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平汉,路明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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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故事之四：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故事试读：
太平天国的故事
上帝的次子
太平天国的故事追本溯源，始于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农民革命的英雄，他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官禄土布。洪秀全一家是客家人，历史上的客家人刚毅质朴，富有刻苦耐劳和冒险进取精神，而且很重视教育。洪家虽不是富裕的大户人家，但对自幼聪慧的洪秀全寄予厚望，节衣缩食送他读书。洪秀全不负族人期望，学习成绩一直很出色。正是因为他学习成绩优异，使亲友们都相信，洪秀全日后定能科举成名，兴宗耀祖。
而事实却打破了洪秀全及其家族的幻想。
洪秀全15岁那年赴广州应科举考试，没有成功。由于家境困难，洪秀全再也无法继续自己的学业，这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
24岁那年，洪秀全再度赴广州应试。在此之前，他已做了本村的私塾教师多年。以他的知识功底应该是能够中举的，但结果又失败了。失望之中的洪秀全带着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基督教宣传读物回到故乡。
基督教是西方世界的宗教，中国人并不信它。只是由于鸦片战争失败，基督教才在中国较早接触到西方文化的沿海地区有了一些信徒。《劝世良言》是一本摘取《圣经》中的某些章节，又加进一些中国的生活故事而写成的传教启蒙读物，主要是劝人戒恶行善。科举失败的洪秀全读了《劝世良言》后生出不少感慨，但他并没有就此投身基督教而忘记赴科举取功名。
经过艰苦而又精心的准备，洪秀全第二年又一次赴广州应科举考试，结果依旧名落孙山。三次应试科举，三次都以失败告终，这对年轻而又有较强功名欲望的洪秀全来说，是很沉重的打击，因此，这次考试之后，洪秀全得了一场大病，而且一病40多天，经常处于神志昏迷，言语癫痴，行为怪异的状态。村里人都说他疯了。由此也可见封建科举制度的害人之处。
而拜上帝教的框架恰是洪秀全在这次大病之中初步构成的。
据史料记载，洪秀全生病期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被一位留蓄金色胡子，穿着皂袍的老人迎上了基督教所称的天堂。在天堂里，老人教给洪秀全大量足以战胜妖魔的真理，还叫人剖开洪秀全的腹部，取出原先所谓带有恶根的旧心肠，换上一副圣洁的新肝胆。这一切完成后，老人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再叫他下凡人世间做“真命天子”。这个奇怪的梦给洪秀全很大的精神安慰，因此病愈后其言行举止与此前判若两人。但洪秀全并不因此放弃其对功名的追求。1843年，年已29岁的洪秀全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又遭到失败。极度失意的洪秀全重新研读了《劝世良言》，并将其中的内容与自己的怪梦相结合，从此走上了创造拜上帝教的道路。
应当看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危难，人民生活的贫困，民族的羞辱，这些才是洪秀全走上革命之路的根本原因，而个人的失意是他走上造反道路的推进器。在那时，他的忧己、忧国、忧民、忧时的思想情感是混杂在一起的。《劝世良言》里有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找不到的真神——皇上帝。皇上帝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皇上帝有个儿子叫基督，他得上帝授权，拯救在魔鬼之手的人间之人。洪秀全把这些说教和自己那场怪梦相附会，认为那位老人就是皇上帝，梦中帮助他追杀各种妖魔的一位中年人是皇上帝的长子基督，而人世间的妖魔鬼怪就是各种偶像。在洪秀全看来，人世间之所以有这么多丑事恶事，有这么多灾难劫难，这都是因为不信皇上帝教导的结果。只有崇拜皇上帝，不拜其他邪神，才能改变这一切。
于是，洪秀全遵照书中的教导，向皇上帝祈祷，并用清水淋洗自己的头部，表示洗除罪恶、去旧从新。同时把村中的偶像，包括书塾中的孔子牌位统统都除去，并且奔走于乡族间，满腔热情地向族人宣传自己的新发现，劝人受洗礼，遵奉皇上帝。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拜祖先，把菩萨等偶像当做神。洪秀全把过去敬奉的偶像尽行除去，这在当时是很难为人们所接受的，不少人认为洪秀全此举不过是旧病复发，神经再度错乱。因此洪秀全在其故乡的传教活动成效很小，只有族弟洪仁玕，好友冯云山以及少数族人受了洗礼。
洪秀全对外宣称他是皇上帝的次子，救世主基督的弟弟，是皇上帝派到人世间斩邪留正的真命天子，这就对封建帝王独称天子之类的传统观念发出了强烈的挑战。所以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自称为上帝的次子，是很有革命反抗思想的。
但要把拜上帝教中包含的革命思想向广大人民讲清楚，使人都来信奉拜上帝教，继而由革命思想转变为革命的行动，还要做很多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
1844年，洪秀全离开故乡，开始了他出游天下的行程。洪秀全把出游的目的叫做“传布真道”、“唤醒英雄”，实际就是把自己新创建的拜上帝教传播给多灾多难的人民群众。
与洪秀全结伴而行的有冯云山和洪秀全的两个侄儿。他们一路以贩卖笔墨文具的薄利充作旅费，沿途逢人就讲拜上帝教，足迹遍及广东的十几个州县，但没有收到多大的宣传效果。因为广东省刚经历鸦片战争不久，人们对洋人的仇恨已形成，皇上帝是随洋人而来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劝人敬拜皇上帝，非旦得不到人们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反而有和洋人同流合污之嫌。
广东传教受到的挫折使洪秀全明白他选错了时间和地点，也找错了对象。从此，他将目光描向了广西，并从广东出发，沿着西江走廊向广西进发，经过近一个月的行程，最后来到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东边的赐谷村落下了脚。
早在清朝嘉庆末年，洪秀全母系的一支就迁到了赐谷村。洪秀全是以表亲身份来到赐谷的。洪秀全带来的皇上帝虽不为人立即所信，但也不像在广东那样为人所仇视。洪秀全白天书写文书，晚上则奔走于村民间宣传拜上帝教。由于洪秀全和冯云山能说会道，见的世面也广，所以宣传的效果较好，加上洪秀全在当地客家人和土着人的争执中仗义执言，又乐于为村民做诸如治病、排难解纷等事情，因此人们对皇上帝的信任就借助于洪秀全的行动而增加了。
赐谷村北几里的六乌山口有座六乌庙。庙里供奉着一对男女偶像，村人视此偶像为能主宰人间祸福的神灵，虔诚敬拜。洪秀全决心打破人们对此偶像的敬拜。他来到六乌庙，写下了一首斥责这对男女偶像的诗。诗毕又以笔猛戳六乌神。这对用稻草和黄泥塑造的神像本已腐朽不堪，经此一戳，立即应声倒地而粉碎。他的多少带有偶然性的行为却被人加以神化，说洪秀全这个上帝的次子能一笔点破六乌神，由此看来，皇上帝的威力是巨大的，广东来的洪先生就更令人信服了。这些活动促成了洪秀全在广西传教布道的成功。
在创立和传播拜上帝教的过程中，冯云山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1845年，冯云山由贵县来到桂平，进入了桂平的紫荆山地区。他以自己高超的学识，诚朴的为人，一面教书，一面传教，不辞辛劳，奔走于紫荆山之间。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使紫荆山地区2000多人放弃了自己世代相传的多神信仰，转而崇拜皇上帝。至1847年，拜上帝会的团体和组织在广西桂平、贵县等地已深深地扎下了根。
就在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宣传拜上帝教的同时，洪秀全回到了广东花县老家。他用两年的时间，把出游广西的收获用着书的形式写下来，目的是充实拜上帝教的理论。1845至1846年，洪秀全连续写下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着作。这几篇着作分别从政治、经济、民族等方面阐述了洪秀全自己的观点。洪秀全从“天道”，也就是皇上帝的道法出发，呼吁人们尊崇正义罢黜邪恶，以上帝为尊，铲除妖魔。洪秀全的这几篇文章使用了很多宗教的语言和典故，但字里行间，多半与人民和国家的命运相连，因此这几篇文字表现出了洪秀全忧国忧民、渴望除旧更新的思想和要求，是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留给后人的珍贵精神遗产。
1847年7月，洪秀全从广东再度进入广西，与阔别3年的挚友冯云山相会。由于冯云山等人的努力，拜上帝会的组织和团体已遍布桂中、桂东南地区以及广东与广西交界的许多州县。洪秀全很快来到桂平的紫荆山，在紫荆山设立了拜上帝会的总机关。
洪秀全是拜上帝教的精神领袖。他以紫荆山为中心，联络四方教徒，制定教会的条规，指挥策划拜上帝教的发展事宜，在洪秀全等人的努力下，拜上帝教的组织日臻完备。
为进一步确立拜上帝教的威望，洪秀全率领其教徒发动了一场以捣毁庙宇偶像为主的群众运动。他亲自带领冯云山等人来到象州县的甘王庙，历数甘王的罪恶，然后将庙中甘王偶像的双眼挖去，胡子割掉，帽子踏烂，衣服扯碎，然后断其双手，碎其躯体。敢于捣毁甘王庙，这在当时是件大事，消息传开，社会反响强烈，洪秀全声望大增。毁庙风潮在紫荆山地区势不可挡。
从此，拜上帝教就从一般的组织密谋逐渐向公开斗争方向转化，洪秀全也就完成了其革命组织——拜上帝教的创建过程。
云龙凤虎会金田
两广地区，藏龙卧虎，有许多英雄豪杰在等待机会创造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杨秀清、萧朝贵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拜上帝会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广西清朝地方政府和豪绅们的注意。就在捣庙风潮兴起后不久，桂平地方政府逮捕了拜上帝会的实际主持者冯云山。
冯云山被捕入狱，在拜上帝会的会众内部引起一阵动荡。广大会众为此掀起营救活动。为救战友，洪秀会只身回广东，力图通过广东方面的一些关系和力量救出冯云山，但没有获得成功。
就在洪秀全到广东去的时候，紫荆山的拜上帝会内部谣言四起，一些人不但公开反对拜上帝会，而且要人们趁此散伙。地主阶级见有机可乘，也纷纷发动进攻，制造拜上帝会的分裂。在此外敌内奸进逼的紧急关头，两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勇敢地站了出来，承担了稳定会众的重任，他们就是杨秀清和萧朝贵。
