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锟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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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试读：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序　言

农民工是在非农产业就业还保留农民身份的职工，是一个与就业产业紧密相关的身份概念。农是指农业，工是指工业等非农产业，农民工则是指原来在农业产业就业，现在转到工业等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农民工包括两大类，即进城的农民工（包括在城镇的乡镇企业的农民工）、在农村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前者占多数。

从英国的“圈地运动”开始，世界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化必然导致人口城市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大多数农民转到工业等非农产业就业、迁移到城市居住的过程，也就是农民非农化、市民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曾经导致严重的城乡对立，也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农民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的过程也基本上是同步的，再加上没有人为把城乡隔离开来的户籍制度，所以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不一样，一般没有出现所谓的农民工问题。虽然也会出现劳动力流动过剩或短缺的情况，但不是中国式的农民工问题。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农民的非农化与市民化不是同步实现的，而是分为两步，即先由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实现非农化，再由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实现城市化。

中国农民工是农业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实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非城镇化的工业化战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户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等制度还在改革之中的现实背景下的产物，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出现的过渡性的特殊群体，是中国现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特有的现象，将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结构转型任务的完成而消失。

农民工出现以后，产生了许多经济社会问题。按照农民退出农业、进入工业等非农产业就业、再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的过程进行归纳，在农民退出农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农业劳动力的“386199”（留下的主要是妇女、儿童、老人）现象或“空心村”现象，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土地抛荒问题，农业规模经营问题，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问题即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问题；在农民进入工业等非农产业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民工潮”问题，“民工荒”问题，农村人口流动不合理问题，春运紧张问题，就业歧视和信息缺失问题，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劳动保护缺乏问题，人身安全问题，自身素质和职业培训问题，“超生游击队”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居住问题；在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户籍问题，“棚户区”问题，社会保障缺乏问题，弱势化、边缘化问题，“半城镇化”问题，市民化的制度障碍问题，市民化的成本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农民工和城镇居民观念转变问题等。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十分复杂、难度很大、非常突出的问题，妥善有效地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是中国能否协调工农和城乡发展、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成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维持社会稳定、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怎样妥善有效地解决农民工问题呢？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多方面的措施，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因为农民工如果实现了市民化，也就不再是农民工，农民工消失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农民工问题了。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目前来看，农民工市民化主要面临两大障碍或困难：一是制度障碍，即户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等相关制度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仍然限制着农民工的市民化；二是成本困难，即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还没有找到有效筹集的渠道。因此，现在最重要的是深化改革、创新制度、多渠道筹措资金。如何深化改革、创新制度、多渠道筹措资金？特别需要深入探讨。

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农民工问题，是我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点研究方向之一，2005年本人承担了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黄锟博士是主要参加者之一，他自己也独立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相关课题，着重研究的是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问题，这本研究专著正是他数年研究的结晶。

农民工问题虽然是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相关部门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论著如汗牛充栋，但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专著并不多，尤其是全面系统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城乡二元制度障碍及其改革创新的论著更是缺乏，该书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特作此序，予以推荐。

该书的主要贡献有：

第一，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是严重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该书集中、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城乡二元制度的内涵、基本特征、形成、演进及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尤其是对城乡有别的二元特征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第二，分别探讨和论述了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等城乡二元制度的主要子制度的沿革、特征、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不利影响和改革创新的重点、难点、具体制度安排，特别是深入分析了城乡二元制度改革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冲突和协调问题，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见解和主张。

第三，归纳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三种基本途径：改善农民工待遇和生存状况、回流和返乡创业、市民化，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实现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的观点，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简新华2011年6月12日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前　言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受到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的阻隔，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现象，即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先由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市民。中国独特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之路造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日益严峻的农民工问题。从备受社会瞩目的“民工潮”到“民工荒”，都反映了农民工问题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思路和途径也不外乎三个方面：市民化、回流与返乡创业、改善农民工待遇和生存状况。在这三个基本思路和途径中，后两个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也不符合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规律，而市民化则既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又符合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规律，因而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

本书主要针对理论界对农民工市民化制度研究的不足，通过对中国独特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和农民工问题的考察，将造成农民工问题的主要原因和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明确地归结为城乡二元制度，分别从整体层面和子制度层面对城乡二元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理清了城乡二元制度及主要子制度的变迁历程，并运用成本收益理论、门槛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探讨了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城乡二元制度及其子制度创新的重点、难点和具体的制度安排，以及制度创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冲突与协调。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共计九章。

第一部分是绪论，即第1章，指出了本书的研究背景和意义，重点是从三个层次，即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研究、关于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一般研究，以及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专门研究，进行文献综述，阐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不足，从而明确了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方法、研究的思路和基本框架，以及主要创新和不足。

第二部分是总论，即第2章，主要研究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因以及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特殊原因，将农民工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城乡二元制度；分析了农民工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总结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思路归结为三个方面：市民化、回流与返乡创业、改善农民工待遇和生存状况，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和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指出了城乡二元制度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最主要的障碍和城乡二元制度创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意义。

第三部分是从整体制度层面分析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和制度创新，包括第3章和第4章。其中第三章在对城乡二元制度的形成、基本特征和制度演进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基于成本收益理论、门槛理论，从理论上分析了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建立了双重约束下的农民工市民化模型，并利用调查数据对城乡二元制度对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整个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第4章是在第3章的基础上，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城乡二元制度创新的主体、动因和条件、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并探讨了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目的的城乡二元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具体的阶段性的制度安排和配套措施。

