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自力
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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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的青春无敌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提供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国家全民的阅读量能够逐年增加，这也是我们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十分重要的标志。而且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把它与工作方式相结合，不仅会增加发展的创新力量，而且会增强社会的道德力量。人们不仅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希望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因此，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全民阅读问题。既然是全民阅读，就要满足全民阅读兴趣，要是阅读盛宴，是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充分享用的大餐。那么选择阅读大众化故事，就是全民盛宴最好美味。
故事是文学体裁的一种，比较侧重于事件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讲述，十分具有阅读性和娱乐性，更具有深入浅出的启发性，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最佳读物。
故事其实就是我们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记忆行为，人们通过多种故事形式，记忆和传播着一定社会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饱含丰富寓意，潜移默化地引导着社会道德和性格的形成，具有特殊的作用。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也有灿烂的文化艺术，更有智慧非凡的人民群众。自古以来，就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好故事，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浓缩了中国大众做人做事的智慧。这些美好故事，是我们民族的基因，曾经哺育着我们一代代中华儿女茁壮成长，使我们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今，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升级转型时期，面对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如何加强思考，吸取精华，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和美好故事呢？
特别是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与世界各国跨文化交流中如何塑造形象、传递信息、表达价值，寻求共识与自我意识、语言学习与文化自信等，用世界各国人民能够理解的方式说出我们中国人的特征，那么，中国故事就是最佳的表达方式。
因此，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曾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同时，我们要展望世界，理解世界，与各国人民增进交往，通过阅读各国故事，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也是最佳的理解交流方式。为此，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故事，特别编撰了本套丛书。每册故事内容相辅相成，优化配套组合，自成体系，又相互补充，组成了中国好故事的完美体系，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可读性和启迪性。
这些中外最具有智慧性的美好故事，短小精悍，意蕴隽永，充满了睿智的哲理，最容易使广大读者阅读，也最能打动心灵。一粒沙子蕴含一个世界，一滴露珠足以反映太阳光辉，一则小故事饱含世间大道理，这就是每一篇故事的魅力。从这些最感动心灵的小故事里，广大读者可以吸取心灵智慧之光，并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感召，融入进永不停止的人生追求。
李杲倡导“脾胃学说”
那是在南宋时期，真定有个叫李杲的人勤奋好学，勇于探索，对《内经》、《难经》等古典医学书籍进行深入研究，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中国古代金、元之际的杰出医学家。
他一生除了深入研究医学典籍，精心习医和忙于诊务外，还著有《伤寒令要》、《兰室秘藏》、《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等医学著作，特别是《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两书，对中医学术的发展影响很大，受到后世医家的广泛重视。
李杲富有创造精神，师古而不泥古，不墨守成规。对前代医家的学说，总要在亲身实践中加以检验。他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医疗实践，创造性提出了“脾胃学说”。
他认为人体的强壮康健，各个组织器官的活动功能，都必须有相应的营养物质作为基础。而机体各种营养物质的来源，最重要的是依赖“脾胃”的不断摄取，和消化饮食物转化而成。
因此一旦脾胃功能受到伤害，就要发生疾病。体质虚弱的人在患病之后，由于脾胃功能低下，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生化无源，机体各组织器官也相应低下，协调作用也差，治疗就比较困难，并能使疾病转成慢性疾病。