杨秀清出身很苦。他5岁丧父，9岁丧母，由其伯父收养成人。杨秀清自小体弱多病，一只眼睛早已失明。他随伯父烧炭为生，艰难度日。但贫苦生活没有压倒杨秀清，反倒使他经受了磨练，积累了不少与地主阶级作斗争的经验与方法。
萧朝贵出身也很苦，其父把他过继给萧姓人家为子，故改姓萧。萧朝贵一家住在桂平鹏隘山，亦耕亦织，境遇很艰难。
杨秀清和萧朝贵为了反对各种对拜上帝教“叛道”的奇谈怪论，挫败那些阴谋制造分裂的人，借用了民间的一种迷信形式。
1848年4月6日，杨秀清在与会众谈话中突然态度严厉而肃穆。他告诉众人，皇上帝即天父已从天国下凡到人间，正附在他身上发话。接着杨秀清从自己的口中传出了一系列所谓来自天父的真言。“天父”斥责人们的罪恶，揭发对拜上帝教的叛道者，并当众就一些动摇分子的行为一一加以斥责，最后指出人们应当如何做。以后凡出现会众的动摇行为，杨秀清就假托天父下凡传言，以此来安定会众。
萧朝贵则步杨秀清的后尘，以同样的方式，伪托天兄耶稣下凡传言。在他们的努力下，因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返回广东造成的拜上帝会的内部动荡得以平息。杨秀清和萧朝贵也就成了继洪秀全、冯云山之后的拜上帝会的领袖人物。
拜上帝会虽然受到了一些挫折，但在拜上帝会的领袖们的努力下，各种困难被逐一克服。拜上帝会更迅猛地发展起来。
为了加强领导，应付日益紧迫的斗争需要，洪秀全与各地的骨干首领结成异姓兄弟，共同组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这个领导核心中，父亲皇上帝，长兄耶稣基督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真正起作用的是二兄洪秀全，三兄冯云山，四兄杨秀清，五兄萧朝贵，六兄韦昌辉，七兄石达开。洪秀全把拜上帝会的所有男女会员都称为弟妹，由此组成一个祸福与共的大家庭。这个领导核心情同手足，有事大家民主商量，一旦定下来就迅速坚定地执行，对后来起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这6人中，韦昌辉和石达开也是一方拜上帝会的领袖。
韦昌辉是桂平金田村人。从出身来看，他与别人不同，家境较富有，因此小时候有机会上学受教育。韦昌辉有较强的活动能力，他奔走在乡绅和官府衙门间，办事干净利索，托他办事的人也多。但他没有功名，因此很不得志，常为地方绅士们嘲笑。当冯云山、洪秀全到桂平宣传拜上帝教时，韦昌辉一家热情支持，并且拿出家中钱财为起义做准备，对金田起义做出了很大贡献。
石达开是贵县人，也是自幼丧父母。但他与众不同，除了耕田种地外，还兼做商业，因此是农民中的富有者。石达开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为经商之需又练过武功，算得上是个文武兼备的人物。1849年，贵县的客家人和当地人因为纠纷而发生械斗，客家人被赶走，这时，石达开挺身而出，出钱招人马抵抗，奠定了他作为一方拜上帝会首领的地位。
到1850年初，太平天国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850年夏，洪秀全下令团营。团营就是集中结营的意思。接到动员命令的各地拜上帝会员从四面八方向桂平金田集中，从而正式揭开八方龙虎会金田的历史一页。
拜上帝会的团营是有计划、有领导、有统一部署的行动。到这一年的年底，广西各地的拜上帝会先后都集中到了金田。据统计，小小的金田村史无前例地聚集了广西各地的会众达2万人。一场和封建统治者的血肉搏杀就要开始了。
但在1850年底的时候，最为紧要的还不是和封建武装的斗争，而是理顺集中金田的千万人的内部关系。这成千上万的人，不但需要坚强的领导，还要有各种规章制度，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有力的战斗集体，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为保障生活供给，拜上帝会成立了公库，所有参加团营的人都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公库，所有从战斗中缴获的财物亦上交公库。参加团营后的拜上帝会成员的衣食给养，统一由公库按规定供给，一律平均。这种有福同享，有苦同担的分配供给制有利于稳定人心，共同对敌。
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仿照中国古代文献《周礼》所列的制度编组参加团营的拜上帝会成员。他们制定了一个《太平军目》，把前来参加团营的群众分作前、后、左、右、中5个军，称做太平军。同时在军队中又实行男女分开组营，男有男营，女有女营，男女营都有严格的限制。
洪秀全自己率先蓄留长发，裹红头巾，以做为拜上帝会团营的标记。太平军把留长发看作是反抗清王朝统治，争取太平和自由的象征，因为清王朝要求剃发蓄辫带有一种奴使人的意味。太平军平时可披长发，也可以将长发扎成粗辫。作战时则将长发挽成发髻，或将发辫绕在脖子上，太平军将士认为这样还可以有一个作用，就是用来挡阻敌人刀剑。长发红巾成了太平军鲜明的标识。后来，敌人据此称太平军为“长毛贼”。
太平军有很多严格的纪律。洪秀全为拜上帝会团营制定和颁布的五条纪律，是后来太平军一系列礼制、营规、号令和禁律的源头。五条纪律是：“一遵条命”，也就是遵守纪律和命令。“二别男行女行”，就是男女有别。“三秋毫莫犯”，也就是不能触犯一般老百姓的利益。“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就是相互团结民主，但又要听从上级指挥。“五同心协力，不得临阵退缩”，就是同心杀敌，不得临阵脱逃或惧怕敌人。这五条是战斗纪律，也是太平军的生活准则，对加强太平军上下的团结，争取广大群众的协助与支持，确保起义的成功，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拜上帝会团营金田引起了清王朝的恐惧。清王朝急忙调兵遣将，集中兵力进攻金田，试图把革命力量扼杀在摇篮里，发生在金田附近蔡村江的一场战斗拉开了太平军和清王朝军队长期武装对抗斗争的帷幕。
1851年1月1日，受命统军驻扎桂平的清军将领周凤歧指挥清兵从四面八方直扑金田。那时天刚蒙蒙亮，周凤歧试图在天亮之前完成对金田的合围。不想拜上帝会早已知道了敌人的动向，已分路设下埋伏。当敌人一进入包围圈，太平军就猛烈地发动攻击。清军猝不及防，阵势大乱。清军副将伊克坦布急忙下令后撤，企图抢渡距金田五六里远的一条小河——蔡村江。但拜上帝会的军队抢先占领了蔡村，切断了清兵的退路。身陷重围的伊克坦布拼死突围，直奔江中的小木桥。拜上帝会战士见状立即跃入江中，用力把木桥拽坍，伊克坦布连人带马跌入江中，江中拜上帝会战士手起刀落，伊克坦布身首异地。这一战，拜上帝会歼敌300余人。大长了革命者的士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蔡村江战役后10天，也就是1851年1月11日，拜上帝会所有会众云集金田，借为洪秀全祝寿之机正式宣布誓师起义。这一天，太平军将士身着盛装，旌旗招展。洪秀全在接受了众人“恭祝万寿”的祝福后，健步登上检阅台，正式宣布起义，从此高举起推翻清王朝，武装夺取政权的义旗。
金田起义后，清王朝急忙调兵予以镇压，清兵作战的总方针是：围困、追堵、断绝接济，力图就地全歼，不使其蔓延扩大。太平军的作战方针是：不与敌人正面作战，避免消耗有限的力量，力求摆脱遭敌围困的被动处境，向清军相对薄弱的地方进军，并伺机设伏歼敌。这场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长达半年之久，总的来说，太平军处于一种被围追攻扰的被动局面。但1851年9月的官村决战彻底改变了这一局势。
太平军自紫荆山突围后向南线转移。清将向荣、乌兰泰率兵一路追击。1851年9月15日，向荣催军进驻官村(今广西平南县境内)，目的是拦截太平军继续南下。向荣进驻官村后尚不及构筑营垒，就下起了罕见的大雷雨。此时，太平军的精锐4000余人就驻防在离官村约5公里的思旺圩。这场大雨真可谓天助太平军，萧朝贵、冯云山亲自指挥部队分三路直扑官村，将向荣之部包围住，然后突然发动攻击。英勇的太平军将士冲入敌阵，猛力冲杀，以刀矛与清兵展开近体肉搏战，向荣见势不好，连忙下令兵勇开枪放炮，不想大雨早将清军的火药浸湿，枪炮均不能点放而成废铁一堆。太平军因此杀敌更欢。向荣虽指挥有万余人的部队，但他已无法控制局势，只好任凭这万余兵勇哀号狂奔，四处溃逃。包括千总杨成贵在内的清兵死伤无数，唯向荣在卫兵的拚死护卫之下，才捡了一条命，败退回到平南县城。过后，向荣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一生从军数十年，还未见过如此难对付的敌手；一生大小作战几十次，还从来没有像官村这样的惨败。
官村之战后太平军集中于思旺，分成两路，从容向北面的永安州转移。太平军的官村大捷标志着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彻底胜利，太平军从此开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一路破围向金陵
官村大捷之后，太平军分水陆两路向北进军，仅用10天时间就攻克占领了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永安是太平军攻克的第一座城池，在永安州城里，太平军驻留了半年，创立并完善了太平天国的各种制度，为把革命向全国发展做了很好的准备。
1851年底，洪秀金在永安颁布《封王诏令》。他以天王之尊，封杨秀清为东王九千岁，萧朝贵为西王八千岁，冯云山为南王七千岁，韦昌辉为北王六千岁，石达开为翼王五千岁，东王以下各王要听东王的“节制”，即命令和指挥。洪秀全这样做的目的是确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政权结构和领导统属关系。农民英雄们的这种做法是对封建皇权的抨击和否定，具有很强的反封建革命性。
太平军在永安做了大量的巩固政权、加强组织的工作。他们加强了圣库制度，重申一切缴获均应归公，不许私藏的纪律。太平军能够和强大的敌人在贫瘠的永安山城周旋半年以上，圣库储备的物资起了很大的作用。
太平军建立了奖惩记功制度，还根据《太平军目》和《太平条规》对太平军进行很好的编组。为表明农民政权和封建政权的区别，太平天国还颁布了《太平天历》，实行与封建正统王朝不同的历法。
太平军在永安打击地主豪富，团结人民群众。初到永安时，很多老百姓误信封建官绅宣传，纷纷逃出家门，躲进深山密林之中。太平军发觉以后，立即派人高擎火把，前往寻找，找到后就劝他们回家。有一次，几位出走的农民在路上遇到太平军，吓得赶紧下跪求饶。太平军看到是穷苦人，立即和颜悦色地说：“不必惊慌，天兵专杀妖魔，绝不伤害百姓，回家打开大门种田吧!”所以时至今日，永安一带还流传着很多太平军为“仁义之师”的故事与传说。
对地主阶级，太平军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太平军一到永安就点名要地主们捐钱献粮。有些地主拒不交纳，太平军就发动贫民到他的家，抬猪的抬猪，挑谷的挑谷。有时还把地主的房子拆了，将砖瓦木材用来修造营垒。占领永安正是秋收时节，因此太平军发动农民到田里大量抢割地主的禾谷。抢割地主的田禾，就是禁止地主收租，所以很受农民的欢迎。过去到田里割禾是为地主，今天是为自己，太平军的做法深得人心。
