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全书（第九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姜忠喆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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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第九卷）试读：

曾国藩挺经新解（中）

·卷四·明强

“明强”法（上篇）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译文】“智、仁、勇”这三个达德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往今来，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常称之为英雄。英就是明啊。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精细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好比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比好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方面的学问。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居高位，天赋方面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如同捣击熟透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这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叫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实在太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份。【事典】

曾国藩无时无处不在强调这挺经中的明强大法，同治二年（1863）七月一日，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于要强。再者，我们正处在鼎盛的时候，属员在外，气焰嚣张，言语放肆，往往令人难以接近。我们如果一味强劲，不稍稍收敛抑制，那么属员仆从就会不闹出大祸不止。

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他出山不久向清廷伸手要权的事，就颇能代表他的明强品格。

大约从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出办团练至咸丰七年（1857）二月弃军奔丧，这是曾国藩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他事事草创，不断碰壁，客军虚悬，无权无位，兵微将寡，屡遭挫败，既无太多的事可做，也无太多的钱养士。而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来说，充任曾国藩幕僚，虽有风险承担，却无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可言。所以，所设办事机构较少，办事人员也不多。这一时期的军政办事机构主要有秘书处、营务处、审案局、发审局（所）、情报采编所。粮饷筹办机构主要有行营粮台、岳州转运局、汉口转运局、长沙后路粮台、南昌粮台和衡州劝捐总局、樟树镇劝捐总局、樟树镇饷盐总局及其所属分支机构。这一时期的幕僚多为至亲好友、亲朋子弟、降革人员和年轻有为的血性书生，如郭嵩焘、刘蓉、李元度、李瀚章、李沛苍、程桓生等。

咸丰七年（1857）二月四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在湖南湘乡原籍。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江西瑞州军营得到父亲的死耗后，哀毁悲痛之情无以自抑，“仆地欲绝”。十六日上《报丁父忧折》，不待清政府准假，就与曾国华从瑞州回籍奔丧。

按例军营大员父母丧亡，应该先行奏请开缺守制，得到朝廷批准后，才能回籍奔丧。曾国藩这次却不是这样，他上奏的时间是二月十六日，脱离军营奔丧回籍是二月二十一日，显而易见，他奔丧回籍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这种情况是少见的。但清政府念他犬马之劳，二月二十七日给曾国藩赏假三月，在籍治丧，发给治丧费四百两，以示恩宠，并命他于假满后仍回江西军营。然而，曾国藩要的是兵权，是部队，而不是虚荣。他在《谢恩折》中发牢骚说：“数载从戎，过多功寡……自愧调度之无方，兹又遽遭大故。自职离营，方忧惧之交深，欲陈情而悚息。”奏折中的“欲陈情而悚息”，在示意清政府，他暂时不准备回江西军营，其中有难言之隐。因而在奏折中要求开缺守制。但清政府仍然不准，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线督办军务，这便使他有些飘飘然、昏昏然起来，以为他与咸丰帝抬价、讲价的时机来到了。于是六月六日，曾国藩又上《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在这个奏折中，他和盘托出了他为什么不愿重回江西军营、要求开缺在籍守制的理由。奏折的要点是：

按照定例军营职位有空缺，先从在军人员拔补。我所带的湘军，多是招募来的湘勇，不仅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以上无缺可补，即如把总外委也不能递补实缺。武弁跟我出生入死数年，有的虽然保举至二品、三品职衔，而充当哨长者，仍领哨长薪饷，充当队目者，仍领队目薪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国家正规军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举之名，永不履任之实，长此以往，湘军弁勇，难免“长生觖望”。

言外之意：我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太少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虽居兵部堂官之位，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升迁罢免之权，责成督抚。督抚的喜怒，关系到州县官的荣辱进退。曾国藩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打交道，文武僚饷一事，诸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地方官从中阻挠。征收漕粮，百姓以浮收为苦。漕粮大事，循例由巡抚专主其事。身为客官，专办兵营军事，有劝捐扰民之实，而无能加惠百姓之事，“不敢越俎代谋，纵欲出一恺切说明之告示，以儆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信。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曾国藩从帮办湖南全省团练开始，就用木质关防，关防上所刻大字为“钦命帮办团练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五年（1855）八月秋补缺，又换“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自出征以来，得到皇上的命令，“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因此，外界讥嘲甚多，有人讥讽说“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有人指责说“不应称饮差”；有人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岁月既久，关防屡换，往往被人“疑为伪造”。部将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对盖有关之公文不予理会，甚者竟将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员关押，加以侮辱。如果现在再赴江西军营，又须改刻关防，则势必愈难取信于人。军营官兵立功受奖，咸丰六年（1856）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未领到。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专交曾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义如金石，迅速如雷霆，臣则势有所不能，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曾国藩仔细观察局势，认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曾国藩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抚的官位，并不仅仅为个人争地位，主要是为湘军争权利，争政治待遇。按照清朝的惯例，曾国藩带的兵如此之多，作战能力又远较八旗、绿营为强，立下的军功又如此之大，授予巡抚，功赏过薄，不足塞其欲壑，若授予总督，则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又为朝廷所不甘。而恰在此时，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自咸丰七年四月何桂清接替怡良为两江总督后，江南大营日有起色，正在进攻镇江，捷报频传。所以清廷便决定将长江上游战事责成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将下游战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与和春的身上。认为这样处理，定操胜算。因此，断然拒绝了曾国藩干预朝廷用人大政，并撤销了他兵部侍郎的职务，将他开缺在籍守制，削除了他的兵权。同时命署理湖北提督的杨岳斌总统外江水师，惠潮喜道彭玉麟协同调度。这样的结果，致使江西湘军很快陷入了涣散状态。后来，胡林翼虽然一度派李续宜等往江西统率湘军陆师，依然无济于事，而且李续宾、李续宜兄弟对清政府削除曾国藩的兵权也极为不满，心怀退志。