所以，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以脾胃为本和“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术观点，在治病用药方面强调调理脾胃。这种学说，对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治病方法无异是一种批判。
李杲对导致脾胃功能受损，造成体质虚弱的原因，归纳为劳役过度，饥饱失常、寒温不适和长期的过度精神紧张、恐惧。这种把精神情感方面的变化作为发病重要因素的观点，不仅在当时是一个重大发展和突破，而且从现代发病学的观点看，也是很值得重视的。
现在不少医家、医著、科研单位，不仅注释了李杲的《脾胃论》等医学著作，而且在研究脾胃的生理、病理现象方面也更加深刻了。但追根溯源，还是在《脾胃论》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的。
李杲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医学突破，是和他一丝不苟，刻苦钻研的探求态度密不可分的。他对每一病例，都深究始终，并且进行了大量的记录。《脾胃论》一书，是他在去世的前两年写成的。当时他是年已古稀的人了，并且身体特别虚弱，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舍昼夜地翻阅书籍和整理浩繁的医案，着实有些“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劲头。《脾胃论》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执着探求精神的凝聚。
宋慈撰写《洗冤集录》
那是在南宋时期，建阳童游里出了个著名的法医学家叫宋慈，通过多年的实践，他在刑狱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宋慈，字惠文，自幼勤奋攻读，好学不倦，善于推理，长于思辩。入太学后，成了理学家真德秀的学生。
宁宗嘉定十年，宋慈进士及第，担任长汀县令，当时长汀一带盐价昂贵，贫民无力食盐，贫民们时常为了生活，铤而走险，猎取私盐。
针对这种情况，宋慈认为，盐价昂贵的主要原因是运途远、运价高，于是，他改变了运盐的路线，直接从广东潮州起运，节省了大量的运费，从而降低了食盐价格，杜绝了贫民赌命猎取食盐的行径。
端平二年，宋慈被任命为邵武军的通判，不久又改任南剑州通判，当时浙西闹饥荒，一斗米价值万钱，宰相李宗勉向宋慈征求如何救济的意见。
宋慈认为，豪门大户，隐匿户口来逃避国家的税收，并且整天在家里囤积粮食，以备谋取暴利。这样，贫苦的百姓不仅要为豪门大户承担税务，还要高价去购买大户的粮食，所以就倍受饥荒之苦了。
他主张把民户分为五等。第一等民户要一边免费救济贫民，一边把粮食平价卖给贫民，第二等民户可直接把粮食平价卖给贫民，第三等民户可保持原状，第四等民户可接受救济贫民粮食之半，第五等贫民，可完全接受救济，这些民户的救济粮由官府发给。
官府按照宋慈的方法执行，结果很好，大家都愿意奉命而行，百姓很少有挨饿的。宋慈逢事总愿不断地思索直到考虑出比较完善的对策才罢手，因此，不管遇到多么棘手的问题，他都能给予妥善的处理，在他为官处理政务的过程中，这种执着的求索精神一直在发扬着。
嘉熙元年，宋慈充任广东提点刑狱。这是宋慈四任提刑中的第一次。宋慈一到任所，就调查研究，注意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
他认识到清理多年不断的积案，是身为提点刑狱这样的监司大员施行职权的当务之急。当时广东由于长期以来官吏多不奉公守法，所以监狱中有很多被囚禁多年而没有得到法律公断的人。
宋慈立下规约，审阅处理，限期清除积案。最后，经过了8个月时间，解决了200多待决之囚。同时，他以监司的身份，深入下层，详细调查，询问隐情，到处为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雪冤，禁止扰乱治安的违法行径。
经过了一段时间，宋慈又从广东移至江西，任江西的提点刑狱，兼任赣州的知州，解决了江西、福建、广东之间边境上的武装贩盐问题，使这些地区道路通畅，秩序安定。南宋政府还把宋慈所行关于处理食盐的办法颁下浙西诸路，作为效仿的模范。
宋慈在长期担当提点刑狱的监司重任中，多年如一日地谨慎处理各种狱案。
他认为“天下没有比保护生命更重要的事情，没有比死刑更严酷的刑罚，在有关死刑的案件中，没有比究查初情更值得重视的”。
他处理每一件案子，事先都把案子前前后后的情况摸个一清二楚，一人的证词要反复核实，出之众口的供词，也要加以反复核实，凭确凿的事实，依法断案，而不单凭现有的供词与律条的简单对应来定案。
因此，在深究严察的过程中常常使那些幕后的身为豪门大姓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也常常使已结多年的冤案重新昭示于世。金钱的诱惑他不动心，恶相的威胁和繁琐的案情他不畏难，他关注的是断案的公正，他极力探求的是案情的真实面貌。
他每审理一案，都审之又审，不敢使自己产生一点漫不经心的轻视情绪。
他根据自己在四任提点刑狱期间多次的审案和执法检验时的现场经验，综合了《内恕录》等数种专书，于1247年写成了《洗冤集录》一书。全书共五卷，卷一载条令和总说，卷二验尸，卷三至卷五载各种伤、死情况。《洗冤集录》记述了人体解剖、检验尸体、检查现场、鉴定死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情况、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的方法等十分广泛的内容。书中对于自杀、他杀或病死的区别十分注意，案例详明。
如对溺死与非溺死、自缢与假自缢、自刑与杀伤、火死与假火死等都详细地加以区分，并列述了各种猝死情状，书末附有各种救死方，这部书中所记载的女洗尸、人工呼吸法、夹板固定伤断部分、迎日隔乎验伤，以及银针验毒、明矾蛋白解砒毒等等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此书后来成为后世法医著作的主要参考书。自晚清以来，逐渐传到国外，译成将近十种文字，成为世界伟大的和最早的法医著作。《洗冤集录》这部世界著名的法医学专著是宋慈严谨求实，不断探索取得的，他知难而进，探流索源的意志和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郭守敬不懈钻研求索
那是在元代，河北邢台有个名叫郭守敬的科学家，一生研究出大量的科学成果，在科学界引起极大关注。
郭守敬从小刻苦学习，遇事善于思索，勤于实践。在他十五六岁时，他得到了一份古人用仪器观测到的日月星辰景象的“璇玑图”，他被吸引住了。
他不但认真地阅读了这份图，还亲自动手用竹篾制造了一台浑天仪，修了一个安放这个浑天仪的土台，直接观测天空星辰的位置。
后来，郭守敬以其才学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重用，郭守敬负责仪器制造和天文观测。首先，他和王恂等人亲自主持了编订新历的工作。经过多年辛勤努力，1280年，新历告成，被定名为“授时历”，并于次年正式颁行。
