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常福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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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文化底蕴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可见，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其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以及人民幸福。
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从来就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把我们人类看作自然世界的和谐组成部分。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大力弘扬，我们要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我们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梦想。
因此，美丽中国不仅表现在江山如此多娇方面，更表现在丰富的大美文化内涵方面。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之魂，二者完美地结合，铸就了真正的美丽中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最辉煌最灿烂的中华文明。
五千年来，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广博性，并充分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神奇的文化奇观。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根和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建设更加优秀的新的中华文化，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
总之，要建设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宏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与文化风采，让美丽中国更加辉煌出彩。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丛书。主要包括万里锦绣河山、悠久文明历史、独特地域风采、深厚建筑古蕴、名胜古迹奇观、珍贵物宝天华、博大精深汉语、千秋辉煌美术、绝美歌舞戏剧、淳朴民风习俗等，充分显示了美丽中国的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丛书唯美展现，美不胜收，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雅，具有很强可读性、欣赏性和知识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感受到美丽中国丰富内涵的方方面面，能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梦想。
起源嬗变
人类最早的陶器塑造，是进入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产物。它是伴随原始农业和定居生活的需要，在劳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出现的。
我国原始雕塑的萌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石器时代，先民们在制作石器过程中，融会进了自己的审美意识，其中，“石之美者”的玉石更成为人们雕刻的主要材料。更引人注目的是陶塑艺术。陶器的使用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人们在陶器制作中，创造出无数精美的艺术品。
夏代晚期和商周，青铜成为雕刻艺术的主流，中原地区的各种礼器以及四川等地的青铜立体雕塑都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
原始时代玉石和陶的雕塑
我国最早的雕刻，应是属于原始先民生活时期的石器。由于生活需要，石器的形式逐渐增多，石块和石片被修整为不同样式的劳动工具。
在山顶洞人时代，已能利用骨、角雕磨成渔猎或其他工具，有的还在上面刻出各种对称的或交叉的线纹，更能利用兽牙、贝壳或砾石块进行雕磨、钻孔，穿连成串，制为非实用的装饰品，这说明人类当时已有能力提出并达到美化生活的要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的手的运用更为灵巧，按用途需要，把石块或石片磨制成刀、斧、凿、锛，铲、纺轮、箭镞等工具或武器。
从雕塑工艺的意义说，这些石器虽属实用品，但其性质已接近于雕塑艺术制作。特别在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曾发现有单纯用为装饰的玉、石、象牙雕刻。
如在陕西临潼姜寨属于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发现有玉雕耳坠，在山东宁阳大汶口、浙江杭县良渚和余姚河姆渡等文化遗址中，曾发现雕刻细致的玉环、玉璜、玉璧和象牙雕刻的小杯、琮筒、双凤纹饰片等实用器皿或装饰品。在甘肃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墓葬中，也曾发现有玉璧。
这些雕刻物，从设计能力和雕磨工艺看，比之山顶洞人时代显然已有很大进步。
大约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还群居在深山密林的石洞中，过着捕猎采果的生活。但是，山上的猎物和野果日益满足不了他们的生活需要，他们便慢慢地走出了深山。
有个叫陶的部落首领，他带领人们逐水草而牧，逐水草而居，来到了黄河边。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黄土高原和黄河冲积平原，土质疏松，十分肥沃。人们就开始在这里种植粟了，于是开创了原始的农耕文明。
粟秋收后需要晒干，更需要储存起来。陶就利用这里黄河边得天独厚的优势，利用当地独特的黏性黄土，捏制了泥做的储器晒干后来用。
有一次泥做的储器被火烧了，陶却发现这些被火烧过的储器比原来坚硬得多了，也不容易碎了，且敲起来清脆悦耳，尤其是放在穴里烧过的更好。
于是，陶就带领人们掘洞建窑，烧制这种坚硬的储物器。这种储物器非常实用，不仅能够储存粟，人们还用它来熬小米粥。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陶的功绩，就把这种器物称作陶器。
陶器既然是为了改进人类生活而制作，因而为不同的需要，产生了各种不同祥式和用途的器物，如盛食物的钵、碗，煮食物的釜、鼎，盛水的壶、罐和用于洗濯的盂、盆等，不仅种类和样式繁多，而且在器物造型上，因地区习尚之异，又各有不同。
在适合于实用的同时，塑作者结合对自然物各种形象的观察体验，多方面地重视美的造型，这就为独立的雕塑艺术创作开创了良好的基础。突出的如江苏淮安青莲岗发现的一件高足盆，那种三足挺立的坚实造型，使人感到它已具有某些雕塑艺术的独特形象。
一般的陶器，多施有纹彩，除彩画的称为“彩陶”外，其他多属于雕塑性质的纹饰。如绳纹、篮纹、席纹、指压纹或竹木签刻画纹等。另外还有用镂空、钻孔等组成的花纹。虽然样式简单，但应是使用陶泥以从事雕塑的一个开端。
我国原始社会的彩画陶器，以甘肃境内洮河流域最多，而在陶器上进行镂空、钻孔、组成花纹者，则以山东境内泗水、大汶河流域较多，如山东邹县的新石器遗址中，不仅有各种类型的陶器，而且还有镂孔的陶豆、高足杯，雕镂细致精巧，为后来的镂瓷工艺奠定了基础。
陶器的出现，才真正有了成形的雕塑，先是象形的陶器皿，如山东宁阳县大汶口和胶县三里河的猪形，狗形鬲，陕西华县的鹰形杯和武功的鸟、龟形壶等，都是运用艺术手法，把当时生活中最常见的鸟、兽形象，很巧妙地体现在日用器皿上，不仅塑出了对象的形体、动态，而且显得生动自然，没有一点牵强做作，它既是一件实用器皿，又是可共欣赏的雕塑艺术品。
