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现场：揭开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迷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翠容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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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现场：揭开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迷雾试读：

代序 阿拉伯惊雷

埃及，2011年如果你要凝望，你必须凝望至灵魂最深处。（If you gaze, you must gaze into the soul.）——柏拉图

不知在哪一次采访旅途上，有人这样向我说：“革命是一种乡愁。”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后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伊斯兰开罗地区一个古老的艺术中心，观赏了一场苏菲派音乐舞蹈。

表演者是清一色的男性，他们头上顶着高帽，身穿白色及地的裙子，有时候是彩色的，背后是一队乐团，一男子站在舞台楼上一房间孤独地唱歌，舞者随着音乐与歌曲起舞，一手向地，另一手向天，然后转呀转。

这个舞姿也有一番故事。一手向地，寓意毋忘世上的苦难，以及自己在地上的责任；一手向天，则是呼唤真神，垂求怜顾。不断地转呀转，是希望可以返回真神的身边，重修断了的关系。

此时，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其中一章的标题为“呼愁”，觉得中文翻译很有诗意，而作者所指的是土耳其人对过去光辉历史之无法挽回，遂产生一种集体的忧伤，一种心灵深处的失落感。

原来这词来自伊斯兰的苏菲派。苏菲派信徒那个旋转的姿势，就是一种“呼愁”。人生无法完美，就是灵魂深处那一度裂痕，如断了线的风筝，无所依归，如何能填补这个“隙”？

革命是一种乡愁？我可以从“呼愁”领悟到它的含义吗？如果失落的伊甸园被视为原乡，乃是人类朝思暮想的归宿，人们便得闹起革命来，企图一步一步靠近乌托之邦，寻回心中的所依，填补心灵那个“隙”，或许吧！

世事变化万千。想不到2011年的春天，我有机会重临阿拉伯地区，但它已是不一样的世界了，一场阿拉伯革命牵动全球神经，从北非的突尼斯开始，大家都在问，为什么就在此时此刻此地？

有趣的是，这场起义行动有其独特性，也有其全球色彩。接着与阿拉伯一样受经济冲击的“欧猪四国”等地中海国家，亦同样由经济到政治层面，激发起大规模抗议示威，他们质疑自己国家的代议政制，哪里出了错？

紧随的是美国纽约华尔街被群众占领，他们的诉求可能比阿拉伯人更革命，从反独裁到挑战美国之国本——美式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最准确一点，就是自冷战结束后，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变种：毫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就像一个巨大的海浪，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前，首先冲击了拉丁美洲。在新世纪之初，该地区人民终于再来一次起义，以民主手段掀出“21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其后是阿拉伯地区。当阿拉伯人民一方面受全球化经济冲击，而另一方面又一直面对独特的封建专制统治，他们游走于暴力与非暴力之间，一心追求政权转移的时候，“占领华尔街”行动则要求一个意识形态的和平革命。

我们所处的21世纪第二个十年，看来是危机与机遇、绝望与希望并存的一个新革命年代，没有领导却个个是领导的年代，没有英雄则无处不出现英雄的吊诡年代。“阿拉伯之春”的意义，要从何说起呢？就从埃及的春天开始吧。

原本处于春天的埃及，气氛高涨，我一下飞机，便迫不及待地跑到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整个城市，陷入嘉年华的情绪。有多少的等待？多少的焦虑？多少的梦想？又有多少的乐与怒？

早上本来还有点清凉，一踏进下午，太阳便异常猛烈。但解放广场的热点早已上升至沸点，一批又一批聚集的人群在分组讨论，他们有说不尽的话。忽然有个少年人向我递上一支迷你埃及国旗，高兴地说：“独裁者下台了！”

独裁，在阿拉伯地区，带有什么含义？

有人说，阿拉伯人终于起来推翻亲美独裁政权，一如突尼斯和埃及；又有人说，反美独裁政权终于面临垮台的命运，一如利比亚与叙利亚；不过，巴林与也门却不一样，一个宗教派系要对抗另一个宗教派系的独裁统治；但，在伊斯兰教主义统治下的亲美独裁沙特阿拉伯政权又如何？

由于阿拉伯地区的历史、宗教、文化以至地缘政治、外交等与其他地方不同，这又使其变得独特。仅是以色列的存在，加上美国因应以色列的存在而制定的中东政策，都令阿拉伯的变革复杂起来。

与以色列抗争超过半世纪的巴勒斯坦人，不忘响应这一场阿拉伯革命行动，他们一再在世人面前，呈现被以色列占领的苦难。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乘“阿拉伯之春”之势，向联合国提出立国方案，企图争取民族的主体性。

这令我想到，“占领华尔街”行动者指控美国的1%主宰了99%，而99%在逐渐的觉醒中，不也是要取回自己的主体吗？

同样是受够了！站于这个临界点上，从阿拉伯到华尔街，再扩展到其他地区，在世界正发生的，乃是一场激烈的角力战。操控与被操控、主宰与被主宰、剥削与被剥削……谱出人类历史之痛。但，命运的不可预测，加上人的意志的无限可能性，令希望不虚妄。

巴勒斯坦立国方案最终遭美国否决。

事实上，自以色列在西方大国的支持下，于1948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国，巴人从起始展开超过半个世纪的流亡以后，整个阿拉伯地区也随之出现剧变，以巴问题成为所有阿拉伯人的问题。在巨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影子下，加上美国通过以色列企图主导中东地区，阿拉伯人感到身份和主体都受到剥削。

无论是倾向或抗衡西方的阿拉伯政权，均一律高举民族利益，进行铁腕统治。独裁，一方面被合理化为对抗以色列和西方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成为镇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借口。可是，生活于其中的阿拉伯人民，他们都感受到内外的压迫，没法做自己的主人。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更是极端的例子。

如果要探讨这一场阿拉伯革命，或许，就让我先从巴勒斯坦人说起。《中东现场》在中国内地第一次发行简体字版。借这个机会，我想把一个一直没有写出来的访问，加进书中。

我的心情，就好像某一对象原本已封锁在一个盒子内，现在要它曝光，盒子上早已封尘，我扫了一扫，尘埃飞扬，然后……打开盒子。

这个故事就这样重见天日了。

2005年，我邀请了一位记录片摄影师和一位助手一起前往以巴地区，拍摄有关和平运动的记录片。

要谈和平，首先需由冲突说起；要采访和平运动组织和其工作者之前，这得要追问那些选择发动战争的人士。十万个为什么？就这样，我和摄影队踏上一次离奇的旅程。

从耶路撒冷出发，我一早约定一位巴人司机，他在拉姆安拉等候把我们送到杰宁去。杰宁一直被视为西岸的加沙，它乃是制造恐怖分子的大本营，该城镇是不少自杀式袭击者的老家。

这是我第二次探访杰宁。第一次在2002年，当时杰宁被以色列围困，难民营遭到大规模袭击，死了多少人？众说纷纭。总之，袭击过后，杰宁是个鬼蜮，死亡使者在流窜。

第二次重访，我托一位巴人记者帮我相约当地哈马斯领袖做访问，想从他身上得知一直以加沙为基地的哈马斯在西岸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在杰宁，不安的环境催生了激进手段，还是激进抗争者制造了暴力的环境？

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听着嘈吵的阿拉伯流行歌，他不时吹几下口哨。我问他，两小时的车程车费多少？他轻松地回答：“没问题，我们都是好朋友！”

怎知到达后，他开了一个天价，我气了，问：“刚才你不是说没问题吗？”他耸耸肩，“没问题”只是个口头禅，没别的意思。

来接车的巴人记者艾巴咸，在司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司机先生态度立刻转变，只收了一些象征性费用便走了。

我问艾巴咸说了些什么，他笑着说：“我告诉他，你是来访问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的大阿哥。”

我本以为他在开玩笑。在访问过哈马斯领袖后，该记者真的带我和摄影队去采访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大阿哥，他在以色列的通缉榜上。

如果说哈马斯是恐怖组织，那么，伊斯兰圣战组织便是恐怖组织中的恐怖组织，人肉炸弹主要由这个组织制造出来，后来更培训出女性人肉炸弹来。

我们走进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竟然有个墓地，在大大小小的墓碑上，所刻着的名字大部分是2002年以色列清洗难民营的人士，其中不乏英年早逝者。

穿过墓地再往前走，不久即抵达两层高的白色楼房。我们挤在狭窄的楼梯往上走到第二层，然后走入一间不大的房子，两位彪形大汉已在客厅等候，他们准备好茶水果仁糕点。

客厅有一房间，想是主人房吧，房门门前有一长长的花布帘垂下。

其中一位大汉请我们坐下，再次吩咐不得拍摄，连他们的大阿哥名称也不想告知。

不一会儿，有人拨开花布帘，走出房间，我转头一望，一位高大的青年出现在我眼前，他的头发夺目，金色带橙红，下巴长有一些短短的胡子，也是橙红色的，听艾巴咸说，他只有二十六岁。

他出来的一刹那，那种气势，令我想起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饰演失踪军官的马龙·白兰度在山洞中走出来，会见追寻他的同胞，登时一个庞然大物的身影占据着整个画面，镜头对准他的侧面，来了个大特写，在昏暗摇晃的灯光下，他仍然只是一个偌大的影子，不断低吟：恐怖、恐怖！

我真有种恐怖的感觉，看见这个大阿哥的一刻，与邻家的青年人没两样，他想的事情，应该是如何打好一场球赛，又或周末相约女友去看哪一部电影，但他现在心里盘算的，可能是下一个自杀式炸弹计划，他又会把谁送上黄泉路上。马龙·白兰度因为厌恶战火，所以才匿藏在山洞里。可是这个隐姓埋名的大阿哥，由于以暴易暴，最后被追杀而把自己匿藏起来。

大阿哥一坐下来，他倒真的亲切得如邻家的孩子，不时请我试试他们的阿拉伯茶和他们的特产秘枣，我感到人与环境以及整个气氛都很格格不入。

在访问中，我望着这位大阿哥，我发现他还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他与西方人甚至犹太人很相似。这不出奇，巴人与犹太人本来就是来自同一个祖先：亚伯拉罕。

此外，我们所身处的房子也是寻常百姓家，这甚至令我记起儿时在香港所居住的旧楼房，内里有板间房，那一花布门帘更是我熟悉不过的。

大阿哥一张口，他所要诉说的，与哈马斯，又或其他巴勒斯坦人，是同一个故事。我特意问他的组织如何制造人肉炸弹，以及其所面对的道德谴责。大阿哥没有正面回答，一再靠近我这方向，伸出十只手指，数算他有多少家人兄弟牺牲了，家破与人亡，若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怎样做？

如果我问他，或是任何一个巴人，你认为这种残酷、永无休止的暴力行为，可以带来和平吗？我甚至直截了当地问：“你渴望和平吗？”

原来，和平在这个以巴地区是个敏感词，他们的理解完全与我们不同。对他们而言，和平意指有人要退让。但，他们总觉得对方应该先让步，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想。

不仅以巴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亦然。埃及与以色列签了和约，埃及人认为这对埃及很不公平，和约本身即表示让步，更极端地认为，和约变成出卖。自此，美国把埃及变成他们的军事后援基地，而以色列也可利用埃及去封锁巴勒斯坦人，等等。“谁在主导和平进程？和平谈判可有对等关系？不公平的和平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吗？”大阿哥连番反问，我一点不稀奇。在他之前的一个访问，哈马斯不也是这样反问吗？他们并有着共同的答案，除非巴勒斯坦解放了，否则没有和平。

什么才算解放了？可以与以色列并存吗？他们都异口同声说，把巴勒斯坦土地归还巴人，而犹太人可以以客人身份居住在这片土地上。

大阿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我们土地之前，犹太人与我们在这里相处融合。当纳粹屠杀他们，我们张开双手欢迎他们到这里来。他们在这里居住没有问题，但不可以成为占领者。”

自以色列于1947年立国后，他们便被视为占领者，从巴人到埃及人，到叙利亚人，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总用猜疑甚至排斥的态度，去看待以色列人，以及对其大力支持的美国。“他们要夺去我们的资源，首先夺去我们的土地和尊严。你说外界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那外界又如何看待国家恐怖主义，美国与以色列携手发动的国家恐怖主义？”

这是一个难缠的问题，这个问题将会继续缠下去。谁是主人谁是客人？谁才是恐怖分子？以色列人也有同样的反问。能够保护自己，只有权力与武器。

是道别的时候了，我和摄影队离开的时候，日落已逼近尾声，黑夜旋即降临，我们又经过那个墓地，然后再往前走，好像是无尽的黑暗。

这个访问结束后，我没有实时把它写下来。这不是由于内容有没有新意，而是他来自比哈马斯更敏感的组织，以色列通缉的恐怖分子。

我不知道这位大阿哥的名字，也记不起他所居住的地方，或许第二天他便给就地正法了。

以色列对记者也一样处处提防，他们经常怀疑那些把巴人故事写出来的记者，全都是恐怖分子的同情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必须受到扣留查问。我不是一个无所不怕的记者，压力与忧伤经常在我内心交战。

大阿哥或许继续杀戳，逐步走向疯狂。我唯一记起的，他只不过二十六岁。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命运竟给了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聚面，但大家仍然互不认识。这四十五钟就悬吊在时间的黑洞里。

为什么我现在又提起这段尘封的访问呢？因为2011年的春天，阿拉伯这个版块终于剧烈移动，它可能要向一个时代告别。

不要小看巴以冲突，它如一块石头，丢到水中会引发一个又一个的水圈。

我在中东地区跑了多遍，每到一个地方，都不能回避以巴这个问题。石头一掷，大家便会起哄！它成为中东动荡的根源。

2002年到开罗，街上不时会出现一群快闪党，他们大呼解放巴勒斯坦，然后作鸟兽散，他们再出现的时候，其矛头已直接指向穆巴拉克亲美亲以的政策，再一转，口号又变为指责美国支持穆巴拉克这个出卖阿拉伯人的独裁政权，并要求解封埃及与巴人自治区加沙的边境。

