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俊新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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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研究试读：
前言
在研究出口和生产率的关系时，早期理论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代表性企业的分析框架。假设企业是同质的，出口部门的所有企业都出口，进口部门的所有企业都进口，那么贸易对代表性企业的影响等同于贸易对国家或者行业的影响。因此，以往研究出口和生产率关系的实证文献大多立足于国家、地区或者行业的层面展开分析。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层面的数据的公开，经济学家们发现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行业内部，且同一行业内的各个企业存在多方面的差异。这一新发现同代表性企业的假设是相背离的。为了更好地解释国际贸易的现实，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放松了企业同质性的假定，采用异质性企业的分析框架，分析出口和生产率的因果关系。
大量的文献已经证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但理论上，至少有两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出口企业拥有较高的生产率：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前者是指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之前就已经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这是因为，进入出口市场之前，企业还必须支付一定的沉没成本，如企业为适应国外标准而改变产品的成本、分销与市场营销成本、收集国外消费者信息的成本等。因此，可能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有利润空间来克服这些沉没成本，并适应更加激烈的竞争而选择出口。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出口行为进行学习而获取生产率优势。按照这一机制，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以及国外顾客的信息反馈，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更容易接触和学习新知识，从而提高生产率。
本书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是否拥有较高的生产率？如果是，这种生产率优势是在企业开始出口之前就已经具备了，还是企业通过出口行为获得的？对后一个问题的研究可以转化为另外两个问题：生产率是不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自我选择效应）？出口行为有没有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出口学习效应）？如果两种效应都不存在，那么又将引发对其不存在的原因的探讨。
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出口企业是更为优秀的企业，有着更高的生产率；第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之前并不存在；第三，出口行为本身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总之，本书认为，出口企业有着比非出口企业更高的生产率，但这种生产率优势可能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之后才形成，而不是因为参与出口的企业本身是国内优秀的企业。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书借鉴了国外相对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应对实证检验可能遇到的计量挑战之外，增强了实证的微观基础。
研究结论证实中国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表明传统贸易理论所基于的代表性企业的假设不成立，暗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中国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相关研究应主要从企业层面入手。同时，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被证实显著存在，而沉没成本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这或可为研究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前提假设的现实意义提供一定的参考。
研究结论也具有明显的政策建议。出口学习效应主要存在于一般贸易模式中，因此，为了增加出口所带来的生产率收益，可以考虑更多地鼓励一般贸易而非加工贸易的出口。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主要来自出口之后，因此，当中国从过度外向的发展战略转向更为依靠内需的发展战略时，企业的生产率以及整个经济的效率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需要相关部门提前作准备。沉没成本的存在也会引发贸易回滞效应，在外生变量（政策或非政策因素）发生剧烈波动又回到初始状态时，企业的出口并不会回到初始状态，即出口与外生变量之间并非一一对应，从而影响政策的灵活性。这暗示了政府应当更多地关注政策的累积变化，而非单次的政策变动。1导论
本章首先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然后阐明研究的内容，并分章节列出本书的研究框架，给出文章的主要研究结论和采用的研究方法，最后列出文章的主要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并概述进一步研究的方向。1.1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
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外部需求，而且其依赖程度在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净出口和投资在中国GDP中的占比已经从1999年的2.8％和36.2％上升到2007年的8.9％和42.2％。按照IMF的估计，2001—2008年，净出口和投资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超过60％，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40％），更高于G7（16％）、欧盟（30％）和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35％）的水平。与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相比，居民消费增长相对较慢，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近年来，居民个人消费率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从2001年的45.2％一路下滑到2007年的35.6％，并在2008年跌至35.3％，仅为美国的一半（70.1％），低于印度的水平（54.7％）。我国消费率从2001年的61.4％缩减到2007年的49.0％和2008年的48.6％。
高投资、低消费使得中国内需不足，出口猛增，形成外部失衡。从2005年开始，进口增速（17％）放慢，与出口增速（28％）拉开差距，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长。贸易顺差的扩大引发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大，贸易摩擦增多，中国成为WTO成员中被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即便是在金融危机中，中国进口下降的速度超过出口，使得贸易顺差保持高位运行。
