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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4 03:5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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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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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歌讲稿

新民歌讲稿试读:

一 学习新民歌

学习新民歌,首先要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的,我们现在是婴孩张口要母乳似的懂得要学习《讲话》了。从1942年到1958年,由《讲话》到新民歌的出世,时光是十六年,共产主义的花园给东风吹得盛开,出乎任何人的意外。我们还没有工农化的知识分子,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但眼光应该是敏锐的,工农大众的创作,在几个月之内,无论数量,无论质量,呈千古未有之奇观,这难道不是摆事实、讲道理吗?这说明文化还家,无论在哪一个民族里,文学艺术事业本来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所以现在中国的工农大众就开始创造共产主义的文学了。知识分子的作家站在这个无比丰富的花园的门口,只好自己感得一贫如洗!据说有这么一件事,有下放干部把《人民文学》二月号上的《农村四首》念给农民听,其中有一首叫“给一条河”,有这样几句:

呵,我想抱起你,

抱起你紧紧地亲你,

因为我们寻求你、呼唤你,

已有多少个世纪。

农民听了不懂,有一个青年妇女听懂了,她的反应是:“臊死了!”这就叫知识分子的作家大大地反省,必得再打开毛主席的《讲话》来读:“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帐。”我们今天读了新民歌才知道什么叫做群众的语言,什么是群众的思想感情,好比这一首歌:

党是眼珠子,

社是命根子,

破坏党和社,

当心脑瓜子!(北京《农民报》)

这就是劳动人民的语言,这就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知识分子不脱胎换骨就休想达到这个地步。

又如这一首:

天连水来水连天,

青天碧水长相连,

党和人民针连线,

千年万年心不变。(湖南益阳)

这里的比喻是随手拾得,是冲口而出,把劳动人民对党的感情表现得极其深厚朴实,不是劳动人民决唱不出“党和人民针连线”的句子来的。

又如这一首:

不怕冷,不怕饿,

罗锅山得向我认错。(四川叙永)

这么短的篇幅,这么强有力的语言,这么美丽的形象,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昔日在阶级斗争中的坚强今日又完全表现在同自然作斗争,知识分子读了这种诗应该如何地锻炼自己!

又如这一首:

白天上厕所,

晚上拿尿盘,

拉金,尿银。(《吉林日报》)

这第三行四个字该是多么丰富的语言,它的形象性极大,它能以极少的字付与极多的感情,表现农民爱惜一种东西,就是粪肥,而且必得在翻了身自己当家作主才有“拉金,尿银”的海阔天空的神气。这就叫做共产主义的风格,我们知识分子必须在这里训练我们的感觉,看是否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我们再读下面两首工人的诗:

司炉工人

黑煤在烧,

火焰在笑,

水在沸腾,

汽笛在呼叫。

双手紧紧握住大煤锹,

为社会主义加足燃料,

让生产的快车朝前奔跑。(上海东火车站青年)

畅饮

看谁产品叠得高,

感情靠钢铁堆垒。

为咱们友谊牢固,

嘿!一锤两锤三锤!

战场上的对手,

我要和你碰杯,

为溶化一身劳累,

请喝干这杯清水。(北京第一机床厂青年工人温承训)

这就是咱们国家里青年工人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语言!“山曲好比牛毛多,三年才唱了一只耳朵”,这话拿来形容今天新民歌之多最恰当。在数不清的新民歌里,新民歌本身就替我们解决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其中有的属于普及的作品,有的就是提高了的作品。我们准备选出来讲的大约有一百三十首,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价值超过了古代的《诗经》,超过了李白、杜甫。这当然不奇怪,我们有亿万的工农大众嘛!我们要注意的是要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高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毛主席这番话深刻极了,我们过去就是体会不好,仿佛古代的东西、外国的东西是提高的标准,要把工农兵向那个“高度”去提。到了十六年后的今天,事实摆在眼前,我们才算明白了。毛主席说了另一番话:“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新民歌首先是“有诗为证”。我们且举一些作品来同古代诗人比一比罢,我们认为是很有意义的。有一首题目叫做“上夜校”:

民校钟声响,

声震十里岗,

学员四面来,

满身明月光。(安徽)

这首诗不是把一个山村里上夜校的情景描写得非常出色吗?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比起来不是太旧了吗?它能令我们有一点留恋的余地吗?我们只是以全副精神倾向于民校学员们“满身明月光”!这真是伟大的艺术,表现了新时代新人新事的新气象!

