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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4 13: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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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心清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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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记

狱中记试读:

出版说明

1947年9月,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共谍”案,主犯之一即第十一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心清中将。

余心清(1898-1966),是一位从民主革命时期就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战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和人民的工作,后因策动国民党将领孙连仲起义,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在蒋牢中》1真实感人地记述了他被捕前的政治活动以及被捕后在北平、南京两地的狱中生活,书中多处提到他与冯玉祥将军共同策划反对蒋介石独裁打内战的密切交往。作者从青年时起与冯将军多年相随,他们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互有影响。他们之间不完全是长官与部属关系,同时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所述更是翔实真切。全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革命的胜利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泛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戮力同心、并肩战斗得来的。

本书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在香港有少量印本。此次本社重新出版,特将刘澜涛、平杰三、张执一同志1981年3月13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我党的挚友余心清同志》收入作为本书的代序,以便读者了解作者的生平概况。作者的女儿余华心也写了纪念文章附于书后,她并在文字、标点上做了校正工作,对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及历史事件加了详细注释,在此表示感谢。2016年9月

我党的挚友余心清同志(代序)

刘澜涛 平杰三 张执一

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许多党外朋友和我党同甘苦,共患难,同心协力,始终不渝,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历经考验的老朋友,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有的身陷囹圄,身心备受摧残;有的惨遭折磨,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中国人民永远尊敬和怀念他们。

在我们怀念的这些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和朋友中间,就包括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同志在内。

惊世骇俗的“红色牧师”

余心清,安徽人,1898年生于合肥,长于南京。自幼家道贫寒,小学未读完便中途辍学,以种菜、代书糊口。他十七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在南京创办的金陵神学院。

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战祸连绵,民不聊生。余心清不甘心于做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神职人员,却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22年夏,被称为“基督将军”的河南省督军冯玉祥将军,邀请余心清到他的军队中担任“随军牧师”。但这个“牧师”与众不同,每次在军内外布道,从不讲“上帝”“天国”,却大讲世界革命之潮流,中国贫弱之根源,以及革命军人应肩负的救国救民的重任,从而推动了西北军的革命化。一次,泰安德贞中学请他去讲道,他讲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强邻环伺之下,就要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处境;指出中国必须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才能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事后,校方认为这次讲话煽动性很大,影射攻击政府,不许学生在底下谈论。从此,“红色牧师”之名,风传一时。

热心育才的教育家

从1923年至1926年,冯玉祥将军驻军北京,在南苑的团河创办军官子弟学校(又名育德中学),余心清被任为校长。该校设有从小学到高中班,免费教育出身寒苦的西北军官佐子弟。由于严格训练,教育有方,培养出不少人才。在他的影响下,冯玉祥将军还积极支持办起了妇女学校。当时西北军军官家属和女孩多系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除了学文化外,还学缝纫、机绣、毛线编结和医护知识等。一遇战事,家属就到前方护理伤病员,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

此后,余心清一度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后任冯玉祥将军开办的开封训政学院院长。学员均系县长以下的地方行政官员,为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辖区各省训练出一批行政管理人员。

后来,余心清又调任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校长。他亲手制定的校训是:苦读、苦练、苦做。他经常教育学生说:“目前国家是什么情况呢?外有强敌压境,内有民贼压榨,四万万同胞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边缘。你们必须苦学本领,苦练身体,苦干革命,准备随时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担。”他把学生当作士兵来训练,每天出早操,半夜里紧急集合。并设有适应战争需要的体育锻炼器械,如走天桥、爬吊绳等,为抗日做准备。

余心清在冯玉祥将军军中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常常到课堂听老师讲课,查晚自习,查铺,抽查学生食堂账目,关心学生伙食和健康,深得学生们的拥护。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学员,不少是西北军的骨干,在抗日战争中流汗流血;有的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解放军的将领,如彭雪枫将军,就曾是团河军官子弟学校的学生。

坚持抗战的爱国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入侵。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的可耻政策,以致东三省三千万同胞,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入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此时冯玉祥将军正息影泰山,激于民族义愤,以在野之身,起而号召抗日,派员四处联络反蒋抗日力量。余心清多方奔走,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联络桂系、粤系以及四川的反蒋军事力量,策划共同抗日。1933年3月,日军开始侵入华北地区,北方风云紧急。5月26日,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察哈尔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举起了抗日义旗,冯玉祥将军自任总司令,吉鸿昌、方振武等是主战最力的将领,余心清任总务处长,并兼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他竭尽全力,保证前方的军需供应,做好后方的安定工作,为抗日同盟军的对日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援。7月12日,抗日同盟军经过浴血苦战,收复了多伦等四县,光复了察哈尔全部失地,振奋了全国人心。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蒋介石,加冯玉祥将军以“破坏国策”的罪名,调十三个师的兵力,勾结日军从空中和陆地夹击抗日同盟军,同时施展挑拨离间、重金收买等鬼蜮伎俩,从内部瓦解,破坏抗日同盟军,在此险恶形势下,冯玉祥将军被迫去职,抗日同盟军功败垂成。“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到“剿共”前线,阴谋借刀消灭异己。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为达到联共反蒋抗日的目的,在福建发动了“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改元易帜,与蒋介石的南京卖国政府公开决裂。这个时期,余心清作为冯玉祥将军的全权代表,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

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余心清是由十七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在会上发表反蒋抗日救国的讲话。大会通过了宣言,公推李济深、冯玉祥、蔡廷锴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派张云逸同志代表参加。

根据实际情况,在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其中经济委员会由冯玉祥兼任主席,由余心清代理。余心清当时提倡冯玉祥式的艰苦作风,开展厉行节约的运动,由李济深带头,凡属政府人员一律穿中山服,戴工人帽,一时蔚然成风。

但是,福建人民政府一成立,蒋介石即决心以武力来消灭它,抽调二三十万大军入闽,同时从空中猛烈轰炸。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孤军奋战,加以党内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也没有予以很好的配合,历时三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至1934年2月中旬便失败了。余心清受到蒋介石的明令通缉,流亡到日本去避难。

