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殷允岭,陈新

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焦裕禄试读：

第一章　天问

全篇多用四字句式，问题一百七十二，有自然天象、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等方面，生惑生疑而仰首长啸，对天发问，其势若电闪雷鸣，其情若热血沸腾，其韵若九曲回谷，其气若七彩长虹。而今再作“天问”，却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之象：不问一百七十二，而究其一理；不及天文地理，而解一人之谜。以今人之诚心、泪眼、正气、洪声，不只问人、问地，而且问天。《天问》即是人问，人意即是天意。

为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执政第十五年之际，也就是1964年，党的群体之内便出现了一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是历史的必然，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人民的呼唤？

为什么一个小小“七品芝麻官”之死，竟如天塌一角，地陷一方，举国震动，全党哀悼？为什么在无硬性规定的前提下，举国民众会自发地高唱挽歌而倾心饮泪，越唱越响，越唱越悲？

为什么在安葬、迁墓、铜像落成之际，先后三次数万群众自发集会痛哭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这个前无古人的“最高待遇”和泣天动地的场景说明了什么？

为什么焦裕禄去世四十余年间，每天都会有数不尽的人——教授、干部、军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儿童，络绎不绝地来到焦裕禄墓前虔诚祭拜，怀念呼唤？为什么连大洋彼岸的白种人也会在蓝眼睛里盈满泪水，以流畅的西文书法，写下崇敬焦裕禄的文字，并留下永作纪念的照片？

为什么在风沙碱涝肆虐中、饥饿劳作苦累中跟随焦裕禄流血流汗、战天斗地，而又饱受过他严厉批评的公社书记、今天已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有福不去享，有房不去住，有亲人不去享天伦之乐，却孤单地住在焦裕禄纪念馆旁的一间小房内，执拗地担当焦书记的守墓人？

为什么焦裕禄纪念馆会在四面八方众人的捐款中越建越大：河南兰考县纪念馆一再扩建，山东博山纪念馆也连年发展？

为什么焦裕禄夫人徐俊雅——这位与丈夫同甘苦共奉献、曾任兰考县副县长、人大副主任的坚强自觉的老人家门前的小路，会被来自海内外的作家、记者、编辑、干部、军人、群众的沉重足迹踏平磨亮？为什么连同她的六位子女也成为众人访谈的焦点？

为什么在焦裕禄死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红旗》、《求是》等全国大报大刊纷纷发表一篇又一篇社论和重头文章，对焦裕禄其人其事、其业其绩大唱赞歌？为什么全国千百家地方报刊刊发数不尽的悼念、学习焦裕禄的文章，可谓连篇累牍却无人生厌？

为什么焦裕禄未及见到的世纪伟人毛泽东会于1966年9月1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与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合影留念，又在同年国庆大典上接见了焦裕禄大儿子焦国庆？为什么万人敬仰、举世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也接见了焦裕禄大女儿焦守凤？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连串看似平常又不平常的举动，究竟向国人昭示着什么？

为什么在焦裕禄离开我们27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2月9日亲赴建于黄河故道兰考县城的“焦裕禄纪念馆”，挥毫写下了“向焦裕禄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深得党心民心的题词？

为什么在焦裕禄逝世30周年的1994年5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亲赴兰考为其铜像揭幕，受到数万群众自发而热烈的欢迎？他的讲话为什么会引起数万群众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数万双期待和渴望的目光中究竟看到了和领悟到了什么？

为什么撰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的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格外尊重和敬仰？为什么事隔24年之后，在全国人民对于腐败风气同仇敌忾、大张挞伐的时候，这三位功勋记者又在《人民日报》上宜天、宜人、宜时地发表了甘如春露的通讯报道文章《人民呼唤焦裕禄》？

电影《焦裕禄》并无高超的艺术技巧和高科技的表现手法，也无华丽的布景与场面，况且也只是朴实地反映了焦裕禄在兰考县一年多时光里的部分事迹，为什么能够让亿万观众在电影院和电视屏幕前泪如泉涌、悲切抽泣？其石破天惊的效应和超乎寻常的感染力量究竟来自何处？

为什么有的领导干部、包括某些高级领导干部在台上作威作福、发号施令的时候，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已经“死去”；而焦裕禄离世四十余载却每月每日、每时每刻依然活在人民心中？

人意即是天意。

天问即是人问。

天地良心，人心党心。

第二章　山高水长

在焦裕禄属于河南省尉氏县、洛阳市、兰考县和全中国之前，他首先属于诞生过孔子、孟子二圣的山东省，属于诞生过蒲松龄的淄博市，属于诞生过清代诗人赵执信的博山县所辖的崮山镇北崮山村。孔孟之乡深厚的文化沉积层和博山、崮山境内的山水之灵气灵音，形成了这位中国骄子的生身的“规定情境”以及生成之缘故。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所造就的入云的高山，便是铸成这位一代人杰之光明、磊落、无私、豪壮性格的根本。

博山地处鲁中山区北部，古称颜神，属青州府益都县所辖，乃山东重镇之一。清雍正十二年（1734）置县，现为淄博市的一个区。它北邻般阳故地，南接沂蒙之野，东望青州旧郡，西通泰莱古道，历史久远，文化昌发，地蕴宝藏，山川毓秀，是著名的陶瓷、琉璃之乡。

崮山镇北崮山村便在博山东南35里处，海拔811米高的岳阳山南脚之下，依山傍林，清风流贯。该镇与北、南、东崮山村之得名，皆因围绕一名曰“崮山”的山峰。“崮山”挺拔奇秀，若东天一柱，约海拔300米左右。

据北崮山村村志碑记载：北崮山村，博山城东南13公里。处岳阳山、崮山之阳。明正德年间建村，以山名村曰：孤山庄。后沿革为“北崮山”。又因处南崮山村之北，故名北崮山村。清康熙九年（1670），《颜神镇志》载村名“孤山庄”。乾隆十八年（1753），《博山县志》载村名为“北崮山”。民国二十年（1931），《博山乡土志》载村名为“北崮山村”，隶属益都县……清雍正十二年，属博山县……

及至焦家一族在此处的根植情况，《焦氏族谱》中有简明介绍：“吾祖自北直枣强于明初迁于山东章丘清平乡，六世祖又迁莱芜县焦家峪庄。祖讳平，则迁于北崮山定居。”

可见，是一位叫焦平的祖先，带领族人迁到了北崮山。待焦氏家族旺盛之时，共分为十支，焦裕禄所在一支为第一支即“长支”。

由村志碑载文可见：崮山之原名应是“孤山”。“孤”之含义显而易见：除离海拔800余米高的岳阳山近切之外，距所邻诸山皆可称远。不但孤零，而且突兀，山四周坡地极少，如巨塔之基座，只是更粗壮些罢了。由粗糙沙石堆叠上去，自山之四面，皆有羊肠小道委曲而上。道旁多生山枣、野榆、刺槐、藤蔓树草，还有野花多类，其香也杂。立于崮山山顶，发现其面积仅有一个农家小院大小。立于平顶上，东望便是东崮山村，南望便是南崮山村，唯北崮山村不在正北，而在西、北两面。

焦裕禄的老宅可以仔细辨认，乌灰的草顶，掩映于几棵槐间。自崮山的西北小路下山，循麻石坡路而下，便至故居门前。与博山山村所有农家一式，焦家小院的大门面南而开，小院面积约三四分地。与大门相挨的三间南屋，便是焦裕禄的生身老宅。与南屋相对的尚有三间堂屋，门窗朝南，基座亦高，为焦裕禄堂兄焦裕祥所属。

因了多山多石的缘故，这里的民房多为石墙。也因了山间多杂草，平地多种麦，苫房顶多用厚草麦秆，焦裕禄家三间南屋便是石墙草顶。他的老父老母在这栋老屋内度过了一生。焦裕禄在老屋内住到青年时，又在老屋的西山墙接搭了一间小屋。小屋除东山墙依老屋石墙外，为防风剥雨蚀，西山墙亦为石砌，南、北两面墙壁，则为土坯建造。小屋比老屋山尖矮约1米，门头高度为1.5米左右，矮个人进门，亦需低首。青年时已长成身材的山东大汉焦裕禄，却将此屋充作他与第一个妻子郑氏完婚的新房，并栖息多年，在此生下了他们的头生男儿——连喜，这是后话。寻根叙来，则须提及焦裕禄的祖父焦念礼：这位一生贫穷、一生刚正不阿的老农、小油坊主人，和他的妻子，在这石墙草顶的三间南屋内，生下寿命不长且又苦命的儿子——焦方田。待到苦命的焦方田夫妇的第二个儿子焦裕禄在三间老屋内出生的时辰，正是公元1922年8月16日的黎明。

穷人添子，说喜亦喜，说忧亦忧。喜的是焦家有了两个儿子，如人有双拳，增小家气势；忧的是动乱年代，民不聊生，粮贵柴缺，炎凉交迫，家徒四壁，捉襟见肘，添丁不如减口。况且，那时节穷人的孩子是穷命不贵，谁也不会料到，如千家婴儿一样哇哇啼哭的骨瘦如柴的男孩，会出息为全中国“七品官”的榜样，甚至是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的榜样！会风雨雷动至全世界知晓的地步！

亦如千家所养的婴儿一样，他需要有一个名字，一个无论阿狗阿猫可称之为“记号”的名字，以便爹娘兄嫂乃至所有人呼唤他。但是，焦裕禄的爷爷焦念礼，那位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山东汉子偏要生出不认穷命的志气：他请来一位识书知礼的私塾先生，要给这位小男子汉取一个兆示生活幸福、美满、多财多禄的吉祥名字。于是，“裕禄”这个名字在那个穷家中别别扭扭、绕口绕舌地唤开了，以致他的目不识丁的母亲一辈子都没能理解“裕”便是富裕宽裕，“禄”便是俸禄——皇封官赐的薪金，而宽裕的俸禄是会使那个穷家从物质到精神都抖擞起来，显贵起来的。

喜得孙子的焦念礼设计了这个可以一展宏图的名字，因而他要举行一个喜庆的典仪。据有关传说记载，那位因人逢喜事而精神焕发的老爷子倾其所有，慷慨地招待了私塾先生一顿萝卜丸子和豆腐汤。

无论焦念礼心中的憧憬多么美好，这位脸上布满千沟万壑般皱纹的庄户汉子，却要叫他的孙子首先学好穷人的必修课程——吃苦。赤日炎炎的夏季，带他到田间，在燠热的石堰旁经受火的锻炼。严寒的冬季里，带他爬上岳阳山，去拾取朔风吹折的树枝。披雪的山坡凝晶如玉，小小的禄子（焦裕禄的昵称）在雪与冰的沟坎坡崖间滚打摸爬，体味着寒气的彻骨。

春天来了，整个崮山、岳阳山上飞红流绿。穷苦人没有心思赏景，由它自个儿美着。焦裕禄的爷爷焦念礼带着他的儿子焦方田，开始耕种着山岭薄地。焦裕禄的母亲，那位贤慧、聪明、勤劳的女人提着竹篮，开始教她的小儿子认识野菜：马齿菜、花荠菜、灰灰菜、苦苦菜。一棵棵拔来，一篮篮洗净。幼小的裕禄连同他的小哥哥喝着野菜的汤粥，唱起赞美救穷人性命的野菜的歌子：灰灰菜，苦苦菜，十吊铜钱俺不卖，胜过山珍海味菜。

唱到高亢处，菜绿的脸色也在放光：荠菜棵，熬豆沫，大碗冷着小碗喝，松松裤腰喝三锅。

崮山、岳阳山上的五谷与野菜哺育着小小的裕禄越长越大。地灵则人杰，小裕禄自小便透出了聪颖的灵气：听话，温顺，乐观，爱笑，懂事。黄白的面庞上，最是一双大眼有神。一分精神一分才，焦念礼从孙子的时而活泼灿烂、时而凝晶沉思的眼中看到、感觉到了不凡的东西。他说不出究竟，只是在一天的疲累之后咂着烟锅笑看着孙子，心中生出的希冀，远远超过了他那6亩山岭薄地。

与爷爷一样对裕禄喜爱的人是裕禄的爹爹焦方田。这位自小就穷怕了、苦怕了、累乏了的男子似乎属于性格懦弱的人：他多愁善感，而又明明白白。他认识世界太多的苦难，从而也断定自己一生难以走出苦难。对于他的两个儿子的越长越大，他生出于心中的不是希望，而是惶恐。他以为这个世界上又要多出两个如他的苦人了，盖屋，种地，娶媳妇，过日月，生孩子……他几乎肯定地认定：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这一切，也不敢希望除他之外的家中人能够改变这一切。忧郁、绝望的情绪笼罩着他，也在影响着整个家庭氛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焦裕禄的母亲，一位贤慧、耐劳、乐观而善良的女人。这个遗传给裕禄优良基因、而又影响他形成个性的母亲的娘家并非远处，就在北崮山村咫尺之遥的南崮山村。她的父亲是一位心地善良、手艺精良的木匠师傅。由于他的手艺、仁义皆得众彩，因而在当时百姓之中堪称富裕。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木匠生有五子一女，唯一的女儿便是掌上明珠李星英。在这位老先生的盘算中，五个儿子完全可以撑起李家的门面：种地做工、内务外交、亲情来往无不井井有序。他不以多子恃强，不以营生弯腰，而最最放心不下的，却是乖巧的娇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为心爱女儿择婿，李老先生一不图钱，二不图势，三不图宅田地产，而要一老实可靠的夫婿，确保女儿不受苦待，至于日后接济，老木匠称得起大方。

但是，聪慧的李星英在婚后的不长时日就明显地感觉到，她的憨厚、壮实、诚实、知疼知热的丈夫焦方田的性格中有着懦弱的负面：没有“夫妻恩爱苦也甜”的情趣，没有“鸡生蛋、蛋生鸡”的发家雄心，没有离开分家所得几亩山地求财的勇气。这位在孔孟文化熏染下、正统家庭规范下长大的女子并不嫌弃她的夫婿，在飘若游丝的一丝恨铁不成钢的憾意中，说说笑笑、劝劝慰慰鼓起了自个儿的勇气，萌生了亦男亦女的女丈夫气概。

不论焦家的后人还是北崮山的邻里们，都还对这位人杰的母亲——年轻时的李星英存留着鲜活的记忆：她立下了志气，不靠娘家接济。一步两个门的娘家近路，她也不常走动。每日里披星戴月，风风雨雨，山上的活也干，地里的活也干：播种，收割，拾柴，剜菜。不嫌贫，不羡富，孝敬公婆，哺育儿子。对于“四德三从”的遵循，似乎到了唯命是从的程度。

对于焦方田与她共同撑顶的穷家，她努力地不让它露出穷相：地上无灰土，壁上无蛛网。无论老老少少所着衣袜鞋帽，只见补丁，不见破洞，且每日每时干干净净。裕禄生来便是穷人的孩子，便要首先教会活计：拿东递西，赶狗撵鸡，拾柴剜菜，擦桌扫地。那时节，娘家南崮山村中建有一处学堂，在博山颇负盛名。近朱者赤，娘家的老爹虽然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未叫她进入学堂，但从那风吹而来的朗朗读书声和阵阵校歌声里，心有灵犀的小星英似乎已被文风熏染，诸如“一二三，三二一……三光者，日月星，三才者，天地人……”这些支离破碎、零零星星的词句，竟也记了几句。记住了便教给自己的孩子，裕禄与他的小哥哥尚在不解词意、口齿甚是不清的时光，已经学会了挺胸、收腹、立正合唱一支好听的校歌：睡梦醒，鸡叫声，抬头一看亮晶晶。先穿衣，后穿袜，然后体操练步伐。见老师，鞠躬礼，见了同学也如此……

作为焦裕禄这位党的好干部生成原因的重要一点，就是他不单在幼小之时接受了艰难困苦的洗礼，而且如此这般地接受过自然的、亲切的“学前教育”，从而为自己的生成长成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在这样的情形下，焦方田似乎应该得到一份穷苦中的微甜，从而增长了自己生活中的勇气。但是，这位忧郁性格的农民心中的黑暗似乎太多，忧愁似乎太重，妻子的贤慧能干、聪明自持只能令他羡慕，孩子的聪明机智只能使他亏心：他们不该来到世上。他们像活泼的鱼儿生在淤泥的浅沼，浑浊的泥水只会越耗越浅，直至干涸而后毁掉鱼儿。他认定悲惨的结局正等待着这个家庭，并且不会有改变命运的可能。因而他每每看见妻子的苦劳和儿子的欢笑，便会产生揪心的苦痛。

在艰苦的生活中，糠菜充饥的裕禄似乎长得太快：细胳膊细腿细脖颈，长长地长起来，黄黄白白，像一棵豆芽菜。但是，那高高的前额下、那挺直的鼻梁上的一双黑眉和一双亮眼，与脸面的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那微微上挑的眉中透着少儿的英气，那一双亮眼透出活泼、聪颖和坚定。每当遇到难解的问题，小小的眉心竟会锁起来，一副用心用力、全心全意投入思考的样子。如果没有家庭的窘境，没有爹爹的长吁短叹，也许长大成人的裕禄会是另一种精神面貌。如果没有爷爷的乐观，没有母亲的坚定，长大了的裕禄也许不是如今的国人、世人心目中的样子。但是，一切都在这个“既定情境”中生成了，一如浅沼中生出了耐浊水、耐干渴的鱼儿。

关于如今的焦裕禄得以形成之关键一步——上学学得了文化——的契机，苏卫同志所著的《艰难的历程》中有如下描述：……焦裕禄上了山，要寻些野果来给娘吃。他一到山上，就被那飞来飞去的彩色蝴蝶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稚气的脸上漾溢出喜悦，身不由己地追逐起来。忽然，他看到前面有一座屋，里面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他好奇地趴向窗台，看见一个私塾先生踱来踱去。他想：爷爷常说，再过一年，就叫自己念书了。他说穷人读书不易，要立志气，努力学习。他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偷得这个机会，认真听讲……

有没有这样一种机缘始得读书，人们并无细究的必要。可以肯定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他的外祖母家与南崮山村小学为邻，又应验了“近朱者赤”的古语。而且，南崮山村的那位手艺和仁义广博众彩的老木匠与他的五个儿子，不会不把亲骨肉的传人送进身边的学堂里。

入学之后的裕禄不会是平凡的学生：他的各项成绩均名列前茅。与焦裕禄同班的同学李洪生老人毕业于该校，退休时为该校的教导主任。还有一位与焦同桌的同学李安祥老人，他的家住在东崮山村，做了一生的教师。回忆起同窗时的裕禄，使二位老人称赞不已的，便是裕禄的好脾性：不站稳不说话，不笑不说话，不说不讲理的话，不饶舌，无废话，不快不慢，不瘟不火，恰到好处。更让人赞叹的是：他与什么人都合得来，年长的、年幼的，貌合、神合、情合，心与口合。没有不合的人，无论此人什么性格。而且乐于助人，没有不愿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事。命运，便是人物性格发展的结果，这种童子功的修养、演练、完善、发展，是他变成如今人们心中之焦裕禄的必然过程。正像一棵生长于崮山之下的银杏树，在它的果实缀满枝头之前，曾有过萌芽、发枝、抽条、开花、结果的过程。

李安祥老人回忆说：南崮山小学的正规名称应是“博山县第五区第五高等学校”。四年级之前为私塾；自五年级始，念洋书。李的祖父是颇有钱财的富人，能供李安祥去博山城里念中学。当时的他年纪尚小，只身进县城大学校，颇觉孤独。家人担心其不能自顾，故让他重回南崮山小学复读六年级，以便待下批同学一同升入博山中学。

李安祥本来成绩就很好，回校复读，成绩则更好，与焦裕禄同桌学习，二人竟不相上下。由于焦在那时年龄大了些，因而性格之修养更加美好，已经具备了某种“学长”风度。他善解人，能容人，宽以待人。男同学信服他，女同学信赖他，老师信任他。是时裕禄家中正穷，却不露一丝穷相：发白的旧学生服，洁净的鞋袜，黑眉，亮眼，既沉稳又文雅，既大方又潇洒。遇到更困难的学生有了零用之急，便从上衣袋中掏出无论舅父、外祖父给的零钱，慷慨送予对方；同学遇上难解之题难解之词，他娓娓道来，不骄不躁，有板有眼。这种素质的体现几乎已能证明他必将成为国家栋梁——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而唯一欠缺的，似乎还略少一些男儿气概。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磨练，体现这种气概的举动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他曾经学山东响马秦叔宝的仗义情怀，教训过一个仗势欺人的富豪子弟。他曾经为保护早已长出春苗的土地，阻拦一个乡霸的牛车，以拼掉小命的勇猛，甩出过反抗的石块。虽然他被那个悍恶的壮汉打了个满地翻滚，他却第一次体味了斗争和复仇的快乐，从而在温文尔雅与苦读苦学之外发展了人生性格的另一面，而这个“另一面”则是他今后参加革命的原始动力。

此种只可理解为一种反叛性格的萌动，它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条件。据他的同桌学友李安祥回忆，那时的焦裕禄心目中崇拜的人物，还只是乡中的头面人物。这些头面人物不是财主，不是官僚，不是学者，亦不是诸如外祖父之类的仁义工匠，而是想做一个在十里八乡德高望重、识文断字、凡事皆通而又愿意为人辛劳的“总理”的角色。

这可以作为他一时间触景生情的随意意识，亦可作为他眼界不宽的俗念。但是，这种意识却是极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萌芽。乡中的“总理”委实辛劳，为百家婚丧嫁娶操心费力，从迎送招待，到亲情礼节，到钱财粮物，再到座次安排，无不周密运筹，合理调度，事无巨细地一包承揽。他可使贫者省钱省力地办好喜事，创造出喜庆气氛、圆满婚仪。亦可使贫者的丧殡在失去亲人的苦痛中尽节尽俭，而又不失送终的体面。在遍及中国的红白筹事中，都有这类人物运筹其间。焦裕禄幼时理想要做这样的人，初看似乎好笑，但若设身处地于其中，便也得知这就是乡中头面。焦裕禄能在读乡间小学时理想“乡中总理”，也不失为一个想做元帅的士兵的风度。

中国是一个偏重文学的国度，“民国”时期尤重此科。焦裕禄的语文课成绩是优中之优。由于他的记忆力非凡，因而能够背诵长篇的古文，长卷的诗章。也因为他有着极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才气横溢，他在回答老师所提问题时，或与同学的讨论中常常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更令人捧腹和倾心的是，他的不动声色的幽默，随时随地而表现的机智与即兴游戏，使他充满着少年才子的魅力。

李安祥老人仍能忆起，同桌的好同学裕禄的一篇好作文在学校引起的震动，那篇作文的题目叫做《阚家泉的风景》。因为全班的同学把它当做范文学习过，背诵过，老师又带领全班同学观看阚家泉，以便与作文之美相形对照，所以李安祥至今仍能背诵出那篇美文的章节：仁者爱山，智者乐水。我钦佩那些为国建立过功勋的仁人智者，更爱哺育过无数仁人智者的好山好水。而最令我喜爱的，就是岳阳山南山脚与崮山西山脚交汇处的阚家泉……阚家泉的泉眼有锅口粗细，传说有一条蛟龙自东海钻来，在此处出洞，洞口也就成了泉眼。清凌凌的泉水从泉眼涌出，在近处的洼地浸成一个小湖，然后冲刷出一条河流，流经南崮山我的学校，奔向山外的天井湾去。我常在湖里河里游水捉鱼，也想看见那条蛟龙是怎样自泉眼钻出，张开巨口对着山上的旱地喷水……

文章的全部千字有余，质朴沉稳，写景状物，既有传奇化，又有理想化，不愧为一篇模范作文。随着参观同学的触景生情，更多的描绘阚家泉的作文写成了，满校掀起一阵“阚家泉风波”。焦裕禄也在师长、同学以及乡邻的心目中成了才子，成了乡间的文科状元。

一个杰出人物的形成固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作为人物这个主体，他的根基、根本的强壮与丰满，才是出人头地，出类拔萃的前提。

焦裕禄性格及其命运的发展，有赖于他的整体文化素质的组成原因。如果说他的言谈举止、形容为人深孚众望，他的功课文采又能惊动乡里的话，那么作为他文化素养的另一面——最无形、最生动、最活跃的音乐天赋，则在证明他是一个形象思维、音乐感觉极其丰富微妙的艺术人才。

正像毛泽东把他诗人的想象力用于指挥战争一样，焦裕禄的整体文化素质，包括他的音乐天赋，在他今后的事业与命运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在那个当年已算高格的“博山县第五区第五高等小学”里，雄厚的师资力量已足以教导学生组成一支时髦的“雅乐队”。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支包括学习二胡、笛箫、琵琶以及西乐军号、钗鼓的雅乐队也堪称大雅。品貌兼优、才华出众的男女学生皆集其内。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歌舞雅乐，风采极尽。

焦裕禄初司军号，在操场上练，在野地里练，在崮山山顶上练，在岳阳山丛林中练，练得腮腺肿胀，练得腹空气短。然而，号音却逐渐圆润，高亢，挺拔，嘹亮。之后又练二胡，滚指运弓，打砸滑揉，快弓慢弓，或欢快或优柔，皆拉出个人情韵味。之后又练鼓乐了，打出个气势，打出个节奏，打出个花点，从做派到效果，皆被大家赞许。

歌队在乐队伴奏下演唱，时正逢中国革命风起云涌，进步思潮、革命思想已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学校传播。南崮山小学的教师中不乏热血青年，因而当时所授课目、所练节目皆有进步意义，借古而抒激情的歌曲有《木兰诗》，女生歌队分部合唱，悲壮凄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因明了木兰从军的悲壮，又念及国家兴亡，歌者乐者热血沸腾，常有泪流满面的情形。还有更加贴近现实、亦更加昂扬激情的外来歌曲，据李安祥老人回忆，最爱唱最上口的便有《伏尔加船夫曲》：哟嗨呼，哟嗨呼，纤绳拉得肩背麻。哎哒哒哎哒，哎哒哒哎哒，纤绳拉得肩背麻。……

这是一首描写劳动者苦痛的歌曲，没有“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的情致，却是劳动人民乏力苦累的写照，唱来令人想起自己握镐肩锨、惨受压榨的父亲。另一首纪念“济南惨案”的歌曲，则激起广大师生和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这首歌不单在校园唱，亦在村街乡集上唱，常常是学生唱，众人和，无论村妇童叟，皆能随声附和：五三事变真可惨，日兵到济南。蓄意寻衅端，灭公理，恃强权，意在逞凶顽。炮火猛射击，军民饮弹丸……

在这样的激情澎湃中，少年焦裕禄已被熏染了革命思想。如果以直线思维推断，小学有成的他定会一而十、十而百地升学及第，顺随官府时可做民国官员，参加革命时也要做共产党儒将。但是，焦裕禄只是一个农家子弟，并且是一个见世面不大的山乡农家子弟，他的眼界、他的思想境界都不可能使他超越贫穷的围困，挣断生活的枷锁。

自1935年始，这块穷乡僻壤接连遭受天灾，或旱或涝，或蝗或雹。焦家的几亩薄地连年歉收，父亲焦方田开始愁死愁活，母亲李星英的破补烂缝、野菜干柴已不能维持焦裕禄的求学之用。外祖父逝后，南崮山的五位舅父各宅另院，妻子儿女，家家都有了一本难念的经，照顾这个外甥的学业，已到了有心无力的境地。

第三章　苦难深重

1936年，这位小学五年级的高才生，风华正茂、有望成长为倜傥状元的焦裕禄辍学归田了。这种痛苦的抉择是裕禄自己的主见：他不忍看父亲忧郁的眼睛，不忍看母亲强作笑颜的脸，不忍听爷爷撕心裂肺的咳嗽声，不忍看全家清一色的菜绿的面容。他开始像中国无数故事中描写的人物一样，成了一名英俊矫捷的砍樵郎。他砍的柴火不是去卖，而是为了自家的灶下生火，用热锅炒黄豆粒，然后用油坊的石碾碾轧。

无数的人攀上岳阳山，争砍秃头毫发般稀疏的树木。崮山上的树棵荆丛被砍削溜光，他站在如农院般大小的山顶茫然四顾：看见南崮山小学的院内，仍然有蚁群般的同学欢跳雀跃，仍然有昂扬的鼓乐声震荡过来，他却不再是山顶练号的学生了。在这个高度上俯瞰破烂的家屋，发现它刺毛的草顶像一只死卧的草鸡。看见青瓦一片的财主家中树高花艳，红入绿出，正有十分的热闹，他在心中暗想：这世界真不公平，富人就富成那个样子，穷人又穷成这个样子，穷人每日里苦累不堪，富人却坐享其成，这世界真不得了！目光中不免茫然。

焦裕禄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娃娃，他还找不到解脱穷人苦难的钥匙，历史还没有形成风起云涌的革命气候，责任感只能促成小裕禄像个有模有样的男人一样，用他还嫌稚嫩的肩膀，勇敢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

他开始修理他家的一辆破旧独轮车。曾经握笔操弦的一双嫩手，如今毛毛糙糙地穿钉抹油，加绳捆袢，他要推起这辆爷爷和爹爹推过的独轮车，把自家油坊的油、别家油坊的油运到博山城里去，再从博山捎回金贵的煤炭。

据焦裕禄之侄，如今的博山焦裕禄纪念馆工作人员焦守忠叙述：焦家在那时继承了从焦念礼的爷爷辈上传下的油坊财产，只是由于那时候的人食不果腹，油坊生意只可惨淡经营，朝不保夕。油坊的基础设施是两个并列的青石大碾砣，滚碾于亦是青石铺就的环形碾道上。碾砣上出一石凸，合辙碾轧于碾盘槽内，无论是豆粒还是蓖麻子匀撒碾盘，均可碾成扁子作榨油之用。

为了拉动这两只巨大石砣，焦家还养有一只老弱骡子，它像一个只吃糠菜的人一样——因有草无料而步履蹒跚，老态龙钟。它在环状的碾道中一圈圈走着，肩肉被木制枷板挤压到脊上，以至两肋的瘦皮绷紧起来。它的头深深地低下去，抵触地面，颈下的瘦皮则垂垂吊吊，抖抖索索。为了怕它偷吃碾盘上的豆类，有一副破布缝制的“眼箍”，戴在它双眼上，不透丝毫光亮。经常地有骡子的老泪自“眼箍”下滴落，母亲说它老了，已通晓人性。

它在青石铺就的环状碾道打转，一日日，一夜夜，每当它的钉了蹄铁的蹄子跐滑了青石，便会发出吱吱的、令人害怕的摩擦声，每当它的步履因无力而蹒跚，父亲便以铁铲刮削碾盘——使它产生“活儿将完，正在收粮”的错觉以便能鼓足最后的干劲，快走几圈。年轻的裕禄以为这样对待骡子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也“通人性”，你不能欺骗一个心里明白而又不会说话的哑巴！他常常故意给它戴偏那副眼箍，使它能够偷吃一点豆料。当他发现那可怜的老骡子并不敢稍有造次的时候，他不得不可怜它的老实，而又愤慨它的窝囊了。

在无月的深夜里，焦裕禄曾经听见老骡子深沉的叹息声，恰如房内半夜失眠的老父的作为。猛悟到他自己要与父亲有所不同了。打碎那个黑暗世界的概念还不可能形成，而用自己双手、双脚改变命运，挑起家庭重担的决心，却在此时下定。

当他推起重载的油车、煤车，蹒跚于从崮山到博山、从博山到崮山的崎岖山道上的时候，他感觉到他和老骡子所不同的是：眼上缺少一副眼箍。他双手握住车把，弓身探首，车袢把脖颈的瘦皮挤压至脊上。他的腰臀不住地扭动，以便调整着、维持着独轮车的平衡。上坡的时候，双脚跐滚着吱吱发响的石子，摇首甩飞淹眼的汗珠。下坡的时候他全身后坠，以便制住这匹“惊骡”的冲栽。他的车不止一次地翻倒于陡坡下、滑坡上，他做梦都想有一辆驴拉的车和一条二尺宽的但能平坦些的路。

那匹老弱的病骡子疲饿而死的时候，全家人哭丧般大哭了一场。焦裕禄感觉到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他们家不可能买得起一匹新的骡马或牛驴，油坊的营生就要倒闭，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支柱的断折，也就是一家人陷入更深苦海的开始。而且，“通人性”的老病骡子与人并无太大的不同，人在病饿苦乏、体力透支、精神崩溃之时，也难免一死的。

他忽然联想到父亲深沉的如同病骡的长叹声，看见父亲忧郁悲伤的双眼，也恰如临死前的骡子，不祥的预感便像灰色的影子印在了他的心头，而唯一能有希望避免不祥的举措，便是他要挑起一副新的担子，走一条更窄更陡更险的路。

焦裕禄的豆油小车推不成了，要去下黑山小煤窑。在淄博当地有一句精当确凿的大实话，描写“煤黑子”的营生——下了窑就算是活埋了一半的人。

焦裕禄不得不去做这“活埋一半”的人了。博山山区星星点点的小煤窑令人谈及色变——无论是斜井、竖井、地窝窑，都充满着死的恐怖：有成批的人被窑顶塌方埋在里面。有成群的人被瓦斯爆炸烧死在地下。最最可怕的便是“活埋”——窑口被塌方封住，人却并未砸死。成群的人憋在黑暗的地底，不知天日，不知生活，只盼着地面的人将他们扒出来。但是，这样的希望是根本没有的，不要说心比煤黑的窑主不愿舍血本而为之，就说那一镐一锨的劳动条件，难以展开救援的低窄的巷道，就是人们来救，没个十天半月别想扒通。而那深埋地底的活人，由于极度的焦躁与恐惧，大多活不到那样多的时日，因而在将尸首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常出现的是目不忍睹的惨景：许多人因为窒息之苦痛，胸部抓挠得血肉模糊；许多人为在塌落的煤堆中扒出一点缝隙，五指磨割得脱皮掉肉，白骨生生；许多人因不能速死，在极度的饥饿中，吞吃自己的棉袄……