毫无疑问，曾国藩被削除兵权，瓦解了湘军的斗志，涣散了湘军的士气，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使江西湘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清军的力量在消衰下去。如果这时太平天国的内部不发生杨韦事变等一系列大的变故，就能用兵长江上游，重开湖北根据地。但是，咸丰七年翼王石达开已决心出走，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下降，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曾国藩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获得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七月，湘军第一员大将李续宾致书曾国藩说：一旦攻克九江后，“或则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忠公（胡林翼）不来，续宾何敢独行前往？虽有厚庵、杨岳斌、彭玉麟同志，而水陆路数不一，且不能咨商群帅，难言之情，愿先生有以教之。先生带我出山，仍当恳带我归里”。

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湘军是难以得心应手的。如1857年春，督办江西军务的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湘军诸将待以客帅之礼。因此福兴回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这期间，在家乡守制的曾国藩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反省调整期”。他和弟弟曾国华设立了家庙，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亲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几年从政、治军的得失，并回忆起父亲曾麟书的每一次教诲。

曾国藩自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每每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憧扰，不能摆脱”。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自曾国藩离开江西后，由于石达开的分裂出走，直接削弱了江西太平军的兵力与内部团结，因此，清政府方面的军事形势始有所好转，连续攻陷了瑞州、临江、九江、建昌、抚州。但当时，分布在江西的湘军派系很复杂，有王鑫遗部的张运兰等部、江忠源系统的刘长佑等部，另外还有曾国藩系湘军曾国荃、李元度、刘腾鹤等部。由于这些统兵将领，官位相埒，派系不同，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因此，这些派系各异的湘、楚军攻陷江西各府州县后，将予解散乎？抑或由谁统率？这是清政府亟待解决的第一个难题。

咸丰八年（1858）四月，湘军水陆师攻陷九江后，移师鄂东，准备“东征”，进犯太平天国安徽省根据地。而安徽方面，自石达开出走后，天王洪秀全将安徽省的军事责交给陈玉成。陈玉成以安庆为大本营，以攻为守，亲率所部数十万人，经常楔入鄂东，进攻黄梅、黄安、蕲州、麻城、罗田等县，其目的是“攻鄂保皖救浔”。陈玉成的军事攻势，使胡林翼指挥的湘、楚军备多而力分，特别是湘军水师，杨岳斌与彭玉麟不和，外江水师与内湖水师貌合神离，隐伏挫败的危机。

为此，胡林翼从鄂、赣军事全局出发，于咸丰七年（1857）九月二十六日上《起复水师统将以一事权并密陈进剿机宜疏》，试图借此敦促朝廷起用曾国藩。他奏陈说：目前小池口、湖口相继克复，早先陷入鄱阳湖的轻快水师已经冲入大江，与外江水师相会合。鄱阳湖水师前令道员彭玉麟统辖，与外江水师总统杨岳斌原无芥蒂。惟水师万余人，江面千里，“若无总统大员节制调度”，则号令不一，心力不齐，终必危殆；且李续宾、杨岳斌、彭玉麟等将领“严厉刚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将帅所能调遣”。杨岳斌、彭玉麟等经曾国藩“识拔于风尘之中，自湘潭出师以至今日，久已分为两部。在该军本无不和，而两营弁勇，即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势。是该镇、道势又不能互为统辖”。

胡林翼的话很明白，湘军水师行将分裂，湘军水、陆将领非曾国藩难以指挥自如。他在奏疏的结论中提出：若许曾国藩“移孝作忠”，视师九江，即日督带湘军水陆师会合楚军，将士一心，不难攻占九江，水陆东征安徽，直捣金陵。但清政府却批复说：“克敌制胜之策，该署抚与官文、都兴阿、杨载福（即杨岳斌）等尽可商办，正不必待曾国藩到楚方能定议。”清政府对曾国藩的猜忌已深，断然拒绝了胡林翼的请求。

李秀成击败江南大营后，曾国藩终于有机会出山了。因为八旗兵已不可用。同时，曾国藩、胡林翼并对清政府关于东南的人事布局做了一番揣测。胡林翼说：“江、浙为仓庾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则事权不属，功必不成。近十日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去，非此则不可去也。设涤帅去后，秋冬之间，贼必有三四十万大股并力西犯。”后来，曾国藩听说忠王李秀成略定苏常，惊呼：“苏常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东南大局决裂如此，不知尚有何术可以挽回……现奉寄谕，饬国藩往援苏、常，盖不知苏、常已失也。鄙意楚军刻不能救援下游，且当竭三省全力，御贼匪秋间之大举，如能于秋间两路大捷，然后有余力兼谋下游，目前实有不逮。”同时他对自己的出路，也做了一番猜测。他说：苏、常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东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军，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润帅移督两江，即余往视师苏州。二者苟有其一”，则进攻安徽的军事布局，不能不有所变更。“余则听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无所不可。”曾国藩、胡林翼迫切希望他们两人中能有一人出任两江总督，以扩大湘系地盘。