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

1935年夏,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余心清不顾被蒋政府逮捕的危险,潜回国内,继续从事反蒋活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余心清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领导下,肩负起在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统战工作的任务。山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是冯玉祥将军旧部,余心清利用西北军过去的关系进行工作。当时,蒋介石还未承认我党为“合法”政党,红军也尚未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党为了发动山东地区的抗战,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特委派张经武、彭雪枫、张震等同志为我党代表,以华北救国会的名义与韩复榘合作,借其公开合法地位,帮助该集团军建立政治工作,办起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由余心清出任政训处中将处长兼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党动员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平津流亡学生千余人考入这个训练班。余心清聘请了原在北平各大学任教的我党党员和左派教授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许德瑗等为教官,讲授国际形势、中日问题、游击战术、动员民众等课程。学员结业后,分配到临清、德州、烟台、聊城等各地,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在山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今天我党政军中的不少高级干部,是当时这个训练班的学员。

1939年,余心清到重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廉洁奉公,不辞辛劳,大力开展救济难民和收容孤儿的工作,曾到过华北,并到了解放区。他亲眼看到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团结、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内心极为倾慕。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面目日益暴露。1944年,余心清参加了接受我党领导的国民党内进步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余心清与徐冰同志直接联系,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余心清决定北上之前,曾向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面请示行止,他们希望他尽可能把北方一些“杂牌”军争取过来,孤立蒋介石,策应解放大军。

同年10月,他应冯玉祥将军的旧部、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之邀,到北平任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以北平为基地,积极展开民主活动和争取孙连仲起义的工作。在他的住处,曾经开过不少次秘密会议,也举行过多种形式的座谈会。他邀请许多知名的大学教授,一道讨论国际形势。一些革命同志,在他这里暂住避难。徐冰同志常常约人到这里会晤,布置工作。余心清同许多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也在这里接头。在蒋介石特务密布的白色恐怖下,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只有一条路,“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他曾叮嘱他的妻子刘兰华:“我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万一有那一天,我把母亲和孩子都托付给你了,千万把孩子培养成人,继承我没有做完的事业。”

1947年,被迫流亡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发表了轰动中外的《告全国同胞书》,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反对美国援蒋打内战,支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青年学生。冯在国内的一些旧部,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或为保全个人的禄位,纷纷去信劝他勿发反蒋政府言论,有的还对冯进行人身攻击。唯有余心清却满腔热情地去信说:“故国情势,已临最后关头,不治之症,待其死灭。……腐枝不去,新干不生,黑夜深时天破晓。自先生之言论,隔洋传来,使青年朋友兴起,使舆论激动,使腐败当道战栗,使老百姓寄以最大希望,此所谓‘一言九鼎’,‘一鸣惊人’,而国际人士,更引起重视。”

1947年中,由于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在余心清的耐心争取下,孙连仲开始动摇,表示愿与我方进行洽谈。余心清当即打电报给周恩来同志说:“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即就此事对我北平地下党同志做了指示,并指出这是华北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不幸,党的秘密电台被敌人侦破,中央领导同志的电文记录稿及其他一些电稿未及销毁,导致了余心清和我党一大批优秀同志被捕,时间是1947年9月26日。余心清在被捕前,还通知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迅速转移。在狱中,余心清同国民党反动派做了坚决的斗争,他的供词就是讨蒋的檄文。他写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全国的人,都不愿打内战。国家的人力、财力,也不许打内战。穷兵黩武,后患堪虞!见仁见智,非我所顾。年已半百,死当其时。”他一度与几位共产党员同囚一室,他从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1948年5月27日,余心清写下了真挚感人的遗嘱:“中国在黑暗中,我死在黑暗里。黑夜不会太长。独夫就要完场。朋友们!不必为我悲伤,天亮以前,要把恶势力的残余扫光!”

黑暗的尽头,也就是光明的开始。当蒋家王朝覆灭前夕,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上台,经我党大力营救,余心清获释出狱。党即派人掩护他到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

勇于负责的领导干部

全国解放后,余心清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意气风发、精力旺盛地投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繁重工作。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他在政权机关、外事活动、民族事务、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中,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余心清于开国之初任典礼局局长时,与外交部有关同志一起,参照各国礼仪,为我国制定了最初的外交礼仪规定,并把各省、市交际处负责人调来北京学习。在他任典礼局局长任内,没有设其他副职,事无巨细都要他亲自过问,事事都处理得有条不紊。记得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上讲:“现在各部门都在叫干部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工作也干得蛮好嘛!”

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政务院系统的事务工作,头绪纷繁,任务琐细,他一再教育工作人员要认识这一工作的政治意义,不能有丝毫马虎。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员,有一次由他负责安排选举事务,他事先召集工作人员,就发票、投票、检票、计数以及代表从座席到票箱投票的最短路线等各个环节,都做了具体细致的布置,圆满地完成了庄严的选举任务。余心清同志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要求是严格的,他不能容忍任何一点粗心大意。

不可侮辱的志士

余心清是我党的真朋友、好同志。然而令人愤懑不平的是,他没有死在蒋介石的铁牢之中,却死在“十年内乱”的暴政之下。1966年9月4日,余心清同志不能忍受对他的那种人身侮辱,面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封建法西斯淫威,悲壮地倒下了。

余心清辞世前,致书周恩来同志,以他一向为人的坦率,对当时那种假群众运动之名,践踏法制,“横扫一切”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怀疑。他恳切表示,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曲折,但一颗为人民事业的心是始终一贯的。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我们党,对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信赖和感念之情。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相继垮台后,齐燕铭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便抓了对余心清同志的平反昭雪工作。1978年10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余心清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这时燕铭同志已是重病缠身,住在医院。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灵堂亲自主持追悼大会。当时,习仲勋同志恢复工作不久,远在广州,闻讯后于追悼会当天打电话到北京,以他个人的名义送了花圈,并通知他的夫人齐心代表他参加追悼会。当时,谁也料想不到,几天后开的追悼会,便是燕铭同志的。这种生死连心的革命情谊,是感人至深的。

并非题外的话

“十年内乱”,人妖颠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们失去了很多好同志、好朋友,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不幸,我们人民的不幸!