又如一首《春忙》:

地里人一片,

路上人成群,

街上不见人,

村村锁住门。(河南)

这又是一首要与唐诗比一比的诗,我们一读它就很容易联想到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政治标准我们的新民歌当然超过王维十万八千里,艺术标准呢,也是有过之无不及,它有更大的概括本领,用老话说就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又如一首六言诗:

从来瀑布直下,

而今河水上山,

不信你就去看,

山顶种上稻田。(辽宁,莫镐群)

我们把这首诗同王维的《田园乐》七首对比,什么“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真显得暗淡无光了。这是因为生活有伟大和渺小之别。

我们的新民歌有描画人物描画得极生动、极热闹的,在古代诗里简直少有。杜甫有描画人物的诗,如他的《垂老别》里的老年农民的形象就很生动。杜甫另外有一首题作“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的诗,向来的评诗者认为“夹叙夹述,情状声吻色色描画入神,正使班马记事未必如此亲切。千载下读者无不绝倒。”我们不必抄杜甫的这一首诗,诗写的是杜甫在一个农人家里喝酒,杜甫就写这个农人,又写他的大儿子在前一天刚刚从兵营里放回家来,又写“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又写“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就是说杜甫要告辞给他拉住了。这样的诗就博得那么的好评,司马迁、班固的文章未必如此亲切哩。我们且抄一首我们的新民歌,真是杜甫“记事未必如此亲切”,我们敢断言“千载下读者无不绝倒”,题目是“立功喜报到了家”,全文比所述的杜甫的诗多四十七个字:

立功喜报到了家,

全家老少笑哈哈。

妈妈伸手接过去,

戴上花镜细看它。

爸爸一把夺过来,

比划要往墙上挂。

儿子小柱刚放学,

看见喜报叫喳喳:“爷爷爷爷我要看”,

说罢伸手抢过它。

小嘴一撅问爷爷:“这是爸爸得来的,

为啥要往墙上挂?

我要拿去给妈妈,

让她藏在梳头匣。”

妻子闻声走出来,

满面春风心开花,“柱儿,拿来给妈,

快叫爷爷把它挂。”

柱儿还是不愿意:“不——妈!”“傻孩子,你知道啥,

爷爷屋里很显眼,

来人一眼就看见它,

让乡亲们都知道,

柱儿有个好爸爸。”

妻子说完红了脸,

柱儿听了笑哈哈,

妈妈乐的合不拢嘴,

爸爸急忙往墙上挂。

这首诗是解放军战士贾英写的。

我们再读《扁担挑福挑不动》这一首:

扁担本是古人留,

留给后人挑忧愁;

挑到唐宋元明清,

愁如江水向东流。

社会主义大跃进,

扁担挑福挑不动;

来个技术大革命,

千车万车接成龙。(盐阜)

据说大量的知识分子的作家和读者们喜欢李煜的词,大哼其“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又什么“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除了说你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感情另外还有什么话可说!你必须在劳动人民的扁担面前自惭形秽!无疑的,这一首扁担的歌是大手笔。

再讲一件事。在古代民歌里,这首诗是有名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从前有人评这首诗说是“格奇”。这是形式主义的说法。这首诗表现了一种生气勃勃,在采莲的时候见游鱼之出现,忽而在这边有,忽而又那边有,所以就写得热闹极了,莲叶的东西南北都有鱼儿游戏。我们读了我们今天的新民歌,确实联想到古代民歌原来是如此天真,表现着生之悦乐,并不是什么“格奇”,我们举出下面的两首新民歌为证,一首写农村修渠,一首写农村办工厂:

渠水围村转

前天夕阳下,

河水在西洼;

今晨旭日升,

渠水到村东;

中午日正南,

渠水围村转。(河北沧县)

厂里机器响

前天在会上,

决定办工厂;

昨天正晌午,

厂牌挂门旁;

今晚月正南,

厂里机器响。(河北东光)

这该是多么有意义的对比,从而知道古代民歌和现代民歌都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的。我们今天的农村,产生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兴水利的诗,产生了三天办起工厂(《厂里机器响》是反映东光县曲庄乡三天办起了一个铁木业联合工厂、造出了龙骨水车)的诗,是古代批评家梦想不到的“奇”。他们说着“格奇”,我们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奇。中国的文人,向来崇拜古,认为愈古的诗就愈高不可攀,真是“其愚不可及也”,说穿了就是迷信。我们今天的新民歌,是“前不见古人”。

以上是我们暂且来一个极其简单的古今评比,(往下的评比多着哩!)证明新民歌已经就是提高了的作品。毛主席在1942年指示我们,所谓普及,所谓提高,只有用工农兵自己的东西,十六年后的今天,工农兵自己,在党的领导之下,完全用事实证明了。

最后,我们学习新民歌,总要记着根本问题,就是要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与生产结合。学习新民歌就是要学习劳动人民,学习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在《讲话》里指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说:“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体会得新民歌是工农群众在生活里实际发生作用的,读《如今唱歌用箩装》:

如今唱歌用箩装,

千箩万箩堆满仓,

别看都是口头语,

撒到田里变米粮。(安徽)

