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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瓦莱丽·特里耶韦莱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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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这一刻试读：

前言

一

但记者还是要写他们的、说他们的。他们开始塑造起一个与我几无相似之处的女人形象，这通常是因为他们一无所知，但偶尔也难免存在刻意制造丑闻的意图。共计出现过

二

我原以为全都能扛得住，毕竟我给自己筑起了一道高高的防护墙。可随着攻击的势头越来越猛，我也渐渐变得越来越封闭。在法国人看来，我的面部表情总是僵硬的，有时还眉头不展。他们是无法理解的。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不敢走上街头，不敢面对行人的目光。

到了二〇一四年一月，在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的生活遭到了无情的破坏，我的未来恍如灰飞烟灭。等我恢复过来时，我已是孑然一身，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悲愤难平。要想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生活讲述出来，此时，这个道理对我来说已经不言自明了。无人理解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我身上溅上了太多的污水。

于是，我决定毁除由我亲手建起的堤坝，拿起笔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最真实的故事。尽管为了捍卫自己的私生活，我一直在持续斗争，但与此同时，我也需要将其中的一部分公诸于世，提供一些线索，否则，一切都无法被人理解。在这个疯狂的故事里，所有的事情都有根有据。而今，我实在是太需要真相了，唯此我才能战胜这次考验，继续迈步向前。只有做到这些，我才能对得起我的孩子们，对得起我的家人和我的亲友。于是写作成了我生活的核心。几个月里，在日以继夜的状态下，在一片静寂中，我“打开了窗户”……————————————————————(1) 菲利普·拉布罗（Philippe Labro，1936—　），法国著名媒体人、作家、导演和歌词作者。——译注（若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爱人的沉默犹如无声的犯罪。(1)——塔哈尔·本·杰伦————————————————————(1) 塔哈尔·本·杰伦（Tahar Ben Jelloun，1944—　），摩洛哥裔法语作家和诗人，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为《神圣的夜晚》。一

第一条短信我是在周

三

五

我于是安心了。

可在这天接下来的时间里，传闻愈演愈烈。下午弗朗索瓦和我谈了些事情，晚上也一起吃了饭，但我们都没提起这个话题。这个传闻曾经让我们争吵过，没有必要再无事生非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又收到了一位男性记者朋友的短信：“你好，瓦莱丽。加耶的传闻又闹开了，《近焦》杂志明天的封面头条就是她，不过你应该已经听说这事了。”我再次把短信转发给弗朗索瓦。这一次，他没有回复。他此时正去往离巴黎不远的克雷伊，并将在那里会见军方人士。

我请记者圈里的一位老朋友去探探虚实，他与娱乐八卦类媒体一直有来往。此时，爱丽舍宫也接到了越来越多从各大报刊打来的电话。而总统府所有媒体公关方面的顾问也都因为这个没谱的封面，疲于奔命地应付着记者们的一个又一个问题。

这一早上我都在与密友交换意见。按照当天的日程安排，我要和爱丽舍宫幼儿园的全体人员一起，共享由儿童餐厨师准备的午餐。我们是从去年开始这一活动的，并将其设为惯例。总统府里工作人员及顾问的孩子是由十二位女士看护的。一个月前，幼儿园孩子们的家长和我们共度了圣诞。当时，弗朗索瓦和我一起派送了礼物，他和每次出席此类活动时一样，来去匆匆，而我则待了很久，一直和大家聊天讨论。这种平静的避风港让我深感快乐。

我很高兴参加这次午餐会，但我此刻已感到非常压抑，就像祸事临头前的感觉。幼儿园就在爱丽舍街的另一侧，女园长已经在大门外等着我们了。陪着我的是帕特里斯·比昂科纳，他以前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是我的同行，现在他又成为了我忠实的办公室主任。进门的时候，我从口袋里掏出了我的两部手机：一部是用于工作联系和在公共生活中使用的；另一部则只限于和弗朗索瓦、我的孩子们还有我的密友们沟通。餐桌布置得像是在过节，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我掩饰住自己的不安，将私人电话放在了餐盘边。厨师弗莱德将他做好的菜一道道端来，老师们轮流上桌，以保证有人手照顾孩子。

二〇一五年，爱丽舍宫幼儿园将迎来建园三十周年的庆典，曾经有

六

四

九

我的手机震动起来。我托的那位记者朋友去探了消息后向我确认，《近焦》杂志确实要在封面上登出弗朗索瓦从女演员朱莉·加耶家里出来的照片。我心如刀绞。但我尽力不动声色。我把电话递给帕特里斯·比昂科纳，让他也看看这条短信。他是个我不需要隐瞒任何秘密的人：“看，这与我们那份文件有关。”我尽可能地把声音表现得平淡无奇。我们的交情差不多有二

十

各种念头在我的脑子里激烈碰撞，但我还是尽力把思绪拉回到与幼儿园老师们的谈话中。现在是水痘的流行期。我一边点着头，一边通过短信把《近焦》杂志的事告诉了弗朗索瓦。这已经不再是传闻，而是事实。“下午三点，我们在寓所里见。”他马上回答我说。

到了和园长话别的时间了。从爱丽舍宫幼儿园到我们的私人寓所，只需穿过一条街，一条很小的街。但这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险的一段路。其实，没有特别通行证，任何车辆都不能开上这条街，但我依然有一种闭上双眼横穿高速公路的感觉。

我匆匆爬上通往私人寓所的楼梯。弗朗索瓦已经在房间里面，在这间卧室的高窗外，是花园里那一株株百年老树。我们坐在床上。各自坐在平常睡觉的那一侧。我张开嘴，却只能说出这样一句：“怎么回事？”“这么回事，这是真的。”他回答道。“什么是真的？你和这个女孩一起过夜了？”“是的。”他躺下来，用手撑着头，承认了。

我们两人其实在这张大床上靠得很近，但我始终无法抓住他那一直在躲避的眼神。我的问题一个个脱口而出：“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到底是为什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月前。”他肯定地回答我。

我保持着平静，没有冲动，没有喊叫。摔碟子砸碗这样的事就更不存在了，可后来传闻里就是这样说的，甚至还想象出我摔坏的东西价值达几百万欧元。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预示着怎样一场地震。能做个声明，说只是去她家吃了顿晚饭吗？我向他建议道。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他是在马戏场街、在那位女演员借住的寓所里过了一夜后，被人拍下了这组照片。为什么不能学学克林顿呢？公开道歉，并承诺不再和她见面。我们可以换种方式重新来过，我并没有想过要失去他。