太平军在永安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清除内奸，巩固政权。当时，清政府一方面用军事武力围剿太平军，另一方面又“设谋用间”，祈望通过收买、分化、暗害等手段，获得战场上无法赢得的胜利。敌人的这一毒计对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太平军并没有生效，东王杨秀清及时果断地揭露并彻底粉碎周锡能内奸案，就是很突出的例子。
周锡能原是广西博白拜上帝会的骨干，金田起义后被封为军师。就在奉命回乡召集会众的路上，周锡能投降了清军，做了一名可耻的叛徒。1851年12月13日，周锡能受清军指派混入永安城，企图行刺太平军的领袖，趁机献城。
但周锡能的阴谋活动早已被东王杨秀清所掌握。1851年12月21日，杨秀清开展了一场极富戏剧性的审奸斗争。他先是联合其他诸王到洪秀全处奏事，说是要加封周锡能官职。当着天王和众人之面，杨秀清忽又假托天父下凡，大喊拿下周锡能，并要审讯周锡能，且传令大家一同来观审。等到人都到齐后，杨秀清假借天父之口开始审讯周锡能。起初，周锡能百般抵赖，“口口声声说“实无二心对天”。胸有成竹的杨秀清历数了周锡能叛变投敌的各种罪证，包括将其罪恶阴谋告知其妻子，暗中磨刀伺机刺杀诸王，乘黑夜窥探城楼机密以便配合敌人攻城等。确凿的证据，使周锡能不得不低头认罪。杨秀清趁机奏请天王处周锡能以死刑，众人对此无不拍手称快。周锡能临死时悔恨莫及，告诫太平军将士：“各人要尽忠报国，不要学我周锡能反骨逆天。”太平天国除奸防谍的成功对封建统治者也是很沉重的打击。
永安在当时是一个很贫穷的州城，所以它不是太平军的久留之地。太平军上有天国的大天堂，下有人间的小天堂。这小天堂指的就是今天江浙一带，特别是六朝故都，虎踞龙盘的金陵城(今江苏省南京市)。
1852年4月4日，天王洪秀全向太平军全军将士发布了从永安破围的诏令。第二天拂晓，太平军胜利突破清军的重围，挥师北上，直指当时的广西省府桂林。
4月18日，太平军兵临桂林城下。当天夜里，太平军分别从西和南两面对桂林城发动进攻，桂林城火光冲天，杀声震耳。
4月19日，清军名将乌兰泰一直尾随追击太平军到桂林。乌兰泰亲率数十名骑兵一马冲在前边。当他行至桂林城南门外数里的将军桥时，太平军早巳在此设下埋伏。乌兰泰一进入伏击圈，太平军立即开炮轰击，炮火准确击中乌兰泰，使他当场从马上跌下，随从几乎全部被击毙。重伤的乌兰泰不久死于阳朔。
太平军痛歼乌兰泰军之后，就日夜猛力攻城。勇敢的太平军冒着敌人的炮火，架设云梯强行登城。清军凭借坚固的城墙，拼死抵抗。清军除使用枪炮、箭矢、滚木、擂石外，还用木柴将油和水烧开，泼向城外。可以这么说，清军能使用上的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因此太平军未能攻下桂林城。
云梯攻城不成，太平军则采取挖地道的方式，准备用火药轰塌城墙，继而攻城，但这招也未获成功。因为桂林城是个四面环水的石灰岩地质的山城，因此挖地道有时遇上坚硬的岩石根本无法掘进，有时则遇到地下水弥漫，也难以继续下去。这种拉锯战持续了20多天，从各地调来解桂林之围的清军也陆续汇集桂林附近，形势开始朝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于是，太平军准备主动撤离桂林。
太平军撤离桂林采取了疑兵计。5月19日天未亮，太平军在其阵地对着桂林城猛烈开火，并将无数的箭矢射进城里，引起清兵一阵恐慌。与此同时，太平军在桂林象鼻山等地用草束装成假人。火炮装满弹药，用长短不一的导火线引着。清军蒙胧之中看到象鼻山上的人影，又听到不绝的炮声，特别注意防守。太平军趁敌不敢出城追击之机，从容离开了桂林。
太平军虽未能攻下桂林，但桂林是广西的首府，桂林被围将近一个月，对清王朝的打击是很大的。
这时的太平军已逐渐形成了“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策略，这也就是说太平军并不刻意去进攻城镇及军事要地，而是一心想到南京去。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又使太平军改变自己的策略。
太平军主动撤离桂林后一路顺利，于5月24日来到了桂北重镇金州城外。本来，太平军并没有进攻金州的意图，但在这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使太平军改变了自己的作战计划。
金州城内有座凤凰山，凤凰山的清军守兵一直关注着城外的太平军走向，就在5月24日这天，清军看见城西郊的太平军后队中有一乘黄色的轿子，清军估计是个重要人物，遂点燃土炮对着黄轿开炮，只听轰的一声，果然命中，乘轿者正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南王冯云山。
听到冯云山负伤，洪秀全和杨秀清怒火中烧，他们立即下令前队人马回师金州，合力攻城，以报炮伤冯云山的深仇大恨。5月25日，太平军猛烈进攻金州城，守城清兵殊死抵抗，太平军将士也异常英勇。6月3日，太平军由城外挖掘地道到金州城墙根下，用棺材装满火药，然后点燃火药引线，只听一声巨响，城墙被炸开了两丈多宽。太平军战士趁着硝烟掩护，奋勇冲入缺口，攻克了金州城，为冯云山报了仇。
太平军攻克金州后顺湘江分水陆两路直下湖南，不料水路军出金州后不久就在一个叫蓑衣渡的地方遭到清兵的埋伏。清兵在水里设置障碍物阻止太平军前进，继而用炮轰击船队。太平军对敌情估计不足，血战两天，只好弃船上岸，然后就一把大火将船全部烧毁。这一仗太平军损失很大。南王冯云山在金州负伤，又经此战而得不到及时治疗，牺牲在这里。
太平军原想利用湘江涨水的时机，顺流而下直取湖南首府长沙。但蓑衣渡战役使太平军的水军全部丧失。这样太平军就不得不改变计划，在湖南的南部先做停留，补充人力物力，然后绕道进攻长沙。
1852年6月12日，太平军由广西进入湖南。从6月到9月，太平军转战湖南的南部。清朝在湖南南部州县的守军在太平天国强大的声威下，纷纷望风而逃，弃城不守。太平军利用这种有利形势，一方面大力扩大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向天下发布文告，申明自己的事业。杨秀清和萧朝贵联名先后发表了《奉天诛妖救国安心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讨清檄文，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支持太平天国的事业。
1852年8月17日，太平军攻克湘南重镇郴州。在郴州，太平军吸收了大量煤矿工人参军，这些煤矿工人很会挖地道，太平军就此建立土营，专门从事挖地道攻城。这些土营在以后太平军的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军攻克郴州后，萧朝贵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从情报中得知长沙城防空虚，假如以数千精兵轻装速进，长沙唾手可得。洪秀全、杨秀清很赞同这个想法，就命萧朝贵带领精兵2000人，迅猛进军，攻打长沙省城。
长沙确实兵少将寡，但萧朝贵的2000人也不足以形成对长沙城的全面包围，只是占领了长沙城南门外的妙高峰等几个据点，从这里架炮猛轰长沙城的南门。守城清军也扛运火炮架在城楼上，开炮与太平军对击。9月12日，萧朝贵身穿黄袍，亲率刀牌手往各战场督战，不料城上敌兵开炮打来，萧朝贵躲避不及，被击中胸膛，弹子穿身而出，重伤倒地。众人把萧朝贵抬回军营抢救，并将他负伤的消息禀报还在郴州的洪秀全。洪秀全即率主力北上支援进攻长沙。等他们来到长沙时，萧朝贵已因伤重牺牲于军营中。这位一马当先、英勇无比的英雄的牺牲，是太平天国继冯云山战死后又一重大损失。
萧朝贵的牺牲使洪秀全、杨秀清异常愤怒，发誓要攻下长沙。他们在长沙城外安营扎寨，连营数十里，每日向长沙猛攻，但由于长沙城墙坚固而不能得手。久攻不下的太平军开始动用土营开挖攻城的地道。11月10日，太平军第一次在长沙南城西侧炸塌城墙，2000多将士奋勇向前，在缺口处同清兵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后因敌人大队人马赶到增援，使太平军无法入城。11月13日和29日，太平军又两次炸开城墙，而守城清将亲自上阵，以惨重的代价才得以阻止太平军于城外。
到第三次穴地攻城不克，太平军围攻长沙已达80天之久。这时天朝官兵虽有粮食但缺乏油和盐，而清政府为救长沙之围，先后调集了各地兵力数万人，形成对太平军的反包围。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形势，太平军根据原先制定的“略城堡、舍要害”的原则，于11月30日夜趁风雨，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夜把数万大军撤离了长沙城郊。
太平军撤由长沙北上进攻武汉，10多天后占领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在岳州太平军得到5000多条民船和大批枪械弹药，重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师，借以水师力量压倒清军。从此太平军往来长沙两岸心随己意，相当自如。太平军从岳州起兵，水陆齐头并进，沿途凯歌声声，水流风顺，于1852年12月22日和29日分别攻克占领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汉阳和汉口。
汉口和汉阳为太平军攻克，武昌成为一座空城，清兵以坚壁清野为借口下令摧毁武昌城内的民房，武昌城内顿时火光四起，烟雾冲天，民众哭喊声不断，这也说明清军的守城将士对太平军的到来是相当恐惧的。
这时真可以说是天助太平军。这一年发生冬旱，长江水很浅，江面露出很多沙洲。洪秀全命令太平军的水军用船搭起横跨长江的浮桥，船上铺上木板，船底下系上几十斤重的大铁锚，所以船很平稳而且很易行。太平军将士呐喊着冲过浮桥，围攻武昌，并加紧开挖地道以轰炸城墙。
1月12日黎明，武昌大雾满天，守城清军兵勇还在梦中酣睡，突然一声巨响，引来一片混乱，原来是太平军在武昌城文昌门下挖地道引发炸城的火药，火药将城墙炸开了20多丈。太平军8位勇士手擎军旗率先冲击城内，接着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等太平军将领率部杀入城来，守城兵勇6000多人纷纷逃窜。太平军攻破武昌城。
这时，东王杨秀清立即传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太平军将士在一片“杀妖”声中追杀清兵，结果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布政使梁星源等大批官员要么自杀、要么被杀。武昌因此被太平军占领。在老百姓的热烈欢呼声中，洪秀全、杨秀清进驻武昌。
武汉是华中重镇，位置十分重要。由于武汉是太平军自金田首义以来攻克的第一座省城，因此太平军进驻武昌无疑是对清政府的重大打击。一直尾追太平军的清朝钦差大臣向荣听说武昌被太平军攻克，气得吐血。咸丰皇帝先是焦急难言，随后是极度愤恨，气急之下把一大批官吏革职查办。
在武汉，太平天国内部对下一步的去向有不同的看法。石达开主张往四川方向发展，洪秀全主张北向河南，杨秀清主张东下金陵。正在举棋不定之时，杨秀清伪托天父下凡，申明占领江南的好处，否决了西进北上的意见。核心领导层的主攻方向就此取得统一，目标是“小天堂”。
1853年2月9日，太平军兵分水陆两路，舳舻千里扬帆东下。当时太平军已发展到50万人，陆军威武雄壮，齐步行走。水军则顺流而下，浩浩荡荡。单是这种气势，就足以使沿江的清将守军望风而逃。一个专门从事收集太平军情报的人向清政府报告说：太平军由武汉下江南，前后相连数十里，单船帆就足以把整条长江盖满，他们走的时候，船帆就像飘雪一样，住的时候船樯就像芦苇丛。远远就可以听到他们的炮声，沿江州县官吏，望风而逃，所以太平军一天能走数十里，所想占领的城池都是不战而得，遍地的金银粮米随他们载运，对太平军，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抵御的办法。