有评论指穆巴拉克也乐得来个顺水推舟，容许埃及人为以巴问题上街示威，好把他们对内政的愤怒转移到外交上。

可是，发生在2011年的民主运动，则带出了阿拉伯局势的新阶段。

2011年本·拉登终被美军擒杀了，而我所访问过的圣战组织那位大阿哥可能也走了，一个时代虽然未能画上句号，但大家都寄望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新的变格，黑暗的前路尽头，为何不可以就是曙光的所在？！

各人都受够了！

历史是不是有它的轨迹？当我写完《拉丁美洲：21世纪社会主义的革命》，不久，中东和北非竟然又发难了。从拉美到中东，两地人民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凑巧地都挑战了该地区的主导权。

2010年12月17日，阿拉伯地区一个重要的日子，它深深地刻在历史的书写上，刻在每一个阿拉伯人的心灵里，也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中，命运，似乎把大家都捆绑在一起。

当二十六岁的突尼斯年轻小贩，点着一根火柴自焚，以抗议受到警察的无理打压，熊熊烈火推动了无数的突尼斯年轻人上街，他们一手紧握石头，另一手紧握手机，摆了一个大家熟悉的姿势……

这个姿势，对我而言，也的确太熟悉了。

人人摆了一个准备把石头掷向前方的姿势，此一姿势真的可能是属于阿拉伯人的……

1986年，在狭长的加沙走廊，巴人发动了第一次起义，他们都紧握石头，这次起义遂被称为石头起义。到了2000年，巴人又发动了另一次起义行动，一样走上街头，一样把石头掷向前方。

如果说2010年12月17日是阿拉伯的柏林墙事件，那么，在阿拉伯发生第一宗柏林墙事件，便应该是1986年的石头起义了。只可惜，当时还没有手机，围墙未能倒下。

但，突尼斯人却不一样了，如今他们可以紧握手机，一个新时代起义事件开始了，他们要让全世界看，让全世界思考，他们另一只手所拿的一块石头。

发生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的阿拉伯反政府浪潮，有人指这是关于贫穷、关于民主、关于自由，不过，正如阿拉伯老百姓自己说，真的原因其实是关于公平和尊严：重拾被剥夺了的关乎人的最基本的正义、尊严。拉丁美洲在新世纪的起义不也是这样吗？在“华尔街运动”的行动者，他们高喊1%不公义地剥削了99%的权利。

因此，阿拉伯人说到被夺走的尊严，这不仅在于外交，亦不仅在于内政，又或某个独裁者——本·阿里还是穆巴拉克，而是更核心的问题，谁制造了哪些独裁者？

我带着这些问题，于2002年第一次踏足埃及，也带着同样的问题，在2011年再次探访该地，但问题更多了：历史会一再重复吗？2011年，阿拉伯真的可以从此不一样吗？

无论2011年阿拉伯之春多么复杂，同时亦很难一刀切去看阿拉伯的纠葛，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故事。但，埃及，一个在阿拉伯地区起领导作用的大国，大家都认为它是新中东地区发展的桥头堡，那么，不如就把镜头对准这个文明古国如何走上它的革命之路吧。

其实，美国早在2003年已拟出一个阿拉伯地区民主路线图，这令我想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推行其民主计划。

众所周知，自50年代拉美被美国确立为其后花园，美国一直在该地区支持亲美右翼军人独裁统治，随着在经济上，也在军事上，协助打击左翼革命力量，导致政变此起彼落，民不聊生，并催生更强大的抵抗行动。

尼加拉瓜便是一例。70年代里根上台，成为美国总统，对支持拉美军事专制政权比前任都积极，他不惜向伊朗出售军火，换取资金援助尼加拉瓜的叛军来对抗当时的桑地利政府，结果被揭发而成为一宗国际大丑闻。拉美人民反美情绪高潮，美国国际形象下挫。

自此之后，美国反思其拉美政策的得失，认为以军事强硬态度力挺亲美军人政权，付出的代价比收益大，何况军事独裁这一统治方式逐渐失去控制人民的效力。在痛定思痛下，美国终于来一个大转变，在80年代开始，推出民主计划，企图以软手段代替硬手段，但背后一样以扶植亲美政权为己任，只不过现在是由民主选择代表枪杆子而已。

这次的阿拉伯反政府浪潮，美国是否真的措手不及呢？特别面对亲美独裁者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原来，美国不是没有准备的。

正如我在前文提到，小布什在2003年向全国民主基金会发表演说，便已指出“只要中东仍然是一个未获得真正自由的地方，中东就会一直是充满停滞、憎恨和暴力的地方，而这些地方的反政府浪潮随时会蔓延到其他地方去”。

这是因应“九一一”发生后，不少美国人在问：“为什么他们憎恨我们？”不过，他们的答案则是：“他们憎恨我们有民主自由，他们却没有。”

就是这么简单？美国政府也希望人人这样简单地思考。

一如拉丁美洲的民主计划，就在中东地区也推行一个民主计划吧！但这个民主计划背后是美国一早拟好的大中东计划。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国际政治的确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第一次探访开罗时的《埃及金字塔报》记者卡勒德不无感慨地对我说。

今次重逢，大家都为阿拉伯终于变天感到兴奋且担忧，这个地区是否会随着人民的意愿而转变？

他交给我一份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沉重的一叠，共七十多页厚，他吩咐我好好阅读。报告首页一大标题：“杰化雅运动：基层改革研究个案”。

我继续往首页下面看，兰德（RAND）这个名称出现在我眼前，它是国防部的智库，该研究报告也是由国防部研究所委托的，完成年份是2008年。

Kefaya是阿拉伯语，意思是受够了。由于有不少人受够了穆巴拉克长达三十多年的铁腕统治，他们在2004年终于成立一个正式名称为埃及变革运动的组织。由于这组织含涉来自广泛背景的成员，声势浩大，为穆巴拉克长年统治以来首个跨界别的组织，这不仅穆巴拉克严密注视，美国也密切关注。

卡勒德与我兴趣盎然讨论这个埃及革命运动，他指出这是阿拉伯地区一个非暴力革命联合力量的典范，其中孕育了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四月六日运动”和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等知识分子牵头的全国改革委员会。

革命中的开罗茶馆气氛浓烈。卡勒德吸着水烟，周围有一大批人也吸着水烟，他们在热烈讨论新埃及何去何从，间有衣衫褛滥的小童和妇女穿梭人群中，兜售口香糖和纸巾，他们以空洞的眼神望着茶馆客人，革命似乎与他们无关。

卡勒德瞟了他们一眼，轻轻示意他们走开，然后继续告诉我有关Kefaya的种种事情，而我则随意翻阅着兰德智库的研究报告，这是一个特别的下午。

我表示，既然这个运动那么重要，穆巴拉克要追杀之是意料中的事，但，美国又怎会袖手旁观呢？卡勒德是一名资深的国际记者，我喜欢他给我三百六十度的视野。

他说，穆巴拉克为了应付国内积怨的声音，表示会从2005年大选开始容许有其他党派的候选人角逐总统之位，各路人马摩拳擦掌，为了准备一个新时代的来临，Kefaya便这样给催生出来。怎知穆巴拉克再一次说谎，2005年大选过后，他随即监禁敢于挑战他的候选人，此君是老牌反对派的领导人，也是一名富商。

穆巴拉克这一举动，令不少人感到失望，看不见前路。所谓一个新时代原来是个假象。生活依旧在惶恐中，人民不得不喊一句：受够了！

Kefaya化悲愤为力量，这个刻意松散的组织，在全国展开游击式的抗议示威。

我好奇问，就好像快闪党？不过，我认为年轻人更能利用社交媒体推进灵活的抗争行动。“没错，运动发展到后期的确由年轻人领军，甚至如细胞分裂成为另一群体。而知识分子却停留在争辩与争权之间，加上穆斯林兄弟会角色耐人寻味，引发猜疑与互不信任，结果，Kefaya由盛至衰，大家也各自各精彩了！”

卡勒德张手作无奈状，但他身体一向前倾，很快又带出另一个话题。“你刚才问到美国有否响应埃及的变化？答案是，有的。”

我也点头表示，怎么不会？埃及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紧密的盟友，情报工作亦自然非常严密。

当各阶层都被动员起来，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美国知道这位独裁者命不久矣，他的统治将很快失效，把赌注继续压在他身上，明显地不理智。

我不停地一边听、一边说，同时一边翻阅Kefaya的研究报告。我翻到结论和建议这一部分：美国应到阿拉伯世界改善它正面参与该地区事务的能力。幸运地，美国有可能在该地区扮演建设的角色，因为很多阿拉伯人都渴望转变……在埃及民主化的前景在望，大部分人亦在寻求转变中，而Kefaya行动在埃及的政治氛围里，正好预示了一场重要的转变。好像Kefaya等运动应被视为健康的政治表达，多于一群麻烦制造者。于此同时，这亦显示出埃及社会有能力产生新的领袖。Kefaya选择了非暴力手段，这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迅速动员学生、律师、作家等，这反映出对转变的真正广泛渴求。如果改革无法实行，民主诉求无法得到满足的话，“绝对混乱”便会在国内出现，因为当人民发现在制度上的改革没有希望，那他们便会毁坏一切……但鼓励和平改革的手段总可消灭暴力选择的合理性。至少布什于2003年在全国民主基金会，发表他在阿拉伯地区的民主化计划，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里，随即引来排山倒海的批评，这可能与美国过去在中东的民主政策印象不佳有关。值得注意的事，有些Kefaya成员和其他反对派的组织，都存在着反美情绪，这因为美国在中东其他地区的争议行动吧！美国应明白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会反映当地人的情感因素，那么埃及的民主运动有可能作出反美的姿态，当这姿态对埃及政府有利时，它亦会去鼓励之。一些民主组织或Kefaya成员，其立场或会与美国不同，例如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议题上。但无论如何，只要运动本身最后能推动一个在知性上、经济上甚至在军事上更稳定的地区，这也是件有益的事。在中东，曾几何时，人们企图通过暴力手段带来政治转变。阿拉伯人很清楚，这种曾输到美国的暴力现象，再转化成为一种对国内外的重要挑战，那他们亦必需要正视。在这情况下，很多阿拉伯人警觉到美国谈及中东民主改革，其实是作为一种安全议题来考虑而已。因此，当美国在中东表达对民主的支持时，它应与当地人合作，建立一切关乎民主的基础建设。

我看后，沉思一会，想，以民主手段来压抑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这不就是布什说的吗？卡勒德补充说，反美不是一种姿态，但美国始终不愿正视其更深层的原因，还指这是一种抹黑美国的原因。

我耸耸肩，要美国放弃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很难吧！但我更有兴趣知道美国如何协助埃及推行民主？

卡勒德给了我一个在开罗的国际NGO负责人电话，还有Kefaya发起人之一佐兹·艾萨克（George Ishak）的联络方式。临走时，卡勒德满有信心告诉我，埃及已进入漫长的改革道路，道路纵使崎岖，但至少埃及人感到他们可以向前走。而在这一条民主路上，有各方人马，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骑劫整个革命。

他这番话，明显是冲着我的忧虑而说的。

可是，一位专门研究石油政治经济学的美国记者威廉·恩道尔（William Engdahl），他在埃及革命爆发后的2月7日撰写了一篇文章《埃及革命：大中东的创造性毁灭》（Egypt’s Revolution—Creative Destruction For A‘Greater Middle East’?），揭露穆巴拉克被美国抛弃的内情，不是由于顺应民情，而是上述的大中东计划之一部分，最终目的是要用民主改造中东，控制中东。是耶？非耶？

我回到解放广场上，这一个充满符号象征的广场，人头攒动，而不同的人对今场革命也有不同的想象。

世俗自由派寄望埃及融入世界主流现代价值；伊斯兰主义者梦想埃及回归伊斯兰信仰并作为国家的规范；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重拾力量，以及对迈向更公平的社会充满憧憬；小资本家当然乐见市场得以解放开启动力。至于前朝臣子和军方要员，他们则希望能够顺利过渡到新埃及的权力中心去。

无论如何，大家都说年轻人在埃及变天中扮演了领军的角色，例如从“四月六日运动”到“一月二十五日运动”。事实上，不仅埃及，在21世纪新年代的社会变革里，年轻人在世界各地都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我辛苦地找上有关年轻人了解究竟。

当我相约埃及“四月六日运动”的一位骨干成员阿积宝（Ahmed Abdrabo）见面时，他请我在开罗解放广场旁一间快餐厅等他。2011年3月4日，当天是星期五，伊斯兰休息日，人群早已占据了整个广场。我从旅馆向广场出发，沿路有人高喊各种各样的口号，越近广场人数越多，人们又回到广场搭帐棚，通宵抗议了。

从解放广场往外望，有不少政府机构。为什么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人还不愿离开？就是要提醒过渡政府，在权力核心包围下的解放广场，人民仍然团结一致，而革命还在进行中，直至所有旧政权人物下台，一个全新面貌的自由埃及出现为止。

阿积宝是位长得高大的年轻人，他还带来了另一位成员花惠芝（Naglaa Fawzy）。在充沛的阳光下，他们给了我灿烂的笑容作见面礼。他们拉着我努力冲出重围。群众之间早已分成不知多少个组群，手舞足蹈，热烈地争论时政，加上高分贝的音乐、鼓声、口号等，广场气氛高涨极了。

是谁把埃及带到一个新时代？大家都说是埃及的青年运动，有人更主张提名“四月六日运动”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我对埃及青年运动虽略知一二，但我还是让阿积宝和花惠芝亲自告诉我。阿积宝说，“四月六日运动”源于2008年4月6日，一群青年响应了发生在埃及一城镇Mahalla Al-Kubra的工业行动，工人反对过低的薪酬与过高的物价，这同时亦是每一位埃及人心中的愤怒，年轻人更是有切肤之痛。

