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荣新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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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未名中国史丛刊)试读：
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未名中国史丛刊”。“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我们将为此而努力。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11年7月前言——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中国东面、南面是大海，西面是沙漠、高山，北面是戈壁、森林，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当中，不利于与外界的沟通。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自我封闭，经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与外部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既有奉献，也有吸收。在东西文化交往的历史进程中，丝绸之路无疑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以下从五个方面，根据笔者的相关研究，来谈谈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 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赋予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的名字。但是，随着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深入、考古发掘的进步，丝绸之路的含义越来越广，范围也越来越大。的确，丝绸之路早在汉代以前就存在于中西之间，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与中亚、南亚的交往，还包括西亚、地中海世界，以及海上丝路所连接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贸易物品也不仅仅有丝绸，还有各种手工制品、植物、动物、美术品乃至人口。因为中国盛产的丝绸的确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长期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丝绸之路”是指以中国为根本的古代东西交往的各条道路。“丝绸之路”正如同丝绸一样，有时是一股一股的丝线，延伸开来，有的线路清晰，有的断断续续；有时又像一张大网，涵盖广阔，时时出现绚烂的织锦。因此说，不能死板地看待“丝绸之路”，不同时代都有不同时代的丝绸之路。
汉唐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陆路从长安或洛阳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伊朗、阿拉伯和地中海世界；海路则从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到印度东西海岸，再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和地中海，乃至北非东岸。但是，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由于政治、宗教、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也选取不同的走向。比如南北朝时期，占据中原北方的鲜卑统治者，不仅与南朝处于敌对状态，而且与其北面的柔然汗国，也经常兵戎相向。我们曾经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一件公元474—475年阚氏高昌王国护送各国使者出境的记录，短短数行文字告诉我们，当时来自南朝刘宋、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和子合国、西北印度的乌苌和中印度的婆罗门国的使者们，要前往蒙古高原的柔然汗庭，都要经过高昌（吐鲁番）。这片文书，为我们勾勒出公元5世纪下半叶南北、东西交往的路线，也是就说，当时虽然兵荒马乱，但连同东亚、北亚、中亚以及南亚的丝绸之路，仍然通畅无阻[1]。
位于丝绸之路干线上的一些地域，如狭义的西域，即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特别是一些西域绿洲王国的命运，与丝路是否通畅息息相关，因为丝路的中转贸易，是这些绿洲王国的一项重要收入，文化的繁荣也依赖于东西文明的流播与渗透。因此，这些绿洲王国都要极力维护丝绸之路的通畅，并为丝路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方便，以期把丝路牢固地控制在自己手中[2]。
历史上丝绸之路干道周边强大的势力，也都希望能够控制这条既有经济利益又有军事价值的交通路线，不论是匈奴、汉、柔然、哒、突厥、唐、回鹘等等，无不如此。唐朝在底定中原以后，从贞观十四年（640）进军高昌，到显庆三年（658）灭西突厥汗国，整个中亚、西域王国的宗主权转归唐朝。唐朝先后设安西、北庭都护府来控扼西域天山南北，并且按照中原制度建立馆驿烽堠体系，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3]。吐鲁番出土的一些文书，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商旅行走在丝路上的记录，也记载了强大的国家制度对于交通路线的维护所做出的艰苦努力[4]。
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城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丝绸之路的维护、东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我们可以罗列出一连串的名字，比如西域丝路南道的于阗、楼兰，北道的龟兹、焉耆、高昌，河西的敦煌、武威，以及中原地区的固原、长安、洛阳，甚至有些今天看来比较偏远的城镇，在某个历史时段中，却在中西交通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位于今陕西最北端靖边县的统万城，在439年北魏灭河西的北凉政权，打通了从河西经过薄骨律（灵州）、夏州（统万城），沿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到达北魏首都平城的捷径之后，统万城就成为西方世界与平城交往线上的关节点[5]。
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只要丝路是活跃的，沿线的国家和城镇也随之活跃；丝绸之路随着不同时代的政治、宗教等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不同城镇因此而起到了特定时代的历史作用。二 丝路上的文化交流是流动性的