清朝钦差大臣向荣则是一副狼狈相。这个太平军的手下败将，为敷衍清政府只好硬着头皮去追赶。向荣的清军有时追上一两只小船，就拼命开炮，抛火弹，然后就去向清政府表功。私下里，向荣自己也说：太平军沿江而下，行动迅速，我们肯定是追不上的。
天时、地利、人和，就在这种极具优势的情况下，一个月后，即3月9目，太平军的前锋抵达南京江面，从而开始了围攻南京的战斗。
金陵城周围96里，如此大的城市，如此重要的地方，清军只有5000守兵，加上协防团勇也不过万把人，所以太平军在人数上有绝对的优势。而且清兵素质很差，很多人是吸鸦片的，一个男兵的力气还没有一位百姓妇女大。虽然清政府三令五申由各地调兵支援，但各地的清兵慑于太平军的声名，多半是按兵不动，见死不救。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通过地道用地雷炸开了金陵城仪凤门的城墙。守城清兵尚来不及逃命，太平军将士从城墙缺口蜂拥而入，迅速占领并打开其余城门，迎接主力部队攻入城内。清朝两江总督见势不好，连忙乘轿逃窜，逃没多远迎头碰上攻进城的太平军，太平军手起刀落，把这位总督大人分做了几大块。金陵城里战火纷飞，枪炮声、喊杀声，震彻数里之外，经过近10天的血战，太平军占领了金陵城。
1853年3月29日，天王洪秀全乘坐一乘黄色轿子从金陵城的水西门入城，金陵城万人上街迎接，进城仪式隆重而热烈。太平天国改金陵为天京，定为首都。从此结束流动作战，开始建立以天京为中心的稳固根据地。
曾剃头与湘军
在与太平军对垒的敌人中，外号“曾剃头”的曾国藩和他训练指挥的湘军可以说是最凶恶的。曾国藩的四弟曾国荃曾一度因杀人很多而不安，曾国藩就写信鼓励他对农民起义者不应手软，应多杀。他说，即使历史上的周公、孔子生活到现时，也绝不会不全力想法去“诛灭”太平军。可见曾国藩是很凶狠的。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今湖南双峰县)人，原名并不叫曾国藩，而叫曾子城。曾子城28岁那年(1838年)考取了进士，然后又参加朝考，成绩很好，列在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看了曾子城的试卷很是喜欢，特别将他的排位拔高了一名，变成为一等第二名。曾子城大喜过望，对清皇帝感恩之心突发，立即将原名子城改为国藩，表示要成为国家屏障的一片忠心。因此，道光皇帝给了他不少好官做，曾国藩也就官运亨通。
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打破了京师的沉静。1852年，曾国藩被派往江西充任科举乡试正考官，行走到安徽时获知他的母亲病死，他就赶回家奔丧。进入湖南境内时，太平军正在进攻长沙。等他回到家时，太平军已撤离湖南北上。但太平军的到来引起了湖南各地农民的强烈响应，不少地方都发生了农民起义。清政府感到自己无兵力镇压，就下令各省自己办团练以镇压农民起义。这年的12月，朝廷下旨给曾国藩，要他协同帮办本省的团练，曾国藩接受了任命，从此走上了与农民武装为敌的道路。
曾国藩搜罗本地的地主阶级，自己出钱筹备军饷组织了乡族民团。又由官府供给军饷以城厢之民为练。在湖南省城长沙，曾国藩则办大团，这个大团逐渐演变为湘勇，也就是后来屡屡与太平军在战场上为敌的湘军。
曾国藩办了团练之后就拿本省的农民起义军来试刀。他上奏朝廷说：湖南应杀而没有杀的人已积累了几十年，很横行。因此他决心帮助皇帝“用重典以锄强暴”，哪怕是得一个残忍严酷的名声也无所谓。决心一下，曾国藩就带领他的团练在湖南各地疯狂地镇杀农民义军，仅1853年正月一个月，曾国藩就镇压白沙堡、衡山、安仁等地的农民起义军，杀人200多人。正月春节都不闲着，其他时候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湖南的农民群众十分仇恨曾国藩，给他安了个花名叫“曾剃头”，以此来形容曾国藩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曾国藩给别人“剃头”的资本就是他所创办的湘军。湘军为什么比别的地主阶级武装更能战斗，对农民起义镇压更得力呢？这主要是因为曾国藩有独特的训练军队、组织军队的思想和能力。
首先，曾国藩很重视选将领。他认为将领强才会带出好兵，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曾国藩眼中的强将是这样的：一要有才能，否则别人不服你；二要不怕死，敢杀人；三要不计名利；四要吃得苦。
第二，曾国藩很重视在湘军中进行思想教育。当然，他的思想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封建的伦理道德。曾国藩在大小场合下都对士兵讲忠君思想，希望他们争做忠臣义士。而忠君的第一步是忠于自己的上级，见到自己的长官要肃静、敬礼，要给长官请安，出营归营随时报告官长，如此等等，规矩很多。在封建思想的灌输下，湘军普遍存在一种争做忠臣义士，争做名将达官的风气。
第三，曾国藩讲求军纪。除了要求湘军“尊上”、“爱民”外，曾国藩还要求将士禁戒恶习，他的军规里禁止士兵吸大烟、禁止赌博、禁止喧哗、禁止奸淫、禁止传播谣言、禁止结盟拜会、禁止穿奇装异服。有一次，他手下的兵勇进入一商店闹事，砸了别人的店牌，而且还纠合众人进入官署，打伤县官。曾国藩就下令将这批兵集合，当场杀了一个，给另一个戴上枷锁以示惩罚。又有一次有士兵为要增加军饷而在营房中闹起来，曾国藩认为是将官之错，将营官抓了起来，吓得曾国藩的一个亲信因此生了病。虽然如此，湘军后来军纪还是很坏，曾国藩对别人似乎很严，但他自己可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军纪约束。史书记载说，他一生嗜烟如命，而且也养小老婆。这是地主阶级口是心非的突出表现。
第四，曾国藩的战略行之有效。当时清政府的战略出发点是保卫北京的绝对安全。而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保家、保县、保湖南，为保湖南而争江西、湖北。湘军中有很多是受地主阶级欺骗而参军的农民，他们天真地认为太平军是要毁他们的家，夺他们田地，因此和太平军作战就特别卖命。
湘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在其发展初期，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却是胜败兼而有之，这说明所谓湘军的战斗力强只是相对于清政府腐败透顶的八旗、绿营兵稍好点罢了。
曾国藩办了团练，在本省初试牛刀，闹了个“曾剃头”的绰号之后，就向清政府表忠心，表示要“以身许国，愿死疆场”。清政府催促他出战太平军。1854年3月，曾国藩亲率湘军水陆配合，夹湘江而下，与西征而来的太平军作战。临行之前，曾国藩发表了一个十分恶毒的《讨粤匪檄》。他把太平军称做“粤匪”，目的是利用封建的地域观念以挑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人民和广西、广东人民之间的关系。在这篇所谓檄文的最后，曾国藩磨刀霍霍，凶相毕露，声称他奉皇帝之命，统帅二万大军，水陆并进，决心卧薪尝胆，诛杀太平军这些“凶逆”。这篇檄文再一次全面暴露了曾国藩杀人魔王的凶残相。
湘军战胜太平军的第一战是湘潭战役。1854年4月24日，太平军的西征军占领了湘潭。曾国藩指挥湘军集结到了湘潭，兵力优势于太平军，而且太平军的主将林绍璋又是一个没有什么大本事的人，因此湘军很快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湘军在湘潭城下设下埋伏，当守城的太平军架起梯子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时，湘军伏兵冲上前去将太平军战士一一砍死，趁机夺取梯子攻城。太平军猝不及防，湘军趁势拿下了湘潭城。湘军初战告捷，曾国藩大吹牛皮，好不得意。
曾国藩于是督促水师进袭靖港。不曾想湘军一进靖港就遭太平军岸上炮火的猛烈轰击，打得湘军阵脚大乱。太平军又出动200多只小划船对湘军小战船发动进攻。湘军抵挡不住，纷纷弃船上岸。曾国藩连忙下令调陆军来支援，但湘军陆营见水师已败，而且太平军的陆营也出动，吓得往后逃命，曾国藩手持佩剑在后面杀人督战也阻止不住。沮丧的曾国藩两次投水自杀，均被属员救起而未遂。最后是夹着尾巴，狼狈逃回长沙。
以当时的力量，太平军是可以取胜湘军，并把这支凶恶的地主阶级武装扼杀在摇篮里的。但太平军主将林绍璋指挥不力，兵力又过于分散，所以不能给这支还处于初建阶段的湘军以歼灭性打击，曾国藩这支凶狠的地主阶级武装因此得以不断壮大，成为以后致太平军于死命的一支力量。
半途而废的北伐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领袖层就开始议论派兵北伐，拿下封建帝王的老巢北京。1853年5月，太平天国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率兵2万余人北伐。
一支2万多人的部队，担负进攻北京的任务，实际上是不胜此任的，但北伐军将士义无返顾地登上征程，靠的是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太平天国领袖们指示北伐军应尽量避开敌人兵力优势的地方，不贪恋攻城拨案，目标是直指北京。可以看出，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战略思想是速战速决。
1853年5月13日，林凤祥等人率领2万余名太平军战士踏上了漫漫的北伐征程。
太平军一路很顺利，沿途百姓特别是捻军不断支援太平军，队伍壮大很快。一个月后，太平军来到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准备从这里抢渡黄河，取道山东北上。但就是在渡河时，太平军遇到了障碍。
林凤祥、李开芳亲率兵将沿黄河上下40里寻找渡河的船只。原来清朝地方政权已将黄河的河面封锁，附近的船只一律集中到黄河北岸，然后放火烧毁。林凤祥等人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两只小船。于是太平军派出先头部队摇着这两只小船向河北驶去，当船行到河中间时，对岸的清军发现了，于是他们开炮击船，很不幸，两艘船都被击中先后沉入河中，太平军首次渡黄河未获成功。
渡河不成的北伐军继续西行寻找渡口和渡船，可都找不到。6月19日来到河南省城开封城下。北伐军在开封城郊扎下营，目的不是攻开封，而是找船，但也还是一艘都没找到。恰巧这天夜里，下了场大雷雨，开封城外的护城河涨水更深，北伐军的火药也全部被打湿。北伐军一看形势不好，就连夜起程，离开开封，沿黄河南岸往西而去。
北伐军中大多是南方出生的，他们不服北方水土，也吃不惯北方的麦面，困难很大。那时又没有现代通信设施，山遥水远，和天京几乎没有音信往来。但北伐军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北伐任务。
终于，北伐军来到河南巩县东10里之外的一个渡口。这里是洛河和黄河的交汇处，有一些运煤的船只。北伐军请求矿工和船夫帮助将他们渡过黄河。船夫和矿工们答应了。6月28日，第一批太平军战士乘船渡过了黄河。当清军发现太平军渡河的位置后，便加快了围追堵截的行动。7月1日，清兵主力赶到，他们疯狂地阻止太平军渡河，河面上炮火不断。北伐军一面顽强阻击敌人，一面拼命抢渡。到7月3日，主力渡过了黄河，但在黄河南岸担负掩护任务的1000多人都未能渡河。这场渡河战是北伐军最艰苦的战斗之一。