他编的谎话渐渐露出了马脚，真相一点点浮现出来。他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更早就开始了。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接着又变成了半年、九个月，最后的说法是一年。“我们没办法重新来过的，你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他对我这样说。

然后他便离开寓所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准备接下来的会见。可我已经无法应付我的会见，只好请帕特里斯·比昂科纳代我去见来客。整个下午，我一直闭门不出。我一边试着设想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一边盯着手机，看推特上会不会有什么消息预告这条轰动性新闻。我想尽力对这条“新闻报道”的来龙去脉有更多的了解。我通过短信，与最亲密的几位朋友交换了意见，并向我的三个孩子和我的母亲逐一告知了将要登出的新闻。我不想让他们通过媒体听说这桩丑闻。他们理应事先做好准备。

弗朗索瓦回到寓所准备吃晚饭。我们又来到了卧室里。他看上去比我还要沮丧。突然，他在床上双膝跪倒，让我着实吃了一惊。他把头埋进手里。他神情恍惚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办？”

无意间他用了“我们”这个词，可是，在这个故事里，往后并没有我出场的份了。不过这也是最后一句“我们”，因为很快就只剩下了“我”。随后，我们来到客厅的矮桌前，想尽力把晚饭吃完。在这座宫殿里，每当我们想在吃饭时多点私人空间，或者想抓紧时间吃点简餐，都会选择上这儿来。

我什么也咽不下。我想尽量多了解点情况。我把这件事会造成的各种政治后果都设想了一遍。本该身为楷模的那个总统现在上哪儿去了？一个总统不该一心两用，一得空就跑到邻近的某条街去会女演员。在工厂停工、失业率增长、民意降到最低的时候，一个总统不能有这样的举动。在这一刻，与我们的个人危机相比，政治上可能面临的困境倒是更令我担心。或许此时我还抱有挽救我们关系的愿望吧。弗朗索瓦让我别再唠叨这些可怕的后果了，道理他全懂。他草草地吞了几口，便回到了办公室。

我又陷入了独自承受痛苦的状态，与此同时，他却瞒着我召集了一次会议。我的命运在由别人来讨论决定，而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讨论了些什么。晚上十点半，他回来了。对于我的问题，他不作回答。他看上去一副茫然迷惑的神情。我决定去见见总统府的秘书长皮埃尔—勒内·乐玛，并事先给他打了个电话。弗朗索瓦问我见他想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我需要见个人才行。”

现在，轮到我走上这条连接私人寓所和总统办公层的近乎隐秘的通道了。我到的那一刻，皮埃尔—勒内向我张开了双臂。我把他的臂弯当成了避风的港湾。我第一次泪如泉涌，泪水洒满了他的肩头。他和我一样，无法理解弗朗索瓦怎么会闹出这样一件事来。皮埃尔—勒内与其他大多数顾问不同，他始终很和蔼宽厚。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弗朗索瓦在白天发脾气的时候，承担的人常会是他；到了晚上，则由我来扮演消气筒的角色。我们一直互相给予对方支持。我们简单地交流了几句。我向他说明，我已经做好了原谅他的准备。但接下来我就明白了，在刚才的这第一次会议上，已经提出来要起草一份断绝关系的公告。我的命运已定，而我本人一无所知。

我回到了卧室。一个几不成眠的漫漫长夜开始了。来回折腾的还是那同样几个问题。为了逃避折磨，弗朗索瓦服了粒安眠药，在床的另一头睡了几个小时。我差不多只睡了一个小时，然后在五点钟左右起了床，到客厅里看新闻频道的电视节目。昨天的晚餐还放在矮桌上，我嚼了几口冷菜，接着听起了广播。早间广播的第一个节目是最新的要闻播报。这件事突然变得非常现实而具体了。可昨天这一切在我眼里还显得那么不真实。

弗朗索瓦醒了。我觉得我恐怕要撑不下去了。我要垮了，我实在是没法听这些东西，我冲进了浴室。我打开放着化妆品的那层抽屉，抓起藏在里面的一只小塑料袋。袋子里是安眠药，有好几种，有药剂也有药丸。弗朗索瓦跟着我进了浴室。他想把袋子从我手上夺过去。我转身跑回卧室。他抓到了袋子，袋子一下子被扯破了。药在床上和地上散落开来。我还是抢回来了几粒。我把药吞了下去，能吞多少就吞多少。我想睡觉，我不愿面对接下来的这几个小时。我感到一场暴风雨正在向我袭来，而我已无力抵抗。我想找个方式来逃避。我失去了知觉。这对我来说也是再好不过的了。

自我昏睡后，我完全对时间失去了概念。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觉得有人把我弄醒了。过后我才知道，此时已快到中午了。我向上看去，在一片朦胧的迷雾中，我辨出了两位挚友的脸：布莉吉特和弗朗索瓦·巴希。布莉吉特向我解释说，我可以上医院待一段时间，她已经为我准备好了行李。两位医生正守候在旁边的房间里。其中一位是爱丽舍宫的医疗顾问奥利维埃·利翁—康，他已经把一切打理妥当，还把儒万大夫叫了过来，他是萨伯特慈善医院精神医学科的主任。两人都问我是否同意住院。那还能怎么办呢？我需要有人保护我度过这场暴风雨，尽管此时此刻，我都不太清楚自己是谁，也不太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无法靠一己之力撑下去。

我说走之前我想见见弗朗索瓦，但一位医生表示反对。我拼尽气力地说，那我不会走的，除非……他们还是派了个人去找他。可等他出现后，我遭受了再一次的打击。我双腿发软，瘫倒在地。见他反而让我又看到了他对我的背叛。与前一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切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他当即就拍板决定，把我带走。

我无法站稳。两位侍卫官一人一侧，托起了我的胳膊，尽力搀扶着我。楼梯漫长得仿佛走不到头。布莉吉特拎着我的包跟在后面，这个包很漂亮，它是爱丽舍宫和我一起工作的团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是正式访问时的专用包。不过，现在的情形可远没有出访时的那种华贵。第一夫人如同一个披头散发的布娃娃，既站不稳，也无法独立行走。布莉吉特陪我上了车。一路上，我一直保持沉默。其实也根本没法说话。