而在决定两江总督人选时，肃顺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肃顺平素喜揽名流，“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举人王闿运、高心夔辈皆出其门，采取言论，密以上陈”。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用人问题上，反对祁春圃、彭蕴章的观点，主张重用以胡林翼、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人物，“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之才略。”苏、常失陷后，何桂清以弃城获罪，咸丰帝欲用胡林翼总督两江。但肃顺说：“胡林翼在湖北举措尽善，未可挪动，不如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咸丰十年（1860）四月十三日，李秀成攻克苏州。十九日，清政府以曾国藩署两江总督，着统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复东南。七月上旬，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令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其节制。又将杨岳斌、彭玉麟统率的湘军水师拨归曾国藩节制调遣。

任命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南军务，对曾国藩与湘军将领鼓舞很大。胡林翼得到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的消息后，亦“气息为之一壮，耳目为之一明”。后来，胡林翼又得知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并实授为两江总督，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悉归其节制后，兴奋地说：“涤帅实授两江总督，殆如国相司马之气象。诚明之至，上感九阍，军气孔扬。”不过曾国藩总督两江后，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长期受压抑，现在总算熬出了头，得到了清政府的信任与重用，全军欢欣鼓舞，“或者数年抑塞之气，至是将畅然大舒乎”。忧的是太平军占有苏南，天京与苏、常联成一片，声势重振，力量倍增，杭州、皖南岌岌可危，东南大局“糜烂”，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无异要他火中取栗。他在家书中也道出了他的这种复杂心情。他说：“担此巨任，深以为惧。若如陆（陆建瀛）、何二公之前辙，则让我父母蒙受羞辱，即使兄弟子侄亦将为人看轻。祸福倚伏之机，竟不知有什么为可喜也。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但守一勤字，终日劳苦，以稍分圣上之忧。”在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吾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是他的绝对信条。他明知政治败坏，民不聊生，“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却无动于衷，仍然要一拼到底。【点评】

从出山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立定了一个志向：“一不要钱，二不怕死。”不要钱，就戒除了私心；不怕死，就断绝了后路。能做到这两点，就可称智且勇，一个人就会英气勃发，气吞山河，壮志凌云。

蔡锷认为，明强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急遽与持续之别。暴虎逢河，死而无悔，临难不苟，义不反顾，这是狭义的急遽的明强；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广义的持续的明强。

死，人人都怕，但天下确有不怕死的人，关键是要死得其所，胡林翼就曾说：“胆量人人都小，英雄只不过是平日胆小，临时胆大而已。”湘军是一支由文人组建起来的军队，而文人的特点就是思虑过多，贪生怕死。曾国藩想练就一支艰难百战的劲旅，就必须首先唤发出其将士的豪气与英姿。因此，他在挑选将官的时候，主要考察他是否明强，血性方刚。

北宋时期，王安石以“三不畏”的精神，锐意实行改革，也是明强的典型事例。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亲王益，任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在少年时代就喜好读书，诗书一经他过目便终身不忘，他作文章落笔如飞，初看他似乎漫不经心，写完后，读过的人都佩服他文章的精彩绝妙。王安石考中进士后，名列上等，任签书淮南判官职。按照旧制度的规定，任职期满，准许呈献文章请求投考馆阁的职位，但王安石却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到鄞县做了名知县，后调任舒州通判。当时文彦博做宰相，他以王安石淡于名利而向朝廷推荐，请求对他越级进用，以遏止追名逐利的风气。不久，朝廷让王安石参加馆阁职位的考试，他却谢绝应试。欧阳修推荐他为谏官，他也以祖母年老为由辞谢不任。后调他到江东担任提点刑狱，仁宗嘉右三年（1058），又入京任度主判官。

王安石的议论高深新奇，能以辨析和旁征博引来增强自己看法的说服力，他果敢地按自己的见解来处理问题，有慷慨奋行、矫正世风、改变世俗的志向。为此他向仁宗上了万言书，他认为，如今天下的财力日益困乏穷尽，风俗日益衰弱败坏，问题的症结在于不知道法规、不效法先王政令的缘故。效法先王的政令，主要是效法政令的主要精神。只有遵循它的主要精神，那么所推行的更改变革，才能被天下人认为合乎先王的政令而欣然接受。自古以来的太平治世，从未曾因财物的不充足而成为国家的忧患的。忧患倒在于治理财政没有把握它的规律。皇帝不能长久地依赖上天的厚赐，而要有一旦出现灾患的忧虑。但愿皇帝能明察朝中得过且过、因循守旧的弊病，明文诏令大臣，逐渐克服弊病，以期迎合当世变化的形势。这里所讲的一切，流于颓废、萎靡、世俗的人是不会说的，而议论朝政的人又以为是不切实际的老调重弹。后来王安石治理国家，他所执行的政策措施，大体上都根据如上所书。

王安石本是楚地的士子，在朝中并不知名，因为韩、吕二族是当时的世家大族，所以他想凭借他们的力量来取得别人的重视。于是就和韩绛、韩维兄弟，及吕公著加深交往，而这三人也着意称道赞扬他，王安石的声名开始显著起来。