这种象形陶器，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活观察和美的创作意识中，结合日常所见而创造出来的尚未脱离实用的原始雕塑制作，它对于后来的青铜器中多见的象形器物，影响是很大的。
与此同时，离开实用的雕塑品或装饰品也出现了，如湖北宜都和天门发现的陶猪、陶狗，湖北京山屈家岭发现的陶鸡、陶羊，河南陕县发现的鸱头和人面，青海乐都发现的塑有裸体人的彩陶罐，以及甘肃天水的人面形器物残部。
特别是甘肃秦安，发现有两件完整的人头形陶器口部和礼县发现的一件同一类型的陶瓶残段，虽属陶器附属物，但对于人类的面部塑造，都表现得非常生动。
这些陶塑，虽然形象单纯，风格质朴，但都能面目传神，并富有雕塑造型的体积感。即使有的是陶器的器口或装饰雕塑品，毕竟是一件成形的人物造型制作。说明原始时代的雕塑技术以及对于现实中的人的表现，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体现着我们的祖先对于自身力量的初步认识和艺术再现的能力。
浙江余姚河姆渡的陶器，是在塑造陶器时信手捏出的一些小形动物，手法夸张，想象力丰富，有的似野兽奔跑，有的像家畜吃食，有的如小狗匍匐守门，生活气息浓厚。
所有这些属于原始雕塑艺术的制作，不仅说明了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在雕塑艺术方面所具有的才能和表现技巧，更说明了我国自古以来，艺术的产生即来源于现实生活这一事实。
尤其是陕西临潼姜寨和西安半坡以及仰韶文化遗址中的陶器上，不仅有绘画制作，而且有刻画得虽然简单但能看出是有特殊用意的各种符号。它不像是雕刻纹饰，而应是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的萌芽。
在那遥远的时代里，人们靠集体而生存，生活虽极艰苦，但仍有美的萌动，因而创作出了一些原始的艺术作品。
不论是绘画还是雕塑，其题材内容和结构形式，都采自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天地间自然现象以及人和动物等的生活动态，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技能范围内，充分发挥了作者们的想象力。
先民们从石器的雕磨，进而到陶塑的造型，他们已经注意到形象的摄取。凡是他们接触到，感兴趣的人和动物形象，都愿以泥土来加以捏塑。如山东的象形陶器，显然是作者从生活中接触最多的猪、狗形象上，经过自己的敏锐观察而得到启发的。
这种摄取生活中的形象使它变化为艺术品的创作方法，是五六千年前先民们在雕塑艺术上的可贵贡献，它为后来各时代的现实主义雕塑创作，奠定了基础。
我国在远古时代有关原始神话或巫术以及地母神的传说，体现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有关女神的祭坛并且有大于真人的大型陶塑裸女坐像或立像，说明石器时代的所谓地母神的神话，也有可能在我国出现。
知识点滴
我国原始时代，独立的，即不属于实用的雕刻艺术创作，虽然遗存极少，但那些具有多种造型的石器、玉器、陶器以及用多种材料雕刻的装饰品，尽管形象质朴，但它毕竟是人类的智慧创造，并且已经成为我国原始雕刻艺术的雏形。
我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人像雕塑，属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繁盛阶段的遗物。原始社会人像雕塑对探讨社会发展进程、研究造型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商周时期青铜雕塑的盛行
进入商周时期，农业和手工业已有了一定的分工。分工促进了手工业技术发展，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发现了金属矿砂，并掌握了冶炼和铸造技术，这就为雕铸青铜器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青铜器是我国先民在长期的辛勤劳动中所创造的灿烂艺术，它与陶器制作同样在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种类繁多，造型新奇，纹饰精美而著称，因此这一时期也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是用铜与锡合金铸成，其成分的比例，因器物的用途、类别的需要而有差异。这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我国在冶炼技术方面已具有合金的科学知识。
