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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4 1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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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凯雄/王必胜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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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国最佳随笔

2011中国最佳随笔试读:

断裂的爱

余秋雨

自从那场大火之后,我不知道你还活着。

燃烧是一种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吞噬。火焰以一种灼热而飘忽的狞笑,快速地推进着毁灭。那一刻,我这一边已经准备霎时化为灰烬,哪知有一双手伸了进来,把伤残的我救出。我正觉得万般侥幸,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同时被救出的,还有自己的另一半。

我们已经失去弥合的接缝,因此也就失去了对于对方的奢望。有时只在收藏者密不透风的樟木箱里,记忆着那一半曾经相连的河山。

整整五百年,都是这样。

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而悲剧的起因,却是过度的爱。

那位老人对我们的爱,已经与他的生命等量齐观。因此,在他生命结束时,也要我们陪伴。那盆越燃越旺的火,映照着他越来越冷的身体。他想用烈火.把我们与他熔成一体。结果,与历史上无数次证明的那样,因爱而毁灭,而断裂。

——以上这些话,是烧成两半的《富春山居图》的默语,却被我听到了。我先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库房里悄悄地听,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库房里悄悄地听。一样的语调,却已经染了不同的口音。

我既然分头听到了,月就产生一种冲动,要在有生之年通过百般努力,让分的两半.找一个什么地方聚一聚。彼此看上一眼也好,然后再各自过安静的日子。

那次焚画救画的事件,发生在江苏宜兴的一所吴姓大宅里,时间是1650年。那地方与画有特殊缘分,现代大画家徐悲鸿、吴冠中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富春山居图》在遭遇这场大难和大幸之前,已经很有经历。

明代成化年间.画家沈周曾经收藏,后遗失,流入市场,被一位樊姓收藏家购得。1570年到了无锡谈恩重手里,15%年被书画家董其昌收藏。转来转去二

百年间,大体集中在江苏南部地区.离这幅画作者的出生地和创作地不远。但是,在被焚被救之后,流转空间猛然扩大,两半幅画就开始绕大圈子了。两半幅画,一长一短,后长前短。长的后半段,在清代康熙年间曾被尚书王鸿绪收藏,到了乾隆年间一度曾落人朝鲜人安仪周之手,后来在乾隆十一年,也就是1746年,被一位姓傅的先生送入清宫。但是在这之前,已经有一幅同名的画作进宫了,乾隆皇帝还在上面题过词,因此就认定后来的这幅是鹰品。

这又是一场由爱而起的断裂。因爱而模仿,因爱而搜求,因爱而误判,因爱而误题,结果,断裂于真伪之间。直到嘉庆年间,鉴定家胡敬等人才核定真伪。因此,乾隆皇帝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上当了,让膺品堂而皇之地被悉心供奉着,让真迹在另一个拥挤的库房里暗自冷笑。幸好,他那天没有像现在有些文物鉴定节目一样干脆利落:“去伪存真,把后面送进来的那件鹰品灭了!”

从此,这幅重重断裂的画又进人了历史的断裂处。清王朝灭亡后随末代皇帝流出宫外,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随着携带者的怪异生涯而怪异漂泊。最后,又在一场内战中落脚于台湾。

至于那前面小半段的经历,也很凄楚。一度曾被埋没在一堆老画的册页中,后被慧眼识别,却又被移藏得不见天日,有幸终于落到了画家昊湖帆手中。浙江省博物馆得以收藏,是时任馆长的书法家沙孟海在20世纪50年代诚意请吴湖帆转让的。

我认识吴湖帆晚年的弟子李先生,他在生前曾向我讲述了一段往事。那天,吴湖帆正在上海南京路的南京理发店理发,有一位古董商人寻迹而来,神秘兮兮地向他展示一件东西。才展开几寸,吴湖帆立即从理发椅上跳起身来,拉着古董商赶往他在篙山路的家取钱。这位画家没见过《富春山居图》,但一眼扫及片断笔墨,就知道这就是那另一半。尽管,这个拉着古董商人急匆匆奔走的男人.理发也只理了一半。但他,哪里等得及理完?

看到了没有,从明清两代直到现代,凡是与《富春山居图》有关的人,都有点疯疯癫癫。

正是这种疯疯癫癫,使作品濒临毁灭,又使作品得以延续。中国文化的最精致部分,就是这样延续的。那是儿处命悬一线的暗道,那是一些人迹罕至的险路,那是一番不计输赢的押注,那是一副不可理喻的热肠,那是一派心在天国的醉态,那是一种嗜美如命的痴狂。三

并不是一切优秀作品都能引发数百年的痴狂。《富春山居图》为什么有这般魔力?

这件事说来话长,牵涉到顶级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神秘力量。

大家似乎有一种共识,认为艺术杰作的出现必须有一些良好的客观条件,例如,经济的保障、官方的支持、社团的组建、典仪的热闹、社会的重视、民众的关注。正是这些条件,组成了“文化盛世”的自诩。根据这样的自诩,宋代设立了宫廷画院,称为“翰林图画院”,由宋徽宗赵估亲自建制并不断完善。不少民间画家被遴选为御用画师,从社会地位到创作生态,都受到充分宠信和照料。宫廷画院里也出现过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很奇怪,没有一件能够像《富春山居图》那样引起人们的痴狂。

当宋朝灭亡之后,宫廷画院当然也不复存在。南方的汉族画家被贬斥到了社会最底层,比之于前朝的御用画师,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是,正是在远离官方、远离财富、远离地位、远离人群、远离关注的困境下,《富春山居图》出现了。

当它一出现,人们就立即明白,宋朝宫廷画院所提供的一切优握条件,大半是艺术创作的障碍。

其实,这个教训岂止于宋代。上上下下在呼唤的,包括艺术家们自己在呼唤的,往往是创作的反面力量。

诚然,宫廷画院的作品是典雅的,富贵的,严整的,豪华的,细腻的,什么都是了,只缺少“一点点”别的什么。别的什么呢?那就是,缺少独立的自我,因此也就缺少了生命的私语,生态的纯净,精神的舒展,笔墨的洒脱。《富春山居图》正是有了这“一点点”,便产生了魔力。

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引出这幅画的作者黄公望了。由于他是彻底个人化的艺术家,因此他的生存特征,就比任何一个宫廷画家重要。他无帮无派,难于归类,因此也比他身后的“吴门画派”‘’扬州八怪”们重要。

说得难听一点,他是一个籍贯不清,姓氏不明,职场平庸,又人狱多年的人。出狱之后,也没有找到像样的职业,卖卜为生,过着草野平民的日子。那时他的年纪已经很大,据说还没有正式开始以画家的身份画画。中国传统文化界对于一个艺术家的习惯描述,例如“家学渊源”“少年得志”“风华惊世”“仕途受嫉”“时来运转”之类,与他基本无关。因此,他让大家深感陌生。

