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元斌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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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将新生：国民党著名将领卫立煌归来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寓居香港
●1953年4月5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等人，转去卫立煌致朱德的信，并指示道：“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1949年10月，卫立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不胜喜悦，亲笔拟就致毛主席并朱总司令、周总理的贺电。
●周恩来叫韩德庄执笔给卫立煌写信，信中说：“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
卫立煌乔装出走香港
1949年农历正月初二，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同乘私人汽车从南京去上海。在那里登上英国轮船到达香港，他的亲信随员们乘火车，约定在上海相会。
数日后，买到了去香港的船票。卫立煌上船时，换了一身衣裤、剃去了胡子，戴上一副墨镜，贴上两片头疼膏药，打扮成商人模样。
船快到台湾基隆港口时，听人说要停靠一小时以上，卫立煌在思想上有顾虑，担心有国民党特务来查船，怕露出马脚。于是，卫立煌从头等舱走出来躲到船头上去，避免发生意外。终于一路平安无事。
卫立煌为什么要乔装打扮去香港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1948年1月17日，蒋介石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
蒋介石为了顾全陈诚的面子，名义上仍让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由卫立煌代行职权。2月12日，又令卫立煌兼代主任。
卫立煌不得已，只好于21日飞抵沈阳。
此时的东北“剿匪”总部，已经成瘫痪状态，军事形势对国民来说已是每况愈下，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进攻下，战局对他们十分不利。
卫立煌决定在军事上采取慎重方针。
他的策略是：把部队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不论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也不论守城部队如何告急，即使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围，也一概不为所动。
卫立煌按兵不动，只是坐守沈阳，蒋介石十分不满，遂严令卫立煌只留少数兵力守沈阳，把主力部队向南开，打通沈锦路，严守锦州。
卫立煌之所以连日来不肯出兵，不但基于军事上的考虑，主要是因为他与共产党很早就有过交往，心中感佩至深。
卫立煌早在西安事变时，即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过联系，并多次暗中表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与八路军领导人接触时，亲眼见到八路军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机智。八路军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对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投降政策，他表示过反对。
另外，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权利相争，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的任期内，连年受到控告。军统、中统特务系统早就以卫立煌“袒护共产党，怀有异心”为由，告到蒋介石那里。特务头子戴笠还飞到洛阳来搜集卫立煌和共产党人往来之间的所谓“材料”，又逮捕了一些进步的无辜的青年。
当时，全国范围内，国、共两党之间，除一二两战区表现合作外，其他地方都有摩擦。在卫立煌的管辖地区一切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与活动，都受到卫立煌的支持与鼓励。卫立煌将军以抗日为重，主张国共合作，这一片爱国热忱，竟遭到蒋介石及其亲信的疑忌。
蒋介石对卫立煌在第一战区与八路军的关系加以责备，并声言要撤他河南省主席之职。1941年夏，蒋介石革去了卫立煌陆军上将军衔。同年岁末，蒋介石又用明升暗降的手法，免去了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兼各职，调任西安西北行营办公厅主任。任命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为副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总揽第一战区军政大权。
现在，自从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以来，卫立煌仍然不愿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准备长期固守沈阳，但蒋介石始终不忘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的念头。卫立煌坚决反对。蒋卫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尖锐了。
