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彼得·德鲁克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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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社会：德鲁克自选集(珍藏版)试读：

出版说明

推荐序

序 社区、社会、政体

前言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

作为社会和政治存在的人对于功能性社会的需要就如同他作为生物的存在对于空气的需要一样，然而，人需要功能性社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拥有这样的社会。没有人会把一群身处遇难船只中杂乱无序、惊惶失措、四处逃散的人称为“社会”，这个群体里虽然有人类，但不存在社会。事实上，人们的恐慌正是源于社会的崩溃，而且克服恐慌的唯一办法就是要通过社会价值、社会准则、社会权力和社会组织来重建社会。

没有社会的存在，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运转；可以设想没有社会其实社会生活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转。过去25年的西方文明使我们无法说我们的社会生活运转良好，已经可以成为一个功能性的社会的初步例证。

社会必然在它所处的物质实体基础上发展，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也许在完全属于另一种社会实体的价值、准则、理想、习俗和权力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物质实体的社会组织。就拿鲁滨逊·克鲁索和他的星期五举例来说吧，毫无疑问，他们之间就存在着一个社会。没有什么比那种认为鲁滨逊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主义的经济人的传统观点更可笑的了，他有自己的社会价值、习俗、禁忌和权力。他的社会不是依据在南太平洋那个亚热带孤岛上的种种需求建立发展起来的，而是依据在信仰加尔文教义的苏格兰人在北大西洋冰冷的海岸上建立的。鲁滨逊·克鲁索令人称奇的地方不是他如何使自己适应了环境，而是他几乎没有去使自己适应什么。如果他属于另一个阶级，或者身处另一个时代，他肯定会衣冠楚楚地去赴晚餐。这个例子说明，成功的社会生活建立在一个有着完全不同的物质实体和问题的社会的价值和理念之上。

理念和信仰的发展组成了一个特定的物质实体，而一个社会可以建立在这些理念和信仰之上。或者，社会完全建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就像鲁滨逊·克鲁索的社会环境对于圣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一样。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够在真正的现实中建立一种社会秩序。这个社会一定要主宰这个物质世界，使之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个体具有意义，并且可以理解，而且这个社会要建立社会法制和政治权力。

工业体系的实体实际上是源自于重商主义社会和市场之中，但是，从一开始，工业体系和重商主义社会的设想就相差甚远且格格不入。然而，在整个19世纪，重商主义社会成功地主宰、组织和容纳了不断成长的工业实体。但从19世纪早期开始，局势就已趋紧张。重商主义社会的设想和工业实体以及杰斐逊政策和汉密尔顿的主张，还有市场和工业生产之间存在的冲突大体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00年的社会历史。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人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重商主义社会的解体，而工业体制也在脱离重商主义社会的控制。不过，直到1918年后，也许应该说是1929年以后，重商主义社会才真正瓦解，而今，它已不复是一个功能性的社会。

定义社会和定义生命一样难以做到。首先我们与社会的距离太近了，以至于我们迷失在一堆令人困惑的复杂细节之中而见不到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而且，身为社会一分子的我们无法看到社会的全貌。最后，没有一条清晰的分水岭或一个点可以表明非生命向生命，或者非社会向社会的转化。不过，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命，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活的躯体生命终止而成了一具尸体。我们也知道人体的心脏如果不再跳动，肺停止呼吸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有生命的躯体。只要心脏还在跳动或者一息尚存，那么仍是一具活着的躯体，否则，就只是一具死尸。与此类似，虽然我们无法给社会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除非一个社会可以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功能，而且这个社会的决定性权力是合法的权力，那么，这个社会才能被称之为功能性的社会。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各有其身份是建立社会生活框架的基础，而决定性权力的合法性则塑造了这个框架内的格局：它使社会具体化，并创立各种社会制度。如果社会没有赋予个体以身份和功能，那么，社会就不是社会而是一群社会原子在这个空间里漫无目的地飞舞。而且只有当权力合法时，才会有社会结构的存在；否则，就只是一个仅仅依靠奴隶制度和惯性维系的社会真空。

人们自然要问这些标准之中哪个更重要，或者，这些社会生活的准则哪条要摆在首位。这个问题和政治思想本身一样古老，正是基于这个问题，政治理论出现了第一次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体现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还有社会目的优先论和制度化组织优先论的问题上。不过，虽然这个问题得到了古人和圣贤的尊崇，然而它其实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在基本的政治理念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之间，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政治思想和行为的核心本质正是支撑它们的两个支柱，其中一个是概念性的，比如信仰、目标、愿望和价值；而另一个则是实际的，比如事实、制度和组织，这两个支柱缺一则不成其为政治。纯粹的理念可能成就健全的哲学或伦理学；纯粹的实务可能成就健全的人类学或新闻学，但是，它们无法独立成为健全的政治学或者根本就不是政治学。

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功能等同于群体和个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它象征着个体与群体的结合，也象征着群体与个体的结合；它从社会的意义表达了个体的目的，也从个体的角度表达了社会的目的。所以，从群体的观点来看它使得个体的存在易于理解且合理，从个体的观点来看群体亦然。

对于个体而言，如果他没有社会地位和功能，那么社会就不存在。只有当社会的目的、目标、观点和理想对于个体的目的而言是合理的，这时，社会才有意义。在个体生活和群体生活之间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功能关系。

这种关系可能体现在目的的同一性上，在这种目的之下，个体除了社会生活别无个体自己的生活，个体除了社会目标别无自己的目标。这基本上是那些希腊大政治哲学家们，尤其是柏拉图所持的观点；而苏格拉底学派对于诡辩学派的抨击大体上是针对个性中的“个体主义”概念。苏格拉底学派的“城邦”（polis）的观点是绝对的集体主义，这意味着在群体和个体的目的之间、群体和个体的力量之间、群体生活和个体生活之间根本没有清晰的界限。但是同样也可以设想除了从个体的目的和个体的生活来看，根本也没有群体目的和社会生活可言——这种观点是19世纪早期极端的个体主义观点。

对于没有社会功能和身份的个体来说，社会是不合理的、无法琢磨的和不成型的。由于缺乏社会功能和身份使得个体从群体中脱离出来，这种“无根”的个体或被抛弃的个体看不到社会的存在，他所见到的仅仅是恶势力，这些力量在他看来仿佛可以理喻，仿佛又没有意义，仿佛可以看得到又仿佛完全摸不着，不过这些力量绝对无法去预测。这些力量决定他的生活和生计但是不可能受到他的影响，而且他也不可能理解这些力量。他就像是一个被蒙住了双眼的人在一间陌生的屋子里玩着赌博游戏却不知道游戏的规则，然而他赌的却是自己的幸福、生计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个体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功能对于社会和个体来说同样重要。

除非个体的目的、目标、行为和动机与社会的目的、目标、行为和动机结合在一起，否则社会将无法理解和容纳他。一个反社会、没有根基、无法融入社会的个体不仅会显得缺乏理性，而且会被视为危险人物，他代表着一种分裂的、具有威胁性的、神秘的阴暗势力。所以那些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浮士德，还有唐璜绝非偶然事件，他们都代表着那些失去或被剥夺了社会功能和身份的个体。其实，失去社会身份和功能，社会和个体之间缺乏一种功能关系就是迫害少数民族的本质，这种情况要不就是没有社会功能和身份，也就是说不被融入到社会中（就像美国的黑人），要不就是成为不完整社会的替罪羊（就像纳粹德国时的犹太人）。

个体必须在社会中拥有确定的社会身份并不是说他要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身份。19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如边沁犯下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把“确定”和“一成不变”混为一谈。这种错误的理解颇具悲剧性，因为由这种观点产生的社会个体论（social atomism）完全剥夺了社会价值。当然，一个社会必须给个体以固定的身份和功能。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体现的就是一种团体和个体之间确定的功能关系，而宗教则把个体和社会融为一体。印度的宗教教义宣扬永恒的再生直到获得完全的净化，这种教义使得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合理化。基于这种教义，即使是贱民也有一个社会身份和功能，这使得社会和他们的个人生活具有意义，而且他们的生活对于社会来说也是有意义且必需的。只有当宗教的教义不复存在时，对于个体和社会来说，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体系才会失去其合理性。

另一方面，美国早期的社会具有完全的流动性，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个体和那些等级森严的印度社会贱民或者婆罗门一样具有确定的社会身份和功能，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社会像杰克逊(Jackson)、亨利·克莱(Henry Clay)，或者林肯(Lincoln)那样如此成功地融合了处于个体和团体功能关系中的成员。重要的是个体的身份是确定的，其功能为人们所理解，其目的是合理的，而不在于个体的身份是否是固定的或者是灵活的或流动的。如果说每一个男孩都有同样的机会成为总统，就如同给团体和个体之间的功能关系下一个定义说，个体诞生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避免重新诞生在前生所属于的社会等级里。

以上所述清晰地表明在任何特定的社会里，社会和个体的功能关系具有的类型和形式取决于社会对于人的本质和成就的基本信念。人的本质可能被视为自由或不自由，平等或不平等，善良或邪恶，完美的、可臻完美的或是不完美的，而人的成就可以在现世或者是来世实现，或者在东方宗教宣扬的不朽或者是魂飞魄散之际，在和平或战争环境下，在经济繁荣或大家庭的情势下实现。对于人的本质的信念决定了社会的目的，而对于人的成就的信念决定了实现所追寻社会目的的范围。

不同的对于人的本质和成就的基本信念将导致一个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社会与团体之间的功能关系。然而，这些信念是正确的、是对或是错的、好的还是坏的、是基督教的还是反基督教的则不是我们在此讨论的对象。关键是任何一种基本信念都可以成为一个运转正常或者可以运转正常的社会的基础，这样的社会也就是一个个体拥有身份和功能的社会；反之，无论何种社会，不论其基本信念的本质是什么，只有当社会给予了个体以社会身份和功能时才能奏效。

与个体的社会身份和功能一样，合法权力也基于社会对于人的本质和成就的基本信念。

的确，合法权力可以被定义为在社会的基本精神中找到正当理由的统治权。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许多的权力——它们无关于这样的根本原则，也存在着各种机构，它们并非为了社会的成就而设计，也并没有致力于使社会取得这些成就。换言之，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总会存在很多“不自由”的制度，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总存在着许多的不平等，在圣人之间总存在着众多的罪人，但是，只要那种被我们称之为统治权的决定性社会权力是基于自由、平等或者神圣的主张，而且是由那些为了实现这些理想而设置的机构来履行，那么社会就可以成为一个自由、平等或者神圣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是合法权力之一。

这并不是说一个社会非决定性的权力和制度与社会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与否是无关紧要的，相反，最严重的政治问题都起源于这种冲突。而且，一个社会可能会充分地体会到，尽管某种制度和权力具有非决定性的特点，但这种制度和权力关系与社会的基本信念是如此的背道而驰，以至于危及社会生活。与此相关的一个最佳例子就是当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危及一个自由社会的整体结构时，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然而，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决定性权力毫无疑问是基于自由原则，也是通过为了实现自由理想而设置的机构来履行的，所以，美国社会的确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也正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才会感到奴隶制度的威胁。

统计分析无法决定任何社会的决定性权力和决定性制度组织是什么。

通过统计人数、确定税单或者比较收入水平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确是最无效的方式。“决定性”是一个政治术语，也就是说它纯粹是一个有关性质的术语。英国拥有土地的贵族们从来都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且，在商人和制造商崛起之后，他们在国民财富和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非常有限，然而，直到我们的这个时代，这个阶级仍然把持着决定性的社会权力，它的制度也是英国社会的决定性制度，它的信念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它的标准是具有代表性的，而它的生活方式则是具有代表性的榜样。说到这个阶级的人格理想，也就是绅士，仍然是所有社会的理想类型。贵族阶级的权力不仅仅是决定性的而且是合法的权力。