外部失衡也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和风险，尤其是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首先，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传统标准所表明的最优水平。外汇储备过多意味着原本可以用于发展经济的资金被错误地用于其他目的，从而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外部失衡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债权国。对于一个人均收入3500美元，仍面临减少贫困、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础设施体系等发展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其次，美元的持续贬值也让中国损失惨重。以美元指数来衡量，2002年至今，美元已经贬值超过40％。美元指数的下降意味着中国外汇储备的缩水。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产生了巨大的财政赤字，未来美国很难保持币值稳定，即使其经常账户赤字在过去两年间已经大幅缩减。而如果美元进一步贬值，中国注定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最后，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也会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除非一国原本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外汇储备的增加的确帮助中国战胜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源于国内需求较低而产生的通货紧缩。但是，2004—2007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势头，大量的外汇储备导致货币过度供给，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货币当局试图通过向国有银行发行央行票据以冲销外汇占款，但是，这种做法往往难以实现，且存在较高的潜在成本。经过危机期间的两年通货紧缩之后，由于经济的快速复苏，通货膨胀的压力在2010年初再度出现。
尽管成本高昂，但是大量的顺差的收益却相对有限，因为中国仅是制造业大国，不是制造业强国。一方面，海关数据显示，自2001年起，工业制成品出口开始占据整个货物出口的超过90％；另一方面，一些关键设备依赖于进口，如中国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的85％、纺织制造设备的70％、石化设备的80％和高端医疗设备的90％以上都依赖于进口。从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中国企业基本上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
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日趋严峻。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导致对中国传统优势产品的需求增速趋缓、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出口的努力加剧了中国产品面临的竞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及贸易摩擦持续增多。从国内环境看，劳动力、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趋势不可逆转，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明显削弱，新兴产业的比较优势尚未建立。为此，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树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十八大”再次提出在对外开放领域要坚持“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这一宏观战略取向，要“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客观评价出口的生产率收益，对于掌握转型的速度，应对可能的挑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意义。1.2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本书的研究聚焦中国出口和生产率的因果关系。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要立足于国家和行业的层面，本书的分析深入到企业层面，借鉴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具体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是否拥有较高的生产率？如果是，这种生产率优势是在企业出口之前就已经具备了，还是企业通过出口行为获得的？后一个问题的研究可以分解为另外两个问题：生产率是不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自我选择效应）？出口行为有没有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出口学习效应）？如果自我选择效应不存在，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的经验不同于其他国家？如果出口没能显著地提高企业的生产率，究竟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这种生产率收益的获取？按照上述分析思路，本书的研究共分为七个章节，具体安排如下：
第1章，导论。简要地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主要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结构安排、主要结论和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等内容。
第2章，出口和生产率关系的文献综述。该章围绕出口和企业生产率这一主题，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首先，简要概括前期研究的主要发现，并指出前期理论忽略了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之间的差异，促使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到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研究结论是，高生产率的企业从事出口，低生产率的企业则仅仅服务于国内市场；给定对生产的冲击程度，低生产率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资源向高生产率的企业转移，行业生产率水平提高。其次，归纳和梳理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主要模型、论题及其同前期理论的关系。最后，综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对企业出口和生产率关系的研究，指出出口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但这一生产率优势可能来自于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并重点阐明了已有文献对两种效应的检验思路、结论和分歧。
第3章，背景描述，阐明中国出口和生产率的发展现状和特点，以及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为后文的分析建立宏观的认识。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出口到发达国家，出口产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尽管近年来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猛增，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仍主要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开展。生产率方面，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生产率，尤其是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迅速。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构成了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的绝大部分，吸引了超过一半的外商对华投资，推动了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品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但是，不可否认，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第4章，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异质性分析。