丝绸之路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是沟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也促进了东西方双向的文化交流。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好的时候，文化的交流会通过官私渠道，畅通无阻；有的时候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因为政治或其他原因断绝了关系，但文化是流动的，并不因为政权的敌对而完全断绝交流，文化的因子会通过其他途径输入或传出。这两方面的情形，在历史上都留下许多很好的例子。
从北朝到隋唐，中国与萨珊波斯一直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的使者不断。相互之间除了政治声援，还有多彩的文化交流景观，不论作为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6]。而波斯与中国的两种文化在唐朝交融产生的成果，比如唐人制作的波斯纹样、仿金银器制品，又从长安传到新罗、日本。
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深远程度常常是出乎我们今人意料之外的，我们在慨叹明朝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时，不要忘记在唐朝，也有这样一位“郑和”，他的名字叫杨良瑶。杨良瑶在德宗贞元元年（785）受命出使阿拉伯半岛的黑衣大食，他从广州出发，走海上丝路，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完成联络大食、夹击吐蕃的政治使命，返回唐朝。杨良瑶聘使大食更为重要的结果，是给唐朝带回来珍贵而完整的海上丝路的航海日记，这应当就是贾耽记录下来的《皇华四达记》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路线，而晚唐入藏法门寺地宫的一批伊斯兰系统的玻璃器，或许也和杨良瑶的通使大食有一定的联系[7]。
杨良瑶从海路出使大食的背景，是吐蕃乘唐朝安史之乱，攻占了唐朝的河西领地，并向西域进军。由于吐蕃和唐朝的敌对情形，像杨良瑶这样的政治使节很难经陆上丝路去往西方。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贞元六年（790）沙门悟空从天竺回到长安之后，中印之间的交往就完全断绝了，晚唐五代时期西北兵荒马乱，也没有任何交往的记录。其实许多历史没有被传世文献记录下来，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出土文书再现某些历史真相。敦煌发现的汉藏语文献材料告诉我们，晚唐五代直到宋初，中印之间僧侣的往来、经本的流通等佛教文化的交往始终未断，因为吐蕃也同样信奉佛教，所以佛教僧侣的往来并没有受到阻碍，他们仍然肩负着文化交流的使命，奔波在陆上丝绸之路上[8]。
文化的流动性极强，不仅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渐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由于奈良正仓院和韩国、日本古寺院收藏品的大量保存，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也不断从传世典籍和新发现的石刻史料中找到新的印证[9]。三 汉文化的西渐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但由于学术研究的训练和背景不同，中国学者更多关注于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笔者利用多年来对西域出土文书的调查整理，致力于探讨精神文化的物化形式——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情形，这应当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随着唐朝势力的进入西域，汉化佛寺系统也在西域地区建立起来，远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的碎叶城中，就有武周时期敕建的大云寺[10]，一些西域官寺的三纲领袖，还来自长安的大寺[11]。随之而来的是汉译佛典，在当时中原流行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维摩诘所说经》汉文文本，都在西域地区流行，甚至一些中原内地的禅宗经典，如《神会语录》，以及汉地系统疑伪经，也都传播到了遥远的西陲；代表着儒家文化的《尚书正义》《经典释文》《切韵》，道家的《刘子》，史部的《史记》《汉书》等，也都传抄到沙漠绿洲[12]；作为唐朝学生习字范本的王羲之《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也都成为西域地区儿童的习字范本[13]。由此可见，最具汉文化特征的典籍在西域的传播程度。
虽然我们目前在更遥远的中亚、西亚没有看到类似新疆古代遗址出土的汉文典籍资料，但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14]，都说明了中国文化西渐的深度和广度。四 外来物质文明的贡献
随着大量考古新发现、墓志的出土和发表，以及传世文献的数字化，我们今天对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物质文明和宗教文化如何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有了比前人更加清楚的认知，特别是对于中古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重要性，所知更为丰富多彩。敦煌长城烽燧发现的粟特语古信札，记录了粟特商人在丝路沿线建立的贸易网络和经营方式[15]；吐鲁番出土的高昌王国称价钱文书，表明粟特商人用中转贸易的形式，经营丝路上的贵重商品交易[16]；安伽、史君等北朝末年粟特领袖墓葬出土的墓志与图像，表现了粟特商队首领萨保的日常生活场景，以及他们使用的器皿，他们歌舞、宴饮的情景[17]。这些都让我们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活动与他们带来的粟特、波斯文化，为我们判定零散出土的粟特、波斯器物以及史籍中的相关记载，提供了非常直观的素材[18]。粟特商人不仅垄断了中古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而且也用萨珊银币垄断了丝路上的货币流通，使得自己掌控着商品和商品交换的等价物[19]。
在9、10世纪粟特人逐渐失掉他们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垄断地位后，一些丝路沿线的绿洲王国或地方政权，开始经营传统的中转贸易，我们从敦煌出土的文书，可以看到吐蕃统治时期（786—848年）到归义军时期（848—1035年），于阗、敦煌、甘州回鹘、西州回鹘等地方政权之间，以中原的丝绸以及本地土产，如于阗的玉石，来经营小王国之间的中转贸易。敦煌文书的记载表明，中原以及西域王国生产的丝织品，依旧是丝绸之路上最为畅销的商品之一[20]，“丝绸之路”的名字，可谓名实相符。五 三夷教的流传
说到汉唐时期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思想观念，无疑以佛教的东传给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巨大，而通过吸收、消化，佛教逐渐成为中国自己的宗教，到隋唐时期，出现了中国式的宗派，以及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相对来讲，来自波斯和中亚粟特、吐火罗斯坦的所谓“三夷教”，即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则更富研究旨趣。