是呵,“撒到田里变米粮”,多么动人心魄的歌唱!这就是周扬同志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篇文章里面说的:“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了又大大地鼓舞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新民歌给我们的教育。

二 新民歌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

毛主席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我们把工农群众在大跃进当中的火热的生活以及反映这种火热的生活的新民歌一看,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概括。从此,我们完全明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件脱离群众的事,它的特点正是群众创造文学,它的特点还在于创造文学的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建设社会主义。“万紫千红总是春”,可以歌颂这种文学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它不但是今天新中国群众创作扼要的说明,它还发挥了我国过去文学的优良传统,尤其把历史上民间文学的精华都集中进去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学习新民歌还得对我国的文学传统有一些了解,然后格外知道,我们的新民歌表现着两种特色,它是社会主义的,它又是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

河南有一首《赞群英》的新民歌,我们认为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歌是:

男女老少齐出征,

青年劲头赛赵云,

壮年力气赛武松,

少年儿童像罗成,

老人干活似黄忠,

干部策划胜诸葛,

妇女赛过穆桂英,

社员个个胜古人。

这首歌里的“古人”,应该说都属于民间文学所创造的人物形象,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产品。伟大新中国的劳动人民不认为自己是离开历史上的英雄的,同时自己就双手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赞群英》真应该拿来做大学里“厚今薄古”的动员报告。这里面的“古”鼓舞了“今”,这里面的“今”又确实胜过了“古”。我们知识分子就应该学习劳动人民这样会读古书。赵云、武松、罗成、黄忠……不都是从小说戏剧上读来的、看来的吗?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或者在那里鄙视我们,认为这算得什么“读书”呢,这都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思想,这就叫做“厚古薄今”。“厚古薄今”,其实是不懂得古,当然他们更不可能懂得今。鲁迅才是懂得古的,他也就懂得今,他也就懂得民间的目连戏,他也就从民间艺术学习写人物不写风月,凡这些都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我们就来考察一下古典文学所表现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事实吧。首先看屈原,鲁迅在他的《彷徨》的卷头摘用了《离骚》的话作题词:“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有感于此,我们又因为感动于鲁迅而格外爱慕屈原,诗人设想自己走到日落之处,乃令驾车的羲和慢点儿走,“望崦嵫而勿迫”,这是浪漫主义,这又是现实主义,在旧社会里就是没有前途,而有理想的人又总为理想之光所照,毫无黄昏之感,思索着奋斗的道路。鲁迅在他的《春末闲谈》里又曾把《山海经》上“刑天”的故事这样发挥着:“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再闹什么革命、共和、会议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就要省下许多许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想到过这样的东西,《山海经》上就记载着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陶潜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刑天”这个形象是古代民间创造的,鲁迅替我们指出了它的意义,而且举出陶渊明的“猛志固常在”作为共同的意见,这就说明古代神话的现实基础,它是从社会斗争当中产生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人民总是支持正义的,虽然遭受封建压迫,但人民不以为斗争失败了,这就是古代诗里产生浪漫主义的根源,像《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最后高唱着:“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也是如此。在我们文学传统里,其实并没有西方所谓悲剧,都是歌颂斗争的,歌颂正义的,都有一种最后胜利的要求,因此是鼓舞人心的。浪漫主义表现在作家的作品里,屈原以后,李白最显著:“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其他如“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我且为君搥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都有真实的打破环境的气氛。杜甫也有浪漫主义,他在围困在长安的时候写了一首《一百五日夜对月》:“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这是了不起的浪漫主义的写法,诗人要把月中桂树砍掉,那天下就明亮得多了!杜甫围困在长安是春天,但他相信他一定能同他的爱人安然再会,所以诗里说“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果然这年八月里他就写了《北征》的诗,他还家了。简直可以说中国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就是现实主义,它的倾向性极其强烈,它相信正义,正义必胜!元杂剧《窦娥冤》是关汉卿写的,六月雪的故事则是民间本有,由关汉卿执笔。“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绵,免着我尸骸现!”“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浮云为我阴,悲风为我旋,三桩儿誓愿(按指“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雪飞六月”、“亢旱三年”三桩)明题遍,那其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窦娥显!”这是把人民的愤怒都洒在纸上,浪漫主义的写法而是现实主义的基础,表现人民不甘心屈服,要复仇。我们还必须注意,中国民间文学当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并不一定表现在故事题材带有神话性这一方面,有时表现在人民的思想冲破了士大夫文人的老一套,因为老一套都是不合理的,人民不要那种不合理的东西,人民要创造自己的合理的东西。这种大胆创造,打破陈规,就是敢于幻想,就是浪漫主义。这种幻想,合情合理,应该如此,就是现实主义。我们举出元杂剧《汉宫秋》和《秋胡戏妻》来说明这个意思。毫无疑问,元杂剧是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把民间故事编写出来,换句话说,剧本的主题思想是群众给安排的。在王昭(君)的故事里,在士大夫文人咏王昭君的诗里,王昭君嫁到匈奴去了,而元杂剧《汉宫秋》王昭君走到番汉交界的江边,叫道:“大王,借一杯酒,望南浇奠,辞了汉家长行去罢。”于是她假装奠酒就跳了江。番王救之不及,叹道:“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罢,罢,罢,就葬在这江边,号为青塚者。”这里的“青塚”,这里的“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才是人民的思想感情,所以给士大夫的东西来一个翻案。元杂剧《秋胡戏妻》也是把士大夫的一套给推翻了,《列女传》故事是,一个女子,丈夫秋胡出门为官,五年之久,家中就靠她劳动为生,养活着婆婆。五年后秋胡回来,看见路旁有女子采桑,就调戏她,拿出金子来引诱她,她严词拒绝。秋胡到了家,见了他的母亲,“使人呼其妇,妇至,乃向采桑者也。妇污其行,去而东走,自投于河而死。”这么个好女子为什么非投水而死不可呢?她应该活着,把秋胡这个臭男子痛骂一顿。《秋胡戏妻》这出戏就等于由梅英这个女子一生的行为把鲁大夫秋胡痛骂了一顿,虽则她说是“则要整顿我妻纲”,其实是骂尽了“夫权”社会。我们认为最有意义的,梅英看穿了秋胡的为人之后,不认他,问他“讨休书”,照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要离婚,而秋胡的母亲从中调解,“媳妇儿,你若不肯认我孩儿呵,我寻个死处。”于是梅英只得认他,“妳妳,我认了秋胡也。”这就是元曲的伟大处,不要梅英死,这就是人民的思想感情战胜了封建思想,粉弃了因袭的一套。凡这些,证明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传统不在士大夫文人的“正统”里面而在民间,民间文学是真有理想。到了《水浒》英雄,我们谁都知道,都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产品了。《西游记》的孙悟空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举武松的故事为例,他是报仇雪恨的被压迫的人民的典型,血溅鸳鸯楼那一回里,写他杀了仇人,“便去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来,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写下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真是歌颂得好,这应该叫做“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到了今天,中国劳动人民彻底翻了身,在党所领导的文化革命的口号下,工农大众人人要做诗人。在古已有之的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是必然之势。上面我们提到武松的故事,马上我们联想到我们今天一首战士的诗,题目叫做“掏通大山”,诗是:

青年战士打锤狠,

打的大山直动弹。

大山,大山,

掏的两边露天。

一眼望去,

心胸开展。

战士傅汝林在此,

敌人敢来侵犯?!

这决不是什么个人英雄主义,这是受了党的教育、无数青年战士的典型的歌声。这很像小说上的打虎武松,这个打虎武松决定要打美帝国主义纸老虎!

我们要把新民歌里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的代表作品举出一些来。读了这些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资产阶级的新诗作家何去何从,那是非常明白的,必须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然后新诗大有前途。这里所举的,有的是工人的作品,有的是农民的作品,工人的作品就表现工人的共产主义的风格,农民的作品就表现农民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一条巨龙赶英国

中国人民了不得,

高山敢挑河敢挪,

乘风破浪大跃进,

一条巨龙赶英国。(广西)

我们感到这首诗就了不得,它来得那么快,真像滚龙一样一下就滚出来了,这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力量。

起重工

嗨唷!嗨唷!齐声唱,

千斤钢板轻轻扛,

脚上踏出上天路,

历史重担肩上抗。(上海,楚良)

这首诗真是工人的诗,唱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集体的力量,是“齐声唱”。千斤钢板,然而是“轻轻扛”,不是真正做着起重的工作,而且发挥着集体力量,唱不出这种歌来。“脚上踏出上天路”,真是上天路,因为人类是要工人阶级来解放的,是要走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脚上踏出上天路,同时也就是“历史重担肩上抗”呀!我们读了这种诗,感到今天诗的力量是同科学结合的,是马克思主义给武装的,群众才是真正的歌手,古代的诗人,“欲上青天览明月”就显得渺小了。我们的话是说得十分公平的。

打铁

打铁,打铁,

轰隆轰隆真热烈,

大锤上下像龙戏珠,

小锤忙得像擂鼓。

打铁,打铁,

一天到晚打不歇,

早晨打出万缕红霞,

晚上打出一轮明月。(江苏,乔楚民)

我们读了这种诗,就等于直接从劳动人民受了教育,感觉得自己要劳动,劳动是最美好的生活,劳动人民的精神最高尚。不是“打铁,打铁,一天到晚打不歇”的人,能唱出“早晨打出万缕红霞,晚上打出一轮明月”的句子来吗?这是天未亮就起来工作,工作很久,打了许多铁之后,高兴一看,东方日出了,所以说“早晨打出万缕红霞”。同样,工作到晚不歇,歇了之后,仰见明月,所以说“晚上打出一轮明月”。毛主席说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真说出了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每个进步的人的心。