4.1节说明数据的来源、对数据的预处理，并对数据加以描述；4.2节将全面考察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出口参与度和企业特征上的异质性；4.3节针对4.2节中发现的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进行稳定性检验；4.4节是本章小结。本章证实了出口企业相较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但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仍不清楚。如果出口确实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增长，那么鼓励更多的企业进行出口就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生产率的增长。但是，如果企业在出口之前就已经具有较高的生产率，那么鼓励出口所带来的生产率收益将相对有限。换言之，如果自我选择效应存在，那么出口转型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就没有那么大；而如果出口学习效应存在，那么就需要着力避免出口转型对经济整体的生产率损失。
第5章和第6章将共同解释出口企业生产率优势的来源，探讨企业在参与出口之前是否已经具备了生产率优势，如果是的话，这种生产率优势有没有随着企业参与出口市场而扩大。第5章研究出口学习效应。5.1节在第2章的基础上综述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5.2节介绍理论框架和实证方法，扩展了OP模型，阐明了回归步骤，克服了以往研究普遍存在的计量问题；5.3节为实证结果，发现出口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长，但其作用低于其他国家的实证结果；5.4节进一步探讨了提升出口学习效应的途径；5.5节为本章小结。本章采用OP模型修正了以往分析所普遍存在的联立性偏误和选择性偏差，发现出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出口企业有着比非出口企业更高的生产率，可能是因为出口行为提高了生产率。
第6章研究自我选择效应。6.1节在第2章的基础上综述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6.2节介绍理论框架和实证方法，回顾了RT模型，论证了初始条件问题产生的原因，阐明了回归方法；6.3节为实证结果，发现出口市场沉没成本显著，但生产率不是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6.4节为本章小结。本章采用RT模型修正了初始条件问题，研究了影响企业出口的因素，认为高生产率未能提高企业的出口概率，因此，自我选择效应不存在。本章同时发现，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需要支付一定的沉没成本，而沉没成本的大小同企业过去的出口经历有关。鉴于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本章的分析或可为研究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提供一定的参考。沉没成本的存在导致了贸易回滞现象，暗示政府应更多地关注累积的政策变动而非单次的政策变动。
第7章，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的提出及其实证检验，使我们对出口企业拥有较高生产率的原因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基于此，本章进一步提出政策建议，包括降低沉没成本、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和完善市场体系等。1.3研究结论
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出口企业是更为优秀的企业，有着更高的生产率；第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之前并不具备；第三，出口行为本身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
本书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意义。第4章证明，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表明传统贸易理论所基于的同质性企业的假设不成立，暗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中国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第6章发现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存在，而沉没成本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该章的分析或可为研究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前提假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书的研究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第5章的分析表明，出口学习效应主要存在于一般贸易模式下，因此，为了增加出口所带来的生产率收益，政策可以考虑更多地鼓励一般贸易而非加工贸易的出口，推动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增加本地配套率。第6章的分析表明，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主要来自出口之后，因此，当中国从过度外向的发展战略转向更为依靠内需的发展战略时，企业的生产率从而整个经济的效率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需要相关部门提前有所准备。这一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发展战略的调整提供决策参考。同时，沉没成本的存在也会引发贸易回滞效应，在外生变量（政策或非政策因素）发生剧烈波动又回到初始状态时，企业的出口并不会回到初始状态，即出口与外生变量之间并非一一对应，从而影响政策的灵活性，暗示政府应当更多地关注政策的累积变化，而非单次的政策变动。1.4研究方法
本书力求多角度、多方法、多层次相结合，研究企业出口行为同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
第一，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方法排除了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对经济现象、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试图回答“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规范分析则是指从一定的价值判断出发，说明某一具体经济现象或事物是否符合某种价值规范的分析，试图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规范分析需要以实证分析为基础，而实证分析也离不开规范分析的指导。本书首先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异质性进行统计分析，作为规范分析的基础；接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对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以及企业出口行为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严格建立在实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本书对中国的出口转型、加工贸易的升级、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提升企业生产率的国内政策进行规范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努力做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辅相成，相互支持。
第二，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静态分析是对经济运行的一种短期分析，不涉及达到均衡状态的过程和所需的时间。动态分析则导入时间因素，重点研究事物的变化过程。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可以更为全面且准确地刻画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本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异质性的分析采用了当期变量和横截面回归的静态分析方法，之后采用滞后期变量和面板数据回归的动态分析方法刻画出口企业获取生产率优势的原因。