祆教是伊朗系民众的传统宗教信仰，随着粟特商人进入中国，祆教也随之而来。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建立的殖民聚落中，往往设有供奉他们信仰的胡天的地方——祆祠，作为他们宗教信仰的中心。敦煌发现的粟特语古信札，就透露出公元4世纪初叶祆教已经流传到河西走廊，而吐鲁番发现的一件《金光明经》题记，则证明早在430年，高昌城东就有一座祆祠，供奉着胡天神[21]。这种以胡人聚落为中心的祆教传播形式，一直延续到唐朝中晚期，在安禄山统治的营州、幽州胡人聚落中，赛祆的活动与4、5世纪高昌、河西胡人聚落中的情形应当没有太大差别。
与祆教这种随商队而来并带有较强民俗色彩的宗教传播形式不同，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中国称景教）和摩尼教，则都是一些勇于献身的传教士，经过长途跋涉，分别在唐初贞观九年（635）和武周延载元年（694）到达长安和洛阳，标志着这两种宗教正式传入中国。但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佛教和道教眼中，景教和摩尼教都是所谓“外道”，极力想将其毁灭而后快[22]。但入华的景教首领成功地走了一条上层路线，利用奇技异巧、天文历算等科技手段，在长安站稳脚跟，并通过在安史之乱中帮助平叛的朔方军，得以在战后的长安树起《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23]。
摩尼教采用依托佛教的策略，在翻译摩尼教经典的时候大量使用佛教词汇，但思想内涵则是否定现实世界的。因此，摩尼教只是在武周到开元时一度被官府允许传播，其原因或许是在武则天眼中摩尼教徒和她所信奉的弥勒教一样，都同样穿着白色法服。但当开元十九年（731）唐玄宗通过摩尼教法师编译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了解到摩尼教的真实说教后，翌年即将其禁断。摩尼教徒转入地下，并且利用回鹘可汗助唐平安史之乱来到洛阳时，使其皈依，并开教漠北回鹘，被回鹘汗国立为国教。等到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破灭，部众西迁天山东部地区，摩尼教也成为随后成立的西州回鹘的国家宗教，因此可以说，高昌地区是摩尼教的最后乐园[24]。
丝绸之路是多种宗教传播的途径，在沿线的一些城镇当中，三夷教与佛教、道教并行不悖。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常常是两种宗教为了争夺同一座城市而引发激烈冲突，像耶路撒冷，但历史上丝路城镇中不同宗教时常是和平相处，甚至有的绘画和典籍，包容了其他宗教的说教，这就像我们在于阗的佛寺中常常看到的情形那样，主尊是佛像，佛像两边的上方都是千佛，但下方往往描绘地方神祇，其外部特征有似祆教神祇。如果有经行此地的粟特商人到达这里，他一眼看到的似乎是祆神，但实际上这些祆神模样的神像，早已被编入佛教的万神殿当中去了[25]。事实上，丝绸之路上宗教文化的并存现象才是历史的主流。
以上从五个方面，简要叙述了丝绸之路对于东西方文明交往的贡献，特别是对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交往所起到的重要作用。（2015年6月22日）
[1]参看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4—14页。
[2]荣新江《丝绸之路与古代新疆》，祁小山、王博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岀版社，2008年，298—303页。
[3]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5辑，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年，154—166页；又《7—10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北庭》，陈春生主编《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64—73页。
[4]参看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5]参看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李凭等汉译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134—161页；荣新江《中古中西交通史上的统万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29—33页。
[6]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刘东编《中国学术》第4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56—76页。
[7]张世民《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20卷第3期，2005年，4—8页；荣新江《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文史》2012年第3期（百辑纪念特刊），231—243页。
[8]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55—968页。
[9]有关例证，参看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韩国研究》3，杭州：杭州出版社，1996年，14—34页；又《从〈井真成墓志〉看唐朝对日本遣唐使的礼遇》，《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108—111页。关于井真成来华的背景，参看荣新江《8世纪における东アジアの外交情势と遣唐使による中日交流》，《遣唐使と唐の美术》，东京：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2005年，134—137页。
[10]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70—82页。
[11]荣新江《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系统》，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文化研究》第1辑，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30—137页。
[12]荣新江《唐代龟兹地区流传的汉文典籍——以德藏“吐鲁番收集品”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编《国学学刊》2010年第4期，77—83页；林世田、刘波《国图藏西域出土〈观世音菩萨劝攘灾经〉研究》，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306—318页；荣新江《接受与排斥——唐朝时期汉籍的西域流布》，《图书、知识建构与文化传播》，台北：台湾汉学研究中心，2015年。
[13]荣新江《〈兰亭序〉在西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编《国学学刊》2011年第1期，65—71页；又《〈兰亭序〉および〈尚想黄绮〉帖の西域における流传》（村井恭子译），东方学研究论集刊行会编《高田時雄教授退职记念东方学研究论集》（日英文分册），京都：临川书店，2014年，89—104页。