同样，法律和宪法也很少能告诉我们决定性权力位于何处。换言之，统治权和政治政府不可同日而语。统治权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政府，基本属于法律范畴。例如，在1870~1914年间，普鲁士军队在德意志帝国的宪法里几乎没有被提及，然而它无疑掌控了决定性权力，而且非常有可能是合法的。当时的德国政府实际上是受制于军队，尽管当时存在着一个平民的而且通常是反军国主义的议会。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在一些非洲殖民地国家的“间接统治”。在这些国家，社会决定性权力由部落掌握，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白人组成的政府根本不掌握社会权力，这个政府的权力仅限于主管警察事务，在一个松散的纯粹是名义上的“法律和秩序”框架内支持和维护部落的社会组织，然而，根据宪法，总督和他的政务委员会拥有绝对的权力。

最后，有一点需要理解的就是合法性纯粹是一个功能性概念。绝对的合法性是不存在的。权力只有和某种基本的社会信念相联系时才会是合法的。什么构成“合法”，这个问题必须要根据一个既定的社会和这个社会的政治信仰来回答。当权力得到某种道德的或者形而上学的原则的支持，而且这种原则被社会所接受时，权力就是合法的。然而这种原则从道德上看是好还是坏，或者从形而上学上看是对还是错，这些都与合法性没有关系。这种原则和任何其他的形式标准一样无关于道德和形而上学。合法权力是一种具有社会功能的权力，但是它为什么可以发挥作用，又为了什么目的则完全是一个超越合法性范围的问题，且是发生在合法性之前的问题。

对上述这点缺乏理解导致了19世纪早期错把一种政治信念命名为“正统主义”（legitimism）。1815年的欧洲反动分子当然有权利说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是“好的”，除非这个社会是在绝对的君主统治之下。对于想得到的事物持某种观点或者让某种观点作为一个社会的基础不仅仅是人的一种权利，而且也是人的一种责任。但是，当这些反动分子说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发挥功能除非这个社会是一个绝对的君主社会时，他们是错把道德的选择当成了功能的分析，而且，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所宣扬的那种只有绝对的君主制才是合法的教条是错误的。事实上，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绝对的君主制在欧洲已经是不合法的了，这种王朝准则对于决定性权力来说已不再是合法的主张。在1815年前的半个世纪发生的革命已经导致了基本信念的改变，它使得非法政府不过是成为宪法上受到限制的政府。这种变化可能是可喜的，也可能是可叹的，但是无论怎样这已是一个事实。他们可能会认为对于个体和社会而言拥有一个不合法的绝对统治比拥有一个合法的立宪政府统治要更好，或者他们可能会借助“抵抗权”，或者脱离权还有革命的权利，不过他们的主张唯一不能依据的政治基础就是合法性。

关于什么是合法权力的功能分析根本不能臆断个体去反对他认为有害的权利或职责这样的道德问题。到底社会消亡更好还是公正泯灭更好是一个超越功能分析的问题，也是一个发生在功能分析之前的问题。一个极力主张社会只有在一个合法的权力之下方能发挥其功能的人完全有可能决定社会的价值比不上个人的权利或信仰的价值，但是他不能像那些正统主义者那样决定，不过就因为他的价值观和信念理应为社会所接受实际上就会为社会所接受。

不合法的权力是一种没有基于社会基本信念的权力，因此也没办法决定掌权的统治者是否在依照权力的目的行使权力，因为没有社会目的可言。不合法的权力无法控制，从本质上来说，不合法的权力是无法加以控制的，因为没有责任的标准所以不合法的权力无法承担责任，没有社会上接受的最终权威来判断其对错，而无法分辨对错的事物无法承担责任。

基于同样的原因，不合法的权力也不能受到限制。限制权力的行使就是确定界限，当权力逾越这些界限时就不再是合法权力，也就是说权力不再是为了实现基本的社会目的。而如果权力一开始就不是合法的，就不存在一个决定权力是否合法的界限。

没有一个不合法的统治者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或者睿智的统治者。不合法的权力无一例外都腐败，因为它只可能成为“权力”，但绝不能成为权威。它不能成为一种可以控制、可以制约、负责任的，或者可合理决定的权力。远自塔西佗时期的罗马帝王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接一个的例子，没有一个人，无论他多好、多聪明或智慧，能够行使不受控制、不负责任、不受限制或者不能合理决定的权力而不会很快变得专断、残暴、冷酷和无常，也就是成为一个暴君。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一个社会如果其决定性权力为不合法权力则该社会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这样的社会完全只能通过暴政、奴役、内战这样的暴力来维系。当然，武力是每一种权力最终的保护，但是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里权力是通过权威来行使——权威是正义对权力的统治。但是，只有一个合法的权力可以拥有这种权威，可以期望获得并命令社会自律，而社会的自律就可以使得有组织的生活成为可能。不合法的权力，即使是由最优秀、最智慧的人来行使，也只能依靠对武力的屈服。在此基础上，一种功能性的、制度性的组织社会生活就无法建立。再好的暴君仍然还是一个暴君。

致谢

促使我写这本书的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位编辑欧文（Irving Louis Horowitz）教授。他是杰出的社会学家、思想史学家，也是Transaction 出版社的社长兼主编以及《社会》杂志的发行人兼编辑。他在过去的几年里常敦促我出一本关于社区、社会和政体方面的选集。在摘选和编辑选入本书的作品过程中，我得到了他的大力帮助。我的读者和我都要在此对欧文教授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此我还要感谢和我长久合作的日本编辑、翻译上田生教授（Atsuo Ueda）。1998年，上田先生独自产生了选编《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The Essential Drucker）的构想，这本书分三篇：《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个人篇》（Individual）、《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管理篇》(Management)、《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社会篇》(Society)。这本书于2000年在日本出版，此后，又分别在韩国、中国、阿根廷、墨西哥、西班牙和巴西以不同的语言出版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管理篇》中的文章原是上田教授选编出来准备在日本出版的《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第二篇，这本书的英文版于2001年在美国、英国出版，随后，该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分别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波兰、捷克共和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出版。

本书选用了上田教授选编的一些——应该说不少——文章，而且对它们进行了不同的编辑。不过绝大多数的选文都是专门为本书挑选的。

第一部分 社会基础

第一部分简介《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是我写的第二本书，但是这本书是第一本我在美国构思和完成的书，也就是在1937年早期我从伦敦来到纽约为一组英国报纸担任特写专栏作者之后所写的。这本书的前身，《经济人的终结》（该书的摘选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是1938年的秋天在英国出版的，并于1939年的早春在美国出版。虽然这本书是在美国最终完成的，但是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在我离开欧洲之前就完成了。实际上，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预言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即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这个部分）实际上于1936年就已经在澳大利亚天主教创办的一本反纳粹杂志上发表了。

1937年之际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经济状况比起我刚刚离开的英国来说要糟糕很多，但是我一到美国就感到了——这是一种很深刻的冲击——美国社会的那种生机和健康。今天，在60多年之后，人们常常会指责新政（New Deal）对于振兴美国的经济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事实上，1937年的美国经济比起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接管美国之前更为不景气。今天我们的那句口号“这就是经济，蠢货”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新政有意而公然地置“改革”（社会）于“复苏”（经济）之前，这就是共和党人对于新政的指责和批判的原因，但是选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热烈拥护这一举措。

美国和欧洲一样常常回首那段时期的经济。“萧条前期”被用来衡量所有的经济情况，但是美国的社会是朝前看的，而这无关于（或者说从一开始）政府的行动。每一所美国大学，甚至是最小的那种“农村大学”（cow college）都在实行教育改革和试验，涉及的内容从芝加哥大学的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倡导的回归中世纪的三文科到由像黑山大学（Black Mountain College）这样的地方大肆宣扬的废除所有学科来“做自己的事”。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保罗·蒂利克（Paul Tillich）在为新教的教堂摇旗呐喊，雅克·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和新托马斯主义者们则为天主教堂助威。还有一些先行者们——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将军，还有纽约的长老会教徒和西奈山会员，在致力于将医院——曾经不过是穷人们死去的地方——转变成一个用来诊断和治疗的科学试验基地。以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为首的美国各大博物馆纷纷在实施改革，而且即使是很小的城市，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都在组建自己的交响乐团。美国的经济虽然正处于萧条时期，而美国的社会却在经历着真正的复兴。

这一点使我内心生发了疑问：《工业人的未来》应当针对哪方面的问题呢？什么是功能社会？在欧洲，社区的瓦解导致了极权主义，那么何种制度才能重建社区？不过《工业人的未来》没能回答这些问题，我至今仍然在问这些问题，但是从那以后，我的疑问却为我其他关于社区、社会和政体的书籍奠定了基础。

第1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对19世纪的自由做出了贡献，不过这是一种完全反面的贡献，它们就像是把旧社会结构的残骸炸掉的炸药，然而，对于19世纪的新社会结构的建立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直到当代的理性主义与自由恰恰是无法调和的。根本上，理性主义者们的自由主义是极权主义。

在西方历史上的最近200年间的每一次极权主义运动都发端于当时的自由主义。从卢梭到希特勒之间可以看到一条直线，他们所有的人从自己那个时代的理性论自由主义的失败中生发出来，他们所有的人也都保留了他们各自的自由主义信条的实质部分，也都运用了同样的机制来把潜在无效的理性主义者的极权主义转化成公开、有效的革命君主的极权主义。希特勒主义的源头不是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或者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而是本瑟姆（Bentham）和孔多赛（Condorcet），还有正统经济学家们（orthodox economist）和自由的宪政主义者，达尔文、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者们。

启蒙运动的一个伟大发现就是人类理性的绝对性，所有后来的自由主义信条和从卢梭开始的极权主义信条都是基于这个发现。罗伯斯庇尔安置了一尊理性女神像绝不仅仅是偶然的，虽然他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较之后来的革命者要更加直白，不过这之间差别不大。法国大革命时期选择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充当理性女神的角色也并非偶然，理性主义哲学的整个要点正是它相信一个活着的人可以达到绝对理性的完美境界，然而象征和口号已经改变。1750年时“科学的哲学家”被视为至高无上，而100年后，那些主张经济功利主义和“快乐-痛苦计算原则”（pleasure-pain calculus）的社会学家被奉为了圣贤，今天又换成了主张种族和宣传决定论的“科学心理生物学家”。但是，我们今天反对的极权主义的绝对主义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即1750年的理性主义者时期形成的绝对主义基本相同，这种绝对主义第一次导致了1793年恐怖统治时期的革命暴政。

有一点必须明白的是不是所有叫做自由主义的事物都属于绝对主义信条。虽然每一次自由运动都包含着极权主义哲学的种子，这正如每一次保守运动都包含着成为反动运动的倾向。在欧洲大陆，没有哪次自由运动或者哪个自由主义政党的根本信念不是极权主义性质的。在美国，极权主义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很强烈地显示出来，这既是基于欧洲的影响也是由于清教的传统。而且，自从不是最近的战争以来，所有的自由主义都变成了绝对主义。今天，几乎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自由主义者因其客观的信条而成为一个绝对主义者。