我一到医院马上就有人上前照顾，不消片刻，我已经躺在了一张病床上。可是，我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场噩梦，才会来到这里，才会穿着病号服接受输液呢？我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我到底睡了多久？一天，两天？我不知道，我完全没有了钟点的概念。我醒来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找我的两部手机。但手机都不见了。医生向我解释说，“为了让我不受外界干扰”，手机被暂时保管起来了。我坚持让他们还给我，并威胁说，不还的话我要马上出院。在我的坚决要求下，医生们最后接受交出手机。

我看到了那位自总统当选后就一直在我身边的侍卫官，他穿着白大褂走进了我的病房。为了小心起见，他在病房门口放了把椅子，还把自己打扮成护士的模样。探视的人是否能进病房是由他来定的。不过来探视的人极少。这时我还不知道，整个流程全都是经过控制把关的。只是并非是我本人控制把关。私事被当成了国事。我从此只是份需要保护的档案。

我向一位记者确认了我住院的消息。我感到爱丽舍宫那边应该出了点情况。我的感觉得到了证实。事情刚传到外界，“那帮人”就想让我出院。第一夫人住进医院，这对总统的形象不利。其实，在整个这件事里，根本没有多少有利于他形象的地方。特别是那张他戴着头盔从朱莉·加耶家里出来的照片。这一次我抗争到底，我向医生说我还想再待几天。其实我又能去哪儿呢？回柯西街的家？那是

七

医生们在说把我转到某个疗养院的事。但我的记忆非常模糊。我又看到了那些给我量血压的护士，她们非常精确地定时过来测量，即使是夜里也会把我唤醒。探视的情形有些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当然，儿子们和母亲的探视总是忘不了的，儿子们每天都会给我带来鲜花和巧克力，我的母亲则像遭到大难一样从外省赶来看我。此外则是我最好的朋友弗朗索瓦·巴希，他也会每天来病房看我。布莉吉特则与爱丽舍宫保持联络。她后来对我说，她当时碰上的种种不人道做法实在是让她惊诧不已。就仿佛一堵高墙挡在面前。

弗朗索瓦每天会给我发几条寥寥数语的短信，但直到第五天，他也始终没来见过我一面。我听说是医生阻止他来看我。我真是不能理解，这种决定不仅伤害了我，而且从政治角度看也很糟糕。经过一场激烈的讨论，医生在我的理据下让步了，他取消了禁令。他同意做一次十分钟的探视。不过实际时间超过了一个小时。

对于这次探视，我的记忆依然模糊不清。我们的谈话是平心静气的。别人给我开了这么大量的镇静剂，我服用了之后还能不起效果吗？每隔十分钟，儒万大夫都会进病房看一下谈话情况，确认一切安好后他就离开。他后来对他的一位朋友说，他有一种看到恋人重逢的感觉……

我唯一能想起来的，是我对弗朗索瓦说，我要按预订的计划，参加那一周在蒂勒举行的新年见面会。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他先是把我的身体状况说给我听，随后就坚决表示，从政治角度看，这也是不可能的事。简而言之，他不愿意让我出现在那里。我觉得我已经做好了应对各种目光的准备。无论是好奇的目光，还是不怀好意的目光。

蒂勒是弗朗索瓦以前当选公职的地方，这几年来，我从没错过他在这座外省城市的任何一次公共集会。在他当选总统之前很久，我就开始陪他出席这样的见面会了。这已经成为我们和蒂勒市民之间的一种惯例性活动。大选投票的那几天我们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当时我曾陪他来回去过多少次各处的投票点？我们又一起去过多少次拉古埃纳(2)镇的镇政府，在地窖里品尝镇长罗歇的美酒，吃他做的肉酱饼？(3)

我出院约三个月后，二〇一四年市政选举的第一轮投票在三月二十四日举行，这一天，我醒来时已是泪水涟涟。这个日子没能和他在一起，实在是一种痛苦。这次投票唤醒了我的各种记忆，以往每到这种非常特别的时刻，我都有幸和他一起激动、一起兴奋，除了每次投票之外，与其他社会党党员在拉罗歇尔暑期集训会重逢时，我们也同样是这种感觉。

我们过去一起参加过所有的大型政治集会。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了，一开始我是作为记者，后来成了他的女友。他公共生活的所有重要时刻，我们都曾一同分享。每一次，我们都过得激情四溢。年复一年，他和我之间走得越来越近，直到有一天，一切天翻地覆，我们的故事正式开始。

但是都结束了。他不再需要我出现在他身边了。我坚持说道：“那我自己开车去，我肯定要去的。”

那条公路白天黑夜我一个人开过多少次了？为了能享受一刻两人世界，我可以在A20公路上一口气开五个小时，然后再反方向开回来。那是些如痴如醉的时刻，只有陷入疯狂的爱情，才会做出那样的事。

第二天，我感到极度疲惫，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等到第三天，就是蒂勒新年见面会的那一天，我的情况变得更为糟糕。我无法起床。只要我把一只脚伸到床外，身子就马上会倒下来。时任劳工部部长米歇尔·萨潘的妻子瓦莱莉来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她吃了块三明治，我还是吃那没完没了的医院配餐。我握住叉子已很困难，再进行交谈则更为困难。我极力不让自己睡过去，想好好珍惜她来陪我的这段时间。无济于事。我最终放弃了。她向我告辞，让我好好休息。

我的血压降到了最低点。事情的原委我后来才明白。为了阻止我去蒂勒，镇静剂的药量成倍增加。但我的静脉无法承受这过度的药量……

医生怕看到我开车。“您甚至都没法走到走廊的那一头！”他一直向我重复着这句话。我和他吵过好几次。但每次吵到最后，我们都会碰一杯浓缩咖啡和平商议。他是唯一一个能调出真正好咖啡并允许我每天定量饮用的人，不过这也是通过我一次次让步换来的。

说实话，这个性格冷僻的家伙我还是蛮欣赏的。我喜欢他的直率，我觉得，在整个这件事当中他也感到很不自在。他后来对我说，他曾上爱丽舍宫向总统汇报过我的身体状况。不过，这次谈话具体都说了些什么我并不了解，也不清楚是否就是在这一刻，他们决定要实施“反蒂勒”的行动计划。

我对一切都没了想法，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过去。护士小姐们在我消沉时一直支持着我，并试着让我振作起来。干什么事我都要费尽气力：起床，洗澡，甚至还包括梳头发。她们催着我说：“您可别让自己成这个样子！”她们过去看到的我，一直是注重仪表的第一夫人，可现在在她们面前的，是个连睡衣都不换的邋遢女人。她们让我明白，她们是和我站在一起的，而这种支持并不仅仅体现在她们的工作内容上。