但，不要忘记，经济只是个触发点。在此之前，已经有一场跨派系的反政府运动——“受够了”运动出现，其矛头直指穆巴拉克政权是所有问题的祸端，只有推翻这个政权才可为埃及带来彻底的转变，这一诉求感召了不少年轻人，他们等待时机展示力量。

社会怨气已累积到“受够了”的地步，而上述的一场工业行动正好是个时机，有几位年轻人通过“脸书”（Facebook）即号召了7万支持者到现场支持，最后他们还是被镇压下来，但他们从中却测试到一种力量，一种强大的非暴力力量。

来自“四月六日运动”的一位二十岁的博客（blogger）阿丹尔（Mohamed Adel）于2009年前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Belgrade）取经。在1999年发生于塞尔维亚的非暴力运动，成功推翻当时的独裁总统米洛舍维奇，而背后的推手正是一群年轻人，自组抗争组织OPTOR，通过通讯科技凝聚群众。OPTOR成功后于2003年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应用非暴力行动及策略中心”（CANVAS），专门向海外提供如何组织国际网络及非暴力街头抗争的技巧。

不过，OPTOR虽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青年运动的取经对象，但他们在自己国家的力量却江河日下，他们在2003年参与选举，只得1.6%选票，而他们一开始即依靠多个美国基金会支持运作，后来给发现后也受到当地人质疑。

无论如何，这次埃及革命令全世界对埃及青年刮目相看，他们是否与众不同？是否特别关怀国事？我这样问一位埃及青年工作者艾曼德·森密什（Ahmed Samih），但他竟然摇摇头，表示埃及青年与世界各地青年一样，爱玩，不愿思考太多，并倾向个人主义。森密什说，在埃及，只有10%的青年活跃于政治或社会运动中，其余的90%都属于政治冷漠，在穆巴拉克时代有太多借口与社会保持距离。作者与扎营抗议的示威群众

那为什么这次埃及革命却由年轻人领军？在此，我不得不从森密什所主持的组织安达雷斯包容与反暴力研究所（Andalus Institute for tolerance and anti-violence studies, AITAVS）说起，而这组织正是卡勒德所提示我的。

有趣的是，AITAVS与塞尔维亚的CANVAS性质一样，资金来源也相类似，这包括美国的全国民主基金会（NED）和美国金融炒家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等。

AITAVS这个创建于2004年“受够了”运动爆发后的民间组织，看到埃及社会已非变不可，那便有必要为这转变做好和平过渡的准备，而埃及年轻人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潜在力量。

因此，AITAVS专为年轻人而设，服务对象为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他们除与学校合作推行反暴力工作坊外，最重要就是成立了埃及第一个民间网上电台康雅纳（Horyna Net），与OPTOR首先建立电台不谋而合，这旋即吸引大批年轻人收听，继而加入电台的义工队伍。

森密什表示，康雅纳电台节目开始时完全非政治化，主要以年轻人的口味为依归，他们爱什么，电台便提供什么，从娱乐、文化、体育以至性教育都有，无所不谈，但宗教则不能碰。

在埃及，“宗教”是个敏感词，就与“和平”一样。正如前述，埃及人与巴人一样，视“和平”有服膺于以色列之意。因此，AITAVS只能称为非暴力研究所而不是和平研究所。

无论如何，年轻人厌倦官方媒体主导一切，对康雅纳电台无比好奇，电台很快便把年轻人凝聚起来，并诱导他们从非政治的讨论到政治的讨论，例如要解放生活上的种种限制，不能不先从政治制度的改革下手。

不过，你也不能讲得太复杂，一如年轻人现在最爱的脸书和推特（twitter），例如中年人喊出“受够了”，到了年轻人，他们索性更简单明白：穆巴拉克下台！

AITAVS被视为这场埃及青年运动的播种者，而知名的“四月六日运动”，不少成员便是从该组织培训出来的。我对森密什进行访问时，即特别问他有关运动的策略。他得意地反问我，对这次青年运动有何感想？我说，这是一场没有领袖的运动。森密什立刻点头说：对！群龙无首，这样政府便不知该找谁人来算账。

既然无法如过往以打压领袖来打压运动，这反而使得青年运动有较大的空间进行和平抗争。他们犹如一条灵巧的蛇，到处转动，把冲突控制到最小。而政府所面对的，却是一大群模糊的脸孔，不知从何下手。

一场新时代的运动就这样诞生。人人都是英雄，人人也不是英雄。一个不需要英雄与领袖的时代，同时亦唾弃了意识形态，这反而更能凝聚各阶层派系人士。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口号，便可以把各方人马拉在一起。

我好奇问森密什，没有蓝图，没有愿景，也没有完整理念，一场运动可以维持多久？又怎可以转化成更具体的政治力量？森密什耸耸肩，满不在乎说：“就看一步走一步吧！正如美国人所鼓吹的，先行动，然后从错误中不断摸索学习，慢慢地，我们自然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模式。”

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受脸书与推持的思维影响，根本不会想得太远，也不会想得深刻，亦不完整。总之，他们只知道这一刻最想要做的是什么。我转而问阿积宝，他引证了森密什的说法，就是看一步走一步。昨天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今天要求所有旧政权的人物都要走，接着是修宪，直至民主与自由得到保障。不要领袖的“四月六日运动”无意转化为政党，只追求运动的一股热情，不断行动。但成员可以各自各精彩，例如他个人加入了“民主前线”，他的同伴花惠芝则是“明日党”的党员。

不过，大部分“四月六日运动”成员仍是停留在网络的后现代青年，是好是坏？

有趣的是，不少评论都指出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当我在埃及采访时，当地人却告诉我，社交媒体只是中产年轻人的玩意儿。仅在开罗，已有四百万穷人，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计算机和互联网，影响他们最深的，其实是卫星电视。即使家中没有，左邻右舍或茶馆食肆地方也可享用到二十四小时的卫星新闻信息。

在中东怒火的背后，原来上演了一场传媒战。这也不出奇，战中有战。我早说过，21世纪的传媒战争将会更剧烈。半岛电视台是阿拉伯的CNN，在一面倒向官方的阿拉伯国营电视台，过去一直主导了媒体生态，阿拉伯的老百姓一早感到厌倦，他们渴望信息与视觉上的“解放”。“我们不想在电视画面上不停看到那些官员的嘴脸，所听到的是不断重复的官方立场。我们要新的脸孔，新的声音！”

我在开罗解放广场上跟这些抗争者聊天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感谢半岛电视台。

在整个1、2月间，我也是在观看半岛电视台。当1月25日解放广场有示威者出现，半岛便把摄影机对准广场，几乎动也不动，全天候是埃及的抗争消息。

一位埃及老太太对我说，即使她不上网，也不接触什么facebook、twitter之类的社交网站，但她与家人每天都在看半岛电视台，头一个星期可能不为所动，但进入第二个星期，广场上愈来愈声势浩大，他们这批为生活奔波的老百姓，内心遭遏抑的不满情绪一下子便被撩动了，心想：咦！今次行动跟过去不一样，真有可能发挥作用啊！他们遂一家大小跑到广场看看是什么一回事。

穆巴拉克等老人家，初时还不了解媒体的作用，后来感到不妙，立刻中断半岛电视的卫星传播，但半岛转而用其他新科技继续发布消息。

无可否认，半岛在今次“中东波”事件中扮演了积极推动的角色，成为社会运动的推手。在埃及，于一片歌颂半岛的声音中，也有人质疑半岛的企图。

在咖啡店，一位叫哈辛的经理便大数半岛的不是。他说，半岛电视台的总部所在地卡塔尔比埃及更恶劣，完全没有自由可言，为什么半岛从不批评自己的国家？经理以阴谋论指出卡塔尔与不少阿拉伯国家不和，欲通过半岛在阿拉伯世界“捣乱”，从中加强自己的位置。

在利比亚反卡扎菲战事中，卡塔尔军援起义之师，与北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来，在一个媒体混战的时代，我们更需小心辨别真相。苏菲派“呼愁”舞蹈。革命是一种乡愁？我可以从“呼愁”领悟到它的含义吗？埃及青年在广场上集会呼吁与抗议是谁把埃及带到一个新时代？一场青年运动？埃及人期待共同塑造民主新埃及在解放广场上男女罕有地并肩作战一个不需要英雄与领袖的时代，同时亦唾弃了意识形态，这反而更能凝聚各阶层派系人士脸上涂着国旗油彩的埃及青年，他躺在坦克的履带间我们被引导着去相信谎言，当我们看，却不经过双眼，它在黑暗里生，也在黑暗里灭，当灵魂在光照里却沉睡。——W. Blake

无论如何，社交媒体毕竟已成为21世纪后现代青年运动的工具。而在埃及的知识分子正希望这股青年力量与他们会合，成为重建埃及的强大引擎。

其后我终于找到Kefaya创办人之一的佐兹·艾萨克作访谈，他要与我谈论的正是这一方面。

埃及的知识分子图像可说是十分丰富。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兼前联合国核能组织主管巴拉迪（M. El-baradi），到国际知名作家阿里·阿斯旺尼（Alee Al Aswani）、勒娃尔·沙达维（Nawal Sadaawi）、诗人阿迪尔·优素福（Abdel R. Yousif）等，特别是后三位，他们对穆巴拉克政权一直口诛笔伐，被视为社会的良知。

此外，还有各左中右政党具不同魅力的领军人物。即使穆斯林兄弟会，也有一位非常受传媒欢迎的知性型领袖穆罕默德·贝塔吉医生（Dr. Mohamad Beltagi）。

当我就埃及革命走访贝塔吉医生时，他一见到我即向前与我握手问好，一派开明作风，这可令我有点意外。回想2002年访问该会发言人，被吩咐必须遵守伊斯兰礼仪，例如在衣着上，以及男女之间不可有身体触碰，包括握手等。看来，这个原教旨主义组织，亦正在经历转变呢！

至于艾萨克，这一位商人，在知识圈中一样举足轻重，而且属元老级的社会活动家。

我们就在开罗市中心五星级洲际大酒店见面。洒店咖啡厅外是美丽的尼罗河景色，侍应送上英式红茶，一阵阵茶香朴鼻，而艾萨克则尤如严肃的英国绅士坐在我对面，他开始向我细说“受够了”运动的由来。他告诉我，开始时一群知识分子如何在夜阑人静处，为国家前途挑灯商议抗争方向，大家都慷慨激昂，大有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之势。虽有各自意识形态，但仍可为了共同敌人团结一致。

但，团结谈何容易？！特别是知识分子，艾萨克表示，这群组较倾向个人主义，再加上当权者的分化、打压，便很容易分崩离析。

多少的离离合合？！当年轻人推动革命获得初步成功后，知识分子再次雄心壮志，他们有感于年轻人热情有余，但必须强化“脑袋”，才能给予革命一种力量。此时，知识分子自觉有要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获得年轻人的信任，大家才能团结，为革命的引擎提供充足的燃料，迸发火花。”艾萨克表达了他的期许，但现实又是另一回事。

受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的巴拉迪，他由于其国际身份突围而出，但年轻人以至左翼阵营却对他不甚了了，认为他长期在外国生活，对他缺乏认同感。讽刺的是，原本是巴拉迪紧密的政治合作伙伴诗人优素福，当我问到他有关巴拉迪的参选机会时，他竟透露，他已离开了巴拉迪另起炉灶。

曾因参与2005年大选而被官方扣禁的富商罗尔（Ayman Nour），以为恢复自由身后可以在自己党内大展拳脚，怎知彼一时此一时，自由党（Glad Party）已把他摒弃；社会工人党在革命后举行第一次党大会，结果不欢而散，60名核心成员齐齐退党，以迫使党主席下台；穆斯林兄弟会另组“自由正义党”，原本信誓旦旦不参政，结果通过新生政党再度活跃政坛，引来各方猜疑；另一伊斯兰保守派系萨拉菲斯特派（Salafist）借机挑起与埃及基督教派的冲突，埋下宗教炸弹；军方再展示权威，把高喊“革命尚未成功”的示威群众打压下来。军权，在后革命时代的埃及，隐隐作动。

面对一切都得重新洗牌的不确定前景，革命，可谓是漫漫长路。原本视埃及为盟友的美国，是否对新埃及有所克制，还是有新的干预策略？有趣的是，组织最严密强大的原教主义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在新埃及来临之际，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访问，表示不会破坏埃及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过去信奉的自由经济政策。“受够了”运动创办人之一佐兹·艾萨克埃及经济学家批评穆巴拉克时代的新自由主义

埃及国家计划局经济学家欧尼沙威（Ibrahim Elesawy）在我的专访中指出，根据他的研究，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是资本主义的维护者。尽管该会以福利凝聚基层见称，但领导层则有不少为富有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向自由经济倾斜。

有消息早指出美国对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根本不存恐惧，恐惧只不过是一种反恐手段。美国甚至愿意与穆斯林兄弟会合作，打击埃及蠢蠢欲动的反美左翼力量，以维护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新自由经济主义政策。与此同时，有消息更指出美国欲借埃及、突尼斯革命打击其他的反美阿拉伯国家。

无论是通过战争或民主计划，美国最主要的目的，便是要打通中东市场，把中东纳入美国的控制范围。而过去埃及正是中东地区新自由主义的桥头堡。就此我访问了埃及知名经济专栏作家欧尼沙威。他一见我，即急不及待表示，穆巴拉克固然受到他长期推行的铁腕统治所惩罚，但真正把他推倒的，却是新自由主义。

在欧尼沙威偌大但破旧的国家计划局办公室里，他一一道来，过去独裁政治与新自由主义如何在埃及吊诡的并存。

以下是访问内容。

问：埃及过去数年都能够维持高经济增长，为什么到最后人民却由于生活困境走上街头，闹起革命呢？

答：事实上，在今场埃及革命里，声音甚为纷陈。最初反政府示威由年轻人发动，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受害者，没有工作、缺乏社会流动，看不见前景。从数年前开始，他们当中有不少参与了工运，与同受失业威胁的蓝领工人站在一起，矛头直指穆巴拉克所服膺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问：我去过拉丁美洲，该地区也因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灾害，闹了一场革命。我们都知道，新自由主义自8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成为世界的主导经济意识形态。究竟埃及的新自由主义又是怎么一回事？