铁打的汉

宝成路,山连山,

关键里面套关键,

管它关键不关键,

工人阶级铁打的汉。

抓着星星山尖站,

蹬着云彩开风钻,

摘下月亮当灯笼,

白天黑夜一样干。

两掌打开老秦岭,

一脚踢倒剑门关。(四川,王浩)

这首诗末了两句很像李白写的,然而这是“工人阶级铁打的汉”的诗。作为这种诗的源泉的现实生活当然不知更要丰富得多少倍,就是可惜知识分子在以前很少参加到现实中去,有许多人还大哼其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就不可容忍!

悬岩上

优胜红旗山上飘,

英雄悬在半山腰,

倒影儿在水中照,

全凭一条安全绳呀,

要把悬岩来斩掉!(贵州,秦山)

这该是震动古今的图画吧!小资产阶级的诗人住在自己的独立的王国里就无论如何不知别有伟大的天地似的。读了这首《悬岩上》应该没有话说吧,要向工人学习,要自己是一个工人,然后保证你新诗源源不断,因为你从而有英雄气概,你生活在不断的革命之中。

技术革新是云梯

老天听吩咐,

大地随心愿,

我那小车床,

更是听使唤。

我要大跃进,

车床快快转,

技术革新是云梯,

飞步上青天!(四川)

这种诗中国历史上有吗?当然不可能有!要工人阶级才有!要党领导的大跃进的形势之下才有!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当工人阶级的诗还没有出世以前,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工人阶级的诗;工人阶级的诗出世以后,这就是工人阶级的诗!好语言,好思想,好感情!

沂蒙山区短歌

大蒙山,站面前,

昨天你挡我,

今天齐腰砍。(山东费县)

现在讲农民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一首短歌,真是短,但比起昔日楚霸王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来不知力量要大多少倍,因为它代表的是农民阶级的力量,不是某一个人的东西。陶渊明曾经形容中国的农民“言笑无厌时”,这首砍大蒙山的诗就表现“言笑无厌时”的风趣,当他们在劳动面前。

送粪曲

东方白,月儿落,

车轮滚动地哆嗦。

长鞭甩碎空中雾,

一车粪肥一车歌。(河北,李光军)

粪肥是古今之常事,但这一首送粪曲是任何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吧?我们如果把古今诗人都召集拢来说要把这一首送粪曲作所有诗集的压卷诗,我们敢说没有理由反对!在五四初期光说“白话诗、白话诗”,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诗的思想感情问题,所以那叫做形式主义。要等到毛主席指示我们,是由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问题,是思想感情来一个根本改造的问题。而今日又是一穷二白的广大中国劳动人民写出最美丽的新诗来了。在事实面前谁都得承认。

钩夕阳,撬月亮

和冰霜搏斗,

与风暴打仗,

用锄头钩住夕阳,

用扁担撬起月亮。(湖南武冈)

我们认为这首诗也代表农民的性格,他们就是有力量,而又幽默,就是“言笑无厌时”。“用锄头钩住夕阳,用扁担撬起月亮”,是真实而美丽的形象,中国的农村虽还没有机械化,中国的农民已是地球上的“卫星”了,——是的,他们用锄头钩住夕阳,用扁担撬起月亮!

找替工

社员跟太阳比赛跑,

累得太阳把替工找,

月亮露面心里跳,“啊,我替不了,我替不了!”(山西黎城,于文相)

这里太阳是太阳的形象,月亮是月亮的形象,而诗所表现的是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形象。而诗只有寥寥四行。这里太阳是真显得累了,尤其难得的是“月亮露面心里跳”,她感得她替不了,多么地会写不分白昼黑夜农民的冲天干劲!

庄稼种上天

社员志气坚,

人马布山巅,

锄云又犁雾,

庄稼种上天。(辽宁)

犁地姑娘云中走

梯田弯弯闪银光,

好似白云绕山岗,

犁地姑娘云中走,

如同织女追牛郎。(山西,姚明锦)

这种诗很不容易写,因为容易写得空洞。古往今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决不是偶然的事。如果把真实的劳动生活说得虚无缥缈,哪里会有感人的力量呢?这两首诗却是令人读了感得人类的生活是真有价值,什么才叫做幸福的生活。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前途是如此,一方面是人心如此,才能用极美丽的词句反映群众的顽强的劳动,“锄云又犁雾,庄稼种上天”,在古人的诗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有这样的想法的,万一有了读起来也必不知所云,连《桃花园〔源〕记》那篇文章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描写从来都认为是理想哩。在今天则真是“人马布山巅”,真是“庄稼种上天”。生活当中“云”和“雾”极容易同“犁”和“锄”连结在一起,汉语的表现方法又极容易发挥想像,无任何限制,于是“锄云和犁雾,庄稼种上天”成了最节约的句子了,深入人心,毫无夸大之感。“犁地姑娘云中走,如同织女追牛郎”,这个姑娘是真真在那里犁地,昔日织女追牛郎的故事因了今天的现实格外显得美丽了,这个织女自己就是翻了身的牛郎哩。

