅是曾经换物易货的经济繁华，还有被汉文化潜移浸染形成的特色繁荣。要感谢张骞凿空西域，因为是他，才让这条古丝路在哈密做了历史性的停顿，并让这条路从哈密延伸到了更远的远方。
这是一片古老的绿洲。从远古哈密翼龙在曾经的大海上空翱翔，到今天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出的卓越绿洲文明；从抗击匈奴的汉唐旗帜猎猎而动，到如今一个现代化都市在荒漠中拔地而起，这都是在历史与时间见证下的轮回与变迁。几千年来，每一场风的刮起，都在空气中溢满着浓郁的香甜，这特有的味道，代表了哈密这片绿洲厚重的积淀，也代表着作为一片绿洲所呈现出的祥和与宁静。循着玄奘大师的坚实脚步从这里走过，站在丝绸古道上，心情自是无法平复。有时，穿越并非仅仅意味着是用双脚去行进，而是要用心去体味双眼所触及的一切，或是在路边卖瓜的一个小摊，或是一个被甜瓜蜜瓤凝固住微笑的孩子。
哈密，古称西漠（西膜）、古戎地、昆莫，汉称伊吾或伊吾卢，唐称伊州，元称哈密力，明以后称哈密。哈密是个多民族聚集地，历史悠久，文化多元，地大物丰，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哈密，东与甘肃省酒泉市相邻，南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连，西与吐鲁番市、昌吉回族自治州毗邻，北与蒙古国接壤，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丝绸之路在进入西域后，经历了多次改道，但都没有脱离哈密的地域范围，就使得交融与碰撞这两个词成为多元文化汇聚于此地的关键词，也成就了哈密灿烂文化与悠久历史之间的完美契合。这片土地有着太多的故事和传说，在数千年历史与文化的沉浮中相传，并经久不息。古丝绸之路有多长，哈密的故事就有多长；古丝绸之路有多远，哈密瓜的瓜香就飘了多远。
进入哈密，就算没有艾捷克的旋律指引，内地人也能轻易将自己融入进另一种风情之中。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根本无法相信哈密一区两县竟是处于同一片时空当中，并且仅仅相隔了一座天山。而就是这个相隔，催生出了哈密三地迥异的万种风情，万般美景和万丈豪情，若一日游历于三地间，定会有恍惚感伴随在左右，甚至分不清自己到底身处何方？
伊州的周边景象应该符合内地人臆想中的新疆，因为唯有长河落日和大漠孤烟这样的词语才能激起他们对神秘新疆的无限向往，毕竟与自家房前屋后的景色有视觉上的强烈反差，人就是这样一种好奇的动物，总想去看不熟悉的景，想去接触陌生的人，且始终坚信自己身边没有风景，而这片戈壁荒漠中的种种便成了心中的惦念，总想来新疆走一遭，体会一下感官上的不同。但大多数内地人从心底会忽略新疆绿洲的存在，他们可能不了解新疆，其实，戈壁上的片片绿洲才是孕育本地文明的摇篮，并且绵延的历史和文化都是基于人的存在，而哈密的伊州，也是新疆广袤大地上的一片绿洲，于是，几千年来，无数人从伊州或驻足，或留下，或走过。“金发女郎”在伊州五堡重见天日，似是在做一个三千多年前的清梦，梦在艾斯克霞尔古堡被发现时才被人们惊讶的目光所惊醒，从此，这个被称之为“金发女郎”的惊艳女人举世闻名，虽然她已成了一具沉睡在博物馆的千年干尸，但那头金发仍如瀑般散落在她谜一般身世的背后。周穆王来了，驾着他的八骏马车，带来了西周的赏赐和威严，西王母与之瑶池相会后，又依依送别在了西膜，这个西膜，就是今天的哈密伊州。班超来了，他投笔从戎，寻着西汉张骞的方向，也一脚踏入西域，班超在烽燧的狼烟中建功立业，大败匈奴之后，白杨河边就多了一座美丽的伊吾卢城，这座城后来也叫拉甫乔克。玄奘来了，一路风尘，怀着对佛的执着和虔诚，庙儿沟佛寺住持喜得连鞋都未穿就跑出来迎接。玄奘未曾想，西域之地竟也四面佛光。白杨沟大佛寺的宏大气势也让玄奘惊叹不已，并留下了他挥汗讲经时的身影。额贝杜拉创建了辉煌的哈密王朝，并始终与清中央政府的新疆方略保持坚定的一致，共同平息疆内叛乱。尽管恢宏的王府历经近三百年风雨飘摇，已成为一个复制的经典。如今，九世的回王们已安静沉睡在了那座雄伟的大墓中，除了院落中的百年古树陪伴，还有木卡姆的悠扬乐声。左宗棠来了，抬着那口沉重的棺木，这个被誉为五百年来对中国领土完整贡献最大的人在哈密屯田，保障了平乱部队的后勤补给，最终完成了誓死赶走新疆侵略者的大业，从而名垂千古。
曾经来到这片绿洲的，还有大学士纪晓岚和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当然，历朝历代的名人雅士都曾在这里用双脚丈量过，他们留下诗句，留下故事，留下传说，留下足迹，但斯人已去，无论英雄还是平民，在伊州历史上能留下的，不只是一个个名字，还有一段段传奇往事和尘烟，重要的是，他们是踏上伊州这块土地的先行者，是他们，赋予了伊州华丽色彩上的传奇。
伊州的气候和土壤造就了哈密贡瓜和哈密大枣的蜜甜，但在夏季酷暑难耐时，伊州人会选择去往山北巴里坤避暑，且已成了一种习惯，翻越一座山就能把人们的穿着从短袖换成羽绒服，这不足为奇，“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这也是这段短短路程中的习以为常。从伊州去往巴里坤，在本地人看来，很近，驱车翻过天山庙不过一小时车程，但对于曾经的商队来说，却是遥不可及。驼掌的印记和驼铃的脆响重新勾画出了丝绸之路的方向，之后，巴里坤这个曾经叫做镇西的丝路重镇横空出世，并影响了哈密几百年的历史和文化，也为丝绸之路通往迪化和惠远的贸易往来形成了一个全新通道。
山南伊州是茫茫戈壁中的绿洲，而山北巴里坤却满眼都是原始松林和萋萋草原，这就是前面说的视觉反差，从灰黄色调突然进入到无边青绿，而且是猝不及防的进入，这视觉差异，必让人终生难忘。
草原景色只是巴里坤的美丽表象，久了，对它产生更多的却是另一种极尽诱惑驱动下的文化崇敬。不可否认，用思想去解读一个地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每个人喜欢一个地方时更倾向于它直观的表象，正如去欣赏一个陌生的女人，我们首先会对她的容貌产生一个最初的主观印象，当真正想去了解她，接近她时，容貌大多会被忽略，而她的内在才是真正需要加分的重要条件。巴里坤亦是如此，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吐纳过程，但在我心里，巴里坤小城的内涵胜于它的美丽，而我更加相信，这种吸引才会是恒久的。