郭守敬在负责仪器制造过程中，对旧的天文仪器逐一进行检查，并与工匠配合，研制成了十多种天文仪器，其中有许多仪器在当时世界都是居领先地位的。
圭表测影技术，在当时有了明显的进步。为了克服表端的影子因日光散射而模糊不清的问题，郭守敬创用了4丈高表，为传统8尺圭表的5倍。
自北宋起，制造的浑仪特别多，为了测量各种不同坐标值的需要，浑仪上增设了越来越多的环，其固定的装置，有地平、子午、天常等环，能够旋转的环有白道、赤道、黄道环等。以致八九个圆环遮掩了很大的天区，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并且这样多的环放在一个共同的中心上，校正起来也很困难。
北宋的沈括取消了白道圈。郭守敬借鉴了沈括的做法，在沈括的基础上，又取消了黄道圈，并创造性地设计和制造了著名的简仪。简仪改变了测量三种不同坐标的圆环集中装置的方法，把它分解为两个独立的装置，从而简化了仪器结构，保留了四游、百刻、赤道、地平四环，增加了立运环。
这样，除了北天极附近的天区外，对绝大部分天区，一览无余。郭守敬又在窥衡两端圆孔中央各置一线，增加了观测的准确性。为了观测赤经差，又在赤道环面上安装了两条界衡，界衡两端用细线极轴与北端连接。这样测量的精确度又大大提高了。
郭守敬还在赤道装置上放置一个候极仪，使候极仪轴线和极轴平行，可以随时校正赤道装置。他又将一个固定的地平环和一个直立可转的立运环以及窥衡构成的一个地平装置。这是中国天文仪器中第一次出现的一个独立的地平经纬仪结构，能同时测量地平经度和高度，当时称之为“立运仪”。
郭守敬是一位著名的天文仪器设计制造家。除了圭表、简仪、立运仪以外，著名的还有用于观测太阳位置的仰仪、可以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观测恒星位置以定时刻的星晷定时仪以外及水运浑象、日月食仪、玲珑仪等。
仰仪是根据和利用小孔成像原理，在一个仰放着的中空半球面仪器内用十字杆架着一块有小孔的板，孔的位置正在半球面的中心。太阳光经过小孔，在球面上就形成太阳的倒像。从球面上刻的坐标网立刻可以读出太阳的位置和当地当时的真太阳时。
而当日食时还可以观测日食的食分、各食象发生的时刻及日食时太阳所在的位置。对月亮和月食也能进行类似的观测。这块有小孔的可以转动的板称为璇玑板，它很可能就是用来检验交会的日月食仪。郭守敬的杰出创造，把我国古代天文仪器的制造推到了一个新高峰。
郭守敬还是一位著名的天文观测家，除了对恒星位置进行观测外，郭守敬还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测地工作，在北京、太原、成都、雷州等27处设立了观测所，测量当地纬度，由南海到北海，从西沙群岛至北极圈附近，每隔10度设一观测台，测量夏至日日影长度和昼夜长短，观测站数比唐代多了一倍，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于一系列天文常数也都进行了测量，如1280年冬至时刻的精密测定，测定当年冬至太阳位置，测定当年冬至月离近地点距离，测当年冬至月离黄白交点距离，测定二十八宿距星度数，测定北京二十四节气日出日入时刻，等等，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郭守敬还是一位政绩卓著的水利工程专家。他曾主持了若干重要的水利工程，如修复唐来、汉延等渠，增辟大都水源，修浚通惠运河等。
其中唐来渠，汉延渠等都在黄河上游，唐来渠全长400里，汉延渠全长250里，及其它大小渠道，其溉田9万多顷，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在渠口设滚水坝，又设若干退水闸，这是一套比较完善的闸坝设计方式。
郭守敬还在大都西北设计修筑了长30公里的白浮堰以解决通惠河的水源问题；并修建闸门和斗门若干座以维持通惠河的水位，从而保证了来往船只的通航。
在这些水利工程活动中还充分表现出郭守敬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的水利工程设计都是以他自己的实际地理勘测资料为基础的，他曾对今河南、山东一带黄河附近几百里的区域进行过细致的地形测量，绘制了多幅地图。
他曾经亲自上溯黄河，考察河源。他还发明了以海平面为标准来比较大都和汴梁地行高下之差的方法。这是地理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海拔”的始创。他在通惠河上游河道路线选择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地形测量的精确性至今还引起学者们的赞赏。
郭守敬一生不懈地钻研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科学成就。他在天文和水利等方面的研究中，勇于实践，注重实测，大胆创新，对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郭守敬以其重大的科学贡献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
王祯创作巨著《农书》
王祯字伯善是元代杰出的农学家，也是印刷技术的改进者。他少年时，边学习，边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他对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技术有较为浓厚的兴趣。后来做了官，也仍然关注着农业生产的情况。
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王祯在旌德、江西永丰任县官时，提倡农桑，注意公益。一有闲暇时间，不是从先代典籍中收集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械革新的材料，就是到田间观察庄稼的长势，到百姓家询问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
他主张要注意改良品种，改革农具，他认为，如果不在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多下工夫，单是被动地接受天时、地利，要想提高粮食产量是很难的，如果不能积累粮食，遇到荒年歉收，百姓就要受饥饿之苦，那些到了死亡边缘的贫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攻打官府，抢掠财物，到那时，要再想恢复安定的社会秩序，就要花十倍的气力了。
因此，他把抓农业生产作为治理地方的关键。他综合了黄河流域旱田耕作和江南水田耕作两方面的生产实践经验，并结合自己对农业生产的认识和体会，写成了22卷约30万字的农业生产著作《农书》。
王祯的《农书》分为三部分：“农桑通诀”是总论性质，论述了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基本思想是“以农为本”，综合天时、地利、人事方面的有利因素来发展生产。