第三，历史综合分析方法。本书在充分把握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异质性企业国际贸易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梳理了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出口和企业生产率相互影响的国别经验和对中国的经验分析。1.5创新点和不足
引入企业异质性研究出口企业拥有较高生产率的原因是贸易与增长领域的最新进展，也是国际贸易领域最新的理论前沿，实证检验的方法以及经验证据尚处于不断发展和充实的阶段。同以往分析主要集中在国家和行业层面不同，本书的分析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在异质性视野下，详细分析出口企业拥有较高生产率的原因，对出口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从这一点来看，本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具体地说，本书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大样本数据，对企业异质性进行全面考察，揭示出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事实。同以往的研究相比，本书采用企业面板数据，而非省际或行业数据，进行微观分析；样本量更大，涵盖了约95％的工业总产值；更权威，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微观资料；覆盖范围更广，包括了全部制造业大类、中类和小类。
第二，在研究自我选择效应时，将国外最新、最流行的分析框架应用到中国，使国内研究同国际接轨；在修正了已有研究普遍存在的初始条件问题之后，检验出口和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自我选择效应的存在，进一步丰富了国际贸易中企业异质性问题的实证证据。同以往研究相比，本书考察了企业过去的出口经历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证实出口行为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滞后性。
第三，通过扩展经典模型，修正了已有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选择性偏差和联立性偏误，证实出口学习效应存在。本书发现加工贸易限制了企业通过出口提高生产率，从而为改变现有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格局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
本书的不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书没有考虑规模以下企业的现实，仅仅关注了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因此，本书的研究结论是否适合规模以下企业仍有待进一步考察。但这部分企业的总体规模较小，由此带来的局限性可能并不大。第二，本书只是对制造业企业的总体加以分析，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不同制造业行业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书的结论是否适合单个行业也有待深入考察。1.6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书探讨了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因果关系，但仍有大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随着更多的企业的信息的获得，可以将企业进一步细分，研究中小企业进入成本是否比大企业高，加工型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是否低于一般贸易企业，以及出口产品结构和国别分布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等。同时，更多的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与出口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被列入考察范围，比如信贷融资和技术转让。此外，企业在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战略选择、企业生产率差异和国际化策略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成为一个热点领域。这方面的考察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因为这些国家的数据包含了更多的统计指标，但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并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伴随着中国参与国际化的程度日渐提高，更好地把握企业特征和国际化行为之间的关系，无论对政府制定贸易政策，还是对企业制定海外发展战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出口和生产率关系的文献综述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代表性企业的分析框架，假设企业是同质的，出口部门的所有企业都出口，进口部门的所有企业都进口，从而贸易对代表性企业的影响等同于贸易对国家、地区或者行业的影响。因此，在研究出口和生产率的相互关系时，以往研究大多立足于国家、地区或者行业的层面，而忽略了企业之间的差异。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层面的数据的公开，经济学家们发现同一行业内往往同时存在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而不管这个行业是传统贸易理论表明的出口行业还是非出口行业。同时，在企业规模、投资水平、资本密集度、生产率水平、支付工资水平等方面，同一行业内的不同企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一新发现同代表性企业的假设是相背离的。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经济学家们放松了企业同质性的假定，将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和出口市场较高的沉没成本引入新贸易理论，创立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为研究出口和生产率的关系开辟了新的空间，将研究视角深入到企业层面，分析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因果关系，为国家宏观和行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微观的基础。本章围绕出口和生产率的相互关系这一主题，梳理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献，以理清该问题研究的发展脉络，并着重介绍企业异质性视野下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最新研究进展，为之后章节的实证回归奠定理论基础。2.1出口和生产率关系的前期研究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包括古典贸易理论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资源禀赋理论。这些理论都假设同质的企业、同质的产品、完全竞争的商品市场、不存在规模经济和贸易壁垒，进而各国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进行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优化了资源配置，带动了社会总体的生产率水平的增长，但单位产品的生产率水平保持不变。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开展促使一国专门生产本国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的产品，资源完全流入本国具有绝对或相对优势的行业，社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提高，但单位产品的生产率水平没有增长。