巴里坤的每一座古城都是一个朝代的见证，每一个雕梁画栋的古宅院都是曾经辉煌的倒影，还有那宽厚到可以在上面赶马车的古城墙，它数百年来仍伫立在风中的草原上，丝毫不理会城中高楼的拔地而起。对于过客而言，无人愿意严肃地去面对一段历史或者文化，应随性去舒展巴里坤历史留给我们的沧桑与厚重，也无需刻意去体验这里的文化，只是在抬头时、眨眼间，或与本地人的随意交谈中，便能捕捉到那关于本地生态、建筑、服饰、以及歌舞等文化的缩影。我不喜欢听到有人把古文化冠之于“沉浮”二字，在这里，如果你要是提到“沉浮”，那么你一定是不了解巴里坤汉文化在新疆所特有的地位，也更不会明白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融的那个点为什么会是在巴里坤。
巴里坤没有大的河流，却有一个叫大河的地方，巴里坤的庙宇虽没有内地知名庙宇那般的香火缭绕，却曾有着“庙宇甲全疆”的美誉。无论是丝绸之路的延伸，还是玉石之路的一个顿点，都是伴随着诸多清代文人和流放犯官的佳句一路走过，清代诗人史善长写过一首《到巴里坤》：“到此疑无路，群山裹一城，光分太古雪，未及半天晴，鼓角重关壮，风雪百战平”……这一首，仅是其中一首，便已勾勒出了巴里坤的简笔轮廓。
在哈密山北的草原上，不得不提到一座鸣沙山，这座沙山是哈密三地的划界标志，往南是伊州，往西是巴里坤，而东去的方向就是伊吾了。伊吾这个名字本属于哈密，是汉唐时期哈密的古地名，汉称伊吾卢，隋、唐设伊吾郡，今天的伊吾只是后来转借此名而已。伊吾与巴里坤一样，同为古丝绸之路哈密地域内的重镇，东北部与蒙古国接壤，且境内景色宜人。
当年古丝路延伸进入哈密时有两条路汇聚于此，经商的驼队或从京城经内蒙古进入伊吾，或经河西走廊到达马鬃山戈壁后进入伊州，无论商队是从哪个方向而来，在到达伊吾边界时还会再做一个方向的选择，要么走山南戈壁，但气候高温干燥，且匪患不绝，要么走山北伊吾，虽环境宜人，但常有狼群出没。最终商队的选择完全取决于自身有无武装和给养的充足程度，大部分商队还是进入到了伊吾县境，由此作为短暂歇脚之地，然后前往巴里坤卸货，至少走这条路可以免去商队翻越天山之苦。
长满雪莲花的喀尔里克冰川孕育出了伟大的伊吾河水，它滋养了山下的草原和瓜田，浇灌着传奇般的千年胡杨，也见证了伊吾这座城的数百年过往。远古岩画向人们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生活场景，北山羊铜镜讲述着草原青铜时代的故事，古墓葬群的发掘揭示出了不为人知的历史谜团，废弃的古城在今天仍矗立在丝路古道之上，似在凝视着那一个个远去的烽燧。
走在伊吾小城中，竟然看不到有红绿灯的街口，这座城就像一个安静的处子，婉约、静谧、含蓄。随意与街边的路人攀谈，他都能给你完整讲述出关于六十八年前那场惨烈的伊吾保卫战，面对七倍于己的敌人，二连官兵浴血奋战，历经四十天的坚守，粉碎了匪徒三天拿下伊吾城的妄言，最后，大获全胜。当然，除此之外，路人一定还会给你讲一个关于枣骝马的故事，就看你有没有时间倾听了。
哈密本地人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伊州、巴里坤和伊吾之间的关系，说伊州是哈密这个家庭中的老大，是巴里坤和伊吾这两个小妹妹的大哥哥，这样的说法很贴切，一区两县都是这个大家族的三个孩子，他们的出生背景、成长环境和文化熏陶都基本一致，彼此间相互支撑、爱护和包容，共同维护大家庭的和睦与安宁。当丝路古道穿越过哈密，并在这三地间发生了多次转换，最终还是会朝着一个方向远去，这三个孩子到如今，仍是这条古丝路的见证者。
路，我们每天都在走，无论你穿的是平底鞋还是高跟鞋，皮鞋或是草鞋，鞋底上都会带走一条路上的微尘。之后转过街角，汇入到另一条路的喧嚣中，将脚底原本属于前一条路的灰尘抖落，同时，又会沾满这一条路的细丝风尘。我们以为自己这一生会走过很多条路，其实，我们只走过了一条，无论向左，无论向右，无论路边有无花木草香，无论路旁有无鸟语呢喃。
路，本没有分别，但人们会习惯将它们赋予一种符号，什么丝绸之路北道、新北道、大海道，不过是应了当时人们眼中的景和心中的情，总要走过，既然是必经，当然愿让美好相随，所以，所有的路终将会走进每个人的心里，而所有的心，也都会在哈密这个甜蜜的地方驻留。
丝绸古道的光芒放射出了这座曾被称为“西域襟喉”的古镇哈密几千年，从汉唐到宋元，再到明清，站在西域文化与内地文化发生交融碰撞的东天山脚下，用历史的角度去品味哈密，你是否能感受到李白那首《关山月》中所表达出的意境呢？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第一章镇西篇老商号老生意
当一种全新文化慢慢在向草原文化靠拢时，是猝不及防的，就如同早间下起的一场新雪，它瞬间覆盖住了昨夜飘下的陈雪，之后太阳的光芒将地面积雪完全融化，定是让人分不清草窝里的水是何时的雪所融而成。这不是文化的无端闯入，因为文化单一不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而在内地文化与西域文化触碰之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历史上两种文化内涵中存在着的大气包容。
巴里坤，这个曾经叫作镇西的小城，原本不是一座城，在如今被水泥硬化的街区下，也有过黑色的土、绿色的草、斗妍的花，当无数牧人在这片土地策马驰骋时，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脚下的草原竟会凭空生出一座城来。
巴里坤这座城是戍边的兵马踩出来的，也是众多商贾驼队走出来的。当然，还要感谢另外一双双大脚，他们则是被朝廷流放的重犯和移民，正是这些人造就了这座城在历史上的厚重与辉煌，在他们为西域门户小镇带来丰富文化的同时，也使当地经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平乱的将士在这里筑城储粮，形成了城池的雏形；商人们的涌入促进了当地贸易的发展，奠定了镇西作为西域货物中转地的中心位置；被流放的罪臣又带来了新鲜的内地文化；移民们也来了，他们在此安家落户并扎下了根基，从而使巴里坤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完整的城。