现在,被颠倒了的历史,终于颠倒了过来。杀人者被押到被告席前,受到应有的判处,罪恶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殉难者将流芳后世,永留纪念。

革命总是人越多越好,不仅要有强大的主力军,而且要有广大的同盟军。“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许多和我们党合作共事的朋友,多则在四十年以上,少则也有三十来年的历史了。这样漫长的岁月,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无论是在我们党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在遭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总是始终如一地信任我们党,相信我们的事业,为革命做出贡献,这种患难与共的真情厚谊,永远值得我们珍惜。

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艰难险阻。恩格斯说得好:“没有一次历史灾难,不是以巨大的历史进步作为补偿的。”中国古话也说:“多难兴邦。”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沿着三中全会开辟的航道继续前进,我们就一定胜利!(原载1981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一、由山城到古城

民权路的会议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完了,一颗心更沉重起来。时局,比雾重庆的天气还阴沉,几时才能够看到光明晴朗的日子呢?在悬悬着。

烦闷地在屋子里坐不住,便戴上帽子,拿起手杖,爬上了高坡,到了观音岩口,就顺着马路向西慢慢地踱去。走到中苏文化协会门口,碰到侯外庐2,他和我握了一下手,带着紧张的神情告诉我:“你知道校场口出了乱子吗?”“开会我是知道的,出了大乱子吗?”我惊讶地问着。他于是把早晨开庆祝政协成功会的时候,特务怎样有计划地雇用一群流氓包围会场,打到台上,李公朴伤得很重,郭沫若、施存统3也负了轻伤的事说了一遍。“那么我们慰问他们去好不好?”他点点头:“好。”

我们差不多和郭先生4同时进了他家的门。我问他伤得怎样?他沉静地微笑着:“头上打了一个包。”说时就用手摸着那块鸽蛋一般大小的疙瘩,“简直是下等流氓的举动。”他有点愤慨了。

到了施家,天已经昏黑。他住在中国银行的宿舍里,没有灯,我们摸着上了楼,找到了他的房间。他正在床上躺着。桌子上点一盏菜油灯,光线暗得仅仅够分辨出他的面孔。他告诉我们在今天的“打场里”,若不是平时还有一把力气,恐怕就危险了。现在只感到头昏和四肢酸痛。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微。我们安慰了他一番,垂着头走了出来。

在甬道上,碰到了两位朋友,王若飞和廖承志,他们手中拿着一束花,代表中共来慰问存统,我们打了一个招呼就走下楼。我对外庐说:“中共朋友们多么周到关切啊!”“他们一向做事精细、敏捷,尤其对于进步的朋友,照顾得特别周到,这是一个成功的党的作风。”最后这一句,他是把脸转过来贴近我的耳朵轻轻地说的。

停了电的街头,只有从商店里闪出一线光亮,行人变成一堆黑影子在街上来回乱撞。我对外庐说:“今天的事情,就是蒋介石的和平,现在的街头,就是蒋介石的统治。跟这小子谈和平,等于‘与虎谋皮’。”他冷笑了一下。

在外庐家吃了晚饭以后,我烦闷得不愿回家。“这几天蒋召开的全国将领会议,也该闭幕了,为什么不找几位军方朋友谈一下呢?”我这样想。出了中苏文协大门(外庐的家住在里面),我又向西边走去。

胜利大厦,住满了各战区来开会的军长以上的将领。我走进了赵寿山5的房间。他一看见我就问:“你到校场口去了没有?”“挨打没有赶上,事情是知道的。”我告诉他。“狗日的!这是他的小打,大打还在后头呢?”他气愤地说着。“这两天你们开会的结果如何?”我问他。“打!这杂种决心了,”他一面说着,一面走到门边,打开门向左右看一看,然后关上走回来对我说,“他们不断地有人跟着我。”

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开会为了面授机宜,明天我们就要回防地,动员令三两天就下来。打吧!看这小子打到哪一天!这一打可能打得很久,老百姓要遭大殃。”他指着屋子角落里,两个用绳子捆得很紧的席包:“你知道那里边装着什么东西吗?”

我看了一会儿说:“带回去的礼物吧!”“是的,礼物,送给老百姓的。”说着他站起来了。“那么,什么呢?”我有点茫然了!“告诉你吧!‘剿匪手册’!从前在江西用的,现在增加了一些材料,把它改编了一下,要我们带回去,普遍地发给士兵。这几天讲的也是这一套。”“这个流氓坏到了不可以用人的尺度衡量他!他在政协里,话说得多么漂亮,同时就在干这些勾当!这些小册子,当然是远在政协开会以前就着手准备的了。我和许多朋友,还对这次政协存着一些幻想,以为这小子,今后总会受一些约束,纵然他的话打个对折,那块假民主的招牌也得挂几天,却没料到他会这么变戏法!”我心里这样地想着。“你回去打算怎么办?”我望着他。“我嘛?光杆总司令,只有一个秘书,一个副官,算是我的人。归我指挥的队伍在哪里?我不知道。卫兵都是监视我行动的人。我只有……”说着他转过身去,面对着窗子向外瞭望着。

我也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和他握着手:“我们各人找自己的机会去干吧!不干掉这小子,人民是永远不能翻身的。”

回到家里,已是深夜,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地想着,一定,一定要干掉他!但干掉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唯一的做法,是要配合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地干。

第二天一清早,我找到了陈真如6先生,赶巧朱蕴山7也在他的家里。我把蒋的军事会议的决定告诉了他们。最后,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大家分头接洽,要把重庆方面的民主力量和各方面反蒋的军事力量,联合在一起,然后共同本着一个协调的步骤,配合中共去做。

一个雨后的夜晚,民权路聚兴城银行楼上的客厅里,灯光照得雪亮。最先进来的是冯玉祥先生。一个巨人踏着缓慢的步子,好像一座山冈在移动着,伸出那肥而大的手,和陈、朱及我边走边握着手,寒暄着。接着是李任潮8先生,满面春风地笑着进来了。张表方9先生是第三个走进来的,戴着一顶毡帽,穿着长袍马褂,一手捋着长髯,连声“啊!啊!”向每一个人打着招呼。李一平10陪着龙云11先生进来。龙戴着他那一副黄色水晶眼镜,穿着深蓝的缎袍,以快速的步子走着,他和李任潮先生是第一次会见,握着手很久不撒开,道着他多年的景慕。最后进来的是刘文辉12先生,和人握手的时候连声说:“对不起,刚从一处应酬的席上跑过来。”“中国八年抗战,赢得一个惨胜!今天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蒋介石却偏要一意孤行打内战,政协的前途已经被这几天的军事会议决定了。诸位先生都是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人物,而且在革命的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一页,今天集会在这里,谁都能信任谁,希望大家能共同商讨出一个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办法来。”