新古典贸易理论也假设生产率外生，强调出口贸易通过深化专业分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来带动社会生产率水平的增长，但没能促进单一生产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增长。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一般被用来解释产业间贸易的情形，却无力解释逐渐扩大的产业内贸易。为了更好地解释产业内贸易的现象，经济学家们将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引入理论模型，新贸易理论诞生。Helpman and Krugman（1985）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引入传统贸易模型，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将带来生产成本的降低，贸易的原因在于生产规模从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不同，而各国生产的分工取决于一些偶然的、历史的因素。新贸易理论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出口和生产率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揭示了更多出口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机制：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首先，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出口扩大了市场规模，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World Bank，1993）。其次，Coe et al.（1997）通过对77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将技术溢出效应归纳为：第一，国际贸易增进了各国之间关于产品设计、生产方法和市场需求等方面信息的交流和学习，有利于各国国内资源的更有效的利用或产品组合的调整，从而提升各国的生产率；第二，国际贸易为国内企业模仿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提供了途径，而先进技术在国内生产中的应用，不仅直接提高本企业的生产效率，而且通过示范效应间接推动其他行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第三，国际贸易可以提高一国研发新技术的能力，提高一国生产率增长的后劲。最后，竞争效应是指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促使企业管理者加倍努力，提高企业的生产率（Horn et al.，1995）。
同新贸易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不同，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到模型中，认为贸易可以提升一国经济的长期表现（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a）。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建立了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开创性地探讨了国际贸易促进小国和大国技术创新的情况。在小国模型中，如果贸易能够促使资源从制造部门流向研发部门，那么贸易就会促进创新和长期的生产率增长。在大国模型中，贸易能够促进国家间的知识溢出，加剧创新者之间的相互竞争，减少研发活动中的重复劳动，提高研发部门的总生产率。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b）将贸易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分解为规模经济效应、冗余效应和分配效应，认为贸易会增强规模经济效应，减少冗余效应，共同促进生产率的增长。但分配效应具有两面性，如果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入生产率较高的部门，那么一国生产率增长；反之，一国生产率水平将下降。贸易对一国生产率水平的总影响取决于规模经济效应和冗余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正向影响是否大于分配效应对生产率增长的负向影响。
基于早期的理论，经济学家们也对中国出口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实证考察。包群等（2003）将出口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分为出口部门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两大类。前者是指出口部门自身结构的优化、技术含量的增强，能够直接提高出口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后者主要是指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而非初级产品的出口，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赖明勇等（2004）进一步将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归纳为五个方面：传染效应，即越是开放的国家通过贸易从其他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就越大；干中学效应，即国外消费者对产品性能的反馈可以帮助企业改进产品结构和创新产品生产；演示和培训效应，即利用国际平台参加贸易伙伴的产品演示有助于出口商学习模仿；竞争效应，即出口部门迫于国际市场竞争压力而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生产效率；产业关联效应，即出口部门通过上、下游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彭国华（2007）发现以贸易开放度来衡量国际贸易时，国际贸易对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而非物化资本发生的。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探讨出口是否伴随着生产率的增长，通常只要证明了出口企业拥有较高的生产率，那么就认为出口将促进企业的生产率进步，但这一思路忽视了生产率对出口的反向因果关系。这一阶段的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Fu（2005）对中国26个制造业行业1990—1997年的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体系、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和预算软约束等，出口并没有显著促进各行业的生产率增长。李小平（2008）对1998—2003年中国23个工业行业中出口同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的研究认为，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不显著。2.2研究的新视野：企业异质性
什么是异质性（heterogeneity）？福斯特·梅特卡夫（2005）指出，“从经济学一般理论的角度来看，异质性是指所考察对象之间的差异化程度，不论这些研究对象是家庭、厂商、部门还是区域或者国家，都会因为它们在产品消费或生产、生产方式采用、创新活动和密度追求或者组织环境上所作出的选择活动，形成其努力、行为和成功方面的差异”。因此，正如宋德勇和许广月（2009）所说，“无论从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现实性角度而言，还是从探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来说，异质性是一个基准概念”。
什么是国际贸易的企业异质性？本书中，国际贸易的企业异质性是指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一系列企业特征和行业特征上的差异。企业特征主要是指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还包括企业规模、投资水平、工资水平、资本密集度、雇员人数、市场份额和出口比重等特征。行业特征是指出口企业的行业分布、行业层面出口企业数量的比重和行业层面出口产值的比重等信息。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实证研究推动理论研究的过程。首先，企业层面的数据的获得揭示了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暗示以往理论所基于的同质性企业的假设不成立，推动实证研究从国家和行业的层面深入到企业层面，得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诸多结论。之后，为了从理论上解释实证研究的结果，经济学家们扩展了原有的理论模型，创立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而理论模型的建立则进一步推动了实证研究的蓬勃发展。本节总结了主要的企业异质性，综述了企业异质性视野下研究出口和生产率关系的主要理论模型，阐明了该理论的主要研究论题，指出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与前期国际贸易理论的相互关系。2.2.1 企业异质性：一个普遍的现象