城外依旧是草原，牧人们多年来始终延续着自己的生活：放牧自家的牛羊，酿制酸奶美酒，重复着婚丧嫁娶，全然不顾眼前出现的这座新城是否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小城起初的安静与草原的宁静并没有什么区别，牧人们也不屑进城去走一遭，因为那时的城内只有几间土灰的平房和零星小贩的叫卖声。直到后来，每天不绝于耳的清脆驼铃声才让牧民意识到了身边的变化。慢慢地，城内的马路变宽了，房屋的门楼也开始雕龙画凤了，路两边的商铺也越来越多了，牧民们这才感觉到一种全新的生活正在渗透进他们的生活，也渗透进了草原的每一个角落。当走进巴里坤的这条因张骞、班超的名字而变得不再神秘的路时，一个全新的代名词诞生了，这就是“丝绸之路”。从此，内地的客商们便加快了进入西域的脚步，并将生意的触角伸到了西域的深处。这些客商们无一例外地在巴里坤做了一个停顿，而就是这个停顿，使巴里坤真正处于了一个商业文化的抉择交汇之地。
骆驼厚实的驼掌从汉朝起就坚实地踏出了，驼队的这一次远行，竟然摇摇晃晃地走过了几千年的光景，一直走到了爱新觉罗统治下的大清王朝。这么多年来，一路上什么都没有改变，悦耳的铃声一次次地将沿途的绿色甩在了身后的扬尘中。西域的路是商旅们充满幻想的路，凛冽的暴风雪，烈日下的干燥，还有在暗夜中隐匿的匪帮和恶狼，都没能挡住西域新兴的商机给人们带来的诱惑。没有人会停下脚步，骆驼更不会，也只有骆驼才能穿越这样的路径。就算是矫健的骏马，在此时也会变为累赘之物。可以说，没有骆驼就没有西域的繁华，没有骆驼也无法成就这条名扬天下的丝绸之路。真难以想象，主宰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流的竟会是一峰峰温顺的骆驼。
就这样，各路驼队敲开了西域尘封的大门，他们首先到达的地方就是草原上的巴里坤城，驼客们从驼背上卸下沉重的货箱，然后再由别的驼队将这些货物拉到更远处的迪化和惠远。商人们带来很多让本地人稀罕的东西，例如，茶叶、布匹、字画，然后用这些东西换取草原上的羊毛和皮革。与此同时，中药在易货的缝隙中也出现在了异域。开放的经济是互惠的，没用多长时间，一个系统化的经济体系便在小城巴里坤形成了。当贸易发展到一定的热度时，也给西域带来了一些糟粕类的玩意儿，鸦片骤然出现了。
商人们大多来自山西、陕西和甘肃。商队中也不乏有目光长远之人，在数以万计的商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决定留在巴里坤。他们停住脚步，将根基扎在了这个草原小城，从而告别了颠沛流离的跋涉生活。谁会料到，这些人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提升了巴里坤的商业品位。一时间，巴里坤街两旁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商铺，最后形成了以八大商号为主，数百家商铺为辅的巴里坤商业格局。
巴里坤城当时的热闹景象从一句顺口溜中便能窥之一斑，这句顺口溜也形象地刻画出了小城四条街的基本格局：银东街，金北街，古铜烂铁在西街，流民遣犯在南街。无形中，各条街所住人口的身份地位就被划分出来了。地位高的自是住在东街和北街，而住在南街和西街的多是一些流草平民。东街的刘姓商人开设的“万顺荣”商号曾是巴里坤城商户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家，而且经营范围很广，什么针头线脑、香蜡纸火、毛烟铁锅……无所不有。在这条街上，还有两家较大的商号，都是做油坊生意的。一家是倪姓的“永济堂”，另外一家是宋姓的“田德全”。但宋家所开“田德全”油坊的生意规模相比倪家要大得多，因为宋家的榨油质量要优于倪家“永济堂”油坊，所以“田德全”商号后来跻身于巴里坤的八大商号之一。毫不夸张地说，东街“田德全”和北街“兴盛昌”商号的油坊生意基本垄断了整个巴里坤城，居民们每炒三盘菜，就有两盘菜的用油来自这两家油坊。使得当时在巴里坤上空的湿润气息中，久久不能散去的是油菜籽被挤压后发出的淡淡清香，如果再掺和着别家店铺中溢出的浓烈美酒的香气，那么这才是真正的西域味道，而这味道就发自于巴里坤的这几条街。
相对于东街的北街来说，这条街才是名副其实的巴里坤聚财之地，共云集了几十家有着雄厚资本的店铺，在这个号称金北街的两旁，最出名的恐怕就算是山西客商蒋家的产业了，所开商号“仁和兴”更是远近闻名。至今，“仁和兴”的第五代传人还居住在巴里坤汉城的一条深巷中，只是到了这一代，蒋家已无人再经商了，“仁和兴”这块老金字招牌彻底地被封存在了人们的记忆里。当时，“仁和兴”的生意涉及农业、商业、手工业和畜牧业，其中以畜牧业最为红火，几千亩草场再加上几千头牲畜，凸现了“仁和兴”商号在巴里坤商界的特殊地位。“仁和兴”的生意后来越做越大，光是蒋家宅院的占地面积就让其他商户唏嘘不已，加之蒋家人的目光长远，最后将“仁和兴”的分号辐射到了内蒙古和西域的很多地方，可谓是规模空前。值得一提的是，蒋家的第二代传人还做过巴里坤商会的总督，在北街的各大商号中，在巴里坤商会曾任会长一职的还有“兴盛昌”商号的骆家人。“兴盛昌”的兴起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创始人骆慧儒本是个甘肃的农民，为了生计，在光绪年间他只身来到巴里坤垦荒，谁也不会想到日后他竟然雄霸了巴里坤的半条街，人品是骆慧儒由农转商并立足于巴里坤老商界的资本，他的乐善好施到现在都被当地的老人所称道。
在“兴盛昌”鼎盛的时期，骆氏家族仅在巴里坤就拥有房屋百余间和汉城北街多达24家的店铺，所做生意小到土杂经营，大到古玩字画，无所不及。“兴盛昌”还有一支大型商业运输驼队，每年往返于内地与西域之间，久了，当地人便送给他一个别称——骆半街。这可不是徒有虚名，当时，他的店铺确实占了整个北街的南半条街，由此可见一个穷苦农民成为一个成功商人的传奇经历。除了骆半街，在北街上还有一个王半街，此人就是“义兴晟”商号的东家王家善。此外，北街的另外三家大商号也是生意兴隆，一家是做畜产品收购的“裕祥厚”，另外两家是赵家兄弟所开的“魁顺祥”和“魁顺和”商号。
那时能代表巴里坤市井繁华的就是以这八大商号为主，其他多家小商号为辅的商业体系，金东街银北街是一个历史的缩影，被冠之以金银的代名词，也说明了这两条街曾经在巴里坤的地位口碑。同时，这里也是西域与内地经济交流的一面镜子，经济的背后折射出了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作为西域三大商埠之一的巴里坤，在历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联通着迪化和奇台等地的交通命脉，担负着军事要冲的地理位置。如果没有丝绸之路新北道咽喉处的巴里坤，也就没有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交流和融合。