但是在1914年前的100年里，在大英帝国掀起的自由主义运动不是绝对主义，它与自由既不相称，也不是基于某个人造的绝对理由。在同一时期的美国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的传统，它和英国的自由主义相当接近，也是反对绝对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和反极权主义的传统被霍姆斯大法官（Mr.Justice Holmes）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却不是美国的主流自由主义传统，它常常完全被绝对主义的自由主义所遮蔽，奴隶制度废除论者和南部重建时期的激进共和党人就是绝对主义自由主义的绝佳代表人物。然而，在19世纪的林肯，制造了一个最伟大的反绝对主义和真正的自由主义的象征。人民党主义当时已起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它堪称自共和党早期以来的一次最本土化的美国政治运动。而新政，虽然基本上被理性主义所控制，但也由于人民党主义的传统而具有吸引力和政治效力。

在19世纪的自由和建设性的英美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绝对主义、毁灭性的自由主义和我们今天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的最本质的区别是前者是基于宗教和基督教，而后者是基于理性主义。真正的自由主义生发于宗教对理性主义的弃绝。19世纪的英国自由党一部分是基于1688年的协议传统，但是主要的元素还是“不遵奉英国国教的基督新教徒的良知”。第一阶段是反对信奉理性绝对主义的清教神权统治和中央集权的立宪政体，第二阶段始自18世纪伟大的宗教复兴，尤以卫斯理的卫理公会（Methodism）和低教会派（Low Church）福音传道为首。这两个阶段都求助于基督教的仁爱、信仰和谦卑，而且这两个阶段都反对它们那个时代的理性主义——卫理公会针对启蒙运动，福音传道针对本瑟姆和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功利主义。

在美国，真正“自由”的自由主义同样可以追溯到宗教反抗理性主义的绝对主义。它的先父，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以基督教自由的名义抨击新英格兰的传教士的理性主义神权政体，这些传教士们规定他们的经文为绝对的理性。还有人民党运动——先不论其经济原因——完全是依据福音传教来对抗理性主义的功利主义和正统的经济学家。这是召唤以人的尊严来对抗绝对理性和“不可避免的经济进步”的专制。

理性主义的信条客观上与自由是不相称的这一点并不是否认个体理性主义者或者自由派人士的良好意愿和信仰。毫无疑问，理性主义自由派人士真诚地相信罗杰·威廉斯，唯有他，是在拥护自由反对专制，而且也可以肯定地说他主观上也憎恶极权主义专制和极权主义专制代表的一切事物，然而接下来他却成了暴政的第一个受害者。

但是这些理性主义者个人的反极权主义的情感在政治上是完全无效的。总的来说，理性主义不能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它只能发挥反对的功能，也永远无法从否定性的批判走向建设性的政策，而且，它总是全力反对社会的自由制度就像它反对不自由和压迫的制度一样。

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视反对那个时代的不公、迷信和偏见为己任，但是对不公正的反对不过是它反对所有的社会制度，包括自由和公正的制度的一部分而已。比如，启蒙主义者扫除了贵族统治的特权、农奴制和宗教的褊狭，但是他们也摧毁了省级和地方的自治，这使得欧洲大陆没有一个国家从这种对自由的打击中完全恢复。他们攻击神职人员滥用职权、拥有特权和实施压迫，但他们也将欧洲的教会贬低为政治政府的行政统治工具，并且成功剥夺了宗教生活的社会自主性和道德权威。启蒙主义全力指责的对象是独立的法庭和习惯法（Common Law）。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坚持“理性完美”法典和国家控制法庭直接导致了权力无限的极权国家的产生。19世纪的“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却在很大程度上扎根在启蒙主义者们抛弃的种种制度上：地方自治、自由自主的教堂、习惯法和独立的司法系统，而这一切绝非偶然。

理性主义者不仅摧毁和反对现存的各种制度，他们也完全不能发展新的制度来代替那些被摧毁的旧制度。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这种建设性活动的必要性，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善就是没有邪恶，他们认为如果他们驳倒了邪恶压迫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在政治和生活中，没有什么事物可以行之有效除非它在制度上得到了确立和实现，社会必须在运转正常的权力关系基础上组织起来。从政治上看，只有可以导致更好事物建立的颠覆活动才是合法的，而仅仅扫除某种事物（先不论其有多坏）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除非有运转正常的制度来代替那些被摧毁的制度，随后发生的社会生活崩溃将孕育比已然摧毁的邪恶更深重的罪恶。

无论何地，理性自由主义者掌权的结果都是失败。俄国的克伦斯基（Kerenski）建立的自由主义政府在经历了半年的政治瘫痪以后崩溃而成了布尔什维克思想，这仅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于1918年当权，也同样显现出在采取政治行动方面的无能。他们在德国皇帝统治时期却是极其得力的反对派。虽然他们的领导毫无疑问都诚恳、可敬，而且他们也是能干的行政官，个人拥有勇气和吸引民众的魅力，然而，让人惊讶的并不是他们的失败而是他们的统治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因为到1922年或者1923年时，他们就已经完全破产了。法国的激进党人、意大利的自由党人和西班牙的民主党人也经历了同样的失败，而美国的“改革派”通常也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美国的每一个城市历史都显示了这些心怀好意的理性主义者们政治上的无能。

我们无法把如此异常又如此一致的失败归因于任何一种环境或偶然，真正的原因在于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本质决定了它政治失败的结果。它的存在总是伴随着与自身的冲突，它所基于的两个原则是相互排斥的，结果是它只能用来否定而不是行动。

一方面，理性主义者信奉一种绝对的理性。昨天这种理性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和个人私利和公众福利之间的自然和谐，今天它就成了用性冲动、挫败和各种腺体来解释所有个人和团体的冲突。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相信它的各种绝对观念都是来自合理的演绎，不仅经得起证明，而且从理性上来说也无可辩驳。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实质是它宣称自己的绝对观念都是明显理性的。

然而，绝对理性从来都不会是理性的，它也不能够通过逻辑来证明或驳斥。绝对理性的本质恰恰是超乎或者先于理性论证。逻辑演绎可以而且必须要基于一个绝对理性之上，但是却从来都不能证明绝对理性。如果一个绝对原理是真正宗教性质的，那么它是超理性的，是一种可以为理性逻辑提供基础的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原则。但是如果绝对理性是人造的和人所宣扬的，那么绝对理性必然是不合理的而且与理性逻辑和理性手段都有着不可化解的冲突。

所有过去150年里的理性主义的基本信条都是非理性的，而且基本上是反理性的。比如那些宣扬人具有内在理性的启蒙主义者们相信哲学的理性主义。1848年的那一代人的功利主义理性主义把个人的贪婪视为一种机制，认为可以通过自然“看不见的手”来促进公众福利。20世纪的理性主义认为人由其心理和生理来决定更是大谬不然。然则上述的每一条原则否认的都不仅仅是自由意志，它还否认人的理性。这些原则的每一条都可以转化为政治行动，不过只能通过武力和专制者才能实现。

但是理性主义者不承认这一点。他们必须坚持认为他们的原则都是合理的而且也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奏效。他们坚持自己的教条，认为他们的原则都是理性自明的。因此，理性自由主义无法把这些原则转化为政治行动除非是通过合理的变换，而这种尝试注定会失败。一方面，他们不能做到尊重任何不同意见，因为不同意见只能是对绝对真理的反对。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对抗任何反对意见，因为错误——还有所有和他们的绝对真理不同的意见对于一个理性主义者来说肯定都是错的——只能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信息。没有什么可以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流行于欧洲和美国的一种说法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一个聪明的人肯定是站在左派一边的。而今天，相信宣传的万能更是公开而明确地表明了理性主义信条的绝对主义基础和自相矛盾。

另一方面，理性自由主义者也不能妥协，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完美无缺的信条，他们不允许任何的妥协让步。任何一个拒绝看到这种理性之光的人只能是一个十足的混混儿，而这种人是不可能和政治沾上边的。而且，理性主义者无法反抗或镇压敌人。他们无法承认敌人的存在，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那些判断错误或者获取了错误信息的人们，他们相信当他们看到理性真理不容辩驳的证据时，他们就会领悟到理性。理性自由主义者被困在对阴谋家们的神圣怒火和对得到错误消息的人们的教育热忱之中。他们总是知道什么是对的、必要的，什么是好的，而且这些总是那么简单容易，但是他们就是做不到这简单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既不能向权力妥协也不能为权力去战斗。在政治上他们总表现得无能为力：理论上过于大胆，行动上过于胆小，擅长反对却拙于运用权力，纸上谈兵头头是道而政治上却无为无能。

理性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于立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要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只有一条路可走：极权主义。他们主观上诚挚地信奉自由而客观上只能导致专制。因为要摆脱理性自由主义者政治上的无能只有一个办法：放弃理性主义，成为公开的极权主义者、绝对主义者和革命者。

在启蒙运动中，正是卢梭迈出了毁灭性的一步，使理性主义和虚假的理性主义走向了公开的非理性和反理性的极权主义。认为“大众意志”在理性上是可以确定的或者可以实现的看法不过是借口，它本身就成了有悖于理性分析的非理性绝对，而且它超出了理性理解的范围。它是存在的，但是如何存在，又存在于何处，为什么存在就没人知道了；它必须要流行开来，这是自然的，因为它是完美和绝对的。谁要是掌握了理性、了解了社会的最高意志，谁就有权，也有责任来将它强加到大多数人、少数人或者是个人之上。自由的实现只能依赖于“大众意志”的完美实现。卢梭的个人理性或者个人自由不过是个借口。

卢梭的确坚持小型城邦国家，以直接的、非代议制形式的民主作为治国的唯一完美的形式，而且他还确定了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个人可以离开这个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人们认为这体现了卢梭希望个人获得自由。然而，在18世纪中叶，在一个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些条件的世界里，这些主张只能被看成是在一个本来毫不浪漫的现实极权主义世界里的浪漫的妄想。如若不然，希特勒对犹太人提出的移民出境也可以被当成“自由”了。

卢梭对非理性绝对的热衷使得启蒙运动的基本概念在政治上变得有效。卢梭正确地看到在抛开理性主义之后，他的体系和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家们的体系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他公开的非理性主义使他得以摆脱那些同样致使百科全书派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束缚。启蒙主义哲学家们相信缓慢而痛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是理性的过程，而卢梭则相信内心的启示之光。启蒙主义哲学家们试图在物理法则的领域内定义人，而卢梭把人视为依照自己的冲动和感情行事的政治生物。启蒙主义哲学家们看到了理性主义逐渐取得的进步，而卢梭则相信人们可以凭借最不理性的力量：革命，来建立太平盛世。毫无疑问他比所有其他的启蒙主义哲学家们更懂得什么是政治。他对于社会人的观点是实际的，而理性启蒙主义者们却是无可救药、悲惨的浪漫主义。

事实上，卢梭可以批驳之处仅在于他的理论基础：他相信人造的绝对理性，相信他自己拥有这种绝对理性，相信任何人只要拥有绝对理性就有权和责任强行贯彻它。

因为卢梭抛弃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他成为巨大的政治力量。因为他保留了启蒙主义对人类可臻完美的信念，他否认了人类的自由，成为伟大的极权主义者和革命家，他点燃了这个世界的导火线，而只有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才能与这种力量媲美。

每当政治上无能的（因为理性主义）自由主义被转变为政治上有效的非理性极权主义时，卢梭的方法就得到采用。18世纪早期的启蒙主义者们显示了他们政治上的无能，1848年的时候，理性自由主义破产。在法国、奥地利、德国和西班牙的反动立宪政府倒台之时，理性自由主义登上了政治舞台；然而毫无例外的，它很快就被证明完全无法有效行使拥有的权力，除了再一次失去自己的权力。

