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
出版社：理想国|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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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故事8：路易十四时代试读：
致读者
本卷为《文明的故事》第8卷，就历史上的某一过程来说，其起于何时、终于何处，实难确言。本卷历史背景是欧洲。时间则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1648年）起，至路易十四去世时为止。路易十四在位时间是1643年至1715年，因而我们便把他的统治时代作为本卷的书名。
通篇主题是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大争论”。信仰在这一时期占据王位，但是理性在霍布斯、洛克、牛顿、培尔（Bayle）、丰特内尔（Fontenelle）和斯宾诺莎诸人新说中也百花齐放。这一“‘古典时代’，贯穿了于其结束时自称的‘理性时代’”。本卷几乎有1/3的篇幅致力于“知识探险”以摆脱迷信和愚民政策，及有关学术、科学和哲学上的各持己见。尽管学者们的偏见很明显，但我希望以公正的立场来说明他们的观点。因此，对如帕斯卡（Pascal）、波舒哀（Bossuet）、费奈隆（Fénelon）、贝克莱（Berkeley）、马勒伯朗什（Malebranche）和莱布尼茨（Leibniz）这些致力维护个人信仰的学者，均寄以无限的同情。
我们希望第9卷《伏尔泰时代》能在1965年出版，第10卷《卢梭与大革命》在1968年问世。不过，有些困难已经发生，部分是由于18世纪的资料太多、篇幅很大，需要整理。威尔·杜兰特与阿里尔·杜兰特1963年5月
谢词
自1926年起，和我们携手合作这件“立言事业”的其中一位出版家已经谢世。我们永远忘不了他的爽朗性格。另一位依然是我们的朋友，他永远是热诚的、慷慨的、宽容的，像一个诗人。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借此机会——可能是我们的最后机会——向替我们已出各卷争取广大读者的批评家们，表达我们的感谢，不会被说成“为了未来的销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势必还在旷野行吟呢！
对我们的女儿埃塞尔，将惨不忍睹的二校稿精心校订，重新打字，深感歉疚。对我们的兄弟姐妹莎拉、弗萝拉、玛丽和哈瑞·考夫曼，为超过1.2万词条、4万多个注从事的耐心分类，深表感谢。对洛杉矶公立图书馆的安妮·罗勃兹太太和好莱坞区立图书馆的妲妮·威廉小姐从全美各地搜集珍本的那份热诚，深表感谢，没有蕴藏丰富，而又乐于协助的图书馆，这几卷是无法完成的。而西蒙和舒斯特编辑部的维拉·薛奈德太太，对本卷和前卷进行了学术编辑，承她们受理，并此致谢。 第一部路易十四与法国路易十四，又称路易大帝。在位期间，他采取一切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宣称“朕即国家”，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大权于一身。伏尔泰把他比作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第一章旭日东升（1643—1684）马扎然与投石党（1643—1661）
1643年起，法国开始崛起于西欧，其政治上的影响力直到1763年，而在语言、文学与艺术上的影响力直到1815年仍然未衰。自西罗马奥古斯都以来，没有一个王朝像路易十四时代拥有如此多伟大的作家、画家、雕刻家与建筑家，并在礼节、时尚、思想、艺术上被他国艳羡模仿。外国人视巴黎为心智修养与教育的中心，许多意大利人、德国人甚至英国人，都认为巴黎较其故乡更可爱。
为什么法国在这段时期会得到如此优势的地位呢？其中一个理由是人力。1660年，法国有2000万人，西班牙与英国各为500万、意大利600万、荷兰共和国200万。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包括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与匈牙利，总人口约为2100万，但这个帝国徒具虚名，又因“三十年战争”国势衰微，帝国境内又分裂成400多个敌对的主权国。这些小邦每个最多不过200万人口，却都有自己的统治者、军队、货币和法律。而法国在1660年后已是一个地理上统一的国家，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法国“大世纪”的催生，黎塞留（Richelieu）主政时期功不可没。
在欧洲哈布斯堡王室（Hapsburgs）与法国波旁王室的长期对峙中，后者逐渐占了上风。数十年中，部分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落入法国手中，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也于1643年在罗克鲁瓦（Rocroi）战役和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约》（Peace of the Pyrenees）中失势于法国。此后，法国成为基督教世界最强的国家，国内自然资源丰富，人民忠诚乐业，将军善于谋略，而其君主则为“真命天子”。这一时期，一位年轻的君主即位，在他近75年的主政期间，不仅统一了国土和人民，也统一了政府和政策。此后50年中，法国培养并吸纳了无数文学和科学方面的天才，建筑宏伟的宫殿，成立强大的军队，震惊与鼓舞了人类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法国的前景可比之为一幅史无前例的耀目图画，以人们的鲜血绘出了多彩多姿的画面。
路易十四于1643年嗣位时，年仅5岁，法国尚未统一，黎塞留未竟之业须另一位红衣主教来完成，这人便是马扎然（Jules Mazarin）。他的意大利原名是马萨里尼（Cuilio Mazarini），生于西西里一个穷人家，在罗马耶稣会受教育，后来在教廷担任外交工作，1630年，因在紧急时候调解结束曼图亚之役（Mantuan War）而名扬欧陆。在出任教廷驻巴黎使节时，得识黎塞留，并投身于这位政治天才门下。黎塞留感其忠诚，封他为红衣主教。黎塞留临终时，向“国王保证没有人比马扎然更能干来接替其职位”，路易十三接受了黎塞留的推荐。