在老蒋嫡系中央军中，领军的主要有五个上将，即刘峙（经扶）、顾祝同（墨三）、蒋鼎文（铭三）、卫立煌（俊如）、陈诚（辞修）。但这里面还是有些区别的，除卫立煌之外，另4人均是浙江人，而且是穿过黄马褂子的（黄埔系）。而卫立煌是安徽人，又没进过黄埔军校，因此老蒋只是借重卫立煌会打仗，但每每战事一结束就把兵权收走了。
为此，卫立煌从内战开始，就和蒋介石结下了恩恩怨怨，且愈演愈烈。
1948年3月9日，解放军解放永吉和电都小丰满。13日解放四平街。解放军的冬季攻势，先后共歼蒋军15万余人。东北蒋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
5月初，蒋又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一线。卫立煌未完成整训计划，当然不同意。便派赵家骧、廖耀湘代表他赴南京，面蒋请示机宜。
蒋听完汇报后，对卫立煌意见不予理睬，便下令决定：只留五十三军和二〇七师（都是原东北军）守沈阳，其他各兵种混合在一起，编为一个机动兵团，并指定归廖耀湘统率。
廖耀湘觉得机动兵团可以扩充个人势力，立即表示接受。
卫立煌感到，自己又一次被蒋置于无权的地位，仍坚决反对，不予执行。
8月20日，卫立煌赴南京见蒋，蒋决定将“冀辽热边区司令部”改为“剿总锦州指挥所”，由范汉杰以“剿总”副总司令的名义，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之职。借此，又削去了卫立煌一部分权力。
这样一来，国民党的东北将领各怀鬼胎，谁也无法统一指挥，都待在一旁，直接听命于蒋介石。
1948年9月，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首先从北宁路榆锦段发动攻势，要截断榆锦线，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打得蒋介石顾此失彼，晕头转向。
9月24日解放军解放了济南，国民党锦州外围的义县告急。范汉杰在锦州连电乞援。
蒋介石无计可施，急召卫立煌去南京开会，迫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救援锦州。
卫立煌依旧没有执行这一命令。
蒋介石着急了，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他的命令，非逼迫卫立煌出兵救援锦州不可。
卫立煌与顾祝同同机飞回沈阳，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卫立煌仍不同意抽调沈阳守军去援救锦州，他说：“解放军最善于对援军打阻击战，援锦部队不能直走沈锦线，应从营口转葫芦岛。”
这时，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
10月8日，蒋介石亲自飞到沈阳，召开东北将领会议，布置抽调沈阳主力，直出辽西，并且指定，廖耀湘担任前线总指挥，要廖部打通沈锦走廊，妄图解救锦州之围。
卫立煌装着关心廖，劝廖要保存实力，不可轻率冒险等，因此，廖兵团就没有按老蒋的意思冲到锦州。另一方面，卫立煌利用种种借口，不给廖耀湘兵团补给弹药，不补给汽油，至使廖兵团行动缓慢。
廖部开出沈阳不过数日，黑山、大虎山战役中，5个军共12个师被解放军截成数块，一个师起义，许多高级将领自顾逃命。廖耀湘在黑山附近被民兵所俘，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整个兵团倾刻土崩瓦解，被消灭殆尽。
卫立煌急电报告南京，蒋介石于10月27日回电，电文仅有“镇静”二字。继又来电称：“人在沈阳在，要与剿总大楼共存亡。”
卫立煌接电后十分气愤，他意识到，在此兵临城下之际，蒋介石已决定将他置之死地而不问。
卫立煌立即催促妻子韩权华迅速离开沈阳。
同时，他电复蒋介石，表示“要与沈阳共存亡”。
蒋介石曾经派杜聿明前去敦促，被他轰出家门。军统特务侦知卫立煌近期的反常变化，急电密告局本部。但毛人凤与卫立煌个人关系不错，竟回电说：“吾之至友，岂能出差。”特务头子文强一见电文，目瞪口呆，哭笑不得。
卫立煌暗暗实施“消极避战”，使辽沈战役形势加速向有利于我方转化。
时间不长，解放军即将进攻市区。卫立煌为了稳定军心，只是默然地端坐于沈阳总司令部内。
31日沈阳解放，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至此，全国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军在质量、数量上都转入优势。
蒋介石于26日发布命令：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卫立煌明知这是蒋介石不愿承担自己在指挥上的错误而要寻找替罪羊的做法，心中苦闷，就在妻子韩权华北平的一位亲戚家闭门不出住了20多天。
卫立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后，就被扔在一旁，孤独地住在北平，门前冷落车马稀，似乎被人忘记了，只有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常与晤谈，问长问短。
此时傅作义也心事重重，国民党在东北已失败了，解放军的强大兵力，都将压到他的头上来了，战乎？和乎？在他头脑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共产党的力量今天究竟有多大？人数多、武器不行的土八路，现在用的是什么新战术？
卫立煌是他的好友，他知道蒋介石手下卫最能打仗，比如说忻口之役，他和卫曾经共同抵御过板垣五师团，在这一战役中他看到卫立煌面临日本劲旅毫无惧色，何以现在他把解放军的力量估计得那么高，认为解放军一定没法抵御呢？