答：新自由主义在埃及也是亲西方政策的主要部分。萨达特上台，在1978年签定《戴维营协定》后，随即靠向西方，与以色列签下和约，从此定下埃及发展的基调。1981年当穆巴拉克接替遇刺身亡的萨达特，新自由主义也随着里根与撒切尔夫人上台而正式登上世界舞台。他们希望通过中东的代理人，打开资源丰富的中东市场，主要的手段就是把新自由主义根植于该地区，这即鼓励开放国内市场、调低税率、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产业、提升资本的流通度等。

问：有趣的是，为了改善形象，80年代美国结束对拉美军人独裁政权的支持，转而向该地区推行“民主计划”，伴随“民主计划”而来的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在埃及，美国过去却一直支持独裁的穆巴拉克，即使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处于高峰。为什么美国不积极向埃及推销“民主计划”，一如拉丁美洲？

答：美国很清楚，民主可以赋予新自由主义一种合法性。但对于埃及，他们并不热衷，这由于中东的情况与拉美不一样。考虑到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与以色列安全，使得美国不轻言在埃及谈民主。这样，埃及的新自由主义便变成为一个怪胎，一个被称为“威权新自由主义”（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的矛盾怪胎，它与民主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有点不一样。

问：可否视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答：有点类似，但不尽相同，埃及有其独特的情况。穆巴拉克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代理人，每年获巨大数目的援助，约共13亿美元之多，军方是最大的受益人。他们从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到支持美国的自由经济，而他们亦逐步走进经济领域，成为庞大的经济利益集团。记得2007年埃及发生骚动，老百姓抢面包，军方最后以派面包平息老百姓的怨愤，原来他们也是粮食供货商，连面包店也经营了。对于埃及老百姓来说，军方是隐形的总统。但，可堪玩味的是，穆巴拉克过去企图独揽经济利益，财富流入他整个家族手中，引起军方不满。在这次反政府浪潮中，军方最后离弃穆巴拉克，其实并不出奇，说穿了是“利”字当头。

问：究竟他们如何在新自由主义“自肥”？

答：这得要从头说起。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在80年代的埃及逐渐成为主流，但外债仍然高起。到了1991年，美国向埃及宽免外债，同时要求穆巴拉克按国际货币基金会建议，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这就是改革税制以吸引私人投资、把公营企业私有化、大幅削减福利等。这种所谓“休克治疗”除引致社会动荡外，我们也不得不了解到，埃及的私有化其实是个骗局。统治阶层的王亲国戚早已各就各位，窃取国产。

问：前黎巴嫩财政部长Georges Corm也指出，在这个不以当地百姓利益为依归的扭曲体制里，中东地区便出现了庞大的“官商勾结”，而且牵动全球的利益，这就是中东地区的寡头政权和与阿拉伯石油财团有着复杂关系的欧美跨国企业，共同谱出的“窃国政治”（Kleptocraties）。在寡头政权与美国合力推动的自由经济下，私有化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正好为既得利益者提供窃取国产的良机。

答：对，就是这样。在2004至2008年之间，埃及政府出售大量公家银行，结果国际金融大鳄掌控了埃及的金融体制。走在开罗市中心，你会看到很多由外资接管的金融机构，随之而来的就是热钱流入，到处收购平宜的东西，股市上扬，建构一片虚假荣景，GDP维持在7%的高增长。当时，我已提醒政府，这些数字只制造了海市蜃楼，并未能令民生受惠。

问：政府如何响应你的提示？

答：没有什么响应，他们太沉醉于美丽的数字。当然，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未几，政府又取消对外资投资本地房地产市场的限制，使得这个旅游胜地进一步成为全球房地产投机炒卖之地。美资投行高盛旗下基金便参与其中，以7000万美元入股埃及一间豪宅发展商Palm Hills Development SAE。在2004至2009年期间，埃及乃是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投资胜地之一。

问：加强投资环境本来不应是坏事？

答：问题在于政府的政策。穆巴拉克政府对外资完全不设限，没有红利税，并取消投资资本最低要求，外资自由进出。结果，2009年当油价下滑，热钱游走，跨国企业撤资，倒头来谁最得益？他们没有在埃及制造可持续性就业机会，又没有使得埃及的贫穷得到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引来无日无之的罢工示威。

问：首先发起今次反政府示威的“四月六日青年运动”，便是在2009年4月6日支持工人罢工而得名的。那么，这也可以说是一场穷人运动、工人运动吗？

答：其实，这是一场全民运动。即使中产阶级也出来了，他们也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害者，他们正在贫穷化，看不到出路。正如我上述所说，埃及的新自由主义是个怪胎，人们没有发言权、参与权，大部分财富集中在统治阶层手中，特别是穆巴拉克的家族。

问：人民都在受苦？

答：只要看看统计所显示，最低贫穷线下生活的人由2008年的10%上升至2010年的21%，而2010年生活在最高贫穷线者更高达40%至42%，政府说只有20%左右，我并不畏言挑战他们这个数字。再者，2010年埃及食品价格上升了30%，但政府仍然要削减粮食补贴。

问：最后，你对这次人民带动的变革有何期待？

答：我期待埃及人民不仅只追求简单的民主外衣，而是也看到新自由主义的祸端。改变，应从实质的民生开始。

这位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博士，可说是一语道破埃及人的真正难题与追求。他同时又指出埃及式的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但，无论是按哪个国情的新自由主义，其最终目的，都是打开市场，主导世界，而所依靠的就是金权政治：政治权力与跨国企业的结合。

2004年6月在八国集团峰会举行之前，一份由美国草拟的“八国集团大中东计划”工作档案被泄露了。该档案中有一个主题：在中东推动相当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倒台后的大规模经济变革。其所依靠的手段，可见的是支持亲美独裁者，以军援换取政治经济领域上的合作，又或以战争铲除反美独裁政权，推销美式民主，为新自由经济政策铺路，同时也消减对以色列的威胁危机。

但，吊诡的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同时却孕育出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影响全球安全。

我走出国家统计局，面前是纵横交错的公路，附近是新旧交替的建筑物，人与车都在争路，要争夺主导权。而一直在阿拉伯地区拥有主导权的大国，会就此放弃吗？

美国知名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一书中指出：“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大国政治为何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因为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大国……的最终目标是要成为霸权……它们除了追求权力和征服其他国家之外别无选择。”

这个理论多少是冲着“中国崛起”而来，欲证明中国崛起的潜在威胁。不过，在中国崛起之前，西方大国的意志已在阿拉伯地区如幽灵不散。“没有公义，便没有和平！”这是我几年间在中东采访，最常听到的口号。想不到，这亦是世界动荡之源。

借利比亚反卡扎菲的起义行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以“人道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和“保护平民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军援革命军，合力达成政权转移的目的。

当阿拉伯人民向世界显示了一种新群众运动时，西方大国亦从中寻找出一种新的介入方式。

即使西方当初真的出自良好的意愿，可是，在大国政治的意志下，倒头来极有可能又是一场主导权的争夺战。石油或许不是主因，但西方大国不能丧失对世界的控制大权。而历史一路走来，的确令我们无法不相信这一个国际关系现实，而这现实正挑战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如果强国的权力没有制衡，一如新自由主义如脱缰之马，只讲自由，不说公义、平等、博爱。

阿拉伯革命能否成功？那得要看阿拉伯人能否摆脱过去代理人政治模式的悲剧，以知识力量重构阿拉伯的主体觉醒，踏上属于自己的一条民主之路。

这一本书，乃是我在风起云涌的中东地区，横跨十年（2002—2011）的见证、观察、记录。拨开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迷雾，让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该地区与我们命运的关联。从阿拉伯的现在回望过去，或许让大家有更深的了解，而我内心亦不禁百感交集。

我想到希腊大导演安哲罗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的一部电影《永恒的一天》（Eternity and A Day）：既是一天，也是永恒。而我在中东地区的日日夜夜，也在我的人生里定了格。脸上绘着国旗色彩的埃及孩童。他凝望的眼神似乎带着希冀：明天可会是更好的一天？

自序 一切不曾发生，直至它被描述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中东这个充满争议的地区？或许，包括作者与读者，不要再继续沉迷于那些流水账式的历险记吧！什么烽火热线、什么生死日记，反而阻挡了我们的视线、封闭了我们的心灵、窒息了我们的思考。

在过去多年的采访旅程中，我刻意抛开冲锋陷阵，放慢一下脚步，把焦点对准阿拉伯地区，这一块牵动着国际局势的是非之地，有人更视之为人类未来祸福之所系。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为这片土地抹上不同的救世主理论色彩，学者们也忙不迭地诠释该地区的持续性冲突，大国争夺终极的霸权。

我甫踏进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诡秘的新闻黑洞，它吞噬了多少记者的事业和生命，我怀念这些已牺牲的同业，没有他们，这个地区更是摸不清、看不透。一切不曾发生，直至它被描述。（Nothing has really happened until it has been described.）——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我从这些记者身上学习到不要掉眼泪，至死也不要掉眼泪，因为眼泪会模糊记者的视野。我很努力地学习这一点，虽然不一定成功，特别是当我曾经采访的人物，一个个在我身边倒下。

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驻中东的知名记者罗伯特·费斯克（Robert Fisk）在他最新的一千多页巨著《文明大战：征服中东地区》（The Great War for Civilisation:The Conquest of the Middle East）这样写着：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只能感到沮丧，死亡正笼罩着中东，并成为我生活的梦魇……面对不断的生与死的悲剧，我们要作出反应吗？不，我会说，新闻工作是一项志业，一个记者可以对死亡咆哮，而非站在这里哭泣。医生，当然我不是将新闻工作与医生专业作比较，他们不会一边为垂危的病人动手术，一边哭泣。我们的工作是去记录，把我们的手指向当权者，一如以色列异议记者阿美娃·哈西（Amira Hass）勇敢地站出来说话……

哈西是以色列犹太人，她跑到“敌方”采访固然需要莫大的勇气，而她写出有异于以色列主流的第一线见证，更需要有极大的抗压能耐，正如费斯克受到多次追杀威吓也表现得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继续坐在贝鲁特的露天咖啡店与友人分析时局。

在这个地区，不论你如何客观报道，总会有一方认为你不够客观，特别在两派鲜明对峙的处境。我也曾经受到客观的迷惑：到底怎样才算客观？

有记者以为各打五十板就叫做客观，但我终于明白，应该要打八十板的就打八十板，要打四十板的就打四十板。

记者得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忘聆听内在的声音。这需要一分冷静，就好像医生做解剖一样，这样才能跨越令记者迷失的烽火线、生死线。

翻云覆雨的中东地区，容不下记者个人的荣辱和天真的烂漫。它需要的是我们老老实实而灵巧地去做一位记录者。是非黑白的混战正在敲打我们的良知，毕竟这是“文明冲突”中最核心的冲突，我们无法不去解开这一个谜。

我希望读者抛开猎奇心态，能够耐心与我一起探索这一个被喻为最麻烦的火药库。

一个存在着二十二个阿拉伯国家与一个犹太以色列国的中东地区，斗争超过了半个世纪。打从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开始，这个地区便与“恐怖主义”结缘，而且愈演愈烈。

作为一个香港来的记者，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大陆，我只能集中几个是非之国，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大本营埃及，到因巴人丧失家园而成为中东冲突焦点的以巴地区，还有由于领土问题而与以色列长期对峙的黎巴嫩与叙利亚，以及美国正用武力改造的伊拉克。我花一段长时间采访这几个阿拉伯国家，企图解开伊斯兰激进活动的来龙去脉。

由于个人资源与体力有限，此次我只能从这几个阿拉伯国家来探讨一些国际关注的问题。至于以色列，它足以用另一本书去了解其多重丰富的面貌，例如犹太宗教与文化和国内的复杂政治。在此我难以兼顾，只能略带出它与阿拉伯之间的纠葛，望读者见谅。

毕竟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始。

楔子 恐怖主义的迷思

从我们身处的东北亚、东南亚往西移，便是政局复杂和动荡的中亚、南亚、中东，我们却不清楚那里的宗教、种族、政治和经济。我们只隐约记得那一股在重庆大厦（位于香港尖沙咀闹市、住满南亚裔人士的一栋商场大楼）传来的香油味道，还有那一位裹缠头巾、眼睛圆大的小孩，手上拿着的神灯突然冒出壮大的幽灵。

一个属于天方夜谭的故事，一个让我们充满想象的地区，同位于亚洲，却陌生如天涯海角，有诉说不尽的一千零一个神秘之夜？

但，我们和他们也不无联系。“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

在金庸笔下的《倚天屠龙记》，韩夫人、谢逊、殷离和小昭都喜欢哼出上述的波斯小曲，当时明教传自波斯，遂学上这首曲调。

金庸写道：“各人想到生死无常，一人飘飘入世，实如江河流水，不知来自何处，不论你如何英雄豪杰，到头来终不免一死，飘飘出世，又如清风之不知吹向何处。”

这亦道出了多少横跨欧亚穆斯林帝国王朝的盛衰命运，从辉煌的阿拉伯王朝、奥斯曼突厥帝国、波斯萨法维王朝（Safavids）到印度莫卧儿帝国。现在，在大众的印象里，似乎就只有手持AK-47步枪的蒙面“圣战者”，美国指称他们是恐怖分子，我们也就跟着这样说。

事实上，早于张无忌，其师父谢逊已经向他诉说了一个中东波斯的“恐怖分子”事迹。

一切从那首波斯曲子说起。

原来，那小曲来自波斯一位著名诗人莪默的手笔，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莪默精通文学，与擅于政事的尼若牟、武功高强的霍山，意气相投，互立兄弟之约，祸福与共。