丝绸之路的贸易刚刚兴起时，巴里坤只是商人们歇脚的一个小驿站，多数商人在此地只是为了缓解路途的劳顿，或者是卸完驼队的货物后就返程了。但聪明的商人却在这里找到了商机，因为这儿的环境太适合做大自己的生意了。首先，那时的巴里坤有重兵把守，是一个太平之地；其次，这里云集着来自各地的移民，人员的流动性也促成了巴里坤商圈的发展。当然，自然环境的优美也起了一定的主导作用，周边的水丰草肥对于商业驼队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巴里坤有了后来的商业繁荣也是必然的。
有繁华就会有衰败，这是不可逆转的规律。到了民国初期，巴里坤城商业圈的衰退就已初见端倪了，这八大商号的在劫难逃是意料之外的，也是情理之中的。都说“富不过三代”，他们果真未逃出老祖宗留下的预言，相继倒在了这句警训之下。“兴盛昌”的庞大家业毁在了第三代传人的手里，因为这一代人头枕着祖辈留下的殷实基业，完全忘记了祖辈的创业艰辛，并且丧失了扩大生意规模的斗志，每天就是吃喝玩乐，最后竟然抽上了大烟。再大的家业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没过多长时间，“兴盛昌”商号的招牌就撤下了巴里坤商界的舞台，只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宅院的空壳。“仁和兴”商号遭到的灭顶之灾与“兴盛昌”商号基本类似，也是败在了它的第三代传人的吃喝嫖赌中，后人们这样的蚕食一直持续到了最后，直至拖垮了偌大的“仁和兴”。剩下的那六大商号，其破落原因虽与这两家不尽相同，但结局却是一样的，维持百年的众多老字号很快都在巴里坤城消失了，并且消失得很彻底。
大多数商号的后人已在如今的巴里坤追寻不到了，他们当中有的回到了内地，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留在了巴里坤，戏剧性地从终点又回到了祖辈创业的起点。
巴里坤诸多商号的没落，这些后人们看似是导致家族产业衰败的一个因素，但实际上，社会大环境的混乱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战乱的发生和土匪的猖獗使得商人们对西域失去了经商的信心。“兴盛昌”商号那支由几百峰骆驼组成的庞大驼队，在运送货物的途中遭到了土匪的劫杀，无一人生还，据说驼队中仅有一条狗幸免于难。这样的环境使巴里坤城的百余家商铺顷刻间关闭了大半，很多人变卖家产跑到了别处，他们因巴里坤的稳定而来，又因它的混乱而弃，也算是一种明智之举。大批的商业撤离使这个小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蹶不振，往日的喧嚣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昔日的繁华一去不复返，空留茫茫草原上的孤城一座。
那时巴里坤繁华商业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丝绸之路新北道的贸易地位在下降，失去了咽喉干道的优势。一般来说，繁忙的贸易都是随着干道而兴起，新路改道会迫使商人们重新选择经商的方向，那么必然会影响到从前的商业运作模式。甘新大道通行后，巴里坤失去了得天独厚的经济条件，付出的代价就是这座城池成了新路的牺牲品，新路的便利使得骆驼也淡出了传统商业运输的舞台，驼铃的清脆声距草原越来越远，巴里坤也被新兴商业摒弃到了一个死角，虽说这是必然的趋势，但也夹杂了些许悲凉。
巴里坤太小，小到它的肩只能担起四方城中的几条小街。然而这么小的地方却曾经积蓄了如此之大的能量，这能量的积聚来源于汉文化的渗透和历史的重载，尤其是描写商业的那一笔，宛如重墨挥就而成。客商们走来又走去，文人们走去又走来，驼队踽踽而过的印迹由深至浅，犯官移民们穿梭着粉墨登场，都贯穿在孤烟落日下传来的声声驼铃中。这种牵引无法抵挡，毕竟异域的风情诱惑锁住了遥遥商道。当沉寂再次袭来，被驼掌踏出的土路重新冒出新绿时，一切归零了，就像花瓣凋零般的自然随意，久远而又浓烈的商业气息也化作了草原中的一股烟尘，随着劲风的吹来又飘散了。
如今，站在巴里坤宽敞的大街上，想象着这里曾经繁华热闹的场面，却嗅不到一丝古油坊散发的清香。骆驼还在草原上悠然啃食着青草，它们已不再负重远行了，只有远方的客人骑在驼背上，将草原的影像定格在了方寸的瞬间。牧人们用了几代人的时间见证了巴里坤商业的兴衰，让他们欣慰的是巴里坤城内虽没有延续它的活力，但城外纯净的草原还在焕发着生机。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巴里坤城以后的定位还会不会是商业中心，它已将辉煌还给了历史，留下的这份美丽和宁静才是永恒的。因为这里原本就是属于牧人们的青青草原，而八大商号的兴衰也只是草原牧人做过的一个带有悠长韵味的梦。梦回大唐
前些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小南湖佛塔的文章，一位朋友看到后便驱车去了那里，回来后我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上当了，只是一座空无一物的佛塔而已，你却写得那样美，有点夸大其词了吧。”听后我笑了：“你去佛塔只是为了看风景，所以会觉得扫兴，是因为毫无景致可言，而我看佛塔完全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欣赏的，并且还看到了佛光普照。”朋友一头雾水地问我：“哪里有佛？我看到的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佛陀座啊。”我告诉他：“只要心中有佛，你自然能感应得到。”
去大河唐城也是如此，如果置身于历史和文化之外，那么你只能看到几个土灰色的土台，但如果在你的眼中那只是几个土台的话，那么就不免有些悲哀了。这种悲哀不是来自知识层面上的匮乏，而是在你面对大河唐城时心里的一种畏惧与怯懦。但如若你了解了这座城池的过去，土台豁然间会变为城郭，废墟也会变成美景。