我先来了这样一个开场白。

第一个发言的是陈真如先生,他说:“我们不能看着把一个国家断送在他一人手里。今天整个国家面临着死亡的关头!以前我们中间虽然不断地互通声息,但团结得还不够,今后我们要更进一步地合作,把政治和军事配合起来,在各方面实际上动员起来……彻底把他打倒。”

接着就是刘文辉先生发言。他是一位长于辞令的人,说的话非常动听:“蒋介石这个龟儿子,是个大骗子,我认识他最清楚,他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抗战给了他一个消灭异己的机会,他拿到这个法宝,想铺平他做皇帝的大道。我们如果不革掉他的命,将来谁也活不成,志舟13兄这次吃了他的亏,就是个例子。”说着他把眼望着龙。“我不断和四川带兵的朋友说这些道理,并且我要加紧地和他们联系。在西康我早有准备,决不上他的当……今后大家来,我也算一个,我们要革命,就要干到底。”

龙先生很感慨地说道:“我在抗战时一向留神老蒋,这个坏蛋,没想到胜利后他还要打内战。他知道要进行内战,非先收拾云南不可,所以他先下了我的手。”说到这里我岔了一句:“你这回是好比老虎打了一个盹,被他暗算上了。”他点点头继续说道:“我们决不要放弃我们的责任,有一分力量,要干一分的事,凡是我能尽力的地方,我一定跟着诸位一齐去做……”

李任潮先生把这次在广西敌后的做法先说了一遍,然后谈到他来到重庆的打算:“本来我是不想来的,后来因为要和朋友们见见面,商量一个做法,我才离开广西。今后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要在内战中打倒他。团结才有力量,革命要在多方面去发动,现在反蒋的力量到处皆是,民主是人民一致的要求。我想,只要我们努力,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张表方先生静静地坐在沙发椅上听着,随后他说道:“民主的力量,像海上的巨潮一样,谁也抗拒不了,只要我们能把政治和军事两个武器并用,蒋介石的独裁,最后一定要遭遇到失败的命运。”

最后是冯先生说话,胸脯笔挺地微向前倾,左腕靠着椅扶手,右拳有力地在右膝盖上握着,好像永远地在紧张着:“今天这个聚会,太有意义,太有价值了。我们要称之为无话不说真诚坦白的革命会议。我提议要在重庆、成都、上海、广州这些大都市建立起规模较大的言论机关,用宣传攻势打击独裁。”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道:“蒋的军事攻势,一定先北后南,因此我们工作重点,也要放在北方。心清对北方人事最熟悉,请他去担任这工作,是再适当没有的。”说时他望了我一眼。

这个会谈到深夜才结束。以后在歇台子(冯先生乡间的住处),又开过两次会,做了不少更具体的决定,关于大家中间的联系工作,由陈真如、朱蕴山、李一平和我四个人负责。

当我决定了北上,在陈真如先生的家中,曾和周恩来、叶剑英两先生接洽过两次。我们一致希望把北方一些“杂牌”的军事力量拉过来,策应革命解放大军。因为一个师的起义,在军事力量对比上说,就等于蒋介石损失了三个师,解放军增加了三个师。纵然起义的事做不到,能使一个指挥官动摇了作战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对革命有利的。况且蒋的嫡系部队,士兵普遍厌战,将领骄奢淫逸,早已失掉了斗志。杂牌军更不用说,他们恨极了蒋的消灭异己的手段,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图存。这两个弱点,都是蒋军事上致命的地方。我们正要向他这些最致命的地方击去!

一封电报

北上到何处去?哪里最易收到效果?用什么方式去?这些都是摆在我面前的课题。

在和赵寿山会见的第二天晚间,我碰到了刘汝明,一位西北军的老朋友,他现在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驻防在开封一带。这个防地和中共的部队紧挨着。我们在寒暄了几句之后,他突然地问我:“现在老蒋不注意你了吧?”我知道他的动机,笑着告诉他:“我和老蒋见过几次面,还没看出他表示过这种态度。”“那么,请你到我那里去吧!上次对不住得很,徐州退却的时候(台儿庄战事以后),你在我那里,我那个政治部主任攻击你很厉害,因此我就不能留你住下去。”他好像在抱歉似的说。

从他的住处走出来,我在街上一面走着,一面想到刚才的谈话:“这家伙真势利,又这样的没有骨头;他和我的关系完全决定在蒋介石的对我‘注意’与否!那么,若是我这次到他那里,有人再反对,他岂不是又要逐客吗?这样的一个打着利害算盘的人,和他谈革命,能有多少把握呢?”

刘的头脑最顽固,死硬得和化石一般。外表看来,好像很浑厚,其实他特别工于心计,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因为他以为自己比别的人都聪明。在他的部队里,他学会了张勋14(有名的辫帅)的那一套办法,对于士兵放纵,所以他的部队军纪也最坏,但士兵和他的关系都相当好。他们可以牵着他的衣服,向他请求这个、那个……他喜欢用听话的干部,尤其喜欢父子兵,大概他最熟悉“杨家将”的故事。除了他自己,谁也指挥不了他的队伍。因此,做他的“政治工作”是件最困难不过的事。

其次是冯治安的三十三集团军,驻防在徐州一带,西面与刘汝明防地相接,东面连着郝鹏举军,北与吴化文部靠近,这里是居中的一环,地位正在蒋介石的南京的心门上。如果他肯把那把刺刀举起来向蒋的心窝里一插,半个华北就会立刻地变了颜色。

可惜这个冯不是那个冯(冯玉祥先生),他对于革命的认识是一点也没有,见解气魄差得更远。刘对我多少还有过些表示,他连这一点都没有过。自然,我若是找上门去做几天客,游说一番,他是不会拒绝的,但再进一步就不容易了。

冯的部队比刘那里,在人事上有个较好的条件,就是何基沣和张克侠15两位朋友都在那里,何、张都是冯的副总司令,他们的革命认识、决心和行动,是我一向知道的。这两颗炸弹,早晚是要爆炸的,不过我希望他们能够爆炸得更广泛、更响亮一些。

再一个我能去的地方,就是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他在军事上的地位比较刘、冯高,但在军事实力方面不如刘、冯。过去的政治态度表现得异常灰暗,尤其是和陈诚靠得很近,因此刘、冯和西北军系的朋友对他都很疏远,认为他是死心塌地投蒋的角色,其实都是五十步笑百步,说话的人也未见得怎样彻底地要反蒋。