蒋介石过去鼓励傅作义反共，总是鼓吹自己有多少武器，有多少美国援助的军用物资，来安傅作义的心。现在卫立煌说，解放军缴获了关东军暗藏在东北的很多门大炮，已经没法抵御了；又把廖耀湘那么多的新武器拿去了，我给你担保：绝对是抵挡不住的。
1948年12月，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傅作义的思想正在转变，卫立煌讲述他自己失败的教训，讲述解放军的实力，无疑也是给傅作义的起义做了工作。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后期，担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卫立煌，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蒋介石撤职软禁于南京。
在卫立煌被软禁南京之前，他乘专机到了葫芦岛。住了两天后，蒋介石来电报，让他回北平待命。
卫立煌当时还未意识到会有什么麻烦。他认为，整个辽沈战役都是蒋介石在亲自指挥，他未发出过一道作战命令，这是将领们都知道的，因此也没往心里去。
在接到蒋介石命令的当日，卫立煌即乘专机回北平，他的儿子卫道然去机场接他。
卫立煌和随员几十人，借住在孙连仲的一所房子里。不久，蒋介石就在报上发表了对他撤职查办的军令。
卫立煌一下子职务全无。在北平住了些日子，见毫无动静，他知道这一次蒋介石是来狠的了，他决定到广州去暂避一下。
蒋介石在徐州忙于决战准备，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人人自危，害怕东北的解放军随时入关，谁也顾不上去注意卫立煌了。于是，12月中旬，他就乘着这个混乱的机会，自己包了一架陈纳德民航队（即陈纳德民航公司）的飞机，由北平飞往上海。在上海住了一夜，次日再飞往广州。行前没有通知过任何人，只给心腹发了一封电报，说他要离北平南下。
在上海江湾机场转机时，由于警觉性不够高，形踪暴露，致生掣肘，几经辗转，停留数小时后，又原机飞往广州。
到了广州以后，卫氏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高级的旅馆爱群酒店（即今日的广州人民大厦）准备逃往香港。由于卫立煌本来就对蒋介石不买账，这次他们一家由北平到达广州，又一路没有受到阻碍，不免有些粗心大意。
进了爱群酒店以后，一下子开了十几个房间，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排场很大。他们在旅客姓名登记簿上，用的是卫立煌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登的记。哪里来的这么一个卫道然，到了广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的房间？一下子引起了特务的注意。
0这些人绝大部分都穿着军装，佩带着手枪，引人注目。保密局（“军统”这时候的新招牌）的特务就化装成茶房前来探询。
卫立煌和夫人儿子住在爱群酒店的九层楼，汪德昭住在第八层楼，其他人员住在较低的层次。卫立煌从第九层楼打电话给下面的青年副官，让他先到香港准备寓所，没想到这些话都被保密局的特务从电话中窃听去了，并向上报告，说：“卫立煌到了广州，可能去香港。”
这时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也发现北平和南京均没看见卫立煌，一听到他到了广州，便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同时叫广州的特务们严加监视，不要让卫立煌活着跑掉。
身边的老随员觉得广州是边界，留在广州不是长远之计，但又不敢直说，于是让卫道然跟父亲谈。
卫立煌说：“我要是走得急了，他（指蒋介石）说我逃跑；我非要在这儿待上5天，他不管我，我就自己走。”
蒋介石闻知此事，即密电广东省主席把卫扣留。当下即有宪兵和特务，将卫立煌所住的一层楼围住，跟着让宪兵团长出面，请卫暂住沙面卫的老部下某人的花园楼房内，外面由宪兵把守。接着由南京派来飞机一架，声称：“总统接你回南京，派专机来了。”
这时跟在卫立煌旁边的有二三十个部下，看见监视在四周的特务们样子实在可恨，有的主张拔出手枪来拼一场，让卫乘乱逃脱，上那珠江边的轮船，或乘汽车由小路去香港。他们都知道卫立煌青年时期在广东打了几年的仗，道路熟悉，公推卫道然去征请乃父同意。
卫道然是卫立煌的小儿子，幼年丧母，一直跟在父亲身边长大的，自幼就由乃父教会使用枪支，这时虽然只有16岁，已是很高明的射手，平时和警卫的随从人员们很是投机。
他把这些老部下的主意告诉卫立煌以后，卫立煌说：“不可轻动！开火的双方必有伤亡，你就是神枪，寡不敌众，白流无辜的血，也是无用。我回南京，他不敢拿我怎样？你要好好劝解大家。”
次日，卫立煌带着夫人及两名随从，乘专机飞南京。留下的家属和随行人员搬到沙面旅馆内。卫道然在送父亲上飞机时，乘机和广州的宪兵团长交谈，问到他们留下的人员所带武器是否要缴械？广州宪兵团长回答：“令尊是我的老上司，老弟和所有人员的武器都自己保留。如住在沙面有不方便的地方，用我的名义回答他们就行了。”
卫立煌回到南京上海路他自家的住宅，门外已经来了一排宪兵，岗哨密布。卫立煌的随从们询问：“你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宪兵们回答：“我们来保护总司令。”
卫立煌前脚踏进家门，宪兵司令张镇后脚就到了，装成挺恭敬的样子和卫立煌见面，随后向卫宣布蒋介石的面谕：“你现在是听候查办的人，在未见到总统以前，不许出门，不要接见客人，不许通信、通电话。”
自此，卫立煌就失去了自由，电话线被掐断，卫宅和外界完全隔绝。
昔日英雄今日竟成阶下囚！卫立煌心中真是忿忿难平。面对这样的状态，卫立煌思绪万千。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蒋军一败涂地。于是，蒋介石准备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实，还要玩弄权术，李宗仁正好首当其冲。