唐城，顾名思义，就是一座修建于唐代的城，很奇怪这座古唐城是坐落在一个叫作大河的地方。初次来这里的人一定想看看这条河究竟有多大？河中是否浪遏滔天般的汹涌，可在费尽周折后才发现根本没有一条大的河流存在，在村庄边只有一条蜿蜒的小河流过，让我惊讶的是这条小河的名字就叫“大河”。我想，既然没有大河却起名叫大河的地方应该有它的隐意吧，如新疆的很多地名一样，叫翠岭的是戈壁荒山，叫大泉的却没有一滴水，这好像只能解释为当地人对一条大河的向往。或许这里在很久以前真的有一条大河奔腾流过，那么取名大河还能解释为是一种凭吊。
唐城千百年来就是这样一直伫立在这片草原。沧桑的姿态延续着唐朝遗风，显出了一种超然的宁静，仿佛是莫钦乌拉尔山下被定格的一个历史缩影。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登高远眺唐城时，会沉醉在一个千年未醒的梦里，梦中的安静让人有想回到唐朝的神往。在新疆，很少有地方能距离如此近地捕捉到来自盛唐的气息，而我则有幸站在这里，与古城传递着时空相隔的微弱感应。正在凝视间，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些连贯的画面：一队唐代的将士正围坐在唐城内的篝火旁，大口地饮着烈烈的酒。有人在谈论着那场刚刚结束的恶战，他们当中有人在哭，哭着的是在缅怀战死沙场的朋友；有人在笑，笑着的却是在庆幸自己仍然活着。战争就是这样的残酷，没有人会热衷于陌生人之间的厮杀，都是被动地去抵挡对方刺来的长矛利剑。但在那个时期，士兵是无从选择杀戮或和平的，也正因为那场战争，作为屯粮用途的一座新城诞生了，这就是大河唐城。我们无法想象这座城建造时的情景，更没有图纸去还原它曾有的姿态，所以只能面对着这片废墟浮想联翩了。
踏着一群唐朝士兵的足迹，我一人独自走过，慢慢地靠近这座城池。我轻松地跃过城墙外的护城河，这条当年对敌人来说难以逾越的深沟，此刻于我如履平地。感谢几十年前用土将其填平的当地人，若不是他们将壕沟的痕迹抹去，我岂能如此轻易地走近？不是他们用铁铲挖开了一侧的城墙，这曾经的军事禁地我怎能如此轻松地闯入？环顾内城，被昔日勇士们视为象征荣耀的城池已不复存在。战火没有摧毁大河唐城，千年的风吹雨淋也没有奈何得了大河唐城，然而，后人却用坎头曼又一次地攻陷并蚕食了这座城。
这座四方的城池在风雨中走过了千余年的光景，西北强劲的悍风侵蚀着它斑驳的躯体，最后只剩下了眼前这大大小小的土堆。远处静默的库舍图岭见证着大河唐城的破败历程，因为这座山曾经就是这座城的守护神。但有一天，势力日渐强大的吐蕃人举兵踩在了守护神的肩头，接着，守城将士与入侵者展开了殊死搏杀，最后因寡不敌众，唐城沦陷。更多的时候我宁愿相信守城的将士是全部战死在了沙场，也不愿相信残兵弃城而逃。我的想法似乎有些怪诞，否则怎会如此忍心接受他们的全军覆灭？我想，这就是大众意义上百姓对于英雄的概念吧。后来听说老百姓在城中的黑土下挖出了不计其数的森森朽骨，我这才从心里走出了庸俗含义下的英雄崇拜，再一次被唐城之战的惨烈的触动。都说是战争创造了历史，但为历史做铺衬的应该是这些年代久远的遗存，唐城也不例外。所以当我们面对古城时，表面上看到的土堆只是视觉的劳顿，或许一时认不清历史留给我们的模糊片段，但历史就是历史，需要我们客观地解读。
每次去参观一个历史文化遗迹时，让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个地方出土过什么样的文物，可能是我的认识过于狭隘，但这正是吸引我前去的一种潜在诱惑。在唐城内出土过一尊小铜佛，使我想起了玄奘大师的漫漫西行路，无论大师是否真的到过这里，都丝毫未影响佛教文化在西域的传播，那尊小佛在无声地印证着历史，那尊佛也是屯粮军士寻求平安祈福的心理慰藉。
唐城是被一大片绿油油的庄稼包裹在其中的，风起时，麦浪起伏着如潮水般推向唐城，一动一静间竟是如此的协调随意，尤其是在细雨霏霏的夏日，颇有一种斜雨江南的韵味，想必当时作为屯粮的唐城选址于此也是基于大河气候的原因吧。大河原名甘露川，川就是沿河平原的意思，一般来说取名为川的地方都适合农耕，加之此地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为唐城的建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只是在唐代，这里早在东汉年间班超出使西域时就已有了屯田的历史。
西部的古城大多是被荒滩黄沙所包围，很少见如大河唐城这般有成片绿色相伴的，如梦幻中的楼兰。之所以会让人感觉神秘和畏惧，是缘于它周围环境的死寂，鲜有生命存在使空旷中弥漫着一种瘆人的恐怖，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在旷野中回荡。如果说楼兰是历史书中的一个省略号，那么大河唐城也不会逊色于它，算是一个文化歇脚的中继，一个泛黄的逗点吧。也许这就是机缘，唐城因绿色而生，绿色随唐城而绕，行走在其中应当是惬意的，只是心中的些许沉重藏匿在了庄稼地边缘的灰黄城墙中，暂时拖住了我轻松行走的双脚，我屡次想挣脱这份沉重，却怎么也做不到。
唐城的四周似乎笼罩着一层近似压抑的空气，并且久久驱之不散，这是劫后的悲凉？还是嗜血的悲壮？我不得而知，但这两种感觉在踏进古城的瞬间就始终缠绊着我纷乱的思绪。似悲凉，犹悲壮，有西风，有古道，只是少了一匹残阳下狂奔的瘦马。有菊花，有楼台，只是那柄杀敌的古剑又在何方？抚摸着厚实的城墙有些担忧，真的无法确定它在这里还能挺立多久，因为就在昨天中午，一个媒体的朋友告诉我，他在采访的途中目睹了市区一段古城墙被推倒的情景，之后他问了我一句话：“拆掉这段城墙你有什么感觉？”我沉思了一下告诉他：“心痛。”是啊，又怎能不心痛呢？一段宽厚到能在上面赶马车的古城墙在新疆能有几条呢？
一个王朝的没落并非是真的消失了，对于凭吊古城的人来说只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远去，或者是代表着一座城的死去，但时代的远去与城的生死又有什么分别呢？开始抹去的首先是朝代，后来消失的是城内的繁华与嘈杂，最后城就会赤裸裸地敞露在烈日暴雨之下，久了就只剩下一个历史的影子，一段书中的回忆了。可能在这乱云飞渡中，连一个名字的记号都没有来得及留下就损毁了。我无法判定一座损毁的城除去了历史的丰厚外，是否还具有初建时的美感，仅仅从出土的铜镜古佛来看无法说明这个问题，这需要一个角度，或从文化，或从哲学，或从艺术，或从美学等多个角度去慢慢地揣摩。