出院的这一天到了。我接下来将转到“灯笼阁”进行恢复性治疗，这里以前是总理的官邸，二〇〇七年起转交总统府管理。这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与凡尔赛宫的园林毗邻。

为了避免

八

行动进展顺利。一帮电视台的记者和报刊的摄影记者守候在灯笼阁前，不过，除了一辆车窗贴上反光膜的车子一闪而过的画面，他们什么也没捕捉到。他们甚至连我的影子也没见着。这个词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也就光剩下个影子了。

高高的窗台，撒满阳光的房间，一大片百年苍木环绕中的屋子，回到这个我喜欢的地方，我还是很高兴的，他成为总统后，我和他最美好的时光或许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吧。门卫夫妇将我迎了进去，我真想说，他们就像是一对守护天使。这块土地他们已经看护了二十五年。他们见过一任又一任总理，直到尼古拉·萨科奇将这天堂的一角收归总统府所有。他们见证过很多次秘密会谈，看到过很多次喜庆的家庭聚会，当然，可能也免不了有几出悲剧。不过，他们对这些始终缄口不言。他们从不曾背叛过任何人，从不会透露任何一点小的细节。我喜欢在清早和他们共饮咖啡，我们常会一起聊天，天南海北地聊，但又是极有分寸地聊。每一次都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刻。他们自然也看出了我的孤独。

爱丽舍宫的一位年轻医生全天候地守在我隔壁的房间，他会随时查看我的血压情况，并给我开了些抗焦虑的药物和镇静剂。我起床的时候依然总是头晕，每次都只能赶紧坐回到床上。有天早上，我是在差点儿就要摔倒的那一瞬间撑住了身体。这让我变得小心翼翼。

每天，都会有个朋友过来看我，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有。我的家人也每天都来。但他们并不把外面的事告诉我。他们想保护我，让我远离那些步步紧逼的人群，远离那些胡言乱语的投机行为，远离那些搬弄是非的头条新闻。我和母亲还有我的儿子们常会借天空放晴时在花园里转上一圈。但我们不知道，外面的树丛中甚至都藏着些八卦娱记。不过，他们能拍到的只有我们的背影，而这样的照片只要拍到一张，他们就可以在娱乐八卦类杂志那里找到买家。媒体机器正在全力开动，连无足轻重的每一个生活片断它也要吞噬。

去年夏天，弗朗索瓦在巴黎工作时，我常会独自一人来灯笼阁里找个清静，在这段时间里，我养成了长时间在户外骑自行车的习惯。我和我的侍卫官们就像职业冠军选手们那样定时训练。每天，我们都会横穿凡尔赛宫园林及其森林，骑行距离达到三十七公里。我们记录每次的用时，每天我们都会尽力争取进步，盼望能比前一天节省几分钟，速度上有所提高。我们无视任何阻碍，雨天我们一样会出行。个中的快乐让我永不会感到厌倦。

八月十五日的那一周，弗朗索瓦也来到了这儿。他终于还是给自己放了几天假。其实也不算是真的度假。他差不多总是在埋头看文件，并拒绝走出灯笼阁的大门。偶尔出来散步，也仅限于在花园里转上两三圈。我倒是没放弃自己骑自行车远行的习惯。八卦娱记无所不在。他们会藏在园林里的每个角落。两三天前，《巴黎人报》上就登出了一张我骑自行车的照片。

一天早上，我们正绕着园林的大运河骑行时，我发现了两个摄影师，我没有向两位陪骑的警员打招呼，便径直骑到他们面前。他们装备齐全，看上去要在这里待上一整天：有被子，还有个小冰箱。其中一位娱记显然是害怕了，他高举起双手，仿佛我正拿着把枪对着他：“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我可以向您发誓，《巴黎人报》上的照片真不是我们拍的！”

他们惊慌失措的模样把我逗乐了。“我不是为这个而来的，我只是想对你们说，你们在浪费时间。总统是不会出来的，他的照片你们一张也拍不到。我骑自行车的照片，你们倒是每天都可以拍，但这一点意思也没有。他么，你们肯定是等不到的。你们倒不如好好和家人待在一起。”

显然，他们并没有信我的话，显然，他们还是要继续浪费时间，每天早上把镜头对着我，拍我握把或脱把骑车的样子……不过，每次一想到那位摄影师惊恐的样子，我都不禁莞尔一笑，当时我的保镖也向我笑道：“没得说，您根本用不着我们啊！”

在眼下的这个一月，这些自得其乐的愉快回忆已经离我非常遥远。我试着骑了骑室内的健身自行车，一坐上去我就只好放弃了。我现在还根本骑不动。我躺在床上，意气消沉地翻阅旧杂志来消磨时光，当天出版的报刊我是绝对不会碰的，除此之外就是听音乐、睡觉。每天我都会收到十几封从爱丽舍宫转过来的陌生人的来信。有些信让我感动得落下了泪。很多人想向我表达他们对我的支持，这些人大都是女性，但也并不仅限于女性。我把想回的信放在一边，最后也确实写了几封感谢信寄了出去。

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但我对究竟过了多少天毫无概念。时间仿佛停滞了，治疗麻痹了我对时间的感觉。我看起了住院时收到的无数邮件和手机短信。发件人中有我很久不见的朋友，有很长时候没来往的远亲，有工作上的联系人，有作家，还有些我也不清楚怎么会知道我号码的人。此外，还有一些在失去亲人或者面临困境时我出手相助过的女人，她们想给予我回报，给我带来些安慰。其中让我特别感动的，是艾娃·桑德勒发来的短信，在图卢兹学校枪击案中，她失去(4)了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我确实没有理由怨天尤人：我所经历的只是一场考验，而并非是场悲剧。

从爱丽舍宫那儿，我只收到了三位顾问发来的消息。其他所有人都躲到了安全地带。我已经成为别人避之不及的人了。政府里也只有四位部长斗胆给我发了表达友情的简短语句，他们是奥莱莉·菲利佩(5)蒂、雅米娜·本吉吉、伯努瓦·阿蒙和帕斯卡尔·康凡。我最熟悉的那些人一个个都杳无音信。但另一个阵营里却有不少人给我发来了消息，如克劳德·希拉克、卡拉·布吕尼—萨科奇、塞西莉亚·阿迪亚斯、让(6)—吕克·梅朗雄、阿兰·德龙还有其他很多人，在读到他们的消息时，那些熟人的沉默更是愈发彰显出来。在政界，当然最好是别站到失意者的一边。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不仅经历了生活上的一次大爆炸，还亲身验证了由政界朋友、顾问和幕僚组成的这个小圈子究竟是多么(7)功利和现实。据说马尼埃尔·瓦尔斯和皮埃尔·莫斯科维奇和我的关系很亲密，但现在他们应该是把我的手机号码给弄丢了。