后来，尼若牟当上了教王的首相，霍山也因好友获得官职，莪默则只要求一笔金钱，研习天文历数，饮酒吟诗，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不料霍山雄心勃勃，不甘久居人下，阴谋叛变。事败后结党据山，成为威震天下的一个宗派首领。该派专以杀人为务，名为依斯美良派；当十字军东征之时，西域提起“山中老人”霍山之名，无不心惊色变。其时，西域各国君王丧生于“山中老人”手下者不计其数……极西海外有一大国，叫做英格兰，该国国王爱德华得罪了“山中老人”，被他派人行刺。国王身中毒刃，幸得皇后舍身相救，吸去伤口中毒液，国王方得不死。霍山不顾旧日情义，更遣人刺杀波斯首相尼若牟。首相临死时口吟莪默诗句，便是这两句“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摘自金庸《倚天屠龙记》）

金庸向中文读者呈现了中东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轮廓。最有趣的是，金庸笔下的“山中老人”霍山在历史上确有其人，阿拉伯名字为Al-Hasan b.al-Sabbah。上海辞书出版社《伊斯兰教小辞典》，翻译为哈桑·本·萨巴，金庸取其名Hasan，译为霍山，实属同一人。

根据该小辞典的记载：哈桑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斯玛教义派支派阿萨辛派（Hashishi）的始创人，生于库姆，十七岁后皈信伊斯玛教义，并在1071至1072年受委派由波斯前往埃及法蒂玛王朝布道。据说法蒂玛王位的继承斗争中，哈桑拥立长子尼查尔（Nizar），企图推翻已夺下王位的二皇子。他之后在波斯西北部阿拉穆特山（Alamut）建立城堡要塞，创立阿萨辛派，并因据有山中城堡，遂被称为“山中老人”。

12世纪十字军入侵时，社会动乱，阿萨辛派势力大增，扩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山区，之前其势力已广为分布于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西北部和非洲东部等地。

由于阿萨辛派善于暗杀，故有“暗杀派”之称，加上哈桑在山中领导该派时又组成菲达伊（Fidais），意为奉献生命者，即敢死队，我们一听见哈桑和阿萨辛，便很容易联想到“恐怖组织”。那么，哈桑可说是恐怖主义的鼻祖了，是不？

不过，当我们谈到恐怖主义，特别在大众媒体的论述里，则比较倾向集中在可达煽情效果的恐怖手段；没有了历史的脉络，他们活像是一群“天生杀人狂”。

经过“九一一”事件的震撼后，有些人公开地说，有些人心里暗想，有些人极力辩护，但无论如何，伊斯兰似乎变成恐怖主义的同义词，焦点集中在中东的伊斯兰地区。霍山又或是哈桑，那个以杀人为己任的恐怖分子，他走出山外，又复活了。“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这两句诗句如幽灵般在世界某个角落飘荡着，直教人毛骨悚然。

但，如果我们还相信，一切总有一个来处，可以解释心中的“为什么”，就不妨与我一起展开一次探索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旅程。

首站是埃及开罗……

第一章 埃及：尼罗河之子

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起源地

2002年，我第一次踏上开罗……

开罗，这个游客至爱的文化历史名城，在古国里如“夜明珠”照亮了尼罗河流域，滔滔河水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见证了世界上最漫长的殖民统治。从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法国到英国等，共历经两千两百年，其中尤以阿拉伯帝国影响至为深远。现在的埃及通行阿拉伯语，信奉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世界举足轻重的成员国。

占据非洲东北角一大片土地的埃及，风情万种，开罗尼罗河两岸停泊着一艘又一艘张灯结彩的游船，夜晚传出节拍明快的音乐，还有客人的欢呼掌声，身材丰满的埃及女郎披上诱人轻纱，跳着奔放的肚皮舞，她要告诉世界，埃及的伊斯兰文化是开明的。走向现代化的埃及

我和一位年轻的埃及检察官卡勒德坐在其中一艘船进餐，选了靠船边的座位，他说：“这可让你对尼罗河畔有更广阔的视野。”

对埃及人而言，尼罗河是神的恩赐，在一大片以沙漠为主的土地上，尼罗河是他们赖以维生的源泉。

阵阵微风吹来，空气中带着湿暖的气息，至少可以驱走白天的闷热。夏天不好过，埃及人一到傍晚便到尼罗河畔透透气。

原本可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尼罗河，遐想法老王以及埃及艳后的缠绵，还有古埃及王朝力拔山河气盖世的雄姿，如今却在五光十色中散发出一股现代化过程的俗艳，让人看到埃及政府刻意将这一带营造成深具娱乐价值的高级旅游区，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埃及完全张开双臂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旅游业是埃及的经济命脉。多年前有伊斯兰激进组织袭击外国游客，造成重大伤亡，旅游业一下子沉寂了。现在，彩灯再度高挂，专业舞娘重踏舞池，餐厅老板恢复笑容，向每一位前来的客人热情握手。这一握，她眼眶也不禁泛有泪光，要恢复如昔的繁华，多么不容易！

卡勒德一派英国绅士风度，与我一起吃着意大利餐。在埃及，像他这种出生于中上家庭的人，都喜欢跑到英国受教育。他们热衷于推动埃及的现代化，拥护普世价值，着重个人生活品味，淡化宗教规条，不经意处总是含蓄地靠向西方的人生指标。

位于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Midan Tahir）附近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简称AUC），便是西方思想在阿拉伯地区的重要据点。尽管周围环境混乱嘈杂，这所大学却已成为开罗现代精神的坐标，就读的学生非富即贵，是培育埃及精英的摇篮。敏感的政治话题“在埃及社会里总有一股无形力量扯着现代化发展的后腿……”卡勒德啜了一口意大利泡沫咖啡。

我借机问起以开罗为大本营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因前一天看报得知政府又逮捕了十多名该会成员，指称他们涉及政治活动。

我好奇地问：“听说埃及监狱里有大批政治犯？”

作为检察官，卡勒德对此不愿意多说，只轻描淡写地反问：“我们有政治犯吗？”

显然，在埃及谈政治是属于敏感范畴，更何况公职人员。埃及有太多隐藏的耳目，一位驻开罗的外国记者直指埃及是个“警察国家”。

即使政府积极推动倾向西方的世俗政策，扮演美国的忠实盟友，并支持其价值思想，可是也只限于外交上。反观国内，现实环境只能在稳定与民主之间做选择，至少政府经常向国内传递此一信息。由于社会存在着难以驯服的宗教激进主义的传统势力，所以，他们辩称有必要采取铁腕措施。

事实上，当美国追查出“九一一”事件其中一名劫机者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是埃及开罗大学毕业生之后，再加上恐怖头子本·拉登的左右手萨瓦里（Ayman Al Zawahiri）也是埃及人，美国对埃及再次“另眼相看”了。尼罗河抹上商业色彩

或许大家不晓得，巴勒斯坦激进伊斯兰运动组织“哈马斯”（Hamas）大部分领导人都在开罗接受大学教育，如在2004年遭暗杀的精神领袖亚辛（Sheikh Ahmed Yassin）和政治领袖兰提斯（Abdel Aziz Rantisi），以及接任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扎哈尔（Mamoud Sahr）等。

埃及人不断往外跑，但他们邻近的阿拉伯兄弟却不断来到埃及，寻求暂居之所。毕竟，埃及在阿拉伯地区是老大哥，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发挥带头作用。

在宗教方面，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可算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庞大的基本教义派组织，从该组织分裂出来的支会遍布伊斯兰世界，犹如蜘蛛网，鼎盛时期分支超过2000，活跃会员有50多万人。

但，为什么是埃及？为什么这个20世纪最庞大的基本教义派源起于埃及？

卡勒德看我不断地追问伊斯兰组织在埃及无孔不入，显然感到十分不舒服，他宁愿谈谈人的前途，又或者为我介绍旅游热点。一个开罗，二个世界

开罗有两个世界，他根本就不属于“他们”的世界。在新城区，一个很小的区域，代表的是封建贵族阶层。相对于新城区的，就是旧城区，面积广阔得多了，人的背景也复杂得多，从充满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到墨守伊斯兰传统的草根家庭都有。

旧城区里有一个地方叫“伊斯兰开罗”（Islamic Cairo），从远处即可见到该地矗立的一排排清真寺圆尖顶，颜色艳丽却永远困在层层烟雾迷障里，是空气污染太严重，还是另有内情？有些人却总爱为此抹上神话色彩。

在那里，一天五次的颂祷声音最响亮，可以一直传到区外。一位信徒对我说：“我听了心里踏实，真主在，我们就在……”

因此，一到星期五伊斯兰教休息日，颂祷便显得格外响亮。“伊斯兰开罗”内外都有大批信徒诚心跪拜，在清真寺里，也在大街小巷上，人山人海，景象壮观。

埃及政教分离，但宗教仍然牢牢占据大部分人的心灵。对他们来说，在西化、世俗化的表面下，伊斯兰毕竟还是埃及社会的夜航灯。穆斯林兄弟会崛起“只有伊斯兰才是出路！”早在1928年，一位埃及年轻学者哈桑·班纳（Hassan-Al-Banna）即作出如此的呼唤。他振臂一呼，掀起了阿拉伯世界第一波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并创立了在伊斯兰世界影响至深的穆斯林兄弟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阿拉伯史学家认为伊斯兰的埃及在外来异教徒长期不合理统治下，缔造了班纳，而班纳缔造了穆斯林兄弟会，以伊斯兰的宗教精神力量感召群众进行抗争运动。这种抗争运动在其他经历相同的阿拉伯地区如星火燎原，兄弟会遂迅速扩张。

埃及成为现代伊斯兰基本教义运动的大本营，班纳也被尊崇为该运动的老大哥。但在西方强国眼中，这都是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开始，而班纳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遂成为当代恐怖组织的鼻祖、始作俑者，在埃及曾牵涉诸多暗杀行动，早期成员包括亚辛和萨瓦里等风云人物。

无论如何，班纳在埃及人眼中是一个神话。他家世代书香，父亲为伊斯兰学者，他也因此自幼受伊斯兰生活的严格训练，博览群书，十六岁便考上开罗伊斯兰师范学院。其后在伊斯梅利亚（Ismiliyya）公立学校任教，渐露头角，为当时埃及年轻一代较出色、主要的伊斯兰复兴理论家之一。

我就此请教一位对伊斯兰组织有研究并曾深入调查采访的同行荷萨姆·哈马拉维（Hossam El-Hamalawy），他为埃及一份英文周刊《开罗时报》（Cairo Times）撰稿。《开罗时报》背后虽然有外国资金支持，但其评论颇见中肯和分量。当我造访该报时，就在那里碰上荷萨姆，之前我阅读过他的报道，当地人称他为新窜起的伊斯兰组织专家，想不到他这么年轻，一头浓密鬈发，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谈吐充满自信心，英语流利，原来他是开罗美国大学政治系毕业的。

荷萨姆流露出一派独立知识分子的作风，对任何事都抱着质疑眼光，从美国与埃及关系、穆巴拉克总统施政方针到伊斯兰主义运动，都有他独到的批判。民间仇美、仇以色列

我邀荷萨姆第二天在美国大学对面的麦当劳吃早餐，他立即提出抗议：“埃及人不喜欢麦当劳。2002年年中，以色列军围困巴勒斯坦自治区，硝烟四起，示威人士首先攻击麦当劳，埃及人都认为买下一个汉堡就等于杀掉一位巴勒斯坦弟兄！这种看法在开罗十分普遍，开罗人相信美国企业与美国政府朋党为奸，提供以色列最先进武器杀害巴勒斯坦人……”

仇美、仇以色列情绪再次高涨。一位埃及洗衣店老板唱了一首歌《我恨以色列》，便立即红透半边天，其后当上职业歌星，成为埃及的一个传奇。

不过，这个传奇使得埃及政府的神经敏感起来。而除了歌星外，整个社会气氛都为伊斯兰激进主义提供养分，草木皆兵。于是政府大举监视，甚至搜捕有嫌疑的伊斯兰组织成员，其中当然包括埃及最大的伊斯兰政治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但最可笑的是连歌星也成为阶下囚，关了好几个月才释放。

荷萨姆摇摇头，指政府与民间永远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例如埃及法律不容许大学生参与任何示威抗议活动，除非政府欲配合情势需要，同时又不涉及内政问题，他们便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默许学生发出抗议声音。

2002年4月和9月底，两场谴责以色列攻击巴人的大规模示威，便是政府借学生之口表达他们不敢说出来的不满情绪，但学生懂得打边球，利用机会组织群众，甚至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抨击了政府政策一番。

众多阿拉伯国家之中，只有埃及、约旦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埃及政府处境尴尬，不时受到人民攻击，因此又不得不进一步紧缩言论，这种做法更为人民所诟病。“近年已稍有放宽，至少新闻媒体除了不能批评总统穆巴拉克外，其他议题大都可以做有限度的评论……”

荷萨姆一边走一边说，就是不愿进入麦当劳，宁可带着我多走几条街找间快餐店，但在摄氏四十度的高温下奔波觅食，却令我胃口大失。

吃过快餐，他又带我到一间茶馆，表示这是埃及非常地道的茶馆，不少教授、作家、记者、学生领袖都爱跑到这些茶馆讨论时事，做思想与学术交流。

茶馆的天花板非常高，吊着发出响声的陈旧风扇，一张张木桌木椅，十分平民化，侍者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人，但仍充满好奇心，总喜欢站在客人旁边偷瞄他们手上的报纸，高兴时更提出他们对时政的看法，颇有不怕死的敢言作风。开罗的茶馆卧虎藏龙

这种茶馆使我想起香港1950年代的茶室，有张活游、吴楚帆（香港1950年代粤语片知名演员）光顾的身影，但又飘荡着台湾紫藤庐的精英傲气。我一坐下来，就倍感亲切，一种由于古老文化散发出来的朴实深邃。