1643年路易十三去世时，马扎然仍未露头角，由路易十四的母后、奥地利的安妮王后摄政，虽有两位亲王孔代（Condé）与奥尔良的加斯顿（Gaston）幕后执掌实权，但安妮王后任命这位41岁的意大利人为首相。在他被任命的第二天，法国在罗克鲁瓦战胜的消息传到巴黎，马扎然的统治一开始即颇为顺利，日后许多外交与战场上的成功巩固了其地位。他对选择政策、战术乃至谈判者，皆有他人不及的智慧。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法国在其领导下确定了由战争赢得的优势地位。
马扎然并不像黎塞留那样具有伟大的综合能力与坚强的意志，但他更具耐心、精明，有一种个人魅力。吃亏之处在于他是外国人，他曾向法国人保证：虽然他出生于意大利，心却属于法国，然而法国人仍恐他有二心。我们不知马扎然向安妮王后尽忠到什么程度，他小心行事，最终赢得她的信任，甚至可能也赢得她的爱情。他知道他与安妮王后的安危系于能否继续黎塞留的政策，建立法国王室的权力以对抗分封的领主。他聚敛财物，为将来一旦失势未雨绸缪。当时法国正是崇尚风雅之时，人们视他为一个暴发户，厌恶他的意大利口音和他那些骄奢的亲戚，特别是他侄女们的挥霍。雷斯主教曾把他骂成“一个卑鄙小人……奸诈……穷凶极恶”，但这位曾败于马扎然之手的雷斯主教并不公正。马扎然敛财是事实，但他花钱颇为风雅，购置不少书籍和艺术品，后来都馈赠给国家。他的翩翩风度大大取悦了女士们。莫特维尔夫人曾形容他“举止文雅，与黎塞留的严峻大相径庭”。他易于宽恕敌对者，也易于忘却给别人的好处。他治国勤奋是众人皆知的，但这点也会招来攻击，因为他有时让一些贵宾在会客室苦等。他注重清廉，以为贪污是人的本性。关于他的私人道德，除了一些以王后为情妇的闲话外，倒无甚大错。他对宗教所持的怀疑态度使宫廷中人震惊，那时对宗教这种淡漠的思想尚未风行，他们认为他对宗教的忍让是由于缺乏宗教信仰。他上任后不久首先就确认《南特诏书》，允许法国境内胡格诺派教徒举行宗教性集会。在他任首相期间，没有一个法国人曾受到中央政府的宗教迫害。
马扎然如此不得众望，却能保持其权位，实在是令人惊奇的。农民由于他征收重税以充战费而恨他，商人由于他的关税制度影响贸易而恨他，贵族由于他反对封建制度而恨他，议会由于他将国王和他本人置于法律之上而恨他，同时，由于王后禁止任何人批评他的治理，更增加了反对之声。但王后支持他，因为她发现有两种势力正企图趁妇人孺子当政之时觊觎政权：一方面是旧贵族欲削弱王室而恢复过去封建领主的特权，另一方面是议会欲建立一个由少数律师控制的政府。为了对抗旧贵族与新贵族这两种势力，安妮向马扎然求助。他的政敌曾先后两次企图罢免其职位和控制王后，这就形成路易十四时代的投石党（Fronde）。
巴黎议会成为投石党第一个（1648—1649年）试图模仿英国将议会权力提升至国王之上的立法和司法机构。过去，巴黎议会位于国王之下，是法国的最高法院。根据传统，任何一项法律或税令均须得到这些议员（几乎全部是律师）通过并记录在案后，始能被公众接受。黎塞留主政时曾削减议会的权力，而他们现在决定再度确立它。他们认为目前在法国成立君主立宪政治的时机已到，应将王室权力置于代表全国民意的某种代议机构之下。但法国各地的十二个议会与英国国会不同，并非是由全国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而是一个司法和行政机构，其职位是世袭或由国王指定的人员担任。如果投石党此举成功，法国政府便可能成为一个由律师组成的贵族政治政府。另外，由贵族、教士与平民三个阶级组成的全国会议（States-General）也可能发展成一个代议政体以限制王权，但全国会议只有国王有权下令召开。1614年以来，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这种会议都没有召开过。
巴黎议会的议员敢于为国家发言时，他们一时间成了全国人民的代表。1648年初，议员塔隆（Omer Talon）谴责黎塞留与马扎然的苛税使人民变穷了：
十年间法国已残破不堪，农民只好枕草而卧，他们卖尽财产去充税捐。为了使某些人在巴黎过上豪奢的生活，无辜的人民只有靠最廉价的面包生存……他们除了自己的灵魂外一无所有，而这是因为还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将他们的灵魂也一并出卖。
同年7月12日，巴黎议会在法院集会，向国王及其母后提出数项革命性的要求：所有个人税捐减少1/4；非经议会自由投票同意，不得征收新税；由王室派驻各省的大臣，其权力在当地省长和法官之上应予废除；不得任意监禁人民超过24小时而不提交法院。如果这些要求得到允许，法国日后将成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政府，有着与英国相似的政治发展。
相比未来的政体，安妮更易接受旧制。在她的经验中，除了绝对王权，她不知有其他形式的政府。她认为，如目前依照议会要求出让王室权力，对王室的统治将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打击，不仅削弱王权在传统与习俗上的心理支柱，而且迟早有一天王权会沦泯于群众的混乱中。况且，先王（或黎塞留）时代享受的权力，她不能完整地传给她的子孙，这是可耻的事；也是她没尽到责任，将会受到历史谴责。马扎然同意安妮王后的看法，他已预见：如果同意议会的要求，他个人将无容身之地。8月26日，他下令逮捕布罗塞尔（Pierre Broussel）和其他议会领袖。年高的布罗塞尔曾以其“拒绝纳税”的口号而名噪一时，群众在皇宫前集会要求释放布罗塞尔。许多人带着投石器，当时人就称他们为“投石党”，那次事件也称为“投石之乱”。巴黎大主教继承人贡迪（Gondi，即雷斯红衣主教）向安妮进言释放布罗塞尔，遭王后拒绝。他愤怒之余转而鼓动人民反抗政府，当时他正致力于谋求一个红衣主教的职位。
8月27日，巴黎议会的160名议员穿过群众与街道上的路障，向皇宫前进，一路上群众高喊着：“国王万岁！处死马扎然！”谨慎的马扎然认为这不是逞血气之勇的时候，只好建议王后下令释放布罗塞尔。她虽同意，但又愤怒于对人民的让步，便带着国王离开巴黎，退到郊区吕埃（Rueil）。马扎然暂时答应议会的要求，但故意拖延生效的时间。王后回到巴黎时，街道上的路障仍未撤除。人民对她表示不满，流传有关她与马扎然之间的绯闻。1649年1月6日，安妮再度出城，这次她与国王逃到圣热尔曼，典当珠宝购置衣物，夜间以稻草为枕，情况甚为狼狈。年幼的路易十四自此对群众甚无好感，对巴黎也无好感。
1月8日，议会在群情激奋的情形下发表一道法令，宣布马扎然是罪人，并促请全法国人民追捕他。另一道法令则下令没收所有王室资产，将之充公。许多贵族认为这次革命是争取议会恢复封建特权的大好时机，或许也认为如果没有名门贵胄领导这次起事，可能将乱得不能收拾，因而一些有势力的贵族，如朗格维尔公爵、波福尔公爵与布永公爵均加入革命行列，提供军队、资金，还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不少传奇故事。布永公爵夫人和朗格维尔公爵夫人——麻面而美艳的女士——以及其子女一起住进巴黎维尔旅馆中，志愿作为人质以保证她们的丈夫对议会与人民的忠诚。那时，巴黎成了一座兵营，这些贵族夫人在市政厅内欢舞，朗格维尔公爵夫人与当时的马西拉克亲王（Prince de Marsillac），即拉罗什富科，还有一段暧昧关系。1月28日，朗格维尔夫人为马西拉克生了一个儿子。当时的投石党人有不少为贵族夫人充当护花骑士的，常为赢得美人一笑而决斗流血。