弗朗索瓦告诉我，他周六会过来“和我谈谈”。他还具体说明，他会在快吃晚饭的时候到。他来了以后，我们坐到了最大的客厅里，这间客厅被称为“音乐厅”，厅里醒目地摆放着一架三角钢琴。马尔罗在担任夏尔·戴高乐的文化部长时曾住在这里，他的妻子常会在这间客厅里弹琴，只是现在的这架琴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一架了。马尔罗在两个孩子死于车祸后深受打击，戴高乐将军也非常震惊，于是他为马尔罗提供了特殊的优待，让他搬到这里，与妻子以及妻子的儿子阿兰一起静养。每逢周末休息时，或许是为了麻木自己的神经，马尔罗会忙于灯笼阁的装修布置。他在原来的马厩那儿给自己盖了间书房。

弗朗索瓦和我坐在客厅里，我们一人一个沙发，面对面地坐着。尽管沙发上都绣着花的图案，气氛却非常压抑，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能清晰地感觉到了。他在这时和我谈到了分手。我真不明白这些事都是什么逻辑。他被人抓了现行，却要由我来为这烂摊子付出代价，可事实就是如此。听起来，他的这个决定似乎还并没有到不容商量的地步，但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再去争辩。他尽力表现出和缓的态度，但他宣布的终归是一份可怕的判决书。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就像打了麻醉一样失去了感觉。

我们来到饭厅用餐。因为旁边有人上菜侍餐，我们的对话也就变得干巴巴的。我们各挑了间卧室分房休息。这是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的事。这一次，他是想做个了断了。在药物的作用下，我这一夜始终噩梦不断，频生幻觉。我惊跳着从梦中醒来，并确信有人闯进了我的房间。我脑子里浮现出弗朗索瓦向另一个女人张开怀抱的情景。究竟他们是谁迈出第一步的？他又是怎么对她说我们之间的事的？他要从她那里寻求什么我无法给予他的东西呢？这些假想中的画面让我心碎，我想推开这些画面，但它们不断地重新浮现，一而再再而三地跳入我的脑海。这些画面令我窒息，而我确实也在泪水中几度哽咽。

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吃完中饭他就会走，我的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康斯坦丝和瓦莱莉会来看我。可为什么她们不直接给我打电话呢？我宁愿一个人待着，这样可以慢慢恢复过来，并好好地想想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弗朗索瓦坚持己见。他一方面想着和情人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不肯让我陷入绝望。我还不知道，我的那两位朋友其实一早就到了凡尔赛宫。他采用这个策略是不想把我单独留下，也让自己显得有点良心。她们正等在一个咖啡馆里，只要他消息一到，便会赶到灯笼阁来。他想和她们做个交接，由她们继续陪我。她们给我发来无数的短信，求我答应她们过来。我最终让步了，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弗朗索瓦走后，她们的出现让我宽怀不少。

他和我约好下周四再见面。周四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个特殊的日子。那是我们爱情关系开始的日子。也是二〇〇五年到二〇〇七年间我们(8)固定约会的日子。周四还是乔·达辛那首名曲中唱到的日子，我们曾在我的车里无数次单曲循环地反复听这首歌，听的时候我们还会跟着一起唱：“你记得吗，那天是星期四/那可是个大日子/在伟大的爱情之路，我们迈出了伟大的一步。”

我想了个点子，我把见面的地方放在了我们在柯西街的家。在那儿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地自由说话。他准点出现了，这可不是他习惯的做法。他带过来一个白铁箱，里面是一盘盘配好的菜，这是由爱丽舍宫准备的午餐，接着，只要把菜放进微波炉里转一转就可以吃了。

他的几位侍卫官一直守在楼下。在《近焦》杂志登出的整套照片中，可以看到他们一大清早拎着袋羊角面包出现在马戏场街，自那以后，他们也清楚，还是别见到我的面为妙。

眼前的这一切显得是如此不真实，我们像普通夫妇那样布置好餐桌吃饭，只是两人都没什么胃口。最后，仿佛什么也不曾变过，他站起身去煮咖啡，然后和我在客厅里坐下。谈实质性问题的时候到了。

大地仿佛在我的脚下裂开。不可知的未来让我感到恐惧，分手后将要面临的境遇令我深深担忧，这其中也包括了经济方面的问题。我把我的顾虑说给弗朗索瓦听。在我和孩子们的父亲离婚判决正式生效后，我那三个男孩的抚养费，一直是由我百分之百承担。这是我为了换取自由、为了和弗朗索瓦在一起而付出的代价。当时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同时我还决定保留“特里耶韦莱”这个姓氏，这也是我一直用的笔名，到现在已经用了超过十五年了。我想拥有和孩子们一样的姓氏。虽然我和他们的父亲离婚了，但我不愿有和他们断了渊源的感觉。

弗朗索瓦知道，我们在柯西街寓所的房租，再加上我那些孩子的日常开销、住宿费和学费，凭我在《巴黎竞赛画报》拿的工资，是不能独立承担的。我们在租下这座寓所时，我是拿着《巴黎竞赛画报》和电视台的两份工资，自“直播八频道”（Direct8电视台，即现在D8台的前身）于二〇〇五年创建开播以来，我就一直参与那里的工作。

当选总统后，弗朗索瓦立即要求我放弃电视台的工作。在此之前，我已经与台里的领导层一起商量过，想推出一个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新节目，这也与我第一夫人的角色相匹配。我们将拍摄一系列纪录片，片中我以人物访谈的方式探讨大众关心的话题，如全球女孩受教育问题，又如水资源保护问题、难民问题等。拍每集片子，我可以去两到三个国家。

这一计划很让我兴奋，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先期准备。然而在这不久前，“直播八频道”刚被“更多频道”集团收购，其中还有政府(9)层面即法国音像高等监委会的担保。台里的一些记者就提出需要回避利益冲突。九月的一个星期天，他在灯笼阁里以生硬的口气命令我道：“你必须放弃电视台的工作！”