[14]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371—461页；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50—174页。
[15]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第2辑，73—97页。
[16]朱雷《麹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期，1982年，17—24页。
[17]荣新江《有关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的几个问题》，张庆捷等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126—139页；荣新江《一位粟特首领的丝路生涯——史君石椁图像素描》，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45—50页。
[18]参看荣新江《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与粟特文化》，郑培凯主编《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岀版社，2009年，75—89页。
[19]荣新江《丝路钱币与粟特商人》，上海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1—7页。
[20]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246—260页；又《绵绫家家总满：谈十世纪敦煌于阗间的丝织品交流》，包铭新主编《丝绸之路·图像与历史》，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35—46页；荣新江与朱丽双《从进贡到私易：10—11世纪于阗玉的东渐敦煌与中原》，《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190—200页。
[21]荣新江《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写本题记与祆教初传高昌问题》，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1—13页。
[22]荣新江《唐代佛道二教眼中的外道——景教徒》，程恭让主编《天问》丁亥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07—121页。
[23]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2—90页。
[24]荣新江《西域——摩尼教最后的乐园》，《寻根》2006年第1期，4—9页。
[25]荣新江《佛像还是祆神？——从于阗看丝路宗教的混同形态》，《九州学林》第1卷第2期，2003冬季，93—115页；又《再谈丝绸之路上宗教的混同形态——于阗佛寺壁画的新探索》，《新疆文物》2008年第1—2期，29—34页。第一编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与古代新疆一、古代新疆是丝绸之路干线的必经之地
现代地理概念上的“新疆”，约略相当于中国古代的“西域”。“西域”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一般即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玉门以西的地域；广义的西域，则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狭义的西域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可见，狭义的西域是“新疆”的核心部分，而广义的西域所指，大多数也在新疆的地理范围内。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往往就把“西域”和“新疆”等同起来，我们这里所说的新疆，更多是指狭义的西域。
在伊斯兰化以前，通过古代新疆的东西交涉史的展开，离不开所谓“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今天我们称呼古代中国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贸易、文化交往之路的名称，因为大量的中国丝绸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但事实上，不论是丝绸、玉器、宝石、香料、药材、陶瓷、珍禽、异兽等物质层面的物品，还是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占星术等思想层面的结晶，都是通过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双向交流的。虽然东来和西去的物品或思想不尽相同，对东西方社会的影响也不一样，但这种东西方的贸易、文化交往无疑对于东西方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条道路，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民族、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各个时代的民族对于道路也有不同的选择，并且不断开辟新的道路。
在汉代以前，以今甘肃西部的敦煌、祁连为中心活动区域的月氏人（又称“月支”“禺氏”），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强盛的民族，甚至连蒙古高原的匈奴人也要向他们称臣纳贡。中原地区从商周以来一直受到于阗（今和田）地区美玉的恩赐，这些玉在汉文史籍中被叫作“禺氏边山之玉”[1]，可以知道是通过月氏人之手，转输到中原地区，成为王公贵族华贵装饰不可或缺的材料。后来以漠北为统治中心的匈奴兴起，迫使月氏人西迁，匈奴占领了河西走廊，并间接统治了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王国，于是丝绸之路略向北移，天山北麓到蒙古高原的道路一时兴盛起来，我们从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Pazyryk）和蒙古高原诺音乌拉（Noin-ula）两处墓葬发现的大量东西方文物，就可以看到草原丝绸之路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中原的汉王朝势力逐渐强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以后张骞又率三百多人的使团第二次出使西域，足迹远到大宛（Ferghana/费尔干纳）、康居（以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国）、大月氏、安息（Arsaces/帕提亚）、身毒（India/印度）等国。