第2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

美国独立战争所根据的原则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全然相反。无论是从意图还是从效果来看，美国独立战争都是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专制政治相对立的一场成功的反抗运动，而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基础却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专制政治。虽然法国大革命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但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美国独立战争却已经走到了前面。美国的保守党人在1777年和1787年就针对法国大革命精神进行了斗争并且克服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这使得美国的发展在历史上实际要比法国大革命前的国民会议、三级会议时期、恐怖时期和拿破仑时期处于更为先进的阶段。美国独立战争绝不是针对旧封建专制的一场起义，而是一场以自由的名义来反抗理性自由主义的新专制和启蒙运动专制政治的保守党人的“保守主义反革命”运动。

19世纪，乃至延续到今日的西方世界的自由正是基于1776年美国保守党反革命所信奉的观点、原则和制度之上。

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既是一件发生在美国的事件也是一件发生在欧洲的事件。英国最初在美国设立的殖民地东部13州（Thirteen Colonies）迟早会沿着一个国家发展的正常道路而获得独立。英国那些最明智的头脑，尤其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充分意识到英国在美国的殖民者们已经不再依赖英国了。美国独立战争只不过是使得一场可以预见和预测的独立战争真正地发生了。当然，如同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美国独立战争在形式上也具有其独特性，但是战争的爆发其实是事物自然发展的结果。从乔治·华盛顿在法印之战中担任独立指挥的民兵军官到他成为领导美国独立大军的总司令之间存在着一条直线关系。

但是如果把美国独立战争视为发生在欧洲的一个事件，则它的发生是不可预见和预测的。美国独立战争，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欧洲其他国家，颠覆了一个似乎是自然的、不可改变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它击败了理性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门徒，即那些启蒙主义专制者们，虽然这些专制者们仿佛即将赢得一场不可逆转的、唾手可得的最终胜利。美国独立战争把胜利和权力带给了那些在欧洲遭到惨败并且在迅速消失的反中央集权主义、反极权主义的保守党们，他们对于集权政府心怀不满，也无法相信那些声称完美的统治者们。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挽救了自治的普通法，使其不至于被完美法典（perfect law code）取代，它也使得独立法庭得以重建。总之，它重申了一条信仰：人之不完美是自由的基础。

如果美国没有发动对启蒙专制主义的反叛，那么19世纪的欧洲就不会有什么自由可言。如果美国匍匐在理性主义大军和施行集权制的英王之下的话，19世纪的欧洲也不会拥有自由。英国也几乎不会有任何有效对抗法国大革命的力量，而在拿破仑咄咄逼人的极权主义面前，英国很可能也不会有战斗到底的决心。总之，若没有美国的独立战争，著名的英国宪法也就不能得以幸存并成为19世纪欧洲自由以及成功对抗绝对极权主义的象征了。

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方世界而言，人口稀少又相距遥远的美国殖民地取得独立本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美国独立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打败了以乔治三世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运动，同时也成为英国新兴的埃德蒙·伯克的非启蒙却自由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反对所有公然对比、可预测性或者可能性。美国独立对欧洲的这种影响使其成为19世纪历史上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美国的独立是19世纪自由社会形成的源头。

认为19世纪全部自由的基础在于保守主义运动克服了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什么新的论断。就欧洲而言，这种保守党人的运动发生在英国，这也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在1850年之前，欧洲政治思想界中的一种老生常谈是英国找到了“出路”，正如在此之后，人们又普遍地转而将法国大革命作为19世纪全部自由的发源地。然而英国是如何克服法国大革命的呢？是什么东西，使得英国能够抵挡住法国大革命，并于同时在不发生内战和社会崩溃的情况下发展成为一个自由的商业社会，而不是发展成为法国大革命式的和拿破仑式的专制主义社会呢？回答这些问题的现有答案将英国的成就归因于英国的人种特征、英伦海峡或英国宪法，但这些答案中没有一个是充分恰当的。

在1770年时，一切都表明英国正日益快速地走向启蒙专制主义。1780年时，反极权主义的力量占了上风，英王失去了获得绝对权力的机会，而且永远失去了这样的机会。英王的革命派竞争对手，即想要建立自己的专制、自己的绝对主义和自己的中央集权政府来取代国王的专制和国王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卢梭式的极权主义者们也失败了。无论是英王的绝对主义还是群众的绝对主义，都没能获胜。

19世纪英国政治体制中的每一种自由制度实际上都可以追溯至“老辉格党”（Old Whigs）短暂的执政时期，他们是因为反对向美国殖民地开战而上台的。他们引入了大臣对国会负责的制度和内阁体制，建立了现代政党体制和文官系统。他们还规定了王室与国会的关系。1790年的英国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社会，也绝非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但它为一个全新的自由社会建立了基本的框架。这个基本框架就是“老辉格党”奉行的这些原则，虽然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实际上已经被摧毁，却又由于“殖民者”取得成功的抵抗而东山再起并执掌了权力。

保守党制定的那些原则促成了美国和英国自由社会的形成，尽管这两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截然不同。而且，虽然1776年的美国与其同时代的英国拥有同样的人种，讲同样的语言，奉行同样的法律，拥有基本相同的政治传统，然而美国毕竟远离了英国，仅仅用“人种优势”或者“政治智慧”这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两个国家在19世纪形成的自由社会显然无法成立。

美国和英国的实际社会和地理情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19世纪期间两国各自的具体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截然不同。美国独立战争以及随后不久开始的西部大迁移使得美国在整个19世纪期间都在以不断增长的速度远离英国和欧洲。1917年的美国，当时发生了自拿破仑以来最大的欧洲战争，和殖民时期的美国、杰斐逊、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的美国相比离欧洲更远了。轮船、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线和无线设备只不过使得美国和外界的联系与依赖航船联络的时代相比更加表面和短暂。

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每一代美国人与上一代人相比都在更加远离英国，或者也因此更加远离了欧洲。杰克逊和克莱生活的社会比约翰·昆西·亚当斯或者丹尼尔·韦伯斯特（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人想象成18世纪的英国人）所处的社会可能离欧洲更远，他们的心理距离也同样更远。而林肯、格兰特、安德鲁·约翰逊，他们可能是铺铁路的工人，与先前的杰克逊和克莱相比离欧洲又更远了一些。至于下一代——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洛克菲勒、摩根和卡内基、亨利·亚当斯、林肯·斯蒂芬斯——美国在制造一类领袖和一种心理和社会气候，先无论好坏，都是为欧洲社会所不能想象的——对于1900年的英国来说更是如此。现在英国报刊记者们常说的一句箴言是美国与欧洲从心理上、习俗上和制度上已经如此脱节以至于一个欧洲人已经很难理解美国了。如今作者们还有记者不得不向英国读者们报道美国的发展（我也曾经做过好几年类似这样的报道），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英美两国人共同的书面语已经更多地成为障碍而不是帮助，因为拥有共同的语言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这种错觉非常不利于理解的准确性——就是那些词和句子体现了大西洋两岸的人们相同的情感和知识，表达着同样的联想和言外之意。

但是两国之间存在的这些不同之处只是更加强调了两国共同采取的那些原则的普遍性。虽然两国基于不同的原因、面对不同的社会现实，而且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情感环境下在实施这些原则，两国都成功地建立了各自自由的商业社会。无论两个国家是多么不同，它们从一开始就相信没有人或没有哪个群体是完美的或者拥有绝对真理和绝对理性。不论是美国的开国元勋还是英国的激进保守党人，他们都相信混合型的政府；相信被统治者的认可是一回事而个人的财产权是另一回事，他们也相信政府的权力需要受到限制；并且政府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应该相分离。

1776年和1787年的美、英保守党人不仅信奉共同的原则，而且也使用了共同的方法在一个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了功能性的社会。他们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这种方法，对它持有同样的看法，也同样重视这种方法。

对我们今天来说，“保守主义反革命”的方法与其原则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也许反革命的方法要更重要些。今天有相当一部分政治著作家和思想家都相信原则就是一切，而方法则可有可无，这是对政治和政治行动本质的一种根本误解，而1776年的那一代人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们懂得，原则若不能通过制度得以实现则正如没有原则的制度一样，不仅在政治上是无效的，而且对社会秩序来说是有害的。因此，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与原则同样重要的，而他们的成功既取决于方法也取决于原则。

他们的方法归根结底是由如下3个部分构成的：

首先，尽管他们身为保守党人，他们却没有进行复辟也不打算这么做。他们从不美化过去，而且对于他们当时生活的时代也未抱任何幻想。他们知道社会现实已经改变。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任务只能是在旧原则的基础上整合新的社会，他们绝不会赞成任何想要尝试改变既成事实的做法。

正是他们无条件地拒绝复辟，才使得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显得激进，并掩盖了他们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保守的特性。他们对社会的分析的确激进，可以说是极端激进。他们从未接受上流社会的社会惯例或一相情愿的复辟梦想，因为它们是建立在旧的社会仍然能够正常运转的假定之上，然而实际上这个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1776年和1787年那一代人还看到保守主义的本质是他们没有打算复辟，因为复辟正如革命一样也要使用暴力并且是绝对主义的东西。

因此，美国的开国元勋和英国的激进保守党人是当前与将来的保守党人，而不是过去的保守党人。他们知道，当前的社会现实已属商业性质，而这个社会的制度却还处在商业性质之前的阶段。他们的方法就是从这一事实出发，建立一个自由的功能正常的商业社会。他们想要解决未来的问题，而不是去面对过去，他们想要遏制下一次革命，而不是去克服上一次的革命。

他们的方法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他们不相信什么蓝图或者万灵药。他们信奉通过一般原则构成的大框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允许任何妥协。但他们知道，行之有效是接受一个制度解决办法的标准，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办法能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时才是可接受的。他们也意识到，实际上每一种具体的制度工具都能用来为每一种理想的目标服务。他们对于自己的信条表现得教条主义，但是在日常政务上却显出极端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没有试图建立起一种理想或一种完整的社会结构，他们甚至愿意在找寻实际解决办法的细节方面否定自己。他们想要的全部就是一种能够解决现有问题的办法——条件是这个办法要与他们制定大的原则框架相适应。

不过就美国而言，人们也许会争辩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的确为美国描绘了一张蓝图：《美国宪法》。但《美国宪法》的智慧不在于它制定了多少规则，而在于它定下的约束。美国宪法包含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并确立了几条简单的程序规则。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反对将《人权法案》放在《美国宪法》之中，其原因与其说是反对该条款，不如说是反对把未来抵押出去。然而，《人权法案》的条款在性质上主要是否定性的，它仅仅规定了什么是不应当去做的事情而不是规定了什么是应当去做的事情。

保守主义反革命方法的最后一个要点就是伯克所谓的“处方”（pre-scription）。这与“神圣的传统”毫无关系。伯克本人对于传统和先例的态度是，如果它们不起作用，那就毫不留情地丢弃它们。“处方”是对政治方法领域中人的不完美性原则的表达，它的意义就是：人无法预言未来。人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人有可能知道和理解的唯一事物就是在历史中生长出来的现实社会。因此他必须将现存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而不是将一种理想的社会，作为自己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人绝无可能发明出完美的制度工具，因此人最好是依赖旧的工具而不是试图发明新的工具来实现理想。我们知道如何使用一种旧的工具，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我们也知道该如何使用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信任它。而对于新的工具，我们不仅对它们一无所知，而且，假如它们被吹嘘成完美的工具，我们就有理由确信，它们一定不如旧的工具，尽管没有人会说旧工具是完美的。“处方”不仅表达了人是不完美的这一信念，还表达了人们已经意识到，一切社会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可以识别真正的政治家和纯粹的政客，而且“处方”还是一种经济原则，它教导人们宁可选择简单、便宜和平常的东西也不要选择复杂、昂贵和光辉的创新。这是常识和绝对理性、经验之间的较量，也是责任良心和肤浅的才华之间的竞争。它踽踽前行，不是那么辉煌，但是却可以信赖。