荷萨姆叫了一瓶啤酒。在开罗，酒不是禁忌，荷萨姆喝起啤酒来很豪迈、很草根。他打趣说，啤酒是他的日常饮品，就好像英国工人，无啤酒不欢。

尼罗河畔的高级餐厅，大街小巷的茶馆；卡勒德一身绅士打扮正啜饮着意大利咖啡；荷萨姆则一身T恤牛仔裤，潇洒地喝下一口啤酒，代表着两个世界的品味，但都同属埃及的一部分。“班纳在开罗时就很喜欢到茶馆来，茶馆是他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描绘国家未来蓝图的地方，并从茶馆出发，宣传他们对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信念，当时很受穆斯林群众欢迎……”

我一方面洗耳恭听荷萨姆这位专家娓娓道来穆斯林兄弟会创办前的时代背景，一方面留意到我对面有位老先生，披着白色头巾，抽着典型的阿拉伯水烟，散发出一阵阵带有苹果气味的幽香烟味。

他的眼晴老是盯着我们。或许是我太敏感，他只不过在沉思罢了，抑或与我们一起追忆一段激荡人心的历史。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反殖民“伊斯兰才是出路！”茶馆挤满了听众，1927年，当班纳快要毕业准备返回家乡伊斯梅利亚之际，他又再度发表演说，高喊上述口号。

荷萨姆强调，班纳是位很出色的演说家，学贯古今，思路清晰，说话时充满感情，很容易打动人心。

一次，班纳回忆起1928年3月决定与友人组建穆斯林兄弟会时，说道：“只有真主知道，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我们几个人一起议论着国家的处境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分析原因并构思治国办法，有时激动得都要流出泪来。”

班纳成长于20世纪初的伊斯梅利亚，位于世界上颇为重要的苏伊士运河中部，是运河管理的总部。该运河一直由英、法管理，并驻派英军看守。

班纳含着泪说道：“在这里，我们每天都看到外国占领者的耀武扬威和外国资本如何吸吮祖国财富，这条运河是祖国一切灾难的根源。东岸是运河管理局，外国人享受高官厚禄，住豪华寓所；西岸则是全副武装的英国占领军。埃及人成了自己国土上的异乡人，成了卑躬屈膝的人……”

这一切都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动力和食粮来源。

如果再追溯历史，埃及经过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几世纪的统治，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废除哈里发制度，迈向世俗化；与此同时，英国长驱直入埃及这片土地，在英国半殖民统治下，奥斯曼对埃及的统治只有象征意义。

在埃及，英国不但进行军事占领，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亦对埃及造成很大的冲击。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9）带来的结果，阿拉伯世界完全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瓜分。

在此之前，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黑暗统治已激起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阿拉伯人以为依靠英、法等国击退奥斯曼人，便可实现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梦想。

可是，从“赛克斯—皮科协议”（Sykes-Picot Agreement）造成殖民瓜分阿拉伯土地，到“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协助犹太人在阿拉伯土地上建国，阿拉伯人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已经完全被西方列强出卖了。

英国完全控制了埃及，还包括埃及的经济命脉苏伊士运河，这点进一步激起埃及的民族意识。埃及人不接受英国所推行的任何改革，认为改革目的只是加强了英国的干涉和控制。伊斯兰主义的复兴

反殖民的同时，埃及人的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当时埃及的宗教人士眼看西方文化涌入、基督教传教士活跃，遂发起护教运动，因此反殖民与护教便在这种情况下联结在一起。

1920年代，可说是埃及历史上十分动荡的时期。在反殖民与护教的同时，埃及社会本身亦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内部政党派系之间的斗争激烈、教条过于僵化的传统伊斯兰宗教组织停滞不前且权力受削、世俗主义在西方思潮影响下抬头、经济资源分配不公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等。此时，班纳才沉痛呼吁：复兴伊斯兰主义、重现《古兰经》的圣训、回归清澈的本源，才是拯救民族的方法。

不过，班纳和过去的伊斯兰领袖不同，他说教之余也强调行动，这对日后的基本教义派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由班纳领导的早期穆斯林兄弟会主张贴近群众、动员群众、启发群众，摆脱过往只服膺上层的伊斯兰教士陋习，要发展出以群众为本的一套改革伊斯兰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基础方案。因此，强调群众力量的穆斯林兄弟会迅速发展，1934年在埃及各地有50个分会，五年后即扩展至500个，会员有50多万人。

此外，还有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他们回到祖国欢欣宣传兄弟会的信念，兄弟会遂于1937年得以在埃及境外建立第一批分会，包括苏丹、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以及其他伊斯兰国家。1948年，兄弟会会员高达200万人，班纳的组织能力和感染力令人刮目相看。“西方评论家指称班纳是当代基本教义派的恐怖主义之父，其实是不对的……”荷萨姆在开罗的美国大学研究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谈起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态度也特别自信，蛮有权威感。

他是一位非常世俗化的穆斯林，对埃及本土的“圣战”组织有诸多批评，尽管如此，他却又不满外界漠视其历史背景，肆意将他们简化为“恐怖组织”了事。

他又叫了一瓶啤酒，继续说：“班纳创立兄弟会时，一直只想通过办教育、办厂、建医院、组公司、办慈善等活动向群众推广并巩固伊斯兰，让伊斯兰如星星之火，燃烧起整个社会，然后与群众一起推动一场对抗西方殖民的不妥协圣战（Jihad），捍卫神圣的伊斯兰信仰。他万万没想到兄弟会竟成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先锋，以及日后所出现的跨国恐怖组织的启蒙老师。”

激进主义的发展

世事的发展有时难免失控。

1930、1940年代，英国扶植埃及法鲁克国王，但该政权腐败无能，其军队更是荒淫无度，激起民愤，穆斯林兄弟会内部开始酝酿以武力推翻法鲁克。

事实上，兄弟会在推动教育与慈善福利活动的背后，已经因应时势组织了一个秘密系统，负责保安和军事行动。据报道，当时有个组织“自由军官集团”（Free Officers），当中的成员曾提供军火予兄弟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军事实力更为强大。与此同时，班纳仍然希望兄弟会可以通过体制进行革命，遂鼓励成员积极参与埃及的国会选举，最后乃是以建立伊斯兰国家为目标。这是第一次有伊斯兰基本教义派通过议会选举参与政治，可谓创先河。人肉炸弹：恐怖主义萌芽

一心参政的兄弟会，却因国王的朋党从中作梗，在选举中大败。他们怒火爆发，毫无顾忌地武装自己，开始一连串暴力行为：抢掠外国商店、街头暴乱、破坏西方报社、恐吓、绑架、暗杀等，令人闻风丧胆。

连班纳也变得疯狂了，他说：“当我们变得无话可说时，我们便会起来行动！”

等兄弟会将首相纳格拉什（Mahmud Nukrashi）也暗杀掉时，法鲁克立即对他们进行扫荡。

1949年2月12日，班纳在开罗一个热闹的市集遭暗杀，结束了43年的传奇一生。随着班纳之死，法鲁克国王立即禁止兄弟会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就在伊斯兰主义运动似乎面对连番挫败时，世俗化的民族主义运动却锐不可挡，其中曾与兄弟会并肩反殖民和推动民族解放的“自由军官集团”便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火车头，最后终能推翻法鲁克王朝而将埃及带上独立之路，其领导人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成为开国之父，也是阿拉伯世界备受尊崇的民族革命英雄。“纳赛尔万岁！”

茶馆侍者又在偷听我们的谈话，听到我提及“纳赛尔”这个名字，就打趣喊了上述口号。

提到纳赛尔，穆斯林兄弟会对他又爱又恨，从爱到恨，恨到后来欲将他除掉。

在抵抗外国侵略、推翻封建王朝的抗争道路上，纳赛尔与班纳惺惺相惜，是一对最佳战友。纳赛尔建立埃及共和国，举国民族情绪沸腾，他上台不久即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是班纳生前的梦想，兄弟会成员无不额手称庆。“我们终于当了自己的主人！”纳赛尔与兄弟会在开国之初可说正处于蜜月期间，兄弟会再度活跃，积极参与时政。

前者是世俗民族主义者，主张政教分离，推行革命性的现代化政策；后者是基本教义派，主张伊斯兰神权政治，坚持一切以伊斯兰为本的复古政策。他们各有立场，互不妥协，矛盾尖锐化。

纳赛尔开始感到兄弟会的威胁，于是在1954年将他们非法化，接着是一连串逮捕、拘禁、行刑。

失望、不满、愤怒、挫折、仇恨，兄弟会的激进主义找到了生根的土壤。

1954年10月27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德拉（Alexandra）一个集会上演讲，刺客向他连开八枪不中后，原本计划再冲向他，引爆身上的炸药，欲同归于尽，但被军警及时制止。

虽然该次暗杀不成功，然而人肉炸弹的手段却为日后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起了示范作用。

此次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纳赛尔认定是兄弟会所为，遂展开大规模镇压，兄弟会于是转为地下活动，更为激进。他们的矛头从西方殖民者转而直指阿拉伯世俗政权。

想不到埃及摆脱了殖民统治，却在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展开一场大斗争，不自觉地为英美势力提供了秘密介入的空间（见附录一）。传统与现代的挣扎

当我陷入沉思时，一群打扮入时的女大学生嘻嘻哈哈地走进茶馆，我望着她们，有一种世事难料之感，心想，世俗主义不但给予女性离婚的权利，也为她们打开了教育大门。埃及的大学教育在阿拉伯世界里广受尊重，却不普及。在埃及，有机会完成中学教育的人并不多，开罗这个大都会掩饰不了贫民窟的艰苦生活。此时，在嘈吵混乱的小巷里有一身穿黑衣的妇女急步走过，只露出一双明亮眼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

从开罗市中心坐车到金字塔只需半小时，有时真不敢相信，半小时之内便穿梭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事实上，埃及共有大小金字塔约95座，有不少近在开罗咫尺，故开罗又被称为“千塔之城”。至于金字塔座落的沙漠地区，人民居住在古老的房子里，骆驼与马匹是他们的经济支柱，如果游客不来，他们就会发愁。

原本孕育万物的尼罗河三角洲，他们从中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穆斯林兄弟会打着慈善福利的招牌，轻易地将他们吸引过来。这里与过去总有一种亲密的联系，不难成为伊斯兰主义的温床。

马儿的嘶叫声、骆驼的蹄踏声，回荡在历史长廊里，沙漠的滚滚黄沙卷起人们对埃及古文明的怀念，我隐隐嗅到木乃伊身上的香料。

晚上的沙漠有点苍凉，静寂黑漆一片，望不见前路，这使人增添一分恐惧。我租了一峰骆驼，骆驼的主人只有二十来岁，他承继了家族生意，却又很想往外跑。

他指着星光闪亮的夜空，古埃及人善观星象，想不到埃及的年轻人对星象也满有遐想，他问：“世界有多大？宇宙有多大？真主提醒我们不要离弃伊斯兰，但我们不要暴力的伊斯兰，暴力事件使我失去生意，经济更形困苦。”

突然，眼前一亮，不知从哪里射出七彩的镭射激光，照向金字塔，金字塔雷射激光表演正式开始。埃及政府为了吸引游客，增添了这个摩登节目，但对我这位旅人而言，真是大煞风景。

回程后，年轻的骆驼主人漫天开价，我放下原先约定的费用，急步离去。他暴跳如雷，几乎要挡我去路，忘了他刚表达对暴力的厌恶。

我捏一把冷汗，想到刚才在渺无人迹的沙漠上与他单独相处，实在是大忌。开罗的治安，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还有改善的必要。兄弟会的分裂，激进主义形成

埃及人有说不出的愤怒，为信仰、为政治、为经济，甚至为个人前途。他们似乎总徘徊在十字路口上。

1967年的中东战争，自觉拥有大国文化的埃及人落得惨败，还被以色列夺走西奈半岛——摩西在旷野沉思40天的所在地。

当时，群众对纳赛尔恢复民族尊严的承诺感到落空，社会上普遍弥漫着挫败感，因而穆斯林兄弟会的地下活动大受欢迎。

纳赛尔于1970年病逝，副手萨达特（Anwar Sadat）上台。

萨达特与兄弟会有过一段渊源。他年轻时深受班纳的演说吸引，是第一个将班纳介绍到军营上宣扬兄弟会信念的“自由军官集团”成员。他执政后，利用兄弟会打击纳赛尔的亲苏联左派余党，放宽前政权对兄弟会的部分限制，并释放大量遭囚禁的该会成员。兄弟会各网络又得以名正言顺再度扩张。

但是，萨达特却低估了兄弟会的力量。尽管他于1973年出其不意地突袭以色列，夺回西奈半岛，赢得声望，但由于后来施政失误，贫富愈见悬殊，加上他渐渐向美国靠拢，民间存在一股怨气，兄弟会因而迅速吸纳了不少中下阶层的成员，并扩及知识阶层。

与此同时，兄弟会年老的领导层策略开始改变，他们希望转向较温和的态度，甚至放弃武力，以教育和参政手段让埃及全面伊斯兰化。然而该会年轻成员却倾向暴力革命，以致组织出现分裂，一些成员离开,另起炉灶。这些组织一般主张激烈行动，诉诸恐怖手段，其中最大规模的“伊斯兰集团”（Gamma Islamiya）和“埃及伊斯兰圣战”（Egyptian Islamic Jihad），参加者主要都是些不满现实的青年学生、军人、工人和知识分子等。“我们就是绝望，从纳赛尔的亲苏社会主义到萨达特的西方资本主义，都不成功，都无法带领我们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我们只能再喊一次：伊斯兰才是出路！为了埃及长远的幸福，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武力在内，务求建立一个以伊斯兰精神为核心的国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埃及伊斯兰圣战”成员忆述他们在萨达特时代参与圣战的心情。

不过，萨达特最大争议甚至致命的事件，就是他于1975年参加了美国安排的戴维营会议后，决定和以色列签定和约，结束埃及与以色列长期的战争状态，踏上和平之路。《从埃及到耶路撒冷》一书中，萨达特详述了他走向和平的心路历程，虽然感人，虽然赢得国际社会不少掌声，甚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埃及国内，不少人却认为他是阿拉伯和伊斯兰的叛徒，他的现代化措施只是个幌子，实则与他们深恶痛绝的西方殖民大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利益扣上密切的关系。年长的埃及人走过埃及一页辛酸史开罗贫民窟的孩子世俗的埃及有浓厚的宗教气氛