它概述了耕、耙、种、锄、粪、灌、收等农业生产的理个环节，以及泛论林、牧、纺织等有关技术和经验。“百谷谱”谈的是栽培技术，是农作物栽培各论的部分，分项叙述了各种大田作物，以及蔬菜、水果、竹木、药材等种植、保护等栽培技术以及贮藏和利用的方法。“农器图谱”篇幅最多，约占全书的百分之八十，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农器图谱”是在宋代农器记载基础上的进一步记录。共附图306幅，无论在数上还是质量上，都是空前的。不仅当时通行的农业机械形象被记录下来，甚至古代已经失传的机械也经研究绘出了复原图。
如西晋刘景宣的牛转连磨，一牛转八磨，东汉杜诗的水排等，王祯并在描绘的水排图中将皮囊鼓风改绘成当时通行的“木扇”，这为我国木风扇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农书》还描绘了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农村所用的若干机械，如32锭水力大纺车，以及3锭脚踏纺车，5锭脚踏纺车等。“农器图谱”展示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器具方面的卓越成就，后代的农书和类书所记农具的大部分都以《农书》为范本。王祯编著《农书》，是为了帮助和指导农业生产，这也是他一生对农业生产研究和探索的结晶。
王祯由于对农业机械的改进很有兴趣，渐渐地也变得关注其它方面的机械革新，不管哪个方面，王祯只要感兴趣，就一丝不苟地去钻研它。
自北宋平民毕升改进印刷术后，泥活字印刷便开始推广，到元代时已有了木活字。王祯看到排版者一行一行地摆字，很麻烦，他就想如果能用机械辅助，那将是事半功倍的事，经过反复琢磨和亲身实践，他设计制造出一种轮转排字架，活字依韵排列，排版时排字者坐着转动轮盘，就能找到需要的字。
大德二年曾利用王祯发明的排字架排印了《旌德县志》。王祯还编著了《造活字印书法》，并将其附载在《农书》之末，这是最早地系统记载并叙述活字版印刷术的文献。
王祯关注农业生产，对农业生产的经验和技术进行了认真的钻研和探索，并依此而旁及其它方面，不仅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就，也取得了其它方面的研究成果。他的事迹告诉我们：自然科学的各方面是有着特定的内在联系的，只要执着地去钻研，很可能获得多方面的成果。
黄道婆革新纺织机
黄道婆是元代杰出的女纺织技术革新家。她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劳动者家庭，很小就帮助母亲纺棉织布，练出了一套好手艺。她听过母亲讲的很多神话故事，幻想能得到一台神仙赐给的织布机，要织多少，就能织多少。这样，就能减轻母亲的劳作，也能帮助邻居们。
幻想终归是幻想，神仙没有赐予什么织布机，生活倒是一天比一天困苦了。家庭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便给一个姓赵的人家当了童养媳。
婆婆是个守财奴，整天让小小的她干重活，天真没有了，幻想没有了，有的只有疲倦和不尽的伤心。她忍受不了非人的待遇，逃到了尼姑庵，得名黄道婆。以后她几经周折，到了海南，跟黎家姐妹们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自食其力。就这样，黄道婆在海南生活了30年。
落叶归根，人思故土。尽管黄道婆幼小在故乡受尽了辛苦，但还是时刻不忘养育她的故土和乡亲们的困苦生活，决心回家去。
回到家乡的时候，父母早已过世，恶婆婆和丈夫也迁居到外地了。她决心把海南黎族先进的纺织技术传给大家。
她找到工匠按着海南的纺织机的样子，先做了一台“轧花车”，“轧花车”制好后，投入使用，车轮一转果然脱出了棉花籽。可是轧过的棉花中还夹着许多棉籽。
她反复琢磨，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海南黎寨是木棉，棉花桃大，棉花籽也很大，而家乡的棉桃小，籽也小。她经过多次试验，制成了一种新的“轧花机”，这种“轧花机”能将个小籽小的家乡棉桃中的棉籽全部轧出，一天能轧出七、八斤棉籽，提高工作效率4倍。
她为了使每台弹棉机每天弹出更多的棉花，改进了弹棉机，把一尺长的弹棉竹弓改成绳弦大弓。操作起来，既省力，又比从前弹的棉花多。在平时生活中，她发现劳动时手的用途比脚和腿的用途多，而且具体的操作都在手上，于是她想，如果能将手的操作改为脚的操作，就能腾出手来，将手运用到别的操作程序上，从而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后来，她把单锭手摇纺车改为多锭脚踏纺车……这一整套技术的改革及成果的应用推广，使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业有了进一步发展，所出织物——“乌泥泾被”等，行销远近，成为江南棉织业中心。时有“淞郡棉布，衣被天下”之谚。
黄道婆死后，乡人怀念她，尊她为黄娘娘，建有“先棉黄道婆祠”。人们怀念她，是因为她的热心，她的探索，给人们带来了幸福。
吴又可专攻瘟病
吴又可生活在大约17世纪上、中叶，明末医学家，瘟病学说形成的奠基人。
那是明朝末年，战乱频仍，疫病流行。崇祯十四年，吴又可亲自见到疫病在山东、江苏和浙江等省猖獗流行，很多人都染上了病，有的甚至全家都染上了病，一条巷子里一百多家，没有一家幸免，一家数十口人，没有一人活下来。
当时，不少医家出于职业道德，都热心地为病人治病，可是他们却错误地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来治这种疫病，结果白白死掉的人难以计数。
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他还每时每刻深感那些可怜的病人没有死于疫病，反而死于医家之手的沉痛教训，决心对瘟病的成因、传染途径以及平日用过的验方作深入仔细的研究和探索。
吴又可对先代医家的医学著作钻研之余，还经常冒着患病的危险亲自到传染病发生的地区进行采访、调查，并将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日积月累，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认识瘟病和治疗瘟病的经验。
吴又可是一位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人，他反对因循守旧，富有革新思想。
他认为先代医家张仲景虽写了《伤寒论》，可是只是针对一般外感风寒的，和瘟疫迥然不同。对于传染病的病因，他认为“既非风寒所致，也非湿热造成的，而是天地间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导致的”。
对于所谓的“异气”，他又称为“戾气”，或“杂气”。他认为“戾气”的种类很多，只有某一种特点的“戾气”才能诱发出一种特定的疾病。