我和孙私人的友谊比较深,抗战八年,我们中间没有断过联系。他有政治的欲望,他有内心的痛苦,他认识自己的命运,他需要更多的朋友;但他胆小如鼠,优柔寡断,缺乏决心与勇气。有的时候也太不振作。好多他的干部批评他,说他的行动像头牛,不牵着鼻子是不走的;不过一头牛要比一只狐狸或一只豺狼好得多。

孙的战区司令部设在北平。当他离开重庆北上的时候,他和我这么说:“我愿意你到北方去帮我的忙,不过我以为你在中央工作对我更有利。”他却没有想到对于我“更有利”的地点是北方,而不是“中央”。

刘、冯、孙和我都是冯玉祥先生的部属。远在1922年,冯先生任河南督军,我被邀请在军队中做宗教工作。那时候刘、冯都当营长,孙是炮兵团长。因为当时的政治教育,是用宗教宣讲来代替,所以我们中间的接触特别多,他们都称我为“牧师”。后来我担任西北军的军官子弟学校校长,他们的子弟成了我的学生,我们的关系就又进了一步。最近的二十五年,我参加了政治活动,他们也成了独当一面的军事首领,除了在几次反蒋的场合上我和他们有联系外,平常很少来往。因此,我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红色牧师”。什么时候,他们要反蒋,就来找我;不反蒋,就离开我远远的。

重庆的春天特别可爱,浓雾消散了,花,娇媚地到处开着。这时候我却更寂寞,更苦恼起来。熟朋友飞的飞,坐船的坐船,差不多走光了。我呢?需要北上,但怎样北上?还没有决定。

北上前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安置家庭。

这次北上,不能不从最坏的方面去着想,遭遇危险是意料中的事。我的妻子兰华身体多病,当然不能和我一道儿走。把她放在哪里?如何就医?怎样生活?都成问题!万一我出了事,说不定也会累及她。为了她的健康和安全,最后决定让她到美国去。在那里,她能够找到工作,并且可以治病。

兰华决定了出国以后,经过了许多周折,教育部和外交部的出国手续总算妥当了,并且准许向中央银行洽购美金一千三百元做旅费。这时候的美金,每元牌价只合法币二十元,但实际价格已超过两千元。忙完了外汇,紧接着就是购买飞机票。票子已经订到一年以后,飞机早已成了特殊阶级的专用品,跑了多少趟行政院,没有办法,结果还是走了军人的路子,一直麻烦到4月下旬,她才算飞走了。

现在剩下我和我十二岁的女儿华心了。为了筹措旅费,我曾经写信向两个地方借款,结果是碰了壁。并且哪一天能走开,还不知道,日常的生活,又成了问题。因此就下了决心去摆地摊,把不能携带的衣服全卖掉,但是谁守这摊子呢?华心是不肯去的,我自己也抹不下脸来。后来和跟着我的一个学生庞瑚商量,最后他同意代我去摆摊子。第一天晚间他回来告诉我:“卖了一个床单子,被扒手偷走了一床,等于卖一送一。早晨刚站在摊子旁边的时候,觉得很难为情,下午似乎习惯了一点。”我听了最后的一句话,几乎滴下泪来。像这样的摊贩生活,我们过了两个半月。

重庆是座山谷,围在四面的高山中,夏天的热流,有时叫人蒸发得喘不出气来,庞瑚整天立在阳光下,他的面孔晒得好像一个非洲人。因为过分辛苦,他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消瘦了。他很有耐性,当每天晚上,拖着疲累的两条腿走回来的时候,脸上总是浮着微笑告诉我:“今天生意不错,收入相当好。”

我焦灼地等候着一个理想的机会到来,使我能在一种较好的方式下北上。如果刘、冯、孙中间有一家邀请我,我便可以堂堂正正地前去,因为这样比我自动地跑去,要自然得多,同时也安全得多。我相信他们中间一定有人要这么做。不过在什么时候?我却算不准。

无聊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消息“杳如黄鹤”。华心常常问我:“爸爸,你究竟打算怎么办?走呢,还是永远地在这里住下去?”我说什么呢?说什么也不能把我的心事告诉她。只好对她说:“我们一定要走的,哪一天还不知道,总之快了吧!”

7月的一个夜晚,星星把天空挤满,微风轻轻摇动着花影,身上感到一丝凉爽。回到屋里,打开当天的报纸,在读着一段评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短文的时候,忽然有人敲着我的门,我奇怪这久已门庭冷落的地方,哪里来的不速之客?开门一看,原来是送电报的报差,“北平来的电报”。他递给了我。

这是孙连仲来的一封电报,电文这么写着:“余心清兄:有事相商,请即命驾来平。”几个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我对华心说:“我们现在真要走了!”

后来我知道这次孙来电报找我,是客观环境促成的。他直属的三十军在过了黄河到达彰德附近以后,被解放军在二十四小时内解决大半,剩下的队伍退回新乡,又被胡宗南16调走。他多年努力经营,而今却变成光杆。这件事给他的刺激不小,叫他更明白, ;仗是再不能打了,蒋介石也不可靠。此后想生存,非另找出路不可!另找出路,只有靠近革命的队伍,于是我这戴红帽子的,就被光顾到了。此外,他对我的友谊,在这里是不许抹杀的。

跟着电报之后,他给我汇来旅费五十万元,并且催我早日成行。这笔款子,解决我不少问题。

北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陆路,一是水路,后来我顾虑到经过西安的危险性,就决定顺江东下,先到南京,等到弄清楚了情况,再向北方走。

连日收拾行装,接洽船位,忙个不停。我已没有了坐飞机的资格,就是钻到门子里买到票,经济上也不许可。这些日子的轮船,悉数被征作军用,干什么去?已是尽人周知的事。我奔走了两星期,弄不到一张船票,最后还是经过蒋的后勤部的介绍,搭上了一只运兵的船,才算动了身。

一个警号

一只不大的火轮船上,挤满了五百多个士兵和一些黄鱼17。我和华心、庞瑚,当然成了黄鱼中的一部分。船上的舱位,被小军官和他们的眷属占满。我们这一群黄鱼都拥挤在甲板上。