当人的温饱之需不能满足的时候，危险就被置之度外。而且，穷人的生命历来是不值钱的，虎恶狼恶不如饥恶。焦裕禄钻爬于狭窄的煤洞中，像一条蛇钻于深深的地窖。他常常跪在地上，左左右右地刨镐，飞迸的煤块击打在他的脸上，污浊的煤尘呛入了气管和肺脏。有时候，他需要仰躺在煤泥地上，像水中仰泳一样钻过行道的出口。有时候仰着刨切头上煤层，被煤块矸石击打得鼻口流血。汗水与煤泥搅和一团，各种可怕的声响使他屡屡忆起民间故事中地狱的景象。

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是一个初步觉醒了的人，因而他的心灵的痛苦大于了肉体的痛苦。在窑主的怒喝下背煤出窑，在工头的斥骂中肩镐下窑，他的所得却不能糊口，更不能顾家。他觉得自己的前途恰若漆黑的煤壁阻挡在四周，使他看不到光明。

希望常常在绝望中诞生，在焦裕禄的人生旅途中，似乎注定要经过这样的痛苦艰难的时期，以完善他日之焦裕禄的生成过程，正像一棵插天的松柏需要严冬的考验，一颗钻石的形成需要大地的重压。假若当时焦裕禄不受那样的苦，那么今日之焦裕禄也许就不会有那种巨大的对于人生痛苦的同情心。这种苦对于焦裕禄来说还很不够，在未来的牢狱之灾和刀枪炮火的洗礼中，他还将经受更艰苦、更特殊的生与死的搏斗与考验。

但是，焦裕禄终究不再是鲁莽的不惜生命的拼命三郎，当他发现生命的赌博不能取得改变命运的成功的时候，他选择了从19层地狱返还18层地狱的道路：与相好的工友一同爬上地面，操起了破旧独轮车，开始运送煤炭的营生。

他不再是那个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焦裕禄，在经常的大汗淋漓中，煤泥把他的脸涂成包公的形象。在风雪暴雨中，运煤的车队像一队黑蚁一样，缓慢地爬游于山野窄路，翻倒的煤车便似一只病死的蚂蚁。因为上过几年洋学堂，还能记起几段触景生情的文字，一时忆起，心内幽咽不已：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若说“伐薪”，那是焦裕禄两年前干过的营生，只是如今所卖的，不是木炭而是煤炭。从古至今，劳动人民都与“穷苦”二字为伴，正如焦裕禄家老小的窘迫光景：“口中之食是糠菜，身上衣裳多破烂。阴来阴去下大雨，病来病去病死人。”穷人的穷来穷去也并不是可以永远穷活下去的，灾荒年景便如斩断一根沤透了的、烂朽了的维系生命之索的利剑，令穷命气绝。

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便是那条沤透了的可怜的绳索，博山地区所逢的灾害年景，便是斩断这条绳索的利剑。

民国三十年，博山大贱年景：春天大旱，夏季歉收，秋季作物播种的时候，正是赤日炎炎、赤地如火的暑天，山地仍旱得裂缝，干地播种的秋玉米，待到秋来还是蔫蔫的枯黄颜色。屋漏偏遭连阴雨，那一年的秋寒又来得太早，离“秋分”尚有好多时日，北风便呜呜刮起。寒潮侵袭着晚秋作物，枯黄的玉米的秸秆叶片，在瑟瑟的抖索中卷曲欲泣。“胎中”逢旱，“产期”逢寒，这是老天要绝人粮。那一年的秋季几近绝产，苦熬了春夏百日，一切指望皆在大秋的焦家，面对着寒秋，设想着漫长的冰天雪地的冬日悲惨，痛苦之状超过了病弱老骡的死去之时。

那位穷怕、苦怕、累怕了的性格忧郁的焦方田，不再长叹了，他的目光开始呆滞而奇怪：时而柔情脉脉，时而凄苦万端，时而惊惊惶惶地看破屋，看老树，看妻子儿子。家人顾不得疑惑，顾不得纳闷，该运煤的运煤，该拔草的拔草。年迈的爷爷焦念礼已至眼花耳聋的苦境，对于儿子的异状，当然也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

只有焦方田一人知道，那位亦是焦家子孙的富豪焦兆忠，在他上坡种地路遇的时候，在他的妻子儿子不在家的时候，已是多次前来逼要那10块大洋的债。

最初借焦兆忠洋钱的数目，大约只是在2～3元之间。那时油坊的石碾还运转，焦方田借了这些钱，指望买一点豆料、蓖麻之类周转之后立即还债。在他借这些钱的时候，心中或许闪掠过鸡生蛋、蛋生鸡的发家之念，亦或许看见焦兆忠慈祥的笑脸，心中生发了“血浓于水”的族家温暖之情。在他的油款难以周转的同时，他的老伙计——病瘦的骡子生了大病，焦方田与其说要救活这个同苦共难的老伙计，莫如说是要救活这座油坊和这穷困交迫的一家。但是，他的债没有还上，骡子也没有救活，油碾也似乎永远地停歇于碾道了。

债务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了。待到他的族家爷们儿逼债吃紧时，本利已至10块光洋。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知道焦兆忠逼债时显露的是虎狼之相，还是蛇蝎之相，却可根据《白毛女》、《血泪仇》的影视剧目出现的债主，想象焦兆忠凶恶的样子。但是，据焦裕禄的侄子焦守忠推论：焦兆忠逼债不会是那种凶恶的样子，凡是能记起焦兆忠模样的老人，都还记得他的宽厚、慈祥、斯文的长者风度。在焦氏家族中，他说一句，便算一句，他的一笑或一点头便是命令，不言语或者沉吟便是拒绝。不笑自慈祥，不怒自生威，压根不会像一个上门逼债的凶狠的歹徒。

但是，焦方田这个吃了黄连不叫苦的“哑人”，这个默吞了一包钢针不说疼的人，的的确确在焦兆忠讨债、逼债之后悬梁自尽了。虽然焦方田也的的确确是一个性格怯懦的人，但是，作为一个万物之灵长的“人”，在不被逼迫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很难出现一个自杀的念头、自杀的决心和狠心。他不会忘记，家中还有两个尚未成家的儿子。更不会忘记那位聪颖、勤奋、贤惠、可怜的爱妻李氏星英。他的死会给他的家人致命一击，会使这个本来破败穷困的家庭，再充满老父丧子、爱妻丧夫、幼子丧父的悲惨。因此，焦方田这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男人的自杀，一定是因为被逼迫到了“他认为”的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作为千奇百怪的生灵之长的“人”，各自具有着独立的自然的属性，有如虎，有如狼，有如狗，有如羊，还有如阴毒的蛇蝎、狡猾的狐狸。凶残的鳄鱼在吃掉猎物之前，却要流出一串串眼泪。以此种设想推论焦兆忠行为，人们一致认定他在无人的山坡或无人的焦家院内恫吓、威吓或者羞辱过这个近乎窝囊的债务人，而且将那种行为上升至残忍的程度。人们可以猜测他会典押他的房屋、他的土地、他的祖传的油坊中的石碾……

在业已出版的读物中，有文字记述了这个无德财主借助日本人的势力，要拉夫、要征兵、要将活人送至狼窟之中待日而烹的种种恶行，无论使用这其中的哪一条，似乎都可以吓死焦方田。随同焦方田的悬梁一死，这些都成了千古之谜而无从确切破解。

发现焦方田悬梁自尽的时候，是一个寒霜如雪的早晨：天刚蒙蒙亮，裕禄的母亲李星英端了瓦盆，到破烂的碾坊中去喂猪。那碾坊中杂乱得很，有柴草，有农具，有穷家农户的一应什物。对于男人的四更起床，李星英并无格外的注意：穷门穷户，若想不饿死冻死，就要拼命，起五更睡半夜已是寻常事体，李星英早早喂猪的打算，也是要趁了清晨时光做罢这一事项，再烧一口热汤，让年幼的裕禄喝罢再去拉煤。但是，她突然看见老实巴交、相依为命的丈夫吊在碾砣之上的屋梁上了，的的确确地死了。

在最初的如雷击顶的震惊之后，继之便是痛不欲生的意念，她握住那条长绳的余节，也想蹬上碾砣，伸颈于挽结好了的套中。还在年纪极小的时候，她就学会了这种拴油瓶一样的挽绳套方法，这种死套结无人教授，怕人一旦学会寻死方便。但是，李星英无师自通，她早就学会了它，并且就要尝试它那虽有致人死命的苦痛、却有解脱人苦难效用的药性。她全心全意地望了一阵和她同甘共苦、同饥共寒20年的丈夫，看了一眼她碾轧了20年的石碾，和碾道边瞪着惊恐双眼的瘦猪，她突然手腕一软，想起还在等她烧好一口菜汤，喝罢才能学牛、学马、学那匹死去的瘦骡一样上路拉车的儿子。

她必须做好一切才能去死，大儿子出门谋生去了，小儿子裕禄是她的唯一寄托。在这样的时刻里，她听见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唤娘的声音，衣衫不整的裕禄已经奔至她的脚下，睁着惊慌恐惧的大眼看那悬吊着的亲爹，看那已经挽成死扣的绳套。

焦家的小院里立时哭成一团乱麻，同病相怜的左邻右舍齐集院中，边哭边诉，诉出方田老实的一生、委屈的一生、苦命短命的一生。哭出方田身后的苦痛：70多岁的老父、愁苦的妻儿、破旧的老屋、薄瘠的两亩山地，还有尚未还清的10块大洋的阎王债……

裕禄伏在哭昏的亲娘面前，一遍遍唤着亲爹亲娘。说他会挑起穷家的重担，还清钱债，讨回血债。他说他要查清爹爹的死因，不做冤死鬼的儿子。他搀扶着哭不出声的爷爷，说要养他的老，送他的终，作为焦家的后人，他要混出个人样来！

在裕禄的劝慰中，李星英越哭越清醒了：她不能这样去死，她还有年迈的公公，她死了便是杀了他。她不能这样去死，她还有已长成山东大汉的两个好儿子，虽然混饭吃混出门外的大儿子不知所在。她还有二亩薄地，还有没还清的10块大洋的债务，她不能为解脱自己而对不起老小，南崮山村出身的李木匠的女儿，要有个贞洁烈女的心肠，贞洁贤慧的名声。

不管是穷死还是富死的人，都有个入土为安的殡仪。富人活着值钱，死了也值钱，铁炮红场，十日道场，金棺银椁，香烛纸马。穷人活着艰窘，死了也好打发。为焦方田送终的全部花费，便是用鲜杂木料为其拼凑一副棺木。鲜杂木从山上砍来，脱皮去杈，锛刨斧锯，忙碌一番便成。场面虽讲究不起，但“顶包打瓦”一项仪式还需要保留。

关于“顶包打瓦”的象征意义，崮山的百姓已说不出所以然来，但顶与打的程序细节却要确凿、仔细：孝子领棺出门，头上顶一个由草纸包裹青灰而成的灰包，包上放一片盖屋用的小瓦，领棺至村口之时，孝子举起头上屋瓦，掷地摔碎，从头上取下灰包，安放于棺材头上，然后领棺木入祖宗林地。焦方田的长子逃荒在外，“顶包打瓦”的义务，当然地落到了次子焦裕禄的头上。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古人传言的俗话，常是十分的灵验。在父亲上吊身亡之后，裕禄便担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能干动的活要干，干不动的活也要干。有一天，焦裕禄握起一把板斧，要上崮山去砍柴，上山的时候，并无任何的异常动静。一斧斧砍下来，连同松枝一起扛回的路上，他却遇上了牵着狼狗的日本兵和比狼狗还可恶的汉奸。在崮山遇到日本兵已不是十分的稀罕，从博山到此地的八陡村，都驻满张牙舞爪的日本兵。满腹忧愁、满心悲痛的焦裕禄只有愤恨而无有一丝惧怕。当他疾步走过日本兵和汉奸奔向家门方向的下坡路时，便听得背后呜的一声怪叫，一双毛茸茸、露出尖利爪子的狼狗的前腿搭到了他的双肩上，并且伸出了湿淋淋的红舌舔濡着他的脖颈。

烦恼中的焦裕禄只以为它是一条不通人性的狗在寻衅，而未想到两个汉奸会不由分说将他踹倒在地，并且结结实实地捆绑起来。他与汉奸理论，日本兵也赶了上来，发出狗吠般难懂的呵斥声，尽管日本鬼子杀人犹若捻蚁随便，成群的人仍旧围过来，以图哀求野狼放开这只刚刚丧父的羔羊。但是，凶恶的日本兵和汉奸立刻又在人群中抓住了另外的十几名壮汉，其中包括年已40多岁的焦念重。就是这位与裕禄同样苦难的焦念重，后来同裕禄一起被押到几千里外的东北抚顺煤矿，并且死在了煤矿的坑道之中。

在日本兵的驱赶下，在狼狗的撕扯中，焦裕禄的可怜的母亲哭叫着追了上来，想给儿子讲几句话，想给儿子递件破衣，却立刻被日本兵踢翻在地。年迈的爷爷是在裕禄即要出村时，被人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赶来的，他颤颤巍巍跪倒在地上，哭嚎着上天无眼，汉奸缺了祖德，日本人坏了良心。眼看这一切都不能救下孙子时，老人抓住了日本伍长的腿，“太君太君”地叫着，求他饶了这个还没成人的年轻娃娃。日本伍长以东洋刀的刀背击倒了老人，裕禄怒不可遏地跳了起来，日本伍长转而以刀尖顶住了他的喉头，只要他再跳一下，骂一声，那把冰条样的洋刀便会刺戳进去，结束他年轻的生命。

焦裕禄和众位乡亲男子被押往博山去了，焦念礼老人瘫倒在床上。悲惨又一次打击了多苦多难的李星英。她必须安葬好死去的丈夫，服侍好年迈的公爹，再去搭救被拖入狼窝的可怜的孩子。

焦氏家族的老老少少齐集于李星英的小院，商讨着焦裕禄被捕之后“顶包打瓦”的人选。乡俗与焦氏家族的一条铁定的规矩，便是死者无后人能做此事时，花二斗粮食，雇一个从伦理上能够代替的人代办。焦方田的大儿子离家出走两年，杳无音讯，生死难料。二儿子又身陷狼窝，九死一生，执丧的议事叫李星英拿粮雇人，已是势在必行的程序。李星英听从族家安排，也是节妇应循之理。

然而，李星英却不是俗人眼中的俗人，这位被几番雷击而未昏头的人，竟然陡生了绝处求生的勇气。如果说丈夫之死后她不舍公公、小儿的话，现在裕禄遇灾的今日，她将要拿出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的勇气，以她的生命和一切搭救自己的亲人了。既然要救活自己的儿子，坚强的她还懂得必需哪怕是可怜的一点物质基础：便是这几间破屋，二亩瘠地，一头瘦猪……及至二斗粮食，都属这家庭之体的肝脑手脚，缺一而不能活人。

虑及“顶包打瓦”一事的得失，已不是活命之粮的价值——它关系着对这个穷家草草木木、砖砖瓦瓦的继承权利，而失去了这样的权利，便似失去了救火的水源。在滚落山崖的途中，她必须抓住每一棵有望抓住的荆条，甚或一棵小草。

她向执丧的议事提出，她要代替自己的两个儿子，为自己的亡夫“顶包打瓦”。而议事与家族的老老少少们的惊诧程度，并不亚于眼见了焦家父子的自缢与被捉：这是向铁打千年的族规伦理挑战，这是要叫崮山的太阳落向东方。

使议事和族人更加惊诧的是她的振振有词：“议事族长听着，若说讲丧殡的规矩，这东西早叫老天破了，旱灾寒灾下来，逃荒的逃荒，要饭的要饭，死在路上的死在路上，死在野地的死在野地，一没了棺木香铂，二没了‘顶包打瓦’，这样的规矩怎样去守？再说那日本人的祸害，好端端的好人儿拉去埋了，砍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还有什么样的规矩去守？今日是天灾人祸我全占上了，天灾加了人祸害了方田，日本人抓了我儿，我要是一撒手死了，这个家就干净了。我若是赖活着不死，又没了活着的根本，那天灾，阎王，日本人杀剩下了的，再叫这族规拾掇着杀了，还不是天下的冤屈全叫我一家占了？”

话说到此处，已是哭声一片，无论哪一个议事族人，谁也张不开口牙了。“顶包打瓦”的事落到了李氏星英的头上。出殡之日，李星英一身烂麻破孝，手执哭丧大棒，头顶灰包屋瓦，哭一声屈死的亡夫，号一声身入狼窝的娇儿，真是感天动地。妇人强充孝子，又属百里奇闻，百年奇事，那一日观丧、助丧者也就奇多，乡亲邻里于陪哭中议论这一家的凄惨，对李星英的志气、血气，无不赞以啧啧声，以致焦方田一个穷人的殡事，比富豪人的葬礼还要惊动四方。

亡夫焦方田的丧葬事体一经办毕，李星英便要搭救自己的儿子裕禄。北崮山人所有的遇祸的家主，有亲的投亲，有友的告友，往博山的汉奸特务手中塞了银钱，送了厚礼，于是陆续有人被放出来了。李星英在博山没有亲人，没有门路，只认识一个北崮山村的邻居郑汝奎。

郑汝奎是北崮山村的富户，博山城内有他的中药铺子。李氏求他帮忙，找门路，托关系，打听裕禄的下落。郑汝奎答应了，大约也为此事跑过腿，操过心，但李氏无钱给他，无物送礼。焦裕禄的案子逐步转成了“重犯”。在那个狼窝里，中国人无理可讲，汉奸特务未得贿赂，又不肯为其作保，坚强的李氏只能以爱子之心感动天地。焦裕禄的嫡侄焦守忠是这样叙述了奶奶救子的凄切经过：

焦裕禄押在博山整整的三个月中，焦母隔一天去一次博山县城。35里的崎岖山路，35里路的热泪飘洒。李星英为小脚女人，在儿子推煤翻车的陡坡下，她摔过跤。在儿子驻车小憩的树阴下，她歇过脚，吃一口粗散的高粱煎饼。来回70里的山路，中间还需有求人的时光。五更的浓雾，傍晚的寒露，披星戴月，凄风苦雨。儿子的消息是时好时坏的：看守的二鬼子接了东西，便称有了释放的希望。隔几日再问，那希望则又化作泡影，言说要解往东北荒山。

所犯的罪过只有四个字——“八路嫌疑”。90个日日夜夜熬过了，北崮山村被捕的十几个人先后被中人保释，只剩下再也无钱“打点”的焦裕禄和焦念重。为了铺垫解救二人的路，两个穷家的老老少少已向苦河中倾下了几车的礼物，他们不能知道还需几车，也不知乍来的风浪第几回能荡平血泪铺垫的路基。当他们两户倾家荡产，好言说尽，泪水流干的时候，救人的希望却愈加渺茫了。

怀着最后一丝解救儿子的希望，执著的痴心的李星英仍在隔天一趟地跑向博山。盈满泪水的双眼，看山不再像山，看云不再像云。却看见无论从何而来，去何而往的每一个身影，都像自己朝思暮想的儿子。由于一连百日的转悠于博山城旁，连坐在汽车上经常巡逻的日本兵、二鬼子都已认识了她；从她破烂的夹袄上，从她灰黄的脸面上和忧急的眼神中，从她趔趔趄趄、跌跌撞撞的小脚的行姿上，他们甚至知道了她是前来谋救“八路”儿子的人。有一次她在汽车驶过时听见一名二鬼子恶狼般的骂声：“他奶奶的，又是那个娘们儿，拿枪来，干脆崩了她！”

果然有根三八长枪指向了她，哗啦啦拉枪栓的声音随即响起，如果他们真的想过枪瘾，李星英便会血洒山道；如果汽车的颠动使他们的食指扣动了扳机，这位可怜的母亲也许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子。但是，她是一个机警、机智的人，她慌忙拐向一片玉米地中，一直待到汽车走远。在而后的行走时，每每听见汽车的轰鸣，她都要可怜兮兮地躲藏起来，她希望自己活着，以能救活自己的儿子。

可怜的母亲还不知道，裕禄在狱中受尽了洋罪：在非人的酷刑中他被灌过辣椒水，被吊在屋梁上，背上绑着石块。一间小小的牢房的地上，屎尿横流，十几个人坐卧其间，每天吃两个硬得像钢盔样的窝窝头。焦裕禄他们被赶至一个水塘边，看凶残的日本兵残杀一位越狱未能成功的难友：在十几把刺刀的威逼下，日本兵放出了两条饿了几天的狼狗，狼狗在主子的喝令下扑向难友，獠牙血口，一撕一块肉，一扯一块骨。为了欣赏人与兽斗的情趣，本兵以刺刀挑断了捆绑难友的麻绳，使其能够挣扎，在一声声变了腔的惨叫中，难友退入塘中。两条狼犬追咬入水，扯净了他的耳朵鼻头，抽扯出他的肠子肝肺，漂荡于水中。塘水被鲜血染红。

许多难友被惊吓，心肝摧折，当场昏死。日本兵和汉奸却在开怀狂笑。裕禄的牙齿咬破了嘴唇，也就是在那样的一刻里，他萌生了有朝一日刀枪在手，他也要砍杀仇敌的念头。他料定自己必然要惨死在博山的监狱中了，眼望着东南方向的群山，他流下了带血的眼泪。

大约在几日后的一个深夜，如狼似虎的日本兵端着刺刀冲进监牢，把成群的难友赶出狱外，人们认定将要死了，一个个挣扎倒地，不愿赴死。日本兵和汉奸像拖拽羔羊般将他们拖至火车站，强行将他们塞进一节节闷罐车皮。火车轰轰地开了几个昼夜，下车时发现到了东北的抚顺火车站，之后，他们被分批装上汽车，拖向了抚顺煤矿几百米深处的窑底。

如果说焦裕禄在家乡的黑山煤窑里像被“埋掉了一半”的话，而今在恶狼经营的位于抚顺最荒凉地区的大山坑煤矿窑底，则是被整个地埋葬了。每当他坐在罐笼坠下几百米深的窑底，他都留恋地最后再看一眼明亮的阳光。漆黑的掌子面上，到处发出着奇怪的声响，不时有大的煤块、石头掉落下来，在井底发出轰然的鸣响。

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罪犯”矿工过着朝不保夕的日月，他们会被鬼子的东洋刀砍头，会被漆黑的煤层埋葬，更会被汉奸领班诬陷以谋反之罪，被洋狗撕咬零碎。

在日本侵略者的监狱里和“犯人煤矿”中，焦裕禄究竟过着怎样的非人生活，我们有幸从新华社大记者周原同志的手中，得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字资料，这就是焦裕禄亲笔撰写的“个人自传”，长达近万字，纸已发黄，十分松脆，大有一碰即破的娇贵，结尾部分虽有破损半页的缺憾，但“自传”从头至尾，笔迹清晰，字字有力，叙述真切，实实在在，令人确信无疑，有必要将其中一节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既让广大读者一睹焦裕禄朴实无华、实事求是的文风，也为我们这部传记文学增添有力的凭据和几分光彩：十九岁（1942年）我村东南两方山沟的八路军游击队，力量较大了，经常扒公路炸桥梁，打鬼子汽车，有时夜间还能到我村要粮食贴标语。日寇扫荡也更加疯狂了，开始了五次强化治安，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民。这年闰六月二十二日早饭后，天气很热，吃过早饭，刚睡到床上想睡觉，忽然大门外狗咬非常厉害，我赤着脚光着背到大门口一看，两个鬼子一个翻译，持着枪在看我家门牌，我见势头不对，便出大门向南拐弯，想跑走，但未走多远，从正南过来两个汉奸便衣，各持手枪，迎头碰上，一把将我抓住，叫我带路，找一开杂货铺的焦念镐，到了焦念镐的小铺人已跑了，汉奸将小铺的钱、纸烟等收拾一光，便带我到了村外三辆汽车跟前，我一看汽车上已捆满了邻近三村的人，我对门一家的祖父焦念重也被捆上了汽车，鬼子汉奸还正在从四面向汽车跟前抓人，又从外村开来很多汽车，一齐开到了博山城西冶街赵家后门的日寇宪兵队，从此开始了人不能想像的地狱生活了。汽车到了宪兵队门口，被抓去的人下了汽车，一行行地跪在宪兵队院内，鬼子登记一个用皮靴踢一脚，便关入监牢，我被押入第一个监牢，一进门见到两人躺在地下哭喊，后来问清才知道，一位是朱家庄村放牛的青年，正在山上放牛被抓去的，审问后，被日寇用火油烧得遍身焦烂，正在时而昏醒高声喊妈，并时而高喊小牛犊吃了人家庄稼打牛打牛。一位是郭庄村的老农民，审问后被日寇用铁锹将腿砍断了，还有三四人，有的还未被审问，有的审问时打得较轻和只灌了凉水。我们一同被押进去的十几人一看都吓坏了，后来才询问已被审问者，日寇都问些什么，和如何问，他们对我们说，日寇一开始便问在不在共产党，在党就打的轻，何时不说何时挨打，灌凉水不说，就用报纸沾火油烧，到底不说就打死了事。我们一同押进去十来人便商量好了，日寇问时都说在共产党。说了少挨打，最后日寇要杀，死也死在一齐（起），每个人都在心惊胆跳地等待审问，过生死一关。晚上牢门一响，我看到一个鬼子一个翻译，每人就有被鬼子用各种方法治死的危险。整个家庙内被押的几千人，终日都有被日寇用各种方法毒打，刺刀穿，男女裸体跳舞等等残（惨）无人道的迫害，差不多每夜都叫我们向外抬死人。在此家庙押到旧历十一月天，我们还都穿单衣，夜间挤到一个墙角内，冻得终夜不能睡觉，也不敢说话，夜夜盼望天明，天天想的是何时处死或放回家，十一月底忽然日寇从家中给要来了棉衣，十二月初将我们一部分人捆上了汽车拉到了胶济路张店车站日寇宪兵队，押在楼底层一间小牢房内，日寇对我们更惨（残）忍了，除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粮食外，三十余人住一小牢，不能全坐下，只好一半站着一半坐着，白黑轮班休息，住了一个月后到一月底，一天夜里，鬼子将我们全部放出，五人捆在一起，押上闷罐车，从张店出发，一天一夜才到了济南，火车开到济南郊外，因不靠站，车门很高，又五人捆在一起，下不来，鬼子便一齐向下推，在下面的摔到石子上，有的腿臂都摔断了，有的鼻眼冒血。鬼子又将我们装上汽车拉到济南日寇最高宪兵队，在这里更受到了人想像不到（的）惨（残）害。一天鬼子将一个牢中我们十人叫去，跪在一间房内，鼻子尖贴到墙上，一直跪了一天，晚上回牢，一天没吃喝，又饿又渴，我们二十余人一齐跪到地下向日寇宪兵队要水喝，跪喊了两个多钟头，日寇宪兵恼火了，一面骂一面将水管放开，接上皮管向屋里放水，一开始，我们都扒（趴）地下喝，一回（会）屋里水没腰深，我们都脱了棉花（衣）用手托着站在水里，鬼子在外边，一面拍手大笑，一面叫大大的米西米西，直到半夜后，鬼子才将水放出，我们只觉得浑身发麻，二十余人挤到一齐（起）一夜也未暖过来。半月后，日寇将我们押到了伪济南政权的救国训练所，我们到时已有数千人，大部分为日寇抓去的老百姓和八路军，在此所内每天吃两顿饭，汉奸（给）每人发了一张编印好的誓词，每顿饭前有（由）一汉奸领着念，念完了再吃饭，誓词的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头一句是：我等脱逃九死一生之难，由过去迷梦中觉醒而苏生。最后一句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总之是感谢日寇不杀坚决反对共产党。在此训练所住了六七天，并轮流检查了身体，又将我们交给了抚顺劳工招募所，每人发一套破棉衣，送上火车到了抚顺市大山坑煤矿，下煤窑。到煤窑后，因所有人都在宪兵队被折磨了半年多，只剩一身骨头，不能走路，但还要下坑，每天早晨，大把头拿着棍子到宿舍查一遍，谁不下坑便用棍子毒打。再加上有些人因在宪兵队吃不饱又吃不到油盐，到煤窑后叫吃饱了，但吃的过多肠子涨破了，有些人得了病不能治，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被抓去的老百姓又死去十几个，只剩下我们三人了，我对门一家的一个祖父焦念重也死在此煤窑了……

这便是焦裕禄的一段自传，可谓字字血、声声泪！苦海一般深重的阶级仇、民族恨，在年轻的焦裕禄的心上打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这烙印既标志了焦裕禄个人的苦难，也书写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它必然昭示着焦裕禄最终要走向革命的征途。

第四章　逃出狼窝

在抚顺大山坑煤矿的三百多个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地狱般的苦难折磨瘦了焦裕禄的肌肤，却磨练了焦裕禄的意志，民族仇恨擦亮了他的眼睛，烧沸了他的热血。他开始明白了，要像一个人一样直立地活着，就不能逆来顺受，必须开动心窍和日本鬼子以及汉奸斗一斗。他和劳工们首先想到的和能够做到的便是消极怠工。“消极怠工”这个词汇，焦裕禄当时并不会使用，但他和他的工友们都知道它的清晰的含义，那就是“磨洋工”。“磨洋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的独特发明，也是汉语中的一个崭新的词句，所谓的“磨洋工”是指给洋人干活消磨工时，不出工效。漆黑的井底，多有掩护，潮湿的洞壁上倚坐，死气一团。倘有鬼子汉奸下井监工，便有站哨人的一声咳嗽，齐摔镐响，在这样的时刻里，矿工们胡乱劳作，专拣了铁硬的矸石镐刨锨劈，锤击斧砍，使监督者看见矿工在卖命。更大胆的办法便是破坏挖煤工具和机器，往传动机里塞石块，往轴瓦里放沙子，使其烧毁磨损。

这些经过周密谋划、巧妙行动的破坏十分隐蔽，也十分有效，气得日本鬼子哇哇怪叫，却无计可施。然而，这样的情况出现多了，便引起汉奸领班的怀疑。有一个姓杨的汉奸工头躲在暗处，亲眼看见焦裕禄把一块巨大的煤矸石放在小铁道上，以便造成翻车事故。杨领工报告了鬼子，鬼子以皮鞭蘸水，一下下抽打焦裕禄的赤背，一刀一刀划破他的前胸，逼他承认故意“坏了坏了的”。聪明的焦裕禄明白，一旦认罪便必死无疑。他只咬定他是为搬开那块从前辆车上掉落的矸石，而反告杨领工血口喷人。鬼子看不出破绽，只得放他下井。杨领班却又气又恨，决心抓住焦裕禄的把柄，以除心患。

与此同时，一个惩罚杨领班的计划也在矿工中酝酿成熟，面对杨汉奸的东躲西藏、穷凶极恶的暗察暗算，矿工们摸清了他的行动规律、藏身之处。他们发现他最爱躲在掌子面的一根支柱后，斜倚着柱子长时间窥视。他们把为塞紧顶柱而砸进的木楔偷偷取下，使其松动。采煤的群炮一响，巨大的震撼力便使支柱倾倒，大片的煤层自头顶塌砸而下。有一天汉奸杨领班终于被埋在煤块中。

在处理这次事件中，焦裕禄表现了他的政治天赋和斗争策略的高超，他动员矿工们拼全力从煤堆中扒出了杨汉奸，并使他获救之后感激涕零，之后给了矿工们极多的方便。焦裕禄在向矿工们解释这种行为时有如下的分析：

一、杨领班毕竟是一个中国人，他作恶多端居心狠毒，但还没有害死过同胞，不该死罪。

二、假如惩杨以死刑，定会引起鬼子的怀疑，不是杀十个八个兄弟能够了结的事。

三、假若烧火之后再行救火，饶杨汉奸性命一条，感化其良心发现，会对众多矿工的生命安全有许多好处。年轻的焦裕禄运筹井下，策略地结成了统一战线，杨领班的行为也果然改变了许多，他再也不害东坏西地监视矿工，而且还向鬼子报告井下的采掘艰难，开始为“磨洋工”打了不少掩护。在矿工们疲累焦渴难忍之时，他竟也允许他们上井取水了。

焦裕禄便是在上井提水的机会中认识了看门人的。这种处心积虑的“认识”和交道，最后竟会为他得以逃脱魔掌打下了基础。焦裕禄的反抗决心和逃离狼窝的念头是在不断的打击中形成的：在他亲眼看见日本洋狗咬死同胞之时，在他亲眼看见同胞埋在煤堆之时，在他亲眼看见同他一村一街、一墙之隔、一同被捉的乡亲焦念重在病、饿、累中思家念亲，最后惨死于黑气一团的地窑之时……

焦念重的死在他的心中打下了永远不褪色的烙印：这是个40余岁就弯了腰、白了头发的老实人。自从与焦裕禄同时被捉，他就从心底深处熄灭了活着回家的希望。他的家境比裕禄更加穷苦，他知道家中不会有钱买出他的命来。他非常羡慕焦裕禄临危不惧，时时充满着绝处也可逢生的乐观精神。他的性格则更像焦方田一样多愁善感，消极懦弱。

以焦家的辈分排列，焦裕禄应该称他为爷爷，论年龄也是焦裕禄的二倍有余。他是相信“英雄出自少年”这句古话的。这位本家孙子的言谈举止、气魄胆识、组织才能、斗争策略，令他钦佩不已，惊奇不已。在许多场合中，这位在鬼子汉奸面前瑟瑟发抖，在自己的同胞面前也自卑胆怯的人的唯一骄傲，便是时时向人们宣称：“裕禄是我的孙子，他应该叫我爷爷！”