从中国文化的审美角度来看，残缺是一种美。有的人看唐城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美感，因为历尽千载的残缺姿态才能品味出沧桑和厚重来。我也不例外，与他们一样也有着相通的感觉。但话又说回来，又有几个人能真正领悟到这种美的内涵呢？残缺是心理的遗憾，崇尚残缺其实就是在无法追求到完美时的一种无奈的另类表现方式，但能从无奈中看到大美也非同俗人的境界。佛说：“这是一个婆娑的世界，有婆娑就会有缺憾。”既然多数人的人生过程都会有残缺，那么我们又何苦去苛求一座古城的完美呢？倘若古城真的过于完美了，那才会是真正的遗憾。想起了希腊美神阿芙萝黛缇，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可能有些陌生，因为大家习惯于叫她在罗马帝国时的别名“维纳斯”。就在维纳斯的雕像重见天日的时候，她的形象就是以残缺示人的，于是便有好事者打造了无数双形态各异的手臂，想重塑美神的完整，但经过若干年的尝试后才发现根本就是徒劳，最后艺术家们还是认同了这残缺下的美。
既然这种美不是大众意义上所能理解的美，那么就应该算作是凄美了。因为没有人会在正常的思维下去认可一种残缺，所以说欣赏残缺之美是我们力求完美的相对选择。就像我身处的这座城，清静寥落，或许还能听到几声游客的叹息，当我们游走在古城的完美与缺憾间时，悠然的心态仿佛已是梦回大唐的途中，突然发现，原来这古城竟然是魂系着的。有多少文人墨客在面对大河唐城时蘸墨劲书，在他们的文字中浸染了对历史、对汉唐文化的追溯，其中不乏怀古的赞誉之情。但在那溢美丰润的笔尖下还是无意中流露出了一些伤感，如曹雪芹先生的红楼一梦，梦中若没有伤感的韵味也就无法成就凄美的传世红楼。彼红楼与此唐城并无关联，但在猝不及防的闪念间，让我感觉这分明是同一场梦中的残缺啊。此刻，没有梦的存在，我仍然清醒地站在城中，继续用目光注视着大河唐城，唐城在静立，而我在敬立。
猛然间我突发奇想，如果这时正好困意袭来，让我依靠在城中的古磨边小睡片刻，那么我会做一个回到大唐的梦吗？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大唐被我恰好梦到，我也不能梦出唐朝长风破浪的豪迈，毕竟在这古城之中感悟的缺憾太多，而充满活力的大唐时代已远去了一千多年，那么梦还是留给那些学者吧。我只是一个过客，唐城在历史长卷中也是一个过客。两个过客只能有瞬时的擦肩之缘，不能了解得太过深刻，否则就又是另外一种沉重了。有时，我在参观一处古迹时更多地会掺杂进一些近似主观的思想在里面，因为我怕历史的枯燥会灭杀了游览的心境，所以梦想才会一直陪伴于思考，就像我在唐城中，感觉用平视的目光会局限视野的宽广，于是想去寻找一只盘旋在头顶的山鹰。我在想山鹰会将我的躯体带上高空吗？我渴求并奢望着，我明白只有在鹰的高度才能使我看得更透彻些。但与其这样去寻找，不如让自己去化为一只高飞的鹰，自由地振翅掠过古城的上空，用敏锐的眼扫过这历史的尘埃，去寻觅曾经激荡在残墙内的马鸣厮杀声。
置身于大河唐城，如果眼睛专注于某一个点，就无法不出现遐想，更无法不去抒发感怀。此时，在烈日下需要一壶清香的绿茶吗？不，还是来一坛醇烈的酒吧，把酒倒进最大的粗瓷碗中，伴着羌笛哀怨委婉的乐声一饮而尽，将是怎样的一种豪迈？唐人的酒本身就是充满豪迈的，要不怎会有如此风流隽永的唐诗传诵至今，没有酒的唐朝不是唐朝，没有酒的大唐是遍寻不到诸多醉酒诗仙的。四季在交替，周围的一切都在变，而唐城仍旧在经历着它的第一次轮回，这个轮回中的唐城是带有深刻刺痛的重生，宛如一只浴火涅槃的凤凰。走出唐城，脑海中竟然浮现出了那从城中挖出的累累白骨，想必这些遗骸已被移到了一个大的墓穴当中，并且那个大墓还会有一个很大的黑色石碑。
可万万没有想到在我即将离开大河的时候，一位当地的农民告诉我，那些白骨在一个贫困的时期遭到了一群穷苦百姓的大肆盗掘，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一斤骨头可以在收购站换得几分小钱。听后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甚至想用手去捂住双耳，那一刻，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快步离开。惊诧！无语！呜呼！哀哉！那个农民的话让我难以忘记，它像一块阴云覆盖在了每一个了解大河唐城人的心上，虽然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我们决不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静默吧，或者暂时去忘却那些愚昧举动吧。
当我们抛开各种文化的审美角度，再远离阐述完美和缺憾的任意观点时，无论你看到的是土堆还是瓦砾，无论这座破城能否让你用心去细细品味，其实只需记住一个细节就足够了，就是它来自遥远的大唐。大河唐城历经了汉唐与西域的文化碰撞，尽管它已经破败，却没有人敢小觑它，大河唐城是盛唐的一个梦，或者说它是盛世唐朝背后的一个与繁华无关的故事，城是过去的历史，历史是往昔的城，唐城没有传说，因为它属于大唐！一寺一庙
对于我来说，寺庙只是寺庙，或者说那只是一座漂亮的建筑，几乎没有任何诱惑能驱使我走进庙门去跪拜烧香，但我却喜欢去参观建有庙宇的地方，这与是否信佛无关，只是一种偏好。我从不认为佛是万能的，无边的只能是佛理，大部分人拜佛求的是心里的些许慰藉，但有些事佛也无能为力。对于生活而言，我们都是过客，佛也是一个碎步而行的过客，就如我们身边走过的每一个陌生人，没有本质的区别，信佛与不信佛完全在于自己，虔诚代表的只是一种态度。那么之所以我喜欢走过一座座寺庙，是想用一个行者的目光去审视它们伫立尘世的庄严，也可以在佛理的辩证中悟得一些对生活的感怀。
记得有一次出游是去甘肃的一个山村，在村旁的土山上有一座很小的庙，庆幸的是那天正好赶上了当地的庙会。狭小的寺庙内外十分热闹，跪着烧香的人虔诚地望着佛塑，求签的则用心摇着“哗哗”作响的签筒，那气氛撩得人们都能感觉到佛的存在。寺里的僧人很少，在我的目光所及之处，只有一个僧人在忙碌着，僧人大概有40岁，他看到我四处张望却不烧香拜佛便走上前来与我搭话：“施主是来求财的？还是来求平安的？”望着他我有些惭愧，摇摇头说自己只是来游玩的。僧人笑笑说：“拜佛不拜佛不重要，只要心中有佛，相信佛一样能看到你心中的虔诚，自会庇佑你了。”