蒋介石妄图借和谈作掩护，取得喘息时间，保持其半壁河山。他于下台之前的重要人事部署，就表明了他把残余的国民党的势力，牢牢地置于自己亲信的掌握之中……
1月24日，蒋介石回到溪口宣布下野，宣布让李宗仁代理总统，并向李保证5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老实忠厚的李宗仁觉得不应该在危难之际，计较什么个人得失，就在蒋介石下野的同一天，宣誓就任代总统。
1月24日，李宗仁代总统特饬行政院，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
这时候蒋介石本人虽然走了，但是实权并没有交给李宗仁。李宗仁想释放政治犯也释放不了。比如李宗仁一再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问题，蒋介石连理睬也不理睬。
李宗仁释放不了政治犯，但是他却利用他的有限权力下令撤走了卫立煌住宅外边的一排宪兵。
一向关心卫立煌的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乘此机会向李宗仁进言说：“卫立煌不同于一般政治犯。但局势到了目前这般地步，还把一个大将软禁着，这又怎能使那些在押的政治犯，会相信我们能够真正做到释放他们呢？”
李宗仁心想：前几天解放区电台宣布战犯名单，卫立煌的名字，赫然列在第十三位，这为释放卫立煌制造了借口。那些把卫立煌定为“通敌”罪，还要对卫立煌进行审判的人，又怎样能自圆其说呢？
李宗仁已经在心里接受了吴忠信的意见。
1月25日，卫家的电话铃声又叮叮地响了起来，拿起电话筒一听，第一个打电话来的乃是代总统李宗仁本人。这位代总统在电话中对卫立煌说：“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令恢复你的自由。”
卫立煌连忙道谢，表示对代总统的感激。
此时卫立煌家门外的宪兵已经撤走了，樊笼拆除了一半；但是大门以内的特务仍然没有走，仍然在执行监视任务。这些特务说他们只听命于逃往台湾的特务头子毛人凤，在毛人凤没有给他们以新的指示以前，他们不敢擅自撤离卫宅。所以卫立煌在电话中要求和李宗仁见一面，并请李宗仁派人派车来接他。
很快，代总统的车子来到，车上坐有总统府的参军，卫宅里的特务不敢阻拦，卫立煌便被接到傅厚岗李代总统的官邸中去畅谈了一夜。
卫立煌和韩权华计议，还是避居海外以防再受蒋的威逼为妥。
次日，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和韩权华同乘私人汽车去上海。他的亲信随员们乘火车，约定在上海相会。
数日后，买到了去香港的船票，为了躲开蒋介石的耳目，这才乔装打扮去了香港。
毛泽东指示保护卫立煌
1953年4月5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等人，转去卫立煌致朱德的信，并指示道：
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对此，卫立煌回国后表示非常感激。
原来在到香港的时候，卫立煌料定蒋介石是知道他住在香港的，所以初到香港，他就先用假姓名住在旅馆，后来租住在韩夫人一亲戚的楼房里。
尽管如此，卫立煌隐居香港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活动非常猖狂，不时地暗杀与蒋介石心存异志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特别让卫立煌放心不下的是，在大陆还有他85岁的老母亲及其家人。所以，尽管中共中央发表的头等战犯名单中，有卫立煌的名字，但卫立煌将军并未因此失去对我党统战政策的信任。
卫立煌到港不久获悉，曾任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由昆明秘密来港拟去北平参加筹备建国的新政协会议，便去其临时落脚处看望。
适逢杨杰外出，就留下字条谓隔日再来拜访。
谁知，第二天早上，卫立煌发现杨杰在寓所被特务暗杀的消息便见诸报端。
蒋介石为什么那么恨杨杰？
杨杰，字耿光，云南省大理县人。毕业于云南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的军衔从陆军上校接连晋升为少将、中将、上将。
杨杰在短期内屡屡升迁，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权贵的嫉妒。
杨杰性格率直，不肯曲意迎合，许多人在蒋介石面前诋毁他。加上政见不合，杨杰逐渐被蒋介石所冷落，由陆军大学校长降为“中央训练团”教官，蒋介石还派人对他进行秘密监视。
与蒋介石共事多年，杨杰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独裁面目以及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堕落。
早在此前，他就经常发表一些针砭时弊、指责专制独裁的言论，蒋很反感。
杨杰得知蒋介石在重庆派人监视自己，觉得在重庆已无法待了，遂于抗战胜利前夕借口回家养病，来到离老家不远的昆明居住。
抗战胜利后的昆明，民主气氛异常活跃，无论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还是地方实力派，都十分痛恨蒋介石的独裁专制。
杨杰积极地投身于反蒋活动中，并积极向中共靠近。
1945年10月，杨杰经常邀请程潜、冯玉祥、邓锡侯、刘文辉、卢汉、李济深、杜建时等人到他家藉举行“星期五聚餐会”、“丙戌聚餐会”之机，进行反蒋串联。
此后，杨杰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不仅进行军事宣传，还积极从事分化、瓦解国民党武装的工作，为推翻蒋家王朝推波助澜。