焦裕禄在许多方面关心、帮助这位同艰共难的本家爷爷：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在风霜雨暴的苦途中，在他患病中，在焦渴饥饿中……无不伸出援手，相濡以沫。唯一的相救不迭的，是日寇汉奸对他的欺压。“黄鼠狼单咬病鸭子”，鬼子汉奸们好像看焦念重的一切皆不顺眼：看他步履蹒跚时，看他有气无力时，看他神情麻木、反应迟钝时……他们随手打他，顺口骂他。裕禄在极度的无奈中生出报复之念时，这位本家爷却惊骇万状，唯恐裕禄引火烧身。

在焦裕禄带领工友们的报复行动实施之时，这位可怜的弱者已经不知害怕，也无法阻拦了——他终于闭上了疲惫痛苦的双眼，永远地倒在了潮湿冰冷的煤井之下了。

自从汉奸领班被“特殊劳工”们感化和软化之后，这位良心发现，或曰不再坏透了的日寇爪牙不再穷凶极恶。在某些地方给予矿工方便，亦隐瞒了“磨洋工”的真情。几个月之后，日方便以杨“监督不力”的因由调他到井上，代之而来的是一位纯种的“大和”兵士——歪嘴领班。这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日本武士，崇尚“尚武精神”，因不能在战场上杀中国士兵而委屈暴躁，这种变态心理使他变成了一个残暴的虐待狂。他看着不顺眼的事情便要翻个底朝天。他看着不顺眼的人，随手就是一鞭，或者一刀背。他喜怒无常，碰到高兴的时候，会叫那个焦裕禄熟识的守门人拉起京胡，唱几句京戏给他听。还会逼迫那些在井下累死在井上挨饿的矿工同他摔跤取乐。他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摔跤能手，会用“甩背”、“别腿”、“黑狗钻裆”等招式把矿工摔个半死。谁要是拒绝陪他玩耍，便是扫了他的兴头，照样连拖带拽上场，下死招摔人。

一位山东北部武术之乡的“特殊劳工”拒绝摔跤，却被逼无奈，在较量中他略施小技，便摔了歪嘴一个嘴啃煤泥。歪嘴哈哈大笑，伸出拇指称山东汉子是中国的“大大的”。又一次较量，山东汉子逞一时之勇，忘记了这是羊与狼戏耍：当他接连三次摔了歪嘴鬼子嘴啃煤泥之后，歪嘴的脸青了，命令他向后转、立正。山东汉子只得照做，鬼子拔出东洋刀，从背后捅过去。山东汉子大叫一声倒在地上。歪嘴又踢翻了受伤的山东汉子，给他开了膛。

在这件惨案发生之时，焦裕禄正在窑下，尚在井上干活的焦念重目睹了一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一向懦弱的人竟被淋漓的鲜血洗亮了眼睛，壮大了胆子。他哭叫一声扑了过去，企图夺过那把浸满同乡难友热血的凶器，那鬼子只是一反手，便削去了他一片头皮。他跌坐在地上，当胸又挨了重重的几脚，口吐了鲜血。三日之后，焦念重死在了本家孙子焦裕禄的怀中，连一句嘱托的话也未能讲出。

在这样的时刻里，复仇的火种在焦裕禄的胸中燃成了熊熊大火。一个逐渐完善的报复计划，也在难友们的酝酿中形成。

连杀二人的歪嘴鬼子已经感觉到了矿井之下敌意的存在，他把东洋刀换成一支三八大盖子枪，并在枪端装上了亮闪闪的刺刀。他警惕着每一个从他面前走过的人，警惕着他们手中的铁锹、洋镐。他知道塌落的煤层曾经埋压过杨领班，因此他不再走入掌子面。但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他的“好日子”是在他酒醉之时。

又一个井下的黑暗日子，“特殊劳工”们又一次开庭合议对于凶手的死刑执行细节。歪嘴鬼子突然来到井下，手端着三八枪趔趔趄趄，东瞄西戳。一股烧酒臭气自他的口中喷出，他“八格、八格”地骂着人，哗哗地拉响枪栓，推子弹上膛。焦裕禄悄悄地给大家送水，借机告诉每一个人要小心，因为他在这样的时候想要寻开心，想要耍兽性便会开枪杀人，而杀几个“不服管教”的“特殊劳工”是会从上司那里得到奖赏的。焦裕禄告诉大家对鬼子死刑执行的配合：由他先夺下三八枪，大家一齐上前，乱镐乱锨一口气砸死他！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东洋凶手也在他的死刑判决书上自动签了字——不知是神差还是鬼使，他在这样的时刻不但不退至掌子面外端枪监视，反而对着焦裕禄——他的死刑执行人叫唤：“你的，水的端给！”

焦裕禄将水桶提了过去，舀上一碗递上。鬼子兵将枪拄在腋下，伸来了右手。焦裕禄飞快地照他眼上打出一拳，一手抓过了三八长枪高喝一声：“弟兄们，打死他！”歪嘴鬼子后退了一步，竟未倒地，而那条枪的背带又缠在他的手上，也未夺过。到底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东洋鬼子，只听他狂叫一声，双手握枪摆开了马步，“嘿”的一声使劲一夺，焦裕禄竟被拖拽得踉踉跄跄，险些倒地，如果焦裕禄此时稍一惶惑，后果则不堪设想，狭窄的采掘面上挤不上众多拿镐持锨的人，而一旦鬼子有了拉枪栓、子弹上膛的机会，连续的枪声便会给望风的鬼子报警。即使他来不及拉栓开枪，那一身拼刺的硬功，那一支长枪锐刺，也不知会使多少难友丧命，而首当其先的，便应是这位日后享名中华及至世界的焦裕禄了。

当时的焦裕禄一跃而上，死死地连枪带人一起抱住，并且猛力拱倒了他。鬼子却就地滚了一下，将焦裕禄压在了身下，还没有来得及进招，好几把铁锹、洋镐就一齐落到了这个恶贯满盈的东洋鬼子的头上背上，腥热的脑浆溅了焦裕禄满头满脸。

难友们飞快地在掌子面的地上刨出一个深坑。将鬼子尸体连同长枪一齐埋下。无数次的讨论都及早预测到了一个问题：东洋鬼子的下场一定会暴露，难友们也一定会遭到鬼子报复的屠杀。鬼子尸体与枪的埋藏只是一个暂时的办法，因为鬼子的警犬会很快找到埋尸之处。即便暂时找不到，鬼子兵在井下失踪，“特殊劳工”也无法推托，唯一的办法便是议定的——由一人逃走，罪责推给逃走之人。

这个“逃跑”的人选便是焦裕禄，这几乎是必死无疑的举动：矿井的院门有人守卫，出矿之外，又有双层的铁丝网阻隔。鬼子的巡逻队逡巡不断，鬼精鬼灵的恶犬张着血盆大口。没有人能够忘记，那个逃走未成的难友由日兵围着，在难友的面前，由狼狗一口口撕碎，漂在水中的肠肝肚肺血红鲜活。

但是，只有焦裕禄才是存有“万一”之幸的人选：他的胆魄、谋略、机智、勇敢、敏捷，还有一条更加重要的，便是他借提水之便，与矿内门卫拉扯的同乡关系和戏友关系。

那位守门的伪警姓洪，与焦裕禄一样高大白净。他也是个识书达理的人，虽端了敌伪饭碗，但良心未泯。他拉得一手好京胡，还会提起嗓子唱几段旦角戏。歪嘴鬼子死前假装斯文，常叫“洪的，唱一段！”他唯命是从，将京胡婉转拉起，以脚打板，竟将行腔过门、板眼来了个撒土不漏，颇得歪嘴鬼子欢喜。自与焦裕禄相识之后，稍息碎聊，见面之情，你家我乡，逐渐言语投机。待见焦裕禄也通丝竹之音，戏文乐理，更似逢了知音，每逢焦裕禄上岗下班时、提水之时，便乘机交谈。焦裕禄是有心之人，连杨领班那号人物都能感化，以中医般功夫望、闻、问、切，把握洪之心理、脉搏，当然是较为得心应手。

是人才就会有口才。焦裕禄的口才辩才，无论在南崮山小学堂，还是在崮山村乡亲父老中，无论是在推车卖油途中，还是拉车运炭的山道上，直至抚顺狼窝漆黑的煤窑底，无不显示他独具的魅力、非凡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如果没有各种困难环境给予焦裕禄艰苦的锻炼，这位举世瞩目的“榜样”人物也许不会生成。在大的舞台上，各类光鲜人物的表演引人入胜。在小小的角落里，也有五光十色的不易被人发现的精彩的艺术。不能否认一个卖鱼人、卖油人或者卖糖糕的人的手艺、口技、秤术会给人眼花耳乱的艺术享受，也不能否认这些人若有了另一种的生存环境、优良的教育、反复的实践后，一旦登上比“角落”更大的舞台，他们的技艺也会以小见大地发扬光大演成气候。关键的问题是：他要有一个合适的支点、相应的舞台。

焦裕禄在那种悲惨环境中的口才以及演员风度的表演，并不亚于他在兰考大舞台演技的辉煌——他换取了一条或是许多条的性命——如果没有这条性命的得救，也不会有今日千人传颂、万人歌唱的焦裕禄了。

在开初与姓洪的门卫的接触中，他只是文质彬彬地点一下头，而后便是中国人最习惯的招呼：“吃饭了没有？”或是“上班啦，辛苦啦，下班啦”，再而后的招呼，便是以精当的语言谈及天气：“今日暖和”、“天气晴了”、“太阳很好”之类。巧逢了热水热至沸点，温度极高之时，便来一句有分寸的幽默：“好热，干柴火烧的吗？”对方当然还以笑乐，时不时愿与这青年人聊几句。于是姓甚名谁、府上何方之类便又触及，一言皆是山东老乡，便有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慨。各人谈及了简历、身世，便有了同病相怜的情感。那洪氏亦是穷苦门第，也受过极多苦处。少年时随师读过几年私塾，后又混过戏班，柳琴戏、梆子戏略知一二。到了东北混饭吃时，又拜了一名京剧票友为师。唱戏总不是吃饭的铁碗，便求人在矿上谋了份差事。日本人来了，便成了日本人的门卫，平日里受够了闲气。

对于焦裕禄与“特殊劳工”的同情，对于日寇凶残的仇恨，洪氏的心底鲜明，却又百般小心，害怕有一丝闪失，危及身家性命。上岗后兢兢业业，下岗后老老实实。逢歪嘴鬼子及汉奸矿警作乐，还要作陪，心中的忧愁和那脸上的欢快，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想靠手中弦乐抒发心中幽思，便拉《四郎探母》一段京戏，言出“人在北国心在宋”的惆怅。焦裕禄又来提水之时，便将戏文、含义说与他听。还请他看一首古人的诗作：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聪敏的焦裕禄当然窥见了他的心理，明了诗之意蕴了。

在南崮山小学“雅乐队”中，焦裕禄学的是笛、号、二胡，与京胡演奏技巧有别。但二胡与“京二胡”的演奏技巧却只存大小之异，洪氏将此戏曲谱教导焦裕禄，二人试探合奏，除几处板眼不实外，其行弦、包腔、韵味、强弱等等方面，竟显不凡的功底，令洪氏和其他矿警大为惊喜。

有了这样的珠联璧合的戏友，洪门卫当然高兴。焦裕禄善言辞，话如开心的钥匙，洪的所言他能理解，不言亦能神会。逢迷惘之事说与这青年后生，竟能一语道破真谛，令他茅塞顿开，心胸敞亮，于是渐生了相见恨晚之情。

又为了不能拯救这位忘年之交的朋友大生遗憾，焦裕禄是有心人，当然十分注意培养与洪的感情。也因了与洪的交往，其他的矿警也对他客气了许多，上井提水耽搁时间长些，也不责难。焦裕禄也当然极讲分寸，一言一行，皆得洪的欢喜钦敬。有一日洪氏酒醉，招呼焦裕禄进房后即关了铁门，密言为焦裕禄想好了脱身之计，万不可在此矿久留。凡在此矿受伤不能出力者，一律送往日军医院，作活人解剖试验之用。

焦裕禄流着眼泪，对他道谢。商定待他值夜之时，以钢钳切开铁丝网，放他出逃。“良民证”也将在近日办妥，一出抚顺城，便如鱼入大海。今日处决歪嘴鬼子虽占了大好时辰，但“良民证”尚未办妥，洪警察又正值白班岗哨，此事又待不得夜间，焦裕禄只得舍命一闯了。

一想到裕禄出逃的九死一生，难友们围将过来，抱头的抱头，搂腰的搂腰，淋漓痛哭了一阵。裕禄怕相耽成误，一狠心推开难友，拱手叫了声“再会”，转身便走。走至水桶前，舀了一碗热水洗净眼睛，直奔井上门房。洪警察见他又来提水，忙欲与他再商要事。一听裕禄想即刻逃走，立时骇黄了脸。

他说大白天出逃，简直是白白送死，他提醒裕禄不要忘记被狼狗撕碎的难友。他教训裕禄年轻缺少耐性，八九个月都熬过来了，为什么不能待到他上夜岗和办好“良民证”？不管裕禄如何央求，他咬牙不放。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已快至歪嘴鬼子下班的时间。一旦过了时辰不见他上井，必会引起日本人怀疑，一旦事情败露，会把难友全部杀死。情急之中，焦裕禄对洪警察讲了实话，并做好准备一旦有变，就先下手夺枪，冲出门去。

但是，焦裕禄没有料到，洪警察是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真正的中国人。闻听此言后他先是浑身一震，继而双目生光，双手握着焦裕禄双手喃喃道：“我的好兄弟，我原先只知你聪明伶俐，人才出众，没想你是一个英雄好汉，热血男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洪某岂敢苟安？今儿结识少年英雄，也算我三生有幸！”

眼泪涟涟地言罢，一手拿了钢钳，一手拉了焦裕禄急走。翻过两栋矮棚，转至高屋墙后，便见一道铁丝网横拦眼前。此处是各方位监视的死角地带，洪警察张开钳口便铰，格喳喳几下，钢网洞开。洪警察急推焦裕禄钻出，又塞给他一卷纸币，抱拳一揖，返身便回。

说来也巧，焦裕禄逃到最外围的一道铁丝网后，忽然碰上了他邻村郭庄村的一个姓郑的熟人。焦裕禄认识他，姓郑的却不认识了焦裕禄，因为他在井下已被糟蹋得走了人形，又黑又脏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活像个三四十岁的小老头，哪里像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郎呢？

焦裕禄轻声而又急切地叫了一声郑乡亲，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现实处境，求郑乡亲相救。郑乡亲听后，两眼放光，认为身在梦中，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焦裕禄的母亲托他这个在大山坑煤矿干消防的乡亲，搭救他儿子出牢坑，现在，他们竟然在此时此地相遇，此时不相助何时才相助？郑乡亲也是一个把他人之托看做千斤重的血气汉子，他当即以自己消防队员的合法身份，把焦裕禄带到了消防队，并给同伴们说，焦是他外甥，从山东老家来看望他这个舅舅的。

焦裕禄在消防队躲藏了三天三宿——他知道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最可怕的地步：鬼子如果得知了他的出逃计划，不但难友们遭殃，洪警察也要临杀身之祸。在大山坑煤矿的几个月中，下了井要做十五六个小时的苦工。上了井就被囚禁于窄小的工棚中，啃橡子面掺玉米面所做的窝窝头。一个工棚中，同住同吃同拼命的23个难友，竟在三个月内累、饿、病、杀，死了17人，他焦裕禄逃出来了，杀、剐、狗撕的噩运就要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可敬的洪看守，他的好心会得好报吗？万一鬼子知晓了他的所为，会不会在水塘边重设刑场，放出狼狗撕他成碎片？还有这热心肠的郑乡亲，会不会因为自己而遭株连？他把头深深地埋在被窝里，流出了不知是痛心、庆幸还是感激的泪水。

几天过后，郑乡亲不知通过什么手段，终于为焦裕禄弄到了一张“良民证”，并把他介绍到抚顺市三条通卫生队干苦力，以打扫马路为生。焦裕禄在扫马路时，又亲眼目睹了一桩又一桩日寇欺压中国百姓的事情。有一次，光天化日之下，几个日本兵兽性发作，竟然将两名中国妇女的衣服扒光，当众进行侮辱。焦裕禄老想用扫帚铁锨把强盗砸死拍扁，但是他不能这样做，否则，只能如羊送虎口，但他也不忍像另一些中国人那样，围观自己的同胞受辱，而是带着深仇大恨，用力故意扫起尘土，发泄自己心中悲愤的同时，也巧妙地驱赶了围观者和行凶者。

他在三条通卫生队干了两个月之久，赚了一些钱，又向郑乡亲借了几元，凑够了回家的路费。他要回家了，他一时一刻也不愿在外边继续混下去了，他实在想念他的老娘和亲人，想得揪心揪肺，想得茶饭难咽。

经过了千辛万苦，经过了千盘万缠，焦裕禄回到了他梦中常回的故乡。当他看见自家破烂的、如死鸡翻卧的草屋之时，他心如刀绞。一眼看见头生白发、形容枯槁的娘亲，他唤了一声“娘”，便扑了过去，娘儿俩抱头痛哭。邻人闻声齐集焦家，皆言几乎不认识了裕禄：残酷的、非人的大山坑矿井的煤泥黑灰、严寒病累折磨得他黄皮包骨，衣衫褴褛，须发凌乱。

或许是焦裕禄的体能、精力、毅力的支出已到了极限，也或许因扑入生身的故土和母亲的怀抱要撒一撒“娇”，他得了一场大病，高烧三日不退，神志不清，却接连不断地念叨大山坑日寇的凶残，声声不绝地呼唤难友的名字，呼唤洪看守的名字。他大声叫嚷着：对不起他的难友本家爷焦念重，他回来了，却未带回焦念重的一把遗骨。

在他稍稍清醒些的时候，乡亲们好心好意地劝慰着他：他们理解他是一个好人、聪明人，勇敢的有血气的人。他们理解他的无能为力，赞赏他的复仇的壮举。他们劝他好好地养好病，安安稳稳守着寡母过一份稍稍安宁的穷日月。而那位未老先衰的母亲李星英，便三天三夜未合眼地守在儿子身边，哭干眼泪地守护着他，护理着他，却又担心他在眨眼间再被鬼子捉走。

千难万苦，心悸胆寒的日日夜夜啊！她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地惊惶终日了。大儿子又离家混世界去，兵荒马乱，饿殍遍地，偶然有捎带的信息传来，难辨真伪，难料虚实。丈夫是悬梁自尽了，公爹也在病饿惊恐中离世。唯一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死里逃生的重病中的儿子，老天若未瞎眼，就请保佑他吧！

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她燃起一炷香，一在祈祷苍天，二在祭奠公爹和丈夫亡灵，咚咚地磕着响头。她的坚毅、她的刚强都在儿子的一声声呻吟中、一阵阵急促灼热的喘息中被软化殆尽了，代之而现的是一串串慈母的泪滴。面对着这个长成山东大汉骨架的干瘦的二儿子，她要像哺婴年月一样抚爱着他，拍哄着他，要他告诉自己：他再也不离娘一步了，她要为他娶媳妇，教他过日月，养娃娃，把焦家祖传的香烟续下去。他还要学乖些，机灵些，不要再让恶狼样的日本强盗生擒活捉了去。她相信聪明、善良、勇敢、孝顺的二儿子会做到这一切，如同被恶狼叼往千里之外，而依旧能够回到她身边一样。

好心的乡亲在郑汝奎的药店中抓来了中药，为捡一条命回来的裕禄治病。第三日的夜半，喂过汤药之后的裕禄便醒过来了，默看着瘦成干柴的母亲，心中生出难言的歉意。这个刚强的小伙子为了安慰母亲，在这样的时刻里也会讲两句不无幽默的安心话：“娘，我回来了，病也好了。儿欠您老人家的越多，自明日开始，偿还得也就越多呢！”

还有什么样的话语比这更能宽慰、逗乐母亲呢？她酸楚地而又甜蜜地笑了：儿子清醒了，他说自明天开始，就要孝顺自己了，明天的太阳一定是鲜亮的，打岳阳山的山尖升起，飘冉至崮山的当顶，照耀得焦家的小屋光光亮亮，暖暖和和。快到过年的时节了，穷人也有个“年”要过，如同太阳也要照耀焦家。而且，今年的“年”要和亲爱的儿子一同过，那是虽苦犹甜、虽悲犹乐的节日啊！

然而，就在焦裕禄清醒了的那个早晨，他死里逃生、一人归穷家的第四天，本村的汉奸便以查户口为名，狼狗般闯入了焦家的小院。汉奸们瞪着阴鸷的毒眼，逼要焦裕禄的“良民证”。他们要给这只刚刚挣扎出苦海、栖息于巢穴的小鸟当头一枪！

第五章　生命的低潮

问到“良民证”，焦裕禄的手中，正有郑乡亲谋划的一张，它皱巴巴脏兮兮，记录着郑乡亲的心血与焦裕禄几千里辗转的辛酸泪。但是，他不能拿出来，他要深藏这个悲壮的秘密，不给郑乡亲多带一分危险，尽管他不能得知郑的生死与否。

可怜的母亲抖抖索索，软口哀求着汉奸：看在本乡本土的面子上，不要难为这家苦人，不要惊吓这逃命还家大病未愈的孩子。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邻，怎能认证不认人呢？但汉奸们并不讲究这些道理，也不是不明白这些情义，俗话说，阎王不嫌鬼瘦，他们是要借机讹诈裕禄一家，敲骨吸髓。

正像焦家的石碾轧转于空碾道上，已经不会挤出半滴油水，对于无人性有兽心的汉奸来说，没有便宜便是吃亏。汉奸们又急又气，恼羞成怒，便把虚弱得打颤的裕禄捆抓起来，送到了伪镇公所押了三天。

在这可怖的三天中，岳阳山、崮山皆在李星英的眼中倒置了。一声狗吠一声牛吼皆吓得她心惊胆战。掉入大海的裕禄只在漩涡上冒了一下头脸，就又被无情的浊浪吞噬了。她记起了一年前博山的鬼子监狱、鬼子汽车、铁罐火车，而后便是儿子所述的大山坑窑底、刺刀、洋狗，铁蒺藜和歪把子机枪。也令她记起那几个月的盼望、谋划、哀求和打点。一切都没有希望，一切都白白挣扎，究其原因却只有两个字：没钱！

现在，为了救出儿子这条命，她不能没有钱了，如果能弄到钱，卖掉自己的血肉她也要卖：她求娘家，求邻居，求亲戚，求一切认识的人：“救救我儿子的命吧！借给俺几个钱吧！求求您……”

她揣上那沓百家钱，来到伪镇公所，求伪镇长李镇东开恩。像当年的郑汝奎为救裕禄所答复的“有希望”一样，李镇东也点头应允：“乡里乡亲，一定尽心。”这便是在搭救儿子的河的此岸垫上了一块石头，至于要多少石头能垫成这条过河的路，抱石人是无法估计的：她只需将买来的、采来的、借来的石头一车车、一船船抛下河去。如此，她借罢一切可借之人，卖罢一切可卖之物之后，又毅然地卖掉了半亩命根子地，为汉奸买来了大烟膏。

身陷囹圄的裕禄已是经历风霜的过来人了，既然他能够在纯种日本鬼子的魔掌下设法逃出，在二鬼子的监狱中他更能智斗：他假意答应汉奸镇长的一切要求——参加所谓的“和平救国军”，去伪区公所报到。焦裕禄当然不会真去当那种为虎作伥的“和平救国军”兵丁，他转悠了一个大圈之后，在返家的路上，又遭遇饥饿眼红的“狼群”。

昔日姜子牙交上噩运：贩猪时，羊快市，贩羊时，猪快市，猪羊一齐贩，又缺了屠户。挑担去卖面粉，又被大风卷刮净尽。仰天长叹之时，一恶鸟飞行头上，恰恰准时拉一摊稀屎，且恰恰掉落姜子牙口中……这正是，倒霉的事儿成串，一个个折磨你个晕头转向，令你跌倒不得爬起！焦裕禄的此时便如古人姜子牙，交了十分的噩运：他竟又不前不后、不早不晚地恰逢了日本鬼子扫荡归来，并被当做八路军捉到了博山县的宪兵队中。这个掉入苦海的苦人儿在漩涡中仅冒露了一下头皮，便又一次被吞噬水底，难测生死了。

如果灾难降到一般的人家，无论是疲惫的李星英还是虚弱得抖颤的焦裕禄，皆会在这可怖的、一连串的重击下失去求生的信心和勇气了。但是，焦家母子注定要做非凡之人，注定要浮出苦海爬上海岸，日后成为千人歌唱、万人传颂的人杰。李星英不但没有昏晕，没有倒下，反而在成串的倒霉之中冷静下来，磨成了“久病成医”“久炼成钢”的练达、坚强与坚韧。既然前半生倒霉的事情数不尽，既然一生的苦海千万里，那么多此一次又算得了什么？儿子还是要救的，救出来是个人，救不出来是个鬼，她不能再让儿子在那个曾送他进鬼门关的地方久待，她誓死也要营救至亲至爱的儿子。

她的一双小脚又行走在35里的山道上，蹒跚复蹒跚。她已经没了哭泣，没了泪水。如同《白毛女》中喜儿的一句唱词，那样执著地、热辣地反复回荡于她的心中：“我不死，我要活！我不死，我要活……”她还要找亲戚，寻邻人，借债与打点。她把这一切当做那段日子中合理的、自然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她仔仔细细，呕心沥血地去做，她认定一条死理：天无绝人之路，冬天过后是个春。

曾从博山监狱中被转押抚顺的焦裕禄，敏感地注意到了燃眉的危机，在这群噬血成性的豺狼的巢穴中，他的死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每时每刻。他记得幼小的时候，领着他挖野菜的母亲所讲的一个个故事中，最令他鼓舞的便是某某人以砍柴利斧斩杀了巨蟒，某某人与狼相搏，以手掐碎了狼的卵子，击毙了疼昏的恶狼。某某又在阴雨的夜晚被鬼魂领迷了道路，又以人的聪明诓骗了鬼魂，令其陪送自己还家……总之，这些故事皆歌颂了人的勇敢，人的机智、人之所以为人，是能够以人智战胜妖鬼蛇兽的。

他开始以演员的风度，以如簧的巧舌编造投奔伪军的故事，使汉奸相信他是去天井湾的伪区公所报到，倒霉又倒霉地遇上了扫荡的皇军。他不是一个八路的嫌疑人物，而是一个即将入伍的伪军，他的被捉乃是一场天大的误会！

几天之后，焦裕禄被放回来了。在无边的苦海中，他又一次冒露了头皮。聪明的母亲几乎肯定地推断，如果没有可靠的办法保住儿子，这种苦海中冒露便是又一次的幻景。她必须搓拧一条连接爱心的绳索，将心爱的儿子拴捆于多山的岸上。这条绳索的实质便是婚姻关系：一来，她可以稳住儿子，拴住儿子，使其拖着家室，不再生一丝离家的野心，不再离自己半步；二来，也可让那些汉奸走狗，不再怀疑裕禄还会有不安分的心思与行为，三天两头地来找茬儿逮人。

她开始给裕禄张罗一个媳妇，像大儿媳赵氏一样贤慧、美丽、勤俭、孝顺的媳妇。大儿子长年出走，儿媳便是她精神的支柱，辛酸有人知，痛苦有人诉，遇到百般无奈之时，娘儿俩商量个主意。在裕禄被捉送往抚顺的苦日子里，没有大儿媳她简直没法活。

但是，她的大儿媳已经死去了，那是在裕禄刚从博山监狱押往抚顺那段悲痛欲绝的日子里。她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阴冷的寒天，北风的呼啸恰如狼号，从八陡村的方向，突然传来令人心惊的枪响，大队的鬼子像狼群一样窜入村子，见鸡杀鸡，见人杀人。整个的北崮山村哭声连天，鸡飞狗跳。

大儿媳可怜巴巴地哭着，以破被蒙首，瑟缩于床上，焦母守护床前，祷告天地保佑。突然一声炸响，枪声就在门外。眨眼间门被踢开，五六个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蜂拥而入。他们翻箱倒柜，摔盆砸锅，一枪托打倒床前的焦母，以刺刀挑开了赵氏身上的破被。

看见了床上躺着的年轻女人，他们哈哈狂笑了，几个人摆开架式，一刺刀一刺刀挑开她的破衣，一刺刀一刺刀在她的胸前、眼前比划着穿刺和突刺，练起了刺杀动作，并且“呀呀”怪叫。

焦母几次扑向前去，几次被枪托打倒。可怜的赵氏一声声地尖叫着，躲闪着，最后惊吓得昏了过去。若不是一阵刺耳的集合哨声，这群畜生不知要做出什么样的大恶。当群狼退出窜火流烟的村子之后，赵氏却再也难以清醒了：她一时瞪着惊恐的双眼尖叫，一时抱着头钻入床底。一有响动便叫嚷：“鬼子来啦！”一听狗叫又嚷：“撕活人啦！”她浑身烧得火烫，突然又冷得发抖。她唤着逃荒在外的丈夫的名字，抱着相依为命的婆婆不肯撒手。

焦母李星英想尽了办法，竭尽了全力为她救治，抓药喂饭，烧茶燎火，苦药汤亲口尝，黑夜里勤察望。在百药不救之时，她请来了神婆神汉，点纸烧香，磕头捣地，决心将侵入儿媳体内的东洋魔邪驱赶出去。

整整的三个月，近百个日日夜夜的汤药饭水，年轻的赵氏却日日见衰，已没了喊叫的力气。就在二弟裕禄死里逃生前的一个夜半，回光返照的嫂嫂突然清醒了，抓住了婆母的手，轻唤了一声“娘”，说她等不得丈夫了，她要去了。只求娘告诉她的丈夫，她是被日本强盗害死的……至此，苦命的李星英连续经历了丈夫死、儿被抓、公爹死、儿媳死的成串的大灾大难。而在儿子归家的眼前，无数的狼牙蛇口还在等着他，她还能做什么呢？依靠儿子的一表人才，满村满山人的爱意，她只能尽快地为他娶一个媳妇，一个像死去的大儿媳赵氏一样贤慧、美丽、勤俭、孝顺的媳妇。

无疑，这符合一个旧式妇女的思维逻辑和传宗接代的道德规范。在上天与大地都不能保佑她的儿子的时候，搓拧这条婚姻的绳索，捆住儿子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必须清醒必须自量的是：焦裕禄已不是南崮山小学里的白面书生，他的手已不再把握那支写作《阚家泉的风景》的大笔，已不再吹奏昂扬的洋号和演奏婉转的二胡。他的口也不再朗读文气饱满的古文，不再唱催人泪下的歌曲，他变成了一个饱经磨难、九死一生的苦命人。他的家穷到了不能再穷的地步，一个接一个的大灾大难，使人疑心这个家庭的宅地祖坟的风水是否占了错位？

在这样的境况下，焦裕禄没办法不听母亲的安排，而这种安排又没有太多的选择的余地。在娘儿俩的筹划中，她只需是个老实、本分、能干、贤慧的女人，人的丑美则是不能挑剔的，这样的标准已是十分的求实。

于是在崮山村东南10里的郭庄，他找到了一位遵循慈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妻子。该女姓郑，比裕禄大两岁，小脚，没文化，一般人才，十分符合焦家母子商定的条件。因此，这位为安慰母亲、应付人生的孝子并没有太多的不悦：在他的意念中，这是两头耕牛拴到一个草料槽上了，他们必须一同吃草、饮水，之后一同拉犁、拉车。

焦裕禄的第一次婚姻堪称为平淡无味，无吹无打，无热闹场面，无丰盛宴席，无彩车礼盒，只一顶破旧花轿在村邻的颠颤下把媳妇抬进焦家小院，从此在这个小院中又多了一个受苦之人。在原有的三间破屋的西山墙下，又搭盖了一间低矮的、草顶泥墙的“新房”，权做这对“夫妻鸟”的穷巢贫窝。

在婚姻的选择上十分求实的焦裕禄，却在结婚之后的很长时期内难以承认现实。早在幼小的童年，他跟随母亲攀爬在青翠的崮山、岳阳山等山上挖野菜，拾柴草，捡豆禾，他清楚地记得母亲讲述的“刘海砍樵”的爱情故事的美丽。在与博山近邻的淄川境内，那位清代小说家、“柳泉居士”蒲松龄所作的《聊斋》中的故事，极多的狐仙妖女择良人为夫，极尽曲折却又极其令人羡慕。幼小的他，随着年龄的增大和身体的长高，曾经做过无数的爱情的美梦。他不能明白现在的结合便是他爱之无爱的结果了，他不能正视却又身陷其中，比大山坑的监牢更难脱逃。

但是，心地善良、脾性极佳、人缘极好的裕禄又能像处朋友一样与妻子郑氏相处。他惜疼她，从来不卑视她。他知道一旦有这么个妇女嫁给了他，他便要担起丈夫的责任，为她苦干，为她操劳，为她不得温饱的日月而感到愧疚。所幸郑氏与裕禄相比，似乎更成熟了一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约定成俗的观念，使她能十分自然、出自内心地夫唱妇随，婆唱媳随。据焦裕禄之侄焦守忠讲述，郑氏深得焦母李星英的喜爱，她已经忘却了曾经讲过的美丽的爱情故事，或者说她十分现实地认为：故事只能是故事，犹如镜中的花朵、水中的月亮一样虚幻。如今的沉默寡言而又心中有数的儿媳，似乎才是她理想的所在。

自1942年末及至1943年春，焦裕禄享受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月。这种平静恰如一潭死水，在他酸甜苦辣的一生中，艰苦奋斗的一生中，甚可称之为生命的低潮时期——旧式婚姻的相对稳固，使他碌碌无为，又六神无主。