然而,在这个“陌生人”身上,从小就开始积贮一种貌似“脱轨”的“另轨”履历。例如,他不是传说中的富阳人或松江人,而是江苏常熟人。也不姓黄,而姓陆。年幼失去父母,被族人过继给浙江温州一位黄姓老人做养子。老人自叹一句“黄公望子久矣”,于是孩子也就有了“黄公望”之名,又有了“‘子久”之字。这么一个错乱而又随意的开头,似乎是在提醒人们,不能用寻常眼光来看这个人。

他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的?一般的说法是“晚年学画”,又把“晚年”定在

十岁左右。其实,从零星的资料看,他童年时看到过赵孟颊挥笔, 自称是“雪松斋中小学生”。可见他把高层级的耳目启蒙,哪怕只是扒在几案边的稚嫩好奇,都当做自己艺术学历的第一课。他在青年、中年时有没有画过?回答是肯定的,而且画得不错。按照画家挥南田的说法,他的笔下“法兼众美”,也就是涉猎了画坛上各种不同的风格。可惜,他的这些画稿我们没能看到。

那时,他一直担任着官衙里的笔墨助理,称作“书吏”“椽吏”,或别的什么“吏”。那是一种无聊而又黯淡的谋生职业,即使有业余爱好也引不起太大注意。人狱,是受到他顶头上司张间的案件牵连,那就在无聊、黯淡中增添了凶险。

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他曾写诗给外面的朋友,那些诗没有留下来,但我们却发现了其中一个朋友回赠他的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世故无涯方扰扰.人生如梦竟昏昏”(杨载:《次韵黄子久狱中见赠》)。从中可以推测他的原诗,他的心情。

但是,他没有在“扰扰”“昏昏”中沉没,出狱后他阪依了道教中的全真教,信奉的教义是“忍耻含垢,苦己利人”。

到这个时候,他的谋生空间已经很小,而精神空间却反而很大。这就具备了成就一个大艺术家的可能。相反,一个人如果谋生空间很大,而精神空间很小,那就与大艺术远离了。五

有人曾经这样描述黄公望:

身有百世之忧,家无据石之储。盖其侠似燕赵剑客,其达似晋宋酒徒。至于风雨寒门,呻吟梁礴,欲援笔而著书,又将为齐香之学士,此岂寻常画史也哉。(戴表元:黄公望像赞)

优思、侠气、博学、贫困、好酒。在当时能看到他的人们眼中,这个贫困的酒徒似乎还有点精神病。

在一些片段记载中,我们能够约略知道黄公望当时在乡人口中的形象。例如,有人说他喜欢整天坐在荒山乱石的树竹丛中,那意态,像是刚来或即走,但他明明安坐着,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时,他又会到海边看狂浪,即使风雨大作、浑身湿透,也毫不在乎。

我想,只有真正懂艺术的人才知道他要什么。很可惜,他身边缺少这样的人。即使与他走得比较近的那几个.回忆起来也大多说酒,而且酒、酒、酒,说个没完。

晚年他回到老家常熟住,被乡亲们记住了他奇怪的生活方式。例如,他每天要打一瓦瓶酒,仰卧在湖边石梁上,看着对面的青山一口口喝。喝完,就把瓦瓶丢在一边。时间一长, 日积月累.堆起高高一沱。

更有趣的情景是,每当月夜,他会乘一只小船从西城门出发,顺着山麓到湖边。他的小船后面,系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个酒瓶,拖在水里跟着船走。走了一大圈,到了“齐女墓”附近,他想喝酒了,便牵绳取瓶。没想到绳子已断,酒瓶已失,他就拍手大笑。周围的乡亲不知这月夜山麓何来这么响亮的笑声,都以为是神仙的降临。

为什么要把酒瓶拖在船后面的水里?是为了冷却,还是为了在运动状态中提升酒的口味,就像西方调酒师甩弄酒瓶那样?这似乎是他私属的秘方:把酒喝到口里之前,先在水里转悠一下,亲近一下。没想到那天晚上,水收纳了酒,因此他就大笑了。

夜,月,船,水,酒,笑,一切都发生在“齐女墓”附近。这又是一宗什么样的坟莹?齐女是谁?现在还有遗迹吗?

黄公望就这样在酒中、笑中、画中、山水中,活了很久。他是八十五岁去世的,据记述,在去世前他看上去还很年轻。对于他的死.有一种很神奇的传说。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有记:

一日于武林虎跑,方同数客立石上,忽四山云雾,拥溢郁勃,片时竟不见子久,以为仙去。

难道他就是这样结束生命的?但我想也有可能,老人想与客人开一个玩笑,借着浓雾离开了。或者,刚刚与他一起立在石上的几个客人中,有一个人的言行让他厌烦了,他趁人不注意转身而去。他到底是怎么离世的,大家其实并不知道。他故意躲闪到了人们的注意之外,直到最后从人生彻底躲闪开的那一刻。

黄公望不必让大家知道他是怎么离世的,因为他已经把自己转换成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形式——《富春山居图》。

其实,当我们了解了他的大致生平,也就更能读懂那幅画。

人间的一切都洗净了,只剩下了自然山水。对于自然山水的险峻、奇峭、繁叠也都洗净了,只剩下平顺、寻常、简洁。但是.对于这么干净的自然山水,他也不尚写实,而是开掘笔墨本身的独立功能,也就是收纳和消解了各种模拟物象的具体手法如效、擦、点、染,然后让笔墨自足自为,无所不能。

这是一个沉浸于自然山水间的画家,在自然山水中求得的精神解放。这种被解放的自然山水,就是当时文人遗世而立的精神痕迹。因此,正是在黄公望手上,山水画成了文人画的代表,并引领了文人画。结果,又引领了整个画坛。

没有任何要成为里程碑的企图和架势,却真正地成了里程碑。

不是出现在自诩或公认的“文化盛世”,而是元代。短暂的元代,铁蹄声声的元代,脱离了中国主流文化规范的元代。这正像中国传统戏剧的最高峰元杂剧,也出现在那个时代;被视为古代工艺文物珍宝而到今天还在被周杰伦他们咏唱的青花瓷,还是出现在那个时代。

相比之下,“文化盛世”往往反倒缺少文化里程碑,这是“文化盛世”的悲哀。

里程碑自己也有悲哀。那就是在它之后的“里程”,很可能是一种倒退。例如.以黄公望为代表的“元人意气”,延续最好的莫过于明代的“吴门画派”,但仔细一看,虽然都回荡着书卷气,书卷气背后的气质却变了。简单说来,元人重“骨气”,而吴门重“才气”,毕竟低了好几个等级。