我们说了算

河水急,江水慢,

还得我们说了算,

叫水走,水就走,

叫水站,水就站,

叫它高来不敢低,

叫它发电就发电。(辽宁朝阳)

所有的知识分子的作家们都要从这首诗学习语言,学习概括生活的本领。当然,首先是思想感情要紧,也就是革命的干劲要紧,远大理想要紧,表现能力和概括能力是随之而来的罢了。“河水急,江水慢”,不是信口唱的,你仔细观察过,见着水面不宽的河水是感得水急一些,见了宽阔河床的江流仿佛它还流得慢一些,实际上当然江比河急。不管你急也好,慢也好,“还得我们说了算!”谁读了都要心服,是真真对水说的话呵,话真说得可爱,真说得好听,刚而柔和的音乐似的。接着“叫水走,水就走,叫水站,水就站,叫它高来不敢低”都不成问题,今天的现实是如此嘛,然而难得的是接一句“叫它发电就发电”,于是水也就心服了,读者也决没有话说了,今天到处兴建水发电站嘛!这就是古代诗人杜甫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也叫做会押韵。所以我们说这里的语言是真好,这里的概括能力是真大。

抗旱歌

千军万马摆战场,

人人上阵战旱王,

瓢瓢清水是炮弹,

命令旱王早投降。(四川,矢夫、扬烈)

这首诗表现着革命的乐观精神,集体力量的无敌,令人相信在党所领导的一切工作之中没有什么叫做困难。“瓢瓢清水是炮弹”,是的,这个清水炮弹成功了文章的奇景!旱王哪有不投降的。现实生活正是如此。我们今天真正需要奇文才能反映我们的现实。

举得起天提得起地

天有把我们举得起,

地有环我们提得起,

毛主席叫我们做的事情,

你看,哪项不胜利。(唐国玉)“毛主席叫我们做的事情,你看,哪项不胜利。”这是我们人人心中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举得起天提得起地。因此,我们的文学高举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的旗帜。

三 诗的语言问题

在五四初期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除了复古派外,学文学的人都相信新文学,对古典文学一点也不害怕它。其偏差是,那时做新诗的人目中无旧体诗。在解放后,尤其是在党提出“厚今薄古”的号召前一个时期,大学里汉语言文学教学方面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气焰很大,弄得古典文学对青年形成了一种威胁,仿佛古书难读,古典文学不好懂,青年难得有“学问”!在大学里搞新文学的人简直有自卑感,没有学问的人才搞,因为新文学的作品里的字句不需要作注释。这明明是迷信。青年们不知道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根本不知道文学语言是怎么一回事。不懂得语言,还谈什么“学问”呢?就是吓唬青年。古典文学没有什么难懂的,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政治觉悟,对作品的思想感情的分析,至于文学所用的语言,古代同现代都是汉语,丝毫没有什么古怪的地方。斯大林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语言,古和今基本上是一个东西,我们完全可以用衡量现代文学语言的办法去衡量古典文学。所谓古典文学“难懂”,说穿了不过是典故和难字这两件事。青年们见了典故,见了难字,就给吓唬住了。典故和难字都属于词汇的范围,有的是古人自己本来就不该用的,这就应该置之不理;有的古人用得恰当,今天的“学者”们就应该做出工具书出来,如词典,或者个别重要著作或重要作家的词汇,让青年们一查就了事。问题的实质就是如此。

要说文学语言的话,最好的语言应该是不需要典故,没有难字,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是一样的,它不是例外。我们拿陶渊明的诗来做例子。陆游有一首《读陶诗》:“陶谢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诗家更道否?”这把陶诗的语言推崇到极点,确实是经验之谈,话说得极公平。我们把陆游所推崇的这一首陶诗抄下来:“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里面所有的词汇到今天都是用的,形容树木的枝叶茂盛我们也还可用“扶疏”这个词。陆游也是大诗人,他佩服陶渊明就不过这样佩服,他认为这就是文学语言的标准。苏轼也极称赞陶渊明的这两句:“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这两句有什么奇呢?它没有别的,它是用语言来刻划形象的,它不用典故,它没有难字,好就因为它包含的形象好。陶渊明另有两句四言诗与苏轼所称赞的两句写的是同样的形象,我们也引了来:“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这比“平畴交远风”更有形象性,一个“翼”字把一片的新苗在风吹之下写得太生动了。我们在这里用陶渊明的诗来作例,完全是从古代诗人运用语言这个角度来谈,不涉及其他。语言好要它的形象好,证之于所有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是如此。