神宗在颖王府时，韩维曾是他的记室，当他升为太子庶子时，又推荐王安石替代他任记室之职。这样，神宗很想见到王安石，于是他刚一即位，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回京师任翰林学士兼侍讲。一次，神宗问王安石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事是什么，王安石答道：“首先应该选择治理的方法。”皇帝说：“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为什么要以唐太宗为榜样呢？尧、舜的治国之道，极其简明而不繁复，极其扼要而不空泛，极其容易而不繁杂，但后世的学者不能全盘通晓，所以认为高不可及。”皇帝说：“你这可以说是以难题来要求我了，我感到自身渺小，恐怕无法与你的厚意相符了。你要全心全意辅佐我，希望我们能共同来完成这个事业。”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一日，神宗对他说：“很多人都不了解你，以为你只知道经学，不通晓世上实际事务。”王安石答道：“经学正是用来治理世上的实事的，但后世所谓讲经学的读书人，大抵都是平庸之辈，所以世俗都认为经学不可以施行到事务上！”神宗问：“那么最先施行的该是什么呢？”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规，这是眼下的当务之急。”神宗认为确是这样，于是设立了制置三司的条例司，任命王安石与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主持。王安石又令吕惠卿负责条例司的日常事务。不久，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陆续兴立，称为新法，王安石又先后派出提举官四十多人，将新法颁行于天下。

旧史评价说，王安石性格坚强刚愎，遇到事情不管可与否，都固执己见。在议论变法时，在朝廷百官全部持不可变法观点情况下，王安石附会经义，提出了自己的各种主张，辩论起来动辄数百言，众人皆不能使他屈服。他甚至说：“天变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顾忌忧虑。”这段话显然有失公允，但也透视出王安石性格中的刚烈之风。

“明强”（中篇）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译文】

至于要担当大事，应该尽心在明强两个字上。《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最主要的就是要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坚强的变坚强。所有的事，没有志气不做，不坚定就做不好，即使是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这四个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自古以来，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别人，也说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之气。只是好几万人被困在坚固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销磨锐气。老弟能保持数万人的刚强士气，长时间不致销磨折损，这正是老弟过人之处，更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事典】

曾国藩对所认定之事，颇有倔强之劲儿，九牛拉不回，即使皇帝的诏令也敢违抗。他拒绝鲍超北上勤王，便是《挺经》明强法中最显著的事例。

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逼近京城时，蒙古兵及八旗绿营均连战皆败；上谕调鲍超率勇北上归胜保统带效力，但曾国藩经再三考虑，遂以鲍超未能赴援，另请用他或胡林翼率部入卫复奏说：

窃计自徽州到京，五千余里，步队趱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机，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鲍超若于十一月抵京，殊恐缓不济急，若逆夷凶顽，犹豫相持，果至数月之久，则楚军入援，岂可仅以鲍超应诏？！……如蒙圣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督师北向，护卫京畿，则人数稍多，裨益较大，惟臣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胡林翼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等该夷就抚之后，仍可率师南旋，再图恢复皖吴，臣等虽均有封疆之责，而臣国藩本未接印，胡林翼尚有督臣经理，皆无交卸事件，一经派出，数日即可就道，……

按此折是九月初六日封发，所谓“督师北向，护卫京师”，实在是一步以进为退的妙招。曾国藩九月十四日寄其弟曾国荃的家书中说：“安庆决计不撤围，江西决计宜保守，此外或弃或取，或抽或补，合众人之心思共谋之，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胡林翼）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问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著，有济无济，听之可也”！

由此可见其心目中轻重缓急，分别极为显明。胡林翼在寄曾国藩的书中也曾说：“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计较；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入方册，吾为此惧，公其远谋”，又寄左宗棠书曰：“如涤丈或不北援，而南岸尚须添兵，公或北援，南岸无调度之大员，万不得已之计，与其谋新兵而不能战，又苦饷竭，则不如撤安庆之围师，尚是旧伍可用，惟沅公不愿坠弃前功，此则须涤丈与公与希庵公商会议，乃可决断，林翼不容有所适莫，又兵事本无万全之策，谋万全者，必无一全，……凡将帅之是非，朝臣之疑谤，均可一笑付之，而士论民情，却宜顾念，……公且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

九月二十日，诏止鲍超军北上，因英法和约签字，联军将离京师，于是曾国藩遂得免“摊牌”，而鲍超一介武夫，出身行伍，有勇无谋，对曾国藩的用心，不能了解，反以为失去一次猎取功名的大好机会，颇有怨愤语言。胡林翼闻之，特寄书告诫说：

九月二十五日，涤帅奉旨，因某帅奏调弟军北援，奉严旨饬令鲍超迅速北上，交胜保管带。涤帅与兄深知其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弟以一协标兵，受涤帅之知遇，一年拔至守备加都司，此次以旧率归旧部，岂忍萌生妄念……手此缕缕训弟，皆一片良心之言，千古药石之言，弟可熟读莫忘，仍不可与他人见也，……

胡林翼十分了解曾国藩的苦心，而“胜保忮贪”之说亦见于胡林翼写给他人书信中：“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以胜闻”。“胜保在蒋坝，残败不能复军，山东人向呼此公为‘败保’，盖其治军，如郑公子所谓‘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者矣”。喻胜保为“败保”，可谓刻画入微。

然而在咸丰十年（1860），此“败保”却为朝廷倚作长城，后又供慈禧驱使，为辛酉政变的后盾。他在慈禧心目中的份量，实相当于戊戌政变时的荣禄。而湘军人物对其品评如此，鲍超也为此怨愤甚久，胜保自然也早有耳闻，甚或挑拨离间进行蛊惑亦情理之常。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初八日胡林翼寄曾国藩函说：“春霆前月杪，忽至太湖，省林翼之病，惊骇之余，颇作儿女态，林翼责以严词，催令速行驰援”，可见鲍超的意气未尝平息。