那语气中容不得半点商量，我也当即就答应了。那年春天已经发生了“推特事件”，塞戈莱娜·罗亚尔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失败。我不想再引发争论，也不想再给我们之间制造什么问题。但我在这天放弃这份工作后，就意味着我失去了三分之二的收入来源，这一点他也很清楚。

我从不曾把钱当作生活的动力，但我总会担心将来，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习惯。我担心陷入不稳定的生活状态，担心到了无力工作的年龄却无片瓦遮身。我有一位祖母就是在穷困潦倒中过世的，她当时的状况我很清楚。所以我一直自食其力。我还记得，我的母亲在找到一份收银员的工作前，只能向我的父亲“讨”钱，动用他那可怜巴巴的残疾人生活津贴。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觉得是一种耻辱，是一种彻底失去自由的表现。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条禁律：我绝不能在经济上依赖任何人。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未向谁要过钱，一次也没有过。向男人要钱就更不可能。有一次，我的母亲在一家超市里买东西，她突然发现自己的钱包丢了，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怀。我能清晰地回想起她那慌张的模样，她喃喃自语地说，接下来这几天她拿什么来养活我们啊。我已不记得我当时几岁，但她那可怜的表情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

在我出身的那个家庭，绝没人过入不敷出的借贷生活。在我家里，大家都认为不能消费不属于自己的钱，我们一直会留心每件物品的价格。这种习惯我一直保留到今天：“刷爆卡”、“一掷千金”这样的事情，我是根本不会做的。有一天，我和一位女友一起去一家品牌折扣店买折价商品。在我给儿子们买衣服的时候，两位售货员美誉了我一句“哦，萨科奇太太！”忍俊不禁之余，我用手势向她们示意弄错了。其中一位于是改口道：“啊，对了，您是奥朗德的太太。”接着我便听到就在我身前的那对顾客冒出来这么一句：“要是总统夫人真的都上这儿来买东西，那说明经济危机确实来了！”

另有一次，也是在打折的日子——我真是秉性不改——我给一个儿子买了双篮球鞋。售货员认出了我，便向我问道：“这么说，您进了爱丽舍宫，可您还另有工作？”“先生，我要是不赚钱养活自己，又怎么向您付款买这双球鞋呢？”

他理解了，然后微笑着接过我的银行卡。

尽管为了弗朗索瓦，我肯放弃在电视台里做节目，但我还是坚持保留了《巴黎竞赛画报》的工作。要是彻底没有工作、没有工资，对我来说真是无法设想的事。我是共和国总统的女友，和之前其他的第一夫人一样，我在爱丽舍宫里有自己的一间办公室。这是个完全无偿的岗位，我领导着一个各司其职的小团队，工作内容均属人道主义活动和社会工作的范畴。那么，凭什么我就该放弃自己的正式工作和一份薪水呢？凭什么我就必须要做全法国唯一无权工作的女人呢？

二〇〇七年，在我们的关系公开时，我早已顺理成章地放弃了《巴黎竞赛画报》的政治栏目，并改做了两年文化版块，因此，自然就没有了回避利益冲突的问题。我写的是关于小说的文章，这能在什么地方碍别人的事呢？

尽管到现在我已经做了八年，但我并不敢自称文学评论家。我只是试着让《巴黎竞赛画报》的读者产生读书的兴趣，并将一个女性的艺术敏感传递给读者，而我的这种敏感正是在读书中渐渐培养形成的。读书为我开拓了无尽的视野，让我看到了无限的可能。

要是不读书，我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我。刚学会认字我就喜欢上了读书。小时候，我会在市图书馆里一口气待上好几个小时。我母亲每次买东西时，都习惯先把我和我姐姐带到图书馆里去，因为在书的怀抱中，我们能变得聪明，能变得美好。从书架里取出一本几十年没人动过的书，那种布满灰尘的味道，今天我依然有清晰如昨的感觉。这里，有我的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莱娜小甜饼，这里，有我童年的香水。

我当时六岁，我的长姐帕斯卡尔在帮大人代买东西时，总会揩点油，留下一两法郎给我买最便宜的小书。于是，随着我渐渐长大，各种题材各种内容的书我都读过了。并没有任何人给过我指导和建议。和很多法国人一样，我的父母是法国读书会的会员。每个季度都会有本新书送上门。我读着书，做着梦，学着知识。从十三岁开始，我就用专门的笔记本写读书笔记。当我翻开笔记本的最初几页时，不禁回想起了那些小说，虽然我当时是有书就看，但有些书是非常精彩的作品，甚至还有些是被人遗忘很久的佳作，却落到了我的手中。

每到圣诞节，我总是会要几本书：对我来说，没什么比这更美好的节日礼物了。这些书我就不必再还给图书馆了，它们是属于我的。(10)

后来，每到星期五，我还可以比平时晚睡一会儿，看皮沃这位神级人物的节目。

在爱丽舍宫，我见过这位大师一次。在此之前，他曾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过几篇短文，以幽默的方式假设他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后的情形，这些情形当然都纯属虚构，因为他本人是评委会的成员。在这几篇短文中，我注意到有一条是这么写的：“我要是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弗朗索瓦·奥朗德和瓦莱丽·特里耶韦莱只得被迫请我共进午餐，而且还得用佳酿玉盏来招待我。”于是我当即给他发了条私信说：“您不得龚古尔文学奖，我也一样会请您共进午餐。”

在约好时间后，我给他制造了一个惊喜，我把午餐的地点放在了著名的书房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历届总统都喜欢在这间房间里拍摄自己的官方照片，弗朗索瓦·密特朗常坐在这儿的躺椅上，对着壁炉与书为伴。我也常和弗朗索瓦·奥朗德在这里共进晚餐。

皮沃与想象中的完全一样：他是个很热情的人，既博学又幽默。他从不曾向外透露过这次非正式的午餐。我在这本书里重提了此事，要是他原本想保守秘密的话，那我要请他原谅我的自作主张。

为文化栏目工作后，我每周会收到几十本书。每次打开出版方寄来的大信封，里面藏着的书呈现在眼前时，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激动。但其中很多书我已经失去了保留占有的欲望。我把收到的书95％都(11)送给了弗勒里—梅罗吉斯监狱里的女囚。