又如,清代“四僧”画家对于黄公望和吴门画派的传统也有很好的熔铸,在绘画史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他们很懂得黄公望,为什么以荒寒代替富贵.以天真替代严密,以水墨替代金碧,但在精神的独立、人格的自由上,他们离黄公望还有一段距离。例如“四僧”的杰出代表者八大山人朱聋,就多多少少误读了黄公望。他把黄公望看作了自己,以为在山水画中也寄托着遗世之怨、亡国之恨,因此他说《富春山居图》中的山水全是“宋朝山水”。显然,黄公望并没有这种政治意识。政治意识对艺术来说,是一种似高实低的东西。朱聋看低了黄公望,强加给了他一个“伪主题”。由此可知,即便在后代仰望自己的杰出画家中,黄公望也是孤立的。孤立地标志在历史上,那就是里程碑。

里程碑连接历史,但对前前后后又都是一种断裂。任何深刻的连接都隐藏着断裂.而且大多是爱的断裂,而不是恨的断裂。

黄公望被断裂,因此,《富春山居图》的断裂成了一个象征。想到他似灵似仙的行迹.免不了怀疑:那天被焚被救,是不是他自己在九天之上的幽默安排?

艺术世界的至高部位总是充满神秘。企图显释者,必得曲解。只有放弃刻板的世俗思维和学术思维,才能踏进艺术之门。

感谢黄公望,以他奇特的生平和作品,为我表述艺术和艺术史的一系列重大原理,提供了最佳例证。

由于我和一些朋友的多年推动,三天后,《富春山居图》的两半就要在台北合展了。这是那场大火后数百年来的首次重逢,稍稍一想就有一种悲喜交集的鼻酸。明天我会就此事向台湾的朋友作半天演讲,据说报名的听众已经爆满。现在夜深人静,闭眼都是那幅画的悠悠笔触。于是,起身扭亮旅舍的台灯,写下以上文字。原载《美文》2011年第9期

文人的风节

李国文

去年,嘉德秋拍,傅山草书《为毓青词丈作诗》手卷,以近五千万元拍出,创他书画作品在拍卖市场的最高价。

近两年社会游资颇多,连大蒜,生姜,都可以囤积居奇,古人书画的收藏, 自然更是生财之道。但傅山拍品较之其他名家,价格落差之大,颇出乎意外。一位行家笑我,藏家敢掏半个亿,这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出手了。他告诉我,再早两年,张学良收藏过的《傅山各体书册》,只售四百万, 日本藏家的《傅山草书杜甫五律一首》,才售三百万。此公无奈地耸肩,并非大家不识货,而是市场不认。他还打趣地解释,就譬如你们作家,说自己写得多么多么好,读者不买账,最后送到造纸厂化浆,道理是同样的。

看来,市场这只手着实厉害,你认为好的,卖不出好的价钱;你认为差的.却成藏家的香悖悖。此公不禁感慨.市场之上下其手.操纵涨落,其中之猫腻、内幕、搞鬼、圈套,妈妈的,简直就是一个黑社会。然后他又诡秘地说,有时,拍卖师一锤定音,性价比的背离.荒腔走板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也是近年来见怪不怪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炒作的年代,既然金可以炒,股可以炒,汇可以炒,房可以炒,那么作家、作品为什么不能炒?艺术家、艺术品为什么不能炒?炒不炒由我,信不信由你.你愿意上当受骗,我有什么办法?‘所以,在文学创作这个领域里,没名者想出名,得炒;有名者想出大名,更得炒。炒,压倒一切;炒,决定一切。于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半真半假,似真似假,文坛成了一锅糊涂根子。在这锅杂碎汤里,那些炒得甚嚣尘上的文学大师,未必就是大师,说不定有鹰品、伪币之嫌疑;那些炒得即将永恒的不朽杰作,未必就是杰作,说不定有山寨、水货之可能。

他认为,当下文学市场的超度萎缩,说到根子上,就是炒得过头,而失去了最起码的诚信而造成的。

一番交谈以后,我与这位其实也是炒家的朋友,分手道别。但是,想来想去,无论怎么炒,炒到天翻地覆,炒到乌烟瘴气,与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无关,与艺术家本人的资质更无关。因为物理学的物质不灭定律,是炒不掉的。到最后,尘埃落定,东西还是那东西,物件还是那物件,该什么还是什么,该多少还是多少。最近,齐白石的最大尺幅作品《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拍到四亿巨价;随之,元代王蒙的《稚川移居图》,也是以四亿多成交,成为新闻。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四亿的齐白石,四亿多的王蒙,在艺术成就上要高出五千万的傅山十倍。因为,哄抬、造势、吹捧、鼓惑;弄虚、作假、包装、抛光,这些在文学界屡试不爽的营销手段,在书画界,在收藏界,也是行之有效的子因为那个领域里一手数钱,一手验货,直接交易,赤裸买卖,容易滋生更多的骗子,其伎俩,其把戏.其阴谋,其花招,说不定更加王八蛋呢!

然而,市场行情的走高走低,人心世态的忽冷忽热.都无法影响中国书法史对傅山“清初第一写家”的评价。

我对于这位山西名贤,十分敬仰,一直视他为中国最有风节的文人。像这样高节苦行的大师,过去就不多,现在则尤其地少.所以弥足珍重。第一他在明朝活了三十八年,在清朝活了四十年,到七十八岁他仙逝的那天,始终认为自己是大明王朝之民。硬挺着熬四十年政治高压岁月而不变节,即使被抬着进了北京,就是不进平则门,宁死也不为爱新觉罗的清朝效劳。第二,作为医生,作为书画家,他应该很有钱,当下中国,除奸商外,这两个职业最是金不换,肥得流油的好工作。可是他老人家心存悲悯,为人看病,多不收费,再加之清高,卖字蓄画,极不肯干,放着钱不要,为此,他无法不穷。可他萧然物外,安贫乐道,拒绝金钱社会,宁愿在乡下住窑洞, 日出而作, 日入而歇,过一辈子拮据日子,着实令人钦服。第三,他二十七岁,妻室去世,给他留下一个儿子。白天推辆车子,带着孩子,走州过县,看病卖药,晚间秉烛夜读,钻研求知,课儿读书,琅琅不绝。数十年间,孑然一身,养儿抚孙.再未娶妇,其坚守不渝的贞一感情,难能可贵,父代母职,尤为感人。据秦藻《己未词科录》载:“傅山,字青主,亦字公之佗。太原高士,能为古赋,尝卖药四方,其子眉挽车.晚憩逆旅,辄课读史、汉、庄、骚诸书,洁旦成诵乃行。祁县戴枫仲选《晋四家诗》,父子居其二。”

这样完整的人格,这样高尚的境界,这样澄峻的品德,这样坚贞的风节,能不令人为之高山仰止吗?