其后胡林翼病殁，故曾国藩于历陈胡林翼忠勤勋绩折内说：“……鲍超等，胡林翼均以国士相待，倾身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季之欢”，“外省盛传楚帅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之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此臣所自愧昔时之不逮，而又扰后此之难继者也”，而鲍超骁勇善战，实为诸将冠，故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初九日，曾国藩奏请将鲍超补授提督实缺，以亟求安慰其心理。但至同治三年（1864）五月尚未能得提督实缺，不过署任而已，鲍超心中仍不免失望，遂数以请假回籍葬母为辞。但其后一月，金陵即攻陷，鲍超因逗留乡里逾年未返，而四年三月其部下竟以叛变闻。

当时，京师正因编修蔡寿祺上奏弹劾曾国藩等湘军人物且并及恭王，掀起大政潮——曾国藩大用始于肃顺，而垂帘以后，恭王主政，并不因此而黜曾国藩，且乘势益加倚重，恩礼逾乎往日，以示诚信，内外相维，故能成金陵之克；然事定之后，慈禧竟以为可坐致康乐之境，既渐压恭王之揽权主政，而满员旗将又久嫉湘军人物之独擅军旅，鄙视旗兵绿营——蔡寿祺曾佐胜保幕，与旗将颇多友好，故不惜迎其所好，连上两疏痛诟曾国藩等，主题虽在恭王，而疏中一再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自金陵克复后，草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气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逆氛尚炽，军务何曾告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等语句，其意仍在讥刺曾国藩，确有一石两鸟，使恭王、曾国藩并去之阴谋；而太后藉此将两疏并交廷臣会议，宣布恭王罪过，口谕中又有“王植党擅政”一语，若与蔡疏并观，则所谓“植党”之意殊为显明，是慈禧心目中亦早已不满于内轻外重之现象，欲乘势收回天下兵马权。

然廷臣会议，避重就轻，致使曾国藩在此政海空前的大波澜中未受何影响，而蔡折的主要作用，实隐伏满人亟欲夺回军权的企图，今竟未能如愿，阴谋者当然不肯罢休。咸丰十年（1860）秋，胜保请调鲍超北援时，胡林翼寄曾国藩书即有“恐有挟君命以谋夺楚兵者”之语，其后霆营始终以非湘军嫡系自视，故此次叛变，若仅以闹饷为由，恐不免有人借题发挥。因此曾国藩奏中所谓“是否别有情节，尚须详细访查”，恐怕其与京师政潮内外相呼应不便明言。

在此情势下，曾国藩忧惧惶恐的心情，乃前所未有，当时其手书日记有云：

三月十七日，接奉初六日廷寄一道，首行无议政王之衔，为之大诧！与幕中诸友叹讶良久……傍夕至后楼与纪泽一谈时事。

三月二十八日，开船赴焦山，是日早间阅京报，见三月八日革恭亲王差使谕旨，有目无君上诸多兵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读之寒心惴怵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二更三点睡，不甚成寐。

四月初三日，早饭后开船行二十余里，至中关登岸，入张仙舫盐局一谈，旋至雪琴船上言及国事与渠家事，欷虚欠久之，渠旋作别回裕溪口，余亦回省，午初进城。

四月初五日，是日见京信一件，言及近事颇详，又见三月十六日谕旨：恭王复入总理衙门，读之感叹良久。

四月二十一日，是日接廷寄：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李少泉伯之上加肃毅二字，日内正以时事日非，悚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

四月二十二日，见客：雪琴、荫亭、眉生三起，坐甚久……中饭后倦甚，余因三月初八之事及霆营之变，怛然寡欢，因再与方元徵围棋三局，天晴日永，下半天未治一事，近年无如此之懒惰者。

四月二十七日，阅本日文件，见段培元席研香禀，知娄云庆所辖霆营于初九日在上杭忽叛，十分焦灼，不知所措，绕至彷徨，无以为计，与方元微围棋二局。

四月廿八日，是日阅京报：四月十六日恭王复充军机大臣。对娄云庆禀：其军因饥滋事，尚不十分决裂，为之少慰，然霆营之病已成，不知何日得了，实有无穷之忧。

五月初一日，拟作一告示，解散霆营叛卒，经营良久未得下笔。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京师政潮特别敏感，初见廷寄无议政王之衔名，即“为之大诧”，继奉谕旨，更“读之寒心惴怵之至”，且“竟日忡忡，如不自克”。正伤兔死狐悲之即，又传来霆营之变，使曾国藩处境进退维谷，实百千倍于祁门之围。

其后，奕劻重入军机处，清廷命曾国藩至淮扬督师，命李鸿章署江督。曾国藩再三请辞，但言语过露，使宫廷亦不免有所疑虑。故七月初九日上谕说：

曾国藩身任统帅，责无旁贷，前经叠谕大臣筹拨一军，兼顾晋省，并令刘铭传等军，驰赴豫省北路，绕出贼前，防贼窜扰秦晋之路，又令派拨马队驰赴豫省助剿，复以贼去徐郡甚远，令该大臣酌量前进驻扎，乃该大臣日久迄无奏报，于近来皖豫情形，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陈奏，历次所奏谕旨，亦未答复，实属疲玩因循，若欲藉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