1948年1月1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西南地区的组织发展和活动等工作。
杨的活动，军统头目毛人凤早都向蒋介石报告了。
蒋指示毛人凤：“务必先将此人除去，以免后患，越快越好，我听消息。”
毛人凤立即打电报给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命他尽快杀掉杨杰。可沈醉接令后却不敢轻易动手：杨杰与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杀了杨杰，卢汉一定不会放过自己。所以沈醉虽然做了种种布置，却一直下不了决心。
蒋介石见暗杀行动迟缓，十分恼怒，命毛人凤另派人到昆明干掉杨杰。
杨杰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由民革另一位负责人朱剑飞以杨漱石的化名代买了飞机票，并躲在朱剑飞的汽车后座下面，避开了特工的监视，直飞香港。
杨杰的飞机刚离开昆明，众多特工就直扑杨家，结果扑了个空。
杨杰到了香港后，借住在轩尼诗道303号A4楼的朋友家。
自从昆明脱险后，他的行动十分谨慎，平时深居简出，很少在公众场合露脸，有时出去，也进行必要的化装，一心等着与中共通知他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蒋介石得知杨杰逃脱的消息后，大发雷霆，将毛人凤痛骂了一顿，令他亲自出马，限期除掉杨杰，否则严惩不贷。
1949年9月17日，毛人凤打电报给保密局广州办事处处长郭旭，让他转告当时正在香港的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立即除掉杨杰。
叶翔之受命后，马上出动特工，四处寻找杨杰在港的确切地址。
一个名叫李元山的特工找到了杨杰的秘密住处。
叶翔之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决定模仿杨杰好友李宗理的字迹，以李的名义写一封短信，约杨杰到外面吃饭、商讨秘事云云。
9月18日，杨杰接到在香港的中共秘密组织转来的通知，告诉他，已经买好了到北平的飞机票，让他准备一下，马上离港赴平。
19日上午，叶翔之带上特工韩世昌敲开了杨杰在香港居所的大门，要女佣通报，说他们是李宗理先生派来的，并有李先生的亲笔信，要当面交给杨杰先生。
杨杰当时正在四楼平台纳凉，听说是好友李宗理派来的人，未加警惕，遂亲自出来迎接。
韩世昌趁杨杰低头看信之际，用手枪对准杨杰的头部连开两枪。
杨杰当场身亡，享年61岁。
1949年夏季杨杰到香港，是准备经过香港前往北平开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要是早离开一步也就可以免于死难。
在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把杨杰当作一个缺席代表，主席团向“民革”和杨杰将军的家属发了唁电。
卫立煌鉴于杨杰的受害，感到香港不是安全的地方，平日深居简出，很少和别人来往。
他订了数十种报纸和杂志，不断买些新书，特别是北京出版的新书，每天在家中细细阅读，重要之处还加以圈点，很关心大陆事情。
不久，香港出版了《金陵春梦》，书中写了很多关于蒋介石真真假假的事，书的署名是“唐人”。
有人猜测是卫立煌写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卫立煌口述的”，因为有一个时期，卫立煌曾迁居到元朗地区的唐人新村。
其实，卫立煌与此事毫无关系。但这个事情的出现，就更让他倍加小心了。
他嘱咐跟随自己来香港的人们多加小心，他自己对那些事情也不辩白，他说越是辩解，就越要坏事。
有时，卫立煌偶尔与家人外出，被人认出来：“那不是卫立煌吗？”
卫立煌就告诉家人：“遇到这种情况，只当没听见，千万别回头。”
在此期间，蒋介石几次派卫立煌的旧部从台湾来拉拢他，希望他到台湾定居。据台湾来的人说，蒋介石一口咬定不知道软禁卫立煌之事。也有朋友对卫立煌说，他到香港是蒋介石点头同意的。
对此，卫立煌很是怀疑。
卫立煌原先的两位参谋长路经香港，他曾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认清形势，迷途知返。殊料一个去台湾后先当上了大陈岛警备司令后做“国防部长”，另一个杳如黄鹤悄无声息。他的一位曾做过“总统府”秘书长的老乡自台湾来，卫立煌干脆来个让他“寻不见”，他怕他来做说客。
台湾方面不时派来特务，或在报上刊文，或找到卫立煌的部属，动员卫立煌及时去台湾“归队”。但卫立煌下定了决心，他决不会再踏上那条船了。
对大陆方面的热情呼唤，卫立煌既感动又犹豫，下不了决心，便以“脚痛，行动不便，暂时不能成行”为由，延缓了回大陆的行程（他也确有腿疾）。“民革”的同志们当中有人了解卫立煌和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决裂，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八路军合作得不错，便告诉卫立煌：如果他本人愿意，“民革”可以介绍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建设新中国。
早在东北沈阳的时候，一天，卫立煌将军接到一封密封着的信。打开一看，上面写道：
俊如兄如面：
分别数载，甚为思念。弟已到沈，盼能于今晚八时在“大鸿运”一见。
弟炳然
卫立煌读后，略一思忖，决定当晚换便装前往。
在辽沈战役的决战阶段，主张抗日救亡的于炳然奉命到沈阳做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工作。
于炳然1940年初在重庆曾与卫立煌相会，并进行了长谈。他知道卫立煌在抗战中曾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并访问过延安，对共产党人怀有敬佩之情。行前，有关领导同于炳然详细分析了卫立煌的思想历程和面临决战的复杂心态，让于炳然设计出一个有力度的具体工作方案……