该原则的实施者与其说是英国人还不如说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大量的研究表明他们在管理殖民政府和行政事物时是怎样地依赖那些被证明为可行且可靠的制度，还有依赖过去的经验和经过试验的工具。这类研究中有不少是以“挑错”为目的，为的是表明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实在是不够聪明且鼠目寸光，他们无法发明任何东西。这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就如同以前的几代人骄傲地相信1788年的美国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宪法制宪会议成员。实际上，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当时那样的危机和高压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谨慎以及避免采取新的、未经尝试的制度改革正是他们智慧的最大体现，也是我们最需要感谢他们的原因。他们知道自己只能运用他们已有的；他们还知道，未来总是源于过去，政治家的任务是要决定不完美的过去中哪一部分应当延伸至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去试图寻找永恒的政治运动的秘密，或者说是永恒的政治停滞的秘密。

1776年那一代人建立起来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瓦解了，今天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工业社会，但保守党反革命使用的原则和方法都还依然有效。如果我们想要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唯有采用同样的基本原则才能获得。未来的具体社会制度将不同于1776年和1787年建立起来的具体社会制度，正如后者也不同于17世纪或18世纪的制度。但如果它们要想成为一个自由的功能社会的制度，那么找到这些制度的途径就是运用1776年那一代人所使用的方法：首先要意识到我们不能复辟，我们必须接受新的工业社会而不是试图回到工业社会前的重商主义社会；我们要愿意摒弃蓝图和万灵药，宁愿满足于从事那些不起眼的、不那么辉煌的任务——一点点的，摸索着寻求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我们还要明了我们只能使用我们已有的东西，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为出发点。

1776年和1787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取得了西方历史上从未获得过的成就：在没有社会革命、没有爆发长达数十年的内战，也没有极权主义专制的前提下建立了一个有着新价值观、新的信仰、新政权和新社会制度的社会。这场革命不仅通过建立一个自由和功能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的途径克服了极权主义革命，而且它本身也没有陷入极权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泥沼之中。

我们今天的任务看起来也许比1776年那代人的任务更重大、更困难，尽管我们很可能会因为知道了答案而低估它们的困难，或者会因为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而高估我们的困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只有以1776年那一代人留传下来的原则为基础，并且采用他们留传下来的方法，我们才有希望成就自己的伟业。

第3章 保守之路

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最近已经成为美国颇受欢迎的标语。的确，美国到了一定要致力于强权政治，制定长远的战略目标，决定它的战略和军事边界位于何处，还有决定哪些领土不能够落入潜在敌人的控制之下的时候了。而且，美国对待外交事务的态度，如果不是完全无用的话，也肯定是过时了。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干涉主义都在暗示美国可以决定它是否愿意参与国际事务，现在的美国既已成为西方的中心力量，如果不是全球的中心力量的话，这种决定就不复存在了。当有强权想在某个大洲实施霸权时，美国将不得不摆明自己的立场，即使是仅仅做出一个决定来改变国际权力关系。

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超级大国，也许应该说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定将运用它的政治权力，也就是权力。但是如果美国的世纪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优势，那么，这个属于美国的世纪就将被浪费。今天有些人似乎认为美国的宿命是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超越纳粹，美国佬将替代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成为主宰世界的种族；有人甚至称之为“为民主而战”，但是，这样的道路不会使美国通向繁荣和强大而是通向衰败。这条道路也不会有助于解决美国存在的基本社会危机，而这种社会危机会直接导致战争。如果20世纪要产生的是一个自由、运转正常的工业社会，美国将必须要解决原则和制度方面存在着的重大问题，然后，20世纪才能真正成为美国的世纪。

当极权主义强权们确信（从它们走上征服世界的道路开始）美国是它们最终的、真正的敌人时，它们完全是正确的。从物质的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从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说则更加正确。因为只有美国可以找到非极权主义、非革命的道路来建立一个自由的工业社会，而这才肯定是（同时也许是仅有的）方式来克服极权主义。

这样的社会必须要以工业为中心，而且必须要致力于开发我们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事物：工业国家的社会制度。在全面战争中，工业中的个人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一个明确、既定的社会身份，这一事实一定要用来建立一个永恒的功能型社会组织。全面战争的结果总的来说取决于工业生产，这一事实一定要用来发展一种合法的工业权力，并使这种权力建立在负责任的自我管理之上。换句话说，工厂一定要成为一个功能型的自治社会社区。

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危机蕴藏着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工业工厂成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但还不是一个社会机构。工业社会只有当工厂给予工厂成员以社会身份和地位时，才能正常运转。而且，只有当工厂的权力是建立在工厂成员的责任和决定基础之上时，工业社会才能是自由的社会。今天的答案既不是全盘计划也不是恢复19世纪的自由主义（laissez faire），而是建立在当地和地方分权自治基础上的工业组织。现在就应该开始着手，当工人们、管理人员、消费者们联合起来实现同一个目标：赢得这场战争。

第二部分 极权主义的兴起

第二部分简介《经济人的终结》是我的第一本在英国出版的书，那是在1938年末，几周后，也就是1939年初，又在美国出版了，这是美国出版的第一本探讨极权主义根源的书籍，而且，这本书当时是，现在仍然是仅有的一本认为极权主义是发生在欧洲社会的一种现象的书籍；19世纪欧洲社会的解体和社会信念崩溃导致了极权主义。

本书也是第一本，目前来说也是仅有的一本，把极权主义的兴起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的书籍。自从纳粹主义兴起以来，已经有好些书籍谈论极权主义，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经典之作《极权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Totalitarianism）（1951）。不过，所有的这些书籍都是在希特勒被打败之后写的，也就是说这些书所讲的都是后见之明。《经济人的终结》是唯一的一本用先见之明来看待极权主义，尤其是纳粹主义的书籍，也因此，本书具有它独特的前瞻性。书中预测了（当时对于所有体面的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法”，就是企图杀害所有欧洲的犹太人，还预言了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签订（我的预测比实际签订的时间整整早一年）。书中还预测，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不到数月之际，希特勒不会被“招安”。书中还预测到在西欧纳粹不会遇到抵抗，而只有当一个国家被德国军队占领之后，纳粹才会遭到抵抗。

上述这些结论的每一个（虽然对于那些了解希特勒并认为要对他严阵以待的人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结论）在当时来说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然而，这本书，即使是作为谣言，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该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他在伦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发表在《时代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而且在他颇受欢迎的周刊专栏文章里继续谈论本书。在大概15个月以后，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后成为英国的首相之后，丘吉尔命令给每一个英国候选军官发送一本我写的《经济人的终结》。

当欧洲瓦解并陷入极权主义之际，《经济人的终结》很可能仍是最佳的（如果不是唯一的）一本书。但是该书的最后结论却大错特错了，即欧洲将不会再回归到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自由的民主——“魔鬼”已经把它们完全摧毁了。然而，在1938年或者1939年时，甚至是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被打败，他们的军队也被摧毁之后的6年甚至7年时，如果有人，也只是极少数的人，会不同意我做出的这个结论。然而到了1955年，在所有的欧洲都恢复了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自由的民主，这里所有的欧洲指的是铁幕以西的欧洲。我自己在那些年里为马歇尔计划和世界银行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复兴欧洲，或者至少为了使欧洲不致沦为斯大林的统治之下。我们当时会无休无止地讨论该怎么解释欧洲的复苏，它从许多方面来看非常接近1913年前的欧洲而不是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比如绝大多数的左派接受了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

马歇尔计划激活了那些被释放出来的巨大的潜在能量，但是，这个计划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且是在极为仓促的情况下，因为当时绝对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陷入冷漠和绝望的欧洲大陆有这些能量的存在，即使是在获得胜利的英国，也没有什么表明经济的力量和复苏的迹象，那么，这些能量都是来自何处呢？

我们从来都没能够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自己尝试过数次想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每次都以放弃告终。而且据我所知，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更不要说找到问题的答案了。这真是20世纪历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第4章 魔鬼的回归

这些观点，还有这些观点导致的结论，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代就相当于异端邪说，以至于我自己在出版这本书之前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本书的第一部草稿包含了该书的主要观点，它完成于1933年，希特勒正当权的时候；然而，我因为自己的发现而深感不安，虽然这些发现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还是决定把这部手稿压一段时间直到自己可以通过实际发生的事情来检验该书的结论。但是，即使是在我书中的预言通过20世纪30年代的局势发展已经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在很长的时间当中仍然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结论的确是太“极端”了：希特勒的反犹太政策将由于这种政策内含的逻辑而被推向实施“最终解决办法”，就是杀害所有的犹太人；还有西欧庞大的军队将不足以抵抗德国的军队；以及斯大林会和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

只有当《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也就是1938年的秋天，已故的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J.Walsh），当时的John Day出版社的社长，同意出版这本书。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他还试图让我低调处理那些“极端”的结论，让我通过暗示而不是直白的方式来表达这些结论。然而，理查德·沃尔什既是一个出版商也是当时一位资深、开明的新闻工作者，而且见多识广。他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敢于冒险出版这本书，而且，他后来的确遭到了“开明的”书评者们的尖锐批评。

这本书出版6个月以后是1939年的春天，（正如我预测的那样）斯大林和希特勒结成了联盟。又过了12个月或18个月，在1940~1941年那个凄冷的冬天，在敦刻尔克后，法国败给德国纳粹，英国选择了《经济人的终结》作为一本政治书籍发送给第一个准备向纳粹邪恶势力开战的国家的年轻的预备军官。“异化”这个词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词汇里是找不到的，在《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里也找不到，但是，西方人和西方社会及西方政治信条之间变得疏远是这本书的中心论点。从某些方面来说，《经济人的终结》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预测了自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欧洲政治的主导色彩——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这本书的两个主要章节的题目分别是“大众的绝望”和“魔鬼的回归”，这些题目在今天听起来很熟悉，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或者自法国革命以来那段较早的时期，这些题目都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政治题目。《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据我所知，也是第一本把克尔凯郭尔当成是现代政治学方面的思想家。然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那些关于存在主义和“异化”的大量文献极为不同的是，《经济人的终结》是一本社会和政治学方面的书籍，而不是一本哲学书籍，更不能说是一本神学方面的书籍了。本书开篇第一句就说：“这是一本政治书籍。”可以肯定的是，该书探讨各种学说、哲学和政治信条，但是它们是被当成研究政治动态的具体数据，它的主题是一种政权的兴起而不是一种信仰的兴起。这本书和人的本性没什么关系，而且和社会的本质关系也不大。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定的历史事件：欧洲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瓦解，并以纳粹极权主义兴起并统治欧洲而结束。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而不是精神上的苦恼，构成了这本书的脉络。

然而，与这一时期出版的其他书籍不同的是，《经济人的终结》认为欧洲的悲剧是由于政治信仰的丧失和欧洲大众政治疏远的结果。我尤其认为欧洲之所以会急转直下地陷入极权主义绝望之中，其原因是人们对主宰着“摩登时代”的政治信条的幻灭，而所谓的摩登时代早在300年前就开始了。现在的时代一个关键的信念就是社会可以变成理性、有序、可以被控制和理解。失业和战争是特殊的“魔鬼”，它们阴魂不散地笼罩着那些战争岁月，自由欧洲的现世信条既不能消除也无法控制这些力量，而且没有任何现存的经济和政治理论可以解释这些力量。虽然这些力量原本是人道的和具有社会性的，但是在社会里，它们被证明为不合理、无法管理、无意义和任意的，正如那本质充满敌意的魔鬼般的力量曾使得先人沦陷到无能为力的绝望之中。不过，20世纪的人不会再回到那种宗教信仰的理性时代，虽然这种宗教理性给予了先人以精神上的稳定。