研究企业异质性的经典文献当属Bernard et al.（1995）所著的。通过对1976—1987年美国企业数据的分析，Bernard et al．的文献发现，每个行业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企业从事出口，且与非出口企业相比，美国的出口企业规模更大，生产率更高，支付更高的工资，使用更熟练的技术工人，资本密集度也更高。这项研究的背景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美国实务界对是否应当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存在激烈的争论。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一方认为，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是好企业，其发展对一国的经济有利，因此，主张贸易自由化以促进出口。但是，这一论述缺乏系统的信息证实出口企业确实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为此，Bernard et al.（1995）系统地研究了美国出口企业的特征。
随后的文献对更多国家的出口企业的特征进行了探讨，证实企业异质性普遍存在。国际贸易的企业异质性的表现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即使在出口行业，大多数企业也并不从事出口。按照WTO的统计，1986年，只有17％的法国制造业企业从事出口；1990年，18％的哥伦比亚企业从事出口；1999年，21％的智利企业从事出口；2000年，20％的日本制造业企业从事出口；2002年，18％的美国制造业企业从事出口；2003年，39％的挪威制造业企业从事出口。造成这一比例悬殊的重要原因在于各国统计口径的差异：比如，挪威的原始样本约占当年工业增加值的90％，智利和哥伦比亚统计的是雇员人数超过10人的企业，日本则统计员工人数超过50人的企业。部分地由于数据统计口径的差异，在企业层面进行的跨国分析仍然相对较少（ISGEP，2008），但国别分析的结果足以表明，仅有少数企业从事出口。
第二，大多数出口企业仅出口其总收入的很小的一部分。通过对欧洲多国数据的分析，Mayer and Ottaviano（2008）发现，平均而言，约5％的企业出口其总收入的超过90％，占当年该国总出口的约10％；约25％的企业出口其总收入的超过50％，占当年该国总出口的约70％。
第三，一国的出口集中在少数企业。Bernard et al.（2007a）对美国的研究发现，按照企业对外贸易量来划分，前1％的企业出口了当年本国出口的超过80％，前10％的企业出口了超过95％。同时，前1％和10％的企业的员工数分别占企业雇员总数的14％和24％。
第四，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企业从事出口，各行业出口企业的比重近似服从比较优势理论。Bernard et al.（2007c）发现美国所有行业都有企业从事出口，同时，技术密集型部门的出口企业所占的比重高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出口企业所占的比重，比如，2002年，8％的纺织业企业从事出口，而38％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部门的企业从事出口。
第五，出口企业显著不同于非出口企业。Bernard and Jensen（1999）对美国的分析表明，出口企业雇员数是非出口企业的两倍，劳动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高出12％—24％，资本密集度高出7％—22％，向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支付的工资高出11％—18％，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雇佣了更多的技术工人。Van Biesebroeck（2005）对九个非洲国家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多支付了34％的工资，销售规模高出53％，劳动生产率高出57％，资本密集度高出51％，投资水平高出48％，雇员人数和国内销售值比非出口企业高出两倍左右。
上述发现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技术密集型部门的出口比重更高，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行业内有些企业出口，有些企业不出口。新贸易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行业都有企业从事出口，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只有部分企业从事出口。2.2.2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文献综述
为了更好地解释国际贸易的现实，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 firm trade theory），又称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或异质企业、市场进入固定成本模型（heterogeneous marginal costs and fixed market－entry costs model），放松了企业同质性的假定，将沉没成本和企业生产率的差异结合起来解释当前国际贸易领域内的新现象和新特征，其核心结论是高生产率的企业从事出口，低生产率的企业则仅仅服务于国内市场；给定对生产的冲击程度，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资源向高生产率的企业转移，行业生产率水平提高。（1）主要理论模型。
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作出奠基性贡献的当属Melitz（2003），其建立的异质性企业动态产业内贸易模型是Hopenhayn的动态产业模型与Krugman的产业内贸易模型的有机结合。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每个企业都生产差异化的一种产品，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的产品市场，企业之间存在生产率差异。潜在的企业通过支付沉没成本进入市场，且所有企业都面对一个外生不变的行业退出概率。每个企业的生产率水平由外生的分布函数给定，且保持不变。在垄断竞争条件下，生产率水平低于某一临界值（零利润生产点）的企业将退出该行业，生产率超过较高水平临界值（出口生产点）的企业将出口并获利。由于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高于国内市场的沉没成本，理论分析的结果认为，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会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为国内市场生产，且贸易的开展会迫使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市场，资源向高生产率的企业转移，带动整个行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另一理论框架由Bernard et al.（2003）创建。他将随机生产率引入多国李嘉图模型中，使其成为允许地理贸易壁垒及不完全竞争、存在企业异质性的贸易模型。理论分析的结果是，企业的生产率和规模影响企业的出口，拥有高生产率的企业往往选择出口，且贸易壁垒的降低会促进企业的出口。他用美国和46个国家的数据实证了相关结论。
随后的研究大多从不同角度对Melitz（2003）的模型加以扩展。Baldwin（2005）分析了选择成为国内企业、出口企业和不生产企业的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证实高生产率的企业选择出口的结论。Ghironi and Melitz（2005）通过建立一般均衡的两国贸易模型，证实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会选择出口。文章同时分析了外生的生产率冲击以及贸易成本的变化对企业出口和退出市场决策的影响，得出同之前研究相一致的结论。Melitz and Ottaviano（2008）放弃了CES效用函数，采用水平产品差异化的线性需求系统，将产品的加成定价内生，同时引入国家间竞争程度之间的差异，认为贸易自由化的进口竞争效应将导致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升行业生产率。Bernard et al.（2007b）引入行业间要素密集度和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建立了一个两国、两要素、两行业的一般均衡模型，证实贸易提高了行业的的最低生产率水平和平均生产率水平。在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中，行业最低生产率水平和平均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更大，在位企业最低生产率水平同出口企业最低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距更小。