在“大鸿运”的一个豪华包间里，他们先是一番叙旧。
在饮酒中，于炳然试探着问道：“听说老蒋调杜聿明当你的副司令，俊如兄以为如何？”
卫立煌说：“凭良心讲，杜聿明还是能打仗的。但按照拿破仑的说法，两个优秀的司令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他这一来，也许要坏事。”
于炳然点点头，又问：“俊如兄认为目前东北局势如何？”
卫立煌叹了口气，说：“当局指挥无能，共军攻击甚猛，东北局势胜负难卜啊。”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血战啊，血战……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卫立煌神色沉重。
于炳然单刀直入：“以弟看目前之局势，东北40万国军，根本逃不出共军的圈子，俊如兄何不早作安排！”“你是什么意思？”卫立煌直愣愣地望着他。“济南吴化文的事，想必俊如兄一定知道了吧？”
卫立煌知道，于炳然说的是上个月济南战役中守卫立煌机场的吴化文率部起义的事，笑问：“炳然兄莫不是来当说客的？”“哦，我这全是为俊如兄和东北几十万国军弟兄们着想。”于炳然坦然一笑，“大势难违啊，何必跟着老蒋当殉葬品！”“唔，容我想想……”卫立煌双眉紧蹙。
二人弃饮深谈，直至午夜。
这次见面使卫立煌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卫立煌深思着，他重新审视了战局，终于在思想深处发生了变化。
现在“民革”的同志想介绍他去北京，卫立煌谢绝了这一邀请，他说他现在去北京还不是时候。如果像他这样一个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去北京，必然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而蒋介石正好把他自己打败仗应负担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卸到自己身上，这样反给了蒋介石以反宣传的口实。
卫立煌郑重地向“民革”前来做工作的同志表示：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等等再说吧。
张治中也在争取卫立煌，不希望他到台湾去。
他们是同乡，两家人在一起，说话口音完全一样。卫立煌的二儿子卫道煦与张治中的三女儿张素初是夫妻，因此张治中与卫立煌是亲家，关系很融洽。
当时在香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蒋介石原来的一些亲信和旧部一共44人，包括龙云等人，在香港发表一份宣言，宣布脱离与国民党的联系。
于是，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拉拢卫立煌去台湾，就派陈诚去办。但陈诚对此事好像并不积极，他只是派些老部下来游说卫立煌，可卫立煌不买他的账，态度也是相当的冷淡。
在卫立煌回归这件事上，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发话，谁也无法办到。在抗战时期由于卫立煌坚决抗战，而且他与毛泽东的个人关系比较好。
另外，卫立煌和朱德的交往也是很深的，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可算是旗鼓相当，前线与后方配合得很是默契。
1949年2月，他致信朱德：
弟自沈阳南旋，行动不克自由，谅早洞悉。惟念老母现在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意保护，免受惊恐。
这封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对于卫立煌这位在抗日期间曾与共产党合作较好的老朋友，毛泽东并未忘记。所以就给邓小平发了电报，并转去朱德给卫立煌的信，同时强调要保护好现在香港的卫立煌。
卫立煌来到香港后，一家和好几十位先后来港投奔的部属的生活开销，渐渐成了问题，因此，必须搞经营“创收”。
先是由卫立煌拿出本钱，柴春生出面注册了胜斯酒店颐和园酒家，经营中仅盈余若干，可供吃穿。
此时原国民党战略顾问、二级上将熊式辉也在港当寓公，与卫立煌常有相见。
熊式辉的一个同乡开了一个小银行，他游说卫立煌参与合股。
卫立煌便把掌握的现金悉数注入该行。
谁知熊的那个老乡是个骗子，银行开了两月多关门大吉，人也找不到了，卫立煌手中的银行存折也跟着变成废纸，熊也随之转往曼谷经营纺织业去了。
无奈，卫立煌举家从元朗乡下搬到老朋友、原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军长余程万在市区的家中，以省下房租，时在1953年底，恰如雪上加霜。对于这一时期的生活，在后来的日子里，卫立煌每每回忆起来还唏嘘不已。
卫立煌电贺新中国成立
1949年10月，卫立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不胜喜悦。
广播听了又听，报纸看了又看，政治纲领都符合人民的要求，人才尽皆一时的俊杰，想起11年前到延安和毛泽东见面，想起多少次和朱总司令彻夜长谈，想到共产党的道理久已为他所折服。
看到百年动乱，到今天才有一个真正独立自主、不受外人凌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出现，卫立煌实在高兴得不得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也不顾自己是新中国钦命的“战争要犯”，从香港向北京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
10月3日，卫立煌即亲笔拟就致毛主席并朱总司令、周总理的贺电，掬诚祝贺新中国建国大典，他是多么向往这个新的国家！
电文是：
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致贺忱！
煌十月江电