燥热的风吹着,夏天的阳光晒着,吃的东西买不到,连喝的水也没法弄到。我们整整地饿了一天半,直到船停泊在奉节的时候。在夜里,好不容易找到一小块隙地,把一张折椅放开,让华心睡在上面。我和庞瑚抱着膝头坐在甲板上,背倚着船边的栏杆。有时看着天上的繁星,有时注视急湍的江流。偶然打个盹,常常被过往的人碰醒。

船上的士兵,是奉命开到秭归,要驻守大巴山,防御由襄樊入川的解放军。他们终日在船上叫嚣、打骂。一次,我们忽然听到后舱响起连续的枪声和士兵的喊打声,后来打听到他们在和一个排长冲突,排长就开枪了。

船上最高的指挥官——行船司令——是个营长,有好些次,我看到他在船上巡视,一个瘦小的家伙,三十来岁,勾着背,一颗骷髅似的脑袋压在暴着青筋的细脖子上,枯黄的脸皮像秋天干瘪了的丝瓜,左颊上有一条深黑的疤痕使他的下颏歪到一边,两只凶狠高傲的小眼睛不时向上翻动。说话的时候,露出满口深黄色的狼齿。士兵见了他,很不自然地立起来,等他走过去,便指着他的背骂起来:“龟儿子,摆啥威风,等到前线上,看老子们和你算账。”

船开到宜昌就“卸货”了。我们只好在这里换船,整整等了两个星期,才搭上一只货船到了汉口。在汉口又等了一个星期,最后还是乘着难民船到了南京。

长江上下游的轮船,都征作军运,这是全国性大规模内战的前奏。在汉口的时候,江岸上排满了十八军的士兵和美式的装甲车、坦克车、炮车。十八军是陈诚的基本队伍,全部新装备。听说三天后开到了河南兰封18,没到半天工夫就全军覆灭了。

我在7月底离开重庆,8月20日才到了南京。船是清晨到的,当天下午我去看冯玉祥先生。在说完了我北上的计划之后,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到北方去,要十分小心。尤其和人说话的时候。”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好像在想什么,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一个月以前,我和李任潮先生商量怎样策动陇海路上的刘、冯部队的事,不到一个星期,特务的秘密情报上,就一字不差地写出来,在座的除李之外,只有朱××和王××。你看糟不糟,危险不危险!因此你要到刘、冯那里去的打算,暂且搁一搁,这几天那里会有人来。”

过了两天,李任潮先生也从庐山回来了。他听到了这机密泄露的消息,感到异常的惊讶。因为他的庐山之行,更清楚了蒋介石决心进行内战,已是不可挽救的事实。“今后我们唯一的做法,只有加紧地去实现我们最初的计划。但这样地不能保守机密,会使全盘的打算归于失败。”他很沉痛地对我这样说。

随后,张克侠从徐州防地来了。他要在冯先生出国以前,商量一下北方的军事做法。我们曾作过两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告诉我:“驻防陇海线上的西北军将领们,反蒋的意识都有,只是还抱着观望态度。他们有点两边怕的心理。”说着他叹了一口气:“在这些朋友中间,工作是困难的,但不管怎样困难,也得做下去。”

这样,我就放弃了我的陇海线上的旅行计划。因为张去策动他们,会比我做得能更实际、更深入而有效。我们把配合的做法和联系的办法决定了之后,他就回去了。

关于全面的做法,我们在南京,也做了最后的决定。冯先生去美国以后,国内的反蒋军事策动,由李任潮先生领导。西南各省由龙志舟先生负责。我以北平为工作基地。朱蕴山驻上海,联系各方面。

为了机密,我在南京、上海,除了和冯、李、龙、朱及李一平保持接触外,其他朋友,都不见面。许多民主运动方面的朋友,有的以为我过分神秘,有的认为我不能坦白开诚,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一说真话,就可能弄出大乱子来。

离开南京的前一日,我去看冯先生,他正在休息,我留下一张辞行的纸条就走了。等到我回家的时候,他派人送了一封信来。“要与仿鲁19在经济上有个切实打算。”这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明白“经济”两个字是指着什么说的。我和冯先生就这样分开了。

当天晚上,我和龙云先生见了面。他住在离鼓楼不远的一条街上。是李一平陪着我去的。门口有两个宪兵守卫,进门以前,我戴上一副眼镜,并且把帽檐往下拉了一下。院子很大,中间竖着一座洋楼。屋子里的设置很精致,一平告诉我:“这是冈村宁次20的官邸。”这一次,我和龙谈话的时间很长,我们从政局的分析,谈到今后工作的方向,临别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互相道了声“再见”。

从此,我们都分手了。我去北平,冯先生出国,李先生赴港,龙先生留宁,朱蕴山和李一平驻沪。

一年以后,我被捕了,冯先生遇难,龙先生传奇式出走,李先生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北平的一年

从上海出发,航行三天,到了天津。休息一夜,9月3日的下午,抵达阔别了八年的古城。

对于这座古城,我有着二十五年的记忆。在这里,我从事过三年的教育工作。冯先生驱逐溥仪,囚禁曹锟,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革命运动。段祺瑞的三一八事件,那些躺在血泊中的青年,仿佛就在眼前。以后多年中,我衔着秘密的使命,奔走南北,这里是我来往的驿站。八年抗战,这里最先沦陷,血腥的统治,记载下又一次异族侵凌的史实。这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这次看到它,觉得我老了,它也更衰颓了。

在我到北平的头一个多月,我和孙个人间的接触很少,除了我被当作他的一个上宾外,他没有向我表示过什么,我自然也不去找他谈什么。听说这些日子里,各方面对我的攻击很多,使他很难应付,他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像这样的冷板凳,我坐过不止一次。这次北来,只要能够站住脚,其余的问题,都等候机会到来去解决。虽然内心有时有些焦急,但表面上还得装着满不在乎的潇洒。

到了10月底,孙终于对我开口了。他要我给他主持一个顾问团体,对于整个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问题,随时提供意见。他若遇到了困难问题的时候,也交给我们替他解决。很明显,他要我给他组织一个班子——智囊团。

把整个环境做了一个估计,孙的这种动机完全是基于一种未来政治上的欲望。他的左右,一般地说来,都是些脑子里充满了旧的封建意识的官僚,还掺杂些不露面的特务分子。在这个集团里面,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和我拉到一起,现在还不知道。因此,对于孙提的这个任务,如果措置得稍一失当,我会立刻被打垮的。