他还进一步肯定“戾气”又是疔疮、痈疽、丹毒、发斑、痘疹之类外科和儿科病症的原因。
这种把传染病的病因和外科、小儿科传染病感染疾患的病因，都看成是由于“戾气”引起的见解，对于外科、小儿科疾患感染的防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此外，在对传染病的治疗方面，他主张针对发病的原因而进行医治，他说“因邪而发热，但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己。夫邪之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
他希望终有一日，能发明治疗各种病患的特效药。所有这些，都涉及了现代传染病的各个方面。他所处的时代是17世纪，而他的成绩是在东西方都还没有应用显微镜来观察致病微生物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是了不起的科学成就。
吴又可根据自己长期对瘟病的观察和研究所取得的经验，写成了《瘟疫论》，书中提出了一整套有关传染病的新思想和新学说，为瘟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吴又可的成就启示我们，在科学的领域里，前人的成就是应该尊重的，应该学习的，但不能满足前人已取得的成就，不能被前人所定的框框限制和束缚住。
吴又可敢于跳出当时绝大多数医家所拘泥的张仲景的《伤寒论》的古法，跳出只在伤寒学的注释上转圈圈的窠臼。
他猛烈抨击墨守伤寒成规的做法，把这种保守思想嘲笑为“指鹿为马”，“屠龙之艺”无所施的泥古不化的思潮。他这种善于思考，勇于突破前人框框的进取思想，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潘季驯治理黄河
潘季驯是明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嘉靖二十九年，潘季驯考中进士，被任命为九江推官。后来，被破格提升为御史，旋即又任广东巡按使，推行均平里甲法。他到地方任职巡察时，注意百姓疾苦，对危害百姓生活的水旱灾害格外关注。
他认为，百姓衣食多取决土地之利，因土地遭受水旱灾害而难得收成，百姓便困窘不堪，轻则流落他乡，重则卖妻鬻子，铤而走险，社会也就不安定了，诉讼纷争，盗贼蜂起，就在所必然了。他平时还注意搜罗百姓以及前人治理水旱灾害的经验，以备急患。
嘉靖四十四年，他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他和朱衡一起商量筹划，开出了一条新河道。隆庆四年，黄河在邳州、睢宁决口，很多人流离失所，他奉朝廷之命前去堵塞河决口处。
万历五年，黄河又在崔镇决口，他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为河漕尚书，带领士兵和百姓修筑堤坝，堵塞决口，为了加固堤防，他命人在堤坝的外围又修建了一道很长的堤坝。他治理黄河，常常亲自到各地考察地势。凡增筑设防，置官建闸，以至于木石材料，都加以悉心地筹理。
由于长年的奔波，积劳成病。潘季驯先后四任河道总督，对黄河的治理卓有成就。他晚年把自己一生治理黄河的经历和心得著成《河议辨惑》、《两河管见》、《宸断大工录》等书，为后世治理黄河提供了借鉴。
以往治理黄河，大都采用分流的办法，即将黄河水的一部分引入其它河道，以减缓黄河的水势，降低灾情。潘季驯在治理黄河的过程甲，认真地研究了水流性能和黄河的实际情况，针对黄河含沙量大的特点，认为治理黄河不应该采取“分流”的办法，分流的办法只不过是“就症而措，未得致患之理”。因为采取分流，则水势必然会减缓，水势减缓则更有利于泥沙的淤积，泥沙大量淤积则河床增高，水患跟踪即至。
他主张以水治水，因为水势猛，就可以冲刷河道的淤积泥沙，不断地冲刷河道就深了。所以他提出一个新办法，就是加固加高黄河两岸的堤坝，使黄河水势迅猛，用水去攻泥沙。
他说治河的方法，没有什么奇特的窍门，全在“束水归漕”，而束水的方法，只在“坚筑堤防”。为了御防河水溃决，他规定要设几道防线，即筑缕堤、遥堤、月堤和格堤四种。
还规定在伏秋洪水暴涨的时候，要实行“四防”和“二守”。四防是“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二守是“官守”与“民守”。潘季驯“以水治水”，并把防治结合起来，发展了前人治理黄河的经验。“道法自然”、“异曲同工”，滔季驯治理黄河别出心裁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没有千古不变的教条，只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探索，那么，“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非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狂言诞语。
外科学先驱陈实功
陈实功是明代著名的外科学家，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很小的时候就刻苦学习，他读了很多医药学方面的书。他对长辈文学家李攀龙关于“医之内外有别也，治外较难于治内。何者？内之症或不及其外，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也”的医学见解很感兴趣，他决定探索内科与外科的关系尤其是外科的病理及医疗方法，于是从少年时代起就专门研究外科。
40年的探索历程中，他始终如一，刻苦努力，严格要求自己。他强调，无论内科、外科都必须勤读古代医学名著，要手不释卷，熟读消化，以达到灵活运用并能用其指导医疗实践而不致发生差错的目标。
同时，他还指出：对当代有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医学家新编的医理、辞说，也必须广泛参阅，以增长学问和见识，这是做一个好医生所必备的基本条件。
由于不断实践，他在外科理论和外科手术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晚年的时候，他认为如果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和体会留传下来，可能对后世医学多少有些补益。
于是把外科大小诸症，分门别类地从病理、症状、治法、典型病理以及药物的炼制等一一记载下来，为了便于记诵，还编成许多歌诀。在万历四十五年写成了《外科正宗》。《外科正宗》对大多数的外科疾病都首先综述各家的病因病理学说，详述其临床症状和特点，论述各种疾病的诊断方法和要领，多指出出现何症为吉，出现何症为逆，出现何种症象为死候。