以上文献都假定外生的企业的异质性，即企业生产率的差异是外生随机的，而不是内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一些文献引入了企业技术选择机制，将企业生产率的决定内生化，如Bustos（2005）和Hansen and Nielsen（2007），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最有效率的企业将选择进入出口市场，从而放松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假定，扩展了其适用的范围。
此外，一些文献还在同质性企业的分析框架下纳入企业的异质性，得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结论。Yeaple（2005）基于同质性企业的一般均衡框架，设定企业会选择异质的技术，且其选择是确定的，认为出口企业一般规模更大，会选择更高级的技术，支付更高的工资，拥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2）主要论题。
在引入企业异质性之后，国际贸易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贸易与增长的关系。除了上文已经综述的贸易总量和增长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还区分了出口总量增长的结构性问题（钱学锋，2008），将出口增长划分为集约的贸易边际（intensive margin）和扩展的贸易边际（extensive margin）。区分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哪条贸易边际所取得的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不同的贸易边际蕴含着不同的政策建议和福利含义。集约的贸易边际表明，出口大多集中于少数企业和产品，可能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和贸易条件的恶化；而扩展的贸易边际可以增加贸易品的范围而不只是贸易量，贫困化增长不太可能发生，且扩展的贸易边际也是一国通过出口提升生产率水平的重要渠道（Bernard et al.，2006）。
第二，企业国际化路径。第一方面的研究仅仅涉及不出口、出口和不生产三种选择，在此基础上，一些文献（Helpman et al.，2004）将研究扩展到企业国际化路径的选择，从而企业面临的选择将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出口、不出口和不生产四种选择。Helpman et al.（2004）的研究认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将退出市场（不生产），生产率稍高的企业仅服务于国内市场（不出口），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将从事出口（出口），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将在国外生产（对外直接投资）。
第三，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Melitz（2003）的模型认为，贸易自由化一方面促进了现有的出口企业扩大出口；另一方面通过降低出口市场的进入成本，鼓励了更多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这样，出口的扩张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提高了行业整体的工资水平。随后的文献（Baldwin and Forslid，2004）进一步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社会福利的可能影响，在工资效应之外研究了产品种类效应。一方面，存在“反产品种类效应”，即贸易自由化促使一些无效率的企业退出生产，而留在市场中的企业专门生产自己最有效率的产品，减少了产品的种类，降低了产品创新的速度，影响了社会福利的增长；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产品创新的边际成本，可以避免因重复的创新活动而浪费资源，促进有效的产品创新。两种相反的效应孰大孰小，取决于创新技术的本质特征及其与产品、知识贸易的联系。
第四，企业异质性与新经济地理学。Baldwin and Okubo（2006）首次尝试将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垄断竞争模型与一个简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相结合，分析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模型指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首先选择从小区域向大区域重新选址，这种非随机的空间选择意味着标准实证方法会高估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可能是自我选择进入中心区域，而非集聚效应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从而导致该区域平均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同时，旨在促进外围区域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如生产补贴）也会产生分类效应。由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离开集聚区域的机会成本较小，这种产业政策可能导致高生产率的企业向中心区域转移，低生产率的企业向外围区域转移，进一步加大区域产业发展的非平衡。（3）二元边际研究综述。
鉴于二元边际的研究同本书息息相关，有可能构成未来研究的方向，因此本书对二元边际的定义、影响因素和福利效应等问题进行一个简短的综述。
首先，二元边际问题的由来。传统贸易理论假设企业和产品都是同质的，强调出口产品数量的增加所引起的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新贸易理论引入差异化产品，强调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所带来的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上述理论都只强调了出口增长的一个方面，没能在同一框架下同时分析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直到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将分析的视角深入到企业层面，才将二元边际综合到一个框架中。
其次，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学术界对出口增长究竟主要源于何种贸易边际存在激烈的争论。部分文献强调扩展边际的重要性。Hummels and Klenow（2005）基于跨国分析发现扩展边际解释了大国出口增长的60％；Evenett and Venables（2002）研究了23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7年的出口增长，认为扩展边际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的绝大部分。另一部分文献则强调了集约边际的作用。Amiti and Freund（2010）认为中国1992—2005年间的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集约边际；Eaton et al.（2008）发现尽管每年有一半的出口企业是新进入出口市场的，哥伦比亚的出口增长仍主要来自于集约边际；Helpman et al.（2008）认为集约边际对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出口增长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在探讨二元边际的决定因素时，实证文献考虑了大量因素，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多种政策工具。