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花纹的设计、雕模等艺术和技术，是在长期塑造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据史籍记载，殷商时代，官府手工业有土、金、木、石、兽、草等“六工”；到了周代，更有珠、象、玉、石、木、金、革、羽等“八材”之分。所有这些手工艺多与雕塑艺术有直接关系。
商周时期大量制作的青铜器，也多作为礼器，成为权力的象征，如祭祀、战功、册命、赏赐等，另外还有乐器、兵器和生产工具等，其名称和造型样式，远较原始陶器繁复多样。
这类青铜器，性质上虽属于工艺品制作，但设计塑型、雕模，尤其是器身的花纹装饰，都属于雕塑艺术的创作范围。
商周青铜器制作特点，主要表现在器形和纹饰的构成上，是运用对称、连续等富有装饰性的艺术手法，用变化多样的曲线、弧线，构成各种形象的浮雕、线刻。不论器形整体或纹饰部分，都显示出浑朴、庄重和精致、瑰丽的气质，但同时也具有威严、神秘的气氛，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意识和审美观点。
商周青铜器与原始时代的陶器塑作相比，在雕铸技术上远为进步。而青铜器的制作过程也远为复杂，从器形花纹设计到雕模铸造，特别是花纹和雕模的工作，要按照不同的器物形象、用途，来决定花纹的内容和形式，分别施以不同的阳线、阴线和浮雕等手法。
由商、西周至春秋，共历1100多年，其间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意识，更因地区、风习、爱好的不同，审美观点各异。
这反映在青铜器上，主要包括盛酒器、饮酒器，煮食器，盛食器、盛水器、和取水器等各个不同时期的制作，不论是器形或纹饰，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
在器型类别上，商代最多见的是方形四足鼎、尊、爵、觚、觯、觥、甗、簋、彝、豆等，西周和春秋的青铜器，名目更加繁多，除部分袭用商器之外，常见的有圆形三足鼎、鬲、匜卣、瓿、鍑、壶、盘、盂、甑、钫、舟、敦、鉴等。另外还有属于兵器的戈、矛，属于乐器的钟、铙、等。
在纹饰方面，由早期多见的云雷纹、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蝉纹、蚕纹，到后期的蟠螭纹、环带纹等。其组织结构形式有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和单独纹样多种。据统计，商、周青铜器花纹的种类名称，不下数十种之多。
在造型风格上，早期的纹饰多奇幻谲诡，显得严肃神秘，随后则逐渐变为精巧、简练，手法细致，并且渐趋写实。这都反映了不同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所形成的思想意识，审美观点和对于自然现象的不同理解。
在青铜器中，四足或三足两耳的鼎是最多见的，其造型也有多样。如商鼎特别庄严、典重，具有一种端庄稳重、屹立不拔的气质，犹如一件坚实的雕像。
西周春秋以后，形制渐异，地方特色显著，如安徽发现的春秋时期的楚国鼎，只从形象上就能看出当时楚国国力强大，具有雄视一世的气魄。
以之与造型圆熟的战国鼎作一比较，更令人觉得它们虽属一件实用器物，但似乎又是赋有性格内容的人像雕塑作品。
其他的青铜器，在不同时代的纹饰上，各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湖南宁乡发现的一件商代提梁卣，在湖北京山的一件西周方形壶和在安徽寿县的一件春秋时代的莲瓣纹圆壶，从繁缛的夔龙夔凤纹转变为细致精练的螭云纹。
到春秋时期，纹饰变得细小，同时用立体的圆雕以作为装饰之风盛行，并且多用现实中的动物题材，在造型上和整体结构上，都显得形象生动而富有艺术手法。从以上3件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上，也可以看出在时代变化上的一些特点。