出了庙门，回想起僧人的这番话顿觉有理。佛在庙中只是一个塑像，一个跪拜者心里的寄托，而佛在心里却是另外的参悟，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超脱了。佛家的事物总会使人浮想联翩，就像那只浴火的凤凰，在将自己投入火中的瞬间，满身的羽毛在燃烧，之后就能达到涅槃的境界。对于“涅槃”这个词的解释，长篇大论者有之，抽象臆语者也有之，但很少有人能做出深刻简言的诠释。曾经在一本书上我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令我记忆犹深。书上说：“断爱即涅槃！”广义的断爱是残忍的，断爱对于我们肉身凡人来说是何等的难啊，所以这世界僧人多而高僧少就是由于无法斩断这个“爱”吧。
在我去过的地方中，有一处曾是庙宇众多、僧侣云集的佛教圣地，这样的地方总会让人想到是在内地的哪座名山之上，却绝不会把思维转向西域大漠，因为很少有人会将佛教与新疆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地方恰恰就在新疆，一个百年前被称作镇西的小镇。小镇的历史丰厚，主要突出的就是西域的汉文化，这和它坐落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关系，无论是进来的、出去的都会经过镇西这个地方。文化也是如此，在很长的时间内，它成了西域文化与汉文化交会的一个点，所以才会出现有百家寺庙曾林立于镇西城的壮观景象。有繁华鼎盛就会有衰败没落，这是辩证的规律，没有人能扭转，就连佛也无法抗拒如今的局面。现在，遍寻这个原叫镇西的巴里坤小城，也仅有两座寺庙存世了，它们一个叫地藏寺，一个叫仙姑庙。
佛教的衰退并未让它们感到孤独，一寺一庙就这样相伴于同一个大院中，除去略显沧桑的气息外，还有几棵古树相依着。曾经林立着百座寺庙的圣地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隐去了，没有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说明这一切的变迁，只有一些学者在不厌其烦地讲述着外来宗教与佛道间的拼杀。
在我面前的这一寺一庙，一间属于佛家，一间属于道家，它们在一个院落接受着信徒们的供奉，很少见有不同信仰的膜拜是在这样近的距离无间地进行。几百年来，这寺这庙竟然相安无事，倒是引来了外界的众多猜测，他们提出了那么多的为什么，都是在疑问佛寺与道庙怎会同处一院。同时他们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此寺与此庙为什么就不可以同处一院？稍懂佛教历史的人都会明白，佛与道本是同宗。虽说佛是舶来的，道是本土的，但作为道教的创始鼻祖老子，却是佛教人物摩诃迦叶的转世，所以佛与道不单是渊源深厚，在一定意义上还在延续着一种默契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现实生活中也会经常出现。所以说那些所谓的质疑，无非是想弄点玄妙出来。
佛教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应该是在汉武帝时期，那个时候道教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和规模了，可以说在当时，佛教是依附于道教发展的。后来僧道之间也进行过多次的交流和切磋，虽然期间曾发生过对立，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三教合一的脚步。有僧人取道书之所长融入佛经，有道人去听高僧讲解佛经，以学习佛教的思想，最后，佛、道、儒三家已是基本相糅了。今天看巴里坤的佛道同院，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就像中国神话故事中同时出现如来佛祖和玉皇大帝一样，虽是神话，倒也能反映出当时的状况来。
巴里坤的这座佛寺供奉的不是佛，而是地藏菩萨，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是仅次于佛的。四大菩萨中有智慧的文殊、行践的普贤、慈悲的观音和孝道的地藏，大乘佛教中代表着智、悲、行、愿的正是这四个人格化的菩萨，这其中地藏菩萨前世救母的故事很感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便有记载：有一婆罗门女，其母吃肉信邪，死后便堕入无间地狱，婆罗门女梦到自己的母亲在地狱中饱受磨难，实是不忍母亲的惨状，便倾尽家财于佛寺中，并在如来像前立下誓愿，愿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母解脱。此婆罗门女便是极尽孝道的地藏菩萨之前身。
孝道中的“孝”字包含着孝顺孝敬之意，“道”则是必经之道。古时候就有警言曰：“万恶淫为首，百行孝当先。”孔孟之学推崇孝道，但这种孝道仅是对待父母师长的，比起佛教中的孝道却相对狭义。佛教中的广义孝道已升华为：上报四恩，下济三涂，念及三世父母，普及六道众生。倘若在佛教中推出一个孝道的代表，那么非这个为救母而累劫报亲恩的地藏菩萨不可了。是孝道驱使地藏宁可自己遭受无数劫难，也要让母亲超脱出地狱，地藏菩萨的前世正是应了《荣辱经》中的佛言：“善之极，莫大于孝；恶之极，莫大于不孝。”
在全国，很少有地方建有地藏寺，在我去过的寺院中，除了九华山建有地藏菩萨的道场外，还有新疆清泉寺的侧殿供奉有地藏菩萨，再就是巴里坤的这座地藏寺了。据说这座寺是嘉庆二年由来自甘肃的客商捐资修建的，当地人极为信奉地藏菩萨，可能是菩萨的孝道故事与巴里坤人产生了共鸣。巴里坤的人并不多，但也深受着五伦之孝的影响，在这里鲜有对父母师长不敬不孝的事情发生，我想这也是因为他们供奉地藏菩萨而优化了当地的民风吧。孝道是感性的，它不同于理性和灵性，而我看这座地藏寺时，也是感性的。抛却佛理不谈，仅仅是因为它被修缮得过于完美了，所以便使人生出很多的遗憾，不是所有簇新的东西都会吸引眼球，尤其是那些本该反映历史和文化的事物，过分的修饰反而会有一种弄巧成拙之嫌。倒是旁边的一副楹联吸引了我，上书：“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为不知，善报恶报速报慢报何须有报”。读完楹联后突然心境大开，于任何事都能套用此联，不得不称奇啊。