形象的重要条件是其直接性,典故和难字就是隔了一层,当然对形象造成了障碍,谈不上一个“好”。有时我们说某个古典作家某个典故用得好,那是说他在安置障碍物的情况之下显得有技巧,不是说表现形象的语言非得有这个障碍物不可。旧诗因为它的体裁的关系,障碍物有时也确有必要,好比律诗一共只有八句,要把事情都说清楚,来一个典故(因为它本来是向知识分子说话的,不怕他们不懂得典故)就可以代替许多叙述。我们举杜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的一首:“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这里面五、六两句用汉武光〔光武〕中兴的典故代替唐肃宗中兴,否则要用简单的两句十个字叙述时事就很困难了。至于难字,是作者故意用来遮眼的,有时也是因为困难,受了整齐句子的限制,找不到适当的字。说老实话,典故和难字不但使得读者伤脑筋,要查出处,就作者自己也是查书查出来的,所以李商隐写诗的状况被称之为“獭祭鱼”,这三个字就是把一册一册的书摆在面前的形象。陶渊明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们推想,他写起诗来就不去查书。杜甫说着“读书难字过”的话,就明明是老前辈的辛苦之言,不认得的字没有啥玩意儿,让它过去好了,不理它好了。一个非常显明的例子,谢灵运的诗比起陶渊明来是有难字的,而从来就把他的“池塘生春草”当作好语言,叹为难得,这里面有什么奥妙呢?这个奥妙就是说,语言技巧最难的是不用典故和难字,用眼前现成的东西。古典文学,像《诗经》和楚辞,是干干净净没有典故和难字的,我们今天读起来仿佛处处是典故,处处有不认得的字,那是时代久远,方言差异,传说故事有很大的变化,在《诗经》楚辞当时是普通的词汇,或者家喻户晓一个人或物的名字,到今天对我们说就需要注解。我们推想,在《诗经》里只是词汇丰富,今天我们有许多是不认得的,正同听不懂同时代的方言一样,楚辞里则多的是古代流行的神话故事。《诗经》里一定没有后代文人所谓的“典故”,这是容易承认的,因为在它以前有什么汗牛充栋的东西供给它用呢?它主要的是口头创作。楚辞的语言,我们主要的是指屈原的作品说,我们发现它没有《诗经》里面片言只语的痕迹,这一点同后代的文章比起来大可注意,这就帮助我们说明屈原的作品里面也很难找出后代文人所谓的“典故”。屈原以后的作家,如陶渊明,没有后代文人以古典代今事的表现方法(故意隐晦的诗如《述酒》是例外),但陶渊明的诗同屈原的作品有显著的不同之点,就是陶诗的词汇很多是因袭所谓“六经”上面的东西,特别是《诗经》。我们认为这是陶渊明作诗时遇到的困难,或者也正是很古以来一般文人的习惯,不如此就不行似的。我们可以从陶诗里举些例子。陶渊明挽歌有“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两句,另外四言诗《停云》的序有“罇湛新醪”的句子,这里面的“湛”字是从《诗经》来的,《诗经》有“或湛乐饮酒”、“荒湛于酒”的句子,“湛”就是贪酒喝。“今但湛空觞”这一句有陶渊明的幽默的感情,爱喝酒的人生前因为家里穷想酒喝而不得,死了自己的灵前一定还摆有空杯子(指祭奠)!所以这句诗本是有形象的,要用五个字一句表现出来,缺乏的是一个动词,如是陶渊明只好从《诗经》里找一个“湛”字,后代人就认为这样的用字是“典雅”,不知道这是词汇的贫乏。陶渊明也有用代字的例,如以“不惑”代替四十岁,以“立年”代替三十,以“日富”代替酒,以“悬车”代替太阳,这种用代字的方法在旧诗里是顶多的,顶不好的,陶诗里好在不多,如果多起来就不成其为陶诗了。陶诗里的四言诗模仿《诗经》很明显,如“薄言东郊”的“薄言”二字,是把《诗经》时代的方言硬搬来凑四个字一句的数,其他如“邈邈遐景,载欣载瞩”里面的两个“载”字也是的。又如“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四句,头一句完全是照《诗经》的四个字写下来,三句两个“载”字,四句又有一个“爰”字。我们认为这只能算是陶渊明的习作,决不是陶诗的价值。但因为陶渊明没有搞以古典代今事的把戏,所以后来的人谈起用典故来总不想到陶诗。以古典代今事属于后代用典故最大的范围,而这种用典故的方法庾信的《哀江南赋》集其大成。杜甫的五言长律又是从庾信的赋学来的,写的都是时事,用的都是典故,《哀江南赋》正是如此。如果这两个人,不用典故,——当然不能要求他们像《水浒》、《红楼梦》一样用白话,只要求他们用《左传》、《史记》那样的语言,把他们一生的遭遇(个人的,国家的,社会的)写起长篇来,就写长篇的韵文吧,那不知应该写出一种什么样出色的东西,因为他们二人确实是语言形象化的能手。这一层我们想像不到。我们要考察一下他们二人的原品。先看《哀江南赋》,如这一段:“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王歙为和亲之侯,班超为定远之使。(都是用《汉书》的典故叙梁与东魏通好。)马武无预于甲兵,冯唐不论于将帅。(这是说不修武备,上句用东汉光武不许马武言击匈奴的典故,下句是从西汉文帝与冯唐论将帅反过来用的。)岂知山岳 然,江湖潜沸,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这“岂知”以下就是说梁朝岂知有侯景之乱了,渔阳戍卒用陈胜吴广的事,离石都尉用干宝《晋纪》的话:“彼刘渊者,离石之将兵都尉也。”庾信就是这样用古典叙时事。写侯景攻城,战事激烈,城中梁武帝围起来了,诸子援兵在外,父子兄弟不相接救,就这样写:“昆阳之战象走林,常山之阵蛇奔穴。五郡则兄弟相悲,三州则父子离别。”完全是典故,靠典故造成一种恐怖和悲哀的气氛。再如他自己溯江而上,走三千余里,这样写:“淮海维扬,三千余里,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水,届于七泽,滨于十死。”都是典故,都是成语,大约也是事实。写他在北朝:“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都是典故。庾信的文章就是这样写的。我们再来看杜甫的五言长律,抄他在秦州《寄李白二十韵》的一段:“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 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议陈。”这些话很愤慨。替李白大抱不平,然而用的都是典故。再抄《夔府书怀四十韵》的一段:“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议堂犹集凤,贞观是元龟。处处喧飞檄,家家急竞椎。萧车安不定,蜀使下何之。”这一首四十韵,就从我们抄的这一段说,倾向性极大,要把统治阶级剥削老百姓的情况一下都说出来,而统治者也难得维持其统治秩序,杜甫也要把它说出来。确实是如此。表现方法却是用典故。其中“苍生可察眉”一句更引起我们的注意,《列子》,晋有郄雍者,能视盗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杜甫用“苍生”二字来代替“盗”,比他的“盗贼本王臣”一句诗写得更不易得。就用典故说,我们当然不能不说杜甫的典故用得好,同时很分明,这样用典故的诗所反映的现实主义也就局限在这里,如果杜甫把他对他的社会的观察都用白描的手法写出来,他就要费更多的思考,用更多的组织,他的思想也就必须有更大的提高。我们不能这样任意设想,不能非历史主义地要求杜甫。然而我们决不能受古典文学的威胁,认为我们今天还非学杜甫“读书破万卷”不可,非做“獭祭鱼”不可,那我们就太没有出息了!庾信的赋,杜甫的长律,是典故的堡垒,我们把它攻下了,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其余多得不可计算的古典文学里以古典代今事之作,便可一笔抹杀。