应该说,一时的坚持,容易,一生的坚持,就难之又难了。因为坚持的对面,为动摇,古往今来,所有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在这两者之间徘徊,而颇费周章。像傅山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不变坚持,从未动摇分毫,真是何其了得?对于今天活着的那些“名利现实主义”者,那些“权势现实主义”者来说,也许并不以为傅山的坚持,具有多大意义。然而,中国历史上那些“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辉篇章.正是由这些敢于坚持.并且坚持到底的人写出来的。假如大家都贼尖贼滑地求名利,谋权势,置国家、民族、社樱、江山于不顾.视理想、远景、奋斗、追求为虚无,那么中国早就成为人间鬼域了。

傅山们607-1684),初名1*1臣,字青竹,改字青主。他的两句诗,“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也寓示出他的抱负。辞书上称他为忻州人,但丁宝拴为其《霜红完集》的书序中,则说:“傅青主先生别字音庐,学者称之为音庐先生,山西太原人。”这位山西名儒,国学大师,赡博多才,造诣精深,凡书法、诗赋、金石、绘画、经史、音韵、佛道、医术,无所不涉,有’‘学海”之誉。梁启超将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顺、颜元并称为“清初六大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特别指出傅山“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所以,清朝顺、康年间,作为明末遗民的代表人物傅山,其声誉.其影响,超出山西,直逼京轰,远及江南,辐射全国。人望之高,堪称一时之盛。

他还是一个奇人,习文,习医,还习武,慷慨任侠.仗义直行:其师袁继咸为阉党陷害,傅山振臂一呼,全省生员,联袂随之赴京,散发传单,伏网抗诉,时年三十一岁的傅山,曾经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学生运动领袖。明亡.参加抗清武装起义,被捕入狱,坐牢数年,“抗词不屈,绝粒九日”。经营救出狱.遂隐居不出,以居士自称。“归谢人事,坐一室,左右图书,徜徉其中。终年不出.亦不事生产,家素饶以此中落。四方贤大夫足相错于I'7,或遣之钱,则佛然怒,必力绝之。虽疏水不继,而啸咏自如。”(刘绍放)

西方析人说过.鸡飞得再高,翻不出院墙,鹰飞得再低,志远在蓝天。真正的大师, 自得人心,那些伪大师,不过装腔作势,故作高深而已,只要一翘辫子,撒手人寰,那些招摇撞骗的徒子徒孙,不是作鸟兽散,就是作鸡鸭斗,这都是近年来历历在目的闹剧。傅山虽身居土窑.但名士臻集.从与大师来往的精英人物看,他是当时公认的思想文化界重磅人物, 自无疑问:与他同声共气的顾炎武、孙奇逢、阎尔梅、李中馥都专程来到山西.与他探讨学问;与他学问相当的李因笃、阎若城、屈大均、朱彝尊也与他友情笃密,时有往还;而朝夕奉教,切磋学艺的戴廷拭、王显柞、张天斗等辈,俱是一时人俊。他像具有强大吸力的磁场,无论他在祁县、汾阳、平定.还是太原,喜欢喝苦酒.饮苦茶的青主先生,总是不寂寞,“谈笑皆鸿濡”,是肯定的;‘’往来无白丁”,则未必了,因为四乡八邻登门求医者,则是些普通老百姓了。他拒绝大清王朝,拒绝官绅世界,但并不是拘泥于一个狭隘圈子里的小我文人,相当地平民化,大众化,或许这就是傅山大师的魅力了。

傅山的这幅草书手卷,虽然只拍出五千万, 自是十分遗憾。然而,大家并不十分了然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学术地位,刘绍敛《傅先生山传》里.称他“书法宗王右军,得其神似。赵秋谷推为当代第一。时人宝贵,得片纸争相购。先生亦自爱惜,不易为人写,不得已多为狂草,非所好也,惟太原段帖乃其得意之笔。母丧,贵官致膊,作数行谢,贵者曰:‘此一字千金也,吾求之三年矣!’其宝重如此。”郭兹《征君傅先生传》中说得更为给力.认为他“奇才绝世,酷嗜学,博极群书,时称学海。为文豪放,与时眼多不合,诗词皆慷慨苍凉之调,不作软媚语。最善临池,草楷篆隶,俱造绝顶。笔如铁画,不摹古,不逢时,随笔所至,或正或侧,或巨或细,或断或续,无不苍劲自异.画更古雅绝伦。”他的书法,在当时视为珍品,“盈尺绵两,片字溢金”,士林名流咸以能家藏一纸傅书为荣。因为他的书法成就,并不局限于纵笔挥洒之中,而是砚池凹墨之外。他主张字如其人.字中见人,人直字正,写字即是做人的书法析学,这种书法即人的精神,使他在书坛傲立数百年,为人宗奉。

他的一首《作字示儿孙》五言古诗,其后之附言,可以视为他书法理论的总枢。.“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得赵孟倾《香光诗》真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机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堰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杂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见,而遂称孟倾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着。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然。”(《霜红完集》第四卷)

赵松雪,即赵孟倾,大书画家,大文学家,但也是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作为宋太祖赵匡撒十一世孙的皇裔身份的他,居然经受不了诱惑,坚持不了节操,至正年间北上降元,为集贤直学士,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遂成为历史所不齿的一个变节文人。全祖望在《阳曲傅先生事略》中.也谈到这个话题:“先生工书, 自大小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尝自论其书曰,弱冠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一得赵松雪香光墨迹,爱其流转圆丽,稍临之遂乱真矣!既乃愧之曰.是如学正人君子,每觉机棱难近,降与匪人游,不觉其日亲。”

董其昌称赵孟倾的书法,“五百年中所无”,一位数百年难得一现的书法家,为什么却不能被傅山所认同呢?