收到卫立煌的电报，毛泽东很快回电，表示感谢。电报全文如下：
张枫转卫立煌将军：
酉江电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
毛泽东1949年10月15日
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卫立煌非常高兴。联想到与毛泽东在延安见面的情景，以及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人在一起合作抗日的日子……
卫立煌关注国内建设
后来据随卫立煌到香港的副官柴生春回忆：卫立煌在香港，长期是心情忐忑不安的。一面是怕蒋介石派人来下毒手；一面向往祖国，又怕新社会的人民对他不谅解。他常常对柴生春说：“老柴啊，我真想回去看看。一来怕腿痛发作，二来怕1948年去东北的真心没有事实表现，怕得不到谅解。”
寓居香港的卫立煌平日看报很仔细，对于中国解放后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最为高兴。
百年以来，中国受尽各个帝国主义的凌辱，差不多每战必败。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名义上成了“民国”，实际上受到列强势力的瓜分，为人鱼肉。后来日本公然侵略，铁蹄踏遍半个中国，血流成河。美国援助，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各种不平等条约，处处束缚中国，使中国为其殖民地。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独立自主，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戳穿了世界上最凶的美国纸老虎，被全世界尊为新兴大国，这不正是孙中山先生百年以来所企盼的吗？做一个新中国的人，真正扬眉吐气了。希望她从胜利走向胜利，一天天地更为富强。
卫立煌对于国内各地建设的消息，也非常关注。数十年来，从广东到东北，他都留过许多足迹，他对于许多地方的风俗人情、地理环境非常熟悉。今天这些地方蓬蓬勃勃地建设起来了，他常常拿着报纸，或是开着收音机，神魂飞越，如同回到了这些地方一样。
有时他还高声朗诵苏东坡的名句：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最有意思的是报上刊登鞍山三大工程完工的照片，使他惊奇不已。
早在1948年春季，他到东北不久，视察沈阳外围各据点，曾经到过鞍山。那时候这个中国少有的工业基地一片荒凉，烟囱不冒烟，厂房被糟蹋得七零八落，有点像《桃花扇》最后一出中苏昆生所唱的曲子：“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场，城郭萧条”。
怎么今天变成这么雄伟的样子，出现这么多的劳动模范，出现这么多的英雄呢？只有共产党能把中国治好，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富强，事实胜于雄辩。
卫立煌在香港仗义执言
1954年，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卫立煌在报上看到后，非常气愤。
卫立煌认为，台湾政权竟公然借重外力维持小朝廷，已堕落到不知羞耻的地步。
8月下旬，香港各大报刊均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发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
卫立煌找来报纸细读全文，极为赞赏，连连称赞道：
这个宣言显示出民族气节，具有炎黄子孙之风。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浙江沿海的鱼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慌了手脚，为了要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公然出面进行了干涉。
1月18日，人民海军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美蒋订立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声明中说到：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周恩来发表的严正声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拥护，也受到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
但香港几家蒋帮报纸跟在美国的后头，唱出不同的调子。这些报纸不但污蔑这个声明的本身，并且对中国报纸上报道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人发表谈话也加以攻击，谩骂张治中等人是“传声筒”，听着中共当局说什么也跟着附和什么，是“奉命表态”，“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心话”。
卫立煌看了这种报纸以后，大不以为然，当着一些朋友说：
这些话真是岂有此理！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有谁要求我这么说，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当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此时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闻知此事，来和卫立煌见面，支持他的爱国行动，鼓励他仗义执言。