太平军渡河之后像插上了翅膀一样，进军神速。7月8日，北伐军开始围攻黄河北岸的重镇怀庆(今沁阳)，太平军想攻下该城，补充粮食和弹药后继续北上。怀庆是个产火药兵器的地方，但清军只有300多守兵，加上团勇壮丁也不过1万人。太平军人数上占优势，但很不幸，当时正值盛夏，疫病流行，南方来的太平军将士很多都生病，作战能力下降，因此不能迅速攻下怀庆。由于不能迅速拿下此城，让清政府赢得了时间。清军从四面八方赶来以解怀庆之围，人数超过6万人。这样，太平军就得一面攻城，一面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双方在这里相持了60天。
随着敌人增兵越来越多，林凤祥、李开芳等人决定主动撤离怀庆。9月2日是太平军撤离怀庆的日子，这一天，太平军采取了疑兵战术以防止敌人追击。林凤祥、李开芳密令各营房悬挂起活羊和活狗，狗和羊的脚下放上一面鼓，羊和狗挣扎时脚便不断地踢打鼓面，发出响声。与此同时，太平军把大量的柴草放入灶中。清兵远望太平军营房中鼓声不断，烟雾不绝，都以为太平军不会撤离，那知太平军已趁此拔营北上。几天后，清兵才发现上当了，而这时太平军已由河南越太行山走了800里进入山西境内了。
太平军在山西虚晃一枪，然后突然像一把尖刀，插入北京的外围地区直隶省，乘胜北上，几乎每天占一城，步步向北京靠近。
北京这时乱成了一团，在咸丰皇帝召集的一次会议上，当谈论到太平军北上时，王公大臣放声大哭，有的眼眶哭肿得像桃一样大。那些有钱人家都收拾家当逃出京城。咸丰皇帝也准备逃往热河，甚至准备像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一样上吊自杀。
不过，太平军到了天津以后形势也很不利，首先是清兵从几个省云集京津地区，力保京城，兵力越来越多，远远优势于太平军。另外就是气候，太平军到天津附近时已是入冬时节，冰天雪地，使南方来的太平军将士耳鼻冻裂，手足溃烂；加上一直处于急行军状态，战士们很疲劳。鉴于这种情况，林凤祥、李开芳下令在天津南面的静海县独流镇停止进攻，构筑营房。他们筑木城，挖堑壕，埋地雷，建望台，坚守等待来自天京的援兵。
由于消息不灵，北伐军在天津附近受挫的消息很久才传到天京，天京太平军统帅部于1854年2月派曾立昌、陈仕保、许宗扬等率7000余人驰援北伐军，援军由安徽出发，一路顺利，并且得到沿途捻军的支持，队伍壮大到5至6万人。队伍壮大本是件好事，但对粮食和弹药补给需求也更大，北伐援军越往北走，这个矛盾越尖锐突出。
4月13日，北伐援军围攻齐鲁重镇——临清。太平军采取掘地道的办法将大量地雷埋到临清城墙下。当地雷炸响后，临清城墙洞开，太平军趁机杀入临清，乱战中临清知州张积功，副将庆德被斩杀。北伐援军当天占领了临清。
敌人早知道北伐援军的目的，因此在北伐援军将至之前，已将临清的弹药和粮食一并焚毁了。援军实际到手的是一座空城。北伐援军忍受饥饿的煎熬，新吸收的战士中不少人开始动摇，不守纪律的现象日渐多起来。此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向临清集结，迫于无奈，北伐援军放弃了临清。
就在这时，援军内部就下一步的行动发生了分歧和争论。曾立昌主张继续北上，而许宗扬迁就部队中新成员留恋乡土，不愿北行的情绪，主张南返。争论的结果，南返派得胜。北伐援军全队开始南退。在南退的过程中，援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加上清兵的追击，一路溃不成军，结果4月27日在冠县全军被清军打败，3000多太平军战死在这里。
军败之后，曾立昌率余部来到江苏丰县的黄河边。此时，后面清兵呐喊着追杀过来，前面便是黄河，太平军战士以为黄河水浅可以渡河，就纷纷冲向黄河，不料黄河泥沙淤积很深，人马均被泥沙陷往，结果大部分牺牲在河中。主将曾立昌跃马跳入黄河，被活活淹死。陈仕保后来战死于安徽境内。只有许宗扬只身逃回了天京，对这位没有完成增援北伐军任务的将领，东王杨秀清用军法处置他，将他投进监狱治罪。
就在北伐援军派出的同时，北伐军从静海、独流突围成功。3月9日占领了山东的阜城。清军派出得力战将胜保、僧格林沁分别率部追击。在阜城，太平军损失了一员主将吉文元。吉文元在夜袭围城敌人时被流箭击中受重伤，两天后就牺牲了。
5月5日，北伐军又由阜城突围来到山东省东光县的连镇。不久僧格林沁也赶到，北伐军又被包围在连镇，北伐军知道天京派来的援军已到了临清(实际已败亡但北伐军不知道)。于是林凤祥和李开芳商议将北伐军分作两路，林凤祥一路继续镇守连镇，李开芳率精兵1000人自连镇突围南下迎接援军。
李开芳率部突围成功南下来到山东高唐。胜保也率兵马追到了高唐。在高唐，李开芳知道援军已败南归，连忙写信派人潜回连镇，叫林凤祥不必再等援军，立刻率军突围南下。但送信人中途被清军截获而未完成任务。林凤祥不知援军败讯继续坚守待援，这样，北伐军分隔两处，造成被清军包围及各个击破的不利态势。
林凤祥部被困连镇，粮食匮乏，只能以高粱、黑豆充饥。到1854年底，粮食就更困难了，战士们把骡马杀了，皮箱刀鞘也煮吃了，一切能找到的野菜都被挖尽了，榆树的皮被剥下研成粉来充饥。僧格林沁趁机开展诱降活动，3000多人投降了清军。
1855年2月初，僧格林沁对林凤祥部发动总进攻。林凤祥指挥部队拼死抵抗。清军用炮火猛烈轰击太平军的工事阵地，太平军抵挡不住，清军纷纷扑入，太平军与清军展开了白刃肉搏战，林凤祥亲自上阵，不幸受重伤，被藏在一个很深的地道内。这样，林凤祥部将士大多阵亡。林风祥本人也被搜获，押送北京。这位太平军的英雄视死如归，1855年3月15日在北京被处死。临上刑场那天，他神情自若。当刽子手的刀就要砍下时，他两眼直视前方，没有发出丝毫声音，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李开芳在高唐州构筑了稳固的工事。胜保虽兵力占优，却不能攻克。咸丰皇帝一怒之下革了胜保的职，命僧格林沁集中兵力进攻高唐。僧格林沁改变了胜保围城强攻的做法，诱使太平军突围。1855年3月17日，李开芳自高唐突围向南急走，最后在一个名叫冯官屯的村子驻扎下来。
僧格林沁率部追到，他在村子的四周安放火炮向村子里轰击。李开芳指挥太平军战士在村里挖地道以防炮火，并安排很多射击孔，当清军逼近射程之内，太平军就开枪射击。这样，僧格林沁还是不能打败李开芳的部队。
僧格林沁想出了一条虽笨拙却异常恶毒的计谋。他在冯官屯的外围筑造围堤，然后征集民工，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120里外的东昌(今山东省聊城)引京杭大运河的水浸灌冯官屯。当围堤水浸满后，太平军变得非常被动，地洞进水不能藏身，粮草火药全部浸湿。于是，清军集中火炮向村里轰击；并加紧诱降活动，先后有200多人出降。李开芳见有机可乘，连忙派140多名战士去诈降，以内外配合进行突围，不料这一计谋被敌人识破，140多名战士被当场杀掉。
1855年5月31日，太平军弹尽粮绝。僧格林沁派人传话，只要李开芳投降，他本人和部下都可不杀。为免遭无谓的牺牲，李开芳答应率部出降。可是，僧格林沁背信弃义，杀害了李开芳。李开芳轻信敌人的许诺，是个深刻的教训。
太平军半途而废的北伐就此结束。
溯江西征
太平天国在1853年派兵北伐后，又于6月初派兵溯长江而上西征。与北伐不同，西征基本上可以说是成功和胜利的。
1853年3月2日，太平军将领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等率近万人自天京出发，开始了历时4年之久的西征。
太平军一路顺利拿下了很多州县。6月24日来到江西省城南昌城下，开始围攻南昌。当时围城太平军约8000人，而守城清兵20000多人，敌众我寡，故南昌屡攻不下。太平军也曾掘地道到南昌城墙下用地雷炸塌了城墙，但敌人很快就补上了。眼见一时无法攻下南昌，主持攻城的太平军主帅赖汉英改变了策略，转攻南昌附近的州县，结果大获成功，南昌几乎成为一座孤城。就在太平军有可能攻下南昌之际，东王杨秀清却大发脾气，他认为太平军没有能力攻下南昌，遂命令西征军撤离南昌，并革了赖汉英的职，派翼王石达开全面主持西征的军事指挥工作。
西征军从南昌撤围后兵分两路，一路攻安庆，取庐州；一路入湖北，谋武昌。
庐州(今安徽合肥)是当时安徽省的临时省城。安徽巡抚江忠源曾在广西金州的衰衣渡打败过太平军，自称是对付太平军很有办法。但实际上当时清兵的力量较弱，总兵力不足1万人。所以江忠源的策略是利用庐州坚固的城墙坚守等待援兵。
太平军采用他们熟悉而又惯用的掘地攻城法，用地雷轰开了庐州城大西门附近城墙，但江忠源立即指挥清兵抢堵上了。太平军又用同样方法，结果江忠源也用同样的办法补墙。这时，太平军发挥聪明才智，设计了一种连环攻城新法。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又掘地道到庐州城南门下，这次太平军将地道掘成双层，分别埋上不同量的地雷。深夜，太平军引发了上层的地雷，炸塌了城墙。清守军连忙抢堵，不一会，太平军又引发了一层的地雷，结果堵口的兵勇死的死，伤的伤。太平军趁势由缺口冲入城内，另一些太平军战士则搭起梯子攻城，城内秩序大乱。战至天明，太平军大获全胜，占领庐州。江忠源眼见走投无路，投潭身亡。
挺进湖北的这支西征军也是一路顺利。他们最大的胜利是于1854年2月16日再度占领了湖北省城武汉三镇中的两镇——汉口和汉阳。
西征军又从湖北南下进攻湖南省城长沙。在长沙附近的湘潭，太平军遇到了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太平军在湘潭战败，却在靖港获胜，双方打了个平手。
湘军兵多将广，又有洋枪洋炮，为避湘军锋芒，太平军只好向湖北方向退却，曾国藩却趁势追击，双方在岳州(今湖南岳阳)，又发生了一场激战。
那是1854年8月8日的事。这一天，曾国藩得到了清兵广东和广西水师营的增援，实力大增，骄心也大增。第二天，曾国藩的水师追击太平军到了城陵矶。这时，突然南风大作，水流顿时加速，这对船行进有利，退就难了。指挥太平军作战的主将曾天养顿时心一计，他命令大队战船埋伏于旋湖港，同时又命小舢板外出游弋诱战。湘军果然上当，曾天养仰天大笑道：“谁说曾国藩会用兵？”笑毕令旗一挥，太平军大队人马四面出击，湘军水师发现不对，想退却，却因逆风而不利退。太平军趁势掩杀，清军水师总兵陈辉龙逃跑不及，被太平军砍落水中而毙命，湘军水师大败。消息传到曾国藩那里，曾放声大哭，因为他苦心经营的船械，这一次就损失过半，他哪能不伤心流涕。
曾天养此战获胜，心情振奋。两天后，他率兵3000人由城陵矶登陆，准备利用这里地险扎营。却不料湘军将领塔齐布率湘军突然杀到，而且来势凶猛。曾天养见状，单枪匹马冲入敌阵，直取塔齐布。在两马相近一刹那，曾天养使尽全力刺向塔齐布，塔一让，曾天养的枪刺中了塔齐布的坐骑，因用力过猛，曾天养翻身从马上跌了下来。湘军一拥而上，乱刀砍死了曾天养。这次作战，曾天养勇敢精神可嘉，但作为一名高级将领，脱离部队，单骑闯阵，却不足取。太平军因统领阵亡，不得不开始撤退。
太平军退守武汉，曾国藩率部来攻，太平军只好弃武汉，退守田家镇。杨秀清派猛将秦日纲主持田家镇军务。秦日纲在半壁山建了5座营垒，内设炮台，木栅栏，外挖深沟，以湖水灌满。从田家镇到蕲州40里长的长江北岸，秦日纲都下令筑了土城，安了炮台。与此同时，秦日纲命令在长江江面横放铁链2道，竹缆7条，每条铁链下面排列小划船承住铁链，并配枪炮台护卫铁链。目的是阻止湘军水师顺流而下。