每周或者说差不多每周，我都要为《巴黎竞赛画报》写关于书的专栏文章，这实在是件幸福快乐的事情。在爱丽舍宫的那段时间，这件事更显得弥足珍贵。我把它看成是一种胜利，我不仅战胜了所有那些否认我有工作权利的人，还战胜了我自己。要是我没有杂志的约稿，不必强迫自己读书的话，或许我就要成天在会见、出访、接待这些事情里打转，根本无暇翻开哪怕是一本小说。那会是多么悲惨啊！打开电脑，面对空白文档，独自一人，断开与世界的联络，全神贯注地投入，这样可以帮我渡过很多难关。

但眼下这道关我过不了。

在这个如此黯淡的星期四，弗朗索瓦离我而去，我根本无法集中精神读书，看了两行就再也看不进了。我们的关系走到了尽头，我却只能做个无力的旁观者。总统向我保证，我不必有什么担心，在职业方面我肯定会得到一些建议，以保证我在生活中重新起步。

谈完经济问题后，他又提到了他关心的几件事。他想让我放弃写书的打算，但这几天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也告诉了他。对于他走之后我生活里的事，当然不可能他让我放弃什么，我就放弃什么。他坚持以共同公告的形式，由我们一起来宣布“我们的”分手。我拒绝了。关系破裂，并不是我想要的事。这场分手并不存在什么共同的意愿。但他还是强迫我如此。语调平静、冷酷。一切显得如此的悲凉。

趁着他还没走，我坚持让他把钥匙归还给我。“你把我从你的生活中赶了出来，那么，这里也就不再是你的家，我要钥匙。我想得到一份自由，能想让谁来就让谁来，想什么时候让人家来就什么时候让人家来。”

我知道这话他是不爱听的。他出轨了一年多，却无法接受我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现实。这种男人都是这样。他坚持不交。“会有人给你带过来的。”“不，我现在就要。”

他打了个电话给保管钥匙的侍卫官。他到楼道里和那人见了面后又回来了。弗朗索瓦还是需要带着钥匙下楼，因为车停在地下车库里等他，这幢楼配置了安全系统，如果不拿钥匙在电梯里转一圈，任何人都无法进入车库。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决定还是陪着他们去一趟，这样能亲手把钥匙拿回来。我们一起从七楼下去，弗朗索瓦，我，还有那位拿过羊角面包的警卫，他的形象已经被娱记们永远定格下来。我直直地盯着他看。“今天您怎么不带点羊角面包了？您觉得你们警卫的工作就是干这个的？我真搞不懂您现在居然还在这儿干。”

他一直看着自己的鞋，一个字也没回答我。他的眼中泛起了一层水雾。弗朗索瓦则一言不发。

我立刻就回到了灯笼阁。已经定下来，我将在凡尔赛宫一直待到周六，然后第二天出发去印度。这是反饥饿行动组织的活动，他们的工作我已经参与了几个月。我答应削减一部分行程，按原计划我们是要去中央邦的，那里离机场有几个小时的车程，道路颠簸，沿途也存在风险，所以我不确定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

大家都劝了我好几天，想让我放弃这次远行。态度最坚决的就是总统。他不想我成行。他倒不是担心我身体的问题。在他的意识里，已经不存在第一夫人了。不过，当初他的眼中何时又存在过这么一位第一夫人呢？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我一直保持沉默。

我在灯笼阁还有三天的时间可以休息。我害怕到最后一晚即周五那天晚上要独自一人承受悲伤。于是我叫了些知己来共进晚餐，这仿佛是要证明给自己看，生活将会继续。他们悉数到场，让我沉浸在浓浓的友情当中。我们度过了热情四溢又尽情欢畅的一晚。我事先也得到了医生的许可，可以小酌几杯，而无需跟进治疗。那一夜匆匆而逝。

周六这天，我要在将近傍晚的时候与弗朗索瓦见面，把公告的事谈清。前一天晚上有三位朋友留下来睡了。我清空了我的东西，把放在灯笼阁的夏装、书和一点个人用品收到一起。我那三位朋友也帮着我理东西。匆忙吃了顿快餐后，就到了出发的时间了。我到门卫夫妇那儿和他们告别，我对若斯亚娜和埃里克说道：“好了，我要对你们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他们还当我是在开玩笑。两人都惊叫起来。

我声音沙哑地回答他们：“总统和我，我们分手了，今天晚上会宣布的。”

他们也没有向我掩饰自己的情绪，两人噙着泪水，将我搂入怀里，对我说着安慰的话。我和他们一起流泪。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永远不会。同样不会忘记的，还有向那天当班的两位厨师告别的场景。他们也哭了。我向他们说了声抱歉：“对不起，我快撑不住了。”

我想有尊严地离开，但我被一次次真情流露的场景深深打动。只是眼下还有事等着我，我必须留些力气。我猛地冲上了车。电视台的摄像机已经架好。大门外，记者们骑在摩托车上等着我出来，他们已经准备好，要紧盯住我接下来的一举一动，仿佛要见证我被实施死刑的全过程。

在这帮摄像师、摄影师的紧跟下，我们先去了柯西街。为了避开闪光灯，我们直接开进了地下车库。我们再次使用了调虎离山的计谋。为了防止我一直被紧跟到爱丽舍宫，这次用的不是一辆冒牌车，而是两辆。真的那辆车开出来的时候，人群早已远去。其中一辆冒牌车甚至还开回了灯笼阁，把一部分媒体一路带了过去。这也让我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

从马里尼门进入爱丽舍宫花园的时候，我究竟是什么样的感受？我走的是这个偏门，而绝不可能再像往常那样走正门和主院。其实我也从没觉得自己该走正门和主院。仿佛在内心深处，我就一直认为，自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可我毕竟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个月，是和总统在一起的正式的共同生活。

在这个二〇一四年的一月二十五日，我的内心无比痛苦。这一次，真的是到了尽头。走进私人寓所后，我先把去印度要穿的正装收拾好，然后给弗朗索瓦发了条短信，对他说我已经到了。在沉重的气氛中，我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各自还是坐在客厅里习惯坐的位置。他依然坚持要有一份共同公告。我再次拒绝，理由也一如既往。我们把各自的原话又照说了一遍。

他再一次要求我放弃去印度：“所有记者都会找上你的。”

他正准备和我正式断绝关系，那么他唯一在意的事，应该是媒体别紧追着他不放，是不是紧追着我，其实并不重要。(12)“那又怎么样？我要是和你一起去土耳其，找我的记者或许会比找你的多。”