然后，介绍各种治疗方法、方剂或手术的适应症、禁忌症；指出何症宜内治，何症应外治，哪些病要进行外科手术方可治愈，并且大都附录了自己成功或失败治疗的病案。全书组织严密，科学性较强，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对外科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陈实功除了理论方面的贡献外，对外科疾病的认识和外科手术的创造也有独到之处。例如：他把鹤膝风附于骨疽条下，以充分的论据指出二者类同的症候，相似的愈后，有区别的诊断要领和基本一致的治疗方法。
他正确指出内服药和外用膏帖只有渐渐取效，没有成效，就会造成痼疾。他承认自己还不能很快治愈这种骨关节结核病变的客观事实，显示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关于阑尾炎，虽然《内经》和汉代张仲景已早有认识，也创造了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对阑尾炎发病的诱因和病机等还缺乏系统的认识。
陈实功总结自己的临床观察所见，指出了阑尾炎的诱因和病机。他认为，男子暴急奔走，影响肠胃的消化转送功能，造成肠胃出血，浊气壅塞肠胃，容易发生阑尾炎；妇人产后体虚多卧，不能坐起活动，造成肠胃功能失调，也容易导致阑尾炎；饥饿、过饱、酒醉、饮食生冷、担负重物，都容易导致阑尾炎。
他在《外科正宗》中所绘制的肠痈图，所标明的体表部位是很精确的。按其绘图测量，其部位在麦氏点和兰氏点之间。这说明他观察病人是非常细致的，洞察力和综合分析能力也是十分惊人的。
在内外科的关系上，陈实功强调外科医生不仅要掌握外科治疗技术，同时也要掌握内科知识。在护理方面，他强调要注意病人的饮食营养，反对无原则的饮食禁忌。
他认为前代有些医家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创伤、疮疡，就要病人忌食鸡、鸭、鱼、肉等，这不但妨碍了病人的营养吸收，也降低了病人抗御外伤、修复疮疡的能力。
陈实功很重视外科手术。他反对轻视手术的保守疗法，主张内服药物疗法和外治手术并重，特别对脓肿一类疾病，强调尽早手术切开引流。为了减轻病人痛苦和缩短治疗时间，还在扩大治疗范围、创造手术器械和精心设计手术方法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食道异物在没有现代食道镜应用前是一个棘手的疾患。陈实功发明的乌龙针为解决外科医生治疗这一疾患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治疗器械。
他指出：如果针、钉、鱼骨等异物在咽部，可从口内以乌龙针取出；若已到咽部以下，则用乌龙针送到胃内，以便大便排出。他还指出病人误吞针、钉、骨刺哽于咽部的时候，应设法从口内取出。方法是：用乱麻筋一团，搓龙眼大，以线穿系，留线头在外，汤湿急吞下咽，顷刻扯出，其针头必刺入乱麻团中同出。如不中，则再吞再扯，以出为度。
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是比较简单而原始的。但在三百多年前，能创造出这种比较科学的方法，设计出这样精巧的器械，则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陈实功还在治疗脱疽和摘出鼻痔方面进行了许多成功的探索。
陈实功所以能在外科学的发展中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与他一生刻苦钻研，重视基础理论，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不墨守成规等思想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他高尚的医德也是不可分的。陈实功平时以“五戒”“十要”要求自己。“五戒”的主要内容是医生不得计较诊金的多少；对贫富病人要平等对待，医生不得远游，不得离开职位，以免危急的病人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发生意外等。“十要”主要是要求医生勤读先代名医确论之书，旦夕手不释卷，细心体会，使临症不会发生错误；对药物则一定要精选，绝不可粗制滥造等等。
陈实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外科医学家。清代名医徐灵胎对他的《外科正宗》有很高的评价，推荐为学习外科的教科书。现代一般外科中医师也都重视这部著作，把它作为必读之书。
陈实功重视医学基础理论，提倡“治外必本诸内”的学说，反对轻视诊断，乱投药物，纠正外科易于内科的错误观点，对疑难病例据实客观分析，以及在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手术等方面敢于求索创新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徐光启格物穷理
徐光启是明代杰出的科学家，他出身于一个小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的家庭，早年从事过农业生产，对于土地的利用问题深有体会，他说：“天下没有不可利用的土地，人们困蔽的原因在于怠惰无思，饱食终日，不肯处心积虑地去从事生产劳动，去求索致富的门路。”
由于家乡常受到倭寇的侵扰，他也很注意学习兵书。他认为，古来万世，世事纷繁复杂，人们只要善于发现现实中的问题，鼓起勇气，百般求索，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在20岁到40岁期间，他先后以秀才和举人的资历在家乡和广东、广西等地以教书为业，阅读和研究了丰富的古代典籍，尤其是有关生产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为他日后进行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曾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有来往，跟利玛窦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算以及火器制造等方面的知识和原理。42岁时在南京加入了天主教会。
在他看来，儒教和佛教过于重视内心的修养和主观上对人生的领悟，所以，西方的天主教胜于儒学和佛教，便于学习和领会，而且天主教中蕴藉着一种分析研究事物的现象，探求事物内在联系的学问，即所谓“格物穷理之学”，他认为这种“格物穷理之学”的重要特征就是注重外在事功。
天主教的这种独到的特征，使他最为神往。他认识到，反求内心，关注内心的儒学和佛教是虚学，而格物穷理之学才是实学，才更有助于国家的富强和民生的幸福安康。他思索的脚步已经触及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特质的比较方面了。