王后所处的危势由于孔蒂亲王（Prince de Conti）与他的长兄孔代亲王发生纷争而获得转机。孔代亲王被当时人称为“伟大的孔代”，曾率领法国军队在罗克鲁瓦和朗斯（Lens）获胜。现在，他以强大的军队转而支持王后母子，安妮立刻令他率部进军巴黎，向他的兄弟与姐妹（朗格维尔夫人）进攻，并将王后母子安全送回宫中。孔代集结军队，围攻巴黎，占领了在沙朗东（Charenton）的前卫要塞。城内叛变的贵族向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求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议会与人民的爱国情绪远胜于阶级意识，大多数议员都不愿丧失黎塞留时代外交胜利的果实，不愿再度引进哈布斯堡王室势力来干预法国内政。他们也开始觉得被贵族作为企图恢复封建势力的工具利用了。此举一旦成功，法国将再度分裂成许多各自独立的地区，无法发挥合力。因而，他们态度一变，派了一个代表向正起驾回宫的安妮表示归顺，并声称他们一直都是敬爱王后的。她赦免了所有愿意放下武器的人。议会解散自己的武装力量，并通告人民今后应服从国王。巴黎市内的街垒路障被撤除，安妮、路易十四和马扎然回到宫中（1649年8月28日）。宫廷内重新集会，那些叛变的贵族也成为座中客，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不了的事一样，一切都被宽恕，但没有被忘记。第一次投石党革命就此结束。
接着还有第二次。孔代自认为靖难有功，地位应在马扎然之上。他们发生了争执，孔代便煽动不满的贵族叛变。马扎然一不做二不休，将孔代、孔蒂和朗格维尔全部监禁于文森（Vincennes，1650年1月18日）。朗格维尔夫人逃到诺曼底，鼓动叛变，并越过边境到达西属荷兰，引诱蒂雷纳（Turenne）将军叛变。这位名将也同意派一支西班牙军队对抗马扎然。伏尔泰说：“所有的党派都彼此倾轧，各自订立盟约，又一个一个地背叛，没有一个人不是三番两次地改变立场。”雷斯主教回忆道：“每天清晨我们准备彼此拼个你死我活。”他自己就险些被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公爵杀死。每个人都自称忠于国王，路易十四想必惊奇于他承继的是如此支离破碎的王权。
一支军队攻下波尔多，而马扎然也率军亲征佛兰德斯，打败了蒂雷纳。这时，雷斯主教急于将王后的首相和情人排挤掉，便说服议会再次放逐马扎然。马扎然紧张起来，于1651年2月13日下令释放被监禁的亲王，同时，为自身安全着想，他逃到科隆附近的布吕尔（Brühl）。孔代亲王为报王后与马扎然一箭之仇，联合其兄弟孔蒂、姐妹朗格维尔夫人、内穆尔公爵和拉罗什富科公爵在9月向王室宣战，占领波尔多，以此为起事基地。孔代与西班牙结盟，与英国克伦威尔谈判，答应在法国建立一个共和国。
9月8日，年方13岁的路易十四宣布终止母后摄政，他现在将亲自接掌政权。为讨好议会，他同意将马扎然放逐。但到了11月，他又鼓起勇气召马扎然率领一支军队返回法国。这时奥尔良的加斯顿公爵采取中立，但蒂雷纳已倾向王室一方。1652年3月，路易十四派掌玺官莫雷（Molé）前往奥尔良要求联盟。城中的贵族通知加斯顿，除非他或他的女儿唤起市民来抵抗，否则他们将把城市献给国王。
这时，有一个像解救奥尔良城的圣女贞德一样有名的女人出现，她叫安妮·玛丽·路易，小时因黎塞留将其父放逐而在心里埋下了一粒反叛的种子。她的父亲加斯顿是路易十三的兄弟，从被放逐后正式改为平民称谓“先生”（Monsieur），她的母亲蒙庞西埃女公爵玛丽·波旁只称“夫人”（Madame），所以她即是“小姐”（Mademoiselle）。她长得高大强壮，人们又称她为“蒙庞西埃大小姐”。蒙庞西埃家财巨富，自小生长于财富与家世双重尊贵的环境中，她曾说过：“我的出身没有一件事不是伟大而高贵的。”她曾希望嫁给路易十四，虽然他们是堂兄妹。后来她见对方无意，更激起反叛情绪。她听见奥尔良城的呼吁，见她父亲似不愿插手其中时，便征得父亲的同意自己出面。她一直反对习俗加之于女性的限制，特别是女人不能成为一个战士，现在她全副戎装，集合一些与她同道的贵族女战士，率领一小股军队向奥尔良进军。城内的官员拒绝她们进城，担心国王会震怒。她下令手下打破城墙，城墙守卫视而不见，于是她与两位女伯爵破墙入城。入城后，她炽热的演说煽动了全城民众。莫雷无功返回巴黎。全奥尔良城矢志效忠这位新圣女。
第二次投石党革命在巴黎达到最高潮。孔代自南方进军，击败皇家军队，准备将国王、王后和马扎然全部逮获。孔代的军队逼近巴黎时，城内的投石党人将巴黎市守护神圣吉纳维夫（St.Geneviève）的神龛抬出，上街游行，祈祷孔代一举获胜，推翻马扎然。蒙庞西埃小姐自奥尔良赶往卢森堡皇宫，恳求她父亲支持孔代，但她父亲拒绝了。蒂雷纳与国王的军队也接近巴黎，在城外靠近圣安东尼门处，与孔代部队相遇。两军相遇，蒂雷纳处于优势。此时这位小姐赶向巴士底，逼令其守将将炮口转向国王军队，此后她又以她父亲的名义，下令守军开城门让孔代的军队入城，及时将国王的军队阻于城外（1652年7月2日）。这位小姐真不愧为当时的女英雄。
孔代成为巴黎的主人，但此时稳健派人士开始反对他。他发不出军队的薪水，军队开始腐化，最终变成暴动。7月4日，一群暴动的人攻入市政厅，要求将所有支持马扎然的人交到他们手中，他们放火焚烧市政厅，并杀死了30个平民。城内经济活动被破坏，食物供给陷于一片混乱，半数的巴黎人都面临饥饿威胁。那些有产阶级开始怀疑：过去的王室独裁，甚至马扎然的统治是否比目前的暴民统治高明些？马扎然于城陷时自动引退，更使投石党人失去一个联合攻击的目标。雷斯主教这时已得到他渴望已久的红衣主教职位，认为这是保住既得利益的时候，便利用他的影响力使人民恢复对国王的忠诚。
10月21日，安妮与国王在平静中再度返回巴黎。这位年方14岁的君主，潇洒、勇敢，让整个巴黎折服，街道上充满了“国王万岁！”的欢呼声。几乎过了一夜，群众的激情才平静下来，秩序恢复了。这不是武力造成的，而是慑于皇室的威仪，人民下意识中相信他们的国王真正是君权神授的。1653年2月6日，路易十四因其地位已经稳固，放心召回马扎然，仍委以一切职权。第二次投石党革命就此结束。
孔代逃到波尔多，议会再无二心，叛变的贵族隐退到各自的城堡内。朗格维尔夫人在修道院里终其余生，蒙庞西埃小姐被放逐到她的一个采邑上，悔恨她在巴士底的所为已经断绝她与国王结婚的机会。她在40岁那年爱上了洛赞伯爵（Comet de Lauzun），此人比她年轻许多，也比她矮了一截。路易十四拒绝批准他们的婚姻。他们不顾一切决定结婚时，国王将洛赞关入监狱，一关就是10年（1670—1680年）。蒙庞西埃小姐对爱人矢志不渝，他被释放后，他们结婚了，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693年她去世。雷斯主教曾被拘禁，后逃出，终得赦免，并出使罗马，最后隐退在洛林写他的回忆录。书中对当时人物有非常客观的分析，包括他自己在内：