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中国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也由此形成：东起西汉首都长安（西安）或东汉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后，分作西域南北两道。北道西行，经渠犁（库尔勒）、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至疏勒（喀什）；南道自鄯善（若羌），经且末、精绝（民丰尼雅遗址）、于阗（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帕米尔）至大宛（费尔干纳），更西至大夏（在阿富汗）、粟特（在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埃及亚历山大城）；另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喀布尔）、乌弋山离（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由于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雅丹地形，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东汉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领伊吾（哈密）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再从伊吾经高昌（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成都），再北上龙涸（松潘），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作“青海道”。最近吐鲁番发现的一件阚氏高昌国送使文书，就是河南道的绝好证明[2]。还有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托克马克附近），进入中亚地区。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
这些自张骞出使西域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不论哪一条，都绕不开新疆。天山南北、塔里木盆地周边，构筑了丝绸之路的地理网络，也奠定了东西交往的基础。二、古代新疆提供了丝路贸易的场所
丝绸之路的价值体现，是经过丝路所进行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而在古代，不论是物质文化的交换，还是精神文化的交流，都很难从一个点中间没有断绝地传到另外一个点，更多情况下是所谓的“间接传递”。在这种“间接传递”为主的东西交往中，新疆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所在。分布在丝路沿线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村镇、戍堡、馆驿，成为东往西去的商人、僧侣、官员、使节暂时休整的地方，也提供给他们进行交易的场所。分布在丝路沿线的绿洲王国，从这种中转贸易中赚取利益，因此对于往来客使的送往迎来，也有一套完善的制度。
由于吐鲁番墓葬出土了大量高昌国到唐西州时期的官私文书，使我们对于位于丝绸之路上的高昌王国的供奉客使制度有比较细致的了解。官方为了接待各种来往客使，有着一套完整的管理体制，从迎接、安排客馆住宿、招待供食，到最后送行，都有章可循。从麹氏高昌国的供使文书中可以知道，客使住在高昌官府提供的客馆中，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负责传达高昌王令，说明如何接待相关客使，百姓或寺院使人充当役人，准备和运送食物或其他物品给客使，这种差役往往派给著籍高昌的粟特人，因为他们可以讲客使所熟悉的北方突厥语或西方的粟特语等。有的账目表明，客使被分成上、中、下三等，供应的食品也不一样，表明高昌按不同的等级对待不同级别的客人。高昌官府供应客使立有专门账目，每半个月进行一次核算[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玄奘传》有关玄奘西行高昌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细致地了解高昌国供奉客使的具体做法。玄奘从中原出发去西天取经，正是唐朝立国未稳的时候，禁止国人出入国境。所以玄奘只是个行脚僧，没有官方的性质，而且是偷越边境出去的。但高昌王麹文泰却以国礼待之，供奉较一般客使更为丰富。《续高僧传·玄奘传》称：“奘初时在凉州讲扬经论，商客通传，预闻蕃城（域）。高昌王恒置邮驿，境次相迎。”说明高昌国置有邮驿，以迎接客使。《慈恩传》卷一详细记述了迎接玄奘的过程：当玄奘到伊吾后，先有高昌使人在伊吾，归告其王。麹文泰即日发使，遣贵臣驰驱设顿迎候。玄奘在高昌使者陪同下进入高昌，被特别安置于王宫后院住下。玄奘走时，高昌王“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4]。虽然玄奘在高昌获得了特别的优待，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高昌王国对于过往的高僧、客使，甚至商人接待的情形。事实上，高昌王国并不仅仅是付出，它也同样从这些高僧那里获得精神营养，从客使那里得到政治和军事情报，从商人那里获得经济实惠。吐鲁番出土《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就记录了麹氏高昌某年从正月一日到十二月末高昌市场中货物交易双方向官府所交的“称价钱”数，也就是高昌王室收入（内藏）的进出口贸易管理附加税[5]。
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设西州。显庆三年（658）灭西突厥汗国，整个西域的宗主权转归唐帝国。于是，东西交往的道路没有先前那么多阻障，给那个时代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兴贩贸易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通过吐鲁番出土《唐开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石染典过所》等文书，使我们看到著籍于西州的粟特商人石染典，在焉耆铁门关和河西瓜州之间，利用唐朝兵将守护的官道，自由贩易的情形[6]。
在唐朝，由中央统一管理的交通馆驿系统相当完善，以都城长安、洛阳为中心，通向西域等周边地区的道路畅通无阻。粟特商人在利用自己建立的殖民聚落点所构成的贸易网络的同时，还充分利用唐帝国提供给他们的交通体系，非常容易和安全地进行他们的远程商业活动。当时的都城长安拥有庞大的定居人口，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消费都市之一，粟特商人正是通过古代新疆的丝绸之路，一站一站地把胡姬、猎豹、香料、药材、金银器皿、葡萄美酒等运送到这里，以满足都市的巨大消费需求。三、古代新疆是丝路文化融汇之地
在物质文化交流的同时，自古而来，通过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地进行，我们可以从各种宗教的传播，来看古代新疆在融汇东西方文化上所做的贡献。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留给古代新疆的痕迹最为明显，目前我们还可以沿着丝绸之路看到留存下来的一连串的佛教石窟，如喀什的三仙洞，龟兹的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克孜尔尕哈，焉耆的锡克沁，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吐峪沟，再向东延伸到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等，这些石窟大多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是丝绸之路上以佛教思想和艺术为主、内涵丰富的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它们连成一串宝珠，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