第二年，他进京考取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正好利玛窦也在北京，徐光启就同他一起研究中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地学、水利等学问。共与利玛窦等人共同翻译了许多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科学的先驱。他自己也编著了不少关于历算、测量等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等。
徐光启从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工作中，加深了对数学重要性的认识。他在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序文中指出，数学所以成为一门最基本的科学，在于他是“众用所基”，能为许多学科所用，如天文、历法、水利、测量、声乐、军事、财会统计、建筑、机构、绘图、医学等等。
可见，他已明确地认识到了凡有量的关系存在的地方，就必定要用到数学。
对于欧洲的天文学，徐光启颇感兴趣，这是因为欧洲天文学的特点是用严格证明的逻辑方法力求解释天体运动现象的所以然。徐光启掌握了欧洲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后，每次预报天象都较其他人准确，所以名望和威信都很高。
崇祯二年，由于钦天监推算日蚀又发生了错误，徐光启才被任命主持明代唯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法改革工作。这次历法改革是以西方历法为基础，工作虽然繁重，又有来自朝野上下保守势力的百般刁难和阻挠，但徐光启毫不畏惧，毫不气馁。
他对这项工作作了通盘的精心的规划和安排，使整个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崇祯六年编成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祯历书》。这部书虽说是集体创作，却熔铸了徐光启本人大量的智慧和心血，全书大部分都经过了他的修改审阅。《崇祯历书》已开始接受近代天文学和数学的知识，突破了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范畴。
对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除了天文、历算之外，徐光启用力最勤、收集最广的要算是在农业方面的研究了。因此，在他丰富的著述中也以《农政全书》最为重要。《农政全书》是徐光启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之大成的著作。全书共60卷，50余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12项。《农政全书》转录了很多古代和农时代的农业文献，这部分可以说是前人成就的选编，很便于参考使用。徐光启自己撰写的有6万多字，虽然只占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但都是他经过亲自试验和观察之后取得的材料写成的，所以科学性较强。
他对前人的著作，不但是选录，也附有自己的见解或评论。如对《唐新修本草》注中所说菘北移都变芜菁，芜菁南移都变菘的错误，就以自己在家乡种植芜菁的实践说明芜菁不会变为菘，并解释了芜菁南移根变小的原因和在南方培养大根的方法。他不愧是一位注意探索自然规律的科学家。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写的专题部分，值得重视的有：在垦田与水利方面，他主张治水与治田要相结合。他曾在天津屯种实验，很有成效，他认为京师附近发展水稻等粮食作物的潜力很大，可以解决不必要的漕运问题。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南粮北调的矛盾就可以缓解。
他在上海试种高产备荒作物甘后，证明在长江三角洲同样能生长良好。他非常注意选种，他说：“种植作物，选择好良种最为重要，最为关键，如果长期种植不良的种子，刻板化，单一化，就会使天时、地利和人力的大半都白白地废弃了。”
对于保守思想和偏见，他以大量作物移植成功的事例指出：“如果认为作物的种植取决于适宜它的土地，是不可改变的，那是毫无道理的。”徐光启对蜡虫和蝗虫也很有研究，成为详确记述白蜡生活习性和蝗虫生活史的第一人。他研究蝗虫生活史的目的是为了灭蝗，在除蝗问题上所用的研究方法，也很为后人所推崇。
处处留心皆学问，不懈求索终有果。徐光启一生，不论是在童年，或是在壮年、老年，不论是为民，还是为官，都善于观察和发现问题，勇于实践，不懈追求和探索，身体力行，笔耕不辍，终获累累硕果。
他是明代杰出的科学家，是具有近代思想气息的学者，也是中国历史上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第一人。
徐霞客远游探险
徐霞客是我国明末清初杰出的地理学家。他的家乡江苏省江阴县位于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资本主义萌芽的长江三角地区，这里经济发展的新貌给人们以很大影响，这里的人们思想比较活跃。
徐霞客的祖先当过大官，到他父亲这一代家境已中落，但他仍有一定田产。徐霞客从小读过很多书，最使他感兴趣的是那些记载山川、名胜和旅行的书籍，他很早就决心摒弃科举入仕的道路，立志游五大名山。
他的母亲思想比较开放，她鼓励儿子应该外出增长见识，还特地为他缝制了一顶远游冠，更喜欢听他旅游回来讲述所见的新奇事物和各地的风土人情，这对徐霞客献身于地理考察，也起了促进作用。
徐霞客一生博览了大量的古今地理学典籍，当他看到黄河的水域不及长江的三分之一时，就产生了为什么长江的源头短而黄河的源头长的疑问。他不满意前人写地理书多沿袭旧说、臆测附会的做法，决心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来认识祖国山河的真实面貌。
徐霞客的身体很好，了解他的人都称他“身健似牛，轻捷如猿”。正因如此，每逢登山，即使没有通向山顶的路径，他也能毫不费力地攀缘上去；每逢渡河，即使不由津口，他也能从容不迫地泳渡到彼岸；每逢探迹洞穴，即使坎坷曲折，他也能像轻猿系挂高枝、长蛇贴附岩壁那样深入洞内，查清各个洞的出口。他日行百里以后，还能在夜间把当天观察所得记录下来。
徐霞客对远游探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从21岁开始游太湖，到54岁从云南抱病回家时为止，几乎年年出去游历考察，足迹遍及华中、华东、华南和西南各省，也常常往来海上。早年的旅行，偏重登名山，游奇胜，搜奇览胜。51岁以后，注意力转到探索自然奥秘、揭示自然规律上来。
在远游四方的三十多年中，他不避艰险，步行数万里，到过16个省、3个市。所到之处，对地貌、地形、物质、水文、气候、植被都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登山一定要登最高峰，下海一定要到海底，钻洞一定要钻到最深处，找水一定要找到源头。