我不曾做出一个虔诚教徒的模样，因为我深知自己的伪装绝难持久……我发现自己不能没有爱情而生活，因而发生了与蓬姆蕾夫人的一段恋情。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她的家中，在她的热恋中，浑身闪耀着光彩。她与别人的情史不过是为我掩饰……我是自己决定沉溺于罪恶之中的，但我同时决定忠实地尽我在宗教上的责任，我尽我所能以拯救其他的灵魂，虽然我并不在乎自己的灵魂。
至于马扎然，已经地位稳固，而且重握大权，路易十四这时对他仍言听计从。他于1657年与克伦威尔治下的新教英国签订一项条约，克伦威尔曾派遣6000人的部队援助王室抵抗孔代与西班牙的军队。1658年6月13日，英法联军又赢得沙丘之役（Battle of the Dunes）。10天后，西班牙军队便撤出敦刻尔克（Dunkirk），路易十四亲自参加入城式，然后根据英法1657年的条约，又将其让给英国。西班牙战败之余，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便于1659年11月7日与法国签订《比利牛斯和约》，这项和约结束了长达23年的战争，但为未来一场战争埋下了种子。在和约中，西班牙割让鲁西永、阿图瓦、格拉沃利讷、蒂永维尔给法国，并放弃对阿尔萨斯的主权要求。菲利普四世还将其女儿玛丽亚·特蕾莎嫁给路易十四为后，他答应在18个月内送给他女儿一笔50万克朗的嫁妆，条件是她与路易十四声明放弃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权力，这一点使日后全西欧国家都卷入了西班牙王位继承之战。菲利普又以赦免孔代为和约的条件，路易不但赦免了孔代，恢复他以往的爵位与封邑，并欢迎他在宫廷内往来。《比利牛斯和约》是黎塞留政策的实现——削弱哈布斯堡王室的势力，以法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的强国，马扎然完成了黎塞留未竟之功，他的政绩终于得到国人赏识。虽然很少人喜欢他，但承认他是法国历史上最能干的首相之一。法国可以很快地宽恕孔代的叛变，却永不原谅马扎然的贪婪。据伏尔泰的估计，他搜刮的民脂民膏达2亿法郎之巨。他挪用军事预算以饱私囊，出售皇家官职以肥己，甚至以高利贷向国王放账。他曾送给他的一个侄女一串项链，至今仍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珠宝之一。
临死之前，马扎然向路易进言以后应自兼首相，不要将任何重大决策交由手下决定。他于1661年3月9日去世，他死后柯尔伯向国王透露马扎然财富的藏匿地点，路易将之全部没收以快民心，他自己也成了当时最富有的君主。巴黎当时流传一个笑话，将马扎然的医生盖诺捧为大众恩人：“给这位老爷让路，他是杀死马扎然的好大夫！”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可以说是法国最著名的君王，但他仅有1/4的法国血统。他的母亲安妮是西班牙人，其祖母玛丽·美第奇是意大利人，因而他习惯于意大利式的艺术与恋爱、西班牙式的虔诚与骄傲。日后，他肖似其外祖父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之处，远多于其祖父法国的亨利四世。
他生于1638年9月5日，初生时他被称作“天意”，也许法国人真相信他的生父路易十三如不靠天意绝对活不到做父亲的时候。父母亲的离异，父亲的早死，再加上投石党长期作乱，对年幼的路易十四有很大的影响。安妮与马扎然在应付一连串的权力斗争中常常把他忽略，在王室的逃难中，他也尝到了贫穷的滋味。没有人关心他的教育，他的教师们只着重于向他强调法国是他承袭的财产，他的统治权是神授的，他只须对上帝负责。他的母亲曾给他天主教教义与信仰的训练，这在日后他厌弃荣耀、热情消失后曾发生很大的作用。圣西蒙曾批评路易“几乎没有人教他读和写，对最熟悉的历史知识与其他常识也一无所知”。这几句可能是圣西蒙的夸张，不过路易的确对书本没多大兴趣，但他奖励作家，并与莫里哀、布瓦洛、拉辛等著名作家保持友谊，显示他对文艺的尊重。日后他遗憾自己不曾好好研究历史，他说：“通晓历代大事，将足以供任何重要研究参考。”路易的母后不仅训练他养成良好的仪态，并教导他幽默感和骑士风度，他也处处表现出这些良好的教养，虽然有时不免被无餍的权力欲遮盖。他是一个严肃而柔顺的青年，看起来似乎不足以担当治国大任，但马扎然知道路易的资质可以成就“四个国王与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1651年9月7日，一位英国人伊夫林（John Evelyn）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巴黎寓所中看到这位年方13岁的君王在盛大的成年礼行列中通过，他说：“一个年轻的阿波罗，在整个游行中，他不断挥帽答谢挤满在窗口的女士与欢呼‘国王万岁’的群众。”路易亲政后，本可自马扎然手中收回大权，但他尊重这位首相的老谋深算，由马扎然继续掌理大权达9年之久。马扎然死后，他坦白地说：“如果他再活得长些，我将不知如何处置他了。”首相死后，各部门主管曾询问路易，以后他们将向谁听取指示，路易回答说“向我”。从那天起（1661年3月9日），直到1715年9月1日，他统治整个法国。法国人民喜极而泣，因为50年来，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大权在握的君主。
人民崇拜他那优美的相貌。1660年，眼光精明的拉封丹看到他时曾说：“你们认为世上哪些君主有如此美丽的身段与优雅的面貌？我想不会很多。我见到他时，我想象中已见到高贵本身的体现。”路易只有5.5英尺高，但看起来要高些，他强健优雅，是一个高明的骑士，舞跳得好，潇洒健谈，是那种令妇女注目而倾心的人物。一直对他没有好感的圣西蒙公爵曾写道：“如果他只是一个平民，他也有本事制造同样多的风流韵事。”但这位公爵也承认路易十四的风范已开始在宫廷中流行，由宫廷传至全法国，由法国传至全欧洲：
没有人比路易十四更具有优雅的风度，而这种优雅更大大增加了他的恩惠的价值……他从不说任何粗鲁的话，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应予责备或纠正，那也许是他过分礼貌而绝非他的怒气或严峻。没有人像他那样天生有礼貌……对女士们他的礼貌更是没人比得上的，即使走过最卑微的妇女面前，他也会脱帽，甚至女仆也不例外……他与女士谈话时也取下帽子，直到离开她们才再戴上。