商周青铜器，从形象上说，大多是类似某些动物形象的雕塑品。当时富有艺术才智的艺匠们，正是从这一意识出发，由生活现实中摄取各种不同的动物形象，创作出既是一件实用器皿，又是一件雕塑艺术品的象形青铜器。
商代象形青铜器，多见的是象、犀、牛、羊、鸱等形象的尊、益等。周代的象形器，更是多种多样，仅酒尊一类，除多见的象的形象之外，更有虎、驹、鹰、凫等多种。
象尊是湖南醴陵发现的一件艺术性较强的商代青铜盛酒器。商代对酒有特别嗜好，对酒器制作也非常考究。富有艺术才能的工匠们，把它设计为一个很有趣的长鼻大象，使饮者在品酒之余，还可以悠然地欣赏这件雕刻艺术品。
象尊的形象写实而生动，为了加强其艺术性，作者不厌其烦地在象身各部雕饰出商代最多见的以云雷细纹作地的夔纹、饕餮纹浮雕，并在象的额头、鼻端，雕有小鸟作陪饰。鸟停栖在大象的头、背上，由于这一小小点缀，不仅富有生活气息，更增加了象的生动性。
同时，象鼻高高卷起，在实用上，可防止尊中酒满溢出，在造型上又突出了象的生理特征，符合了既实用又美观的要求。
这件象尊，体高仅23厘米，可谓小巧玲珑，如此精美的雕塑艺术珍品，便是出自3000多年前我国先民之手。
商代象形青铜器的又一珍品是湖南衡阳发现的牛尊，尊身碧绿，在牛背注口盖上，雕一立虎作为盖柄，以牛口为流，通体饰以细致的云雷纹和夔纹，雕刻精美，造型逼真，是我国古代一件美好的青铜器制作。
兕觥则是西周时代的象形器中较为突出的制作，在陕西多有发现。兕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瑞兽，形似牛，一角如犀。
陕西岐山县发现的一件西周兕觥，高约20厘米，为兕的伏卧形状，四肢盘联成为器身，双目晶莹，双耳下垂，一角突起，巧妙地利用嘴部为器流。
兕背开一注酒口，有盖可以开合。尤以利用兕尾作为器把，十分自然合理。器的周身雕饰有不同形象的螭龙纹，立体与浮雕手法并用，显得特别富丽灿烂，是西周前期较为典型的制作。
陕西岐山牛尊，与兕觥同是西周前期遗物。与衡阳的商代牛尊相比，周代牛尊在形象上更趋写实。在牛背的注口盖上，塑造了一头小犊作为把手，在牛嘴流口处，特别加制一个壶嘴式的出槽。
除牛头两侧和腿蹄外，其他各处，包括两只弯曲的牛角以及小牛全身，都满饰西周青铜器上多见的夔龙和饕餮纹。从整体造型看，它较之商代同一题材的作品更显得生动和具备神态。
在象形青铜器中，极少见有用骡马形象的，在陕西郡县发现的一件西周时代的骡驹尊，就成为“物以稀为贵”的珍品了。
这件骡驹形象的青铜器，看去很像一件独立的动物雕塑品。驹身光素无纹，仅在腹部两侧雕有葵形纹饰，显得简洁朴素，这正反映了西周晚期的风尚和社会经济情况。
商代一般的雕塑制作，在河南安阳殷墟一地发现十分丰富，其他如偃师、郑州各地的商代遗址中，也有少量的陶塑动物。
在殷墟有石雕、玉雕和陶塑各种人像、鸟兽以及虎纹磬等，如陶俑、石坐人、石鸱和石虎等。
另外，在殷墟遗址附近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殷商贵族墓葬，其中发现青铜器就有400多件，有尊、兕觥等制作精美的象形器。另外，更多的是具有雕刻艺术价值的玉石人像和鸟兽动物等500多件。
人像中有立体和浮雕的人和人头。人物的发型服饰各不相同，有的跽坐戴冠，有的赤足盘发，衣纹清晰，腰带紧束……
数十件动物雕像中，有象，虎、熊、牛，羊、马、猴、兔等兽类，鹰、鹤、鸱、鸭、鸽、鹦鹉等禽类，又有龙、凤、龟、蛙、蝉、鱼、螳螂等，品种繁多，形象逼真，雕琢精致，栩栩如生。
例如象和龙的造型就十分生动。两只黄褐色的玉象，体肥耳宽，长鼻高扬；一条墨绿色的玉龙，盘身卷尾；大理石水牛，长20余厘米，遍身花纹，前肢卷屈，作伏卧状；三件三四十厘米高的带把象牙杯，雕刻得十分精细，其中两件，还嵌以绿松石。
安阳殷墟中发现有一件白石雕人物坐像。图版中是一人的正侧两面，从形象和神态上判断，其身份不很尊贵，商代的雕刻匠工们，抓住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进行如实的刻画。
安阳小屯附近殷墓中发现有很多玉石雕刻。如玉雕双仔象，两象同大，体长仅6.5厘米，属于小型雕刻，但形象写实，雕琢精致，周身饰有简单的云雷纹，标志了时代的特点。
特别生动的是象的头部，长鼻卷屈，双耳下垂，从嘴部可看出它们是尚未长出象牙的雏象。两象的神情动态，都表现出一种逗人喜爱的稚气，是商代动物雕刻中艺术性较强的作品。
还有玉虎和玉鸬鹚，玉虎作伏卧姿势，鸬鹚则是就玉块简单加工而成，两者的造型都很简练概括，但却生动地表现出各自的形象特征和习性。