这是五六年来第一次对曾国藩的严辞厉色，可见谗言及于深宫，而曾国藩镇静处之，复奏说：

节制三省之命，臣三次具疏固辞，未蒙谕允，以臣赋性愚钝，即一省已难专任，然臣受恩深重，虽数省也当通筹……今皇上饬臣兼顾晋省，已在节制三省之外，而外间望治之心，责臣之词，尚不止于晋省，一似三路之前截后追，为防为剿者，皆臣军应办之事，臣何以堪此重任？又何能当此重咎！以僧格林沁之贤，忠可以泣鬼神，勇可以回山岳，办捻五年，尚未成功，今捻匪之马匹愈多，而时论之视贼愈轻，一似数月期年，可望肃清，臣又安能奏此速效？至臣处奏报之稀，曾于同治元年二月初六日复奏一次，一则不轻奏谣传之言，一则不轻奏未定之事，一则不轻奏预计之说，仰蒙圣训称许，数年以来，不改此度，兹奏严旨诘责，惶愧无地，若欲藉此获咎，以卸仔肩，则臣生平所志所学，断不肯如此取巧！

坦白恳挚之中极现棱棱骨气，确为曾国藩素喜谈论之挺经最佳实例。

据载，拒绝鲍超军北上“勤王”，是李鸿章的主意。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

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点评】

做官就是要讲求明强，能处理很多麻烦事。

所以做官要讲明强，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朋友告诫曾国藩：“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能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同治三年，曾国藩率部队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贸进，最终匆匆散去。

身居高位，权力和地位炙手可热，不知有多少人伸手试火，搭进了身家性命。

曾国藩做了很多年的高官，深知个中三味，他以为居高位之道，大约有三个方面：

不与，也就是不参与。处高位的人往往喜欢参与，显示自己的权威，或者显示自己的才能，或者显示自己的存在，似乎自己无所不能；每一工种，每一行当，都要出面讲讲话，做做文章。他不知道自己做多了，他人就做得少了；自己的才能太显露，他人的才能就发挥得少了。他做领导不是要和他人比试才能，而是要让他人发挥才能，《尚书》说，对司法方面的事，不要越俎代疱，要让有关的官员去治理。曾国藩引用《论语》的话：“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他解释说：这好像说的与自己毫无关系啊！

不终，也就是不善终。古人说：“日慎一日，而恐高位不终。”为什么一天比一天谨慎，不就是怕不得善终吗？曾国藩感叹道：“居高履危而能善终者鲜矣。”林则徐也喟然长叹：“做官不易，做大官更不易。地位益高，生命亦危。”一般人只看到了身居高位的人处于花团锦簇之中，而没有看到他们正处于荆棘、陷阱和泥淖之中，他们正处于各种矛盾漩涡的中心，稍有不慎，就会遭遇杀身之祸。即使没有杀身之祸，倘若官做得越久，那么他的弱点就暴露得越充分，他被天下所耻笑的把柄也就越多。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曾国藩说：“处大权大位者，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终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明强，用曾国荃的话说，是尽人力而听天命，带有“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味道。明强致远，不可为而为之，这不能不说到尽人皆知的诸葛亮。

诸葛亮初时在襄阳城西南二十里处的卧龙岗，隐居隆中，躬耕田野，博览群书，静观时势。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刘备在屡遭挫折之后，率军驻屯新野期间，经徐庶推荐，亲到隆中“三顾茅庐”，求教于诸葛亮。当时诸葛亮年仅26岁，但才识渊博，明强致远。他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向刘备分析了当时天下形势，指出了曹操、孙权之所以强盛，刘表、刘璋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提出了统一全国的政治路线，以及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他明确主张：必须明强击弱，先取荆、益，建立根据地，进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时机成熟，两路出兵北伐曹魏，图取中原，最后统一全国。刘备听了他的主张，茅塞顿开，欣然接受，并恭迎诸葛亮至军中筹划军机。

曹操占领荆州以后，率得胜之师，水陆并进。诸葛亮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清楚地意识到曹操的意图是要一举而消灭孙刘两个集团，并吞江南。因此，他认为孙刘两方只有结成联盟，才有可能抗击曹操。为了迅速促成联合，为了坚定孙权的决心，诸葛亮冷静分析了将要鏖战的双方态度。指出：“曹军虽多，貌似强大，但长途跋涉，远来疲惫，已成强弩之末；况且，曹军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战，而荆州之众乃迫于兵威，并未心服。所以，如果将军能够命猛将带领几万军队与刘豫州协同作战，那就肯定能够击败曹军。而曹军一败，必定北撤；这样，鼎足三分的形势也就形成了。因此成败的关键，就在目前。”孙权听了诸葛亮对形势的分析及预测，十分信服，坚定了抗击曹操的决心。于是，立即命周瑜率水军3万随诸葛亮与刘备军会合，并力抗曹。

是年十月，孙、刘大军溯江进发，与曹军会于赤壁（在今湖北省嘉鱼东北）。诸葛亮、周瑜利用曹军远来疲惫，疾疫流行，不习水战，后方不够稳定的诸多弱点，确定了水攻曹军、出奇制胜的作战方针，首先歼灭曹操水师，然后水陆并进，率快速部队趁势冲杀，大破曹军。接着诸葛亮又协助刘备收复江南，据有荆州大部地区和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取得了立足之地。

刘备病故后，魏、吴陈兵边境，南方部族发生叛乱，蜀汉的形势又趋于紧张。诸葛亮为了巩固蜀汉政权，确定了对外坚持与吴修好，结为唇齿，对内部叛乱坚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战略。他首先派大将赵云、马超和魏延率军加强北部边境的守备；同时派人迅速修复与吴国的和好关系。在外部形势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诸葛亮则亲率大军南流泸水，深入云贵，进行南征。他采取政治和军事双管齐下的策略，平定了蜀南诸郡，降伏了西南“夷”族领袖孟获，使这些地区成为蜀国比较巩固的后方。