他的心智并不像他的风度那样高明，在深入判断人物方面，几乎可媲美拿破仑，但智力方面则比不上恺撒，在政治家的仁爱与远见上也远比不上奥古斯都。圣伯夫（Sainte Beuve）曾说：“他所有的，不过是良好的见识，在这一点上他拥有不少。”圣西蒙说：“他的性情是谨慎温和的，小心翼翼，行动与言语都极有节制。”孟德斯鸠也说：“他的心灵远比头脑伟大。”他的注意力与意志力在其盛年时弥补了他在观念方面的缺陷。他的弱点都体现在他在位的第二段时期（1683—1715年），偏执使他的心胸日益狭隘，而早年的成就与周围的谄媚使他更志得意满，他虚荣得像一个演员，骄傲得像一座雕像。当然他的骄傲部分是为他画像的艺术家有意造成的，另外是由于他对身为天子的看法。如果他真要好好扮演这个“伟大的君主”的角色，他认为骄傲也许有助于他的统治。国家应该有个权威的中心，而这个权威的中心应该装饰得壮观伟丽。他曾对他的儿子说：“看来我们应该对自己谦虚，又骄傲于我们所在的地位。”但他极少有谦虚的时候——也许只有一次，布瓦洛指正他在文学方面的错误，他没有动怒。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心平气和地谈到自己的个性，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对荣耀的爱好，他好之“甚于其他任何事物，对生命本身是一种崇高的致敬”。他对荣耀过分地爱好，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弱点。他写道：“我们对荣耀感受的热情不是那种微弱的、随着拥有它就会冷却下来的热情。它的恩宠不经努力绝对无法得到，永远不会令人厌倦，而对那些不能再追求新的荣耀的人，他拥有的，将变得一文不值。”
即使（最后）他对荣耀的追逐毁灭了他和法国，路易十四仍有值得钦佩之处。他的宫廷都感到他的公正、仁厚、宽大与自制。那段时间几乎天天能见到他的莫特维尔夫人说：“在这一方面，历代所有的君主都赶不上他。”接近他的人都知道他事亲至孝，即使公务繁忙，他每天都要去探望母后几次。他爱护他的子女，关心他们的健康和教养，不论他们是谁生的。他对个人似乎比对国家有更大的同情心，他可以向毫无抵抗力的荷兰宣战，并下令夷平巴拉丁（Palatinate），但他哀悼荷兰海军上将勒伊特（Ruyter）之死，因其曾败于法国海军之手。而路易十四对去位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王后与儿子的同情，也使他卷入一场所费不赀的战争中。
他似乎真的相信他是上帝指定来统治法国的，并拥有绝对的权力，他可以引述《圣经》证明他的想法，而波舒哀也乐意自《新约》和《旧约》中找出证据支持君权神授的看法。在他为儿子做指南而写的回忆录中说，“上帝任命国王为大众福利的唯一守护者”，因而他们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为有效地行使这项天赋的职能，他们需要无限的权威，因此他们必须有“完全的自由处置所有的财产，不论属于教士或平民的”。他并没有说过“朕即国家”，但他完全相信这一点。法国人民似乎并不反对这种意见，那是亨利四世有鉴于社会混乱而提倡的。他们对这位年轻的君王甚至有着一种宗教虔敬的景仰之心，对他的气派与权威深感骄傲。他们只知道，没有王权，国家将回复封建割据与敌对中。经过黎塞留的个人独裁、投石党的犯上作乱、马扎然的中饱私囊，法国的中下层阶级反而欢迎一位“合法”统治者[1]的集权领导，因为他似乎能保证秩序、安全与和平。
路易十四认为他的绝对君权不容任何侵犯。1665年，巴黎议会想要讨论他的某项诏令时，他听到消息，从文森赶回来，身着猎装、高筒靴，手执马鞭，走进会议厅，向议员说道：“你们的集会带来的不幸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命令你们解散这次集体讨论诏令的会议。主席先生，我禁止你召集这种会议，并禁止你们任何一人提出这项要求。”巴黎议会作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功能，从此被一个皇家的枢密院（Conseil Privé）取代，并一直处在国王的控制之下。
政府中贵族的地位显著地改变了，他们以华丽的服饰为宫廷与军队增添了不少色彩，但很少人占有行政职位。路易邀请重要的贵族离开他们的领地，一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宫里：有些住在他们巴黎的行馆中，大部分住在凡尔赛宫，成为王室的贵宾。如果他们拒绝这种邀请，则将失宠于国王。贵族们是免税的，但在危机时，国王要求他们应该赶回各自的城堡、组织各自的侍卫，并率领他们加入军队。单调的宫廷生活使这些贵族乐于战争，他们是只会花钱而不事生产的人。禁于习俗，他们不从事商业或财政事务，但他们对经过自己领地的商旅可以抽取通行税，也可以自由向银行借贷。贵族的领地由佃农们耕作，他们缴纳部分作物，并供给各种服务与税款。贵族的责任是维持地方的秩序、公正与慈善。有些地方的贵族做得不错，并得到农民的尊敬；有些则住在宫廷，与领地的人民甚少接触，也未曾建立良好的关系。路易禁止贵族之间的私战，而且曾一度禁止决斗，这种私人决斗风气在投石党为乱期间恢复盛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格拉蒙（Gramont）估计9年中（1643—1652年），约900人死于决斗。那时私人决斗盛行的一个原因，也许是由于内部黩武侵略的气质转而向外发泄。
路易偏向于选择中产阶级的领袖担任政府实权职位。这些人按其才干升迁，是国王可以信赖的绝对王权政策者。行政事务主要由3个会议决定，每个会议均由国王亲自主持，他们搜集资料，提供建议，由国王做最后的决定。国务会议（Conseil d’Etat）由4至5人组成，每周集会两次，讨论国家的重要决策与行动。政务会议（Conseil des Dépêches）处理地方事务。财政会议（Conseil des Finances）掌管税收、岁入与开支。其他的会议则处理战争、商业与宗教问题。地方政府由不负责任的贵族转移到皇家长官手中，地方选举也经安排选出国王满意的首长。今天我们会认为如此中央集权的政府是压制民意的，但即便如此，也较先前地方上的寡头政府或封建领主的统治开明得多。1665年，一个皇家委员会来到奥弗涅（Auvergne）调查当地领主滥用权力时，地方人民欢迎这次调查，因为这使他们自独裁领主的手中得到解放。他们看到一位“大老爷”（grand seigneur）为谋杀一个农民而被砍头时，不禁大为欣喜。其他的贵族也因恶行或残暴而受到惩罚。由这些事件，可见国君的法律已逐渐取代封建法律。
路易修订法律，一方面配合贵族政治，另一方面也使之合乎秩序与逻辑。因此，《路易法典》（Code Louis，1667—1673）在法国一直沿用至《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1804—1810）。《路易法典》的确优于自查士丁尼一世以来的一切法律，“对法国的文明有极大的贡献”。而且，他在巴黎成立一个警察系统以对付都市中的罪恶与污秽。勒内（Marc René），即达尔让松侯爵（Marquis de Voyer d’Argenson），首任巴黎警局总监21年之久，为这个难为的职位留下一个公正能干的良好记录。在他的监督下，巴黎的街道经过整修清扫，装上5000只照明灯，市民的安全也有了保障，在这些方面巴黎均为当时全欧之冠。但《路易法典》中也使不少野蛮与独裁的条文合法化：政府派出大批线民散布国内，窥探人民的言语与行为，国王或大臣可以出具秘密命令随意逮捕人民，囚犯不经审讯而被监禁数年，甚至连被捕的原因也不得而知。法典中禁止对巫术的指控，虽然终止对亵渎神祇处以重刑，仍保留使用刑讯以取得囚犯的口供。有不少罪犯的刑罚是被送往战船，那是一种大型低矮的船，由戴上脚镣的罪犯摇桨。每15名犯人划一支长10英尺的桨，他们听取一个狱监的指挥，一齐动作；除腰间一条缠腰布，别无其他衣着；头发、胡须、眉毛全被剃掉。他们的刑期很长，而且可能由于抗命而任意延长，有时甚至在刑满数年后仍不得释放。唯一轻松的时候是船靠岸时，他们可以戴着锁链上岸买些小东西或向人行乞。