谈到此，上述的圣战成员便咬牙切齿。不过，伊朗在同时期（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成功了，在埃及的圣战者得到鼓舞，磨刀霍霍。

萨达特熟悉丛林的味道，他嗅到埋伏在其中的突击者正伺机而动。因此签定和约之后，他用强硬口吻指着一些组织，警告：“宗教不得干预政治，政治也不得参与宗教。”

1981年，他宣布兄弟会为非法组织，严惩所有激进分子，并搜捕各界相关人士，其中有不少为社会知名人士。该会上下风声鹤唳。最后，同年的10月6日，萨达特在庆祝十月战争胜利的阅兵仪式上遭暗杀身亡。

萨达特之后，穆巴拉克统治时代正式展开。激进组织领导人的忏悔

我在2002年6月第一次到开罗采访时，一直被视为最具威胁性的恐怖组织——“伊斯兰集团”就快刑满的领导人卡伦·鲁迪（Karam Zuhdi）却在狱中大呼：“我的政府，请原谅我，我犯了恶！”大家对这宗新闻都啧啧称奇，当地传媒争相报道。

当年暗杀萨达特的便是“伊斯兰集团”，一个从兄弟会分裂出来的伊斯兰狂热组织，传闻与本·拉登（Bin Laden）的基地组织（Al-Qaeda）关系密切，其流亡海外的会员更曾参与位于阿富汗的阿盖达训练营， 1980年代协助阿富汗圣战组织抵抗苏联的占领。

从萨达特到穆巴拉克，从1970到1990年，伊斯兰集团对两个政权都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在较为贫穷的尼罗河下流埃及南部，他们与政府的对抗几近内战。1997年该组织在旅游胜地路克索（Luxor）袭击游客，死伤数十人，使埃及的经济命脉旅游业陷入瘫痪。“他们还有另一轰动国际的‘杰作’，那就是1993年偷袭纽约的世贸大厦，精神领袖阿卡杜勒·拉曼（Sheikh Omar Abdel Rahman）在美国被判无期徒刑。”埃及的夏天湿热难耐，我的翻译扎亚开着他那辆陈旧的车子来接我到鲁迪的记者会去。

扎亚只来迟了半小时，真让我喜出望外。埃及人习惯迟到，迟到一小时是平常事，半小时已算是准时了。还有，他们的早、午、晚三餐时间也是十分混乱，午餐一般要到下午三四时才开始，如果多吃了，有时一餐就算数，不然，晚餐也较简单。

酒店也一样令人泄气。想找间像样的很难，四星级的仍然予人破旧的感觉。最要命的就是出租车很少有冷气，扎亚的私家车亦不例外。

埃及人对生活不太严谨，对信仰却十分执著，对民族感更是十分坚持。阿拉伯兄弟有难一定会奥援，对于家破人亡的巴勒斯坦人，埃及人一直以老大哥的身份维护；1948年以色列建国，巴人一夜各散东西，埃及便成为巴人知识分子心灵的第二故乡，更何况大家有共同的敌人。《我恨以色列》，歌者一曲走天涯，只要一入商场便会听到这首韵律古怪难听的歌曲，刺耳的歌声竟成为抢手货，由此亦可了解到埃及人的情结之深，仇恨的种子就是这样散播开来的。

反美、反以色列是埃及民间社会的主调，偏偏政府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又同是美国的盟友，每年接受美援高达20亿美元。

与我的翻译一同前往的《金字塔报》政治编辑卡勒德（与我认识的年轻检察官同名），一说到这些援助便嗤之以鼻。“这些援助大部分都是用来购买美国武器，得益人不是我们，而是美国的军火商……”

卡勒德从事国际新闻工作多年，游走于复杂混沌的中东政治，绝对不是一盏省油灯，加上《金字塔报》有份英文周报，不但是阿拉伯最有权威的英文刊物，也是西方大国指定参考的阿拉伯大报。卡勒德的政治评论具有宏观视野的国际分析，已故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萨义德（Edward W. Said）便常在该报发表文章。

卡勒德见我来自香港，就说了一件与中国有关的新闻。他说年前随穆巴拉克访问中国，有幸做了当时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简短专访。当他问到中国在中东冲突的角色时，江泽民立即响应，指中国要集中发展国内经济，未来十年也无暇照顾阿拉伯兄弟，还表示十年后再谈吧！

卡勒德提高嗓门，以开玩笑口吻重复江泽民的正确用词：“We are too busy with our economy……”

我们相视而笑，他问：“是不是太欠缺外交辞令？”这让他有点儿惊讶，欲言又止，眼神带点寂寞，他认为中国是唯一可以在中东局势中制衡美国的大国，希望中国能打破这僵局。美国军援，打压恐怖主义

我们的话题很快又回到美国对埃及的军援问题上。“埃及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棋子，起着不可忽视的制衡作用，而埃及到了穆巴拉克，已成为中东第三军事大国。国际工业体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美国，现在美国给予埃及的援助，在中东仅次于以色列。”“穆巴拉克深知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这不但提高埃及在中东的军事地位，而且有助于稳定自己的政权，所以牢牢掌握军队，一点都不松懈。为防止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伊斯兰组织渗透军队，甚至只要发现军人是这些组织成员，一律严惩。”

由于埃及立国以来一直受到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威胁，对此，卡勒德又指出：穆巴拉克政府对恐怖组织绝不手软，早于1993年人民议会已通过“反恐怖法”，授予安全部门很大的权力。此后，有人称埃及是警察国家，安全部门的行动以快狠著称，凡证实为参加恐怖组织者，一律处以死刑。

经历过大半世纪的斗争，加上强人统治，兄弟会年老一辈自知无法凭武力夺权，因此极力主张走议会道路，用和平手段争取权力。到了现在，兄弟会已被视为属温和派的宗教组织。

宗教上的兄弟会继续如常运作，以教育和慈善、福利等活动在基层上扎根；但政治上，兄弟会早于纳赛尔时代已被打压，不许存在。到了穆巴拉克时代，兄弟会仍然不能以其名义单独参选，必须与其他政党联合，并以其他政党名义来参与国会竞选活动。

不过，埃及的政治只有西方民主外壳，很难有民主的实质。穆巴拉克虽然开放党禁，但自有方法削弱反对派的影响并限制其发展，以便巩固他及其民族民主党的地位屹立不倒（见附录二）。无论如何，在大规模的扫荡、拘捕、监禁之下，不但兄弟会渐露疲乏，力主求和，即使曾经倡议暴力主义的伊斯兰集团，也表示愿意解除武装，以和为贵。走向温和？走向激进？

我实在很急着想听伊斯兰集团领导人鲁迪会在记者会上说些什么。但开罗的交通就是这样，堪与曼谷一比高下，永远都是挤拥不堪，我的翻译打趣说：“你可以体会到为什么我们开罗人老是迟到了。”他趁机为埃及人没有时间观念开脱。

不过，他说的也对，我们迟到了，但记者会也一样延误。现场挤满了本地和外国记者，埃及政府乐于看见鲁迪忏悔录成为各大报刊的头条。

鲁迪出场了，个子不高，一套横条纹囚犯衣裤，在众多闪光灯不停闪动下，他一开口就乞求政府原谅，乞求大众原谅，说：“我们过去靠暴力改变政治环境是错的，经过多年教训，才深深体会到，以暴制暴不会将我们的生活变得美好，反而让我们充满仇恨，迷失了心志，最终做出愚蠢的事情。我们在暗杀萨达特时，指称他是伊斯兰叛徒，但事实上，他不是叛徒，他是殉道者，为国家献出了生命……”

他脸上充满懊悔之情，声音柔弱，很难说他是否惶恐。

鲁迪的忏悔总结了一个时代的沧海桑田。从20世纪初到刚刚踏入的21世纪，差不多一整个世纪的动荡与流血，埃及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死的死、坐牢的坐牢，在暴力与仇恨中看不到出路。

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顽童流浪记》里有这样一段对话：“什么是世仇？”“世仇是这么回事：有一个人跟别人起争执，把对方打死了；后来那个人的兄弟又把他打死了。这下子两家的兄弟们冤冤相报，接着堂兄弟们也加入，直到全部的人都被打死了，世仇才算完结。可是这慢得很，要很久时间哪！”

是的，要很久的时间，一个世纪够长吗？

记者会结束后，我们一大队记者在附近一间咖啡店里坐下来，较熟悉内情的当地记者七嘴八舌，认为“伊斯兰集团”年老的领导人放下屠刀，向政府伸出和解之手，这当然与穆巴拉克一连串政绩不无关系。在经济上，穆巴拉克减轻了埃及的外债，降低通货膨胀、失业人数，虽未尽如人意，但至少已在控制范围内。

在外交上，穆巴拉克修补因以色列和约而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破裂的外交关系，致使阿拉伯联盟组织再次将总部设在开罗，而在中东和平进程上，埃及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但在政治上，穆巴拉克始终一点也不肯放宽，而国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年轻一代却要求扩大公众参政的空间。可是，莫说扩大参政，连批评总统也会随时入狱。

快要离开开罗时，朋友告诉我，开罗美国大学教授易卜拉欣（Saad Eddine Ibrahim）就是因为撰写了一篇讽刺穆巴拉克的文章，并刊登在伦敦一份阿拉伯周报上，文中指称他有心扶植儿子为继任人，教授随即在开罗被情报单位带走，其后在国家安全法庭受审，被判七年徒刑，关在开罗的Tora监狱。这座监狱专门囚禁恐怖分子和反对穆巴拉克政府的死硬派。

穆巴拉克对反对声音还是很敏感，这是由于埃及的血腥历史，还是因为基本教义派的颠覆，又或是由于他的前任萨达特给暗杀而死？

或者，他可能只相信治乱世、用重典。对埃及而言，最重要的是稳定和经济成长。事实上，老百姓渐渐这样相信起来。你看，最强硬的“伊斯兰集团”领导人也得承认他们做错了。《开罗时报》的荷萨姆却不这样认为，至少“伊斯兰集团”里的少壮派绝不妥协。年长的过去了，年少的上场，他们对社会公义有一种幻灭的强烈感受，对政府的强硬手段要做出反弹。他们与年老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们未曾在监狱里受过长期的身心折磨，未曾在血腥斗争中完全倒下来。他们相信，一手《古兰经》，一手拿剑。“我想，他们很快便会分裂出来，一如当初穆斯林兄弟会有过的经验：年老的要温和，少壮的较激进。可是穆巴拉克对转趋温和派的兄弟会仍然虎视眈眈，对他而言，温和不代表没有危险性。”荷萨姆一语道破穆巴拉克政权不时追踪缉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原因。亲访兄弟会精神领袖阿荷迪比

我对兄弟会未来的发展很感兴趣，碰运气打了个电话给该会精神领袖阿荷迪比（El-Hodeibi），约他做专访。阿荷迪比有个手机号码，想不到他亲自接听。当我道明来意后，他倒也爽快，一口答应，没有问长问短，只吩咐我要穿长袖衣服，戴上头巾，见面时不可握手等，这是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老规矩。

放下电话，我竟然有一点失望。兄弟会作为现代伊斯兰主义的火车头、埃及世俗政权最大的威胁力量、发动暴力革命的始作俑者，并曾培养过不少震慑国际的风云人物，从“恐怖之父”亚辛、巴解领袖阿拉法特、本·拉登得力助手萨瓦里，到现在还受埃及当局严密监视的非法组织，我以为他们一定会神神秘秘的，专访时一定要先盘问记者，谁知连精神领袖也只是冷冷一句：“好吧！你后天上午十点准时来这里……”

这真令我有点意外。

阿荷迪比担心自已的英语表达能力不足以应付记者的问题，特别要求我带翻译前来，一问一答，更明白准确。

我又找来扎亚，他是埃及最古老大学阿兹哈尔大学的高材生，研习伊斯兰律法，是一位十分虔诚的穆斯林。我看得出他心地善良，总是惦记着家里的弟妹，他兼职做翻译，就是希望多赚点钱，供他弟弟上大学。

埃及人喜欢大家庭，人口膨胀是政府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目前仅次于阿尔及利亚，成为非洲人口第二多的国家。我曾在扎亚面前不经意地提到大家庭会增加经济负担，他随即很认真地响应说：“我有九个兄弟姊妹，但感觉很温馨，只要其中一个有困难，其余的兄弟姊妹就会想尽办法帮忙，那种大家扶持的骨肉之爱，是我生命的力量，我宁可少吃一点，也要维系这个大家庭……”“听说中国内地一胎化，香港也是以核心家庭为主，那你们有没有感到缺少了什么？”作者与穆斯林兄弟会精神领袖合影

我哑口无言，他说了一番再平常不过的话，但却使我坠入沉思。我们这些来自现代富裕世界的人，是否太过于以经济效益来衡量所有事物，包括亲情在内呢？我们指人家落后、有问题，总是想按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价别人，但我们对他们又了解多少？我本来是这样想：穷，还要生养众多，真愚昧。

就好像相约兄弟会的阿荷迪比时一样，有了先入为主的假设，到头来，事实总偏偏与我的假设相左。在前往兄弟会总部途中，扎亚细心为我讲解了一些伊斯兰词汇，希望访问时我能更明白阿荷迪比这位伊斯兰基本教义派领袖的谈话内容。我打从心里感激，这次可真找对了翻译呢！

兄弟会总部位于开罗市中心一个优雅高尚的住宅区，区内的楼房以白色为主，每户都建有美丽的阳台，鸟语花香，翻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埃及贫富极为悬殊，有钱的可能很有钱，你看，这里环境不错吧！”