从宗教和这本书对基督教的重视程度来看，《经济人的终结》也许是当时最不时髦的书了。30年前，我的同代人，仍然是18世纪启蒙运动和19世纪反极权主义的孩子，倾向于忽略基督教的反对者们，从克尔凯郭尔到法国的工人—牧师（worker-priest），他们认为这些反对者是孤立的浪漫派，他们不可救药地脱离了现实。《经济人的终结》，就我所知，是第一本在书中表达了和现在所持的观点相同的见解，那就是这些基督教的反对者们是无情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致力于解决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真正问题。这个观点使得本书预示了基督教民主党派的崛起，该党派在战后的欧洲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另外还预示了在罗马教皇约翰领导下的天主教堂的机构组织现代化的过程。

但是《经济人的终结》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终，教堂还是无法为欧洲社会和政治提供必要的基础。教堂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虽然其原因和当代人所认为的不同。宗教确实可以给绝望的个体和个体对自身存在感到的痛苦提供一个答案，但是它无法对大众所感到的绝望给出一个答案。我认为即使在今天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西方人，或者说今天的所有人，他们还没有做好摒弃这个世界的准备。如果人类仍然在等待被拯救的话，他们等待的是现世的救赎。教堂，尤其是基督教堂，可以（并且应该）传“社会福音”，但是它们不能（也不应该）让政治代替上帝，同样也不能让社会科学代替赎救。宗教作为任何社会的评论者，既无法接受任何社会也无法接受任何社会规划，除非它摒弃宗教的真正王国，即与上帝同在的灵魂。这其中显示了教堂作为社会良知的力量以及它们作为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不可治愈的弱点。

在那些年里，人们对“革命”这个话题谈论很多，“革命”这个词的意义却是抢座位游戏。《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是第一本认为这无非意味着把《伊索寓言》里的专制君主（King Stork）换成《伊索寓言》里有名无实的国王（King Log），而且这也意味着新的统治者将被迫中止现存权力和制度的模式。这种看法自奥威尔的作品《1984》，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之后变得很普遍。但是在30年前，我的这种观点还是非常新的。

从那时起，我们真正经历的一切在那个时代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富强的欧洲的重新崛起，在世界范围的私有企业和私人管理的公司内形成的经济企业家精神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

不过，虽然我意识到当代人看来“不可避免的革命”其实不可能发生时，我也意识到新的极权主义，尤其是德国的纳粹主义，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目的是为了推翻比经济组织更基础的东西：比如，价值观、信仰和基本的道德观。这场革命让绝望代替希望，魔法代替理性，令人恐怖的嗜血而狂热的暴力代替信仰。《经济人的终结》意在对一场深刻危机做出具体的社会和政治分析。它不是一本“历史”书，而且也不是作为历史书来写的，但是，该书绝不是在“报道”所发生的事件，它是在试图理解这些事件。

所以，今天再来读这本书时，也许可以把它当成是那个时代的一幅画像，或者是在读对那段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噩梦般的岁月的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然成为普遍的现实，但是对于30年之后的我们来说几乎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对于1969年的读者来说，1939年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可能会是欧洲在当时是世界事务的中心。这本书的作者，我本人，当时居住在美国，在自己的家里，陷入了对于政治和经济的深思之中。当这本书出版之际，我实际上在教授美国历史和美国经济。

然而，这本书理所当然地认为发生在欧洲的一切意义重大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经济人的终结》当然好几次提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下的美国。而且，本书的作者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而且也是很正确地希望美国能够不受正在毁灭欧洲的传染病的影响，并且可以通过美国自己的体系和社会来战胜这种疾病。即便如此，当时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很明显是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世界的命运与岌岌可危的欧洲的命运一脉相承，而且也掌握在欧洲的手中。

今天，这样的一种观点将会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在30年前，欧洲的确就是世界的中心。

在《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里还谈到20世纪30年代最后的现实，即那个时代完全缺乏领导人才。当然，政治舞台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看上去好像在狂热工作的政治家比任何时代都多。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是非常体面的人物，有些政治家还非常能干，但是大多数的政治家们都是悲惨的小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能力平平的政治人物都会显得很夺目，而那些恶棍们、祭司、卖国贼们，是政治舞台上的侏儒，他们卑劣的背叛行径大都是由于愚蠢的失算所致。

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抗议说，“但是，你遗忘了丘吉尔。”毫无疑问，丘吉尔在欧洲政坛上的崛起，还有与极权主义恶势力作斗争的事实都是非同小可的事件。用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这是“命运的转折点”。今天的读者非常有可能低估了丘吉尔的重要性。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法国沦陷之后，直到丘吉尔掌权成为自由民众的领袖之前，希特勒都在毫无阻拦地前进。而当丘吉尔上台之后，希特勒永远地倒下了，再也没有重新获得他曾有过的那种把握时机或者不可思议的料事如神、先发制敌的能力。20世纪30年代那些精明的盘算者们成为20世纪40年代无所顾忌的鲁莽的人们。在那件事发生了30年之后的今天，人们难以意识到如果没有丘吉尔的话，美国很可能会甘心看着纳粹统治欧洲和欧洲还未受到战事影响的殖民王国。而且，如果不是丘吉尔早在一年前破除了纳粹不败的魔咒，俄国也很可能不会抵抗纳粹的入侵。丘吉尔给予欧洲的正是欧洲当时需要的：道德威信、对价值观的信奉和对合理行动代表的正义的信念。

但是这些都是后见之明了。丘吉尔不仅出现在《经济人的终结》这本书里，而且我在本书中表达了对他的敬意。当我现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怀疑自己当时的确在偷偷期待温斯顿·丘吉尔真正成为政治领袖。而且，我从来没有对那些虚假的领袖比如法国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有过任何同情，当时有许多见多识广的人，比如在华盛顿，罗斯福的很多跟随者在盼望着对他的宣判。然而，在1939年之际，丘吉尔还只是一个可能性：一个没有权力而且马上快70岁的老人；尽管热情洋溢，但仍让听众感到乏味的无人相信的预言家；失败过两次的政治家，虽然他在反击时表现出杰出的才华，却不能很好地胜任政府的工作。我知道这一点令人很难相信，即使是在1940年，当由于法国的沦陷和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时，签订《慕尼黑协议》的人纷纷被慕尼黑人（“Men of Munich”）扫下台时，丘吉尔都绝不是那个既定的继任者，但是我们现在确切地知道当时有几个人被考虑出任首相一职，而且其中的一两个更是处在有利的位置上，而且几乎得到了任命。

丘吉尔于1940年当选首相，那是发生在本书出版一年以后的事，这无异于是对《经济人的终结》书中祈祷和希望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念的重申。不过在1939年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有祈祷和希望，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缺乏领导人才、缺乏肯定、缺乏坚守价值观和原则的人。

第三部分 政府的疾病

第三部分简介

在我的作品当中，最具政治影响力的要数发表于1969年的《不连续的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中的一个章节“政府的疾病”。

正如撒切尔夫人数次在公开场合说过的那样，她制定的政策有很多是基于“政府的疾病”这个章节，举例说，撒切尔夫人发明并倡导“私人化”（privatization）的概念，而我最初是称之为“重新私人化”（re-privatization）。这个观点成了撒切尔夫人政治观点的核心部分，即一个政府如果想要有效地管理国家，它就必须停止“亲力亲为”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制定政策、做决定、建立标准体系和国家的远景规划方面，也就是，要集中精力在国家的统治上。日本在1970~1980年这个时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据当时的日本首相说，“政府的疾病”这一章节也在日本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提供了依据。事实上，他在1970年的新年致词的大部分都在谈论我的这本书（尤其是“政府的疾病”这个章节）。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些政治反响都是时势所致。其实这一章节中提到的内容我以前就说过好几次，比如，在我那本1949年出版的《新社会》一书中我就说过，但是当时没人注意我的这些观点。而且事实上，如果我说的这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的话，那也是一种误解，人们认为我是在为一个无能的政府辩护而不是在为一个高效的政府呼吁。50多年的时间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撒切尔夫人注意到我的理论——人们似乎都相信一个政府越庞大，做的事情越多，那么它就会越有效。在这50年里，整个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仿佛受到了政府的催眠，它们相信一项任务如果由政府来处理就相当于已经完成了。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民主国家，在极权主义国家也是一样——民主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对于个人的权力有不同的理解，而不是它们对于政府或国家的执政能力的理解。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出政府在做事情方面的无能，这使得人们开始接受关于政府局限性的讨论——这也是“政府的疾病”这一章的话题。几年后，在我那本1989年出版的书《新现实》里，我预言了苏联的解体。可以看得出来，在长达将近300年的时间里发达国家的人们，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一样，期待着有一种社会信条，比如说资本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所有社区、社会和政体的问题。在这一部分的第5章“从民族国家到巨型国家”（这篇文章发表于1993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展现了导致巨型国家的基本历史发展状况，也谈到了导致“政府的疾病”的基本历史情况。

第5章 从民族国家到巨型国家

在这4个世纪中，强大的政治推动力都在努力想要超越民族国家，并用一种跨民族的政治体系来取代民族国家，无论这种跨民族的政治体系是一个殖民帝国还是一个欧洲的（或亚洲的）超级大国。这几个世纪见证了强大的殖民帝国的兴衰：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于16世纪兴起又在19世纪初瓦解；接着，大英帝国、荷兰帝国、法兰西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相继于17世纪兴起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在这4个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只要有新的主角出现，它就会立即开展超越民族国家的使命，试图把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帝国——德国和意大利，在自己还未完全统一时，便于19世纪8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了殖民扩张，意大利则晚至20世纪30年代还做了再次的尝试，甚至美国也于20世纪早期变成了一个殖民国家。为了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还有一个非西方国家，日本，也做了同样的尝试。

作为民族国家的大本营，欧洲在这4个世纪里不断地尝试着以建立跨民族的超级大国为主要内容的努力。

在这个时期，欧洲民族国家曾6次尝试成为欧洲的统治者，希望将欧洲大陆转变为在它控制和支配下的欧洲超级大国。第一个尝试的欧洲国家是西班牙，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西班牙不过刚刚在那些争吵不休的王国、公爵领地、县和自由城市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以王子为代表的统一国家，而且西班牙直到100年之后，当国家的经济和军事都遭到毁灭的时候，才放弃了自己成为欧洲霸主的梦想。接下来，马上是法国开始继续努力成为欧洲霸主。首先是在黎塞留（Richelieu）的领导下，然后是路易十四，这种尝试直到75年之后，当法国耗尽了本国的财力和人力之时才作罢。不过这样的结果没有阻止另一位法国统治者，拿破仑，不过在75年之后，他重新开始争霸之路，使欧洲卷入了长达20年之久的战乱，为的仍旧是成为欧洲的霸主，建立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超级大国。然后，在同一个世纪里，又有两次德国发起的以统治欧洲为目的的战争；希特勒被打败之后，斯大林又开始通过武力和颠覆的手段试图建立一个苏联统治的欧洲。而且，日本在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后便即刻开始着手模仿西方国家建立一个殖民帝国，在这个世纪里，日本也尝试建立一个日本统治的亚洲超级大国。

事实上，产生帝国的并不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兴起本身就源自于成为跨民族国家的动机。位于美洲的西班牙帝国出产了如此多的金银，使得西班牙能够在查理五世的儿子和继承者即腓力二世的统治下，资助成立了自古罗马军团以来的第一支常备军即西班牙步兵——称得上是第一个“现代”组织。有了这样的装备，西班牙发动了第一次征服欧洲的战役，第一次试图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统一欧洲。于是法国律师和政治家博丁（Jean Bodin）写了《共和国六卷书》（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1576年出版）一书，公开宣称自己的动机和目标就是反抗西班牙的威胁，成了民族国家的发明者。