秦日纲布防虽很坚固，无奈湘军接连得胜，士气很旺，所以当湘军向田家镇发动进攻时，很快就攻克了半壁山。1854年12月2日，湘军水师在陆师的协助配合下，以洪炉大斧砍开太平军的拦江铁索。铁索被砍断后，太平军水师阵式发生动乱，纷纷驾船下驶，湘军穿过太平军的民船，直往下追，然后放火烧船，刚好这时天空猛刮东南风，火借风势，由下游往上游烧，上游船因逆风又无法下撤。这一仗打得很惨，两军死伤士兵的尸体塞满了长江，大火将长江水几乎都烧开了。
常言说得好，骄兵必败。曾国藩在田家镇打了胜仗，认为自己已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因此指挥水师横冲直撞向九江扑来，不想他在九江一带被翼王石达开指挥的太平军打得大败。
石达开亲上前线；观察地形，分析敌情。他认为战胜湘军的要点是战胜他的水师。而要战胜湘军水师，必须战胜他的轻捷战船舢板。但太平军水师力量不足，因此第一步是先疲惫敌人，使他们产生急于决战心理，趁机消灭敌人。
这个疲惫敌人的办法就是每夜利用火箭火毯骚扰敌人。太平军集中100多条小船，3只或5只联在一起，上面堆满柴草、硝药、油料，分10多次从上游燃着往下游放。江两岸出动千余人，大声呼叫，同时放火箭火毯。敌人整夜未眠。如此持续一个月，曾国藩心情烦躁，就急于和太平军决战。
为调动敌人，石达开又故意撤开鄱阳湖湖口的守兵，诱敌深入。当湘军水师舢板战船闯入后，石达开便在湖口筑垒设卡树栅，把隘口堵死，这样敌船便被分为内湖和外江两部分，在外江的是湘军的长龙快蟹等笨重船只，由于没有作战能力强的舢板船的支援，如同丧失了手足。内湖中的轻捷战船没有大船的食宿供应，无所依托。
湘军水师被肢解后，太平军从容地发动了对他们的攻击。太平军灵活驾驶小划船周旋于敌人大船之间，乘机抛火球火箭，打得湘军逃没处逃，躲没处躲。1855年2月11日夜，太平军围攻曾国藩的座船，不巧曾国藩刚好去了另一艘舢板船，否则他不是被杀死就是被俘了。当曾国藩得知水师大败，连自己座船也不能幸免后，又想投江自杀，左右见状连忙死死抱住，之后曾国藩逃往南昌。
湖口战役胜利后，太平军乘势沿着长江溯江而上反攻，第三次攻克武昌，从此，天京上游的三大重镇——安庆、九江、武昌，都在太平军直接控制之下。长江沿线的很多州县也落入太平军手中。这些州县都是鱼米之乡，太平军有了可靠的后方。西征使太平天国事业进入鼎盛时期。
大同世界的理想蓝图
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这场起义由广西金田首义，很快就打到江苏，定都天京。定都天京之后不久，太平天国就颁布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和本质是田亩制度，也就是土地制度。所以它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土地的分配原则和方法。它规定：由于人人都是皇上帝的子民，因此土地人人都应有一份，共有共享，目的是创造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用，没有哪里存在不平等，没有哪个人不饱暖的“大同”社会。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样的绝对平均，绝对大同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说《天朝田亩制度》仅仅是描绘了一幅不可能实现的大同社会理想蓝图而已。但它坚决反对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所以它是有进步意义的。
原则定了，就要定个标准来分田地。太平天国以16岁为界限，16岁以上分足田，16岁以下减半。分田的时候不分男女，以家庭人口多少来分，人多就多分，人少则少分，交叉搭配较好的田和较差的田。
太平天国把田分成三类九等。每一类包含有上中下三等。它的等级主要是根据田里的产量定的，例如一亩一年两季可以产1200斤粮的就是上等中的上等田，以下每少100斤就低一个等级，所以下等中的下等田就是年产400斤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当收成时”，所有的家庭除留下供自己使用的口粮、苎麻布帛、鸡犬及银钱外，剩下的全部上交国库。每25家农户设一个国库，每个家庭的婚娶弥月喜事所需的物资全部由国库开支，但都有限制，“给钱一千，谷一百斤”，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节俭。国库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承担鳏寡孤独废疾者的赡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农村社会最基层的组织是两司马。两司马由25家人组成，它既是公有制的经济单位，也是武装自卫的职能单位。当有战争来临时，编制单位的首领就率手下人出战迎敌，平时则作为行政官吏，督促手下人耕田种地。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原则。
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只是地主拥有文化，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天朝田亩制度》让农民的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它以25个家庭为单位设一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既是进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又是学校。农民的孩子都要进入这里接受教育。那么，谁是教师呢？《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由当地的乡官来承担。看来，太平天国的乡官既管行政、司法，又管宗教和教育。要做好一个乡官，不但要有文化，还要有点管理能力。
中国农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的社会，所谓大同社会就是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压迫、没有竞争的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想建设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但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大同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天朝田亩制度》只能说是一种理想，却难以实现。但它在当时对动员广大农民参加太平天国革命是有巨大作用的。
不该发生的内部厮杀
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取得了一系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内部厮杀，致使太平天国事业元气大伤，从此走上衰微之路。
这场内部厮杀是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尤其是洪秀全、杨秀清两位主要首领之间矛盾激化而产生的悲剧。而洪杨关系从矛盾的萌发到激化，有一个发展转化过程。
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创业时，它的几位首领人物情同手足，团结协作。险恶的环境，艰苦的生活使几位领袖并不计较权力的得与失。他们共奉皇上帝为天父，耶稣为长兄，洪秀全为二兄，冯云山为三兄，杨秀清为四兄，韦昌辉为五兄。但这个排位因1848年春天冯云山被捕而发生了变化。前面说过，冯云山被捕入狱，拜上帝会群龙无首，地主阶级趁机造谣，在这个关键时候，杨秀清和萧朝贵借用当地流行的“降僮”形式，伪托天父皇上帝和天兄耶稣下凡降附在他的身上，从而稳住了局势。当洪秀全从广东回到广西之后，也不得不承认杨秀清、萧朝贵天父天兄代言人的特殊身份。永安封王建制时，杨秀清、萧朝贵的名字都排在冯云山之前，而且所封的王均应受东王杨秀清的节制。杨秀清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就是仅次于洪秀全的人物，而萧朝贵也可以借天兄下凡对洪秀全指指点点，由此洪秀全和他们的矛盾就潜伏下来了。
冯云山在未出广西之前就死于金州，萧朝贵作为天兄代言人在攻长沙时也消失了。领导集团内部较多的矛盾相对集中到了洪秀全和杨秀清身上。不过，当时太平天国的事业还未取得成功，所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彼此都能够顾全大局，相互信赖和支持。应当说，正是因为有了领导集团的团结和谐，才确保了太平天国事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变化。
那时，杨秀清很支持洪秀全。他经常伪托天父下凡教育太平军将士要绝对忠于天王，确立天王的政治和宗教权威。洪秀全自做了天王后就有了很多娘娘后妃，这些后妃有的不懂事，有的借洪秀全之威而蛮横，杨秀清就一一加以教导，要么当面指出，要么写诗，要么“下凡”说教，总之杨秀清对洪秀全是很忠诚的，而洪秀全也很信任杨秀清，他承认杨秀清可代天父发言，赋予杨秀清一种半神半人的特殊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洪秀全对杨秀清的军事才能很欣赏，从永安封王建制时起就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杨秀清。足见洪秀全是多么离不开杨秀清。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可以享受的胜利果实和物质财富增多了，这时候，权力和利益就联系了起来。随着环境暂时较为安定，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进取心就逐渐在减弱，农民阶级特有的狭隘、保守、私有等消极面目就日益暴露了出来。杨秀清自以为战功卓着，骄气日盛，个人权威的思想浮了上来，而洪秀全以自己是太平天国至高无上的权威自居，是容不得别人向他争权的。因此，个人权威思想的泛滥发展到为利益而展开权力之争，势必会造成对抗性的矛盾和冲突。
矛盾首先在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产生与激化。洪秀全是天王，是一国君主，杨秀清是洪秀全的重臣，两者之间是君臣关系。杨秀清以东王身份见洪秀全，是臣见君，因此杨秀清得下跪叩拜，称弟称臣。这时的杨秀清是洪秀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身份代天父发言时，他摇身一变成了绝对权威，这时洪秀全得恭恭敬敬跪在杨秀清面前，聆听杨秀清的“训示”。杨秀清因为有了“天父”这个护身符，所以做事就越来越放肆，越来越发展到无法自我克制的程度。
例如，杨秀清自我神化，自封为老子天下第一。他常对人说：我是天下人的父亲，你们都是我的子女，我是父亲，你们就应虔诚地尊敬我，不应有丝毫怠慢。杨秀清又说：东王是天父下凡，是天下万国的军师，应当掌握一切大权。杨秀清如果真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是天下第一，那么洪秀全不就成了天下第二了吗？这个事实是洪秀全绝对不能接受的。