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烙印了,在中国全部历史上,凡正朔的汉民族王朝,被非汉民族武力政权推翻,在改朝换代的拉锯过程中,中国人所流的鲜血,所砍的头颅,总是最为骇人的,所付出的代价,所付出的牺牲.总是最为惨重的,人民所受的痛苦,百姓所遭的磨难,也总是最为熬煎的。明清鼎革,宋元易代,是具有同样性质的时代背景。在这样一个血腥岁月里,做人之难,可想而知,而坚持不变.则为尤其的难:所以.傅山特别反感赵孟倾,由“大薄其为人”,到“痛恶其书”,是可以理解的。

在讲究民族气节的中国社会里,在主张忠孝节义的儒学环境中,中国人所以特别痛恨汉奸、走狗、叛徒、卖国贼,以及二鬼子、皇协军、新民会、翻译官等败类.由于他们仗侵略者的淫威,所施加于同胞的恶行.其残忍,其歹毒,往往超过其主子。这也是当下那些为周作人抬轿子的先生们,嘴上花言巧语,心里不住打鼓的缘故,究竟,民意是不可违的,民心是不可逆的。其实,汪精卫的旧诗,写得不弱于周作人的散文.好像至今还没有一位冒大不题者.敢于出版汪的《双照楼诗集》。这种文化烙印,在中国人心目中.像基因一样不能磨灭。甚至连赵孟倾自己.背叛国族,为元朝效劳,也认为是大不耻,而后悔不已。可周作人.却是甘心为虎作怅的丑类,这也是那些涂脂抹粉者,难于自圆其说,不敢明目张胆的缘故。

倡人格即字格说的f尊山,始终不宽恕赵的失节行为。古稀之年作((秉烛》诗,仍以“赵厮”称赵孟倾,以“管卑”称赵孟倾之妻管仲姬。在他看来,赵是不该降元.也不能降元的。公元1279年,陆秀夫背负宋朝最后一个皇帝跳海以后,宋虽然灭亡,但被俘关押在北京的文天祥,仍坚决不降,到公元1283年(宋亡后4年〕惨遭杀害;拒绝降元被拘在北京的谢仿得,矢志不仕,到公元1289年(宋亡后10年)绝食而死,那么,公元1286年(宋亡后7年)赵孟倾就来不及地变节,跑到北京来屈身事虏。做着元朝的官,拿着元朝的晌,向忽必烈摇尾乞怜,傅山不禁要问,对你祖先的赵宋王朝,对刚被杀头的文天祥,和犹在绝食的谢仿得.情何以堪?

其实.写字即做人的道理,唐人柳公权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见诸((f日唐书》的这段记载,为什么不如从傅山嘴里说出来产生强烈的震撼呢?就是因为改朝换代大屠杀的背景,唤起了人们心灵中的这种“节文化”烙印,《清史稿》称:“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 自号朱衣道人,这个朱,即是朱明王朝的朱,四十年,特立独行的他,始终坚持明末遗民的身份,铁骨铮铮。至死,也遗嘱硷以道装,不改衣冠。这个始终视自己为朱明王朝之人.对清政权,当他能够进行抵制着,抵抗着的时候,则坚决抑制之,抵抗之。当无法抑制,抵抗以后,也采取不合作、不对话的态度。哪怕坐大牢,濒死境,也不变初衷。

这位在精神上绝不媚世的大师,在书法上也倡导:“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这“四宁四毋”,一直到今天,仍旧是书法界奉为圭桌的戒律。

有人这样诊释:“宁可追求古拙,而不能在意华巧,力臻骨格遒劲,而不必软美宜人,达到大巧若拙、含而不露的艺术境界;

宁可写得丑些,甚或粗头陋服,也不能存有取悦于人的奴颜埠膝之态,努力寻求的应该是内在的精神之美;

宁可松散参差、崩崖老树,不可轻桃油滑、邀好世俗。 自然萧疏之趣,远胜浅薄浮浪。朴实无华,最是天然本色;

宁可信笔而下,直抒胸臆,无需畏首畏尾,顾虑重重o更不要描眉画鬓,装点修饰,有搔首弄姿,俗不可耐之嫌。”《清史稿》以为傅山书法之“四宁四毋”,并不局限于写字,“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此语诚然,然而推展延伸来讲,作文,也应该是同样的道理。按傅山的原意,做事.做人.做天下大小一切生计.何尝不是如此呢?赵孟倾的书法。在有过同样身经两朝而坚贞不变的傅山眼里,好是自然的了.但“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

何谓“软美”?说白了就是一个媚字。一媚,放下身段媚世,二媚,低下脑袋媚俗,三媚,弯下腰杆媚上,此乃中国文人最经不起考验的致命伤。有的人媚其一,有的人媚其二,有的人媚其三.有的人一二三皆媚,那可真是一个完蛋货了。为了巴结.为了攀附,为了欲望,为了野心,很多文人那情不自禁的媚,才教人丧气败兴。有什么办法呢?文人之强项,是文章写得好,但文人之弱项,是骨头相当软。惟其文章写得好,名利之心重,惟其骨头软,弯腰屈背,卑躬折膝,趋炎附势,蝇营狗苟,便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像傅山这样从无一丝一毫媚气的硬骨头,还真是难寻难觅。试想,当康熙皇帝将一纸敦请为内阁中书的任命状,塞到这位老先生手中,他居然掉头不顾,敬谢不敏而去,你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第二个吗?要换一个人,譬若你我,面对如此宠遇,还不赶快三跪九叩,五体投地,山呼万岁,皇恩浩荡啊!也许你不会,但我会。在当右派的二十多年里,我对那些非要在你脑袋上撒尿的人,那些狗屁不是却有权力踢你一脚的人,也曾磕头如捣蒜地礼拜过的,那么,我有多大胆量,敢不感激康熙皇帝这大面子?居然不尿他,难道我想找死吗?

现在已经弄不清楚玄烨心血来潮,搞这次博学鸿词,其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了。但可以肯定,那几年里,因撤藩而引发与吴三桂的军事较量,正处于胜负未定之时,焦头烂额之际,前线吃力,后方空虚,上层意见分歧,下民谣琢纷纭。康熙不傻,文人中的明末遗民,未必是他公开的反对派,但体制外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很容易成为持异议的不同政见分子。虽然清政府以异族人侵.统治偌大中国,患有很严重的意识形态恐惧症,是自然而然的。但为了巩固政权,不得不对这些与大清王朝基本上离心离德的汉族文人采取退让政策。

读(清通鉴》.当吴三桂一下子占领了半壁河山,在湖南衡州称帝时,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恐怕是玄烨突发奇想的起因。吴三桂既然登基称帝,总得做做样子,必须有人劝进才是。而这篇劝进的文章,按历来规矩,执笔者必为当代大儒。而大文人王夫之鼎革以后,不愿改明代衣冠,正好躲在湘西蛮桐避难。现在吴举起反清大旗,理应与王是同一条壕堑里的战友,遂将撰写《劝进表》的任务委托于他。没想到,船山先生断然拒绝,拂袖而去。康熙的特务系统肯定会将此情报,如实报告,康熙恍然大悟.这些中国文人固然眷恋前朝,但还是知道什么叫“大势所趋”。于是,压根儿还是为了防着这班仍有号召力的遗民捣乱,硬的一手,文字狱大开杀戒.软的一手,就是赎买政策登场,要给老哥儿们一把甜枣吃了。遂有这次博学鸿词的“超女式”的海选,以及不咎既往,一律纳人体制内,一律拿铜吃公粮的科举直通车。

由此可见,中国养作家,可是有着很久远的历史呢!