还是让我们来读一读焦裕禄的亲笔自传吧，它不仅老实地记录了他险些上了贼船的“参加伪军”的经过，更真实地写下了他痛苦彷徨的思想活动过程：……伪和平救国军到村里要兵，伪镇长趁此机会叫我去当兵，为了生活也只好去当兵了。但当兵须要到伪区公所检查身体，从汉奸队放出来第二天天刚亮（到）伪区公所去（在我村东边十五里源泉村），到了天井湾村，见到村外有几辆汽车，到跟前见到很多鬼子，一见到鬼子我便浑身发抖了，照鬼子统治中国人的法规，见了鬼子要敬礼，敬礼后，翻译向我要良民证，我没有，并问我到那（哪）去，我说到区公所去，日寇叫我围着汽车走了两圈，便将我推上了汽车，拉到了博山城郊四十亩（的）日寇红部（也是宪兵队）住了三夜也未问，当时想，这次只有死没有活了，第四天下午，将我与我同时被抓上汽车的天井湾村一挑水老百姓一同叫去，一近（进）门，鬼子说了一遍，翻译说，你们两人没有事，现将你们放回家。并每人给了十元伪币，我们两人一路，在半夜跑回了家。到家后怎么办呢？从抚顺跑回来，未过十天又遭了二次迫害，没伪军良民证又不敢出门，不论白天黑夜，一听到狗咬便吓的（得）浑身发抖还没吃的，记得两天吃了一斤豆腐，也没什么东西当了，那（哪）里有出路呢？这里虽也听说，离我（村）东南五六十里的山沟里有八路军，对老百姓也很好，但认为他们人少武器不好，不是正规队伍，日寇势力那样强大，游击队站不住，不能干，同时也想到，真去干了，全家也要被汉奸剿了，此路不能走。同时也怀疑蒋介石为啥不抗日，幻想蒋介石还能不能回来打鬼子，终日想来想去没出路。一天我对门邻居的窦安庆从交庄（在我村南面二十五里）一个刚成立的汉奸队回家招兵，说到他的队伍是正规军，是新成立的叫第四方面军，现在人少，将来人多了就打汉奸和鬼子。为了出路也顾不得家庭了，便与叔家弟弟焦裕祯商量，共同跟他（窦安庆）到交庄当汉奸（兵）了，到了交庄被分配到尚庄第四连当兵，到尚庄一看，只有三十余人几根破枪，大部分是刚去（的）新兵，每天每人分两个糠窝窝头，吃不饱还不叫出门，便对（这）正规军怀疑了。这里离八路游击队较近，夜里山上不断放枪，白黑害怕，夜里睡不着觉，也想到母亲爱人，还有一个小孩没啥吃，想立即跑回又不敢，过了三四天，见到他们抓去一老百姓，以通八路为名，在院内吊打，我看到又害怕又伤心，才真正认识他们不是什么正规军，和其他汉奸一样，这时个人虽没什么阶级觉悟，但见到他们打人，同时也想到我受了汉奸鬼子那样多迫害，差点死了，再当汉奸，良心实在不忍，回家全家饿死在一齐（起），也不干汉奸也不出门了。第四天夜里天快亮时，装小便跳墙跑回了家。白天汉奸便去抓，家里人都跑了，我跑上了西山，不敢回家，便同爱人孩子跑到郭庄村岳母家住了几天，才与岳母及岳母的婆母及黄台村几家老百姓一同逃荒到江苏省了。

在这段自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几乎可以称之为惊险的、差一点酿成终生遗憾的事故：假如这个“参军”者不是日前有过革命思想、革命行为的能辨真伪、能知善恶的焦裕禄，而是一个甚至是善良的却又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他也许在进入“第四方面军”之后不辨美丑、无计可施地随歪就斜地干下去，而不会在第四天清晨舍命出逃。假如出逃之后躲藏家中，他也会无可置疑地被汉奸捆捉回去，而最终再当伪军，但是，焦裕禄远逃了，这种识时务的远遁不但保住了一个山东农民一家的性命，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县委书记的榜样，消除了早夭的祸患。

有篇转抄的“自述”中记载：焦裕禄是在1943年9月与“岳母、老婆、一个小女孩……”共同逃荒到江苏省宿迁县的。他的亲笔自传中也只是说“和爱人孩子”，没点明是男孩女孩。焦裕禄第一个孩子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儿，我们只好身外考证了。据焦裕禄的侄子焦守忠讲述：他的叔、婶是带着一个仅有两三个月的小男孩逃离了博山。到江苏宿迁县，需在徐州火车站下车，然后转道跋涉。恰恰在那个后来焦裕禄无数次经过的徐州火车站上，这个祸难连连的家庭又遭受了一次惨不忍睹的人祸。焦裕禄在“自述”中不再详提这次人祸，只是极简单地提了句“有个孩子生病，没钱治死了”。这应理解为是他不愿再一次鲜血淋漓地揭开心肌上厚结的伤疤。“自述”中提及的“一个女孩”也不会是前妻所生的长女焦守凤——有她的生平年月为证。最为可能的一点讹误，便是转录档案的人之笔误，将“男”字写成了“女”字。这一点如果不能证实，则焦裕禄的不忍再详提便是最可信的猜测。

焦守忠讲述道：裕禄夫妇夹在横流的、凝结的人堆中挤向铁罐车门，拥挤上车的逃难者却堵严了车门，双方争执不下，你上不得，我下不去。将生命和希望押向火车的人，火车以外的东西是顾不了的，拥挤之中、吵叫之中形成一片嘈杂、一片混乱。焦裕禄肩上背着破烂行囊，手牵年迈岳母趔趄于其中，既不能兼济他人也不能自持其身。那个襁褓中的男婴由妻子抱着，已没了哭声或根本听不见哭声。日本站警闻声赶来，举起枪托一阵乱砸。待下车的人们纷纷栽落站台，上车的人群“罐装”密实之后，倒卧于地的焦裕禄以及妻子、岳母这才发现：小男孩已被挤扁了脑袋，气绝夭亡。

这才叫致命的残忍的一击，郑氏母女痛不欲生地爬向铁轨，要了此一生，被逃难的人们拖救出来。焦裕禄眼望着苍天，发出了悲愤的浩叹：几年来的经历啊，酸甜苦辣，身受体尝，煤窑冤狱之苦，车载船装。三年之内，父亲自缢；祖父冻饿愁病而死；家嫂惨遭外侮，惊吓而亡；自己九死一生而脱逃，又险些上了贼船，当了伪军。现在携家小落荒至此，又丢了幼儿的性命。人间百痛莫过丧子，而且又是如此之惨的死法。

刚刚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一家人愁苦堆叠的脸上，绽开了难得的喜笑花朵。琢磨良久，给孩子取名叫“连喜”，意在希望刚出生的孩子是有福之人，连接喜缘福气。小连喜又是个天生漂亮的婴儿，高鼻，大眼，皮肤白净，一如相书中的有福之婴。年轻的裕禄对于这种自身生命的衍续现象表现出莫大的兴趣和惊奇，他根本不想他长大会成为“小窑黑子”或是逃难逃荒人，更不会想到他如此之短命地、悲惨地死在徐州火车站。

在这样的时刻里，裕禄不得不想起遗于故乡破屋中的娘亲了。在他与妻子抱起小小的连喜离家的时刻，小院里的哭声如同祖父、父亲、家嫂死时一样悲切。未老先衰的祖母抱住嗷嗷哭叫的孙儿，生怕被人抢走似的抖抖颤颤、躲躲闪闪。一种生离死别的悲凄与惊惧，令她忆起家中一幕幕惨剧。她万也不会想到，这个取名“连喜”的福相的孙子会命夭他乡。假如她得知了这里发生的一切，那便是以钝刀杀了她。

少年丧父，青年失子，铁窗地狱，家破人亡，兵荒马乱，无家可归……苍天为什么把这样多的苦难集中到焦裕禄一个人身上？倘以徐州火车站为前一历史阶段的总结，那么在此后的逃荒逃难的生涯中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关键的一点是，瘫倒在地、哭昏在地的妻子、岳母还能随他远逃吗？他对于眼前的茫茫苦海不知所终：会淹死于其中吗？爬得上彼岸吗？此刻，他正像一个攀崖的樵夫悬身半空，手中仅仅抓住一把山草。山草格喳喳断开，假如没有一根称之为“筋骨”的藤蔓或是灌木的细茎裹于其中，攀崖人跌入谷底的命运已无可置疑。焦裕禄夫妻连同岳母便似那样的攀崖之人，假如在那样的时刻里，焦裕禄的坚韧也随同着悲痛欲绝而软化而断裂，这一家的结果之悲惨，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他的妻子郑氏，会在一连串的灾难的打击下失去生活的信心，会因失去爱子而轻生。一旦寻死于绝处，他岳母也会毫不恋世地跟随而去。当时，家破人亡的焦裕禄又不能——也决不可能返回自己的故乡，那么这家人的命运，焦裕禄的人生旅程险恶的一步，全在于他怎样处置，怎样举措。

以现今的眼光分析焦裕禄的那个历史关节，他似乎也只有逃难一条生路，这有些像被围困的红军走出万里长征的这步不得已而为之的险棋：虽然有千难万险，虽然会九死一生，他都必须迎着走去，必须谋得休养生息、聊以喘息的栖身之地，而求日后之大成的机会。

他以出奇的冷静、出奇的饱含魅力和情感的语调劝抚着岳母、妻子：她们要想开，要走出去，只要活下来，粮食、衣物、房子都会有。他们还年轻，孩子也可以再生——这有些像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劝慰妻子的话。世界上无论哪一种类的人杰，都会对前途充满希望，并将希望的光照亮失望的亲友和同志。

焦裕禄似乎受到了一首悲壮的希望之诗的鼓舞，他的残缺不全的一家，连同几个岳母的亲邻，一同步出兵荒马乱的徐州城，一路号啕，一路乞讨地向着东南方向走去。正是阴历的八月，天还不是绝人的季节：大豆、玉米、地瓜都在收成之季，每一粒捡拾来的粮食入口、入怀，都给以他们生的希望。他们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哪里能够生存，正像一群被枪伤翅的大雁哀号逃飞，疲奔于阴霾四布的天空，既要提防地面上再次射来的枪弹，又要寻觅田野中救命的食粮。

在逃出博山之前，他只听说徐州东南的地面广，人烟稀，凭一身的力气，凭艰辛的经历与经验，自认为能够活下来。东南走，东南飞，他记起了《孔雀东南飞》的诗词，于一片悲凉凄怆的诗意心境中，寻找着赖以生存的希望。

但是，东南无广宇，东南无酒肉，更无仙山琼阁。广阔的原野中满是黄瘦的面孔，流汗的脊背。焦裕禄和他的同行者们开始“打短儿”卖力：收一亩地的玉米、砍两亩地的秸秆换来几斤粮食；挑几亩地的粪肥，赚几张煎饼；垛一座柴垛、挖一个粪塘挣些许汤饭……满身的汗水，满脸的泥土。穷人是请不起这类短工的，只有富人，而富人因肚皮肥厚大都焐烂了心肝，无端的挑剔，粗野的呵斥，无滋无味、无油无盐的饭食，焦裕禄皆尽心尝口尝了。

晚间，他的一家睡在雇主的车屋、草屋、牛棚或者草垛旁。在无数的惊梦中，再现小儿惨死的一幕，再现母亲肿胀的泪眼。苍蝇、蚊虫时时刻刻骚扰着他们。饥饿、疾病时刻威胁着他们。在邻村的柴垛旁，雇主扔出了病死的打短工逃难人的尸体，为此，人们不敢再让逃荒人住进任何一间屋子。

他的求生“打短儿”也不能总有雇主，太多的逃荒人，太多的卖力气的人集中到这里，助长了地主的脾气。在找不到活干的天日里，一家人蹒跚于秋收后的野地，从玉米地里捡拾秸秆皮毛，从红薯地里挖地三尺，寻找可以充饥的断块根须。在黄土地上挖两个土坑，培垒起一个土窑，燃起了捡拾来的柴草，烧烤着红薯的零碎。这便是他全家的一顿饭，有时饱，有时不饱，这是一个不至于饿死人的季节，继之而来的冬天，便是决定这一家人生与死的鬼门关了。

自从焦裕禄眼见雇主扔出病死的逃荒人之后，他的心中便无时不将此情形与自家联系：他不能保证自己一家三口人能免于此类灾难，不能保证三口人能逃脱灾境，到达“东南的福地”。那个时候，他尚不能知道要落脚于江苏省宿迁县的一个村庄，一家姓胡的地主家中，他只是在走，在奔：鱼寻千里水，鸟觅万里食。

那是正值日寇疯狂的时期，不时传来日军扫荡的消息，不时传来中国人集体被杀、集体活埋的噩耗。躲入天主教堂的中国妇女被日军集体轮奸，然后一一以刺刀捅死。鬼子在乡间巡逻，看见不顺眼的目标，感兴趣的目标，举枪就打，不管翁妪妇幼，不管农人工人。而日本兵的枪法又特别准确，从他们的枪口下，几乎无人能够逃脱。

在这样的境况下，焦裕禄一家是在饥寒交迫、惶惶不安中度日如年的。从中国东北的抚顺，到家乡东南的徐州、宿迁，他看到了太多的鲜血，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灾害。在这一时期内，焦裕禄的思想还没能达到“兼济天下”的境界，而在谋求着“独善其身”，其实也无力善其自身。整个的环境、形势还没能给他以具有大的震动效果的影响，或者说，还没有出现一位足以影响他舍家舍命，最终投身于抗日战争的具有魅力的人物。他只能作为一个较为清醒的逃荒者，为了生存挣扎于死亡线上。

但是，他对于日本侵略者深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同时又对于处于富豪阶层的剥削、压迫者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他没有拿起枪来同敌人战斗，而像大多数尚未觉醒的人一样在忍受着践踏与饥寒。《义勇军进行曲》——而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的一句歌词特别耐人寻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这几乎可以让人理解为：中华民族只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才会“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焦裕禄是“每个人”之中的一个，他还在忍受着。但是，他作为震撼世界的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的榜样”人物，所经历的是他的苦闷期、彷徨期和低潮期。一旦度过这个多霜多雪的寒冬季节，一个如虎的焦裕禄便会出现于革命斗争的战场上，而不再是狼追虎逐的羊群中的一头弱羊。

用现在的眼光看去，焦裕禄刚从几千里之外的鬼子狱中逃出性命，而又敢于在虎狼遍野的险境中出外逃荒，也不失一位勇敢的探索者或奋斗者的风范。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没有1943年秋季的这次逃荒——一次被迫的“战略”大转移，就没有1945年秋季的回乡的革命。在这个整整两年的时间内，他度过了饥荒，度过了重入监牢的险关，舔愈了重创的伤口使之结成厚厚的痂瘤，才回到生身的故里博山县。因而这种苦闷期、彷徨期和低潮期，也堪称之为他生命的安全期。没有这个安全期，人们不可能期望今天会出现这样一位人杰。

为了获得这种安全与温饱，焦裕禄以他特有的聪明与机智，在这个人地两生的环境中作出了他的选择：根据兰考县档案局保存在他档案中的自述，他去了江苏省宿迁县所属的“第二区园上村”，在一个名叫“胡春荣的地主家当了雇工……”

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县委书记的“榜样人物”，一个颇多学识、颇多才智、极多苦难的人物，曾在那样的环境中求得生存的不易。在他的心中，凄然回鸣着的当时流行的一支歌子，一定不能够以他善表情感的歌喉唱出吧：唉！房子烧了，东西没了，只剩下一片焦土几片瓦，还有满地的骨头架。牛马死了，田地荒了，我们的父母兄弟被杀了，我们的姐妹被抢去了……

这是全民族苦难的写照，在各个不同的苦难中，焦裕禄的一家尤为典型罢了。此时的焦裕禄还没能冲破本能的求生存的局限，在客观环境的制约下，他的思想境界、革命觉悟在美丽的升华之前，还只能是一个受地主剥削自发反抗的自为阶级的思想意识。这在他的亲笔自传中也能找到注脚：一九四三年（二十岁）逃荒到江苏省宿迁县城东十五里双茶棚村，在已早逃荒去的黄台村几家老百姓家住下，岳母的婆婆出去要饭，岳母给一家开饭铺姓张的家烧锅做饭（因岳父早已死了，实际她跟姓张的过了），我女人纺花，我与（予）姓张家担水混几顿饭吃，在此住了半个月，饭铺姓张的将我与我们一同逃荒的皮峪村一姓张的共同介绍到城东二里园上村当雇工，我与女人在地主胡春荣家当雇工，住在地主一头是猪圈一头是牛草的小棚里，女人纺花，老岳母跟我一起要饭，我与（予）地主种地。姓张的老乡雇在我们西院地主胡春荣的二哥家。我在地主胡春荣家当了二年雇工，第一年正（挣）五斗粮食（每斗十四斤），第二年正（挣）一石五斗粮食。一九四五年又生一小女孩（即现在大连上学的这一女孩），当雇工二年来才真正认识了地主是如何剥削压迫雇工的。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新四军北上，宿迁县解放了，人民政权建立了，工作人员不断召开会议，并听到我家乡也解放了，我们一伙逃荒去的，黄台村、郭庄村、皮峪村的几家一同回家了。我二年工资和女人纺花正（挣）的钱，买了一头驴与老乡一同推小车回家了。

在没有得到焦裕禄亲笔自传之前，为了弄清楚焦裕禄在宿迁县两年雇工的真实情况，我们托请宿迁县宿城镇胡玉鹏、陈先扬、仇学成等有关同志对胡春荣的后代胡俊波进行了采访。一因年代久远，二因胡俊波可能有顾虑，采访十分艰难，几经周折，他们才弄清了来龙去脉，并在采访笔录上写了“经调查情况属实”的字样，同时盖了当地政权的公章，以示其严肃性。上述几位同志来信和来电话说，他们是满怀对焦裕禄无限的崇敬之情才甘愿这么做的，同时也期待着早日读到《焦裕禄传》这本文学传记。为了感谢这些热心肠的同志，现把采访笔录全文记载如下：时间：1995年2月19日地点：西露村13组陈宜桐家采访人：胡玉鹏记录：陈先扬被采访人：胡俊波（胡春荣之子），59岁胡玉鹏：我们把你请来，是想请你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把焦玉（裕）禄同志在你家的情况如实回忆一下。胡俊波：焦玉（裕）禄1941年下半年偕同妻子从山东到此地避难（原因不详）。大概是9月或10月的一天，他们推了一辆大车来我家借宿，后经相处，焦主动要求我父亲胡太荣（中农），在我家临时帮工，以维持生计。安妥后，焦接来其岳母在我家一同生活。其间焦玉（裕）禄妻子在我家生了一个女孩。焦家几口在我家生活一年多时间，与我们同吃同住一同劳动，无主仆之分，相处十分和睦，与邻里之间也十分融洽。在他们四口回故乡时，我家卖掉家中唯一的一头牲口——毛驴（得19块大洋）充作路费，并备足干粮，送他们启程返乡。基本情况就是这些。（被采访人签字和当地政权公章）“焦裕禄亲笔自传”和胡春荣之子胡俊波的回忆，表面看出入较大，细分析，两者基本吻合。

焦裕禄给胡家帮工近两年之久，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帮工的受剥削，雇主得利，这也是常理常识。至于胡家卖了一头毛驴得19元光洋给焦家作路资，焦裕禄临别买了一头毛驴，这种一卖一买的巧合能否这样理解：胡家以毛驴折价，顶焦家近两年帮工的工钱？似乎这更贴近真实。其实，无须考证了，读了上述两面“实录”后，读者便可一目了然了。至于胡俊波的“采访笔录”中的某些细节还是可信的，比如其父叫胡太荣，而不是叫胡春荣，“焦裕禄自传”中把“太”写成“春”大概有误。作为胡俊波，在焦裕禄给其父亲帮工时，尽管他还只有七八岁，但也不至于不知道其父的名讳吧！说到别的细枝末节，一个雇主的仅有七八岁的娃娃的事隔长达半个世纪的“回忆”，怎么能与一个成人帮工的切肤之痛相提并论，又如何能让人更加信服呢？

胡俊波的“被采访记录”中的另一句话也有再提及的必要：焦与胡太荣“相处十分和睦，与邻里之间也十分融洽”。这能令人完全相信，因为焦裕禄自幼就懂礼貌、知仁义，在上小学期间便与老师、男生、女生都相处得很好，有学长的风度，在成人和参加革命后，焦裕禄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之一，便是能够容人，和各种各样性格的人“融洽相处”。

1945年的金秋来临了，地处京杭大运河之畔的宿迁县二区园上村百姓的田地里，呈现了少有的好收成的景象。胡太荣家中的陈粮又该出仓了，预备储入新的粮食，因而他的全家也是满脸喜气。

这一年的这个时日，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中国人，对于山东博山人焦裕禄以及他的乡亲，都是命运转折的时刻。在园上村打扫得光光的麦场上，正在上演着这个地区十分有名的“拉魂腔”戏剧，那个以演出传统剧目为基础的名剧团破天荒地编排了一段新的戏词：八一五小日本投降把枪缴，喜坏了咱中国的老老少少。喝喜酒唱大戏再放鞭炮，百姓们巴望那日月过好。

普天下都在传颂着这一喜讯，诗也传，歌也传。日本鬼子投降了，民族的敌人消灭了，最解恨，最能出一口恶气的，当然是被日寇残害至极的焦裕禄。但是，在他灰暗的记忆里，他只晓得家乡的土地上遍伏蛇蝎，遍布虎狼，不能想象外侮逐净的故乡里如今开了什么花，结了什么果。

在每天的劳作、生活中，他开始心神不宁，恍惚若梦：梦见自己的老母苦泪涟涟地迎候于村西的小桥上，一声声呼唤着他的名字。而在睡梦中，他看见自己返乡的道路上一片泥泞，一片荆棘，徐州火车站挤死的小连喜变形的小脑袋血流如注。一只北飞的鸟、一片北飘的云朵都捎带了他无限的情思、无尽的思虑及念母情怀。

在越来越成习惯的伫立北望、翘首北望中，他发现他像一只远游的鸟儿，必须归巢了。给他最后决定回乡日期的人物，是山东来此的乡亲挑夫。这些扛着长扁担的大汉们声如洪钟地告诉裕禄：日本人投降了，家乡驻进了八路军，成立了民兵组织，与国民党的军队，与地主武装展开斗争，保卫家乡，保护穷苦人的利益……

乡亲的话如一块火炭，掉落进他满积干柴的胸中，引燃了烧心的大火。无论如何，他要回家了，这是胜利的季节、归巢的季节，许多的悲伤、悲痛与悲惨，都在胜利的喜泪中变得模糊，恍若隔世。一个潇洒、豪放、乐观、向上、勇于奋斗、勇于战斗的焦裕禄将在博山人的眼前复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焦裕禄夫妇，连同他的岳母，还有他新出生的女儿焦守凤，肩担身背一路风尘地奔向了返里的长途。

第六章　明朗的天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解放军的恩情说不完……

1945年8月，焦裕禄回到了山东博山北崮山村的穷家，首先听到的是《解放区的天》的欢快歌曲，首先看到的是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在贫穷的山乡蓬勃兴起。

在回乡之后的最初的日子里，焦母与她的儿子儿媳，常常是哭睡了又笑醒了，离别的话儿何其多呀：无尽的辛酸、苦痛、屈辱、企盼，千言道来，却难以说清，而豁然开朗于心的，便是向黑暗世界开战的觉悟与猛省。打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山川披锦绣。拿起枪来，跟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队伍战斗！

北崮山村的民兵组织非常活跃，同村的乡亲与家族中，许多的人当了民兵，扛起了枪。在焦裕禄后来共事的人中，有民兵队长焦方开、郑汝信，民兵焦方亭、焦方珠、焦念中、焦念钦、焦念江、焦其焕、焦念书、李景伦、王西月……还有1945年参加民兵并当选为妇联主任的刘美元。焦裕禄也要参加民兵了，他找到了本家的叔辈、民兵队长焦方开。

对于焦裕禄参加民兵的要求，焦方开与他的民兵战友不约而同地喜形于色，十分欢迎。据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自卫团长焦念书说：当时的焦裕禄想参加民兵，不是自己去找民兵队长焦方开，而是拜托了他这位本家爷去找焦方开。焦念书一提裕禄想参加民兵，方开队长大为开怀：“好啊！他有文化，人又机灵，写报告、管文件他都会干，叫他干吧！”

于是，这位归巢的飞鸟当上了民兵。时年23岁的焦裕禄，穿一件大袄，以皮带扎腰，挎一只文件包，高大英武的身材，宽肩长腿，白面黑发，双眉上挑，双目如炬，颧骨与鼻高高，一副英豪男儿风度。又加属文化人物，言谈举止，文质彬彬，不瘟不火，接人待物，安详周到，颇得民兵战友以及村民敬重。这是一个经磨历劫而成熟了的焦裕禄，恰如一棵历尽炎夏寒冬、风雨霜雪的青松，既英武，又芳香。

北崮山村以西几里路的八陡村，就是国民党、还乡团的地盘，敌人常常集结成势，进犯共产党管辖的区域，北崮山村便成了前哨阵地。焦裕禄常背一支长枪，与民兵战友一起在村西的一个小桥上站岗，遥遥监视着西方随时可能进犯的敌人。在如今的村西果园内，尚有那座小石桥的遗址。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博山纪念馆，都存有那座小桥的历史照片，十分珍贵。照片为黑白照，一座拱圆石桥，桥下流水潺潺，桥面宽阔，有灰石栏墙，桥上有几株树，非洋槐即是苦楝，背景是苍茫而广阔的原野，似在那眼不能及的地方，正有集结成团的黑云飘冉。

那个背景便是北崮山村的正西方向：国民党的政权、军队、地主武装便龟缩在那片黑云之中作作索索，磨刀霍霍。小桥便是面对黑暗势力的前哨。在这座小桥上，产生着一个个意义非凡、微妙有趣的故事。唱响着一支支歌曲，或者创作着一首首诗章、一篇篇美文。朝气蓬勃的民兵，血气方刚的穷人的武装战士，如一支支干柴集结于此，被共产主义的火种引燃得烈焰腾腾，照亮了山川原野。

焦裕禄的聪明才智很快显露出来了：他不但写报告，管文件，管钱账，写信函，而且以他音乐的天赋、高亢的歌喉，教唱着民兵学会了“八路歌”：同志们呀我要问问你，吃的饭穿的衣都是哪来的？鱼儿离了水活呀活不成，咱离开老百姓就不能打胜仗……

一人教，众人随，唱出了激情，唱出了气势。北、东、南崮山村，无论男女老幼，都学会了这支歌。而且传唱至顽区。据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几位民兵战友回忆，焦裕禄还教过民兵好几支歌，大都忘了词儿，能够琐碎记起的；还有一支不知名字的歌，歌词大意如下：青山座座柳叶黄，阵阵秋风吹战场。战场多战事，战士无衣裳。衣裳有我织不破，坚决勇敢打东洋。打东洋是大众的事，不分前方和后方。前方多拼命，后方多帮忙。做衣裳，送前方，抗战增力量。阵阵秋风吹战场，吹不动战士的心如钢。

这支歌不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流传于这个革命老区，日本投降后的较长时间中，人们仍传唱这首歌，直至解放战争风起云涌之时，这支歌仍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述说着军队与人民的鱼水关系，激励着解放区的人民为支援前线、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做出了惊人的举世瞩目的贡献。

在这一时期，焦裕禄犹如一株吸饱了阳光和春水的桃树：抽枝、生叶并且绽开了绯红的繁花。

他又一次爬上了崮山和岳阳山，滴答答练起了他的军号。这一次的练习必须刻苦，带着满腹郁结的仇恨。这一次的吹奏必须昂扬高亢，让红区的军民闻声而奋进，让八陡等地的地主武装闻声而丧胆。在南崮山小学的“雅乐队”中练习吹奏之时，满怀着童稚的美梦，乐境中是桃花的绯红。在抚顺矿狼窝里，漆黑的窑窟中，在逃难的宿迁原野上：他心中的号声是凄楚的哀叹。这一回的吹奏是历史安排的重任，他是以一个革命战士的情怀吹奏出复仇的心结。

要练，就练出个模范的水准：集合号、调兵号、冲锋号、休息号，急紧缓舒，错落有致。在砍柴的林中吹，遥想经历的枝枝杈杈。在山道上吹，忆起那油车、煤车的翻倒、倾覆以及煤灰掺和的泪水。在山坡下吹，记起如狼的日本鬼子和狼种的洋狗的血盆大口。还要面对东北的方向去吹，让号音随同南来的和风，穿过千山万水飘到抚顺，询问那“大山坑”矿里的难友怎样安身，魂归何处……

在崮山峰顶，可以看见村的北面，岳阳山山脚与崮山山脚交触的那片焦家的地里，凸起了几座还不算旧的坟头，爷爷、父亲、嫂子，一个个愁苦的面影，一声声清晰可闻的叹息。他悠悠地吹起来，使号音的组曲成为鸣丧的唢呐。

焦裕禄生来最有意义的一次军号的吹奏，正值一个春日的清晨，那是一次集合号：成队的民兵、学生、妇联队伍集合起来，长枪与红旗的闪耀和光彩，烘烤得整个崮山村沸腾了。人们高唱着歌曲，高呼着“打倒恶霸地主”的口号，顺着崮山山脚的缓坡铺成的石板路，沿着阚家泉形成的河流，奔向曾逼死过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逼死过无数穷人人命的恶霸地主焦兆忠家。

阚家泉的清水在焦兆忠的院东形成一个深塘，清水涟涟，映日耀月。两进四合院落的焦老财家宅第，便坐落于水塘之西，麻石石板路之侧。大门高大威武，有一对凶猛石狮守门。大门呈拱圆形状，中顶浮雕阴阳八卦图，镌刻着“万福来朝”四字。自拱顶始，有一刻功精细传神的飘带沿拱圆门框飘摆，飘带缠绕的，似是八仙所挂的牙葫芦、拂尘、竹筒、笏板，所象征的不外是福、禄、财、寿。但是，由于有了跃跃欲动的石狮，青黑一片的灰暗瓦檐，令人感觉到阴森可怖。

那位高大、福相十足的焦兆忠就住在这座宅第之内，按辈分，在焦家又属高层，因而无论焦氏家族的老少男女，低头叫“老爷”者居多。外姓的穷人惧其威严，要称“表爷爷”。即便是在被斗争的时刻里，他仍能不变沉稳的态度、祥和的笑容。看见暴怒的焦裕禄之时，他竟能笑称了一句“小爷们儿”。很多的人被他的滑稽形象惹得哄堂大笑，会场气氛变得极不严肃，与斗争另一位恶霸地主郑开田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反照。

在这样的时刻里，焦裕禄振臂呼起了口号：“打倒笑面虎，打倒恶霸地主焦兆忠！”他开始上台发言，以他雄辩的口才，历数焦兆忠杀人不见血的罪行。他说：焦兆忠虽然也姓焦，他逼死的却都是姓焦的人。给他种地的佃户、长工、短工也是焦姓居多，他什么时候又有一分的仁慈？他逼死人命，阴险奸诈，左勾日本人，右挂国民党。成群的乡亲被日寇抓捕杀剐，焦姓人占了多半，焦兆忠救下了哪一个？他与地主郑开田是一棵藤上的两颗毒瓜，不能听信他“一林一祖”的蛊惑之言，压迫人的地主老财和被压迫的穷人，从来都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一番话有理有据，讲得众人有感有触，细想了焦兆忠人面兽心的劣迹种种，一种发自内心的阶级仇恨油然而生，于是纷纷上台揭发，鲜血淋漓的事实，秘无人知的丑行，一件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火上加油之时，有人哭诉，声泪俱下。有人痛骂，怒火万丈。也有人挥刀端枪，想结果了这个披着人皮的豺狼。

怀有比众人更深刻、更火辣的仇恨的焦裕禄，没有在此类行动中火上浇油，他只根据上级指示把焦兆忠、郑开田交给博山县第五区区政府处理：分掉了他们的田产、房屋和浮财。

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焦裕禄》一书中，记有焦裕禄在参加民兵之后的过激行为，那次过激的行为直接影响了他加入共产党的时间：在一次战斗中，北崮山村的民兵捉到了一批俘虏，其中有一个恶贯满盈的“矮军官”。有民兵控诉：正是这个矮军官，把乡干部的头砍下来挂在树上示众。又有人揭发，正是他开枪打死了村妇联主任，又把尸体扔进了深井。还有人揭发，“矮军官”用铁丝穿住了抗属老母的奶头，游乡示众……在“矮军官”供认不讳的情况下，焦裕禄怒不可遏了，从墙上摘下一把鬼头刀，朝着“矮军官”劈头砍去。“矮军官”一摆头，刀落到胳臂上，顿时鲜血直流，几乎断掉……为此，区武装部长、党支部书记龚为群批评了焦裕禄：杀俘虏是违反政策的，是“冒失行动”。他不能批准焦裕禄的入党要求。

在已经读到的焦裕禄档案材料中，我们未能发现有关这件违纪的记载。在博山、北崮山的采访中，无论当地政府、老民兵以及焦裕禄的嫡系亲属，均未证实此事件的存在。根据焦裕禄对待逼死父亲的焦兆忠的处理态度，可以推断他不可能有过此种过激行为。据焦裕禄之侄焦守忠说：焦兆忠在得到政府的宽大释放后，曾东逃青岛，后在国民党反攻解放区时返还北崮山村，最后竟死在自家院东的水塘中——国民党土顽的部队与他发生了不和，争吵中将其抛入水塘，不许家人救起，活活淹死，并非为我政府或民兵处决。