正是西班牙的威胁，使得博丁倡导的民族国家成了整个欧洲“进步”的原因。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威胁是如此巨大而真实，博丁的建议才为人所接受。在16世纪末，博丁提出的民族国家模型看起来纯粹是幻想。它的内容包括：中央集权的文官体系，只向主权者负责；由中央控制军队；职业军人担任常备军的领导，由中央政府任命并且向中央政府负责；由中央控制铸币、税收和关税；由中央任命的职业法官替代由地方巨头构成的法庭。所有这些建议都是与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存在了1000年的惯例相对立。所有这些建议都严重地威胁到了各种根深蒂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自主的教会和被免除责任的主教管区和修道院、各自拥有只效忠于自己的武装仆从以及司法权和税收权的大小地方贵族、自由城市和自治的贸易行会，等等。

但是西班牙力图控制欧洲的意图使得其他国家别无选择：要么臣服于自己国家的主权，要么被一个外国主权征服。

从那时起，实际上欧洲民族国家政治结构的每个变化都起因于或至少是由于相似的企图，即获得欧洲霸主地位并且用一个超级大国来取代民族国家而引发，而法国、德国或俄罗斯相继成为欧洲民族国家的主宰。

人们因此可能会期望政治学家去研究殖民帝国并为此提出一种政治理论，可这两件事政治学家们都没有去做。相反，他们集中精力研究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和制度。人们可能还指望历史学家研究欧洲的超级大国，但每所大学中负有盛名的历史学教席都是讲授民族历史的教席。著名的历史著作全都是关于民族国家，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美国或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还是俄罗斯。即便是在英国，一个最大的并且多年来也是最成功的殖民帝国里，对历史的教学也仍然集中在民族国家这个领域。

那些现代帝国缺乏整合力量，而唯有民族国家能够进行整合，能够形成一种政体——一种政治社会，能够给公民以身份。

所有的现代帝国和所有的超级大国之所以都惨遭失败，因为它们没有能力超越民族国家，更不必说成为民族国家的后继者了。

不过，尽管民族国家在帝国和超级大国的数个世纪中是唯一的政治现实，它却在最近的100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已变异为巨型国家。

到1870年时，民族国家已在取得全面的胜利；甚至奥地利也已变成了一个由两个民族国家组成的联邦即奥匈帝国。1870年的民族国家，就其形式和行为而言与博丁于300年前畅想的主权民族国家仍然很像。

但一个世纪之后（1970年时）的民族国家，与博丁的国家或确切地说与1870年时的民族国家相比，就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它已变异成了巨型国家，也许与它1870年时的前身相比仍属同一个种类，但其中的差别就像美洲豹与小猫咪的差别一样大。

民族国家的设计初衷是要它成为公民社会的卫士。

但巨型国家却成为公民社会的主人。而在其极端的形式即极权主义的形式中，它已完全取代了公民社会。在极权主义中，全部社会都变成了政治社会。

民族国家的成立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以及公民的财产不受主权者的随意侵犯。而巨型国家，即便是最不走极端的巨型国家，如英、美形式的巨型国家，也认为，公民的财产应当根据税收者的意见才能得到保留。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首次在其《财政国家》（Der Steuerstaat，1918年发表）一文中所指出的，巨型国家断言，公民只拥有国家公开认同或默许他们保留的东西。

博丁所设计的民族国家，以维护公民社会作为其第一功能，尤其是在战时，这实质上就是“保卫”的含义。

巨型国家却日益抹去了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区别，它用“冷战”替代了和平。

从民族国家到巨型国家的转变始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迈向巨型国家的第一小步是始自俾斯麦于19世纪80年代发明了福利国家。俾斯麦此举的目标是对付迅速高涨的社会主义潮流，它是对阶级斗争的威胁做出的反应。先前人们只把政府视为一种政治机构，而俾斯麦则使政府变成了一个社会机构。他自己推行的福利标准，如健康保险、预防工业事故的保险和老年退休金（30年之后亦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实施，英国又随之发明了失业保险），虽然很有节制，但其蕴涵的原则却是激进的，而且这种原则远比以此名义采取的个别措施具有大得多的效果。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党人接管了各种社会机构。但在民主国家中，政府的功能仍然只是保证偿付或至多是提供偿付，大体上它仍然不插手实际的社会工作或不强制公民保持恰当的社会行为。

这种状况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国家从一个提供者（provider）变成了一个管理者（manager）。传统福利国家采取的最后一项措施，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一项措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颁布的《美国现役军人权利法案》，它资助每个回国的美国退役军人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不过政府并没有指定退役军人应该上哪所大学，政府也没有去经营任何大学，它只是向退役军人提供上大学的经费，由退役军人自己决定上哪所大学并学习什么专业，而且任何大学也都有权决定是否接受他们的申请。

战后不久即出台的另一项大型社会项目是“英国国民保健署”，它是（除极权主义国家之外）第一次使得政府扮演了超越保险者和提供者的角色，不过不是完全地充当这种角色。作为政府部门的“国民保健署”承担着保险的功能，它向治疗病人的医生偿付治疗费用。

但医生并没有成为政府的雇员，病人在选择医生方面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然而另一方面，“国民保健署”所管辖的医院和医院治疗则被政府接管。在医院工作的人员变成了政府的雇员，政府实际上管理医院，这就使政府向社会领域中的角色迈出了第一步。政府不再是规则的制定者、促进者、承保人和支付人，它变成了实施者和管理者。

到1960年时，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已认同了这样一种学说：政府是处理所有社会问题和所有社会任务的理想机构。事实上，非政府的私人活动在社会领域中变成了可疑的东西，乃至被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是“反动的”、“歧视性的”。在美国，政府成为社会领域的实施者，美国通过政府举措或指令以期改变一个多民族社会里人们的行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是唯一一个（除了极权主义国家之外）通过政府的指令来改变社会价值观和个人的行为以消灭种族、年龄或者性别歧视的国家。

到19世纪末时，民族国家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经济机构。美国迈出了最初的步伐，它不仅发明了政府制定的商业管制制度，而且还开创了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新企业拥有权的先河。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对诸如银行业、铁路、电力和电话的商业管制便逐渐在美国得以建立。这类政府管制是19世纪最原创的政治发明之一，并且在最初获得了巨大成功，它从一开始就显然被视为介于“不受束缚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第三条道路”，并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和技术的迅速扩展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做出的一种反应。

数年之后，美国开始将一些企业归为政府所有——最初是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时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领导下的内布拉斯加州。又过了数年之后，在1897~1900年间，维也纳的市长卢埃格尔（Karl Lueger，1844—1910）没收了奥地利首都的市内有轨电车公司、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并将其纳入市政府所有。就像反对社会主义的俾斯麦一样，布莱恩与卢埃格尔也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两人都是美国所谓的“平民党人”，并且把政府所有权视为平息正在迅速升级的“资本家”与“劳工”的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

尽管如此，在19世纪极少有人，其实直到1929年之前都极少有人，相信，政府能够或应当管理经济，更不必说政府能够或应当控制经济衰退和萧条了。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相信，市场经济是可以“自我调节的”。甚至社会主义者也相信，私有财产一旦废除，经济就会进行自我调节。人们认为民族国家及其政府的任务是去维护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气候”——通过保持货币稳定、低税收以及厉行节俭和鼓励储蓄。经济“气候”或者说经济“波动”，其实是无人能够控制的，其原因仅仅是，导致这些波动的事件往往是世界市场的事件而不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事件。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使人们相信，民族国家的政府能够并且应当控制经济气候。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第一个断言，民族国家的经济是独立于世界经济的，至少在中等大小的国家和大国中是这样。

他后来还声称，这种独立的国家经济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更简要地说，取决于政府的开支。今天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学派、供应学派和其他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无论他们之间有多大的分歧，他们却在这两个信条上完全同意凯恩斯的观点，他们都认为民族国家及其政府能够掌握民族国家的经济并控制它的经济“气候”。

这个世纪里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民族国家演变成为“财政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历史上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做到——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从国民收入中获得超过5%或者6%的收入。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每一个交战国，即使是最穷的国家，也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可以从国民身上榨取无穷无尽的财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所有交战国的经济都货币化了。其结果是，其中最穷的两个国家，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几年战争之后通过征税和借用的手段，获得的收入比各自国家的国民年平均收入总和还要多。它们把长年积累的资本成功地转换成为战需物资。

当时还居住在奥地利的熊彼特立即明了了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但其他的经济学家和大多数政府却还需要再上一课：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从此以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变成了“财政国家”。

它们都相信，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政府可以无限制地征税和借钱，因此，政府也可以无限制地花钱。

熊彼特指出，只要是有经验的政府，政府预算过程都始于对可以获得的总收入的评估，也就是说收支必须平衡。然而政府需要花钱并且理由充分的时候几乎是没有止境的，政府的花销也因此没有止境，所以预算的过程大都是决定钱不花在什么地方。

由于明白收入是有限的这个道理，无论是民主国家的政府还是像俄国沙皇这样的专制政府，在运作当中都受到极大的约束。这些限制使政府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机构或经济机构。

但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到，预算过程事实上成了对一切政府开销开绿灯。

传统上，政府或政治社会能够获得的东西要以公民社会的允许为前提，而且，仅仅局限于国民收入的几个百分点这样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之内政府可以实施货币化。唯有这个数目能够纳入税收和借款，并成为政府的收入。而新的分配方式则假定，政府能够获得无限的收入，因此，政府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并且可以塑造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是，通过税收和支出，政府可以重新分配社会的收入；通过资金的力量，政府能够按照政治家的设想塑造社会。

福利国家、政府作为经济的管理者以及财政国家，全都起源于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经济的理论。而从民族国家最后演变为“巨型国家”或“冷战国家”，则是出于对技术做出的一种反应。

这种演变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德国，当时它决定在和平时期建造一支庞大的具有震慑力的海军力量，这引发了军备竞赛。德国人知道自己正在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实际上，大多数政治家也反对这个决定。但德国的海军将官们确信，技术使他们别无选择。现代的海军意味着装甲战舰，而这样的战舰必须要在和平时期建造。传统的政策已经说明，等待战争的爆发将意味着等待太长的时间。

大约从1500年开始，骑士已经变得落伍，而人们更多地开始拿起在和平时期也没有耽误生产或者未经改造的武器投入战争当中。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大炮仍然在处于和平状态的工厂车间里生产，而且这些工厂车间在战事爆发之后很快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棉纺厂原来生产民用制品，一夜之间就改为生产军装。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两次大战，美国内战（1861~1865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几乎都是平民在参战，他们在上战场之前的几周才刚刚穿上军装。

1890年的德国海军上将们争辩说，现代技术已经把这一切都改变了。战争经济已经不再仅仅是和平经济的一种调整，它们之间要区别开来。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应该备有充足的武器和待命的士兵，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长的准备时间。

德国人的论点隐含的意思是防卫不再意味着保护公民社会与国民经济免遭战争。在现代技术的条件下，防卫意味着永远处于战争时期的社会和经济时期，这就是“冷战国家”的意义。

跨入20世纪最精明的政治观察家、法国社会党领导人饶勒斯（Jean Jaurés，1859—1914）甚至在第一次世界之前就看出了这一点。威尔逊总统（1859—1924）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明白了这一点，因此他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盟”，即一个监测国家军备的长期组织。1923年流产的“华盛顿海军军备会议”是首次试图利用军事积累来控制军备的尝试。

不过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试图回到一种“正常的”和平时期状态，它试图尽快、尽可能完全地解除武装，但是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迎来的“冷战”改变了这一切。自那时以来，冷战国家成了国际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