据《清实录》,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三月乙未(二十三日),“谕吏部: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这也就是次年,即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三月丙申(初一日)在体仁殿开考的博学鸿词科,又称己未科的大开方便之门。科举.是中国选拔文官的制度,一般分乡试、省试、京试,最后才是殿试的层层把关。这一次,康熙谕旨,“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联将亲试录用”。只要各部提名,地方举荐,直接就到北京参加殿试。于是.将近二百位在当时中国算得上出类拔萃的顶尖文人,一网打尽,统统被康熙纳人殷中。这其中百分之八九十,媚字当头,屁颠屁颠地上京赶考来了,但也有那么不多的七八个人,硬是不买账,抬着不来打着来,小鞭子赶着抽着,不得不来,不敢不来的。这其中,为首的就是山西傅山。

这年,他七十二岁,他说,我老了,地方官员说,不死就得去。他又说,我病了,地方官员说,抬着也得去。

因为点着名举荐他的.为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这两位京城官员,职务不高,权力很大,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上路。老先生这把老骨头,从太原到北京,居然没有颠零碎了,有三种说法,地方官员说,我是用软轿抬其进京的,公安人员说.我是派“役夫异其床而行”的,但我宁愿相信其子傅眉所述,他赶着一头毛驴,驮着干粮,他的儿子和他的侄子抬着老爷子,当然就呵护备至了。翻山越岭,出娘子关,然后,一马平川,来到京都。远远望见平子门(山西文献都如此写,想系口音之讹,其实就是平则门,即崇文I'7),老爷子发话,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若再前进一步,我就死给他们看。

这年的兰月初一,紫禁城里,各路文士齐聚,好不得意,中国人其实好哄,中国文人尤其容易满足,天子门生,多荣耀,多体面的四个字,就把他们统统拿下,无不服服帖帖,从大明一百八十度转向大清。考前的预备会,主考官传达康熙的原话,更是大气也不敢出地洗耳恭听:“汝等俱系荐举人员,有才学的,原不应考试。但是考试愈显你们才学,所以皇上十分敬重,特赐汝宴。凡是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俱没有的,汝等要晓皇上德意。”然后,“宣讫,命起赴体仁阁,开设高桌五十张,每张设四高椅,光禄寺设撰十二色,皆大碗高攒,相传给值四百金。先赐茶二通,时果四色,后用馒首卷子红绩饼汤各二套,白米饭各一大盂,又赐茶讫复就试”。(秦赢《己未词科录》)

大家一边品尝御宴,一边私下议论,这顿馒头花卷烙饼的饭,是否值四百金时,才发现绝对应该坐在主桌上的傅山,文坛大佬,经学宗师,书画名流,医界高手,竟然不见踪影。在座的官方人士,当然知道已经在崇文门外圆教寺落脚多时的傅山,其绝无转圆余地的三不政策:一是决不进城,二是决不赴宴,三是决不参考,要杀要剐,悉听君便。为此,他绝食七日,粒米不进,以示其断然不肯从命的强硬。

时年二十多岁的玄烨,雄才大略说不上,年轻有为是肯定的,听人汇报了老西子傅山的“三不”之后,这位总操盘手莞尔一笑,我原本就认为大可不必考试的嘛,既然如此,不考就不考吧,功名还是可以给的,甚至还可以给得高些,那就为中书舍人吧!话声一落,聆此圣音的大臣冯溥、魏象枢之流,也都喊万岁了。中书舍人,虽无实权,名位却不低,相当于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是享受部级或副部级待遇的高干,冯、魏二人也都艳羡不已。退朝以后,连忙坐轿来到崇文门外圆教寺,向躺在榻上病得够呛的傅山贺喜,同时要挟着这位老爷子起驾进宫,叩谢皇上的大恩大德。

来者可是宰执之类的朝廷高官,验从甚众,那班张龙赵虎之辈,一看主子眼色,不由分说,立刻架起傅山.直奔紫禁城。进得午门,才将他放下,这位大师定睛一看.登时傻了,这不是当年为学生运动领袖时,率一众生员,在这里伏胭申诉,击鼓鸣冤之地吗?城,还是当年的城,门.还是那时的门,但江山易色,物是人非,风景依旧,衣冠不同.睹此伤心地,往事涌心头。人老了,泪少了,可傅山却禁不住簌然热泪,滚滚而下。他想起他的崇祯皇帝,想起他的大明王朝,想起他的家园故国,想起他的文章盛世,老迈体弱的他,哪经得住如此触景生情的巨大刺激,双腿一软,竟坐倒在丹择之下。

冯溥还伸出手去拉他起来,要到午门里的体仁殿磕头致意。魏象枢止住了他,连声说道:行了,行了,意思到了,意思到了。你没看老先生已经倒在地下,就等于谢主隆恩了。好吧好吧,将傅山交给他儿孙.两人径直到宫里,向康熙邀功买好去了。

据《年谱》:“次日速归.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叹曰:‘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既而又日:‘使后世妄以刘因辈贤我,且死不螟目矣!’闻者咋舌。”刘因,文人,与赵孟顺同样,仕于元朝,而后退隐,忽必烈二次征召,疾辞不就,但却得到受封翰林的恩典。但傅山自始至终认为自己,生为大明之人,死为大明之鬼,与刘因、赵孟倾两截失节之人,有着本质上的区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他的这番话,很让那些由明而清的新贵们,觉得相当刺耳。可是想到连当今圣上都由他三分.也就不敢发作了。“自京师归,大中承以下,咸造庐请渴,先生自称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应也。阳曲令奉部文,与悬‘凤阁蒲轮’匾.却之。”

虽然,他的书法作品未能在拍卖会上得到赏识,然而,这样一位坚持到逝世,整整七十八年来分毫不变,一身正气,毫无媚颜,挺直身子做他自己的傅山,你要是有机会到山西.到太原,尤其到晋祠,你会确确实实感觉到他随时随地的存在。

人们如此记住这位有风节的文人,或许就是所谓的不朽了。原载《父子自由谈》2011年第4期

家有马恩

周 涛

我曾说过“天下无书可人心”。这话明知浅薄,也捺不住想犯狂。坊间热捧的那些东西,服不住人;过去喜欢过的东西,有些过时了,有些再读就寡淡;世界名著呢?即便是不朽之作,也仅仅是文学——文学有文学的局限性,对于年过六旬的人,已难充分满足。

机缘就这么来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为搬家,把老父的一笔遗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全部继承,请进新书柜。当初并没想认真读,装点新书柜,只有它们最合适。你想,全套1957年版的精装马恩列全集,本身就是一部顶级的思想史。何况,里面布满了父亲的手迹,他画的杠杠,他的眉批,他插在书里的手叠的纸书签,这些,都是他徜徉书中留下的印记。现在,产生这些伟大思想的人早已作古,读过这些书的人也已去世,书还在,轮到我了。