诸葛亮在平定南方以后，集中主要精力整顿蜀国的内政。他立法定律，整训军旅。主张减兵省将，精练能战，法令明，赏罚信。经整顿，士卒为之用命，赴险而不顾。就连敌手司马懿也不得不称赞诸葛亮是善于治军的“天下奇才”。

北伐曹魏，完成统一，是诸葛亮多年的夙愿。当蜀汉政治稳定，“兵甲已足”以后，诸葛亮决心“亲率三军，北定中原”。从建兴六年（228）起，诸葛亮曾先后北率蜀军五出祁山，北攻曹魏，但均因碰上了强劲对手司马懿而屡战不克，无功而返。建兴十二年（234）八月，积劳成疾的诸葛亮不幸病死于五丈原军营之中，终年五十四岁。

诸葛亮这个明强致远的伟大人物，让历史上多少明强的来者羡叹不已！

“明强”（下篇）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迎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译文】

凡是强盛的国家，必须得到很多贤良的群臣百官相辅佐；家庭的强盛，必须多出贤良的子弟。这也关系到天命，不全由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强弱，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集思广义而使他满足，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能屈能伸一样。只有实践曾、孟与孔子告诉仲由的强胜的道理，才稍微可以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弱，则有因为强壮而迅速兴旺，也有因为强壮而惨败。古往今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不可一世，而他们的灾难与失败也显然不同寻常。近代如陆、何、肃、陈也都是早就知道自己胆力过人，而他们都不能保持到最终。所以我们在不如人的地方、需要自修的地方，谋求比别人强胜才好，在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比人强胜就不好。福益在外面，假如专门在胜人处逞强，他的这种强胜到底怎样还不得而知。即使他终身都强壮能横行乡里安稳度日，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事典】

曾国藩一再强调“强”字自“明”出。在智慧处求强，在自修处求强，这样才能使人坚挺地挺进。他始终主张持之以恒，绝不灰心泄气，绝不矫揉造作，一如既往。然而在功名渐盛、地位渐高的时候，则其势不同，就需要持盈保泰，恬退谦谨了。他虽说“亦渐老于事，锋芒钝矣”，实则故乐谦德，“喜闻迂直之言”，而以贞固自守。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三日《致九弟书》云：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彼从丁已（咸丰七年，1857）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通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又同年三月初二日书云：

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想心绪益觉难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贞），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元），庶几可挽回一二乎？“悔”“硬”二字诀，是国藩立身处世思想之化境。照一般的解释，总以为曾国藩悔悟其往日强矫之非，而毋认柔道行之了。其实是他“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和“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对立一致之合。悔是“悟”的意思，“明”的意思，觉悟出真道的微妙处，知“自己全无本领”，正见得自己“本领甚大”。“能立”、“能达”、“不怨不尤”，方刚柔体用之极致。曾国藩还说他兄弟不明白悔字的奥妙，而趋于消极，乃用一硬字诀的“挺”字来救济。梁启超先生所谓：“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龙梦荪先生所谓：“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阴，亦不足以夺其志”，都见出一个硬字来。故曾国藩晚年，仍谓：“‘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又说他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好处是天性“倔强”。他虽衰老，“亦勃常有不可遏之候”。这正是以挺（强硬）为体，以柔（廉悔）为用，合禹墨老庄为一途，以成中庸之道。一般人都不明白这种道理，所以对于曾国藩的思想常有不甚正确的推论。如《水窗春呓》说：

文正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先儒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朝训诂诸书，而不以来人注经为然。在京宦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

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而奔丧回籍，朝议颇不谓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以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曹镜初诊之，言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诸语。故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云云，道出此老心事。盖文正曾说：“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矣。

后人根据此说，也认为他的思想有好几次转变。平心而论，他的思想，始终没有转变，所谓“三变”者，乃其写字、治学、立身、处世因时世而措之宜，所谓“执两用中”而已。他的思想中心总不离乎孔子的“中庸”之道，“经世”之学，所以能合道文而为一，尽博深之能事，刚柔明强，老墨并用，综为大成之礼学，兼具圣王之事业，这种伟大的成就，岂是偶然的！倘使不明他的思想体系，则枝节浮蔓之论，哪能够“道出此老心事”呢？

曾国藩在进攻太平军时，曾亲自率领在衡州组建的水师东征，想一举消灭太平军。不料，因刚训练出来的湘军水师作战不力，在岳州、平江、湘潭等地，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后来，还带领在长沙的水师五个营晚上偷袭靖港，亦吃了败仗，几乎全军覆灭。

以往，曾国藩曾多次讥笑清廷绿营兵不能打仗，如今看到自己组建的湘军也屡战屡败，感到“无脸见江东，一气之下，在船上滚入江中，想一死了之。”幸身边的人发觉，才把他打捞上来，护送回长沙大营。

在长沙，曾国藩灰心丧气，几天不吃不喝，弄得满城风雨。无论官场还是社会上，有冷言冷语、幸灾乐祸的，有向上告状、请求参劾曾国藩的，还有认为湘军不能作战，主张解散另建的。曾国藩听到这种种舆论，坐立不安，既有几分不服气，又有几分羞愧。