因此，根据焦裕禄之生成原因、文化修养、革命觉悟推论，他似乎不可能操刀砍断一个敌顽分子的胳膊。反过来说：如果那位“矮军官”真的杀过八路军的村长，杀过妇联主任，再残酷迫害共属老妇，即便是一刀劈死他，也不会当做违纪行为成了他入党的障碍——那是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时期，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杀一个恶贯满盈的敌人是可以得到那时的基层组织理解的。而且，焦裕禄这位颇具诗人性格的勇士，面对着残害革命干部的刽子手，想起自身一家数口的惨死，为什么不能举起寒光闪闪的鬼头刀呢？

焦裕禄是一个极富情感的人。正因为他经受过许多的苦难，他才可能对受苦人、弱小者产生巨大的同情心。只有苦过的人才知道别人怎样苦。只有曾经弱小过的人，才知道弱小的人需要怎样的帮助，需要怎样地挺起胸膛而自持，而庄重，而自强。

在斗争恶霸地主、救济穷苦人的行动中，焦裕禄帮助了许多弱小者，又知道使弱小者在晴朗的天空下高大、光彩起来。对于一同扛枪斗争的战友，他充满着同志式的爱心。

1946年，刚刚参加民兵的焦念中才够16岁。初拿起乌亮铁硬的枪杆，心中盈满着新奇的、惧怕的感觉。是兵就要打仗，就要上岗。共产党控制区的前哨阵地——北崮山村，村西的拱圆石桥，是前哨中的前哨。是哨位必须有哨兵，焦念中也要抖一抖少壮男儿的胆魄，当班站岗。是处离敌占区的八陡村15华里，距敌之前哨村岱庄仅5华里。敌顽势力、地主武装见同伙被斗、被抓乃至被杀，当然是复仇心切。因而，偷偷袭击解放区的行动常发生于风高月黑之夜。16岁的焦念中放哨站岗，当然心中发慌，手脚发冷了。焦裕禄比他大六七岁，总和他同站一班岗。

焦念中已经不能记起：和他同屋歇息的焦裕禄替他站过多少次岗。炎热的夏夜里，蚊喧如歌，集结如小米粥一样的蚊虫袭击着裕禄，握枪的手上被叮起红肿晶亮的一层疙瘩。如遇雷雨天气，风雨交加，雷鸣电闪，满天火焰中，遍地都是光怪陆离的影子。还有北风刺骨、白雪厚积的冬日，山林中的风啸犹若狼嗥，夜间的岗哨不是平伏于地上，就是爬到树上。不是因为焦念中害怕他才替他站岗，也不是这位年轻的小爷爷长焦裕禄两辈，而是裕禄害怕敌顽乘夜偷袭，杀人放火，破坏解放区。

若在白天上岗，裕禄还会教念中或是另外的民兵唱歌识字。还将从书中学习的革命道理讲解给大家听。那时候，设立于山里的共产主义理论学校常常开课，也常常轮训民兵中的骨干分子，焦裕禄在那里学习过，因而成了地方民兵的政治教员，许多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一经他讲解，众人便有茅塞顿开的感觉，理解了民兵的任务是当好解放军正规军的助手，保卫家乡，保卫贫雇农翻身闹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深刻道理。

这类道理是逐渐明白，政治觉悟也是逐渐提高的。据焦裕禄的民兵老战友讲述：他们是从焦裕禄的能说会道、会打比喻的教导中得知了普天下还有许多的受苦人：江苏有，抚顺有，全国有，外国也有。得知了所有的受苦人都有冤，都有仇，都有尚未洗雪的恨。只有联合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消灭地主资产阶级，推翻旧社会，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政权，才能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才能奔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得知了“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伟大道理，整个的北崮山村无论民兵、妇女和贫民，人人都上了识字班，学起了文化，唱起了革命歌曲。

要从理论上、实践上教育刚刚被解放的农民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农民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大局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要使他们的作为服从革命的需要，则不但要以道理服之，还需要一个有个人威信和有魅力的人，以他的人格力量承载他的意志，用以服众。

也是在那座拱圆桥上，大槐树下，与焦念中一起放哨的焦裕禄遇到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1945年，博山县的粮荒问题严重，东部的解放区、西部的“国统区”都同时存在着缺粮之症。北崮山村以至解放区的村村寨寨中，到处写满了大字标语——“三日无粮，敌人就慌”、“不许西走一粒粮”、“兵马不动，粮草先行，筹粮交给解放军”……

这一天，焦裕禄首先看见：他的婶母挎着一只沉甸甸的篮子，出村向西走去。往西走，亲戚多得是，八路军也讲亲情朋谊，但那篮中的东西不能不让他犯起猜疑。在整个的崮山地区，没有人不知道裕禄是个知老少、懂礼数的年轻人：见了师长，见了长辈，站稳了招呼，温口善面，问寒问暖，而又毫无虚假。若遇平辈甚或晚辈人，也是笑口常开，闲话是非从不出口。婶子要走亲戚，盘东问西似乎不够礼貌。

但是，如果解决不好这类问题，焦裕禄也就不叫焦裕禄了。他快步迎过去，问婶母所走亲戚的原因，便问为什么不多穿一件衣裳？为什么不叫人送一送？伸手接过篮子，连呼“好重”，顺理成章地也就看一看是什么东西。

那是满满一篮粮食，焦裕禄也在一瞬间断定，婶母没必要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去走这家亲戚。为了全家的灯油炭火、油盐酱醋，她准是去卖这点粮食的。去西边卖粮，价钱比解放区贵得多，因为解放区封锁了西去之粮，当然是物以稀为贵。

婶子对裕禄有着养育之恩：糠皮青菜分着吃，一个窝头掰两半尝。婶子家中并无存粮，卖掉这份粮食，也是“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难为之情。婶子是本分人、老实人，看见粮食露出，又不会编出个谎话，顿时面红耳赤，尴尬万分。裕禄的功夫恰恰能够解除这类难堪：他说走亲戚拿粮食，不如带些白面馍体面，而粮食又可在磨坊中换来热馍。他指使换岗的民兵去办这件事情，民兵心领神会，换来的当然是面额×万元的钞票，推说没有现成的馍，要她等几时。裕禄的婶母当然愿等，却不知那钞票是来自侄子的腰包。

这一类既要维护原则、又要顾及方方面面的事例屡见不鲜地出现在桥头哨位。焦裕禄以及民兵队伍若想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让亲情乡情服从于原则，便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据北崮山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44年入党的王西月老人讲述，另一次险些付出血的代价的故事，也发生在桥头哨位之前。那时的王西月担任民兵班长，常隔几天，他就会和焦裕禄同站一班岗。又是眼神极好的裕禄首先发现了一个活动目标：他看见敌方岱庄的方向出现了一个人影，手里牵着一头黄牛。仔细一看，人与牲口不是从那边来，而是从这边去，已行至崮山与岱庄的中间地带。

王与焦立即追了上去，发现是崮山村一位姓陈的农民，利用高秆庄稼的掩护，欲将土改分得的耕牛高价卖到敌占区去。就在他们认清了那人欲将他唤回的时候，岱庄的地主武装也出动了。他们看见了肥壮的黄牛就像猫见了鲜鱼或像苍蝇见了血，嗷嗷地狂呼着扑将上来。

姓陈的农民后悔已晚，返还已迟，惊慌失措中，双手捉定了系牛的缰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无计无策。王、焦二人快速地冲上前去，正要抓起缰绳，敌人首先开枪了，子弹啾啾地怪叫着，掠过头顶。王指挥焦伏在一个坟包后，开枪还击敌人。焦裕禄的“三八”枪瞄准一个敌人，一勾扳机便撂倒了他。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真枪实弹的战斗，他为自己能够开枪打中真的敌人而惊奇万分，激动不已。还在举枪瞄准、练习射击的时候，他就比别人刻苦认真。王西月夸赞他说：“在山坡上练枪法，一枪打掉一块树皮。”在整个民兵队中，他是最有灵气的射手。

但是，这是面对了真正的拿枪敌人，他的仇恨在他一勾扳机的瞬间开始有报了。他又一次压上子弹，像一只雄鹰飞在了蓝天，恶狠狠地俯视着地上的狐鼠，尖锐的利爪聚上了千斤的气力，想象那枪弹击中敌人脑壳之后飞迸的红红白白的热闹，想象成堆的敌人的尸体堆叠起来，像大山坑的煤堆那样乌黑肮脏。

在这最亢奋的时刻里，他听到王西月的一声命令：“赶快通知民兵队参加战斗。”眼尖如鹰的焦裕禄也猛然发现，成群的敌人像黄狗一样爬满了庄稼地，呈合围之势缓慢地包抄上来，寡不敌众的情势已十分明显，眨眼之间，就有牺牲或被俘的危险。

他翻滚在庄稼地里，快速地撤向村中，留下王西月班长一人顶着打。在小桥的树下，他迎上了集合而来的民兵。一阵猛烈的反击，敌人支持不住，连滚带爬地逃了回去。清理战场时，发现敌人丢下了三具尸体，还有受伤的敌人丢弃的七八支长枪以及弹药等战利品。

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北崮山村民兵队长立即上报到五区政府和党支部，在全区内通报：要求翻身农民珍惜胜利果实，不得将土改分得的粮食、牲口流往敌占区。通报表扬了王、焦二位民兵战士，对他们机智勇敢的“夺牛”战斗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崮山几村的传说中，年轻、能说会道、能写善画、温文尔雅的焦裕禄又被描绘为神枪手，百发百中，说打鼻子不打耳朵。

除村西的小桥哨位之外，王西月的家前亦是哨位：他家地势高，岱庄的敌人一露面，小桥哨位看清了人数，王西月家前也看清了群体，“夺牛”一战的胜利，也是双重哨位的功效。有了严密的警戒，岱庄、八陡等地的敌人想来进犯，便屡屡受挫。敌人恼羞成怒，便从博山的方向发来大兵，翻过了岳阳山，从北崮山的侧背偷袭北崮山根据地。

两个哨位上的民兵同时发现了敌情，形势十分险恶。一旦敌人如恶狼扑下山来，绝不是北崮山的几十条枪所能抵挡的。一旦野狼侵入家园，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将无法估量。情急之间，无计可施，只得放弃这块根据地，从后方郭庄撤退。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焦裕禄飞步登上了孤立的崮山，面对着开枪打炮、凶焰万丈的敌人，左手叉腰，右手握号，滴答答仰天吹响。号音越过崮山的山头，撞上了岳阳山、四座山。一时之间，回声激荡，气势恢宏，如千军万马奔腾一般惊天动地。据1945年入党的老自卫团长焦念书老人讲述：当时的念书正在桥头哨位的树上观察敌情，猛听得崮山上吹号，也一阵惊喜。正要撤走的民兵们以为八路军的大部队增援他们来了，转身抢占了有利地形，组织抵抗。正在进犯的国民党、地主武装、还乡团的大部队，一听到这样高亢、嘹亮、底气充足、音韵规范的“调兵号”声，以为中了埋伏，回头就逃。立于崮山之巅的焦裕禄，一心要把《空城计》的好戏唱一个十分精彩，一转调吹起了冲锋号，号音激越、亢奋、紧急，势如利刃，敌人逃遁之仓皇景象，令我方军军民民、老老少少捧腹不止。

于是在大片的解放区内，又传遍了焦裕禄是诸葛亮转世，巧设“空城计”，吓走敌兵大部队的故事。在敌方喧叫声里，也传遍了八路军神号手的故事，说是立于崮山之上，如雕如塑，枪击不倒，炮轰不倒，刀枪不入，号声如雷，震耳惊心。

撤回博山县城的敌人为了对长官交代，也装神弄鬼，报告在崮山之后发现了大批共军，兵力强大，装备精良。若不是及时破解了调兵号的秘意，将会脱身不及，全军覆没。

因为有了个教育水平很高的南崮山小学，是处的整体文化水平颇高。因为焦裕禄是南崮山小学毕业的学生，从校长到老师，再至学生，都觉得有了一份特殊的光荣。当时的小学生们或是由老师指教，编唱了一首很传神的儿歌，概括了焦裕禄吹号却敌的故事：焦裕禄，本事高，敌人来，他不跑，爬上崮山吹洋号。什么号？调兵号，吓得敌人哇哇叫；爬着跑，滚着跑，又拉屎，又撒尿。沟也跳，崖也跳，没有娘的唤姥姥，[1]末了才知挨了操。

胜利是一把火，烤得人热血沸腾，心红胆壮。胜利是一张考卷，它证明着人的功业的成或败。既然焦裕禄作为一个山间人杰被人称颂，那么他也会因火的烘烤、考卷的优秀而胆气陡增。中国的汉字把双喜写成囍，在这一连两次双胜利的日月里，迎来了小守凤的周岁生日，母亲与妻子喜泪盈盈，革命补偿了她们的痛苦、她们的不幸。解放区明朗的天空下，有他们温暖的小巢和甜丝丝的日子。

艺高人胆大，焦裕禄确实已不满足于“保卫解放区”、“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防守功夫了，他自愿报名，请令到敌占区八陡进行化装侦察，希望找到一个能够狠狠打击敌人的准确目标，出奇制胜，打出北崮山民兵队的威风，使敌顽、还乡团闻风丧胆。

狩猎打虎，擒贼擒王。八陡区有个姓魏的恶霸地主，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对于八路眷属、革命家庭的迫害与残杀，到了疯狂的程度。焦裕禄侦察了他的宅院，制订了夜袭的计划，得到了全体民兵的拥护，一场主动出击的夜袭战选择在月黑之夜。

姓魏的恶霸有七个四合院的宅第，青瓦一片，阴森可怖。从大门至后墙，处处设防，杀机四伏。白日曾有民兵最后一次侦察，通过他宅中仆人，得知他的卧处。夜间越墙而过，直奔罪魁卧室，竟未见人影。

民兵们不愿善罢甘休，搜遍七个院落，皆无踪迹，最后从一个家丁口中审出，魏恶霸傍黑时去了博山县城，下了窑子嫖妓，当晚不再回府。

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胆行动。虽未有直接效果，但间接的影响不可小视。敌占区的大大小小的敌顽、还乡团头目皆惊惶不安地互告：提防些，谨慎些，国统区已不是安全的堡垒，如孙悟空一般神通广大的北崮山民兵，随时都可以乘风来、乘雨来清算他们的罪恶，判处他们死刑。

1945年冬季，深知军事技术之重要、深知军事装备之重要的焦裕禄求知心切，主动要求去崮山西南方向的朱家庄，学习制造石雷的技术。

老民兵焦方亭和老妇联主任刘美元是一对革命伴侣，50年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生涯使他们精神矍铄，斗志昂扬。他们清楚地记得，焦裕禄为学习造雷所投入的艰苦和精益求精的耐心。那位造雷的师傅名叫安海林，博山县下庄人，他不但会炒制火药，制造发火装置，还会一手能工巧技的石匠活儿。

选结构密实的青石做雷，块头适中，重量适宜。自石块一端凿出眼孔，孔洞深约二三寸光景。孔洞中装药，有踏雷，有绊雷，有滚雷。在淄博“焦裕禄纪念馆”内，尚有原始的石雷收存。石雷油光闪亮，眼孔洞开，如历史老人的眼睛，炯炯生光，令人望而生畏，浮想联翩。

当年的民兵曾造过极多的石雷。埋在崮山与岱庄之间的几颗，曾爆出了惊天动地的火焰，炸死了几名偷袭解放区的敌人。崮山腰炸响的一颗石雷，使进攻至此的敌人败退下去，落荒而逃。

像猎人打狼一样，埋雷要懂兽路，敌人可能走什么地方，可能避开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埋砖块，什么地方埋真货，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一而足。敌人如老鼠偷食，于伸伸缩缩、鬼鬼祟祟中，歪走正着，正走歪着，哭爹叫娘，防不胜防。

在没有亲睹、亲闻石雷之奇威之前，总以为亦是拍于山东的《地雷战》中的情节，是有才气的作家、剧作家的丰富而生动的想象力所致。亲见石雷，亲闻故事之后，又不禁为山东民兵的创造之智慧拍案惊奇。又为一个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之楷模的焦裕禄，曾经有过那样的神奇历史而惊叹不已：一个杰出人物的经历为什么总是那样奇异？假如他没有那样的经历，他的日后的杰出便是无源之水，也不会有那种山高水长的气势和清泉醇厚的滋味了。那么，他的故事、传记、电影、小说又该怎样去写？

据老民兵班长王西月夫妇介绍：多才多艺的焦裕禄经常在石雷上写上标语或是骂还乡团头目的字句，亦有时画上他们的头像。这听起来好像太像《地雷战》里的情节。仔细想来，如果当时的地雷战中没有如此精妙之细节，那么剧作者的想象力未免太伟大了。如果在当时便有如此多彩的情趣，剧作者亦堪称为发现生活、提炼生活之矿藏的大师了。这样的石雷敌人看见就生气，所不同的只是敌人不似电影情节中的用脚去踢，爆炸身亡，而是以枪击之：真亦击，假亦击，既暴露了目标，又耽误了进攻时间。

鉴于焦裕禄参加革命后的各方各面都出其类，拔其萃，1946年初，焦裕禄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得以实现了：他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先进分子。

兰考县档案局保存的《焦裕禄简历表》中，有焦裕禄入党情况的自述：“1946年元月，由本村民兵队长焦方开介绍入党，同年三月转正……”

但据老民兵班长王西月夫妇证实：王西月是焦裕禄的入党介绍人。自焦裕禄去世，所有的来访者——无论作家、记者、参观团、红卫兵，甚或外国友人问及焦裕禄入党一事，皆由历届地方党组织责成焦裕禄的“入党介绍人”王西月为之讲解。

王说：焦裕禄会工作，会打仗，思想进步，觉悟高，又受过苦，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一心想报仇，一心想入党，便找了王西月，提出入党要求。王作为北崮山村的第一个老党员，既有介绍、发展他入党的资格，又有将这个先进分子发展入党的义务。在经过一系列的交谈和思想摸底工作之后，王同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又据焦裕禄之侄、“焦裕禄纪念馆”警卫人员焦守忠，还有其他的现任纪念馆负责人指出：焦裕禄的入党介绍人既不是民兵队长焦方开，也不是北崮山村的第一个共产党员王西月，而是远在南方养老的共产党员李景伦。“焦裕禄纪念馆”负责同志为证实此事，给李景伦发了信函，要求说明焦的入党经过。一封从浙江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2号病房寄来的信，又从另一个角度、另一种语调谈及了焦裕禄入党经过：关于焦裕禄入党情况如下：曾有河南省开封地委来我处了解焦裕禄入党的情况与家庭、个人出身等等情况。焦裕禄贫农成分，解放前外出逃荒。他回到家时，北崮山正在开展对地、富、反革命的清算斗争，组织地方武装。焦裕禄参加了民兵，上级同意。（区委设崮山）后让焦裕禄担任民兵班长，并发展为党员。焦裕禄的阶级斗争立场坚定、稳固。党交给他的任务，千方百计完成。曾几次到敌占区侦察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时我在北崮山坚持边沿斗争，是县里派下去的。任务是发展武装民兵，对敌清算，动员南下。焦裕禄就是第一批南下的干部。李景伦1994年8月31号

从以上“情况介绍”看，当时的县派干部李景伦也很有可能是焦裕禄的入党介绍人。1945年到1946年，正是广大翻身人民对解放军、对共产党极为崇拜的年头，请一个县派干部介绍入党，或要一个上级干部介绍入党，本是很合情理的事。

但是，《焦裕禄》一书中所介绍的焦裕禄的入党情节，却颇有几分戏剧味道：看到焦裕禄的进步，龚为群、焦老宽他们心里都十分高兴。一天，焦老宽见焦裕禄坐在村政府办公室门外擦枪，就热情地向他招招手：“裕禄，你来，你来！”待焦裕禄坐到办公桌前，他严肃地问道：“你对入党有什么认识？”焦裕禄稍稍有些紧张：“我认为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人民打日本，打蒋介石，斗地主，闹翻身……没有共产党，没有党的领导，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我要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你写入党申请书了吗？”“已经写了三次，都没敢交。”“为啥不交？”“不够条件，没敢交。”“怎么这样说？”“第一次写好，正准备递交时，听了一次党课，觉得自己思想觉悟低，不够一个党员标准，没敢交。第二次写好，又违犯了俘虏政策，受到首长的批评，这是我第三次写的入党申请书……”焦裕禄掏出了入党申请书，递给焦老宽说：“请您转交给党组织吧！”焦老宽高兴地接过了焦裕禄的入党申请书……1946年初春，在区武装部会议室里，悬挂着毛主席侧面的木刻像，两面党旗悬挂两边。焦裕禄在毛主席像和党旗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听从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分配，遵守党的纪律……刻苦学习，积极工作，英勇杀敌，为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这里，除了焦老宽之外，又出现了一个区武装部长龚为群。但愿这是两个形象化的艺术名字，不再以入党介绍人的资格冲入焦方开、王西月、李景伦的三足鼎立的格局。但此书中所述的“在区武装部会议室里”的入党地点，也是一个艺术想象的所在，不免和老民兵班长的所述大相径庭——

王西月说：“焦裕禄宣誓入党的地方，是离北崮山村8里远的高庄……”

那么，到底谁是焦裕禄的入党介绍人？他宣誓入党的那个闪着历史光辉的地点，到底是位于北崮山村的区武装部，还是那个距北崮山村8里之遥的高庄？我们相信焦裕禄填写的简历，也应该相信他的老上级、老战友。他已经成了名人——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的榜样，任何一个人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都将无上的光荣。我们还可以认为，并不是一个人介绍他入党，任何一个英雄人物的成长之初，都会有成批的人帮助他，培养他，成就他……

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他是1946年的元月，或者“早春”入党。那应该是一个阳光和煦、山峦溢彩的早春，那一天的景色一定美丽无比，因为一个杰出人物的生活命运遇转折之时，是一定会有吉祥先兆的。

那么，焦裕禄究竟是由谁介绍入党，又是在什么地方在怎样的情况下入党的呢？这恐怕还得以焦裕禄亲笔自传为准：一九四六年一月，民兵队长焦方开及在我村领导工作的区委组织委员焦念文，将我叫到农民焦念祯家入了党。这时党员是绝对保守秘密的，入党时也未举行仪式，只有支书李京（景）伦讲了下党章和念了几遍党员教材，介绍了谁是党员，告诉我候补三个月。这时支书（是）李京（景）伦，党员只有民兵队长焦方开、民兵焦念来、焦念书、孙迎志等，领导我村工作的是区委组织委员焦念文、区武装部长王祥章。

至此，焦裕禄入党的真实情况与全部过程，便有了一个最为确切的定论。只因我们得到焦裕禄亲笔自传比较晚，故有上述的反复考证的文字，又所以没有把这些文字删掉，我们认为它们并不多余，相反，却能相互作证焦裕禄入党是多么的不容易：当时，党组织仍处于绝对“秘密”状态，正所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入党是要冒杀头危险的，是要时刻准备着为党、为革命、为人民流血直至献出最宝贵的生命的，与和平时期极少数为了捞官捞名捞利钻进党内的蛀虫，有着天壤之别。

从此，焦裕禄的思想境界开始了升华，好像登上崮山、岳阳山巅峰，俯瞰着山下的点点人烟。他是共产党人了，有责任解救如他以往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百姓——再不是三年之前，只领着自家老小逃荒在外，而又不能独善其身，而今，他要生成一种“兼济天下”的伟大的气魄了！

随同焦裕禄思想境界的升华，他的地位也在提高：1946年3月，上级选调他担任博山县崮山区武装部干事，肩负了领导、组织该区多村的民兵武装的重任。这个时期的焦裕禄的形象给他的老民兵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派英武而又英俊的青年男子风度，1.76米的高大身材，蜂腰乍背，平肩阔胸，黑发亮眼。明净的额头下，一双高挑的英雄眉，一只高挺的鼻梁。走路不急不缓，说话不快不慢，笑口常开，待人热情，有口有心，胸有成竹，练达随和，乐观自信。这不再是一个可称之为“漂亮”或“俊俏”的青年男子，而是一员沉稳、文静而又英气勃勃的身着崭新军服、腰挎闪亮手枪的儒将。由于他的穷根苦底，由于他的经磨历劫、多灾多难，他的浑身都不再闪现一种春风得意或是凌人的盛气，而以一种成熟的、宽厚的、可信的、可敬的少年老成的面貌出现于崮山区的父老兄弟面前。

有这种上得信任、下得拥护而又富有人缘的基础，焦裕禄的工作如鱼得水。由于他的谦虚谨慎的品质，青年民兵们认定他是一位好朋友、好老师。青年妇女认定他是一位好兄长、好娘家人。长辈们则看待他为一个好侄儿、好后生。在他的周围，总是聚集着一批批的人：有学文化的，有学造雷的，有学歌曲、学吹号、学胡琴的。老年人则要请他解决土改、家庭、吃穿甚至是婆媳纠纷的琐事。

老同窗李安祥、老上级王西月不约而同地夸赞着裕禄：这人真是个当官的材料，没有发急的时候，没有不笑的时候，没有愁眉苦脸、想不出办法的时候。样样聪明还又不逞能；样样都懂还又虚心好学；样样事情都有了适当服人的主见，还要样样事情都与同事及下属商量。

这就是齐鲁之邦、孔孟之乡的特殊生成条件、特殊文化背景以及特定的革命历史时期、特别困苦艰难的自然环境下造就的焦裕禄。这些不可或缺的条件，对于造就这样一个杰出人物是多么的重要啊！这些对人而言的痛苦，比之对历史而言的幸运又是多么的值得啊！

老革命干部李景伦的证明材料中提到“焦裕禄几次进入敌占区侦察”，便是他担任区武装部干事之后。他的英勇机智，他的随机应变的能力，都与电影、电视剧上的侦察英雄不相上下。也大概是那时的对敌斗争，完全需要那样的方式、那样的行动吧！

1946年7月，盘踞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我正规军部队正面迎击敌人，要求地方民兵武装配合作战，偷袭敌人，骚扰敌人，刺探敌情，捉捕“舌头”。焦裕禄首次接受侦察任务的时候，是国民党的王牌军，蒋介石的嫡系，全部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74师妄图进攻崮山根据地之际。我军第9师根据上级指示，开到崮山地区一带，进行保卫解放区的战斗准备。为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和进攻日期，组织上挑选了焦裕禄做向导，配合野战军完成侦察任务。

此次侦察任务，组织工作尤为缜密谨慎：由师部王参谋率队，有具有侦察经验的战士若干名，焦为向导，在一个风雨之夜悄然出发。在昏天黑地、山路泥泞中，焦裕禄领走了一条险道，一条捷径，还在挑担砍柴的时候，焦裕禄便熟识了这条捷径，其间多隐狐兔，豺狼出没。那一天，他们是潜入虎口拔牙。

下了山冈，接近了敌镇，躲过了穿梭往来的巡逻队。在一个隐蔽哨前，他们甚至回答了当晚才有效的口令。他们要去的地方，便是74师师部的驻地。他们要捉的“舌头”，便是深知敌人底里的伪镇长。

曾经爬过山崖、爬过火车、爬过高墙的焦裕禄踏上了一个侦察员的肩膀，身轻如猿地翻过一道高墙，并且丢下一团麻绳，让所有的战士捉绳上墙。以一个本地人的口音，以一种合情理的借口，焦裕禄唤开了伪镇长的门。当几支闪亮的手枪逼向伪镇长胸口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在开玩笑。

关于74师的驻防情况，伪镇长了如指掌。一番坦白从宽的劝导，又使他得知保命唯一办法，是向共产党的侦察员贡献军情。于是从指挥机关、警卫部队、粮仓弹药库，谈到布防情况、兵力分布、装备优劣、地堡暗堡、通讯联络等等，全部作了交代。共产党的侦察员都吃过豹子胆，偏偏乘雨夜请他带路，对他所说的情况还要实地验证。

他们一直侦察到黎明时分，侦察参谋勾绘出草图，才换上国民党军服，扬长离去。这听来颇有点传奇色彩，但事实情况又偏偏有资料为据，从上级到民兵战士无人不晓。

如果说这一次侦察属于配合行动，那么崮山区武装部交由他率队去博山保安队捉“舌头”的任务，可以说是在考验他独胆作战的智慧。时正值博山城庙会，虽是战乱年月，人们也依了千年乡俗，赶会凑热闹做买卖。整个博山城周围，千百条道上人流拥向城里，推车的，挑担的，成队结伙凑趣的。焦裕禄与另一位民兵化装成卖油的小贩，推起两罐豆油上了路。

重新推起吱吱扭扭的油车，他的心中漾起了酸甜苦辣。为了谋生推起油车之时，他没有保住任何一条生命，而今并非谋生的假戏真做，他却是为解放、解救千万人民而铺起一条桥梁。

在县保安队的门前街面上，他推起油车来了几步好走，响亮地吆喝了一声“卖油嘞！”反动队部中走出一个文书，招呼焦裕禄将油送到他另一条胡同的家中，这令焦裕禄喜出望外。这是个贪小便宜的穷文书，家中既无高楼大厦，亦无满屋家当。焦裕禄乘机表示，将所有的油都送给他，只要他说出保安队的所有情况。

在两支黑洞洞枪口的威逼下，那个只会写几笔大字的文书目瞪口呆，只求留他一条性命。接着，他供出了一条使人震惊的绝密情报：县保安队纠集博山、淄川、章丘三县的还乡团武装，配合74师一部，准备在近几日血洗崮山根据地……

对于他提供的情报，焦裕禄进行了仔细的盘问，一切细节翔实，一切前言与后语相接合适，焦裕禄便写给他一个“白条”：如果你提供的三县还乡团及74师一部进攻崮山解放区属实，待解放县城之后，你可据此证明，获得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文书是文墨人，不是杀手，当然是以平安为望。看了这一纸证明，感激涕零，言是正愁日后身遭清算，今日有幸立功，真是祖上有德。焦裕禄将两罐豆油全送予文书，他更是高兴，假装要付钱款，被焦裕禄回绝。

焦裕禄对穷文书说：“只好委屈你了。”然后与民兵战士一起将文书绑起来反锁进他的房内，丢弃了独轮车，混入人群立即撤出。区武装部得此情报，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并向区委、县委作了汇报。从上级得知，我主力部队为完成上级部署的作战任务，早已远离了崮山地区，地方武装兵力太弱，不可能战胜进袭之敌，特命崮山区人民做好撤离与坚壁清野的工作。

将要撤离了，崮山人民悲痛万分，人心惶惶。邻近的解放区中，曾屡次出现一旦强敌占领解放区，地主还乡团便反攻倒算和疯狂报复的事情，有的将分得土地的人捉起来，以铁丝穿透肩骨，串成一串地拉着游乡，女子中积极分子和妇联主任，则穿了奶头，与男子连成一串。对于那些斗争地主坚决，曾讨还过血债的人，还乡团的报复尤其残酷，有的割掉鼻子或剜掉眼睛活埋，有的埋至耳部，让被害者受土埋压力，热血冲顶，用刺刀挑破头皮，放了“天花”。因此，一旦敌人攻入崮山，再好的转移，再快的撤离，也难免有走不脱的百姓，翻身农民的大劫在所难免了。

在这种大难即降的情势下，曾经以一支军号吓走敌人的焦裕禄，又一次提出要再设一次“空城计”：他选派了会写字的人在崮山地区及区外的几十个村庄的房上，全用石灰水号上了“团×营驻，×营×连驻，×连×排驻”还有“村民兵驻”的大字。

与此同时，故意走漏八路军部队部署在岳阳山、四座山中，准备打一场漂亮伏击战的消息，并出现转移工作中的忙乱，放走了在押的反革命分子，让其充当蒋干中计。

敌人也进行了狡猾的间谍活动，派人扮成讨饭人、磨刀人深入解放区刺探情报。我民兵发现可疑之人进行捉拿，欲解往区武装部，却接到命令：立即释放！民兵大惑不解，批评武装干部麻痹大意，裕禄等人忙东忙西，竟不予理睬。

转眼间到了7月底，敌人仍旧未来进犯。据侦察员报告，博山县城的富豪巨商正在人心惶惶，保安队正修筑防御工事，风传八路野战军立即要来攻城，正布置重炮阵地，猛轰城墙与保安队部的消息。在双方都在备战，并且两头害怕的日子里，我方的撤离工作已基本完善，坚壁清野也全部完成，民兵全部占领了山头险地，形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阵势。

终于有一天，敌人探明了又一次中了“土八路”的“空城计”之后，便以百倍的疯狂扑向了崮山村村寨寨。焦裕禄守在最前沿阵地——南崮山村的砖瓦窑中。这是一个形同大地堡的土窑，两米厚的泥壁，被一次次烧砖的烈火烧烤得铁硬。它的中腹有一间屋子大小，存放了成堆的弹药、干粮和生水。

还在摆“空城计”的时候，民兵们就在它的厚壁上打了枪眼，储备了战斗物资。如今敌人真的来了，村民也转移到后方去了，焦裕禄要守在这个窑中，和村中的火力相互支援，交织出交叉火网，酣畅淋漓地打击敌人了。

敌人的先头部队向砖窑开枪，机枪子弹在窑壁上爆起一朵朵土花，却无奈它软中带硬的坚固。于是改用六〇炮、迫击炮轰击，土窑的顶部被越削越薄，成块的硬土开始坍塌下来，民兵们咬紧牙关，向逼近的敌人射出一排排子弹。一片敌人倒了下去，于是再用炮轰，窑顶平塌下来，焦裕禄等人却已经躲进了刚刚挖开的壁洞。敌人再一次冲了上来，却听不到一声还击的枪声。当他们看见塌顶的土窑已经无人的时候，便一齐哈哈哈狂笑了，并且簇拥在一起走向前来，像赶庙会那样肆无忌惮，像捡便宜那样兴高采烈。