经过了审慎的考虑,我建议组织一个设计委员会,广泛地网罗学者名流和专家,经常地研究华北一般的军政和建设问题。这个会只与孙个人发生联系,而非军方的,会中委员由孙聘任,不接受任何津贴。主持会务的,设正、副主任各一人,我只担任副的,但我愿负工作上的全部责任。这样,就可以避免因过分出头而遭遇不必要的打击。最后,孙同意我的办法。以后的一年,我始终站在这个岗位上。

工作上,决定先从教育孙下手,希望使他在思想上能够有所转变。我们开始就组织了几种不同的座谈会,最主要的是国际问题座谈会,参加的是各大学中的一些教授们。邀请时我对几位朋友说:“这并不是捧角,而是为了发展工作。”记得在第一次座谈会中,孙起立致辞说:“诸位先生,我虽然是个军人,但我并不爱打仗……”

这个会举行了两次以后,引起了特务们的一阵慌张,军统和中统一些分子,纷纷要来旁听,自然我不能拒绝,孙也无法不接受。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研究国际问题的兴趣,多半不终席就跑了。

广阔的河北平原上的战事,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反动的国民党军队,愈打愈觉得吃力,兵力也愈不敷分配。联系北平到石家庄的铁路线,时断时续,河北的省府保定,经常在被包围中。每次孙由战地回来,都带着懊丧的神情。

这几个月中,我们有过不少次谈话,孙逐渐地向我表明一些心迹。他看清了战事的前途,他也看清了蒋介石的前途,“像这样地搞下去,结果是同归于尽”。一次他这样地对我说。“那么,你为什么还走死路呢?”我问他。“我指挥的队伍都是别人的……”他叹了一口气。

以后我好几次向他建议,劝他振作起来,深入到民间去,看看问题在哪里?同时集中财力,把地方的武力整顿起来,如果能掌握住三十个团,那就是力量。也就能和友军联合起来,参加革命工作。“尽着力量干吧!”这是他最后的回答。

这些日子里,我认识了两个朋友,一是谢士炎,一是陈融生。谢是孙的战区第一处长,陈是孙的外交处副处长。他们不断来找我谈问题,后来并且希望我领导他们,共同地把孙领到光明的路上。

我和谢、陈的认识,中间没有通过任何关系的介绍。我相信他们完全是凭着直觉,但彼此认识的深度,也是渐进的。在这里,从此我不再感到孤立了。

大约是5月的上旬,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地攻下沧州,接着进逼天津,这里早乱作了一团。孙星夜把军队从平汉线转移到天津,而他自己也跟着去了。等到军队刚刚开到,解放军又向平保全线猛攻,把一条铁路和公路切成好几段,使他们首尾不能相顾,这时长辛店的炮声已经响到了北平。

孙赶忙从天津跑回来,想到前线,路已不通了,一筹莫展,急得在屋子里乱转。人心惶惶,全城陷在恐怖中。在新闻记者席上,曾经批评共产党里没有人懂战略战术的李宗仁,这时候连一个屁也不敢放了。他的参谋长王××对鹿钟麟21说:“如果河北不保,我们只有退走西北的一条路。”

一天下午,鹿打电话给我说:“有要紧的事和你商量,请你立刻过来。”我跑到西城他的家里,他紧张地把王的话告诉我一遍,然后对我说:“刚才我从孙仿鲁那里来,他同意和解放军取得联络,希望停止作战,进行局部和平,这是保全平、津生命财产的唯一做法,我已向孙建议,请你去办这件事,他就会找你研究的。”他一口气说完了这一套。“保全生命财产,只怕是为了你自己吧!”我心里这样地想。沉默了一下,我对他说:“等和孙见面以后再研究吧!”

第二天清晨,我和孙见面了,他住在北总布胡同一座住宅里。我们隔着餐台对面坐下,他好久不开口,我也不说话,最后他问我:“你和鹿见面了吧?”“是的,”我说,“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打败了走开,到南方去当寓公,一是和解放军合作,参加革命阵营。”我这样问他。“到南方去做什么,我没有那么多的钱陪着他们花,我决定留在北方,你去联系一下。”他低着头好像在和餐台子说话。“我一定尽力地去找线索,先把联系弄好。不过中共不会有重要的人留在这里,如果要进行合作,还得请他们派人来商谈。”我答复他。“好吧!”他点一点头,然后想了一想对我说:“来人的时候,你和他们见面,我不参加。”

我回来的时候,对于最后的一句话,心里很不痛快,这明明表示没有决心,并且存着在必要时出卖朋友的后手。不过同时我想到,像这样的人能够有这样的表示,已经很不容易,他总算是迈进了一步。事情既然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揭开了,以后的工作就更好推动了。

我把孙的事和王冶秋商量一下,并且要他找个线索发电报。他迟疑了一会儿对我说:“我看孙这家伙不可靠,不要上了他的当。”我向冶秋解释说:“他既然有了表示,我们就可以接头,我们的工作到现在,总算有了进步。”“我去找找看,不一定找到,因为我认识的人,他们能找到我,我却不知道他们的住处。”他说的时候有点不大感兴趣的样子。

等了三天,冶秋对我说:“那个朋友没有找到。”听了这句话,我有点失望和焦急,怎么办呢?我认为这件事对于孙、对于华北局势都有影响,危险只有机密泄露这一点。王既然不干,我得另找路子。

凑巧得很,在王推托了之后,当天下午陈融生来了,我问他有没有方法给我向解放区发一个电报,他说:“办法是有的,但是我要先去请示一下,等到同意以后,再告诉你。”说这话的时候,丁行也在座,但他却一言未发。

第二天陈来了,他告诉我:“可以办到。”我问他:“机密性可靠吗?”“没有问题。”他坚决地劝我放心。

我们两个人紧挨着坐在一张沙发上,这时刚吸完了一包三炮台香烟,我把纸盒子翻过来撕了一半,递给陈:“你写吧!”他问:“怎样说?”我想了一下:“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写完了,陈问我:“谁出名?”“写我的名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着他。

我们坐着一辆汽车,穿过中南海,到市政府附近的路口上。陈下了车:“你在北海西面那个大图书馆门口等我。”说完了他向东边走去。我把车子停在桥边,一个人在马路旁的树荫下徘徊,“这个工作,可能是有成就的,也可能是有危险的”。我内心这样地对自己说着。