尤以那只善于捉鱼的鸬鹚鸟，在雕出整个体形部位的同时，特别突出了储存鱼类的鸟嗉部分的庞大，显示出以捕鱼作为天职的特点。从整体上说，它虽是一件高仅27厘米的小型制作，却具有大型雕塑的博大气魄。
玉人和玉人头是安阳殷墟五号墓中十多件玉石雕刻人像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件。玉人作跽坐形，高8.5厘米，周身饰饕餮兽面雕纹，头顶梳有发辫，头上身下都钻有小孔，可能为装饰雕刻物；玉人头，高仅2.5厘米，可以称得上小型雕刻，但颜面却富有表情。
知识点滴
商周时期的雕塑，主要是青铜器雕塑，从其多式多样的造型上，可以看出是承袭并发展了原始陶器塑造的优良传统，虽然两者的社会性质不同，制作者的生活条件和制作目的各有区别，却都能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优点，成为雕塑艺术上的珍奇。
商周时期的青陶器，包括象形青铜器，无论是造型或纹饰，多显示出一种威严、神秘或诡异的气氛。
春秋战国时期的形象雕塑
春秋时期，象形青铜器依然流行，较有代表性的是安徽寿县发现的一件楚国器牺尊。所谓牺尊，原是商周青铜器中用牛羊等动物形象以作盛酒器的统称。
这件是用羊的形象，但把两只弯角变化为腹部的纹饰。从整体的造型来看，它是从圆鼎的形象演化出来的，更加以动物形象化，就完全改变了气质。
匜和牺尊在上海也有发现，其中有一件是用于取水的匜和一件牛形牺尊，一件是春秋时期，一件是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的。从这两件器物的形象上，可以看出古代工匠们在器形演变上的匠心。另外，在古代雕塑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还有俑像雕塑，所谓“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又“谓为俑者不仁”。
说明以泥土为车，以茅草为人马，用俑人作随葬早已有之。这也就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有俑像雕塑的起始。俑像雕塑应出现于春秋、战国及其以后的时代。
春秋时代的俑像，在山东临淄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发现几件，是小型的陶质女舞俑，人物姿态动作生动而有力。
春秋战国的陶俑，在雕塑水平上比前期大有发展，如有的左肩荷有布帛织物，从形态上看，似为少数民族商人。俑人衣饰朴素，神情生动，周身饰有细小花纹，在塑造手法上，与一般陶俑不同。周身花纹，似利用圆筒工具敲印而成，与春秋战国青铜器花纹中多见的所谓“捺印法”是一致的，也有些类似原始社会的陶器制作手法。
还有两件武士俑，似为模制，手执兵器虽已毁失，但勇武的形象和神态仍很突出。其中一人，甲衣上也印有鱼鳞纹，这和后来秦始皇陵的大型铠甲武士俑相较，虽显得原始，却能以看出它是秦俑表现手法的先驱。
关于文献记载中的春秋时代雕塑制作，如说：“吴王阖闾冢前置石人马”，“晋灵公冢室甚瑰丽，四隅以石为攫兽，并雕男女石人四十余，皆侍立”。“哀王冢内置石床，左右妇人各二十，侍立，有执镜栉之像，有捧盘盒之形”又“宋王偃铸诸侯之像列于屏侧”，“越王勾践命良工为臣范蠡制像，置之座前”等，说明当时的雕塑工艺已经普遍流行。
在安徽寿县楚墓中发现的刀型铜卧牛，也是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刻，其周身饰有错金银云纹，镶嵌技术细致精巧，牛的动态也富有生气，特别是周身用白色金属镶嵌，显得更为华美，这样精巧的雕塑品，十分罕见。
陶塑抵角兽也是战国时代的雕塑艺术，除表现为精巧华丽以外，还有表现为遒劲健美的题材。如在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的一块残砖，或是半瓦当残片，雕塑一只有角的猛兽，正在与对手作抵斗之状。
仅从这抵角兽所显示出的强劲的体躯和屈腰翘尾的形象所表达的力量，说明塑造者对于所要表现的主题的处理，是有一番意匠安排的。就整体的造型风格说，它具有浑圆饱满和轻捷明快的特点，给人以简括洗练的艺术感染力，是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战国雕塑艺术作品。
战国时期，由于手工艺的发达，不仅是青铜器和漆器制作有较高的水平，就连木雕也很突出。