其实，在流沙下面，还掩埋着许多古代于阗、鄯善、楼兰地区的佛教寺院，东西方的探险家和考古工作者，已经从中发掘到相当精美的佛教艺术品和大量的佉卢文、于阗文书写的佛经，加上北道龟兹、焉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吐火罗文、粟特文、回鹘文的佛典，我们才能够理解在汉译佛典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文本和梵文佛典对应不上，这些西域“胡本”实际上是古代新疆的高僧大德编译或编纂的作品，它们和源自印度的梵本一道，成为中原佛教善众信奉的经典，从而影响到中国民众的思想。
古代新疆曾经是佛教繁盛之地，几乎所有的绿洲王国都奉佛教为国教，因此也产生了一些旷世的高僧，如龟兹的鸠摩罗什，于阗的实叉难陀，都是兼通经律论三藏的大法师，他们来到中原，大力翻译佛教经典，对于中国思想和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佛教已没有古代那么盛行，但人们头脑中的因果报应思想，语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词汇，随处可见的佛寺石窟，百姓喜闻乐见的小说弹词等文学艺术形式，都是古代新疆佛教直接或间接留下的影响。
虽然佛教在古代新疆占据着各个绿洲王国的国教地位，但是，在西域这样多民族聚集的地区，文化思想也不可能强求统一，其他各种宗教思想也在不同时代进入这些绿洲王国，与佛教并行不悖。我们从吐鲁番安乐城废佛塔中出土的《金光明经》题记中得知，早在高昌郡时期（430），祆教已经进入高昌，并在高昌城东建立了供奉胡天的祆祠。这所祆祠一定是那一带有名的建筑物，因此佛经题记在指称太后祠时，是以这座祆祠作为地理坐标的[7]。由于有大量粟特胡人进入高昌地区，高昌郡府和后来的高昌王国包容了他们所信奉的祆教，使胡人拥有自己的祭祀中心，使他们安居乐业。
佛教也并非一直是一支独秀，在古代高昌地区，摩尼教曾经辉煌一时。840年，回鹘汗国为劲敌黠戛斯所灭，部众四散奔逃，其中有十五部西迁天山东部地区，以后创建了高昌回鹘（也叫西州回鹘）王国。正像公元4世纪中叶河西的高僧随着逃难的北凉王族进入高昌一样，在庞大的回鹘西迁的部族中，应有不少摩尼教徒随行，甚至有一些极富传教能力的法师，他们不仅把摩尼教势力从漠北转移至高昌，而且在高昌回鹘可汗的支持下，很快就让高昌民众也逐渐皈依了这一信仰。在高昌回鹘王国的范围内，摩尼教的信徒上到可汗，下及普通民众，有男有女，种族也各不相同。20世纪初以来，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数量极其可观，是9、10世纪高昌回鹘摩尼教兴盛的真实写照。在这些丰富的文献中，有用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写成的各类赞美诗，也有在各种宗教仪式上所念诵的忏悔文、祈祷文，以及各类宗教节日的诗文，还有宗教譬喻文献，有规诫文、布道文；有教会史著作，有术语表、符咒文、占星文、历日表、葬仪文等等[8]。一组异常珍贵的摩尼教文书，是1980年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三封粟特文书信，其中两封都是高昌回鹘境内某地的拂多诞寄给教团更高一级的领袖慕阇的[9]。这位名为“马尔·阿鲁亚曼·普夫耳”的慕阇，应当是高昌回鹘王国内最高的摩尼教僧团领袖，也是当时整个摩尼教世界的有数高僧。
此外，发源于西亚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也同样流传到新疆，在今吐鲁番葡萄沟内的水盘，就有一座颇具规模的景教寺院，其中出土了大量的基督教文献[10]，表明这里是区别于高昌城边景教教堂的一个基督教徒隐修之地[11]。
从过去到今天，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常常会引发冲突乃至战争，因此总是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使人产生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乃是水火不兼容的这样一种错觉。但是，事实上，在古代世界里，从各种宗教流行和分布的情形来看，占据主流地位的并非各种宗教信仰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而是它们之间的混同与共处。在新疆这一处于“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的地区，这种文化融汇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且最具典型性[12]。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同宗教的混同形态的共存，才是历史的主流现象。四、古代新疆的兴衰与丝绸之路同命运
古代新疆为丝绸之路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绿洲王国的城镇分布和馆驿系统保障了丝绸之路贸易的通畅网络，为丝路商人的兴贩贸易活动提供了场所。同时，古代新疆也是丝路各种宗教、思想、文化的流行之区，并且产生了许多学识渊博的高僧，翻译、编纂了大量佛经文本，摩尼教也曾经在高昌地区盛行一时。古代新疆对于丝绸之路上东西经济、文化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任何事情都不是单向的结果，古代新疆对于丝绸之路的贡献也得到了很多回报，从绿洲王国的中转贸易收入，到过往高僧大德给予西域地区的精神营养，都是难以估量的。甚至可以说，古代新疆的兴衰是和丝绸之路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仍然以高昌王国为例。高昌国供奉客使和宽容各种宗教流行的做法，大大地促进了高昌与东西方各国间的交往，高昌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大批胡人的到来，补充了高昌人力的不足；东西方商品的转运，促进了该地区的商品经济，也使绿洲国家从中获得大量的商税收入。在铁勒控制高昌时期，“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隋书》卷八三《高昌传》），可以想见高昌商税收入之可观。高昌常常以突厥汗国为后盾，与之世代结亲，借助突厥的势力与西方诸国交往。玄奘西行时，麹文泰作二十四封书信，通龟兹等国，表明高昌与西方诸国的密切关系。同时，史籍记贞观四年，“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朝贡”，则可见高昌处在西域贸易使团与东方贸易的首领地位。可是，当唐朝与突厥的关系直接对立以后，高昌成为两大势力间的争夺焦点，高昌却站在突厥一边，遏绝了西域使者前往唐朝的道路。焉耆为争夺过往商贸的利益，请求唐朝绕过高昌，开大碛路以通商侣。高昌为了保持自身在丝路上的商业利益，与突厥连兵进攻焉耆。于是，遏绝使者和攻击焉耆，成为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出兵攻打高昌的主要理由，麹文泰在得不到突厥的援助下，病发而死，高昌国由此灭亡。