正在心灰意冷之时，曾国藩接到了父亲曾麟书的手谕，训导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不能退”。在其父的勉励下，曾国藩提高了勇气，他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禀报在籍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其幕僚对岳州、湘潭几战，如实地写成“屡战屡败”。曾国藩阅得此禀报，似乎说自己太无能了，便接过笔去，改为“屡败屡战”。一字之改，被动变主动，消极转为积极，“败不馁”之气魄跃然纸上。皇上看了，对曾国藩虽未获胜，但仍表示满意，督令再战。

据说，曾国藩为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在向湖北进发时，还立下誓言，嘱弟在家代为准备棺材，不获全胜，誓不生还。后来曾国藩在湖北武昌、汉阳连续打了几战，都获胜利。其幕僚便将他家备好棺材，决一死战的情况，写入了奏折，曾国藩看了，又将“备棺在家”改成了“带棺出征”，更表其决心。

咸丰皇帝看了这一奏折，对曾国藩忠君的决心倍加赞赏，原赏给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后又收回，改赏给兵部侍郎衔，并催令迅速东下，进剿太平军。【点评】

曾国藩常以“明强”之法，用以修炼自己，因此他遇到困难时多半都能挺性十足。

而在湘军营中，他也以“明强”之法砥砺全体将士，使得将校相和，重信义，共患难，打胜了相互不争功，打败了则相互援救。曾国藩在致江忠源书中，曾经论及将校士兵背离不和的弊病，因此他命将出师之时，教导将士们以此为诫。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藩虽非将才，然而他能够审时度势，深谋远虑，从不求一时之功，从不轻举妄动。因此，曾国藩的“明强”之法值得人称道。

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是明智之举了。

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人为地陷入到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自修处求强呢？此时你追求的不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的矛盾，因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强烈地征服自我，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进。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美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在曾国藩看来，明智的人在于好德，诚实的人，在于不自欺欺人。所以天下至诚的人，也就是天下至虚的人。在历史上，这种人是很多的，刘秀就是其中一个。

东汉王朝的建立者，汉光武帝刘秀，从小为人谨慎宽厚，勤于稼穑，似乎没有多大抱负，而其兄刘演则性格刚毅，好行侠养士，素有大志。王莽天凤年间（公元14—19年），刘秀来到长安，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学习《尚书》，能通大义，并从此立下了“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的志向（执金吾是统领北军八校尉的中尉，内卫京师，外备征战，车骑甚盛，十分威武；而阴丽华则是南阳新野姿貌出众的美人）。

王莽末年，天下连闹蝗灾，盗贼蜂起，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南阳发生饥荒，各家宾客大多铤而走险，走上偷盗劫掠的道路。刘演宾客也不例外，刘秀因此而受牵连，为避官吏追捕而不得不隐匿到新野，顺便在宛城出售粮食。当时社会上流行“图谶”的宗教迷信，宛城一个叫李守的人对其儿子李通说：“刘氏即将再次兴盛起来，李氏必将为其辅佐。”他们认为这“刘氏”将应在刘演、刘秀兄弟身上，于是极力鼓动刘氏兄弟起兵反莽。刘秀起初不敢答应，但一想哥哥刘演一向结交无业游民，必将发动起义，况且王莽政权败亡征兆已十分明显，于是与李通等人定下大计，暗中购置兵刃弩箭，准备起兵。是年十月，刘演依照刘秀与李通等人约定的起兵时间，正式提出“复高祖之业”的口号，亲自发动春陵（今湖北枣阳县东）子弟起兵。这时，刘秀仅二十八岁。

刘演、刘秀兄弟在称帝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各路将领为了要扩大队伍，增加号召力，认为应立一刘氏宗室作皇帝，他们看中了生性懦弱、又无兵权、便于控制的刘玄，让他即皇帝位，建立“更始”政权。在攻克宛城和昆阳之战中，刘演和刘秀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起义军中声威大震。刘演虽然没有公开争夺皇帝的宝座，他的部将却都为他没能当上皇帝而愤愤不平。因而在刘玄称帝时，刘稷就气愤地说：“此次起兵图谋复汉大事的，本是刘演、刘秀兄弟，今天称帝的这位可又干了些什么？”刘玄因此怀恨在心，任刘稷为抗威将军，以示惩戒。刘稷不肯受命，刘玄即下令逮捕。当要诛杀刘稷时，刘演站出来表示反对，并为之争辩。一些嫉贤妒能的将领早就主张除掉刘演，这时趁机劝刘玄杀刘演，正中刘玄下怀。于是，刘演与刘稷同一天惨遭杀害。

当消息传到刘秀耳中时，尽管他内心悲愤异常，但表面上却显得异常镇定。他清楚地知道，此时自己只要稍有闪失，就会遭致杀身之祸。于是，他立即前去朝见更始帝，向他连连谢罪。而对于自己在昆阳所立的战功，却从来不向别人提起。他也不为刘演服丧，吃喝谈笑一如往常，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杀兄之事一样。刘秀的泰然神情，终于使更始帝等人解除了猜忌，也使得更始帝也觉得对不起刘氏兄弟，便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终于避免了杀身之祸。三个月后，刘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到了河北，镇慰州郡，罗致人才，招兵买马，开始了统一中国的事业。

刘秀曾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术。”他对臣属很少以刑杀立威。刘秀领兵攻下邯郸，杀死守将王郎以后，缴获了不少文件，其中有几千封刘秀部下给王郎的书信。这些人怕刘秀为此惩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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