比如河南信阳战国墓中的两件木雕，一件是名为“强梁”的守墓神，所谓强梁，系指恶神，它力能吞噬鬼怪，所以古代在死者墓内用作守墓驱邪之神。
但此种恶神，并无固定形象，这给予了雕刻者以充分的想象余地，刻画得愈凶恶就愈能达到驱鬼的目的，因而雕工们便把这一形象表现为一个半人半兽，张口吐舌的凶暴形象。《考工记·梓人》所谓“凡攫閷援之类，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才能显示其威力。
另一件联尾兽，很可能是一个鼓架，雕刻者运用与守墓兽同样的表现手法，抓住对象的某些特征加以强化。
战国时期的雕塑艺术，遗留到后世的多数是墓葬中的各类用具所附的小型装饰雕刻物。如在湖北江陵县战国时代楚国郢都故址附近墓葬中的一件木雕小屏，其基座雕饰有30多条蟒蛇屈曲盘结，屏面透雕用凤和鹿组成的连续纹饰，如两凤共啄一蛇，两鹿共咬一鹰，形象生动，显示出雕者的精巧意匠。
战国时期的艺术造型特点是激昂跃动，这件高仅15厘米、长仅52厘米的小屏，所雕出的各种动物形象，正表现出了上述的动态特征。
战国时代的雕塑制作，多数未能脱离实用，即多是附在器物上作为基座，并且有的用人物作为器物或灯的插座。
如河北易县燕国下都遗址中，有一件双手握持筒状物的铜人，铜人高约26厘米，正视直立，两手拱前持一筒状物，也是直竖形式，显然是为别的器物的插座而制作的。
人俑灯座虽为器物附件，但雕铸手法非常写实而细致。从头部的发式结带和五官神貌到衣着、腰带，都有很清楚的交代，而且身躯的肌肉变化，即使裹在长袍内，仍是可以明显看出的，足以说明战国时期我国雕塑艺术已有了很高的刻画人物形象的水平。
在这铜人帽带、腰带上，还涂绘了鲜明的红色，说明原来连手上的器物都是经过彩绘的。
与这件用作器物插座的铜人类似的，还有河南洛阳金村的一批战国铜人，其中也有一件银质或铜人外表镶嵌错银的持筒人，其姿势是半蹲半跪，足下连有台座，台座的面积很大，用意在于使得上部插入的器物得到稳定。
从这件半跪者右手高举的粗筒可以与右膝前同样大小的筒状物上下相对来看，显然是用作长杆器物的插座。只是在服饰装扮上，这一银质跪人所穿者是全部镶嵌有云纹的短袍，腰间束着结有双结的腰带，而燕下都的铜人身着长袍，光素无纹，腰带是用带钩扣接而不是条带打结。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地区不同，社会风习不同所形成。
河北平山县春秋战国时代中山国墓葬群中，有一批青铜错金银雕刻物，多数是属于小型的器物台座。如其中的两件翼兽，形象介于龙、虎之间，昂首展翅，大有腾跃欲飞之势，就其背上的平台看，显然是某一器物的双座。翼兽全身，用银线错成卷云纹，是战国纹饰中最多见者。
两兽的造型精巧洗练，气势雄强，为后来东汉尤其南朝陵墓翼兽的滥觞。猛虎咬鹿，是一件反映现实形象的雕刻物，塑作手法与翼兽相类，从脊背上两个高出的基柱，明显看出是器座的装饰雕刻物。猛虎由于正在吞食一只小鹿而表现出的全身动态和气力，充分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精神气质。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少数民族国家，中山国故城遗物中除了有重要价值的青铜器以外，还有不少的珍奇雕塑品，而且大多是施以精工错金银的青铜雕铸品。
如其中的一件是四龙四凤四鹿方案座，以四鹿为座足，座上四龙四凤相互盘结，上承方案，龙鳞凤羽均用金银镶错，真实生动与装饰风味的结合。这种富有创造性的雕刻艺术制作，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聪明智慧。
平山县中山国古墓群的工艺装饰雕刻品是非常丰富的，除上述的几件器座以外，还有俑人持灯、十五连盏灯、青铜牺尊和各种形式的玉雕包括玉人玉佩等，都是艺术性很高的雕塑制作。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居住地，与战国和西汉同时的滇国，即在云南。因此，滇族或滇人文化，在古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云南昆明附近有一处滇文化的古墓群，随葬品相当于战国或西汉时期的铜铸品有很多，其中有“扣饰”或“饰牌”的小件铜铸品，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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