二、被捕的清晨

命运的安排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命运。我,就是我的命运的主宰。

在我不算太长的生命中,遭遇到同样危险的事,不知有过多少次。只是时间上没有这么长,痛苦没有这么深罢了。

所有的遭遇,都是自己给自己安排的,革命只有一条路,“有我无敌,有敌无我”。

干革命不是一种赌博,投上一笔赌注之后,不是赢,就是输。因为革命家决不像赌徒似的,在赌桌上捞胜利、投机、取巧、找便宜。如果把我这次坐牢狱,比作一个猎人,没有把老虎打死,反倒被老虎咬上了,那是再恰当没有的了。

事件爆发的前夜

我是1947年9月3日到北平的,到被捕的时候,恰是一年零二十四天。在这一年多当中,中国的问题,有着很多重要的变化。当我离开南京的时候,正在马歇尔九上庐山的当儿,这以后马歇尔的回国,军调部的撤销,张家口、延安的被占,一连串的事件,使得独夫和好战分子们,更放心大胆地进行大规模内战,“戡乱令”也应运而生,各地的民主运动,受到了更严重的摧残,大规模的逮捕,成了报纸上常见的新闻,北平的政治情况,急转直下地恶化下去。

在我被捕的前一个月,北平的特务们,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深夜逮捕。许多文化人、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以及给叶剑英治过牙齿的牙医生——那位从来不过问政治、彬彬有礼的公务员,也被捉进去了。这是暴风雨的前奏曲,也是我被捕前的一个信号。

不过,这些现象,在革命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在黎明之前,“夜”总是分外黑暗,历史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凡是向时代开倒车,想“残民以逞”的独夫们,不过都是在努力给自己掘坟墓。这时候的蒋介石,正趾高气扬,以为他“得势了”,“得时了”。他深深地了解了“干爸爸”的意思,搭上了这根做奴才的线,便倒行逆施,为所欲为。你等着吧,蒋介石!垮台的戏在后头呢!曾有一次我看到了风筝摇曳在高空,我就想到了蒋介石,我就这么写了:

不要炫耀你飞得高,

若不是那阵西方的风,

你怎么会爬上云霄?

当心断了那细麻线,

看谁从高空里——

翻筋斗,摔跤!

1947年9月26日,我正在北平一个很老的饭馆——东兴楼——吃午饭,刚刚拿起筷子,就有一个茶房进来对我说:“您有一个电话。”当我去接听的时候“绥署”一个旅级先生告诉我说:“孙主任(连仲)要和你说话。”我心里很奇怪,他为什么在这时候找我?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沉重而急促,这好像预兆着有什么大事将要发生。“王冶秋现在在哪里?我要见他。”他问我。“有什么事找他?”我反问着。

这时候他吞吞吐吐地说:“我要请他替我写一篇文章,希望愈快来愈好。”我告诉他今天早晨我请他和周范文(“绥署”少将参议)给许多大学教授们送八月节的礼物去了,现在他在谁那里,很难说定,并且,在城外有两个一定要去的地方,“清华”和“燕京”,可是那是没有方法用电话找到的。他们回来,最早怕也要到黄昏。

当天下午约莫三点半的时候,我在一个国际俱乐部里打网球,忽然有一个仆役来告诉我:“孙主任有电话请你说话。”这时候我心里便嘀咕起来,感到了老大的不快。“请你立刻到我的家里来!”这是他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的一句话,说话的声音是那么急促。

我放下耳机,急促地披了一件西服上身,便跑到东城角他的公馆里去。他的副官告诉我:“孙主任因为等不及,到‘绥署’去了,请你到那里去。”这时我更怀疑起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到了“绥署”,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他坐在一张沙发上,涨紫了脸(遇到严重问题的时候,他的脸就变成了猪肝色)。他请我坐下,好半天没有开口,当他猛然抬起头来,就命令他的副官:“你们走开!不要站在我门口!”这时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我便问他:“你有什么事吗?”他劈头就说:“王冶秋出了麻烦了,这几天破获了共产党在北平的一座电台,抓到了很多共产党的重要分子和许多重要文件。其中抓到一个女的,是个重要角色。她在北平非常活跃,打通了各阶层的关系,搜集了各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里面,有一部分是王冶秋供给的。是属于经济方面的,这个女的已供认她和王冶秋的关系,但她并未承认王冶秋是个共产党,仅仅只供给她经济情报。所以我要当面问问他,并要把他送交张家耀(李宗仁‘行辕’第二处处长,管情报的)处问话。”停了一下,他叹息地说:“这次电台的破获,查到的文件太多了!”

我当时相信王冶秋不会有什么“绥署”的军事情报泄露出去,因为他与军方毫无接触,所以我便对孙说:“这是不是一件诬陷的阴谋?而王冶秋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你如果把他们送去,来一个苦打成招,是会造成冤狱的。”他说:“不会的,叫王冶秋安心,如果和中共没有什么关系,问问话就可以回来的。”其实这是废话,特务不抓人则已,一抓便不会轻易放过。不过要抓一个少将头衔的参议,在形式上总须打个招呼。也许特务向孙说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这样,则孙给我说的,就是真的了。当时我在心里盘算,在五个月前,我的那个电报是否也在这次破获的文件之中。我们沉默下来,各人都在打点着自己的事,彼此的外表像很沉静,而心里却在忐忑着。

沉默,像沉重的铅块似的,重压着会客厅,我终于站起来告别,他送我到房门口,我们握了一握手,谁知道一个严重的节目,就从这一握手间开始了。从此,我和孙连仲之间,无论在感情上、在政治关系上,也永远地分手了。

我为了急于要知道王冶秋与这件案子的关系,即刻跑到了他的家里去。不巧得很,连他的太太高履芳也不在家。我留下了一个便条,请他在回来的时候,一刻不耽误地来见我。恰巧在路上碰见了高履芳,我便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了她,希望她等冶秋回来的时候,尽速做个打算,并约好晚十点以后在我家里会面。

当天晚间,我应苏联驻北平领事的邀请去吃晚饭,座中只有我们主客两个。这位领事说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和华语,我们在不断的碰杯中谈了不少问题,谈到第三次大战问题的时候,他问了我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的晚餐延续到十点钟。最后喝过了咖啡,道过晚安便告别了。

我回到家里,差不多是十点半钟,冶秋还没有来。经过了一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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