路易本人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他可以任意下令惩罚任何人。1674年，他曾下令在凡尔赛宫周围5英里内，所有被发现与军人在一起的妓女，都将被割去耳朵与鼻子。他有时很人道，有时也很严酷。他对他儿子说：“某种程度的严峻，即是我对人民的最大慈善。一味宽大的政策会带来无数的罪恶。国王一旦在他的统治上显示软弱，权威将会瓦解，和平也随之破坏。遇事总是下层人民受罪，人民将受到人品低下的暴君的压迫，而不是一个合法的君主。”
他的确尽责地从事他所谓的“王者的事业”（le métier de roi），他经常从他的大臣那里听取详细的报告，是全国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不反对大臣提出与他看法相反的见解，有时他也听从他们的意见，与臣下经常保持友善的关系，只要他们随时记住他是君主。他曾对沃邦（Vauban）说：“请你们不断告诉我你们心里的意见，如果我不常接受你们的建议，请不要气馁。”他对每件事都加以注意：陆军、海军、宫廷、家务、财政、教会、戏剧、文学、艺术。他在位的前半期，虽有忠心能干的大臣辅佐，主要的政策与决定，综合政府各部门成为一个有系统的整体，则都是他的事，他无时无刻不是一个君主。
王者的事业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侍候，但也事事为人注目。每天早上起床后，望弥撒，进早餐，然后前往会议室，约13时自会议室回来，吃一顿丰富的午餐，通常独自在一张小桌上进餐，旁边环绕着宫臣与侍者。饭后，通常由他的宠侍陪同，在园中散步或出外行猎。回来后，他又花三四个小时在会议室中。19时至22时，他参与宫中的娱乐、音乐、牌戏、撞球、舞蹈、会客、舞会，甚至调情。在这一切日常生活的各阶段中，“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与他说话”。虽然很少人这样做。他曾说：“我赐予臣民，不分贵贱，均有自由在任何时候亲自或书面向我进言。”23时，路易与其子女和孙子进正式晚餐，有时王后也在座。
全法国都知道国王如何勤奋地处理政事，每天七八小时，每周6天，从不间断。荷兰大使曾写道：“真是令人难以相信，这位年轻的君王以何等的迅速、清楚、决断与智慧来办理公事。他以极愉快的态度对待人，以极大的耐心听取别人的进言，仅这一点就赢得人们的好感。”他在位54年，躬亲政事毫不松懈，即使卧病在床也是如此。他参与会议均经详细准备，“决不凭一时冲动做决定，非经商讨也绝不轻易做决定”。他选择辅臣也极有眼光，其中有些人如柯尔伯是从马扎然时代留下来的，他都能留住他们，通常直到他们去世为止。他待他们极有礼貌，并给予适当的信任，但不放松监察。“我选择一个大臣后，会在他最意料不到时走进他的办公室……以这种办法我学得不少东西，对我大有助益。”
不论是否由于权威与领导的集中，也不论是否因为所有统治大权握于一人手中，法国在那段时间政治优良，国势也蒸蒸日上。注释[1]路易十四的《备忘录笔记》（Notes pour Servir aux Mémoires）始于1661年，其间断续记载一直到1679年，那时他又加上“作为一个国君的感想”。书中除了绝对王权的理论外，尚有不少良好的见识，相形之下，其他哲学家对同样题目的论著则显得枯燥无味得多。这部备忘录显然是口述的，然后经秘书整理成适当的文体。它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是一本可读性很高的书。尼古拉·富凯（1615—1680）
法国的第一件大事是整顿财政。法国财政系统在马扎然的侵吞公款之下已遭破坏。富凯（Nicolas Fouquet）自1653年任财政大臣以来，以独断专行的手法处理国家的税收与经费。他曾减少对内贸易的障碍，激起海外贸易的成长。但他也与马扎然及其他“包税者”（farmers general）一样分享这个职位的利益。这些“包税者”都是一些资本家，他们向政府缴纳大批的税款，然后政府给予他们向农民征税的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征税手段的毒辣有效，使全国人民恨之入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有24个“包税者”被处决。富凯与这些“包税者”串通一气，从而成为巨富。
1657年，他邀请建筑家勒瓦（Le Vau）、画家勒布朗（Le Brun）及园林建筑师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来设计、建造与装饰那座宏伟富丽的沃勒维康城堡，周围设计一座庭园，并饰以雕像。这项计划同时雇用了1800名工人，花费1800万利维尔，占地3个村庄之广。在城堡中，富凯收集了绘画、雕刻、艺术品及2.7万册藏书，其中包括《圣经》、《塔木德》与《古兰经》。据说，在那些豪华的房间中“最高阶级的贵族妇女，以惊人的代价秘密前来与他做伴”。富凯也邀请名士如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前来为他的城堡增光。
路易一方面嫉妒他的气派，另一方面怀疑其资金来源，他要求柯尔伯调查这位大臣的账目。柯尔伯向他报告富凯极度腐化。1661年8月17日，富凯邀请国王前往他的城堡参加一次欢宴，席中6000名宾客使用金与银的餐具。莫里哀同时在花园中呈献他的喜剧《不称心的人》（Les Fâcheux）。这一晚的欢宴花了富凯12万利维尔，同时葬送了他的自由。路易认为这个人“偷得过了分”，他也不喜欢那座一只松鼠爬上树的塑像及其铭文“什么地方我会爬不到”。他认为勒布朗的其中一幅作品，画有露易丝·拉瓦利埃夫人的肖像，那时她已是国王的情妇。他原想当场逮捕富凯，但母后极力劝阻他，因为这将破坏一个美好的夜晚。
路易等到富凯的贪污罪证被查实时，始于9月5日下令火枪手队长逮捕他（火枪队队长查尔斯是大仲马小说中的主人公）。他的审判一直拖了3年，成为路易时代最轰动的一件大事。塞维涅夫人（Mme.de Sévigné）、拉封丹及其他富凯的朋友不断活动为他求情，但从他城堡中搜出的文件足以使他定罪。法院判决将他充军，并没收其财产。路易将之改判为终身徒刑。此后16年，富凯在皮德蒙特（Piedmont）的庇奈洛罗（Pignerol）城堡的监狱中度其余生，由他忠实的妻子陪着。这是一个严厉的判决，但它制止了政治贪污腐化，而且让人民知道，以公款充作私人享乐之用是国王才有的特权。柯尔伯重建法国