从高昌立国与丝路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出，丝路通，则高昌盛；丝路绝，则高昌亡。我们可以广而言之，丝绸之路通畅的时候，新疆必然昌盛；而一旦丝绸之路由于某种原因而道路断绝，则新疆一定会由此衰弱。古往今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的新疆必将拥有美好的未来。（2007年10月7日完稿，原载祁小山、王博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新疆人民岀版社，2008年4月，298—303页；2010年7月10日修订，以“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东西交往史的角色”为题，载桥寺知子、森部豊等编《アジアが结ぶ东西世界》，关西大学出版部，2011年3月，5—13页）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
龟兹是汉唐时期西域的大国，北据天山，南临大漠，是沿塔里木盆地北缘东西往来的交通必经之地。龟兹“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13]，“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14]，“王宫壮丽，焕若神居”[15]。
由龟兹向北，可以越过天山的一些山口，通向天山北麓的草原游牧地区。公元7世纪前半叶，龟兹附属于天山北麓的西突厥汗国。显庆三年（658），唐朝灭西突厥汗国，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交河城迁至龟兹王城，下辖安西（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龟兹成为唐朝统治西域地区的军政中心。此后一段时间里，唐朝与吐蕃及西突厥余部曾在西域地区展开拉锯战，安西都护府曾撤回西州。但是到了长寿二年（692），唐将王孝杰率军从吐蕃手中收复安西四镇，唐廷征发汉兵三万人镇守西域。开元十五年（727）经过安西地区的新罗僧人慧超，在其所撰《往五天竺国传》中说：“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从此已东，并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不言可悉。”由于有唐朝军队的驻守，不仅抵御了吐蕃军队和西突厥余部对西域地区的进攻，维持了西域地区长期的稳定，而且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对于丝路畅通和贸易繁盛，都提供了重要保障。以下仅从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证和阐述。一、馆驿系统的建立《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条记：“显庆二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定方悉命诸部，归其所居。开通道路，别置馆驿。”[16]这里虽然说的是西突厥阿史那贺鲁所属诸部的地方，其实在整个安西地区，唐朝都做了“开通道路，别（列）置馆驿”的工作。在调露元年（679）以碎叶代焉耆为安西四镇之一，以及长安二年（702）在天山北麓设置北庭都护府以后，“开通道路，别（列）置馆驿”的工作也延续到这些地区。人们从《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条以及卷四〇《地理志》西州、北庭条保存的道路记载，可以看出这种“开通道路”的情形。现将《新唐书·地理志》保存的片段内容，以安西（龟兹）所在为中心，按道路走向分段择要于后：
①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磐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17]
②自焉耆西〔百〕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18]
③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
④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阗（祝之误）境之葫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罗斯城。
⑤自拨换碎叶（后二字衍文）西南渡〔思〕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经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芦馆。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镇。
⑥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疎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
⑦于阗西五十里有苇关，又西经勃野，西北渡系馆河，六百二十里至郅支满城，一曰碛南州。又西北经苦井、黄渠，三百二十里至双渠，故羯饭馆也。又西北经半城，百六十里至演渡州，又北八十里至疏勒镇。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青山岭、青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开元中置守捉，安西极边之戍。
⑧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东六百里有兰城镇。于阗东距且末镇千六百里。
⑨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经悉利支井、祅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19]
⑩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踰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20]
上面《新唐书·地理志》的文字，据考为贞元年间（785—805）宰相贾耽所撰《皇华四达记》的片段，而《皇华四达记》依据的应当是唐朝中央政府保存的文书档案。我这里把这些片段记录按照道路的顺序略做调整，可以清楚地把道路的走向区分为若干段落：①西州至焉耆，②焉耆至安西（龟兹），③安西至拨换，④拨换至碎叶，更西到怛罗斯城，⑤拨换至疏勒，⑥拨换至于阗，⑦于阗至疏勒，疏勒至葱岭，⑧于阗至兰城、且末，⑨沙州至兰城乃至于阗，⑩北庭至碎叶[21]。至于沙州经伊州而至西州的道路，和西州通北庭的道路，都是唐朝直辖州之间的道路，所以不在《皇华四达记》所载范围，我们可以通过敦煌写本《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清楚地知道这两处道路的走向。由此可见，《皇华四达记》所载道路，正好覆盖了唐朝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直辖的范围。