排子枪骤然爆响于砖窑，近距离射击，不但是弹无虚发，每一发子弹都要穿透2～3个敌人。手榴弹也一颗颗落入敌群，在轰然的爆炸声中，敌人互相冲撞、践踏，在败退的途中又倒下了一片死尸。

敌人恼羞成怒了，再一次炮击，疯狂无比，猛烈空前。硝烟还未散尽，敌人就发起了集团冲锋。我崮山、岳阳山脚的民兵居高临下，与村中、窑下的火力构成疾雨般的火网，逼迫得敌人卧伏在地，向前爬行。焦裕禄喊了一声，命令众民兵扔出一排手榴弹，趁着硝烟的掩护在砖窑的遮挡下快速撤向南崮山村，与村中民兵一道，边打边退，退向崮山，岳阳山。

敌人穷追至村中，丧心病狂地妄图搜索出藏匿的民兵或村民。但是，他们失望了，继而被惊呆了，无论是草垛边、院墙下、门框上、石磨旁，全都踏响、踢响、碰响、绊响了石雷。在逃出村庄的时候，他们又踏响了连环雷，死伤不计其数。

但是，此时的敌人已完全醒悟：民兵不在村中，而全部撤至了山上。山上也仅仅是崮山区所属的民兵，兵力薄弱。他们重新组织了冲锋，不走大路，不走小路，而是仗其人多势众，漫山遍野地攻向大山，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跟随上来，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一部也卷起烟尘，在军号声、哨子声中扑向山冈。

突然间，崮山、岳阳山、四座山的密林中响起了激动人心的冲锋号声，连战斗中的崮山区民兵也感到突然。然后，冲出密林的是成团成营的八路军的野战军，他们已完成了战斗任务，及时地赶回了根据地，向反动军队发起了反攻。

这是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雷霆万钧之力，它像黄河之水来自于天上，一泻千里，势不可当。国民党军队和三县保安武装慌忙败逃，丢盔弃甲，一直退进博山县城。而我野战部队也穷追不舍。一直打进了博山县城，打它个鸡飞狗跳，将死兵亡。敌顽武装纷纷缴械投降。74师一部也慌忙败回大本营，不再管地主武装的死活。之后，“王牌军”74师被歼。国民党新5军5个师的增援部队也被消灭。74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当时，指挥这次战役的陈毅将军的指挥部就设立于焦裕禄们坚持战斗的崮山区境内，这也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博山县城解放了，被日本鬼子占领奴役，又被国民党占领奴役下的人民获得了自由和解放。焦裕禄又一次进了这座县城。不是进日寇监狱，不是为富户运油，也不是化装侦察卖油，而是以胜利者的身份，怀着悲喜交加、自豪而大叹一口气的心情重入了这座县城。

他驻足于博山监狱的铁门之前，眼看着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民兵和穷汉走出铁门，沐浴阳光和胜利的喜悦，眼看着一队队罪大恶极的还乡团头子、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的汉奸们被关进去，眼看着这些反动派、人民的死敌如丧家之犬悲号着。

在保安队的门前，他解救了已被捆绑结实的穷文书，接过了那张“证明”，夸奖穷文书为革命立功赎了罪，可以宽大释放。然后，他英姿飒爽地排进了载歌载舞的队伍，随同着喧天的锣鼓的节奏，随同着高亢的唢呐的曲调，与欢庆胜利的人们一齐唱起了那个时代最响亮、最抒情的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解放军的恩情说不完哪……

在明朗的天空下，他觉得自己成了一只翱翔的雄鹰，向着更广阔的天外飞升。[1]挨操：山东当地土话，受捉弄的意思。

第七章　新的征途

正像一棵长大了的松树不再属于它原有的空间，壮大了的焦裕禄也不再仅仅属于生他养他的北崮山村和崮山地区。他像一只羽翼丰满、双爪如铁的雄鹰，注定要升腾于高空，搏击于多彩的云间。

1947年7月，到了焦裕禄命运又一次转折的季节：上级党组织领导正式同焦裕禄谈话，告诉他我党从解放区各地，抽调了大批有土改经验的优秀干部随军南下，为解放区的行政管理和土地改革注入鲜活血液。焦裕禄便是这批优秀分子之一，党组织的信任和基层领导推荐的意见非常一致，他可以担当此重任，完成党和人民的重托。

激动和痛苦在他的心中形成强烈的反差：激动的是他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将作为优秀干部为民做主，分田分地，排忧解难，尽一个杰出男儿的责任；痛苦的是他经历了被捕、逃荒、斗争、打仗而终于取得了胜利，可以过几天安定幸福的生活的时候，竟又要离开没过一天好日子的老母、妻子和幼小的女儿，开赴比战场还要复杂而险恶的新解放区去。

当这个消息被证实确凿无疑之时，最可怜的便是那位几经风险被吓破了胆的母亲了。她不记得自己是否过了一天好日月，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北崮山村的解放，她分得了土地，可以依靠多灾多难然而不怕灾难的儿子种好它，过一份梦寐以求的安详生活。

在她整个的苦难中，最心痛的，莫过于对于这个二儿子：一次次被捉、入监、押走、远解、下窑，九死一生。两年的逃荒逃难生活，又丢掉了小孙子连喜的性命。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在母亲的眼前生活做事的时候，他争取了多少荣誉，带来了多少欢乐啊！人人都夸他谦和、聪明、有能耐，人人都夸他潇洒、漂亮、好脾性、好教养。整整两年的时间里，他没有惹自己生过一回气。像要补偿失去的过去，一有机会便坐到母亲面前，说东说西，说那些叫她高兴的事、舒心的事、解恨的事。

如今屈指算来，他并没有几日的闲暇陪伴她这位母亲，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总是来不尽的人。他们找他说话，或去打仗，或去侦察，或去斗地主分田产。每一次他都平安地回来了，那脑筋总不得闲着，皱起双眉头在她的房中踱步，屋子的空间太小，他转呀转呀，转得她眼晕。一旦转出个道理来，便孩子般地欢笑了，欢天喜地地告诉她：娘，这事有办法啦，这件事这样办，那件事那样办，一定能成功，一定能成功！

于是他便连夜去办那件事，骤起的枪声响在夜间，突起的号声回荡于夜空，便是儿子办那件欢天喜地的事吗？儿子大了，不仅仅只属于自己，他入了党，属于党的人了。他成了干部，成了国家的人了。但是，此次他要飞出多远的路途呢？考验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飞回自己的老家来看老娘？

他去的地方叫做“新解放区”，刚刚赶走群狼的地方。他要在那里为了穷人拆东补西，捉狐撵狸。狼群会回窝吗？蛇蝎会咬人吗？此番的远游，他还回得来吗？

但是，儿子的那一张巧嘴，能将泥菩萨说笑，能将死人说活。他说他是去为穷人打天下，去接收像刚刚解放的博山那样的县城，像北崮山那样的乡村。那里还有保安队没被消灭，还有焦兆忠一样的恶霸没有清算。他听党的话离开了家，去建设一个新政权。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他们的北崮山也不能得到永久的幸福。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她为儿子缝罢了一件件衣衫，眼望着他跟随青年男女组成的队伍，走至青山背后去了。这就是为支援和发展新解放区而成立的“淮河”工作大队。它的集训地是渤海地区惠民县油坊张家，组成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但多数是山东热血男女。

这支队伍当时是部队编制，着军装，配武器。大队分为三个中队，九个分队，共千余人。政委是后来曾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王新友同志，司令员是李国厚同志。焦裕禄被分到1中队1分队担任班长。

1947年10月，经过了三个月集训的“淮河”工作大队发下了新军装，配备了武装器具，开始了艰苦的南下行军。每一个队员的肩上都背有背包、米袋、枪支等几十斤重的东西。由于国民党飞机不断地尾随轰炸和扫射，不得不将白日行军改为夜间行军。敌机的照明弹仍然不时悬照于夜空，几次投弹都在队伍近处爆炸。

入冬以后，夜行军看不清道路，不少同志常常陷进雪坑。工作队中的女同志较多，由于精力体力的透支，不少同志难以坚持。焦裕禄身为班长，常替女同志背背包，最特殊的情况下背过四个背包。本班女同志王威英几次掉入雪坑都是被他救起。蒋敏陷入深雪坑中，只露一颗头，也是焦裕禄冒着危险救起了她。夜行军，重负在身，敌机骚扰，每天百里崎岖路，脚上时常起泡，小腿多有浮肿。不少同志累病了，他喂汤送水，背包提枪，时时助人。有一次他也发起了高烧，中队长把一匹枣红马让给他骑。官长骑马，是工作的需要，马背就是他的办公桌。焦裕禄坚辞不骑。这件事为全队作出了榜样，之后又有不少同志有了小病，不但不骑马，不叫苦，而且不吭声，守秘密。

一个经受过千般苦难的人，在艰苦的远征途中所表现的那种乐观精神，受到全体战友的称颂。焦裕禄有着机智的风趣，含蓄的幽默，一句话说得人捧腹大笑不止，他却只露浅笑；一支歌唱得人拍起巴掌，欢迎他再来一支。这在疲累的行军中是堪称精神食粮的。于是不少有这方面才能的人，有音乐、舞蹈天赋的人逐渐熟识起来，汇合起来，演唱起来。

淮河大队的首长发现了这个积极动态，便因势利导，准备成立一支文艺宣传队，以利发动群众，教育群众，鼓舞全体指战员的士气，提高阶级觉悟。在焦裕禄所在的班中，选拔了焦裕禄和聪明、漂亮、活泼、积极而又能歌善舞的女队员王殿英为宣传队员。这是一种严格的选择，无论从政治标准还是从艺术水准。千余人的淮河大队，群星灿烂，人杰四聚，选中焦裕禄或选中王殿英都是令这个班引以自豪的喜事。

在行军途中，他们编排了在那段历史时期，最流行、最有教育意义的现代歌剧《血泪仇》，由延安方面调来的杨指导员导演。在战争环境中演戏，没有布景，道具也少，乐器也只有板胡、二胡、竹笛和梆子锣鼓。但在那种时候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血泪仇》的剧情大意是写河南省的一位贫苦农民王东才一家，在旧中国官僚地主的压迫之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遭遇，控诉了蒋介石反动政权在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表现了无产阶级在地主阶级的迫害下的血泪深仇。王东才家有地3亩房两间，为还债押给了地主，他全家住进了破庙讨饭为生。正像焦裕禄逃荒要饭也不得安宁一样，王东才和儿子小栓要饭时碰上了田保长，被抓了壮丁。王东才的女儿桂花哭哭啼啼去找爹爹和弟弟，碰上了小栓回来，得知爹已被捉，全家人痛不欲生，去找田保长求情。田保长允许拿钱赎人。

王东才家已无半文钱财，赎不回王东才全家只有饿死，无奈中，只得卖掉俊俏、聪明、温顺的女儿桂花。桂花哭唤着爹爹、亲娘、爷爷、奶奶、弟弟，不愿被卖，但谁也救不了她，田保长带着淫秽的猥琐的奸笑拉她离去……

男主角王东才就由焦裕禄扮演，王殿英扮演女儿桂花。演戏的服装多是从百姓家借来的。有一次演出时，为桂花借来的棉袄棉裤又脏又臭，干净漂亮的王殿英不愿穿。后来又发现虱子，她就由厌转为怕了。演出在即，救场如救火，如果不解决殿英的思想问题，即便她穿了脏衣上演，那情绪也会破坏角色情感。焦裕禄语重心长地问她道：“殿英，你家翻身前，穿没穿过破袄？生没生过虱子？不破不脏，又没有虱子，那就不是穷人的袄了，只有穿上这样的袄，戏才能入情入理……”

一席话说得她泪光闪闪，穿好“戏装”上了台，愁容满面地唱起来：日落西山天色晚，为什么爹爹不回还？一家人肚中饥望眼欲穿，从那边跑来了弟弟小栓……

在演到被卖一场，与家人分离的时候，她想起焦裕禄的指导：要仰脸看着亲人，就像看着自己的亲爹娘，就像自己真的被卖。她真的进入了角色，泪如雨下，肝肠寸断。焦裕禄演王东才更是活龙活现，情切意真，剧情正至女儿被卖，他被赎出的路上遇上了女儿，他热泪挥洒，声嘶气短，撕心裂腑地唱道：眼望着女儿被拉出门，好似那钢刀扎入心。哪年父女再团圆，哪日能雪穷人恨？

这场戏正演在1948年的元月，戏台搭在邵陵县的一个叫做标岗村的村庄，周围20里的百姓都来了，连同解放军，观众多达数千人。当焦裕禄扮演的王东才痛不欲生地唱完那一段戏时，台下传来哭声，继而呼起了口号：“打倒恶霸地主！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受压迫的穷人报仇雪恨！”

群众中有人冲上戏台，要打田保长。解放军中有人举枪瞄准，要毙了田保长。幸亏有人提醒这是在演戏，才没出意外事故，可把扮演保长的分队长王继先吓坏了。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章蕴大姐和吴芝圃等首长也观看了演出，纷纷询问扮演王东才和扮演桂花的演员的名字。激动之中，章蕴上台讲话：“淮河大队的指战员一路行军千辛万苦，还给我们演了这么好的戏，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是对豫皖苏人民的宝贵支持！”她还当场宣布：“这支队伍原本是要开进大别山，但是，我们这里更需要他们。经上级批准，淮河大队的指战员就留在这里，帮助我们剿匪反霸，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搞好无产阶级的政权建设……”

那时节，解放战争已进入大规模的反攻阶段，刘邓大军已渡过黄河直取大别山。华东野战军已解放鲁西南，横扫了豫皖苏地区的蒋军。新解放区迅速地扩大，势如破竹。在这种有利的革命形势下，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无疑迫在眉睫。基于这种情势，淮河大队留在了豫皖苏边区，也为焦裕禄尔后的进入河南省尉氏县、洛阳地区、兰考县造就了必然的前提。也为今后兰考县出现这样一位杰出的榜样人物提供了可能。

在这一阶段中，不可忽视的还应有焦裕禄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不单再是一位会打仗、会斗地主的战士，也不单是一个优秀的号手，而是依靠了自身的文艺天赋、文化准备，加上了透彻的思想觉悟，登台施教于初被解放的众生，他已是向广大民众以及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传播革命道理的先知先觉者了。

仅从“演戏”这一特殊的技艺评价焦裕禄，他也不愧为一个聪颖人才。据当时淮河大队做宣传工作的董照恒撰文曰：“真料不到，他的演出获得那样好的效果。说是在看戏，倒不如说是对蒋政权的血泪控诉。台下一片哭声和吼声，焦裕禄的扮相真是逼真极了，那时大队办了一个行军快报，编委会委托我采访一下焦裕禄，问他为什么能把这个角色演得那样好。焦裕禄面露了悲痛之色，沉重地说道：我也是穷苦人，王东才一家的悲惨遭遇就是我家的遭遇。我本来不会演戏，但这样的戏不用人教我也会演。要说是演戏，不如说是我在哭诉……”

哦！他是在这样地进入着角色，是这样地培养角色意识。他不是在演戏，他的意识已经进入逼真的境界，便是一种事业：像站在崮山上面对着强敌吹号，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像在匪首的七个大院中搜索，如入无人之境的恣肆；像在琢磨着一颗青光闪闪的石雷，让它的爆炸开放一朵绚丽的花朵，仇敌在它的开放里粉身碎骨。

简言之，这也便是他的事业。他连续演了几十场戏，每一次的演唱都有新的感受。每一次新的感受，都要倾倒全场的观众。在那几个月的光华四射的演出之后，他被委派到了豫皖苏边区民运部，跟随民运部长赵敏到了尉氏县，分配到该县的彭店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于是有关焦裕禄的传奇故事，又在尉氏县境风传至今。

第八章　尉氏的卫士

1948年2月，焦裕禄随豫皖苏区党委土改工作团来到了河南省的尉氏县。在尉氏，一个比之崮山区更加闻名、更加具有传奇色彩的焦裕禄的故事，传唱得妇孺皆知。

工作团到达尉氏后，编成6个工作分队，分赴全县开展土改反霸工作。焦裕禄被任命为彭店区委委员，区队指导员。焦裕禄领导的这个分队有20余人，身兼工作队、宣传队、武工队三任。他们在周庄村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彭店区政府，以周庄、砖楼、彭店、梨园村为土改工作试点村，深入开展剿匪反霸和土改分田斗争。

人们可以想象到，在一个如大水刚刚冲刷过的新解放区开展斗争的难度：一切陌生，一切混乱，假可以作真，真可以当假。你不认识别人，别人也不认识你。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当时的解放军刚打了胜仗，国民党的军队离此并不远。在一般的百姓心中，也不会想到此番便是共产党在此地的最后胜利，所以即便是贫雇农们也忧心忡忡，前怕狼后怕虎，给粮不敢领，给地不敢要。怕人民政府不会久驻，怕政府对地主恶霸不会镇压彻底，怕一旦开始了斗争，政府不给穷人做主，怕剿匪反霸、土改分田不会长久。另一个最最担心的，是怕地主土匪恶霸记下变天账，日后疯狂报复。

据彭店村刘庚申回忆：当时该村属尉氏县七区，曾是伪乡公所驻地，又是土匪头子聂峦的老巢。他们在逃跑之前留下了恫吓话，造了共产党的谣言，说他们共产党共产共妻，搞完了就跑。还威胁说：谁跟共产党跑，等老聂打回来就扒了谁的皮，挖了谁的肝，放到油锅里滚三滚儿！

当时，这一带是解放区，但连尉氏县城和邻近的鄢陵县城都被国民党的军队占领，南门外双泊河南岸就是反动派的地盘。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没解放此地之前就来宣传过；今天虽又来了武装工作队，老百姓仍然是“既恨蒋匪军，又怕共产党。恨的是国民党狠如蛇蝎，怕的是共产党和自己太亲近，将来受牵连”。

那一年的正月初四，焦裕禄带领工作队员进了村，行李卷儿一放在十字街口，就打听老人和儿童：问这个村谁最穷，谁最富。大人支支吾吾躲着走，孩子口上没上锁，说道刘庚申家最穷。

据刘庚申回忆：这一天他正洗红薯叶，看见了那个穿便衣挎手枪的高个儿推开他的小庵门，他想溜，已经来不及了。那人问他姓名，他支吾。那人说：“兄弟别怕。我是从山东来的穷人，姓焦，受过地主的压迫，逃荒，坐过日本人的监牢，挖过煤。实在没有活路了，才起来和地主斗，和反动派斗。我不会为难你，穷人都知道穷人的苦处，穷人的怕处，我只是想打听一点情况，知道多少，你就讲多少。”

看刘仍不说话，他便在刘母面前蹲下，帮着择薯叶，笑模笑样地问道：“大娘，您老几个儿子？”刘母说：“就这一个还没有住处呀，靠讨饭过日子。”老焦说：“您老以后就有俩儿子了，我就算您的二儿子，俺俩养活您，娘呀！您说中不中？”“娘”立刻笑出了满脸皱纹，连连说：“中。”

这个“娘”字也真够厉害，要饭为生的人难得听句好话，看个好脸，来这么个体面人认娘，咋不感动呢？如果焦裕禄只管叫娘而不做真儿子，这种甜蜜也不会常在心头。可喜的是他竟在这个灰搅柴、土搅灰的草庵中铺下了铺盖，送来了粮和柴，一口一个娘、一口一个哥地叫。你不端碗他不端，你放下碗他去洗。有一天竟然带来了烧饼夹牛肉，娘一辈子没吃过，不好意思吃，焦裕禄说：“您是娘，儿就该孝顺您。这才是个头儿，等以后日子过好了，天天有烧饼夹牛肉哪！”

人心都是肉长的，娘也像对待亲儿子一样对待他。刘庚申同他成了亲兄弟，刀山同上，火海同闯。还为他的工作联系了8户特贫人家，后来都成了土改反霸中的积极分子。

如果焦裕禄只甘愿给刘母当儿子，那么他所影响的积极分子也就是那么十户八户的人。村南头还有一个孤寡老人郭大娘，大女儿卖了，二女儿婆家远，也穷，顾不得她。焦裕禄往她的面前又是一蹲，真真切切地说：“娘啊！听说您没有儿子，我来认娘啦！”

于是每天担水，做饭，送粮食。开会回来的路上，从地里拾柴背给她。老人有病，他做饭煎药。老人泪水涟涟，逢人便说山东来了个好心人，共产党派来了一批好心人。许多人被感动了，尊敬他，信服他，听他的话。当时的彭店人回忆起来，给他总结了个“三不”：不笑不说话，不叫大娘、哥嫂不说话，不干实事不说话。八个人的工作队，不知谁为首，刘庚申问他：“兄弟在队上干什么？”焦答：“跑跑脚儿。”后来听人唤他队长，唤他指导员，才知他还是个“官”儿。

在远征的途中，在工作队的斗争中，是焦裕禄拼命吸取知识营养的季节。如果说在崮山地区的斗争是一粒萌发出嫩芽的树种，在尉氏彭店的斗争中这棵晶莹的嫩芽已长出了坚韧的枝条。他会斗争，会学习，会号召人，会恩典人、帮助人，大人、孩子、老人、妇女没一个不说他好。在晚间的动员会上，他不以程式化的政治术语讲课，而以讲革命斗争故事、穷人斗老财的故事敲击听众的兴奋点。他还教群众识字，唱歌给众人听。他当时唱过的山东小调有不少人至今不忘：太阳一出照五洲，天下穷人没自由。思想起好不难受，哎嗨哟，好不难受！财主家住的楼上楼，穷人家住的破庵头，思想起好不难受，哎嗨哟，好不难受！财主家吃的鱼和肉，穷人家少盐又缺油，只饿得面黄肌瘦，思想起好不难受，哎嗨哟，好不难受！

有一次会上他唱这支歌，没唱完便哭起来，诉说起父亲怎样被地主逼死，嫂子被日寇吓死，头生儿子又怎样被活活挤死，他自己怎样下煤井，坐监牢，逃荒。后来觉悟了，干了革命，才有了今日的过程，使所有的人都对照了自己的命运，下定了跟焦队长走、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在另一次的群众会上，焦裕禄则是唱了他的拿手好戏《血泪仇》中的一段词。因为要用那一段有意义的词儿，他没唱王东才，而唱了王东才的爹王仁厚的戏词：王仁厚我泪满面，众户恩人你听我言，终日没饭吃，性命难保全……俺河南本是个好地点，哪知道连年遭荒旱。国民党趁火来打劫，老百姓死活他不管……国民党要命又要钱，税上加税，捐上加捐，军粮军款催得紧，逼得你卖儿卖女卖粮田……没奈何，拼出老命闯一闯，病到垂危乱投医。病死饿死都是死，九死一生我到边区……

这段唱腔先谈了苦难，后诉了仇恨，再后呼出“闯一闯”的口号，后一句唱到“到了边区”。而边区是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如同他们所在的豫皖苏边区，有工作队，有人民政府搞土改，惩匪霸。众人皆听出了个道理，以为那书上写的，戏上唱的，又经好心人演出来的，全是教人醒梦的法儿。于是就像成垛的干柴被烈火点燃，随唱的，求教的，请讲意思的，一时齐发。在这样热烈的情绪下，焦裕禄臂一挥，应者云集。在这样潜移默化的教育下，人们知道了八路军是穷人的军队、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工作队，是为了穷人斗地主，打恶霸，分田地。于是他们建立了穷苦人自己的组织——农会。又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保田队。

有了这样的组织和武装，边区的人民百倍警惕和信心百倍地面对着阶级敌人，面对着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军队，无所畏惧地进行了土改和反霸斗争，并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是，在这个边沿地区、拉锯地区内，战争的危险、土匪回窜的危险时刻存在着。

小麦打苞的季节，工作队正在商量工作计划，一个联络员火速奔来报告：鄢陵县地主武装的头子——保安队中队长洪启龙召集了一个团的兵力，由西南方向围攻过来了，前哨部队已来到了南门外的老桥头。焦裕禄见没经过阵势的民兵们慌慌张张，就笑着说：“三四百人吹成一个团，没什么了不起。赶快组织群众转移，咱们顶住敌人！”

听说真刀真枪的敌人冲杀过来，有的保田队员早已躲到了村外。保田队员集中起了13个人，3支短枪，10支长枪。连刘庚申都有些心怯。焦裕禄叫刘领一组人、他领一组人各自占领了有利地形。敌人的前哨来到了，焦裕禄率领的一拨人打出了一排子弹。刘庚申的一拨人也打出了一排子弹，敌人的前哨不知有多少八路军作战，转身跑掉了。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过了几日，洪启龙又伙同许昌市保安团千余人，再一次围攻彭店区。联络员告急之时，焦裕禄正在吃饭，幽默地骂了句：“连面条也不让吃！”便命令刘庚申集合保田队员，自己到村外察看敌情。满街的百姓哭喊成一片，正在外逃。老长工丁马虎吓软了腿逃不动，焦裕禄架起了他，劝他别怕。

刘庚申只找到了5个保田队员，敌人的大部队离他们却只有500米远了。这时敌人开始射击，群众开始乱跑。焦裕禄大喊了一声：“卧倒！”群众一听是焦裕禄的声音，齐齐卧倒。紧接着他喊出一声口令：“开枪射击！”7名保田队员一齐开枪，还有一支枪没响，令包括焦裕禄在内的所有人好生奇怪的是，千余敌人竟然逃跑了。

事后，他们才从敌顽亲属的口中得知：敌人看见成百上千的穿便衣的人一下子卧倒在麦地，以为全是共产党的武装工作队员，武装工作队可不是好打的角色。另一个更加有趣的原因是，保田队员的7支枪6发火响得不齐，焦裕禄喊了一声打，他们因为紧张有的早扣了扳机，有的晚扣了扳机，巧就巧在出现了错落有致的“哒哒哒”的声节，敌人以为是一挺机枪在响。这么多的便衣队员再加机枪，那还不是猛虎添翼吗？洪启龙的队伍败退有着充分的道理。

还有一次大劫的转危为安，堪称焦裕禄一生传奇故事中的文眼。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焦裕禄这个人“心眼儿好，老天保佑”。假如那一次没有“老天”保佑他，我们今日的传记文学也就不必去写了，但关键的是“老天”保了他，并让他毫发无损地做了一次俘虏，在战斗的人生舞台上，扮了一次英雄角色。

陈毅大军打下了许昌城之后，转来了六名伤员，由焦裕禄负责护送，转移到杞县老区。他亲自带领三名保田队员，乘一辆马车出发。走到彭店东北角的老白潭村，正准备搞些饭给伤员吃，突然间一阵人喊马嘶，敌正规军68军的军队潮水般冲进了村中，并且堵住了院门，继而冲进了屋内。焦裕禄和他的战友来不及开枪便被敌人七手八脚捉住，摔在地上捆了个结实。三名保田队员当时吓得瘫作一团：他们心里明白，垂死的国民党军队叫共产党打散了架，打急了眼，一旦他们活捉了八路军的人，不抽筋扒皮决不解气。

焦裕禄也知道这次到了必死无疑的份上了，附近逃亡的地主恶霸，没一个不知他焦裕禄的厉害，没一个不对他恨得入骨，今日如了愿，遂了心，不五牛分尸、刀剁八块才算稀罕！但是越是到了如此的程度，也便越发没了示弱的必要，摆惯了空城计并且多次获利的焦裕禄昂首挺胸，直视着一个军官模样的敌人说：“你们跑不脱啦，八路军的大部队在眼前，说不准你们马上也会做俘虏！”敌军官狰狞一笑，说：“反正你此时此刻已成了我的俘虏，捆结实，交给开封省政府！”

焦裕禄笑了：“那个政府还能存几天？”

敌军官不再回话，急挥了手，将他们四人用一条麻绳连串牵着，赶起拉载六名八路伤员的马车，向朱仙镇逃去。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大部队近在眼前，地下党的力量也十分强大，为了隐蔽，就押着他们四人行走于半干的河沟中。焦裕禄几次暗示保田队员，一齐爬上河岸。敌人吼叫着，再将他们拉下河。如此这般几多反复，行走的速度十分缓慢。早有我地下工作者和民兵报告了近处驻军，我军火速行动，就在敌人押着他们没走出几里路的情况下，刘邓大军的一部以闪电之势包围了他们，全部敌人一个也没有跑掉。

那个穷凶极恶的敌军官迷惑不解地看着焦裕禄，以为是在做梦，或者也在疑惑八路军的工作队或是军队，都是半仙之体？当保田队员问及焦裕禄为何毫不胆怯之时，焦回答说：“他们是我们的仇敌，你怕他就能饶你啦？你不怕他至多也是一死！你想点法子与他周旋，也许可以绝处逢生，多一分周旋就多一分希望嘛！”

这个事件真叫后人捏了一把汗，假若当时的焦裕禄不被救下，而在一场壮烈的悲剧演罢牺牲，那只不过会在今天编纂的革命斗争史中提及一下这个人的名字。犹如一条发源于高山的河流，终因未流入大海而断流，而未成为长江、黄河的威势。这将对于历史、对于共产党形成多大的缺憾？

总之，悲剧与缺憾全部避免了，焦裕禄成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名人，尽管他实际并没有享多少福。他继续革命，使他的传奇故事得以续写下去。

焦裕禄是一个善于瓦解敌人的人。彭店村偷偷回来了一个姓聂的土匪，焦裕禄并不马上逮捕他，而是叫他的亲友去攻心：告诉他国民党大势已去，要活命只有投靠八路军。识时务者为俊杰，弃暗投明是他唯一的出路。姓聂的土匪被彻底感化，要找焦裕禄投降。焦裕禄明里拒绝接见，暗地里找到他，对他的幡然悔悟夸奖一番，又问他愿不愿为民立功。姓聂的顿足捶胸，表示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焦裕禄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恳谈，委派他仍回敌人的保安队中去，以便作为楔子打入敌人心脏，为我们送情报。后来，此人果然暗中送来了许多情报，破敌之日，焦裕禄像对待博山保安队的穷文书一样，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

焦裕禄分化瓦解敌人，利用敌人，并没有放松对于敌人的警惕。以他一个老侦察员的经验，他不但对敌进行间谍战，还有着非常敏锐的反间谍意识。

孙庄村有一个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官的赵卫宾，他带着小老婆回乡，告诉村民他不再干反动军队了，要解甲归田，做一个共产党的顺民。焦裕禄暗中派人监视他，试探他，发现他神情狡诈，行动诡秘，前言不搭后语。后来，又发现他打探附近驻军和工作队的情况。焦裕禄又派刘庚申出马，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再后来，他自己亲自夜间侦察，连续十个通宵，将赵卫宾出门暗探、坐地待匪、暗中接头、秘密会议、预备行动的真情一丝不漏地全部把握，趁他将要集合众匪、发起暴动的时刻，采取果断措施，终于将其一网打尽。

在彭店村长期的工作斗争中，焦裕禄没脱过衣服睡觉。兜里装着针线，破补烂缝，洗洗烫烫。连村中的妇女也都夸他针线做得好，衣服整洁利索。有一天，他独自去代岗村联络情报，回来摸黑赶路，一步踏进了水坑中，浑身全是泥。刘庚申说：“没收地主的衣服在仓库里放着，你换一下，待衣服干了再还库。”焦裕禄说：“那是贫农的斗争果实，不能动。”刘庚申给他一件夹衣，他不穿。弄来柴火给他烤，他心疼柴火，说：“算了算了，那得多少柴呀！暖一会就干了。”三月的寒夜，他就那么穿着湿衣又去查哨了，要省下柴火做饭用。

在土改斗争中，他总是日以继夜地干事开会。只要天快明了，就不再睡。如还能睡一会，随便有个地方倒头便睡，草垛边，牛棚里，草丛里，文庙里，不能有固定的地方，敌情那样复杂，需时刻警惕敌人的暗算。工作时穿哪一身衣服，睡觉时也是那身衣服。天冷的时候，别人分得了地主的衣服，他的衣服还没发下来。老贫农马留柱把分得的一件棉衣硬给他穿，直到他调到本县大营区工作时，棉衣才发下来。他步行了90多里路跑回了彭店，还棉衣时还捎带了一斤好点心。

这样的好作风谁能不感动，谁能不钦敬？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叶，不管斗争的胜利有多大，从来不吃一顿庆贺饭。他说：“咱是穷人的子弟，吃、穿、住、行都不可特殊！”上级调他到大营区工作，刘庚申同他做了回兄弟，想表一表留恋之意，请他在本村的小饭馆中吃顿饭，算是告别，算是送行。焦裕禄看了看店中的饭菜叹了口气说：“哥啊，在这里的一顿赶家中的十顿，咱家中还有个老娘啊！”

1949年初，他背起小行李卷儿，要到大营去。乡亲们纷纷赶来，恋恋不舍地话别。老人说没见过这么好的后生。青年人说没见过这样亲的弟兄。妇女们夸他是好心人，孩子们干脆哇哇大哭，说是再也没有人教他们唱歌、讲故事给他们听了，满街的百姓那么送着他走，说不完的感谢话，道不完的翻身情。一直到了北门外，焦裕禄坚决不让乡亲们再送一步了，他声音嘶哑地说：“大爷大娘，兄弟姐妹们，请回吧！我真的不愿离开你们，可为了使更多的穷人翻身，我应当听从党的分配，到更需要我的地方去。乡亲父老们，请回吧！我还会来看望你们的！”

彭店的乡亲父老看着他的背影消失了才回村。刘庚申的老母每回吃饭都要多摆一副碗筷半梦半醒地念叨：“二儿子还没回来呢！”

第九章　智斗顽匪

焦裕禄到了大营区之后，又一次开起了“生荒”，更艰巨复杂的斗争任务，更难斗的狡猾阴险的敌人都在大营等着他。但是，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焦裕禄在此处的斗争故事，可使连篇累牍的惊险故事相形见绌。