到1960年时，“巨型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已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个政治现实：它是社会机构、经济的掌管者、财政国家，同时在大多数国家中也是“冷战国家”。

日本是一个例外的国家。无论“日本公司”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不过西方人对这个词语通常的理解都不正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人没有采取成为冷战国家的策略，他们的政府也没有尝试去成为经济或社会的掌管者。在遭受战争的惨败之后，日本政府所做的努力是在19世纪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新的日本。当然，在军事方面，日本由于战败别无选择，但是日本几乎没有设立任何的社会项目。事实上，直到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使工业私有化，日本是唯一的一个在最先由国家拥有各个行业（比如钢铁业）之后又回到私有制的道路上来的发达国家。

如果用传统的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政治理论来看待日本的话，日本肯定会被视为是一个“中央经济统制论”（statist）国家。不过，日本的中央经济统治方式正是1880年或1890年的德国或法国相较于当时的英国或者美国的那种方式，它拥有庞大的文官体系（虽然从比例上讲不比英语国家的文官体系大）。政府的工作备受人们的尊敬，这就如同1890年的德国、奥匈帝国，或者是法国所享有的那种尊敬类似。日本的政府和大企业紧密合作，而且，在这方面也和欧洲大陆的政府在19世纪晚期和经济利益单位合作的方式很相似，而且，与美国政府在20世纪之交和商业企业、农场合作的做法也颇为相似。

如果巨型国家被认为是一种模式（如果通过现实而不是理论来判断政治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政府在众多的国家政府中扮演着一个最克制的角色。按照19世纪传统的观点来看，日本政府的权力极大，但是相比其他已经进入20世纪的政府来说，它就显得极为渺小了。日本的政府至今仍然主要充当卫士的角色。

但是尽管日本是个例外，整个发达国家世界的潮流仍然是向着巨型国家的趋势在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在紧随其后。一个分崩离析的王国刚刚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接下来马上就会采取新的军事政策，在和平时期建立储备军事力量，并且制造，至少是努力获取战争爆发时需要的先进的武器。政府也会致力于对社会的控制。

首先政府就会通过税收机制来重新分配收入。最终，几乎毫无例外，政府会努力成为国家经济的掌管者，或者是经济的主要拥有者。

说到政治、知识界和宗教自由，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形成了绝对的反差，但是如果说到政府的根本理论，两种国家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类别上的。民主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怎么去处理事情；如果来看它们做了什么事情的话，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就很小了。两种国家的共同之处是都认为政府是社会和经济的主宰，而且它们都认为和平就意味着“冷战”。

巨型国家是否奏效了呢？在极权主义国家，比如纳粹德国，巨型国家的形式以一种最为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也遭到了完全的、无法挽回的失败。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冷战国家的形式在苏联获得了军事上的成效。在40年里，苏联都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但是由于建立军事优势使得苏联的经济和社会不堪重负，而且过分注重军事力量的建设毫无疑问是导致整个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

那么巨型国家在西欧的发达国家和美国是否就奏效了呢？回答是：同样失败。在表现形式不那么极端的这些国家，巨型国家同样惨遭失败就如同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惨遭失败一样。

巨型国家作为财政国家是其最不成功之处。没有哪个国家在成为财政国家以后成功地对于收入进行了再分配。事实上，帕累托法则发现收入额分配在社会主要阶层的分配取决于国家经济生产力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富有活力，那么收入的平等性就越高；反之，经济越没有活力，收入的分配也就越不平等。于是，帕累托法则声称税收并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财政国家很多的举措都是基于这样的主张，即征税可以长期有效地改变收入的分配，但是我们在过去40年里的经验否定了这样的看法。

最明显的例子是苏联。虽然苏联官方投身于建立平等的社会，它建立的却是一个对特权官员进行保护的庞大的社会体系（nomenklatura），这些特权阶级的收入远远高出社会其他的任何阶层，甚至比沙皇统治时期的富人阶层的收入都更高。

苏联的经济越萧条，经济不平等的现象就越严重，而美国也是一个好例子。只要美国的生产力增长，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收入的分配也在不断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变得更为富有，穷人也在很快地致富，中产阶级同样也更加富有。但是只要生产力的增长率下降或者增长停止，这种情况始于越南战争，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就会加剧，征税措施也无济于事。在尼克松和卡特执政时期对富人阶层征收高税，而在里根统治时期对富人的征税就轻很多，但是他们都没能改变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同样，在英国，虽然政府公开承诺要致力于平等主义，并且建立一个能够改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税收体系，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当英国的经济生产力停止增长时，收入的分配也变得更加不平等。

然而，尽管日本存在着许多腐败的现象，各种丑闻也不断爆出，但是目前最平等的国家却是日本——日本也是目前经济生产力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日本政府也是最少使用征税来重新分配收入的国家。

另一个巨型国家的经济主张，也为现代经济理论所认同的一个主张认为，如果政府可以控制国民总收入的绝大部分，那么政府就可以成功地控制国家的经济，然而这一理论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否认。

英美国家完全赞同这个理论，然而在它们的国家发生的经济萧条的次数、严重性或者持续的时间并没有减少。相反，经济萧条的次数和持续时间和19世纪相比毫无改善。比起那些相信依靠政府支出的盈余或者赤字的大小对国家经济可以进行有效管理，并且可以有效消除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国家来说，在没有采纳这种现代经济理论的国家（比如，日本和德国）经济萧条的次数反而不那么频繁，也没有那么严重，持续时间也短一些。

财政国家取得的唯一结果和其出发点正好相反：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一样）都变得如此能花钱以至于当萧条来临时它们已经无法再依靠增加政府开支来调节经济。但是，经济理论此时会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应该做的是刺激人们的购买力从而使经济得到复苏。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它们的政府都已经最大限度地使用了征税和借款的手段。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政府此时应该做的是积累可观的盈余时，就已经无度地运用了征税和发放债券等这样的经济调节手段。财政国家无度的支出已经使得政府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境地。

最糟糕的是，财政国家已变成了一种“政治分肥国家”。如果预算的制定要从支出开始，那么就不会存在任何财政纪律，于是政府支出变成了政治家们购买选票的手段。反对旧制度或18世纪的绝对君主制的最有力的论据，是国王使用国库来使他的宠臣致富。财政的责任，尤其是预算的责任，对于一个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来说应该是使政府承担责任并防止政府官员掠夺公共财富。而在财政国家，正是政治家们在掠夺公共财富以确保他们能再次当选。

民主国家政府信奉的一条基本法则是当选的人民代表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保护选民的权益免受政府贪婪的掠夺和侵害。由此可见，政治分肥国家是在不断破坏一个自由社会的根基。当选的人民代表诈取选民的财富而使得一些特殊利益群体致富，其目的是为了求得他们的选票。这种做法是对公民身份概念的一种否定，而且人们也开始这么看待这种行为。他们的做法在破坏人民代表政府的根基这一点可以由投票人数的逐步下降而得以证明。而且在所有的国家，人们对政府的功能、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制定的各种政策的兴趣都在不断下降，也表明了政府的存在基础受到破坏这一事实。

现在的情形是，投票者逐渐以“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为他们的投票理由。

熊彼特在1918年就警告说，财政国家最终将破坏政府的执政能力。15年之后，凯恩斯盛赞财政国家为伟大的解放者。凯恩斯认为，由于政府支出不再受到约束，因此财政国家可以有效地治理国家。

然而，我们现在知道熊彼特才是正确的。

巨型国家在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功要多于其在经济领域的成功。不过，所谓的成功还不够及格的分数。

或者可以这样说，那些取得一定成效的社会措施和政策大体上都和巨型国家的原则不相符合。这些政策通常都还在遵循原来的法则和理念。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指导管理，或者是在进行规范。这些政策不是使政府成为实施者的政策。只要是为了使政府成为实施者的政策，几乎很少有例外，都没有获得成功。

在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项目中，其中的一个举措是政府替病人付医疗费，而且这个举措非常成功。但是其他的措施，比如政府管理医院、安排卫生保健，就在实施中不断地遭遇困难。那些患有严重疾病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的病人常常需要等上几个月甚至是几年才能得到治疗，这类疾病可能是髋关节置换术、子宫脱垂，或者是白内障。

在数月或者数年的等待过程中病人遭受病痛的折磨甚至致残都无关紧要。政府作为实施者已经变得非常无能，以至于到现在政府开始鼓励医院解除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政府仍然会资助医院就像付给医生报酬一样，但是不会再参与对医院的管理。

同样具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来自美国总统约翰逊在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其执政时期推行的一系列以良好愿望为出发点的针对贫穷的政策。其中的一个项目很有效，它被称之为Headstart，该项目出资鼓励那些独立经营并由地方管理的组织教育学龄前残障儿童。但是其他所有由政府经手管理的项目都没能取得成功。

冷战国家没能保证“和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那些年里，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局部”冲突没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少。但是冷战国家避免了全球性战争的爆发，其原因正是由于巨大的军工厂的存在。

军备竞赛使得军备控制变得可能，这使得现代历史上出现了最长时期的没有大国引发战争的和平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50年，而且在这期间没有在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于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签订的和平协议受到现在的政治家们，如基辛格的高度赞扬，该协议实现了在大国之间长达38年的和平，即从1815年直到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的爆发。然后，是几乎长达20年的大规模冲突——美国独立战争，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不过在这之后的43年里，即从1871~1914年，没有爆发大国之间的战争（除了1905年发生在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但是日本只是在这次战争之后才被认为是大国）。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21年。所以自1945年之后，在差不多50年之中居然没有大战爆发真可以称得上是创纪录了。确切地说，这种和平是由于大国都成了冷战国家，它们可以控制军备力量，所以可以确保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太强的军事优势以至于可以去冒险挑起大的军事争端。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50年完全证明了冷战国家所基于的假设，即现代战争武器不能再由那些生产和平时期使用的产品的工厂来进行了。这些武器没法通过把民用工厂改为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来实现，虽然这种做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相当普遍。这些生产现代战争所需武器的工厂（无论是航空母舰，还是一种“新式”炸弹，或者是导弹）都需要及早地在战争爆发之前或者有军事威胁出现之前就建造。

如果对于这样的假设需要证明的话，那么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就可以为证。所有那些武器，使得拥有世界最大的军事力量之一的国家陷入瘫痪境地的那些武器，并使得美国能够在有史以来最短的时间内决定发起战争的那些武器没有哪一种可以在和平时代的工厂生产出来。每一种使用的武器都需要至少10年，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最终被有效地用于战场上。

换句话说，回到过去民族国家所依赖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了；民族国家认为拥有差不多的军事力量，依靠预备役军人的力量就可以应付了，何况还可以在战争时把民用工厂转变为生产战需物资的工厂。

不过，在50年里冷战国家做到的事情也成为过去了。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控制军事力量。如果军事力量的控制仅仅只是不能出现军事大国，那么我们的“和平”就岌岌可危了。纯真年代，一旦失去，就决不会再失而复得，但是所谓的冷战国家也无法再维持下去，这条路也走不下去了。

冷战国家在破坏自己国家的经济。苏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虽然建立了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也给社会和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无法承受的负担，这也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而且即使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冷战国家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事实上，冷战国家已经无法保证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即使是阻止小国家建立自己全面战争的力量都做不到——冷战国家无法阻止小国家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或是生物武器。人们担忧在苏联解体成为数个独立的国家之后如何来控制前苏联的核武器兵工厂正说明了这个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很多的国家尽管人口少，经济实力也不强，但是它们同样在很快地获得核武器或生化武器，伊拉克就是一个例子，利比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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