其实这样的回答听起来挺可笑，但我还是想尽力去激怒他。他很担心我到底会对记者说些什么。“我还不知道我会说些什么。”

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手里拿着张小纸，样子看上去很不自在。他把要交给法新社发布的分手公告读给我听，一共十八个词，个个冷酷、傲慢，每个词读出来，都像一把匕首似的扎了过来。他这句话的语气强硬得让我感到崩溃，措辞中，他把他“结束了与瓦莱丽·特里(13)耶韦莱之间关系”的事“广而告之”，采用的方式是那么伤人……

我站起身，一边狂叫着一边向门外走去：“去吧，你要是真想这么干，你就把你的这个公告抛出去吧。”

他尽力拽住我，并把我拉进了他的怀里。“不能这样子分手。吻我一下吧。”

他居然还建议我们共度最后一夜……我拼尽全力从他的怀抱里挣开，头也不回地出了门，涕泗横流。

我后来才知道，他在处理无数日常事务的同时，还找了三个官方的顾问，来起草这份与我断绝关系的公告，这份我们爱情的死亡证明。其实我们并不能保证一直能做自己感情的主人。在我们并非自由身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了。但那时我们并没有做糊涂事。可现在这又算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人道的表现？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粗暴的行为？如今他的一举一动都连带着无比重大的责任。就算他无法做得更艺术一些，至少也该讲究一下方式方法。

侍卫官们正在车里等我，我要去和他们会合了。我一直在哭，以前我很少会这么哭。我躲在一棵树后，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副模样。一位勤务官偷偷递给我一包舒洁纸巾。其实，我刚才不是就像纸巾一样被扔了出来吗？

我镇定了下来，回到我们那队人当中。我能向他们说出来的话，就是回柯西街去。他们没人敢跟我说一个字。我们刚开过亚历山大三世桥，我就收到了一条由我的刽子手发来的短信。刚刚他才提起铡刀，此刻却又给我发来一句甜言蜜语：“请你原谅我，因为我一直爱你。”

这只能让我的泪水成倍涌出。既然这样那又何至于此呢？他这句话到底是真心的，还是再一次体现了他的懦弱？

没过多久我们就回到了柯西街的寓所。在电梯里，陪着我的侍卫官亚历山大看到我这副模样，神情也变得和我一样绝望。他很担心，便问我能不能撑得住。“我撑得住，会好的。”

最不能做的事就是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但我的手机上短信正如潮水般涌来。我一扫而过地看了看。消息已经火速传开了。不过，我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这消息同时还在做环球旅行，他那张骑着轻便摩托的照片登出来后，我就住院了，全球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我并没有看到。我什么也不想听了，我必须在这场媒体风暴中将自己好好保护起来。

尽管暴风骤雨我不是第一次见了，但这是最可怕的一次，再说我也并没有那么强大。我找出收藏的DVD，一张碟一张碟地翻着。我此刻只有一个念头，赶紧上床，然后把思绪拉到别处。不管拉到哪儿都可以，只要能让我远离现实。

我选了《莎拉的钥匙》这部电影。我很早就想看了，它改编自塔(14)季雅娜·德·罗斯奈的小说，说的是一位美国记者调查冬赛馆事件的故事，调查中的种种线索使一个名叫莎拉的小女孩的生活重新浮现出来。

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一点了，我躺在羽绒被下，全无食欲。我把电脑放在膝盖上，看着这部凄惨的电影。我将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我已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究竟是因为电影，还是因为我的生活。看完最后一个画面，我有一种被掏空了的感觉，筋疲力尽。在这个晚上，我彻底体会到什么叫作“泪都哭干了”。就像飞虫在玻璃窗上来回扑腾那样，各种想法在我的脑海里盘旋打转。他怎么会对我做出这样的事？假如我们真的一直相爱，那又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第二天我就要出发去印度了。我把希望全寄托在这次旅行上了，那种感觉如同一个溺水的人看到了救生圈。————————————————————(1) 达尼埃尔·密特朗（Danielle Mitterrand，1924—2011），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夫人。(2) 拉古埃纳镇为蒂勒市所辖，镇长罗歇是奥朗德的朋友。(3) 法国市政选举是市、镇所辖范围内的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市（镇）议会，然后市（镇）议会在内部选举产生市（镇）政府。(4) 2012年3月19日，图卢兹的一所犹太学校门前，三名学生和一名教师被开枪打死。行凶的是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穆罕默德·梅拉赫，他在与警方对峙32个小时后被击毙。(5) 他们当时分别任文化部部长、法语推广事务部长级代表、社会经济及消费事务部长级代表、发展事务部长级代表。(6) 克劳德·希拉克（Claude Chirac，1962—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小女儿；卡拉·布吕尼—萨科奇（Carla Bruni-Sarkozy，1967—　），法国前总统萨科奇的妻子；塞西莉亚·阿迪亚斯（Cécilia Attias，1957—　），法国前总统萨科奇的前妻，两人于2007年离婚；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1951—　），法国政治家，曾为社会党人，2008年退党，2012年作为左翼阵线领导人参加法国总统选举。(7) 马尼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1962—　），时任法国内政部部长，现任法国总理。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1957—　），时任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部长。(8) 乔·达辛（Joe Dassin，1938—　），1970年代演唱法语歌曲的著名美国歌手。(9) 法国音像高等监委会（CSA）是法国电台和电视台的监管机构。(10) 贝尔纳·皮沃（Bernard Pivot，1935—　），法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以1975—1990年在法国电视二台的读书节目最为知名，该节目在每周五晚10:00播出。(11) 弗勒里—梅罗吉斯（Fleury-Mérogis）监狱，位于法国法兰西岛大区埃松省的弗勒里—梅罗吉斯镇。(12) 在瓦莱丽·特里耶韦莱去印度的同时，奥朗德赴土耳其进行国事访问。(13) 公告原文的中文译文为“谨此告知我已结束与瓦莱丽·特里耶韦莱在一起的共同生活”。(14) 冬赛馆事件，即“冬季自行车竞赛馆抓捕事件”，1942年7月16、17日，巴黎及郊区共有约1.3万犹太人遭到贝当政府逮捕，其中1129名男性、2916名女性以及4115名儿童先被关进巴黎的冬赛馆，然后转至其他集中营。二战后此事件一直被淡化处理或归咎于纳粹暴行，直到1995年，希拉克总统才承认在该事件中法国的责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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