大营镇有个百里闻名的土匪头子黄老三，他罪恶滔天，和当时的伪县长曹十一、匪首罗锅七、梁老九是把兄弟。曹十一是豫东剿共总司令，黄老三是他手下的心腹中队长，也是大营镇的伪镇长，家有良田几百亩，骡马大车多辆，又统管着几百名土匪几百支枪，恶势逼人，几个把兄弟互相勾结，为非作歹，祸害百姓，横行乡里。

黄老三是坏中之坏，看见谁家的闺女俊，三天送不到，就要全家遭殃，连亲戚本家也难逃例外。他看中谁家的田地，若抗争一句，就杀个全家，被他先后杀害的人已有80多名。黄老三想杀人，没有说不出的理由。一高兴骑马逛田野，碰到哪个累极了的农民躺在田头歇一歇，掏枪就打，还会笑着说：“你就好好地睡吧！”

有个名叫李明的农民，家中有地20余亩，其父还在大营村十字路口摆一个馍篓，有一份不错的生意。黄老三不能见人好过，便差人每天要馍，不给分文。时间一长，李明的母亲便登门求情，讨要赊欠的馍债。黄老三不但不给，还打了她个口鼻流血。李明血气方刚，偷骂了几句黄的祖宗，不想被狗腿子报告。黄老三并未立即动手，而是待李明的妹妹出嫁的那一天，突然将李明捆入大庙中，吊上房梁，以燃着的两束大香烧灼他的腋窝，李明哭号不止，父母跪在了黄老三的面前，哀求放了儿子，李家的宅田全归黄家。黄老三咬着牙说：“我专要李明的一条命！”

李明被活活烧死了，入殓时竟又复活，赶紧逃出村外。黄得知李明活了，又到李家要人，李父将田地全部交给黄老三，黄仍要李的一条命。八路军解放了大营，李明才回了家，当上了民兵，一心要报仇，想活捉黄老三。八路军的大部队一走，黄从暗处钻了出来，轰炸共产党的区部。区长都害怕在大营工作，一年内换了几任。黄发誓要剥李明的皮，李明不敢再干民兵，东躲西藏。

有一天，李明正躲在山沟里砍柴，忽见一个穿旧衣的大汉寻到面前，唤着他的名字道：“我是新来的副区长焦裕禄，要和你拜个兄弟！”李明表示不解，焦诉说了自己的苦处，与李明同病相怜，李明流出了眼泪。焦问他敢不敢与他这个副区长拜个兄弟，一同捉黄老三。李明被害死过一回，而今又被追杀，心一横便说了“中”字，与焦一起，组织了苦大仇深的人共同干民兵。

从此，李明与焦裕禄成了兄弟，同睡草窝，同喝菜粥。那时与地主土匪斗，肩上背颗头，不知啥时会甩掉。一天李明夜里侦察，发现与黄老三一伙的十几个土匪正在山川寺喝酒，商定酒后袭击区部，先杀焦裕禄。李明把此消息报告焦裕禄，焦立即组织了二十几位民兵，包围了山川寺。庙屋里明火执仗，一张大方桌周围，围坐了8名土匪头目，张着机头的手枪摆在了桌中央。

这是一触即发的阵势：双方都持枪在手，双方都存有长久的仇恨，处心积虑地在谋算对方，一旦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谁死谁活，尚无定数。焦裕禄所率的民兵虽有着对于土匪的深仇大恨，终因未见过格杀的场面而两股战战，他们面对的却是一群杀人成性的惯匪。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失手，后果不堪设想。焦裕禄吩咐众人看他的动作，要一拥齐上。言语间他们挨到了门边，猛听得焦裕禄大吼一声“上啊！”，双脚离地，一下子飞跳到桌子的中央，趁土匪一愣怔的刹那，双手将一圈手枪猛一收拢，哗哗一响，竟全入怀抱，民兵们被他的勇猛感染，紧随其后冲入寺内，三四个人合捉一个土匪，一下子将其活捉了个干净，立时捆绑了个结实。

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胜利，民兵们第一次亲睹了八路军里的英雄犹如天降神兵的骁勇，亲睹了平日穷凶极恶的土匪在那一瞬间的惊慌相。一传十，十传百，焦裕禄被传颂为山东过来的武功大师，会飞檐走壁，会十八般武艺，8个土匪头在他的手中如一群蚂蚁。焦裕禄的威望一夜间提高了千百倍：刚开始时他动员贫农斗土匪，大家还以为是他善良人的良好愿望，这一回信服了，焦裕禄便是斩蟒的刘邦，打虎的武松。

几天以后，焦裕禄向县里打了报告，在大营村召开了宣判大会，枪毙了在山川寺擒拿的李新营等8个土匪头目。紧接着，焦裕禄把大营区分为大营、寨黄、椅圈马、玉陈、门楼任、石槽王等6个乡，选举了乡长和民兵队长。民兵队后改称“保田队”。各村还建立了农会，李明任大营乡乡长，兼农会主席。

有了第一次镇匪反霸的胜利，翻身的农民及民兵十分活跃，十分积极，天天查访土匪下落，收集各类情报，没收土匪枪支，捉拿土匪归案，大营一带的土匪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外逃，焦裕禄组织民兵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政策，许多小土匪自动弃暗投明。焦区长不但不抓捕他们，还对其进行安慰，让他们好好种田。没过多久，有个绰号叫“镰把”的土匪梁长运也到区里自首。“镰把”弯腰钩头，鹰鼻羊眼，一副奸刁之相，曾跟恶贯满盈的黄老三背过枪，在附近的村庄干过不少坏事，受害的百姓恨不能抽他的筋，剥他的皮，焦裕禄却不加任何惩罚便放了他。李明乡长很有意见，便与郎头、王秀成等一群民兵责问他，并要求立即枪毙梁长运。焦裕禄笑了，招呼他们坐下后说：“我知道你们会来找我，但是我要小声地告诉你们，这叫分化瓦解敌人，不拔净黄老三的翎毛，就难以孤立他！”

民兵们半信半疑，只得服从。几天以后，在区政府召开的潜逃地主、反革命、土匪家属会上，“镰把”上台现身说法：“我当土匪，跟黄老三干过许多坏事，现在缴了枪，认了罪，得到焦区长的宽大处理。你们当家的和我吃一锅饭，谁干过的坏事，有几杆枪我全知道。你们快把他们叫回来缴枪，要不，可别怪我镰把不够朋友！”

这种“分化瓦解”也真灵验，不多久，果然有许多土匪自动投案，匪属也缴出私藏的枪支。有不愿明缴的，将枪扔上了大街。区政府还根据梁长运提供的情报，捉了不少潜逃的土匪归案，焦裕禄称赞“镰把”有功，应该受奖，将其提升为大营乡副乡长，与李明平起平坐，又一次气煞了李明：“好人坏蛋一个价了，谁还当好人？”

他又一次责问焦，焦回答说：“这叫放长线钓大鱼。”这句话果然灵验，没几天的工夫，“大鱼”就出来了：黄老三坐着他的骡子大车回到了大营西边的黄家庄。焦裕禄对黄老三的出现一点也不奇怪，黄老三的儿子在共产党这边当正规军的军官，他只以为土八路工作队不敢把他怎么样。再一个原因是他从暗处走到了明处，是给他尚存的爪牙助威壮胆——他怕焦裕禄拔净了他的翎毛。另一个意图可能是要蹚一蹚焦裕禄的水到底有多深。

李明乡长又带了几个民兵去找焦裕禄，要求立即逮捕黄老三，连“镰把”也十分慌张，要求快抓黄老三。焦没说不抓，却叫“等一等”，而且一等就是10天。在这人心惶乱的10天里，各种议论、各种谣传令人惊心动魄，说是焦裕禄暗地里会晤了黄老三，还要与他“合营”，拜朋友。黄老三对焦也很放心，掏出腰里的“马”（即手枪）给焦裕禄把玩，谈笑风生云云。李明等人闻听此言，即找焦裕禄反映谣言，探问真假，焦竟莞尔一笑，不辩是否。

后来，人们逐渐得知，焦虽然未去见黄老三，却让他的通信员李小虎去借过黄老三的枪。李小虎是赤手空拳来到了黄的庭院，黄一听是焦的特使登门，就命人领他进宅，像威虎山的座山雕喝问杨子荣那样逼问李小虎：“你来干什么？”

李小虎说：“遵焦区长之命，来借你的枪！”黄老三闻听此言哈哈大笑：“好！焦区长够朋友，我借！”言罢自腰中掏出一支崭新的德国造手枪，哗哗压上子弹对李小虎叫道：“会不会用？不会我教你！”语音未落，早已举起枪来，照屋墙砰砰连开三枪。尘土飞扬中，黄回头看小虎，见其脸未变色，神未失常，便大声叫唤：“好样的，拿去吧！下回再借枪，叫你们焦区长亲自来！”

第二天，焦裕禄果然亲自去见了黄老三。见黄粗腿壮臂，虎背熊腰，牛眼阔嘴。黄老三一见焦文质彬彬的瘦削模样，笑了起来，客气地让座，斟茶捧烟。

焦裕禄一笑，如逢故友，亲切地招呼道：“老三，我有事找你相商。”

一个共产党的区长要和他商量事情，不能不令他吃惊，亦便问道：“和咱商量什么？”于是焦裕禄讲出了那句“合营”的话题。黄老三闻听此言一声冷笑：“焦区长真会开玩笑，共产党怎会和我这拉杆子的土匪合营？”焦裕禄真诚地说：“我说的是真心话，不想和你打来打去。如果咱俩能交个朋友，大营区的百姓就会少灾少难。这样，就需要你命令你手下的兄弟放下武器，向人民认罪，我可以推荐你担任大营区的区长！”

黄老三不但不为此所动，反而哈哈哈一阵狂笑，以看破一切的口吻答道：“真是大白天说梦话，你会让我当区长？你做梦都想毙了我！”

口中这样说罢，右手探入怀中，掏出了一支手枪。焦裕禄微微一笑，并不惊慌，轻松地说：“老三想让我看看你的‘马’？”黄老三并不回答，低头闭眼地沉思了一下，哗啦一声压了火，枪口抬了一抬，却猛然扔给了焦裕禄，焦裕禄一把接过，在手中掂了几掂。黄老三说：“这匹‘马’在你手上了，若想崩了我，现在就搂火吧！省得家人再到野外去收尸。”

焦裕禄不笑不言语，只在手中把玩了一阵，说声“好马”之后，真诚而严肃地说：“我知道你黄老三够朋友，若不然，怎会只身登你的三宝殿呢？”一言未了，早已轻轻甩手，将黄老三的“马”丢回去，紧接着转回了身子，不紧不慢地走出了黄家的深宅大院。

这是一次深入虎穴的侦察，一次显示共产党人胆略和气魄的攻心战术，一次显示威力的最后通牒。然而，这又是焦裕禄为争取黄老三戴罪立功的一次尝试。事实证明，这次尝试不爽——阴险奸诈、深藏杀心的黄老三也在攻焦裕禄的心，也在试一试他有多深的“水”。犹如蒲松龄笔下卖肉者与狼的对峙，充满着玄机，充满着血腥。

一直待到清明节前的较长时日，双方的对峙皆在各自的心肝肺腑，不动声色。清明节那天，焦裕禄突然指示李明集中民兵队，立即捉捕黄老三。逮捕黄老三的地点不是在他满布陷阱的宅院里，而是在那片石狮狰狞、石碑林立的黄家老林。

按照尉氏县乡间习俗，清明节这一天是烧纸化钱、祭奠死者亡灵的日子。黄老三无恶不作，杀了那么多的活人，却偏偏对他死去的祖先表示忠诚，年年祭悼。这一天，他鬼鬼祟祟出门，独自来到老林，烧香焚纸后大跪列祖列宗坟前，口中念念有词，许是祷告祖先保佑，保住他一条狗命。民兵队从背后包抄过去，李明打头，一声怒喝，一拥齐上，红了眼的民兵如饿虎捕兔，七手八脚中按了他一个五体投地。

人们牵着黄老三去见焦裕禄，焦坐在区政府的办公桌前批阅文件。他眼皮不抬，笔尖不停，口吻平淡地问道：“老三，你为何今日这样大意？”

黄老三装扮出末路英雄的气概，大大咧咧虎头豹脑往前一站，膛音粗壮地叫道：“姓焦的，我今天落到了你的手下，要杀要剐由你啦！不过我还要问你一句，你到我家和我交朋友到底是真是假？”

焦裕禄继续写字，眼皮不抬地笑答：“真了怎样？假了怎样？”

黄老三喊道：“要是假的，往下就别再说。要是真的，你快放了我，今天我不想死！”

焦裕禄这才停下了笔，抬起了头，一字一顿地答道：“捉你容易，放你也不难，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把土匪名单写给我，再把窝藏的枪缴给政府！”

黄老三并不示弱，一龇大牙，一晃肩膀喊道：“焦区长，这你就没法问了，大营出土匪，连三岁小孩的手中都有枪，你要逮，就多弄些绳子，全捆起来算啦！”

焦裕禄双目炯炯，盯了他一阵靠近他一步说道：“老三，我待你是真心，你也要有诚意，信口胡说，姓焦的不答应！”

黄老三哈哈来了一阵狂笑，晃晃脑袋道：“我决不胡说，连你身边的乡长、保田队长里都有土匪头。”

焦裕禄说：“土匪头是梁长运？让他当乡长是我党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受奖的政策的结果。我也对你讲过，只要你真心投诚，我也可以让你当区长，还可以推荐你到县里。”

黄老三轻蔑地一咧嘴，道：“姓黄的没那个福分，我的所指也不是梁长运，我说的是只有我才知道的人。”

焦裕禄微笑道：“你明说吧！还是早说出来好。这么长时间不捕你，不问你，便是对你抱有合作的希望，说明白才是合作的表现。”

黄老三又一阵轻蔑的奸笑，以挑衅的语气继续耍焦裕禄：“我不能说明白，真相一旦大白，你还能算个精明强干、洞察秋毫的区长吗？”

狂妄至极，嚣张至极，如过河的老狼，一步步试探个水深水浅。如果说此时的焦裕禄的威望受到了挑战，莫如说一个堂堂的胜利者——共产党地方政权的掌管者受到了戏弄。焦裕禄眉毛一拧，砰地一拍桌子，厉声喝问：“你手中还有多少枪？”

黄老三飞快地抢答：“50支！”“放在哪里？”“山川寺正堂庙屋的神龛下！”“哪里还有？”“绝对没有！”

如此，李明乡长率几名民兵立即赴山川寺验证，果然搜寻出50支崭新闪亮的驳壳枪。这批枪送到了区政府，焦裕禄当面拍板，放黄老三还家，黄老三笑着离开了区政府。

人们惊讶了，惊愕了。罪大恶极的匪首，杀人如麻的魔鬼，仅凭供出50支驳壳枪，便可逍遥法外，这令人不能理解。而且，这个魔鬼的心中还有着关系到区政府安危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机密，不能不令那些受苦受难、受迫受害的贫民疑窦顿生，怒火万丈。

李明乡长从腰间拔出两支手枪，哗啦一声扔到了焦裕禄面前，脸青手抖地说道：“我李明不干了，你焦区长的胳膊肘往外拐了！”

焦裕禄笑了，伸手拉住欲要离去的李明，不紧不慢地说：“先别生气，你听我说……”

李明一扭肩甩开了他：“我不愿听你说，既然你真心与黄老三交朋友，又何必派我们捉拿他？如果是真心捉拿他，为何又轻易放掉他？”

焦裕禄说：“现在不是我刚来大营的时候了，要杀要放黄老三，全由我们当家。杀了黄老三，拔不净暗中的羽毛仍是祸害。我说与他交朋友，是想麻痹他，释放他回家去，是想稳住他，让他继续提供尚未暴露的土匪线索。只要有黄老三这个匪首活着，潜藏的土匪便会暗中与他联络，我们也会侦察监视到他们的一切行动。”

思想的弯子虽不是一席话可以扭回，民兵们却又拿起武器，跟随焦裕禄连夜行动了。他们走出了大营北门，在一片错杂的树丛中隐蔽起来。湿凉的夜露，困意的鸟啼，夜幕掩盖着这个不平凡的夜晚的秘密。焦裕禄的“夜光眼”首先发现：副乡长兼保田队长梁绕来和民兵王四鬼鬼祟祟地走出村外，在离树丛的不远处卧伏，低声地吹了三响口哨，随后起身，一起向正北方的岗沟走去。焦裕禄、李明和另两位民兵紧随其后，绕道上了岗坡顶上，往岗沟下一看，马上惊出了一头冷汗，沟中黑压压站着约二十几个黑影，嘁嘁喳喳，聚聚散散。有一人微带怒意地发问：“老梁，你今夜为什么来这么晚？想变卦？”

梁绕来说：“你们不知道，老狗咬我了。他今天被焦裕禄捉了去，差一点咬出了我的名字，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人回话说：“黄队长不会咬你，他让我告诉你，他是想搞迷魂阵，搞晕姓焦的头，再去收拾他。”

梁绕来说：“别绕圈子了，要轰区部，今晚就轰，轰迟了，我就要露馅了。”

那人说：“黄队长有话，说是火候不到。让我对你解释，他绝不会对不住你。今天晚上你的任务是宰掉李明，最好也宰掉焦裕禄，宰他不成，也要劈掉他一只膀子。你过去的事情，只要黄队长不说，天底下谁也不知。只要同黄队长一心，将来有你的好处。”

梁绕来沉默了一阵，之后便咬牙切齿地发话：“弟兄们放心地回去吧！今夜里我会刀刀见血！”

眼看着土匪们就要散去，李明提议开火，焦裕禄掩住了他的口，拦住了他的手，待土匪全部散尽之后，才率几人回转村口。焦裕禄并未径直回到他与李明近几夜常睡的车屋，而是拐弯抹角地潜入了车屋对面的蓖麻丛中，静观梁绕来当夜的动作。

二更无动静，三更无异常，只有游鸟的梦呓，蚊虫的歌唱声。约是三更刚过的时分，眼尖的焦裕禄看见一个黑影闪进了车屋，顷刻间，便自屋内传出了扑扑哧哧的怪响。待那黑影溜走后的好长时间里，焦裕禄他们谁也没有动，一切无声无息，一切全无异常。天微明时他们开始入屋，看见焦与李明伪装真人睡觉的被筒上，被尖刀戳了个千疮百孔，败絮飞扬。李明提议立即捉捕梁绕来，焦裕禄说不慌。李明已体验了他斗争策略的高明，便不争辩，只派人监视梁绕来。

第二天，焦裕禄命人传唤梁绕来。梁装模作样地来到了区政府，嘻嘻笑笑地打着招呼。焦裕禄拿出了一封信，说：“这份紧急公文请你送到县里去。”梁绕来有心事，不想去，推说自己的枪有了毛病，怕路上有闪失。李乡长明白了焦区长的用意，赶紧配合行动，把自己的枪送给了他，并递上新做的子弹袋，还煞有介事地说：“你提干到县里，别忘了穷弟兄！”

梁绕来一边接枪一边问：“提啥干哪？”

焦裕禄说：“县里让我推荐个枪法好的人，去干公安。”

因为平时焦区长夸他枪法好，便信以为真，接过了公文揣好了枪，满面春风地上了路。他没有想到，这是焦裕禄请他自己“跳井”。也未曾想到，在通往尉氏县城的大路上，前前后后都有了“保护”他的人。一到县里，梁绕来就被公安局砸上了镣铐。经审讯，原来梁绕来在豫东剿共司令曹十一部下做过营长，受曹十一指派，在通许、杞县一带干过不少罪恶的勾当。因他泼皮、大胆而又机灵，曹十一想提升他当副官，被黄老三暗中挡住，他与黄老三便有了纠葛。人民解放军南下时，曹十一的队伍溃散，梁绕来回到了大营村种地，隐瞒了罪恶，假装积极。大营人对他的前期历史不知不晓，他又善于讨好各方，竟会当上了保田队长的要职。自从发现他使用各种枪械谙熟不陌，特别是手枪射击百发百中，焦裕禄就开始怀疑他，而又时时夸奖他，那一晚对他的暗中监视破案，便是多日坚持侦察的结果。

梁绕来自动“跳井”之后，民兵王四便在他家门口的榆树上上了吊。这一吊上得太高，如一张狗皮挂上了树梢，摇摇晃晃，腰间还挂着一支张着嘴的手枪，一碰便会走火，没人敢去解放，还是焦裕禄爬上了树，小心地放下了他。王四的老母跪倒了，在焦裕禄面前大哭着儿子死得冤屈，是黄老三派人逼他死的，不死也活不成，杀人灭口。

焦裕禄听着她的控诉，却不回答。回到区政府后，便找来了梁长运，告诉他：“你去叫黄老三来，就说他儿子刚给政府来了信，让我找他谈话。”

黄老三有个儿子在解放军里当营长，恰好前几天曾给黄老三来过信，要求他老实守法，向人民低头认罪，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黄老三一听焦裕禄是为了儿子来信叫他，便信以为真，揣上儿子给他的信当做护身符，跟着梁长运来到区政府。一路上，他还在以言语试探梁长运：“长运弟，你哥死得了吗？有你侄子的这封信，我的罪恶再大也不会死吧！政府会宽大我，老焦那一次不是放了我吗？不会枪毙我……”

这个罪孽深重的刽子手在此般的时刻里，一定预感到了以血还血的前兆。解放军大军继续南下，节节胜利，势如破竹。这个不蠢不笨而且狡猾的土匪头子知道自己无路可逃，无处可藏，只有将求生的希望押在儿子身上。但是，近百条人命的罪恶能是儿子的脸面保得下来的吗？他只有铤而走险一遭了。

焦裕禄正紧锁着眉头，坐在办公室中等待着这个大营区罪恶的元凶的到来。黄老三一进院门，焦裕禄大喊一声：“给我拿下！”

几个民兵一齐冲上，把匪首捆了个结实。黄老三一见事情不妙，撕心裂肺地狂呼乱叫道：“焦裕禄，我儿子让你宽大我，你为何捆起我来呢？”

焦裕禄厉言正色道：“你儿子在信上告诉我，如你再不老实交代罪行，就让我为民除害，枪毙了你！”

黄老三立时蔫了下来，他感到了死亡的来临，看到无数的冤魂逼近身来，讨要着血债。他似乎确切地感觉到，他的亦是共产党首长的儿子不会再保佑他，他感觉到了对于死亡的强烈的恐惧。

在求生的欲望中，他交代出二十多个隐藏土匪的名单，和埋藏在他家坟地里的200支手枪。还供出了梁绕来暗杀焦裕禄、逼死王四都是他的主谋。焦立即派人到黄家坟地挖出了200支手枪，逮捕了黄老三供出的暗藏的土匪。

黄老三眼看闪亮的手枪和低头的土匪被押进区政府，便大着胆子问焦裕禄道：“这样你放不放我？”

焦裕禄答道：“放！”

于是便放。黄老三又一次迈出区政府的大门，也又一次引起了众说纷纭：有人说焦裕禄三捉三放黄老三是诸葛妙计，还有没挖清的毒树根须。也有人说焦的行为太仁慈，对顽匪宽大失当。还有人说焦裕禄是孔孟之乡人，秦叔宝的乡亲义气重，情面重，认为与黄老三之子同属一党同志，宽大或特赦都是看了那共产党营长儿子的一面。李明乡长与保田队员也来和焦裕禄别扭，一次次地捉，一次次地放，都使他们见识了许多，也收获了许多的成果。此次放还黄老三之后，焦裕禄又做了战略意图的解释：黄还有几个真正的心腹人物没有最后供出，杀了黄老三，也就断了这条挖匪的线索。放回黄老三，心腹们便会以各种手段与之联络，只要仔细观察，便会有破敌之机。

这种机会很快寻得了：敌人已乱作一团，耐不住，藏不住。民兵的侦察经验也逐渐丰富，没过多久，李明乡长便率民兵把黄老三咬紧牙关没有供出的土匪头子霍子公、霍自剑、杨金山、杨苗等捉拿归案。黄老三不是等闲之辈，一见自己埋藏的牛黄狗宝一个个出土、入笼，便如拱网的老鳖孤注一掷，使出了金蝉脱壳之计逃出了大营。

在认定黄老三确实脱逃的那天中午，义愤填膺、仇恨满腔的李乡长又一次摔了手枪，并大声地埋怨焦区长：“你不该放了他，你失策，要负责任！”

焦裕禄拍起了胸脯，对着这位勇敢的乡长和民兵们，也像是对着湛蓝的天空发誓：“我杀不了这个恶贯满盈的黄老三就决不回山东老家，就一头撞死在县上！”

人们见他说出了这样的话，纷纷退出了他的办公室，不再言语。人有失手，马有失蹄，焦区长的三捉三放黄老三，到底是得多失多呢？一批批的土匪被清查出来，一箱箱的新枪被挖掘出来。然而，毕竟是最该归案、最应偿还血债的元凶逃掉了，犹如一只钻窟的毒蛇，无影无踪。焦裕禄的对人、对天盟誓只能增加人们的心理重负：他是一个忧思很深的人，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一个责任心极强的人，一旦不能捉到黄老三，这位山东大汉的誓言将如何兑现？人们开始由衷地担忧。

那一天夜晚，李明乡长去找焦区长，但听到一位民兵报告，焦在天擦黑时独自出村了。当夜他没有回村，第二天也没有回村。乡长与民兵们到处找他不见，生怕他一人去寻恶虎而受了伤害，李明开始后悔，不该用过激的言辞去堵这位血气方刚的山东汉子！

焦区长终于回来了，满身的灰土，满脸的倦色，满眼的血丝，笑得却又灿烂，没等同志们问话，便高兴地喊道：“黄老三有下落了！”

众人忙问人在何处，焦说：“在尉氏西北的邢庄、尚村一带，扮了个赶马车的车夫。那是曹十一的老窝，他在暗中招兵买马，网罗曹十一的旧部，还想东山再起，与人民为敌。”

激愤的人群更加激愤了，他们要求集合民兵队，前去捉拿顽匪归案。焦裕禄告诉大家，这一次不是上三次，狗急了要跳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他命令李乡长悄然行动，给大营区6个乡的保田队长送信，让他们统共集齐400名民兵队伍，次日夜到大营东北二十多里路的尚村待命。

尚村是这个地区的东、西、南、北大道的交叉口，焦裕禄已经侦察清楚，扮成马车夫的杀人凶手每天夜晚都要从此处经过。6个乡的400多民兵到齐之后，分散于尚村四周的野地里，把尚村围了个水泄不通。直到鸡叫头遍的时辰，忽听得东边的大道上传来了吱吱的马车声响。焦裕禄传出了命令，让内层包围的民兵向前爬行，接近行车的大道，排出了密不通风的阵势。焦裕禄爬在最前面，眼望着越来越近的马车，眼角几乎滴下血来。

400支子弹上膛的长、短枪，400条急待复仇的如虎的汉子，可以把黄老三打成蜂窝，捣成烂泥。但是，焦裕禄却要冲在最前面，多日来的忍气周旋，多日来的饮恨的故意放纵，多日来掌握的令人发指、令人切齿的种种罪证，使他生出了一定要亲手活捉这个刽子手，亲手除掉他的皮毛，生吞活剥他的决心。马车越来越近了，骡马脖子上吊挂的响铃叮咚作响，嘚嘚嘚的铁蹄像要踏在了他的背上，他猛然蹿跳而起，嘶声地大吼了一声：“黄老三！”马车上的人慌忙中不由自主地应了一声，焦裕禄便飞了起来，一下子扑上了马车，拦腰将黄老三抱了起来，“咕咚”一声摔在了地上，紧随着又扑上去，把黄老三压在了身底。人们呐喊着，一齐扑上去，想帮焦裕禄捆牢黄老三，忽听见“砰砰砰”三声枪响，两个人在地上翻滚起来，又发出了一声惨叫。

当人们手可触及之时，才发现黄老三已经瘫痪在了地上，还握着手枪的右手被焦裕禄干脆折断了。李明夺过了那支手枪，用绳子捆紧了黄老三，才弄清枪是黄老三开的，在焦裕禄铁臂的夹持下，子弹全部射入了田地，直至断臂。看到黄老三已被捆作一团，焦裕禄命令各村民兵各自回村。李明问焦裕禄：“焦区长，你还真有两下子铁功夫，早知如此，还兴师动众干什么？”

焦裕禄说：“现在你可以说轻松话了，如果再让他跑掉了，说埋怨话的准还是你！”

民兵们哈哈大笑，把黄老三扔上马车，往大营方面走。李明心细，看见焦裕禄有点瘸，立时想到那近距离射击的三枪，急忙询问他是否受伤，焦裕禄捋了捋裤管说：“这黄老三的脊椎骨也真够硬，几乎把我的膝盖骨顶碎。”民兵们又一阵大笑，想象着焦裕禄平日教给他们的擒敌技术，这膝顶脊椎骨、反关节扳胳膊的绝招儿，果然不是舞台动作。人们连推加架地把他逼上了马车，于是一出武戏中两个斗谋斗智，互设圈套，互试虚实，又终于不得不登台死命一搏的对手，一同乘上了一辆马车，一个坐着，一个躺着。坐着的是胜利者，躺下的是阶下囚。双方的眼睛都有星光的烁亮，那是仇恨的火焰在燃烧，在迸溅。

天刚亮时队伍才返回了大营村，李明把黄老三吊上了学校院内的一棵大榆树。受尽残害的百姓一听说活捉了黄老三，奔走相告，呼儿唤女，扶老携幼前来报仇，有的拿了锄头，有的拿来镰刀，他们要把黄老三生吞活剥，碎尸万段。焦裕禄左拦右挡，向大家宣讲党的政策，告诉人们政府要开公审大会，让受害的百姓有苦的诉苦，有冤的申冤。

黄老三就是黄老三，不枉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死到临头，并未装孬示弱。他自知此番必死无疑，便不想零受活罪，他在悬空中摇摇晃晃，指名道姓地大骂焦裕禄背信弃义，戏言轻诺，大骂焦裕禄无有人道，不一枪崩了他而叫他活受罪，叫众人折磨他。

焦裕禄立于树下，笑嘻嘻地听骂，仿佛大年三十的时辰，看一只即将被宰的肥猪狂叫。李明却听不下去了，拿一团棉花走过去，要塞住那张喷粪的臭口，焦裕禄拦挡了他，慢条斯理地解释说：“咱不兴堵人家的嘴嘛！他越骂我越高兴，他败了，我胜了，胜者听一听败者的骂，像听戏一样舒心。”

李乡长说：“骂一阵还可以，长时间地骂下去，群众生气，影响不好！”

焦裕禄点点头说：“也是，有爱听这一口的，也有厌烦这一口的。想不叫他骂还不容易？你去找一领秫秸箔来。”

李乡长不知用意，但能猜到是止住黄老三骂人的工具，便去找来，按焦区长的吩咐在地上铺平，再把黄老三卷进去。黄老三以为是要脆崩崩地铡了他，骂得更加起劲。焦区长却叫人用绳子扎了那箔，他笑笑地走过去，拦腰抱起，将黄老三头朝下一竖，就再也听不到他的骂声了，百姓们兴高采烈地拍响了巴掌，十分解恨。

这是该区震动人心的一个大事件，全区几万名群众参加了斗争大会。上台诉苦的人一串接一串，不是本地的甚至不能相信，一个再坏再坏的人，也无能力做下那么多的坏事。一个善良的人即是受了祸害，也不会相信黄老三还是一个人。那个足智多谋、贼胆包天的黄老三跪在了会台上，耳听着一段段的血泪控诉，眼前映现了一场场的惨案，仿佛是突然间的骤变——这个杀人的魔王不再凶相毕露，杀气十足了，他开始浑身哆嗦，面色青黄，全身瘫软。在正义的控诉中，他彻底地崩溃了精神和凶气，像一条即要被宰的恶狼，满眼充满了恐惧。

焦裕禄终于站到了台上，代表党、代表政府宣读了对于黄老三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书，几万名百姓一齐欢呼：“毙了黄老三，大营晴了天！”百姓感谢共产党为民除害，领导人民大翻身的恩情，并将这种情感转注于一个代表人物——对敌斗争的传奇人物焦裕禄身上。在那个年代，那个历史时期，尉氏县的大营区确实传唱着这样一位英雄。在十余年后邻县兰考出现这位杰出人物的传闻，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位共产党的榜样人物的时候，尉氏人非常镇静，非常自然地续听了那一段新的故事，以为那是续写得非常之好的下半部的《红楼梦》。这个人物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就一定会那样干，那样杰出，那样成为全中国的共产党县委书记的楷模，如若不然，天理便不公道。

1994年的8月18日，在建于博山区北崮山村的焦裕禄纪念馆中，我们发现了那份珍贵的、保存至今的尉氏县公安局徐局长作为黄老三案件的公诉人，呈报河南省陈留行政专员公署的《刑事判决诉状》，我们把这份奇珍文物的真实文字誊抄如下：陈留行政专员公署刑事判决诉状：法字第（不清晰）号公诉人：尉氏县公安局长被告人：黄老三，男，五十二岁，尉氏县大营区大黄村人。右刘（？）被告因惯匪杀人事件经尉氏县府审理终结判决于左。主文：被告黄老三因惯匪杀人犯罪应判处极刑，被夺公权终身（孙志超印章）。事实：查惯匪黄老三，外号“毁人坑”，自十八岁即拉杆当土匪起票至今三十余年，杀人放火，奸淫掠夺，断道路劫，无所不为（孙志超印章）。尉氏沦陷时，即投靠日寇，充当乡长，明夺暗抢，任意横行。日寇投降，因亲投入土匪曹十一部当大队长，集结匪众人枪五百余，不断到处抢……