然而我们倒应该谈一谈李商隐和黄庭坚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又开了一条用典故的门径,把他们两人用典故的把戏给揭穿,然后我们对中国文学史上用典故的能事全盘掌握住了,从而知道未来的文学不需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正好是旧日知识分子的负担。李商隐、黄庭坚写诗的语言是有形象的,但他们的形象不是直接从生活中来,是从书里的典故上来。他们对生活也有他们的态度,就是逃避,脱离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娱乐于典故当中的形象。李、黄用典故的方法是一样,不过李的基本情调是从他的感情出发,黄出发于他的理智方面。李商隐有《复至裴明府所居》一首律诗,三、四两句是“柱上雕虫对书字,槽中秣马仰听琴”,一句用“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典故,一句用“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的典故,两句对起来像煞有介事似的,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给作诗的人美化了,作诗的人便这样堆了满脑子的“超然物外”的形象。同样黄庭坚有一首律诗写“清明”,并没有在清明那一天真正看见了什么因而把它写下来,乃是借典故写了这么的两句:“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前一句引用孟子,有那么一种人,人家上坟,他乞了人家祭余的酒肉,饱饱的,醉醉的,回去骄其妻妾,说是从阔人家里回来;后一句“士甘焚死”用介子寒食断火的传说,同乞祭余的人成一鲜明的对比。所以像李商隐、黄庭坚的做诗,离开书本是不行的,离开书本就没有典故就没有得写,这正表明他们没有生活。再如李诗有这么的两句:“瞥见冯夷殊怅望,鲛绡休卖海为田!”里面有三个典故,冯夷是水神,这是一;鲛人住在海里,不废织绩,时出人家卖绡,这是二;沧海变为桑田,是三。李商隐用了这三个典故写了他的两句诗,意思是说,冯夷在那里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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