又如，杨秀清对太平天国的高级官员、将领任意嘲弄和严厉惩处，达到了独断专行，无以复加的地步。杨秀清很喜欢下凡，一下凡必定对人训斥和惩处。太平天国秋官又正丞相陈宗杨因为私自和自己的妻子会面，杨秀清就下令将夫妇两人一同斩首。天国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和一名叫李寿春的人有一次听到女官们正在聊天，其中有“如果东王死了”之类的话。杨秀清下令将曾水源和李寿春双双处以斩首，理由是他们二人听见这话以后没有及时告发，也没有加以驳斥。一些本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只要杨秀清看不顺眼，别人就得遭殃，轻则辱骂、革职，重则杀头。所以就连翼王石达开这样的开国元勋一听说杨秀清要下凡了，就吓得冷汗直冒，惧怕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
杨秀清滥施淫威，洪秀全也不能幸免。1853年12月24日，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第一次对洪秀全进行公开的责骂，理由是洪秀全责骂女官并杖打这些女官。自此以后，杨秀清经常借下凡欺压、辱骂洪秀全，经常说：洪秀全，你有错，你知道吗？洪秀全屈从杨秀清的淫威，只好承认有错。杨秀清往往又说：你知道，那就打四十大板。有一次已到深更半夜了，杨秀清突然伪托天父下凡，这次下凡纯粹是为一桩小事，他要找洪秀全的妻子赖氏帮助挑选娘娘、王娘。因为天王府有几道门，洪秀全出来迎接时慢了点，杨秀清就大发雷霆，吼道：这么久还不开门，真是该打。见到杨秀清发了这么大的火，洪秀全顾不上天王的面子，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天父”恩赦“迟延”之罪，以致在场的人都不堪忍受这种耻辱。
洪秀全和杨秀清的这种关系引发出一系列相应的矛盾，其中较主要的是杨秀清和韦昌辉之间的矛盾。北王韦昌辉是太平天国的开国元勋，他英勇善战，屡次负伤，在太平军中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但在革命节节胜利之后，韦昌辉自己也在蜕化，对权力追求的欲望无止境地增长。韦昌辉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内心非常痛恨杨秀清的威风张扬，以势压人，但他从不表示对杨秀清的不满，总是一味忍辱退让，曲意逢迎杨秀清。杨秀清走路，韦昌辉上前扶送，东王讲话论事，北王很少说话。杨秀清说完，韦昌辉总是跪下答谢说：我学问浅，不是长兄您教导，我还不知道是这样呢!有一次，韦昌辉的哥哥和杨秀清的妾兄争房屋，杨秀清怒气十足，决心杀掉韦昌辉的哥哥，但他不自己动手，而是交给韦昌辉议罪。韦昌辉判处他的哥有罪，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而且还说不这样做，不足以警示众人。又有一次，韦昌辉手下的一个军官打了水营的士兵，从而激怒了水营，状告到杨秀清处，杨秀清责骂了韦昌辉，并打一百大板。这时韦昌辉手下的一个偏将出面为他打抱不平，说这样又打又骂，北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人。韦昌辉听了火冒三丈，声称杨秀清这样待他并没有什么不公允的地方，说罢他拔出佩剑杀了这个偏将以谢杨秀清。
韦昌辉步步退让，杨秀清则咄咄逼人，压得韦昌辉几乎喘不过气来。有一次杨秀清突然伪托天父下凡，韦昌辉出迎慢了，杨秀清很不高兴，说韦昌辉有错，错在他没有及时下令传齐子女到场恭迎，是韦昌辉没有教导好，所以要打四十大板。北王王府这么大，杨秀清说到就到，这样过分苛求，实际上是杨秀清无理取闹。这种事情发生多了，韦昌辉对杨秀清的仇恨就非常深了，偏偏杨秀清又不识韦昌辉的奸险，把韦昌辉的曲意看作是韦慑其威严，有“惊恐之心”，这就埋下了悲剧的祸根。
这场内部厮杀的导火线是杨秀清逼洪秀全册封他为万岁。
1856年夏秋之交，太平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自恃功高的杨秀清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
1856年8月的一天，杨秀清突然伪托天父下凡，召来洪秀全。“天父”对天王说：你和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有这么大的功劳，怎么只能称为九千岁？洪秀全连忙回答说：东王打江山，也应是万岁。“天父”进一步又说：东王的后代怎么才千岁？洪秀全只好回答说：东王既然是万岁了，他的儿子也是万岁，而且世世代代都是万岁。杨秀清听罢大喜，而洪秀全是怒恨交加，遂产生了杀掉杨秀清的想法。
洪秀全一方面在天王府外所筑的土城上密布各类枪炮，以防杨秀清来暗算。另一方面手书了一份密诏，派心腹亲信星夜兼程赶到江西，要韦昌辉火速回京诛杀杨秀清。韦昌辉连忙挑选3000精兵，于1856年9月1日赶到天京。
杨秀清以韦昌辉在江西的战事进展不顺为理由，对韦昌辉横加指责。韦昌辉更加恼恨，他召集了一批对东王有怨恨之心的人商量如何诛杀杨秀清。会上决定派一名叫洪宣娇的女子去对杨秀清说：北王刚从战场上回来，也到东王府谒见道贺了，东王不应不有所表示。杨秀清当即表示于当天要宴请韦昌辉。左右见洪宣娇行为诡密，都怀疑其中有鬼，而杨秀清刚愎惯了，听不进别人的劝告。
杨秀清为炫耀东王府的富有，特地将东王府中的正殿开辟为宴会场所。韦昌辉在东王府后埋伏下近万名勇士，自己则带一批扮成随从的勇士进入到东王府。两王相见，相互客套几句，然后入席开宴。
酒过数巡，韦昌辉起身假意敬酒，当他靠近杨秀清时，猛地抽出佩剑刺向杨秀清的前胸，杨秀清猝不及防，发出一声惨叫。早有准备的韦昌辉随从纷纷动手拔剑，埋伏在东王府外的武士破门而入。韦昌辉指挥手下对东王府内的男女展开屠杀。第二天早晨，人们走过东王府，看到到处都是尸体，血流成河，尸体中有东王杨秀清，方知东王府发生了变乱。
杨秀清和韦昌辉都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都对太平天国事业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他们相互残杀，这是很不应该的。正是为了他们的权利之争，成千上万的太平军战士也被卷入了这场厮杀。从这一点看，杨秀清和韦昌辉做了敌人想做而又做不到的事情。
天王洪秀全给韦昌辉的密诏只是叫他诛杀杨秀清及其兄弟三人而已，不得多杀。但韦昌辉在东王府的行动已超出了洪秀全的指令，故洪秀全责斥韦昌辉，并特地下诏惩罚韦昌辉，处韦鞭刑四百，还请杨秀清手下没被杀戳的军官士兵到天王府观看北王受刑。
洪秀全的这一决定反倒被韦昌辉利用来扩大屠杀。已经杀红了眼的韦昌辉本就有意扩大事态以泄私愤。因此，他假意甘愿受刑，诱使东王部下前来围观，然后一网打尽。
不知是计的杨秀清部下5000—6000人，一一先行解除武装，他们将军械全部存放在东王府和附近的两大房子内，然后蜂拥齐集到天王宫殿前的栏杆边上，以争看韦昌辉是如何受刑的。殊不知只听一声号响，韦昌辉指挥兵士从四面围杀上来，杨秀清的旧部手无寸铁，只好坐以待毙。天王府内顿时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没有几个人能够幸免于难。
韦昌辉由此一发不可收拾，他不问青红皂白，打着除奸党的名义动不动就杀人，前后有2万多人死于他手，据说尸体顺长江漂流而下的不计其数。
太平天国的领袖中，当时唯有翼王石达开正在武昌指挥作战而没有在天京。当天京发生变乱的消息传到武昌时，石达开连忙带着少数随从星夜兼程于1856年10月中旬回到天京。石达开不愿看到这场内部厮杀，因此他面见韦昌辉，指责韦昌辉说：我们是为救世才起义的，本应兄弟同心，夺取天下。杨秀清骄悍待人，属于中途毁盟约，不得已而杀了他，这本是件悲哀的事情，而你韦昌辉却杀人逞能，难道是以此为快乐吗？韦昌辉听罢极不高兴，大骂石达开说：难道你想和杨秀清同党吗？
韦昌辉暗中召集他的党羽，想把石达开也杀了。石达开有所察觉，飞身上马奔回他的住处，告诉他的家属说：我不可久留天京。然后召集部属，星夜杀开血路，由天京城的小南门逃出天京。
韦昌辉恼羞成怒，说：我虽不仇恨石达开，但石达开必仇恨我，这个恩怨已无法解了。遂下令派兵围攻翼王府，把石达开的母亲、妻子、子女及石达开的亲信数十人一块杀了。已逃出天京的石达开闻讯召集了4万余人的兵马，浩浩荡荡地向天京扑来，一场更大的变乱又行将上演。
洪秀全对韦昌辉滥杀无辜非常痛恨，他知道，依靠韦昌辉是无法稳住太平天国江山的，考虑再三，洪秀全决心捕杀韦昌辉以平天京之乱，于是下诏追捕韦昌辉。
洪秀全派兵包围了北王府，同时在街上进行大搜捕。盘查各类旅馆，街上设栅栏，派人守住各种关口，守口者每天更换口令，对往来的人都用灯笼照面证实确实不是韦昌辉才可放行。诏令下达后的第三天，内桥栅口里有人鬼鬼祟祟地窥探栅口外的情况，守栅栏的卫兵连忙问是谁，准备到哪儿去？来人答说要去船码衙。守卫又问口令，来人答说别人还未告诉他。一问一答，守卫心生疑问，连忙用灯笼照看来人的面，原来是韦昌辉。守卫一跃上了高处，大呼众人来捉韦昌辉。街上守栅栏的人听到都先后围了上来，韦昌辉束手就擒。
守卫把卫昌辉绑送到洪秀全那里。看到昔日结盟的兄弟如今成了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洪秀全不禁怒火中烧，下令肢解天京事变的罪魁韦昌辉。
以杀杨秀清开始而以诛韦昌辉结束的太平天国内部厮杀在天京城中进行了两个多月，无数太平天国儿女在这场内讧中牺牲。这场内部厮杀使太平天国失去了歼灭敌人的时机，削弱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力量，使革命事业损失巨大，是太平天国事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天京发生内部变乱以后，太平天国人心冷淡、锐气减弱。永安封王建制时的六王，除原先战死的二位，现在又死了另外两个。领袖集体实际上也垮了。这时候，谁能辅佐天王，总理朝政呢？
洪秀全想到了翼王石达开，这位当年参加金田起义的元勋，战功卓着。天京事变发生时，石达开和曾国藩正在武昌作战，曾国藩当时47岁，而石达开25岁，所以“曾剃头”常骂石达开是“铜臭小儿”。可私下里，曾国藩一再警告自己的部下：切莫轻视石达开，他是太平天国领袖中才干最出色的。的确，石达开是有治国雄才的。
石达开从天京逃走后，在安庆召集4万军马，准备回师天京申讨韦昌辉。这时在天京，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根据天京臣民将士的意愿，洪秀全决定召石达开回京辅政。考虑到石达开家人已全部为韦昌辉所杀，洪秀全特地命令将韦的头割下，派信使携带诏书和韦昌辉的首级到军营迎石达开回京，这样做主要是想表达一种诚意。于是，石达开于1856年11月底回到天京。天京城万民拥护，人们似乎又从中看到了振兴天国事业的希望。
但事实并不是按人们的想象去发展的。经过天京事变之后，天王洪秀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怀疑人，越来越不相信人。他把石达开召回天京并委托石达开辅政只是权宜之计。当他看到石达开深受军民欢迎后，心里反倒不高兴了。在洪秀全看来，石达开如此受军民欢迎，一旦真正大权在握，能不保证又要加封他为万岁？能不再发生内乱？一想到这些，洪秀全对石达开就多疑起来。