如对长江源头的考察，纠正了“岷江导江”的说法。他北历三秦，南及五岭，西出石门、金沙江，终于弄清了长江的上游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他曾考察过101个岩洞。如对七星岩的考察，做出了详细的记录，其记录和今人对七星岩实测的结果完全一致。
在探索大自然的奥秘过程中，他经历了无数次艰辛。在最初远游的日子里，他曾失足落水而差点丧了性命。登峭壁悬崖，苔滑、多险，多次陷于绝境。
有一次，他和一个和尚，一个仆人结伴去云南，途中遇见了强盗，和尚被强盗用刀砍伤，很快就死去了，那个仆人吓跑了。但他没有动摇，意外地躲开那场祸乱之后，仍继续前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徐霞客一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次旅行是50岁时从家乡出发远游西南。
这时他的孙子已经3岁了，家中又有遗产，游历生活也过了大半生，学识文章也已得到了时人的赏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就想在家里在儿孙绕膝的欢娱气氛中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了，可他认为正是由于年事已长，才要争取时间实现早已纳入远游计划的“万里遐征”，于是，他又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远游的征途。
旅途中，艰辛无数。一次他游潇水发源处的三分石，岭地峻峭，没有落脚的地方，他便两手攀缘丛竹，悬空前进，这样攀行很长一段路，直到天黑时才到达一个较平坦的地段。
由于无水，晚饭也做不成，只有烧柴围火休息。后来风雨交加，连火也熄灭了，通宵就这样在旷野的风雨和黑暗中度过。到了贵州、云南的多雨地区，他常淋着雨跋涉在高山深谷之中，夜晚借宿，有时就睡在牲畜的旁边。
还有一次游湖南茶陵的麻叶洞，人们都说洞中有神龙奇鬼，不画符保佑，不施法术避邪，难以进入，徐霞客不相信这一套，他和一位仆人，手执火把，来到了洞口前，由于洞口狭小，徐霞客就先使自己双脚先进入洞内，然后探至洞的幽深处。
在云南腾冲时，为了采集悬崖上的一种藤本植物，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回到寓所，然后和挑夫一道，拿起斧子和绳索造了一架临时梯子后前往，终于得到了这种未曾见过的植物。
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不辞劳苦，不顾生命安危地旅行、考察、采标本、写日记呢？这力量来自于他内心对名山大川真实面貌了解的渴望。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不停地研究放在病榻前的矿石标本。
徐霞客的一生大都是在远游中度过的，直到56岁，他积劳成疾，双脚不能走路，才被用轿从云南送回家乡。徐霞客游历一生，但没有游戏人生，他终于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写成了一部广包自然界和社会诸方面的游记，即传诸后世的著名的《徐霞客游记》。这是他在人类科学史上的贡献，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人们称这本游记是“世界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说：“他的游记并不像十七世纪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二十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徐霞客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一部游记，他为探索大自然奥秘而舍安逸、忘生死、求索攻坚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谈迁矢志编《国榷》
谈迁是明清之际一位著述谨严、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虽然谈迁家境贫寒，但自幼就酷爱历史，而且这种独特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增无减，因此，在弱冠之年就读了大量的史书。他逐渐认识到历史的价值贵在经世致用，不读史就难晓古今沿革和兴替，不读史就不能很好地治国平天下；史贵真实，学用经世。
他阅读史书，勤奋不苟。幼时培养起来的兴趣在激励着他，严酷的社会现实也在不时地激发着他，他处在明朝腐朽没落后金人崛起的动荡的历史时期，明朝的官员们声色犬马、结党营私；谈及国事，争相推避，只会媚颜悦主，无视女真雄视中原、破国亡家近在旦夕的危机，忠臣见谤、奸佞横生。
耳闻目睹这一切，他心痛如焚，他深感自己手中的笔越来越沉重了，他决心终生不做官，用真实的笔触写下这时代的巨变，留给后人，作为永世的借鉴。
谈迁勤读史书，并非徒留耳讼，炫耀人前以为博，而是用自己的眼光和心灵来重新审视历史，力求心得。在阅读史书的过程中，他发现明朝的实录中有好几朝的实录在内容上有失实、歪曲的现象，而且各家编年史中又多有讹舛疏陋、肤浅冗沓的弊病，于是，他决心亲自动手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的明史。
谈迁的编写工作始于明朝天启元年，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中，用了六年的时间完成了初稿。他发现初稿在内容等方面还不完善，以后陆续加以修订。
清顺治二年，他又续订了明末崇祯、弘光两朝的史事。为了求真求善，谈迁修订增补初稿就花了长达26年的时间，光阴如流水，并未付东流！
谁料想，两年后，也就是1649年，这部花了半生心血编撰的稿子全部被人偷走了。这意外的打击，使谈迁这位57岁的老人痛心入骨、悲愤欲绝，忍饥挨饿的日子熬得过，访求史籍的辛苦也受得起，可这飞来之祸怎么也料想不到啊！
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书稿呢？难道几十年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东流、终生难遂心愿了吗？感至于此，伤心的泪水从他那满布皱纹的脸颊上流落下来，点点滴滴，滴滴点点，洒落在他那旧得发白的衣衫上。
他步履蹒跚地来到户外，良久地站立着，任无情的凄风撕乱他花白的头发，任如鞭的淫雨击打他那摇曳的身躯……
书稿是找不回来了。但谈迁转念一想，初稿不是人写的吗？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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