本书仅梳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第一，贸易成本，又分为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Kancs（2007）对东南欧国家的研究发现，可变贸易成本负向影响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且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小于对扩展边际的影响，而固定贸易成本仅影响扩展边际，且影响程度小于可变贸易成本产生的影响，因此，如果政策目标是促进出口增长，那么降低可变贸易成本将是最优政策工具，而如果政策目标是扩大现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培育本国的跨国公司，那么降低固定贸易成本将是最优政策工具。类似的，Lawless（2010）实证了距离对美国出口的影响，发现距离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负向影响，但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显著；Dennis and Shepherd（2007）对欧盟各国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运输成本每下降1％，扩展边际约提高0.4％；Feenstra and Kee（2007）通过对中国和墨西哥的对比也实证了贸易成本的影响。
第二，优惠贸易安排。Kancs（2007）研究了双边贸易协定对东南欧各国出口增长路径的影响，认为双边贸易协定主要通过增加出口商品的种类，而非增加出口商品的总值，促进出口增长。Hillberry and McDaniel（2002）研究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影响，发现美国的出口变化主要体现在原有出口企业提升原有出口产品的质量，降低原有出口产品的价格。
第三，汇率。Bergin and Lin（2008）对比了货币联盟和爬行钉住的汇率安排在促进出口增长机制上的差异，认为货币联盟主要促进新企业和新产品的出口，影响扩展边际，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而爬行钉住的汇率安排仅增加现有产品的出口，影响集约边际。这是因为，尽管两种安排都减少了汇率的波动，促进了出口，但从经验数据来看，货币联盟往往更稳定，从而企业更可能进行长期投资，进入新市场。Baldwin and Di Nino（2006）和Kehoe and Ruhl（2002）采用欧元区的数据，具体实证了这一问题。
第四，人力资本。Andersson and Johansson（2010）研究了人力资本对区域出口流动结构的影响，得出三个主要结论：区域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主要影响扩展边际的区域差异；集约边际中的价格效应与区域人力资本禀赋正相关；来自区域以外的知识流动正向影响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中的价格因素。同时，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等其他要素禀赋也是实证文献重点考察的领域。
最后，二元边际的福利效应。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出口增长蕴含着不同的福利效应。一般认为，集约边际通过增加原有产品的出口，有利于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但也可能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不利于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在出口市场的生存，使出口容易遭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而扩展边际的效应则相反。
第一，贸易的持续时间。基于产品、市场的二维角度，Besedeš and Prusa（2006a）对美国进口的分析表明，超过50％的贸易关系仅持续1年，80％的贸易关系持续不足5年，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中间值为4年。Besedeš and Prusa的另一篇文章（2006b）表明，集约边际带来的对美出口增长的可持续时间仅为扩展边际的一半，带来的退出美国市场的概率高出扩展边际约23％。Nitsch（2009）对1995—2005年间德国8分位进口产品的国别数据的研究也发现，大多数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较短，仅1—3年，扩展边际同样延长了出口持续时间。同样的实证证据还来自于Besedeš and Prusa（2011）。
第二，出口波动。一国出口产品种类的集中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但也会使该国的出口收益呈现波动性和不稳定性，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Feenstra and Kee（2008）认为集约边际通过增加原有产品的出口，有利于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提高生产率。Hausmann and Klinger（2006）指出集约边际意味着出口集中在少数企业、少数产品和少数市场，可能导致出口的不稳定，并引起经济增长波动，而扩展边际通过分散出口产品的种类和出口市场，将增强出口的抗风险能力。扩展边际对出口波动性的影响可以通过投资组合理论来解释，而投资组合降低风险的程度取决于组合内各要素之间的相关程度，相关度越高，降低风险的能力越弱。Agosin（2009）建立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发现贸易的扩展边际可以稳定出口增长，进而减缓经济增长的波动，带动经济的增长。文章同时采用1980—2003年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数据分析了扩展边际的效应，发现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出口增长的方差、经济增长的方差和经济增长四个变量间相邻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420、0.377和－0.406，这证实了理论分析的结果。
第三，贸易条件。要分析二元边际的价格效应，需要将出口增长分解为同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相关的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两部分。Galstyan and Lane（2008）基于两阶段CES效用函数，构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价格指数，通过对美国、德国、瑞士、日本和中国五国的比较研究，分析了新产品种类对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以及贸易条件的影响，在考虑到新产品种类的影响后，进口价格指数下降，而出口价格指数上升，从而贸易条件有所上升，上升幅度可达46％。Amiti and Freund（2010）发现中国的出口增长以集约边际为主，而随着中国开始出口某些产品，该产品的世界价格开始下降，中国的贸易条件也在同期出现明显下降。
本书所探讨的异质性企业出口和生产率的关系属于主要论题的第一个方面，是其他三方面研究的基础。尽管仍然存在分歧，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已有一定的规模，相关实证检验的综述将在2.3节中完成。针对中国的专门研究仍然相对有限，本书将在5.1和6.1节中回顾对中国的研究。2.2.3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与前期理论的关系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放松假定、扩展解释范围的过程，后一个理论是对前一个理论的扩展而非否定。传统贸易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产业间贸易的现象，却无法解释产业内贸易，促使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到新贸易理论的阶段；新贸易理论放松了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和固定规模报酬的假定，引入不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和规模经济，很好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却无法解释企业之间的显著差异，促使国际贸易理论进一步发展到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阶段；异质性企业贸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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