不过，兄弟会的总部不算豪华，装潢洁净简约，入内要脱鞋。当天的访问是约好早上十点整，该会的工作人员正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一位秘书领我们走进阿荷迪比的办公室，阿荷迪比已经在那里等待了。这是位已届八十高龄的老人家，浓密白胡子，一脸愁容，眼睛疲倦得差点睁不开，但却大有来头。

阿荷迪比出身于法律世家，父亲哈辛·阿荷迪比（Hassan El-Hodeibi）原是开罗一位知名的地方法官，早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已活跃于埃及上流社会，与当时的政治人物十分熟稔，其中就包括兄弟会创始人班纳。班纳于1949年被暗杀后，大家即推举他接掌领导地位，并与后来成为埃及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纳赛尔并肩作战，积极推动埃及的独立运动。

阿荷迪比自小受父亲影响至深，长大后就跟随父亲研习法律，成为法官，并加入兄弟会，最后成为该会的精神领袖。访谈实录——阿荷迪比说：“我们不是恐怖分子！”

寒暄了一会后，我与阿荷迪比的访问正式展开。（记者：记；阿荷迪比：阿）

记：兄弟会自称非暴力组织，并在独立运动期间一直与纳赛尔并肩作战，但却于1954年10月策画暗杀纳赛尔……

阿（眉头深锁）：这是一次例外，牵涉到背叛伊斯兰的大是大非，同时兄弟会也感到被出卖了。有人想独揽大权，加害兄弟会，皇室余孽也想铲除我们，暗杀指控正好为有关方面提供最佳借口，向兄弟会进行镇压和扫荡。事实上，到现在这次暗杀背后的真相仍然不为人知，但有一点我必须向你声明：我们不是恐怖分子！

记：不过，埃及政府以至外界仍然视兄弟会为激进组织，一些脱离兄弟会的前会员甚至指控兄弟会为恐怖组织。

阿：很不幸我们一直没有机会与政府来一场对话，为自己进行辩护。

不能因为兄弟会有会员转投另外一些武装组织，便把这一笔账也算到我们头上来。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他们要做什么，我们无法控制，我们不能对所有自称的伊斯兰行动都负上责任。

我希望你明白，兄弟会的宗旨乃源自《古兰经》，我们未将任何一项宗旨推向极端。

我们只希望伊斯兰的法律能应用在宗教生活上，同时也应用于国家范畴上。事实上，我们反对暴力，主张容忍。理想何时实现，一切由真主判断。

记：可是，你们一直支持巴勒斯坦武装哈马斯……

阿：对，我们一直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要知道，当和平谈判变为无望，而我们的穆斯林兄弟生命受到威胁时，武力自卫成为必须的行动，这是一场圣战。我希望阿拉法特可以继续扮演斗士的角色，与哈马斯站在同一阵线，只可惜他没有这样做，导致自我灭亡，同时更间接协助了犹太人打击我们穆斯林兄弟的真正斗争。

记：哈马斯在以色列地区进行自杀炸弹袭击，无辜老百姓受到伤害，这是否违背了你们所相信的《古兰经》教诲？

阿：在埃及，我们指责一些以伊斯兰名义进行的暴力行为，但哈马斯的“殉道行动”完全不同。他们为国家而战，为穆斯林兄弟而战，这是我们宗教所容许的，所有真正伊斯兰学者也同意这种行为。

记：这是否有双重标准？

阿：不是，有些情况的确不同。

记：兄弟会如何资助哈马斯？

阿：兄弟会是为所有穆斯林兄弟而创建的，属下有世界各地组织会员和个别的穆斯林兄弟，他们都愿意为兄弟会奉献，然后我们再把资金转交给有需要的组织，但资助数目我无法告诉你。

记：这是否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组织，例如塔利班、阿盖达以及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游击组织？

阿：我已说过，我们会援助所有遵循伊斯兰律法的穆斯林兄弟。在克什米尔的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很清楚，联合国必须尽快通过决议，就克什米尔进行全民公投。

记：你们也援助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伊斯兰组织，但对后者的资助却不及前者多，为什么？

阿：波斯尼亚问题发生在前，当时我们还能在经济上做出支持，到了1990年代后期，在伊斯兰世界中有不少世俗政府开始限制我们及我们组织成员的募捐活动，甚至采取禁止措施，使得我们财政出现困难。

记：你如何看待兄弟会和伊斯兰的发展前景？

阿：我们正面临毁灭的边缘，要靠认真地斗争抵抗来自四面八方的毁灭力量。面对这样的时刻，穆斯林兄弟更应团结一致。

记：但自从“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大家对伊斯兰激进组织“另眼相看”，美国也认为他们正面对这些组织的破坏力量，你个人怎么评价“九一一”事件？

阿：这是一个大悲剧，反映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出现严重问题。事实上，有人乘机利用“九一一”事件加倍打击伊斯兰教徒。在埃及，兄弟会会员已多次受到无理逮捕，但我们会忍耐，在95%人口为伊斯兰信徒的埃及，兄弟会主张贯彻落实伊斯兰理念，为什么因此变成非法组织？我们不会就此解散，要知道，伊斯兰是充满生命力的。

谈到此，秘书进来，递上一份文件给阿荷迪比，他脸色一沉，原来刚得到消息，有50多位兄弟会成员被捕，包括有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等。政府似乎仍然致力于打击兄弟会内的知识阶层，理由是他们“密谋”掩饰兄弟会身份来参与各种不同的政治活动。

开罗记者闻风而至，兄弟会大厅聚集了20多位同业，电视台摄影师架好摄影机、亮起大光灯，等候阿荷迪比接受访问。

阿荷迪比忧心如焚，一边紧张地打了好几个电话，一边跟我道歉专访要提早结束，并表示希望我有机会再来开罗时详谈。我不好意思，唯有道别，匆匆离去。把历史长河装进记忆的背包里

扎亚说：“他很像一个慈祥的父亲，你认为呢？但他们却很坚持，眼中只有自己……”他试探着我对阿荷迪比的印象。的确，阿荷迪比在专访过程中不断叫助手为我添茶加水，又递上当地的蜜饯，问我是否适应埃及炎热的天气……

我实在还有很多问题，只可惜阿荷迪比在我访问他的第二年（2003年10月），因不知名的疾病去世。

在协议好的翻译费用（每天20美元）之外，我多放了20美元在信封里。扎亚很高兴，表示会用来为弟弟买一部迷你录音机，好让他在课堂上把老师所讲的内容录下来。

尼罗河畔上的游船又亮起彩灯来，舞娘继续扭动她们的腰臀，而旧城区伊斯兰开罗的颂祷声仍然响彻云霄。城中年轻男女穿起西式装束，在大都会开罗的商业区昂首阔步，出了商业区则可见到一身长袍的男子和披上黑纱的妇女。

从帝国到殖民宰割、传统与世俗的交战，埃及编织了一幅悲喜交集、血泪相缠的图画。“五埃镑一张法老王。”一位孩童在博物馆门前以颤抖的声音向我兜售麻布画。我买了一张，把埃及浪漫的、深邃的、悲情的、唏嘘的、激昂的历史，一一放到我的背包里。

十年人事几翻新。2011年再访埃及，人与事多变迁。当年的荷萨姆，如今竟已是著名的博客，2011年革命发源地解放广场的灵魂人物。我远远凝望着他，他在广场上与工人站在一起，他作出了他的选择。在他身上，我再次记起了那一句话：革命是乡愁。就好像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在祭祀时扭动着身体不断往上转，以求寻回与上天（理想世界）失落了的联系。附录一 西方与穆斯林兄弟会

有分析家把穆斯林兄弟会的迅速成长归功于班纳的组织技巧和个人魅力，但约翰·高文（John Coleman）在他的《欺瞒的外交》（Diplomacy By Deception）和史蒂芬·多里（Stephen Dorril）《MI6：伟大的英国情治单位之内幕》（MI6:Inside the Covert World of Her Majesty’s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班纳创会时只有二十二岁，即使有多大能力，也不可能在英国最核心的中东殖民地区发动如此庞大的运动，这明显获得英国殖民统治阶层的默许。因为，当埃及面临民族主义的冲击时，穆斯林兄弟会与英国殖民者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阿拉伯民族英雄兼社会主义者纳赛尔，还有背后支持他的苏联。

多里更揭露出英国情报组织与共济会合力鼓动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以对抗当时民族主义的兴起。

共济会（Freemasonry）于法国中世纪时出现，最初是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后来发展成为一个以吸引自由思想家、新教徒及反对教权者的组织，由于行事隐密，因此有人视之为秘密组织，其目的更被怀疑欲秘密支配世界。共济会曾活跃于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俄国革命、以色列复国等政治活动之中。

由于古埃及宗教文化对基督教影响甚深，加上第一次大战后埃及是英国在中东殖民的重要领土，与英国殖民者共同肩负霸权扩张任务的共济会，得以在埃及生存并根植于埃及的社会中。

其实，共济会早于拿破仑东征后便在埃及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更受埃及上层社会与知识分子的欢迎。很多有影响力的埃及人都是共济会的成员，这当然与埃及贵族知识阶层和英国殖民统治者之间的密切往来有关。

原本，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办人班纳也是共济会一员，现在听起来可能匪夷所思，但当时只不过为一种建立人际网络的手段，不算背叛伊斯兰，更何况兄弟会建会初期，看来也获得了共济会的支持，才得以迅速发展。

只不过，穆斯林兄弟会与共济会的蜜月期很快便结束，共济会到后期企图改造和支配伊斯兰成员而令他们纷纷退会，加上一股反殖民、反西方的第三世界潮流扑面而来，兄弟会逐渐深受这股情绪影响，拿着反殖民的大旗，高喊复兴伊斯兰的口号。

不说不知，被埃及政府称为大魔头的库特布（Sayyid Qutb），原来也是共济会成员，但他在美国走了一圈后，不断抨击美国阴暗的一面，与共济会渐行渐远，最后被埃及政府绞死。

随着库特布逝世后，西方力量利用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他们攻击埃及民族政府的秘密武器，也随之告终。

不过，在穆巴拉克倒台后，穆斯林兄弟会又被视为可抗衡埃及反美的世俗左派阵营。这阵营与埃及工运分子在解放广场气势如虹，大有工运与民运连成一气，挑战埃及既有的寡头资本主义垄断，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此时，兄弟会借势成立自由正义党，并迅速壮大，把反美世俗左派比下去。

穆斯林兄弟会能在后革命时代的埃及成为大赢家，不仅成为国会多数派，还把名声不算大的穆尔西捧上总统位置，就是依仗雄厚的资金才能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他们的资金从何而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是来自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卡塔尔。

那么，在中东地区作为美国最亲密盟友的沙特，为什么又去资助区内其他伊斯兰组织？其实沙特所支援的全是逊尼派，沙特要在中东地区培养一股强大的逊尼派政治力量，美国不反对，因为他们可以对抗伊朗和叙利亚的什叶派。

穆斯林兄弟会受沙特阿拉伯金援，而美国与沙特又是亲密盟友，这三角关系看来十分诡异。附录二 埃及大选，孕育阿拉伯之春？

2005年9月7日举行的埃及大选，总统穆巴拉克打开选举大门，让其他对手参与总统角逐，国际传媒对焦，认为是历史盛事。这是迟来的春天，或是这个春天仍然有寒意？埃及大选有人快乐有人愁，但至少对埃及而言，他们终于可以公开挑战在位长达24年的穆巴拉克总统。

在首都开罗，九位总统挑战者齐向穆巴拉克开炮，街道上贴满五花八门的选举宣传海报。

作为阿拉伯老大哥的埃及，穆巴拉克面对来自阿拉伯人民的压力，他要减压，首先当然要从选举做起，至少得增加自己的忍耐性，在长跑的道路上重新出发。既然要为再连任铺路，穆巴拉克岂能对选举采取放任政策；改革，毕竟是有限度的。

在一片歌颂的声音中，穆巴拉克继续控制不成比例的资源。至于总统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大部分为穆巴拉克所委任，而选举条例也排除了独立候选人参与的可能性。此外，穆巴拉克亦企图把穆斯林兄弟会排除在体制之外，但兄弟会却在2005年底的国会选举中打出漂亮的一仗。

无论如何，埃及人深知大选只是一场秀，但也算是向前走了一步。穆巴拉克宣布将取消实施多年的国家紧急法令，封锁的嘴巴终于有了可以透气的时候。

这可能还是一个透着寒意的春天，不过，大家深信仍然秃着的枝头还可以长出青绿的树叶来。

事实上，这场大选的确使得埃及反对力量萌牙。穆巴拉克在大选后，向另一参选人、自由党（El Glad Party）主席雅文·罗尔（Ayman Nour）秋后算账，罗尔被囚禁，使得反对派对穆巴拉克彻底失望，遂推动“受够了运动”，成为2011年埃及起义行动的启蒙种子。

第二章 以色列.巴勒斯坦：风暴在这里开始

从约旦到耶路撒冷

暴力是什么？身在巴以地区，我充分感受到，有形的，无形的。它如传说中的森林妖怪，如影追随，直教你终日难安。

事实上，被喻为中东核心冲突的巴以冲突，一直纠缠不休。即使以强硬态度见称的前以色列总理沙龙，因身体不适于2006年下台，但在接着一次的大选中，沙龙所属的鹰派利库德集团，其党魁内塔尼亚胡再度胜出。而巴勒斯坦亦在2006年民主选举中选出了激进组织哈马斯（Hamas），从此和平谈判胶着。

美国继续站在以色列那一边，而美国民主党奥巴马也不例外。他在2011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向巴勒斯坦立国方案投下反对票，高呼以色列是美国的朋友，他首先要确保以色列的安全，特别在阿拉伯人高唱革命的时候。

过去，当哈马斯为首等巴人激进组织开始广泛采取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手段，这种手段竟如传染病病菌般扩散至其他国家，相继仿效的个别人士或团体，相信这种极端暴力行径乃是他们心中仇恨的最佳出口，是让世人聆听他们政治诉求的最有效方式，同时亦是对恃强凌弱的西方霸权一种最悲壮的控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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