从小就看着这些书在父亲的书架上,伟大,庄严,但和我无关。我喜欢的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后来喜欢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再后来喜欢普希金、雨果、惠特曼、托尔斯泰等等,但是没有想过去看马恩,他们太伟大了,太深奥了,那是共产党的宗教呵!你可以凝望任何一颗星座,但决不可以直视太阳。

所以,六十多年过去了,马恩的书近在身边,我这个共产党人,还是个读书人,竟然未曾读过马恩原著。我究竟是凭着什么去“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呢?我是不是应该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伪信徒呢?因为生活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所以要求人党,举臂宣誓,说的是共产主义,谋的是个人利益,那不是伪信徒是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这样的人多了去了,你惭愧什么,没关系,大家都这样。

但是我翻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扉页印的一行红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仍然让我心头一震,叫唤了几十年,都麻木了,现在才像钟声一般,久久回荡。用心良苦啊,用意深远啊,几十卷厚书凝结出的一句口号,真正是一条被伟大智慧照亮的道路!中国革命不就是从这一句话开始的么?

我从第一篇开始读起。《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是马克思写于1842年初的文章,署名是莱茵省一居民。1842年距今天已经十分遥远,普鲁士或者莱茵省对我也相当陌生,可是耐心读下去,我惊异于其思想光芒永恒的启蒙性!评价它已远非我的能力所及,但我愿意随手摘录几节语录与诸位,让我们看看马克思是怎样一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天才。“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谦逊是使我寸步难行的绊脚石。”“歌德说过,只有叫花子才是谦逊的。”“严肃是掩盖灵魂缺陷的一种伪装。”

这些都是针对检查令里“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严肃和谦逊地探讨真理,不得使作家遭受无理的限制”等条文而发的,但是对于将近二百年后中国的我,仍然如醒酬灌顶,茅塞顿开。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胆而又刻薄地抨击“谦逊”、“严肃”的言论,大胆,刻薄,却又正确!

我们一直把“谦逊”和“严肃”看做永不过时的美德,尤其是中国人,把它们看得很重,神圣不可侵犯。传统美德啊,高高矗立的道德牌坊啊,马克思随手一挥,“砰砰”两声枪响,这两个泥菩萨应声而碎,原形毕露!

我们所谓的“谦逊”,不过是装孙子;我们所谓的“严肃”,也不过是假正经。而人们披上这两种美德伪装的真正用心,凯叙的还是利益。

同志们,不读马克思行吗?

中国共产党人不靠马克思主义而靠孔孟之道行吗?

十多年前,我在兰州碰到一个叫将里尔的德国女青年,她当时不无讥讽地对我说:“过去你们这么狂热地崇拜他,听说现在他不吃香了,是吗?”

我问心有愧,无言以答。

一个佛教,由玄奖从印度取回来那些经,还不知翻译得准不准,竟然让中国人信了两千年;

一个儒教,由孔子的弟子记录整理的那点言论,不论华裔还是外族统治者,一律举双手欢迎,奉为国学,延续千年。除了证明它是阉割中国人生命活力的最佳刻刀,还能说明什么呢?

还是要信马克思主义,还是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使中国人民的精神获得解放,进而使中华民族复兴、崛起!

在马克思的卓绝理论体系面前,西方世界在精神理论方面三百年来始终居于弱势,无人能及!

可惜的是,我们拥有如此伟大的扭转乾坤之宝,却没有很好地珍惜、研究、利用。

家有马恩,很好,可以活到老,学到老,思想开阔,精神充实。

国有马恩.国宝,应该形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风气,树立实现共产主义宏伟目标的理想,才不至于坠入可悲的历史循环中去。

马克思奋斗了一生,与人类积累了千百年思想、制度的不公和恶习搏斗了一生,同时也被贫困纠缠了一生,以他的天才智慧,取富贵只需要稍微妥协一下而已,但他是斗士,为了全人类的进步战斗了一生。

一个人,仅仅为了自己的那点物质利益和虚荣心活着,相比之下是多么的短见和可怜啊。

家有马恩,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可以学习、学习、再学习。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1月5日

山中少年今何在

——关于贫富和欲望铁 凝

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艺的一出话剧名叫《窝头会馆》,编剧是中国非常优秀的作家刘恒。有人问起作者这出戏的主题.这让刘恒感到发窘,于是他说主题就是一个字:钱。如果“钱”显得直白,换个含蓄一点的说法是:困境。

正是“困境”这个词打动了我,让我想到第二届东亚文学论坛的主题之一:贫富和欲望。这几乎是一个当今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因为有人类就有贫富和欲望,有欲望就有困境。而人作为生物界的高级动物,所面临的困境更为复杂。“外在的困境是资源短缺,内在的困境是欲望不灭。”这也是刘恒的话。

面对一个大的命题,我常常感到自己叙述起来的力不从心。那么,不如就让我从小处开始,从我的一个短篇小说讲起。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写过一个名叫《意外》的短篇小说,这是迄今为止我最短的小说,一千个字,汉字排版一页半纸。有时候我也会像刘恒那样被朋友问道:你这个小说是写什么的?为了简便,我常用一句话表述,我说这大概是一个关于困境和美的故事。小说大意是这样的:二十多年前中国北方深山里的小村子台儿沟,很少有人家挂照片,因为很少有人出去照相。镇上没有照相馆,去趟县城,跋山涉水来回五百里。谁家要是挂张照片,顿时满屋生辉,半个村子也会跟着热闹几天。小说主人公山杏的哥哥来信向家里要张“全家福”照片,信中特别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他在南方一个小岛上当兵已经两年,走的时候山杏才八岁。接到哥哥的信,山杏就催爹妈去县城照相,从春天催到秋天。后来,摘完了核桃、柿子,山杏一家终于决定远征县城去照相。那天晚_Ii山杏一夜没睡好,看妈在灶前弯着腰烙饼,爹替她添柴烧火。他们用半夜的时间准备路上的干粮,如同过年一样。天不亮,他们就换上过年才穿的新罩衣,挎起沉甸甸的于粮篮子出了村。他们搭了五十里汽车,走了二百里山路,喝凉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篮子干饼,第三天才来到县城。他们找到了照相馆,照相师傅将他们领进摄影间。当满屋灯光哗地一下亮了起来,当高楼大厦、鲜花喷泉之类的他们从未见过的华丽布景把这一家三口人包围时,他们甚至来不及惊叹,照相已经开始。在照相师傅的指挥下,他们努力把自己坐端正,同时大睁着眼睛向前方看去。随着灯光哗地灭掉,这隆重的事件,几乎一瞬间就结束了。半个月后,山杏爹从村委会拿回一个照相馆寄来的信封。山杏抢着撕开封口,里面果然有张照片。但这张照片上没有大睁着眼睛的山杏一家,照片上只有一个人,一个正冲她们全家微笑的好看的卷发姑娘。第二天,山杏家的墙上挂出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冲所有来参观的人微笑着。有人问起这是谁,爹妈吞吞吐吐不说话,山杏说,那是她未来的新嫂子。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有时候我会在小说《意外》那样的深山农村短暂地生活,或者说“采访”。在一个名叫瓦片的村子里,我在“山杏”的家里住过。那一带太行山风景峻美,交通不便。村子很穷,土地很少,河滩里到处是石头。因为不能耕种小麦,白面就特别珍贵,家里有人生重病时,男主人才会说一句:煮碗挂面吃吧。我却被当成贵客款待。山杏的母亲为我煮挂面,煎过年才舍得吃的封存在小瓦罐里的腊肉。当我临走把饭费留下来时,他们全家吃惊地涨红了脸,好像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在这个家庭.我见到了被常年的灶烟熏黑的土墙上挂着唯一一张城市年轻女性的照片,就是我写进小说里的那一张。有位德国作家说过,变美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么山杏一家对这陌生照片的态度,就是把困境变成了美吧?还有善良。