同时告诫他，在香港可不能这么自由讲话，并和他商量，如果卫立煌愿把这些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那对于解放台湾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卫先生本人必须要藏匿起来，不然定会遭到蒋帮特务的迫害。往哪里躲藏好呢？发表文章以后返回大陆如何？
此事传至北京，周恩来赞同卫立煌发表文章同时返回大陆的办法。周恩来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
周恩来请卫立煌北上
当我香港地下工作人员闻知卫立煌的上述爱国举动后，鼓励他回到大陆仗义执言，揭穿美台政府相互勾结的丑恶嘴脸，并将此事转告周恩来时，周恩来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可嘉，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又恐怕他的夫人韩权华不同意。
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找到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的六姐韩循华来商议。
此时，邓颖超的秘书生病请假，由一个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的女青年韩德庄代理。而这个韩德庄，恰恰就是韩权华的侄女。
周恩来叫韩德庄执笔给卫立煌写信，说是姨父曾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她写信的，请姑父和姑母回来。
于是，韩权华的侄女韩德庄给卫立煌发去一封简短的信，信中说：
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
与此同时，夫人韩权华也收到和邓颖超相识的六姐发来的信件。
卫立煌一见此信，非常高兴，知道是周恩来叫他回来，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早在忻口战役前后，卫立煌在太原临汾数次见到共产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在与其谈话中受到很大的启发，这可以说是卫立煌一生中思想转变的一大关键。
第一次见面是10月初在太原城内府东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客厅里。卫立煌刚刚率领他的军队开进山西，他本人先到太原，和阎锡山商洽布置军队阻挡从雁门关南下的日军问题。当时阎锡山从晋北逃回太原没有几天，惊魂未定，看见卫立煌搬救兵来了，喜出望外，把指挥军队的全责交给卫立煌，让卫以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立刻到忻口去指挥作战。
阎锡山跟卫立煌谈过了一些军事情况，接着提到有关八路军的问题，阎说：“共产党方面还派了一个重要代表到了太原呢。”
卫立煌忙问：“是谁？”
阎锡山说：“周恩来。”
卫立煌说：“好极了。我能够和他见见面吗？”
阎锡山说：“怎么不能。本来他和我约定，下午4点钟到我这里来。”
到了16时，周恩来来到了阎锡山的客厅，卫立煌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仍然像他当团长的时候对于军政治部主任那么尊敬。
周恩来热情地和他握手说：“10年没有见面，变化真大，没想到我们现在又回到一条战线上来了。”
北伐以前，卫立煌在广州听过周恩来的演说，非常钦佩。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亲自到前线督战，是卫立煌敬重的领导。
1926年北伐开始，周恩来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第一师的党代表，卫立煌是第一军的一个团长。由于蒋介石别有用心，设置障碍，故意不让第三师里的军事干部和周恩来同志接触，所以第九团团长卫立煌虽然在公共场合中和周恩来同志多次见面，却从来没有单独谈过话。人们喜欢用诗人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两句话表现对于一个高人的仰慕。当时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的人很多都觉得一识周恩来比识韩荆州还要光荣，卫立煌也是如此，只是放在了内心深处。自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双方处于战争状态，国民党军政人员私下谈起周恩来时，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西安事变”化干戈为玉帛，周恩来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卫立煌能够平安回来，在敬仰当中又增添了好感。“七七事变”以来，日军长驱直入，许多困难问题不免引起人们的忧虑，唯有共产党及时提出许多救国主张，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鼓舞。
今天会见周恩来的机会终于来了，卫立煌感到非常高兴。
周恩来副主席对于卫立煌决心去忻口迎敌，给予热情的鼓励；对于阎锡山，跟每次谈话一样，都对他愿意和共产党联合抗战，在山西省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以及成立新军热情给予了欢迎。
周恩来简要地向卫立煌谈了几句他7月间在庐山，8月到南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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