路易写道：“为了监视富凯，我将这项任务委诸柯尔伯，我对此人有完全的信心，因为我深知他的智力、能干与诚实。”富凯的朋友认为柯尔伯追查富凯是出于报复心理，也许还掺杂某些嫉妒在内，但那个时代全法国的确无人赶得上柯尔伯的尽心公益。据说马扎然死前曾向国王说：“陛下，我对您亏欠不少，但将柯尔伯留下足以补偿一切。”
柯尔伯是兰斯一家布商之子，他的舅舅是一个富商。中产阶级的出身和经济学的教育，使他讲求规律与效率，而法国的经济状况也正等待这样一个人，将其从乡民社会的停滞与封建社会的割据中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系统，农业、工业、商业与财政都在中央集权的王室下发展，为帝国的权势与威望奠定物质基础。
柯尔伯20岁时（1639年）进入陆军部当一个小秘书。他的努力受到重视，不久开始为马扎然掌管财富。富凯失势后，他被委以重建法国财政的重任。1664年，他成为全国建筑、制造、商业与艺术的总监。1665年，他被提名为财政总监。1669年，他成为海军部长和内务大臣。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没有人像他擢升得如此之快，工作如此努力，成就如此之大。裙带关系玷污了他的前途，他大量任用亲族，给许多本家各种不同的职位，他所得到的与他的价值相当。他虚荣心切，坚持自己是某个苏格兰王室的后裔。有时因为急于达到目的，他竟无视于当时的法律，以优厚的贿赂消除反对的阻力。随着权势日增，他变得骄横专断，他对贵族的打击也使一般贵族大为震怒。在重建法国经济的过程中，他采取了黎塞留的独裁作风。他并不比黎塞留更好。
柯尔伯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些大财主，他们经管收税，供应军队武器装备与食物，向封建领主或国家财政提供贷款。这些银行家中有些人富比王侯，贝尔纳（Samuel Bernard）便拥有3300万利维尔。贵族们对这些人很愤恨，因他们设法与贵族联姻，以高价收买贵族的头衔，其生活的奢豪绝非贵族所能享受。他们以贷款收回不易为理由，以18%的高利放款。经柯尔伯要求，路易成立一个司法委员会（Chamber of Justice），调查1635年来财政上的黑暗现象，“任何地位或职权的人均不例外”。所有的会计人员、税收员、收租的人都得打开他们的账本，解释他们所得的合法性。如不能证明他们的钱来路清白，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或遭到其他惩罚。司法委员会的调查员遍布全国，同时鼓励密报，有些大富翁被捕入狱，有些被送到船上充作苦役，有些被处以绞刑。这段“柯尔伯恐怖时期”使上层阶级震惊，下层阶级大悦。勃艮第的有钱人曾组织叛乱反对柯尔伯，但地方老百姓群起而攻之，政府很难使这些富人免于公众的愤怒。这段时期约有1.5亿利维尔归还国库，而恐惧心理抑制了财政的腐化达20年之久。
柯尔伯大刀阔斧地整顿国库，他撤换了财政部半数官员的职务。可能由于他的建议，路易撤除了宫内所有空衔无职的机构。20个“国王的秘书”必须另谋他就。宫廷中的侍从、侍卫及其他职员的人数大量削减。所有的财务人员均须保持正确而清楚的账目，以便查验。柯尔伯将政府的公债加以改变，并降低利率。他简化征税的手续，因为顾虑到追缴滞纳税的困难，他说服路易取消1647年至1658年未缴的税款。他于1661年降低税率，直到1667年为“荷兰王位继承权之战”（War of Devolution）筹款和装修凡尔赛宫，才不得已再度提高税率。
他最大的失败在于维持旧日的税收系统，也许他考虑到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系统会引起财政上的混乱而危及政府的收入。法国当时收入来源主要是两种税——丁税（taille，又称人头税）与盐税。在某些省份丁税以房产计算，其他地区则以收入计算，贵族与教士是免缴丁税的，因而全部税捐落在“第三阶级”，也就是平民身上。每个地区的税收有一个计划总数，而地区的重要公民则负责完成这个税收指标。另一种是盐税，盐由政府统一买卖，强迫所有的公民定期购买一定数量的盐，价钱由政府决定。除这两种税外，还有不同的额外税捐及农民向教会缴付的什一税，但这项什一税实际上远少于农民生产的1/10，而且是带有捐助性质的。
柯尔伯的改革对农业的影响最小，耕作技术仍停滞于非常原始的阶段，完全不能支持2000万人毫无节制的生育，许多家庭甚至有20个子女。如果没有战争、饥饿、疾病与婴儿的高度死亡率，2000万人口在20年内就可增加1倍。
柯尔伯非但不在增加土地生产力上下功夫，还减免早婚者的税、奖励大家庭，10个子女的家庭奖助1000利维尔，12个子女的家庭奖助2000利维尔。他曾抗议增设修道院是对法国人力资源的一大威胁，然而在路易时代，法国的生育率下降了，因为战争增加了税捐，也加深了贫穷。在战争中失去的人口并不能平衡生育与粮食的差距，于是饥饿随战祸而起。一个地方只要雨季相连收成不好，便足以导致饥荒，因为那时交通不发达，无法有效地输送一个地区的多余粮食以赈济另一个灾区。全国各地没有一年不发生饥荒，1648年至1651年、1660年至1662年、1693年至1694年及1709年至1710年，是饥饿的恐怖时期，在某些严重的地区，有30%的人口饿死。1662年，路易自国外进口粮食，以低价发售或赈济贫民，并豁免300万法郎的税收。
立法的手段缓和了部分农村的困难。法律禁止掠取农民的牲口、车辆或农具以充债款，即使是欠国家的债；在各地成立养马场，便利农民繁殖牲口且不收费用；法律禁止猎人践踏耕地，同时对在弃耕的土地上恢复垦殖的农家减免税捐。但这一切措施不能直达问题的核心——人类生殖力与土地生产力的不平衡，缺乏机械耕作法。同时代全欧的农民面临同样的困难，而法国农民和英国或德国的农民比较而言，还算是幸运的。
柯尔伯牺牲了农业以成就工业，为供应足够的粮食给予人口日增的市镇与王室扩张的军队，他抑制粮价的上升。他的一个主要原则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收入及一支强壮、装备精良的军队。出生于艰苦农村的青年能成为一个吃苦耐劳的士兵，成长的工业与商业则供应财富与装备，因此柯尔伯的一贯目标是刺激工业成长，甚至贸易也属次要，国内的工业必须受到关税保护以免受外国竞争。他继续苏利（Sully）与黎塞留的经济政策，将全国各大重要企业归于政府管制下，每项工业包括行会、财政、师傅、学徒和职工，都组成一个公司组织，由政府规定价格、工资与销售。他要求建立高水准的工业，希望法国产品以其精美的设计与良好的品质赢得国外市场。他与路易相信贵族社会对精品的爱好有助于奢侈品的贸易，因而国内的金饰业、雕刻业、精细家具和帷幕编织，得以大行其道并驰名国外。