仙姑庙修于地藏寺旁，这两座建筑几乎浑然一体，除了建筑风格的差异外，如不细看，定会认为这仙姑庙会是地藏寺的一部分。那么，这个被供奉着缭绕香火的仙姑又是何许人氏呢？是八仙中的何仙姑吗？感觉这样的解释有些牵强，因为庙中仙姑的形体与八仙中的何仙姑大不相同，但很是巧合，就是两位仙姑同为何姓。大多数供奉女性的庙宇都是与礼孝相关的，这座庙也不例外，当地人对这座道庙心存敬畏，一直以这庙中的人物故事教育着子孙后代，从而加重了巴里坤尊老重长之风的浓厚。飘雪中的地藏寺冬日仙姑庙
仙姑本是一个普通百姓人家的女子，因自己的瞎婆婆外出迷了路，她便只身前去寻找。临行时她为了防止自己也迷路，就随身带了一大团毛线。到了陌生的地方她就边走边散线，最后毛线用尽依然未找到瞎婆婆，情急之下她将仅剩的线头系在了自己的肠子上，终于在肠子用完的时候，她找到了瞎婆婆。这是一个很感人的传说，却让这里的人们津津乐道，虽然故事有些善意的夸张，但我还是相信此女曾经真的存在过，只是寻母的方式不同罢了。
在这个院落，又一个孝道的人物出现了，能说这只是一种单纯的巧合吗？一个地藏菩萨已是让人深感孝道之意，现在再加上一个大孝的何仙姑，他们的相互依存更是加深了我们对“孝道”二字的理解。此时又不得不生出另一种猜想，除了用佛与道的历史来解释地藏寺和仙姑庙共处一院的缘由外，我们一直都在忽视着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无论他们各属于哪一类教派，如今的境况都一直是在用“孝道”二字所串联着的啊，极尽孝道的菩萨与仙姑在同时弘扬着孝道的发扬，并且又直接体现出了广义孝道的传承。此时，已没有什么玄妙了，更是跳出了各自本位的拘泥，可以想象经过若干年的磨合，使得看起来本不是同宗的事物竟能达到如此的和谐统一，应该算是一种缘吧。
有时，我们会费尽心机去探究这些诸如佛道同院的疑问，于是，简单的事情就会复杂化。或许这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但偶然也是必然，必然也掺杂着一定的偶然，所以说无论我们进入怎样的一种寄托模式，都不能只去看它存在的表象，内在的东西才是最具吸引、最值得思考的。正如那些喜欢游览寺庙却不拜佛的人，并不是他们没有信佛的虔诚，而是因为他们想追求的是一种印证佛理的参悟，跪拜只是一种形式，它不能成为衡量虔诚与否的重要依据，这从表面上看又回到了前面所说的矛盾中，我想，这只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一直在坚持的态度吧。
如今巴里坤这个地方依旧保持着孝道的传统，不能不说与一寺一庙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前几天，偶遇一老友，举杯间又谈起了这一寺一庙，他告诉我，在很久以前寺与庙之间是有一道墙相隔的，后来不知何故，那堵墙消失了，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特有的融和。放下杯子，我想这也应该算是一种入乡随俗吧，入了巴里坤这座城，无论是何处的文化，无论是何方的神圣，都得由着当地百姓的性子来，都必须适应巴里坤所特有的汉文化。就连当时骑着“谛听”来西域落户的地藏菩萨也不曾料到今天他会与仙姑同院为伴，并与之共同梳理着巴里坤汉文化的丝丝发梢。流放的文人
连汉将张骞都未想到他踏出的这条路后来竟成了历史上贯通欧亚经济和文化的命脉，这就是曾经活力四射的古道——丝绸之路。在这条路上，走过了一群群的商贾，至今在古道旁还隐约回响着清脆的驼铃声。但不同寻常的是，当另一个群体踏上这条路时，居然是在用戴罪之身赋予了这条路的深远。他们是一群罪人，确切地说是一群有罪的文人。曾经衣食无忧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会从繁华的都市走向荒凉的西部，无论他们是否真的有罪，这群人还是没有逃脱封建社会旧体制下文人的残酷命运，那时的制度也注定了这样的结果，所以在过去的几千年的时间里，官吏与文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且微妙的联系，以至于这层关系延伸到了清末。
文人们在过去的朝代中饰演的可悲角色很多，从一个朝代的更迭到一股新生势力的雄起，他们前仆后继地在历史舞台上登场，却很少有人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只有少数文人雅士隐居于山林荒野，从而逃过了一次次的劫难。文人从政是旧时科举制度的必然，功名是他们寒窗苦读想达到的目标，所以每当金榜发布时，是有人哭来有人笑。这种体制下的旧文人是可悲的，于是便出现了鲁迅笔下孔乙己之类破落文人的代表。当然，有一部分文人在官场混得也是如鱼得水，也就是这些人，他们所面临危机的概率相比于其他人要高很多。
幸运的文人可以在盛世活得很自在，不幸的文人大都处于一个朝代的末期，或是生活在一个坑儒的时代。他们提着脑袋书写文字，不知哪一天就会触动龙颜，直落得个砍头或流放的下场。砍头是个痛快的归宿，至少可以免受日久的牢狱，然而流放却是让获罪之人饱受着精神凌迟之苦。翻阅了很多记载流放者生活的书，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这些著书人都是在有意无意地偏袒着被流放的文人，这好像不只是同情这么简单。但无论怎样，他们确确实实是被流放到了偏远的地方，也的的确确在某一种压力下偷生着。
流放生活有所失亦有所得，失去的是他们毕生追求的功名，但这只是一个虚拟的身外物，死后身体依旧腐烂，不会多占一寸土地，与寻常百姓无异。而得到的却是与别人不同的经历，虽然没有人愿意会有被流放的经历，但对于精神来说，这种历练会让他们有一种超脱的充实，或许还能在那种环境下造就出一代文豪也不一定。一直都想得到一个答案，史上第一个被流放的文人姓甚名谁？在费尽周折后却无从查考，无论他是谁，都表明了一个时代和一种新的文化形式的开始，暂且来说说屈原吧。恰逢端午，我无意于刻意去怀念他，但他的流放经典之作《离骚》已从侧面回答了我的问题，可以说这部书是中国流放文化的开端，自然屈原也就成了流放文化的奠基人。对于遭此流放厄运的人来说，哀怨已是无济于事，不如将这份经历用文字去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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