于是洪秀全就想方设法牵制石达开。为此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自己操纵权力。洪秀全对外总是说：我是一国之主，同时也是一国的军师。意思是说，他是军政决策权的操纵者，石达开只不过是一国之臣，执行君主的旨意而已。既然又召石达开回京辅政，却又不给实权，石达开心里很不舒服。第二件事情是牵制和监视石达开。洪秀全认为石达开是外姓人，不足信任，因此他加封自己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并命他们二人与石达开共同主持朝政。洪秀全的这两个哥哥却是很平庸的人物，没有才干，又很固执。所以石达开根本没有办法和他们俩人共事。这种做法当然更令石达开生气。洪秀全见石达开不高兴，就更怀疑石达开心里有鬼。不仅不放权，还限制石达开进出天京城的自由。石达开痛心，广大太平军将士也痛心。
石达开这个人性格上有点像侠义之士，容忍、退让、委曲求全的事他做不出，和自己的“天王”，拜把子哥哥洪秀全公开对抗也做不出，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决定离开天京。
1857年5月底，石达开负气离开天京出走，一部分不满于天王，同情翼王的人，纷纷离开天京追随石达开，太平天国内部再次发生分裂，这次分裂的主要责任在天王洪秀全，但作为一种分裂行动，石达开也有一定责任。
石达开离京来到安庆。天王洪秀全也感到石达开这一走对天国大业的损失，因此精心镌刻了一道有“义王”两字的金牌和一份天朝文武百官恳求石达开回京的表章，派人送到安庆，争取石达开回朝辅政，但未能使石达开回心转意。从此，他走上了一条率兵流动作战，到处远征的道路。
石达开的这支部队虽然所到之处斩杀贪官，抑制豪强，赈济贫民，但终究是流动作战，没有稳定的根据地。石达开率领这支队伍足迹遍及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开始时还打了些胜仗，军队也有士气，但到后来就越来越没有士气和军纪了，就连敌人也看到：石达开的队伍越来越不像当年的情形了。
1859年5月，石达开鉴于长期流动作战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于是率主力进攻湖南的宝庆府(今邵阳市)，想取道宝庆经湘西进入四川，仿刘备占据四川立国的样子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但湖南是湘军的后方，因此湘军调兵遣将，集重兵防守宝庆。清朝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指挥4万余清兵在宝庆和石达开部展开了两个多月的激战。这次战役是石达开离开天京以来所进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个战役。石达开当时虽有10万兵力，人数占优势，但部队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加上石达开只顾部署兵力攻城而没有派兵阻击清兵的增援部队，因此宝庆没攻下，却劳师费时，从而丧失进军天府之国建立根据地的良机，为石达开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宝庆战役之后，石达开率部进入广西。广西经济不发达，又由于长年战乱，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石达开部队的给养成了大问题。加上斗争目标又不明确，外省籍的士兵思归故乡，所以士气低落、军心离散。地主阶级趁机组织团练武装伏击太平军。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太平军将领脱离石达开，不惜长途跋涉，千里迢迢回到天京。
石达开率兵攻下他的故乡——贵县，不久又攻下南宁，这时追随他的已经没有多少人了。石达开看到严酷的现实，产生了隐居山林的念头。但当时广西的地方政府到处悬赏捉拿他，想隐也没法隐。无可奈何之下，石达开又只好打起精神，收拾旧部，试图再次进入四川，以依托四川的富饶而有所发展。
四川是清政府的后方，清朝咸丰皇帝的总方针是不让石达开进入四川，因此他命令已调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调集各路兵马阻止石达开入川，但石达开还是凭着他出色的军事才能，把大军分作三路，分散了敌人了兵力，进入了四川。
石达开是1863年5月12日进入四川宁远府(今西昌)的。虽然进了四川，但形势很严峻，骆秉章调集兵力围击入川的一路太平军，把另一路赶到了云南、贵州。这样，石达开就变成了孤军作战。
骆秉章以大渡河为依托，精心构筑了防止石达开进入四川腹地的防线。他在大渡河北岸布防重兵，并配以洋枪洋炮，防止太平军渡大渡河，在河的南岸则收买当地的土司地主配合围击。
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部抄小路行军来到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这里前面是汹涌的大渡河，左边有一条松林河，右边是悬崖绝壁，石达开实际走到了一条绝路。
骆秉章见此，指挥兵马合围太平军。在这关键时刻，天也不遂人意，连续几天下大雨，大渡河河水猛涨。大渡河水本来就以湍急着称，现在就更急了，太平军抢渡大渡河的船筏要么被惊涛骇浪冲没，要么被急流漩涡卷沉，要么被坚石暗礁碰碎，加上对岸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所以几次渡河都没有成功。有一次，太平军出动了5000人抢渡，结果全部牺牲，损失非常惨重。
石达开全军被困紫打地，形势越来越来不利。更要紧的是，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先是寻找野菜充饥，继而杀掉了所有的战马。由于连续下雨，战士们衣衫尽湿，很多战士得了重病，在饥病交加中死去。到1863年6月9日，石达开就只剩下6000余人了。
艰难时刻，石达开也不失太平军的英雄气概。他一方面决心和敌人作战到底，另一方面又听从部下“诈降”的主张，决定和敌人谈判，先假降敌人，然后再图东山再起。
经过谈判，双方商定石达开部6000余人中的4000予以遣散，2000人保留下来移驻到一个叫大树堡的地方听候处置。石达开心怀一线希望，于1863年6月13日带着5岁的儿子和几名心腹干将骑着战马来到清军的洗马姑兵营，哪想一进兵营就被当作囚犯被捆绑起来，并被押送到成都。刽子手骆秉章早已定下对太平军剿光杀绝的毒辣政策，就在押走石达开的那夜，清军汇集大树堡，以统一的火箭为号令，把2000多名太平军战士全部杀尽。石达开想舍自己之命以保太平军的试图完全落空。
在成都的监狱里，石达开视死如归。他面色坚定沉着，言语不亢不卑，从不表现出半点乞求状。1863年6月26日夜，骆秉章用酷刑秘密杀害了石达开。临终之际，石达开神色自若，表现出一个太平军领袖的不凡气度。
石达开坚持一种分裂主义立场，脱离太平天国革命大本营。虽然他个人很有才干，但好比鱼失去了水，鸟失去了林，没有发挥作用的机会和凭借，这就注定了他兵败大渡河的命运。
洪仁玕临危受命
1859年4月22日，一位颇具活力的人来到太平天国天王府请求叩见天王洪秀全。当来人被引见给洪秀全时，洪秀全格外欢喜，拉着他问寒问暖，表现了天王自天京事变以来对人少有的热情。
来人名叫洪仁玕，是洪秀全同高祖的族弟。洪仁玕早在1843年就参加了拜上帝会，追随洪秀全参加了早期的革命密谋。1851年金田起义后，他由广东追赶太平军队伍到了桂平，但没追上，只好折回广东，继而又到了香港。在香港一住就是7年，这期间，洪仁玕充分利用香港开埠的有利条件，学习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医学。他是我国较早全面触及到西方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知识分子。
洪仁玕虽身在香港，但他一直都想去天京，但都没有成功。1858年6月，洪仁玕再次由香港启程赴天京，这次他没有走上海方向，而是走陆路由广东进入江西，由江西到湖北。在湖北，他乔装成一名客商，顺长江东下，于1859年4月到达天京。
洪仁玕来到天京的时候，正是太平天国历经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后的困难时期，所以洪秀全对他寄予厚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颁布诏令，对洪仁玕委以重任，直到任命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洪仁玕没有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艰苦创业，不少人都认为是无功受禄，不能接受由洪仁玕总理朝政。这时，洪秀全表现出罕见的气魄。当他知道文武百官中很多人不服气时，就传令官员们都到教堂集中，亲自将国家大印交给洪仁玕，并当着大家的面以天王的权威说：“今后京城之内有决断不下的事就请干王定夺”。这样，洪仁玕就在太平天国非常危难的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
针对太平天国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洪仁玕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他把这些主张写成《资政新篇》一文，作为治国安邦的纲领，呈献给洪秀全。洪秀全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在上面写了31条批语，其中有27条是表示赞同洪仁玕观点的，可见洪秀全对洪仁玕的信任。
洪仁玕很不满意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没有一个团结有力的行政权力机构。因此他在《资政新编》里向洪秀全建议由天王亲自过问太平天国中央结盟联党，加强中央集权。洪仁玕甚至连办法都为洪秀全想好了，那就是像唐太宗那样，用汉高祖刘邦杀重臣韩信、彭越的故事来教育责备居功自傲的尉迟恭，这样太平天国的政权集权就不敢各有一心了。
洪仁玕针对太平天国经济虚弱的现象，向天王洪秀全精心构思了一幅发展天国经济的蓝图。他主张把全国富饶的矿藏都开发出来，让它造福于人类。作为见过大世面的人，洪仁玕目睹了现代交通工具的作用，因此主张使全国各省从省会到郡、县、市、镇、乡都用火车火船、汽船连通起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力推进交通运输业等基础事业的发展，准许那些在交通运输工业上有所发明和创新的人拥有专利。为促进商业的发展，洪仁玕主张模仿西方国家，开办银行业和保险业。
洪仁玕针对太平天国的种种弊病，提出了积极的改革主张，这些主张从我们今天的角度去看，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如他主张反贪污，把那些贪官绳之以法。又如他反对阴阳八卦之类的迷信，主张把庙宇寺观改成医院等有益于民众的场所。再如，他主张禁烟酒，为官的人要正直，不搞大吃大喝，耗民资财。对生熟黄烟鸦片等毒品，要坚决杜绝，既不许种植，也不许进口，要是胆敢走私，格杀勿论。此外，洪仁玕还主张禁流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社会闲杂人员、二流子进行劳动改造，不让他们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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