柯尔伯将巴黎的戈布兰（Gobelin）工厂完全收归国有，使之成为一个新榜样。他鼓励新企业，给予减免税捐，国家贷款降低利息至5%。他准许一个新工业独占一个时期，直到完全确立。他还鼓励外国手工艺人将其技术带进法国，威尼斯的玻璃工人移入圣戈班（St.Gobain），铸铁业自瑞典工人介绍进来，并有一位荷兰的新教徒，得到法国给予信仰自由的保证与一笔资金后，在阿布维尔（Abbeville）建立纺织业。1669年，全法国有4.4万架织布机，图尔一地即有2万名织布工人。法国那时已种植桑树，丝织业早已驰名，随着路易十四军队的扩张，纺织工厂也增加生产以应需要。在种种刺激下，法国的工业成长迅速，许多工厂的产品供应全国，甚至国际市场，其中有些在设备投资与管理上已达到资本主义的阶段。路易在这方面也配合柯尔伯工业化的目标，他访问工厂，准许在精美产品上刻上皇家纹章，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晋封大企业家为贵族。
政府亦鼓励并提供科学与专业技术教育，卢浮宫、杜伊勒里（Tuileries）、戈布兰的工厂及海军船坞都成为学徒的训练所。在狄德罗编其《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之前，柯尔伯已经赞助编修一部艺术与工艺的百科全书，并以图片描述所有已知的机械。法国科学院出版机械与机械工艺的论文，《学者月刊》（Journal des Savants）发表新的工业技术。承建卢浮宫东墙的建筑师克洛德（Claude Perrault）对一个能举起10万公斤巨石的机器大表赞叹，但柯尔伯反对使用这个机器，因为那将使工人失业。
柯尔伯急于要求秩序与效率，他将全国工业收归国有，建立公社或行会以便管理，由政府颁布细则规划生产的方法、产品的大小、颜色与质量、工作的时间与条件。他在每个城镇成立委员会，管制当地工厂与手工产品的质量，工厂的生产样品在镇上公开陈列，并附以制造者或管理人的姓名。二次触犯规定的人将在行会的会议上接受制裁，如果一个人犯规三次，他将被绑在柱子上公开示众。每个有工作能力的男性都得工作，孤儿们从孤儿院送入工厂，街上的乞丐也被带进工厂工作。于是，柯尔伯可向路易报告说，现在甚至连小孩子也能赚钱了。
工人们处在近乎军队式的管理下，懒惰、工作不力、咒骂、侮辱上司、不服从、酗酒、生活荒唐、拥有情妇、对教会不敬——种种行为均会遭雇主处罚，有时加以鞭笞。工人的劳动时间很长，通常在12小时以上，其间有30至40分钟的时间吃饭、休息。工资很低，部分工资以产品支付，而价钱由雇主决定。沃邦曾计算，一个大市镇的手艺工人平均每天的工资是30苏，1个苏在当时可买1磅面包。政府减少了宗教上庆典的日子，以减少工人的休假，以后一年仅剩38个宗教节日与星期日，工人一年总共有90天的休假。罢工是违法的，工人们为了改进状况进行集会是不被允许的。在罗什福尔（Rochefort），有些工人因抱怨工资太低而被捕入狱。商业阶级的财富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提高了，但工人的情况在路易十四时代可能连中世纪都不如。法国在工业中一如在战争中，都要求纪律。
柯尔伯与当时大多数政治家一样，相信一个国家的经济应在一国范围内生产最大限度的财富与自给自足。金与银是交易上最有价值的媒介，因此一国的商业应保持“有利的贸易平衡”——输出多于输入，借此黄金与白银就可以源源流入。只有靠这个方法，像英国、法国与联合省等不出产黄金的国家才能在战争中交换所需，供应其军队。这便是当时的“重商主义”。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嘲讽这个理论，但在当时战争频繁的年代这个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理论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保护关税的系统，正是中古时代施用于领地之间的。国家代替领地成为一个生产与治理的单位后，关税保护的范围也扩大而及于国家。因此，在柯尔伯的理论看来，工人的工资必须降低，以便产品有能力在国外市场竞争中赚取黄金，而雇主的报酬应该提高，以激励他们扩大生产、增加产量，特别是奢侈品，这种产品对战争毫无用处，但输往国外能博得厚利。国家的利率应予降低，以便企业家贷款。人类的竞争天性在毫无法纪的国际情势中，因这种国家主义的经济而制造出更多的战争，和平实质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
因此，在柯尔伯（及苏利、黎塞留、克伦威尔诸人）的观点中，商业的功能是输出成品以交换贵重金属与原料。1664年至1667年，一些进口货物在法国的销量威胁到本国的工业生产时，他两度提高这些货物的进口税，这样做仍无法抑制其销量增加时，他干脆完全禁止其进口，他对基本原料的出口课以重税，但减低奢侈品出口的税率。
同时，柯尔伯试图免除国内贸易的通行税以促进国内贸易。他发现各省区领地之间的关税是国内贸易的一大障碍，货物从巴黎运往海峡地区，或从瑞士运往巴黎须捐付16个关口的通行税，从奥尔良运往南特的货物须在28个关口捐付通行税。这些通行税在过去也许是有意义的，那时由于运输困难，封建领地之间纷争不已，每个地区必须力图自给自足并保护自己的工业，现在法国在政治上已经统一，这种国内通行税反而成为国家经济的一大障碍。在1664年的一道诏令中，柯尔伯企图一举禁绝所有的通行税，此举遭到顽强的抵制，全法半数的关口继续收通行税，有些持续到大革命爆发，不过这只是产生大革命的次要因素之一。柯尔伯为了消除弊端订立了许多复杂的规章，这些规章却成为贸易流通的阻力，甚至使贸易不能进行，反而使他开展商业的工作成为泡影。批评柯尔伯的人曾说“自由是商业的灵魂，我们必须放任人民选择最便利的方式”。自此“放任”（laissez faire）成为一个创造历史的名词。
柯尔伯努力开辟国内交通要道，他着手一个全国的公路系统，最初的目的自然是军事需要，但一般来说，又便利商业的发展。那时，陆路交通仍然非常困难而缓慢，如塞维涅夫人从巴黎坐马车到达她在布列塔尼的领地维特雷（Vitré），就花了8天时间。柯尔伯在里凯（Pierre Paul Riquet）的建议下，发动10.2万名工人挖掘朗格多克运河（Languedoc Canal），长达162英里，有些地方高出海平面约达830英尺。1681年，运河完工，地中海借罗纳河、运河与加龙河，和比斯开湾一水相连，法国商品自此不必经葡萄牙与西班牙转运。
柯尔伯很嫉妒荷兰人，当时（全欧的）2万艘商船中，荷兰人拥有1.5万艘，而法国仅有600艘。他重建法国海军，从原有的20艘船扩张至270艘；他整修港口与码头，鼓励人民加入海军；他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改革贸易公司；对东印度群岛、黎凡特（Levant）与北海的贸易公司，给予保护的特权。法国货在加勒比海、近东、中东和远东市场与荷兰、英国货竞争。马赛港一度因法国缺少船只而衰落，现成为地中海最大的港口。经过10年的实践、讨论与努力，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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