二十年之后,小村庄瓦片已是河北省一个著名旅游风景区的一部分了,因为铁路和高速公路铺了过来,一列由北京发车的火车经过瓦片通向了更深的深山。火车和汽车终于让更多的外来人发现原来这里有珍禽异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有气势磅礴的百里大峡谷,有清澈明丽的拒马河,从前那些无用的石头们在今天也变成了可以欣赏的风景,而风景就是财富的资源。我曾经为了自己一部电影的拍摄再次来到这山里,电影里需要深山农产的院落,我毫不犹豫地向导演推荐了山杏的家。我看见从前的瓦片村民大多开起家庭旅馆,山杏们有的考人度假村做了服务员、导游,有的则成为家庭旅馆的女店主。她们不再会为拍一张照片跑几百里地.旅游景点到处都有照相的生意。她们的眼光从容自信,她们的衣裳干净时尚,她们懂得了价值,也知道谈论信息。当我向她们打听一个更远的名叫“小道”的村子时,山杏们优越地说:“哼,小道呀.知道。他们富不了,他们没信息!”瓦片和周边的村子都富了,在这些富裕起来的村庄里,也就渐渐出现了相互比赛着快速发财的景象,毕竟钱要来得快, 日子才有意思。就有了坑骗游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伪劣商品的事情,就有了各种为钱而起的“嚼清”。

那一次导演对我的推荐很满意,山杏家几乎原封不动地成为了电影里女主角的家。制片主任问我场地租金怎么算,我想起从前山杏一家的纯朴,有把握地说,你就随便给吧,他们不会计较。但事情并不似我的预料,当我回到我的城市后,曾很多次在家中接待瓦片的房东——山杏的爹。因为有了汽车、火车、电话,因为有了信息,遥远的山杏爹总是能够快速把我找到并申诉摄制组付他报酬的不合理。比方说摄制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顶刷成了黑色;大灯把院里一棵石榴树烤成了半死;为了剧情需要他们还往河里摔过他的羊,摔了一次又一次,五只羊被摔得十天站不起来……这都是钱啊,可他们都没给钱。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写作帮助愤怒的山杏爹向摄制组要钱,心中却时有恼火:要是没有火车呢?一切不是单纯得多吗?交通、通信和旅游业给瓦片带来了财富,同时也成为一种运载欲望的挑衅的力量。现代化的强大辐射面对封闭的山谷,是有着产生这种力量的资格的,虽然它的挑衅意味是间接的,不像它所携带的物质那么确凿和体面。并且我始终认为,它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惊异永远大于其后产生的消极效果。

那么,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在进化着乡村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扮演了催生欲望的角色。商业文明的到来和它“温柔的挑衅”使未经污染的深山农人的品质变得可疑,没有它们的人侵,贫苦的山杏们的思维逻辑将永远是宽厚待人。可我想说,这种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实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种与己无关的居高临下的悲悯。贫穷和闭塞的生活里可能诞生纯净的善意.可是贫穷和闭塞并不是文明的代名词。谁有权利不让山杏们利用大山的风景富裕起来呢?谁有权利不许一个乡村老汉跳上火车去找人“投诉”亏待了他的摄制组呢?其实当我在这儿比喻火车是催生欲望的角色时,蒸汽机火车已经从中国全面退役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背影:内燃机车、电气机车也不再新鲜。几年前上海就已经出现标志着国际领先技术的磁悬浮列车。在这个人类集体钟情于速度的时代,那个仿佛不久前还被我们当成工业文明象征的蒸汽机车,转瞬之间就突然成了古董。蒸汽,这种既柔软又强大的物质,这个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了近现代文明之旅的动力也就渐渐从领先的位置上消失了。当它的实用功能衰弱之后,它那暖意盎然的怀旧的审美特质才凸现出来。问题是,当今世界.早已先期享受了工业革命那实用功能所带来的诸多物质进步的人们,谁又有权利为了个人今天的审美愉悦,去对那些大山里的山民们说,我们可以富,但你们却不行呢?

我在这时想起一个深山里的少年。上世纪90年代,一个初秋的下午,我在一个名叫小道(向山杏们打听过的小道)的村子里.顺着雨后泥泞的小道走进一户人家,看见在堆着破铁桶和山药干的窗台上靠着一块手绢大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三行字: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问过院子的女主人,她告诉我这是她九岁的儿子写的。我又问孩子是否在家,女主人说他割山韭菜去了。那天我很想看见这个九岁的深山少年,因为他那三行字迹歪扭的诗打动了我——我认为那是诗。那诗里有一个少年的困境,愿望,他的情怀和尊严,有太阳的起落和他的向好之心。那天我没有等到他回家,但我一直记着石板上那三句诗。今天那个少年早已长大,或许还在小道种地,或许已经读书、进城。假如在新世纪的今天.我把他的诗改动一个字,变成“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富呢”,我还会认为这是诗吗?

与其承认这还是诗,不如承认这是合理的欲望。如同16世纪葡萄牙诗人在欢迎他们的商船从海上归来时那直白的诗句:“利润鼓舞着我们扬帆远航……”“利润”这字眼嵌在诗行中看上去的确令人尴尬,但文学的责任不在于简单奚落“变富”的欲望.因为变富并不意味着一定变坏,而“变好”并不意味着一定和贫穷紧紧相联。文学在其中留神的应该是“困境”。贫穷让人陷入困境,而财富可能让人解脱某些困境,但也有可能让人陷入更大的困境。最近我在一篇讨论当代中国乡村的价值变化的文章中读到,消费经济时代的突然降临让许多没有足够心理准备和文化准备的村民,无暇也无力去做其他可供想象的人生筹划。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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