状纸只此一页，下页无存，甚觉遗憾。诉状页首印有“陈留行政区司法科专员公署”的方形印章，最末一行文字之首，加盖了“徐××”方印。以今人眼光看来，虽是大革命时期，我军横扫残敌如疾风过林，工作队在清匪反霸中行动暴烈，但诛杀罪大恶极的黄老三匪首一案，真是过细得令人惊讶，诉状由区报县，由专员公署是否还要报省，不得而知，但仅从以上便能看出，共产党人在那一历史时期执行法律程序的严密，审查呈报态度的严谨，甚可给自诩为“法律健全”的今人极多教处。无独有偶，在博山焦裕禄纪念馆内，与以上“诉状”珠联璧合的，还有一份更加奇珍，更加使人惊叹其精细的焦裕禄亲手书写于1949年元月13日的“报告”，报告呈报于当时的尉氏县委负责同志，现将原文誊抄如下：张书盈同志：我区丁香李恶霸李心营、李玉书斗争会已开过，经三天工夫，但群众还没有诉完苦，现已诉者七十余家，五个村子，到政府控告者有十几个村子，共一百四十七家，但还有好些人没诉。他的材料已寄去一份，但都是本村材料比较具体，因这次大会的记录很不完全，我们准备将外村材料再仔细整理一下寄去，此恶霸（不清晰）……痛恨足够杀的，我们前次送去材料，你们可以看一下，只那些我们感觉就是足够杀的条件。你可赶紧呈请专署批准，因案子不好看押，仍送回你处看管。敬礼焦裕禄（签字盖章）元月十三日

下端印有“焦裕禄”三字方形大印，签字潇洒、急切，足见为惩匪而请命的焦虑与渴心。这两份“诉状”与呈请批准的文字材料，当然都有了堪平民愤的批复，人之爱人的极致便是惩恶，焦裕禄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斗争中，对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倾注了无限的爱，而对给予穷苦百姓灾难的顽匪恶霸们举起了正义的利剑。“枪毙黄老三，大营晴了天。”在大营区清匪反霸的斗争中，他领导着该区的工作队员、保田队员枪毙了一批又一批的土匪与恶霸，收缴了成车成堆的枪支。他唤穷汉为兄弟，老人为父母——15年之后，他在兰考的村村队队中，又再三再四地唤那里的老人为父母。他拿起了枪杆，从土匪的手中夺回被掠的牛和马，使大营的百姓传诵至今。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拉起了家常话，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刀劈狗汉奸，枪杀敌人头。虎口里救出了众乡亲，狼群中夺回了羊和牛……

20余年后，清甜的女高音在歌唱这首流行全国的歌曲之时，人们的理解已相当抽象。当我们得知人民千呼万唤的焦裕禄，曾在兰考之前的尉氏县充作人民的卫士、人民的儿子而披肝沥胆创出过如歌的传奇故事之后，便觉得人的一生多么相似一棵无论大小的树——在粗壮、伟岸、凛凛威风之前，它必须由萌芽，到生茎，到抽枝，到发杈地形成着成材的条件。也犹如一位杰出的楷模，优秀的榜样人物，在他的先期成长中，已具备了一种可以辉煌的雏形，之后的一切则是羽翼的丰满。

更加能够证实这种见解的文字，出自当年的大营乡长李明的回忆文章——就在枪毙了以黄老三为首的多名匪霸之后，焦裕禄又利用了“以工代贩”的办法，李明乡长的文章叙述道：“领着大营人锁风固沙压柳橛，造下长8里、宽8里的防风固沙育林区。又在大营东面的二道岗，栽下了洋槐树，俺大营人后来享福就享在了防风固沙上，不这样，茅草不长的沙丘地会长好庄稼？1962年，他调回尉氏县担任县委书记时，还来大营看过我。那时队里让我看树，我就天天守在焦区长留下的柳橛子长成的柳林中。我常想，能与焦裕禄称过兄道过弟，这辈子真算没白活。”

这便是后来的兰考行为的雏形，这便是焦裕禄作为一棵参天大树之前的抽枝和发杈时期，致使15年后在兰考的努力有了成功的经验。在作为兰考人民的儿子之前，他也曾是尉氏县人民的卫士和儿子。

第十章　光明行

在尉氏县期间，焦裕禄还作为支援淮海战役的担架队组织者，组织领导了千人担架队，投入了支援淮海战役的伟大斗争，为淮海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淮海战役胜利之后，革命形势的发展鼓舞人心，整个尉氏县的城乡街头，到处张贴了“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口号。而“打土豪，分田地，惩恶霸，剿土匪”的口号，不只书写于墙上，而且传唱于妇孺之口。

在这一时期内，焦裕禄步入了他的峥嵘岁月，潇洒于光明的行程。无论是担任该县的大营区区长，还是担任支前队长，他的革命热情、激情之饱满，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清匪反霸，分田分财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焦裕禄用尽了聪明才智，摸透了乡情民意。当时的土匪尚未肃清，地主还藏有枪支，反革命活动异常猖獗，常与焦裕禄领导的工作队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工作队开会，他们也开会；工作队宣讲进入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他们宣传蒋介石大反攻的恶劣形势。农村有其纷杂万端的复杂局面，有家族联盟，亲友结盟，阶级的界线被混淆，被遮掩，被恶势力的恫吓所迷惑，很多的平民百姓穷怕了，苦怕了，往往胆小怕事，白天分给他们的东西，晚上给地主送去。今天斗了地主，明天仍为地主耕种卖苦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造出了许多带有迷信色彩的谣言，最典型的一例，便是从池塘青蛙的叫声中，兆示了变天的必然——一只花青蛙叫道：“花是花，土地要还家。”一只白青蛙接唱：“白是白，谁的还归谁！”

这是变天的征兆，具有迷信心理的贫农奔走相告，谈蛙色变，认定了受苦的穷命，全无了抗争的勇气。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镇压地主反革命是扶正祛邪的有力手段，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则是更加重要的基础工作。

为此，尉氏县举办了土改工作学习班，由焦裕禄主持并主讲，这是焦裕禄光华四射的时刻，丰富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口若悬河，纵横捭阖，洋洋洒洒，抑扬顿挫，热烈的表情与感情色彩，悦耳的男中音，洒脱自然的手势……焦的演讲非凡的感染力，在此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要讲必须讲道理，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皆来自直接的、间接的经历。在整个的演讲过程中，台下鸦雀无声，支耳听诵，课堂之外，鸡狗不鸣。不单是讲，还要歌唱。尉氏县中学的师生，在焦裕禄的指导下也排演了大型歌剧《血泪仇》，从县城唱到乡村，又从乡村唱回县城，一唱百和，心音共鸣。

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状元师傅便培养出了状元徒弟，学习结业的学员得名师指点，竟也如得神示，一个个滔滔不绝起来。焦裕禄巡回听课，每到一处，群众便逼其演讲，常常是掌声雷动，欢声四起。要讲，就讲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今日的清匪反霸，就是为明日在全国开展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打基础。只有经过土地改革，才能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解放千百万劳苦大众。要解放就要斗争，刀对刀，枪对枪，无家族可言，无亲情可言。这些虚假的东西从没救过穷人的命，地主阶级也不要妄想以此救他们的命……

在循循善诱中，在谆谆教导中，农民觉悟了，群情振奋了，斗争的高潮空前掀起，其势如暴风骤雨。在清匪反霸斗争中，焦裕禄决不会只以空洞的政治理论说教，即使是在最严酷的流血的战斗中，他也常常调动其文化的、艺术的激情，并将其运用于战术行动。

大营区有的地主企图利用封建宗族关系，威胁和迷惑觉悟尚低的贫民，涕泗滂沱地告诉他们——几百年前他们是一家人，如今也在一个坟疙瘩上烧纸化钱。不看生面看死面，不看今世看下世，给九泉之下的祖宗留个面子，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有如此的蛊惑，就有如此的迷惑，有些人不敢面对面斗地主了，有些人心慈手也软了，针对这种现象，焦裕禄深入细致地教育贫农，揭露了地主阶级的阴险本性，并编成顺口溜一首，让人学唱：千姓万姓，世上只有两个姓：一个姓富，一个姓贫。有贫就有富，有富就有贫，贫民团结起，心齐斗富人！

在日常生活中，焦裕禄总是择贫家而居，吃贫民饭，穿贫民衣，交贫民朋友，认贫民爹娘。有的地富分子对他动脑筋，想拉他住好房，他严词拒绝。有的富农分子曾以关心革命干部为名，送酒送肉，为他补补身子，被他严厉斥责。在穷人家吃饭，糠菜薯瓜，分外香甜。有一次，他带领区通信员小虎在一贫农家吃饭，该农户极贫，羞涩中拿出了用花生皮、榆树皮和红薯梗掺在一起磨的面并做成的蒸饼给他吃，他一边艰难地吃着，一边问身旁的通信员：“小虎，你吃着怎么样？”小虎犹豫了一下说：“不好吃，垫牙。”焦裕禄叹出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是啊，我们穷人吃这种东西长大，而今日穷人还在吃这种食物。我们斗争的意义就是要穷人翻身，永远不再吃这种东西。”

15年后，当他主政的兰考县人民在“三害”的肆虐中重新捧吃这种饼的时候，他的心也重新绞痛起来，并且拿来了这种难以下咽的食物，让县委的一班人都要尝尝，尝了百姓的苦处，忆起昔日的苦处，从而理解革命的意义，奋斗的意义。在尉氏县的清匪反霸和土改工作中，他的爱与恨的强烈的反差给那里的平民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8年冬季，革命斗争的烈火燃烧正旺，大自然的寒流却袭击了尉氏县。县委要求各区干部深入群众，访寒问饥。焦裕禄带领一位同志，于深更半夜踏雪顶风去偏远的乡镇察看了三个村庄，考虑到群众柴火奇缺，这夜里他没喝百姓的一口水，没烤群众的一把火。

到百姓家中访寒问饥，绝不是蜻蜓点水，走马看花，做样子给人看，也不是三言两语问问，或者拉住手晃晃，以示关怀。而是脚踏实地，挨家挨户掀开缸看有没有粮，柴屋中瞧有没有柴，只要有一户贫农吃不上饭，穿不上衣，他都会寝食不安，想方设法解决这一户的问题。政府发放下来的救济粮和救济款，他不是分配下去算完，而是过细地调查摸底，火烤寒处，水泼旱处。并且鼓励他们以积极的态度自救，不只让他们度过今天，更要着眼于未来，过好明天。

焦裕禄生在群众文化较为发达的淄博地区，顺口溜的创作，成为他解决工作中所遇困难的惯用法宝，并以此鼓动了群众斗争的热烈情绪。在一次斗争大恶霸乔庚成、乔书合的大会上，他即兴创作出一首押韵的口号，领导群众高呼：打倒乔庚成，人人得安宁！打倒乔书合，人人得安乐！

在剿灭土匪的武装斗争中，焦裕禄牢记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以缴获来的枪支，迅速地武装自己的“保田队”，并且自编了一首流传极广的《枪杆歌》：枪杆是个宝，革命少不了。靠它夺印把，匪徒被打跑。枪杆是个宝，贫农要握好。靠它翻穷身，靠它打土豪！

还要教唱革命歌曲，有军歌，有民歌，他教唱，领唱，指挥唱。在成千人成万人的大会上，年轻英武的焦裕禄面色黑亮，身材高瘦，宽肩乍臂，双目炯炯地跳上讲台，双手挥舞，指挥大家唱着一首又一首的歌，真是潇洒至极，热烈至极。县中学的师生请他辅导，排演了大型歌剧《血泪仇》，一个革命阅历更加丰富的焦裕禄，一个思想境界、文化品位更加提高了的革命战士，对于剧中各类人物的理解都加深了许多，细心导演剧中人物的做派与表情，如世上真人一般，栩栩如生。多场的演出便会有多场的热烈，焦裕禄后来成为该县的县团委书记，便与熟悉群众文化艺术，热心群众文化辅导，并领导其协助革命工作有着极大的关系。

告诉贫农明天的景象，便是鼓舞他们今天革命的动力。明天的景象大概是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有“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喝牛奶吃面包”等等的生活憧憬。连乡村儿童的歌谣里，也有了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生活的词句：给我一百钱，搭车上苏联。苏联老大哥，送我托儿所。

美丽的明天，幸福的明天，全靠今天的热血与汗水去创造。焦裕禄在那种轰轰烈烈的激情澎湃中，常常想起悲惨的昨天。屈指算来，已离开家乡，离开自己的寡母妻儿两年了。两年里母亲成了什么样子？妻子成了什么样子？小女儿守凤成了什么样子？他往家中写了不少的信，一封封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正是战乱的年代，敌后有我，我后有敌。万金的家书，极难送到家中。家中的一切，亦难传信于浴血战斗疆场的男儿。

终于有了第一封的回信，信由村中私塾先生执笔，半文半白，生涩难懂，不见一丝母爱妻恋，儿女情长。然仍可得知家中的天空仍是明朗，先于尉氏解放了的博山，人们正在创造着如歌的生活。终于又得到了第二封回信，也终于有了母亲念儿的泪痕，然而仍无妻子思夫的温存。焦裕禄惊讶了，痛苦了，迷茫了。他一连写了两封信，叫妻子到河南的尉氏来，同他一起参加这里的革命，同过这里的轰轰烈烈的生活，然而，那次回的一封简短的书信又使他失望了，迷惑了。

妻子找人代笔，那么客观地、毫无感情色彩地告诉他，她自己是个小脚女人，不识字，找不到去尉氏的路，也不知天下何处有个尉氏县。她有了土地和粮食，日子过得很舒坦，不愿远离家门，到异乡的尉氏千里寻夫，过那种自己从未体验过的生活。

执著的焦裕禄又写出了第三封信，画出了一张细致而又明晰的行车图：自博山上火车，经淄博，经济南、泰安、兖州，转徐州、商丘、开封而至尉氏的路线。告诉她尉氏的老百姓多么的好，尉氏的领导和同志们多么关怀她。告诉她一个投身于革命工作的丈夫多么需要有一个妻子在身边，当好后勤，稳定后方，慰藉辛劳，忧喜相诉……但是，他又接到了妻子的一封文字虽短，却又异常简洁、锐利、寒气逼人的犹若一把短剑的信。

信中已不赘述各种理由，只讲出一个结论，一个决断——离婚！字迹是清晰的，语言是果断的，斩钉截铁的，不能不信，又极难相信。正像前文提到的那样，焦裕禄的这桩婚姻，是旧社会里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无爱的婚姻，它起始于可怜的寡母“拴住儿子”的愿望，起自于孔孟之乡齐鲁之邦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礼俗，好似一对牲口拴到一个草料槽的“米面夫妻”。然而，在焦裕禄善良的记忆中，她毕竟同他生过儿育过女，儿子被挤死在逃荒途中的徐州车站，娇女守凤仍留在妈妈身边。他与她同种地，同砍柴，同受穷，同逃荒。他不能相信她会主动提出同他离婚，只能认为她说的是一句玩话，一句气话，一句即便是真、也属一时脱口而又立即后悔了的话。

但是，他错了。他不能知道也未能理解，一个为躲避寒风的人不去思念远方的温室，而会抱住一个小小的火炉，而会躲入一个眼前的柴垛暂避风寒。一个惧怕烈日的人亦会抓起一把纸扇遮于头顶，而暂时不去寻觅远方的绿荫。他更不能知道，在他全力地修筑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大道的时候，有人在他的路脊上翻起石板修建自家的灶门。在他端枪冲向狼群的时候，有人从背后窥伺着他，偷劫了他园中的花朵。他不能知道，也不敢相信，就在他思谋巧计，三放四捉黄老三的时候，或在他率领保田队员，从土匪手中夺回乡亲的财产马牛的时候，他的时常入梦的家乡里，他的一个同林同祖的本家叔辈，会对他留家守院的妻子运用了魔法，或者说，在那块昔日诞生过蒲松龄、赵执信和王渔洋的文化气质优秀的土地上，当时又诞生了那个地方的优秀剧种——山东吕剧，诞生了优秀剧目《李二嫂改嫁》，一时自由恋爱的风潮高涨，而那位大焦裕禄两岁的郑氏妇人的爱情价值观又在混乱中迷失了宝贵的坚持的话，她的情感世界的随波逐流将成为可能——因为从她的痛苦的回忆中道来，她没跟焦裕禄过一天好日月，今后的战乱中的尉氏县，又比那个逃荒逃难的宿迁县能好多少呢？又能比眼前的丰衣足食的北崮山村好多少呢？那命苦而不安分的焦裕禄，又能比本族的会关心人的叔辈农夫好多少呢？

而今，当我们为郑氏舍弃了焦裕禄而大叹遗憾的时候，是否正在犯一个对于农妇的价值观念不解的错误？如果说焦裕禄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星辰，那么只有认识这颗星辰、辨出星光璀璨的人才对此青睐。如果郑氏已结识了这颗星辰，她并未感到它的高贵，只觉得星光寒彻，不如眼前的炉火温热实惠，那么她的求实的价值取向又有什么不可以？观察星星、理解星星是天文学家的事，是作家、诗人、音乐家的事，一个想过丰衣足食的好日月的农妇可以舍弃星星，而决不舍弃炉火。

郑氏与焦裕禄婚姻破裂的那个年代，极易让人产生推理的错觉——因为那时正有大批的南下干部在与老家的小脚结发之妻离异，而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千万种特殊因素，又在促成着既成着离异的现实。在那种泥沙俱下的大势中，焦裕禄的婚变又与之有着怎样的本质的区别呢？包括焦裕禄的嫡侄在内的崮山镇人，曾经翔实地、客观地叙述了当年的史实：

郑氏妇人是在一个暗黑的夜间突然地、悄无声息地离开焦家小院的，在此之前，没给婆母一声通告、一声别言，哪怕一点暗示。她不但搬走了箱箱柜柜，碗碗盆盆，而且带走了焦家唯一的心肝宝贝——小小的千金焦守凤。郑氏的搬迁具有某种大胆的、泼辣的气质特征，她不遮不掩，不枝不蔓，径直搬入叔公的家门，不要媒妁奔走，不要明媒正娶，也不要洞房花烛、黄道吉日……在与焦裕禄离婚的协议中，坚韧的焦裕禄不要一分钱的家产，于沉默中接受了这一痛苦的现实。在他生命中一连串的苦难中，又串上了一颗悲伤的血液凝成的珠子。

最最伤心的莫过于焦母李星英，这是她为了稳住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亲自选择的媳妇。多年中，她与她相依为命，历尽饥寒，如今，儿子远在千里，儿媳却随人去，去又不远，时时磨蹭着自己的眼珠，刺扎着自己的心房，她陷入了一种无奈的羞愤与屈辱之中，欲哭无泪。最最使她伤心的，还有小孙女守凤的哭声，她在那一家遭受后爹的打骂，常常偷偷逃到奶奶怀中，祖孙俩哭成一团。小白菜呀，叶叶黄呀！妮儿三岁，没了娘呀！跟着亲爹，还好过呀！最怕亲爹，寻后娘呀……

每当口齿不清的亲亲的孙女扑入怀中哭诉的时候，焦母的心便碎了。在无数的痛苦串成的链珠中，这一颗更是别具苦味啊！

对于远在尉氏，仍在急风暴雨、轰轰烈烈中的焦裕禄，这种痛苦是短暂的，甚至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幸运。读遍访遍焦裕禄奋斗的历史，界定于他生前十余年的一切成功，一切成就，无不与他的革命伴侣——曾担任尉氏县清匪反霸及土改工作队队员，后曾担任兰考县副县长，县人大副主任的贤妻徐俊雅有着难以分解的关系。历史的误会常常给人以喜出望外的结果！焦裕禄超脱于故乡的冷风吹飞的云团之外，仍在演唱着他的尉氏之春的“光明行”。

关于焦裕禄与这位同样光彩夺目的历史人物的姻缘起始，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焦裕禄》一书中有如下几节有趣的描述：……1949年秋天，一位二十多岁的漂亮女青年走进办公室，拿出了一封介绍信……焦裕禄阅后啊了一声道：“你姓徐，叫俊雅，刚才我们还在商量这件事，在剿匪反霸斗争中，需要调配一位女同志做青年团和妇女工作，你就负责这一方面吧！”工作人员向徐俊雅介绍了焦裕禄区长……多么自然的会见，多么平凡的初识。在那种充满火药味道的时刻，谁也不会幻想天上会掉下一个林妹妹，她只是那场斗争中甚至可能牺牲生命的一员——一位女战友。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这位美丽的女工作队员推开了焦裕禄的房门，房中传出了幽美动听的二胡声。徐俊雅动情地赞叹着焦区长：“哦！你的二胡拉得真美呀！”焦裕禄答：“在南下的路上，党分派我搞宣传，还当过演员呢！”徐俊雅问：“演了什么剧？”焦裕禄说：“演过《血泪仇》，我扮王东才。俊雅同志，你会不会演戏？”“演过一次，唱过几句。”“那好哇！到春节，咱们排演几出戏吧！”“演什么呢？”“还演《血泪仇》吧！”“我提议……咱俩演一出《小二黑结婚》，我扮小芹，你扮小二黑……”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焦区长腼腆地一笑：“不行……我比你大七八岁，演不像……”徐俊雅道：“你不会打扮得年轻一些吗？”

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丘比特的神箭已经射中了二人的心房，中国式的恋爱序曲正在奏响。美女向英雄献上了洁白的情怀，而那位传奇式的英雄却腼腆了，依然显现出诚实的风格：“我比你大七八岁。”而美女的爱心与希望也融为一语：“你不会打扮得年轻一些吗？”

是啊！你不会刮一刮满腮的胡须，稍稍地讲究些服饰，以满足一个爱你的如花似玉的姑娘的审美心理吗？

下一节的文字，叙述爱情之花开放，而且热烈如火的时节。但是，正像中国人中的千百万家的婚姻一样，离开父母关心的和声，便不是中国婚姻的乐章。由于这种和声的奏响，这部乐章的音色浑厚了，扎实了，又由于和声的不够和谐反使乐曲更加壮美。下面是徐母与女儿俊雅的一段关于婚姻的对话：妈：“俊雅，你已二十出头，该寻婆家了。”女：“妈，别操心嘛！我自己找。”妈：“傻闺女，哪能自己找婆家，不怕人笑话？”女：“婚姻自由，父母不能包办。”妈：“哥为你找好了，门当户对，和你同岁！”女：“妈，别说了，我已经找好了。”妈：（惊奇地）“找好了？他是谁？”女：（骄傲地）“咱们区的区长，焦裕禄！”妈：（惊慌地）“不中不中，他是八路军的干部，南行北走，他调云南你也跟着？”女：“干革命嘛，哪儿都是家！”妈：“他大你七八岁，不能成亲！”女：“男大不显，女大扎眼，俺俩儿感情好！”妈：“他是哪里人？”女：“山东人。”妈：“相距几千里，你一走，母女见面难！（哭）娘舍不得你……”

下面的一段文字，证明着徐俊雅的胜利：“区政府会议室里，挂着毛主席的画像，1950年11月，一个冬阳雪亮的日子，一个美好、幸福、热情盈溢的日子，焦裕禄、徐俊雅胸前各戴一朵大红花，面带着幸福的微笑……”在众人的“拉，拉”声中，焦裕禄拉起了二胡，徐俊雅以她清甜的嗓音，唱起了豫剧风味的名曲《抬花轿》。众人的欢呼声犹若林中的鸟鸣。这是一出美女配英雄的绝妙戏剧：男子英武，女子漂亮，男琴女歌，千人艳羡。

直至今日，当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欣赏二人的青春合照的时候，当人们重新聆听徐俊雅老人对这桩美满姻缘回顾之时，仍可在她慈祥的脸上，觅到那当年豆蔻年华的既俊且雅的影子，这影子一起伴随着焦裕禄的光明之行。

幽默，风趣，多才，热情，侠义，坚韧，艰苦，耐劳，勇敢，机智，这便是整体素质的焦裕禄。同这样的一位男子生活在一起，徐俊雅与之的感情由亲爱再加了敬爱，由信任更加了信仰，这确是一桩美满的婚姻，英武的山东英雄的硬朗，与漂亮的河南姑娘的温柔交汇糅融，产生了诗辞歌赋中才有的意蕴。

应当指出，焦裕禄不只是一个拿起枪杆会打仗、勇于清匪反霸的坚强战士，而且还是一位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就已经闪现出党的先进性光辉的优秀基层干部：他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粮棉生产，注意绿化沙丘，鼓励精耕细作，爱护牲畜马牛。在赤日炎炎的盛夏，奔忙于火炭样的沙土中的是焦裕禄；在冬雪晶莹的寒天，践踏于冰雪泥泞中的也是他焦裕禄。危险处有他，危难中有他——早在兰考县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之前，确实存在着一个属于尉氏县的更年轻更朝气蓬勃的焦裕禄。

1950年春季，大营区焦区长调任尉氏县团县委副书记要职。由于他的文化素质和才气得以发挥，他在副书记任上如鱼得水，颇多建树。当时的共青团主要任务是：发动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协助党的中心工作，发展壮大团组织，当好党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

焦书记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讲演才能出众，极富感染力和煽动性。写材料文气饱满，条理清晰，生动有力，适合青年人的口味。根据党的中心工作的需要，他经常主持召开全县团的干部工作会议，听取汇报，总结要点，指出问题，看到希望，布置任务，更加注重发现培养各类工作中的先进典型，树立楷模，以具体实例教育广大劳动青年。因此，1950～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发展生产的运动中，尉氏县青年团中的好人好事、优秀事迹层出不穷——

有一天，焦裕禄和另外几名同志到了大营区上王村，帮助那里的群众开展春耕生产。忽然听到田间传来了一个姑娘吆喝牲口的声音，并且看见一个黑黑的瘦瘦的小姑娘，卷起了裤管儿，手拿长鞭，赶着牛，拉着拖车和犁铧，不紧不慢地走着。焦裕禄上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姑娘答：“王小妹。”

焦问道：“犁地、耙地你都会吗？”

姑娘答：“早跟爷爷学会了。”

焦裕禄称赞道：“妹子，你真是好样儿的，大家应当好好向你学习呀！”

这的确是个积极生产的好典型，虽然解放了，妇女却并未得到自身的解放，像王小妹这样下田耕作的妇女真是寥若晨星。回到县委的当天，焦向县委汇报工作，并详细地介绍了王小妹的情况。为了让妇女冲破封建意识的牢笼，鼓励她们走出家门，解放生产力，使她们和男子一样参加春耕生产，参加新中国的大建设，焦裕禄请求县委树立王小妹这个典型，推动春耕生产的热潮，推动思想意识的进步。

不久，报纸刊发了王小妹犁田的新闻，并加有焦裕禄创作的顺口溜：上王村有个王小妹，小小年纪十七岁，斗地主，抓土匪，犁地耙地她都会。……

好多妇女受了鼓舞，认为男人做到的事情，妇女同样也能做得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农却不信真有其事：“世上哪有黄毛丫头会犁地的？”

为了解除疑虑，树立榜样，教育群众，在尉氏县委召开的劳模会上，焦裕禄亲自在县城南关农场组织了“考劳模”表演，专门准备了两匹骡子、一副七寸步犁。

那一天来了许多观赏表演的人，还有参加县劳模会的男女代表，一个个全神贯注，各各怀有不同的心思，最担心的便是那位焦书记。他树的典型，他导演的戏剧，一旦演糟了，演砸了，政治影响不可挽回。那王小妹却是巾帼英雄的做派，只见她左手握犁把，右手执长鞭，嘚嘚，吁吁，喔喔，一连串的吆喝，一连串的动作，骡听人言，犁随人意，土地被成垄翻起，齐齐崭崭。怀有疑虑的老农首先喝彩，因是老把势而看出了不凡技巧。劳模们鼓掌如雷，庆幸自己的“模友”为整个队伍壮了成色。

后来，王小妹的事迹不断创造，越传越远，全县女青年纷纷学习王小妹，赶超王小妹。王小妹更是步步领先，在以焦裕禄为代表的党团领导的关怀下，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女干部。

除了树立女劳模王小妹以外，尉氏县第五区对敌斗争积极分子任常群等青年团员的优秀事迹也登报传诵。到了1951年初，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县委领导下，全县各级团组织风起雷动，团员青年踊跃报名参军，轰轰烈烈，使全县的参军入伍工作顺利完成，各级领导对焦裕禄的工作予以好评。几乎所有的人们都已经认定：焦裕禄前途无量！

在经历了无数的噩运之后，他的光明之行似乎是十分的畅快，一路的顺风，焦裕禄似乎可以昂起头来，扬眉吐气一番了。但是焦裕禄之所以成其为不同凡响的焦裕禄，自有他的冷静、自知、自觉和谦虚的心怀。只上过几年小学的焦裕禄，已升入行政的较高职位、人际关系的较高层次，因此，他常以“大老粗”和“工农干部”自居。

自居以此，却不能安分于此，除了工作，就是学习。他的好学精神，在当时的陈留地区团干部中是颇为出名的。他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查字典，做笔记，写心得。灵气与坚韧相结合的人物一定会出人头地的，焦裕禄写文章，写报告，甚至编创个戏剧曲艺节目，都可洋洋洒洒，得意恣肆。

做团县委领导干部，主要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团干部被抽调下乡，或是土地改革，清匪反霸，扩军参军，抗美援朝，或是发动群众，恢复生产，组织劳力，兴修水利。当时的群众基础相对薄弱，共青团的干部常常是四面出击，八方兼顾。焦裕禄对党与团的关系曾有过两句形象的比喻：“党是头颅，团是手足。”头颅所想所思的问题，当然需要敏捷的手足为之完成。在如此紧张的工作环境下，焦裕禄仍坚持不懈地学习，并视此为接近师长的机会。他的手中不离钢笔和笔记本，走到哪里，都将社会动向、形势特点、人文地理、民情民俗甚或乡间俚语记在本上。另两件须臾不离的，便是报纸和文件，无论是在田间地头、堂前房后，或是牲口圈、看菜棚内，都可看到他聚精会神、专注学习的神态，看到他口问手记、谈笑风生的形象。

在丰富自己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他对每一项事物都加强感性的体验，他勤于思考，善于分析，把握本质，洞察秋毫。宣传党的政策，他能自然地举出一些实例，深入浅出以见政策功效。分析生产，他能随口报出一连串的数字，与前对比，与后展望，既有根据，又有推理。由于他掌握了一整套的有据的东西，因而焦裕禄说话办事，样样有根可寻，令人信服而钦敬。

他干革命工作的突出特点是：随时都将政治工作与艺术感染力相融一体。思维敏捷，谈吐风趣，幽默机智，妙趣横生，才华横溢是他的整体风采——与同志们谈话，同群众交流，或是上台讲演，恰到好处地来一段入情入理、寓意深刻的故事，既能说明问题又能激发情趣，寓教于谈笑之间，亲切而自然。另一个出奇制胜、倾倒无数群众的法宝，便是他掌握了丰富的群众文化知识，并将其精炼提纯之后，还原到生活的本质，用以教育刚被解放了的、尚未十分觉悟的农民。在尉氏，焦裕禄获得一个恰切而准确的绰号——顺口溜专家。这个绰号之于焦裕禄是毫不夸张的，无论谈论哪一类工作，他都能把握韵脚，顺口作歌，出口成章。

据对其特点深有研究，并是他的老战友、老同事的老干部徐振东撰文介绍：他的顺口溜得益于广泛的听取、记取群众语言的精华。他的顺口溜编得快，来得巧，用得妙，常能画龙点睛，三句五句便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让人听着有趣，寻思有味。清匪反霸时期，焦裕禄为大营区区长，编出的顺口溜当然具备战斗特色：恶霸为啥霸？旧社会，天黑啦，反动派，护着他，老百姓，心惊怕。现如今，天亮啦，共产党，铲恶霸，有靠山，不用怕，穷人一齐挺起腰，抱成一团打倒他。穷人一齐挺起腰，翻身解放力量大……

这段顺口溜长短句结合，音节明快，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说理透彻，给人民壮了胆，给反霸助了威。焦裕禄与黄老三周旋数次，较量再三，最后终于把黄老三生擒活捉。焦裕禄也为这个凶恶狡猾的匪首作了一首顺口溜：黄老三，真可恨，压迫咱，穷苦人。他抢了咱多少粮？他杀了咱多少人？打倒黄老三，穷人把身翻。打倒黄老三，大营晴了天。

这是战斗的号角，催征的战鼓，诵歌识理，无人不愤，无人不奋！还有一段鼓励土改段子，短小精悍，斩钉截铁：阶级仇，压迫恨，要报仇，要雪恨，推倒三座山，穷人把地分！

还有在群众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幽默机敏，堪称“急智之才”的诙谐唱段——有一个区的团干部工作方法不当，急于求成，结果布置的工作完成不好，还和区里搞土改、抓救灾工作的干部发生了冲突，思想上不愉快，焦裕禄主持会议时，他们低头不语，气氛沉闷，焦裕禄见状，微微一笑，心领神会，脱口念道：怎么了，霜打了？爬山人哪个不跌跤？走路人哪个不绊脚？有点挫折不要怕，振作精神最重要。

青年人的情绪，大起大伏，听此一唱，哄堂大笑。焦裕禄却不笑，而且正色，又念：当心跑，有目标，跑不好，要摔跤。摔了跤，把错找，坐下来，聊一聊。

这一节催人凝神静思，谁也笑不出来了。最后统一了认识，自我检查批评方法的不当，吸取了教训，取得了经验，两节顺口溜更是记忆至今，受益匪浅。

诙谐的顺口溜，还可以充作调解矛盾的泻火良药。有一次，团县委一名干部与县委一机关干部，为争用一架油印机而发生了争执，都急着完成各人的任务，机器又只有一架，各不相让。由于唇枪舌剑中火气越来越大，谁劝也无用。恰好焦裕禄从外而入，听清楚原由并不劝慰吵架之人，而是径自走到油印机前，装模作样地长叹一声，拍打着印盒，有节奏有韵律地唱起来：一架油印机，两人争夺你。不因价钱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