上述《皇华四达记》所记道路上主要的“城”，大多数在中国传统的名称之外，又有了唐朝羁縻州的名称，其他则是唐朝军事系统的镇、守捉、戍、堡、烽、铺，也有馆驿系统的馆（我们在此类唐朝命名的行政单位名称下用专名线以提示），说明这是显庆三年后唐朝在西域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建立镇戍守捉等军事防御体系的结果，而连接这些府州、镇戍的道路，则是所谓“开通道路”的结果。这个“道路”不再是普通的道路，而是唐朝具有法令意义的“官道”或叫“驿路”了。“别（列）置馆驿”也是唐朝灭西突厥汗国、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后的一项重要措施。按唐制，官道上三十里置一驿，非通途大道则立馆。在上述《皇华四达记》中，记录有西州、焉耆间的吕光、新城馆；拨换、疏勒间的济浊、谒者、葭芦馆和疏勒、于阗间的羯饭馆，总计六所。这里没有记录到“驿”，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是西域道路多非坦途，所以馆多驿少；另一可能是《皇华四达记》主要依据的是开元天宝时的材料。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唐高宗、武周时期的西州馆驿多称为“驿”，到玄宗朝似乎都改称为“馆”了[22]。但西域地区并非没有驿。《资治通鉴》卷二〇九记景龙二年（708）突骑施酋长娑葛攻四镇，“生擒〔阙啜〕忠节，杀〔唐御史中丞冯〕嘉宾，擒〔侍御史〕吕守素于僻城，缚于驿柱，冎而杀之。”[23]岑仲勉先生疑这里的“僻城”或为焉耆、龟兹间的东、西夷僻守捉城之一[24]，可备一说。无论如何，这件发生在西域的事件，表明西域僻城内，设有驿站。
对于《皇华四达记》所在的道路标识而言，馆驿是最小的行政单位，所以记录较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西域地区的馆驿绝不止上面提到的六座。吐鲁番阿斯塔纳506号墓出土文书有《唐天宝十三载（754）礌石馆具七至闰十一月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和《唐天宝十三载天山县具银山馆闰十一月郡坊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25]，是上述西州至焉耆路上的馆驿，行政系统上应当属于西州天山县。岑参有诗，题《银山碛西馆》《宿铁关西馆》[26]，这两个馆应当都在焉耆界内。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库车西都勒都尔—阿护尔（Douldour-aqour）所得文书（大谷1508）中，有“大井馆”之名[27]，当为安西地区的馆驿名称。伯希和（P. Pelliot）在同一地点所获文书D. a. 41号中，有“馆马三匹送赴军事”的记录[28]，虽然没有馆的名字，但表明馆的存在。这样的文书还有大谷探险队库车所获《烽子阎敬元状》（大谷8071），其中提到“烽馆之人”[29]。从敦煌、吐鲁番文书可知，唐朝的烽铺和馆驿往往同设在一处，所以兼有防御和交通功用。另外，上述《皇华四达记》提到拨换、于阗间的神山等地名，没有说到它们的行政单位。但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唐于阗诸馆人马给粮历》（编号MIK III-7587）提到草泽馆、欣衡馆、连衡馆、谋常馆四个馆名，总名之为“神山已北四馆”（图1）[30]。据Hedin 24号文书，神山称“堡”[31]，这里是扼守和田河路的主要据点，作为军事堡垒之外，也应当有馆驿之设。谋常馆又见于斯坦因（A. Stein）在麻札塔格发掘到的M.T.0628号文书，有“谋常监馆二人粮（下残）”字样[32]，说明从拨换到于阗沿和田河的道路上都设有馆。另外，斯文·赫定（Sven Hedin）探险队在和田策勒老达玛沟地区所获文书中有《永泰三年（767）正月五日于阗百姓纳馆家草条记》[33]，斯坦因所获文书M.T.0634号为《贞元六年（790）十月四日馆子王仵□抄于阗善政等坊百姓纳租税条记》[34]，前者属于于阗王国的六城地区，后者可能是在于阗都城一带，说明馆在于阗地区的普遍存在。图1 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唐于阗诸馆人马给粮历》
这些当地出土文书记载的馆驿名称以及与馆驿有关的赋税记录，证明了唐安西四镇地区馆驿的广泛存在，而且说明显庆三年以后唐在西域地区“列置馆驿”的措施的确得到实行。安西都护府的落户龟兹，意味着唐朝一系列政治、军事、交通、运输体制的直接导入，其中唐朝的馆驿制度有一整套促进交通往来，提供食宿、马匹等交通运输的功能，这些隐含在馆驿名称背后的内涵是可以根据唐朝的制度推导出来的。
唐朝以安西为中心的驿路系统的开通，以及馆驿制度在西域地区的建立，成为唐朝军政人员、公文、物资往来的途径与支撑[35]，同时也为丝绸之路上兴贩贸易的商人，提供了有安全保障的通畅道路[36]。而反观此前西域王国分立状态时，商旅往来有诸多不便，如高昌王国与焉耆为争商道甚至兵戎相见。唐安西都护府的建立和对四镇地区的稳固统治，加之北庭都护府的建立，使得分立的西域绿洲王国及天山北路草原游牧部族成为一体，各自之间的道路通畅无阻，又有馆驿传递制度的保障，这为唐朝开元天宝兴盛的时代维持了一个东西交通的辉煌阶段。二、商业贸易的管理
龟兹位于丝绸之路中道上的交通要冲，这决定了它对东西方贸易一定起着重要的作用。龟兹地区气候温热，盛产麻、麦、葡萄、梨、桃等；傍山处宜牧，出良马、封牛；山中有矿，故黄金、铜、铁等冶铸业闻名西域。史书中有龟兹王国向中原王朝进贡方物的记载，如北魏太和二年（478）七月献名驼七十头；九月献大马、名驼、珍宝[37]。隋大业中（605—617）贡方物[38]。唐高宗上元二年（675）献银颇罗[39]。这些物品有的是龟兹本地的特产，有的则是外来品，由龟兹转手进入中原。吐鲁番出土北凉承平八年（450）文书提到龟兹所制的“丘慈锦”[40]。《旧唐书》提到龟兹有葡萄酒[41]。这些只是极其简略的提示，说明龟兹和其他丝路上的绿洲城市一样，有自己的特产，也有大量的转手贸易商品。安西都护府迁入龟兹，拉近了首都长安与龟兹之间的距离，交通的通畅给经龟兹地区的丝路贸易带来巨大的变化。
但是，由于传世文献记载和龟兹地区出土文书的相对缺乏，有关唐朝安西都护府在丝绸之路商业贸易上的重要性，学界似乎远没有对高昌、敦煌那样深入的了解。有幸在丰富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涉及往来安西地区的胡汉商人的记录，为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提供了素材。
由唐长孺先生领导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定名为《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残存八个断片，内容是官府审讯一个案件时双方辩词的记录[42]。学者们对其年代、地理、胡人贸易等问题做过详细的探讨，内容基本明了，但有些方面还有不同看法[43]。根据双方的辩词，大体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将内容摘要如下（相关文句后括注残片编号和行数）：
咸亨二年（671）某月，粟特胡人曹禄山在高昌县状告京师人李绍谨（又名李三），说乾封二年（667）禄山兄曹炎延与汉商李绍谨等自京师出发，经安西，至弓月城做买卖。同行的还有曹果毅及曹二（又名曹毕娑）等胡商以及炎延外甥居者（II/2-4）。李绍谨承认“向弓月城去时，从安〔西逐兴〕生胡向弓月城去”（III/12-14）。总章三年（670）年初，李绍谨在弓月城举借曹炎延练“二百七十五匹绢”（I/6-7），“付练之日，有曹毕娑及曹果毅知见”（VII/2-3）。二月或稍前，李绍谨与曹炎延“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I/8-12），“从弓月城行百里许，即逢安西有使四人”向玉河军（IV2-3），但曹炎延未达龟兹。随后，曹禄山及外甥也追逐李绍谨之后去了龟兹（II/8-10），而曹果毅及曹二则留住在弓月城（II/2-4）。以后，他们二人更向西去，不知见在何处（VII/3-4）。总章三年三月改元咸亨元年（670），四月安西陷蕃，曹禄山等和李绍谨一同随安西都护府从龟兹撤回高昌（III/1-2）。咸亨二年（671），曹禄山因不见其兄，故于高昌县状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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