第四部分是从子制度层面分析城乡二元制度的各项子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和制度创新，包括第5章到第8章。分别回顾和总结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和演进，分析了这些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以及制度创新的原则、思路和政策选择。

第五部分是制度创新过程中城乡二元制度内部子制度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即第9章。主要是在制度关联理论和制度风险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城乡二元制度内部子制度之间的制度关联、制度冲突的形成原因和主要表现，探讨了协调制度冲突的基本思路和策略选择。第1章绪论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受到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的阻隔，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向城镇转移过程中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现象，即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先由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市民。在转移的第一阶段，农民工虽然实现了职业的转换，但是并没有同时实现身份的转变；他们在非农产业就业，但身份依然是农民，无法享有与市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因此，农民工要想成为市民，还需要突破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表现形式的“显性户籍墙”和以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隐形户籍墙”。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之路。

中国独特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之路造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日益严峻的农民工问题。据统计，截至2009年，全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2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的第二大社会群体。然而，由于职业和身份的背离，这一庞大的群体虽然为国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从备受社会瞩目的“民工潮”到“民工荒”，都反映了农民工问题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农民工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和“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影响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著名社〔1〕会学家陆学艺认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思路和途径也不外乎三个方面：市民化、回流与返乡创业、改善农民工待遇和生存状况。在这三个基本思路和途径中，后两个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也不符合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规律，而市民化则既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又符合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规律，因而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

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国内外文献均有很多的研究。如从刘拉费模型到乔根森模型、托达罗模型、推—拉理论以及新劳动力经济学，分别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研究了劳动力迁移的动机和过程。然而，西方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研究，虽然为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和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分析框架，但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因而具有很大的缺陷和局限性。国内不少学者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因素，对国外迁移模型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拓展，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和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国内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研究考虑了中国的特殊国情，能够比较科学地解释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现象，并在现实中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但是，由于目前农民外出打工的制度性障碍几乎不复存在，因此再继续研究从农民到农民工这一阶段的问题已经缺乏针对性了，现实意义也不大。而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文献虽然抓住了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根本方向（市民化），但这部分研究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大多数文献只是泛泛地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没有抓住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问题（成本和制度）。二是有些文献虽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很多文献是对某一项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的分析，缺乏既从城乡二元制度的整体层面，又从城乡二元制度的个例层面的系统的制度分析，尤其是对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内在机理的理论分析更显得不足；而且大多数文献局限于规范研究和理论分析，缺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

因此，本文以劳动力迁移的第二阶段为选题，重点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制度创新，不仅涉及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一方面，以现代经济学方法和工具，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制度创新问题进行跨学科（人口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综合性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城乡关系理论、劳动力迁移理论和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理论；另一方面，结合农民工市民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城乡二元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我国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最终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重要参考。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农民工与农民工市民化是三个互不相同但又密切联系的问题。其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是一般的、国际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农民工问题是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问题；农民工市民化既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的一个特定阶段，又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综述，需要区分为三个层次：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研究、关于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一般研究和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专门研究。（一）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研究

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是西方发展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动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拉费模型、乔根森模型、托达罗模型，以及新劳动力经济学、推—拉理论和成本—收益理论等。

传统的劳动力迁移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从收益递减的农业中脱离出来的，迁入具有收益递增特征的工业生产中，迁移地域则是从农村流入城市；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的前提是农业部门的收益递减规律与工业部门能够吸收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并且，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从农村进入城市，一般不会引起城市与农村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这为后来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建立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奠定了一个基础。

阿瑟·刘易斯（W.A. Lewis）是公认的建立古典劳动力迁移模型的第一人。刘易斯从其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推导出经济发展及工业化的过程，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古典”劳动力迁移模型。刘易斯（Lewis，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并存着两大部门：一是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的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部门；二是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采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迅速，而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农业部门将出现资本投入减少、收益递减即规模不经济现象，最终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入工业部门，从农村转入城市，从而实现了劳动力在产业与区域间的迁移。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出现，也即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致使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受制于农村的收入水平，甚至取决于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并迫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收入限定在认可的范围内。最终，农村低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全部流入城市中的工业部门，并一直持续到农村因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生产率提高，收入水平增加，而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反过来又会要求工业部门工资水平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条件被打破，这就是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含义。

美国的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G. Ranis）与费景汉（John C. H. Fei）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及其劳动力迁移模型作了批评和修正，从而形成了“刘拉费”模型 （Ranis and Fei，1961）。该模型首先抛弃了刘易斯模型中只注重城市工业部门发展而忽视农业部门发展的观点，强调了工业与农业部门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平衡关系，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刘拉费模型已经具有新古典经济学的色彩。拉尼斯、费景汉认为，要顺利实现劳动力的迁移，必须保证农业迅速增长到足以满足越来越多的非农产业劳动力对产品的消费需求。一个几乎没有新的技术进步和投资的农业，是停滞萎缩的农业，它将引起非农产业成本的急速高升，从而侵蚀用于非农产业发展的利润和资金，使非农产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处于停滞状态。费景汉、拉尼斯详细地论述了在经济结构转换中就业结构转换的条件和阶段。

乔根森（Jorgenson，1961）对劳动力迁移的古典理论模型作了新的补充，不仅否定了传统古典经济学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及由此所导致的不变工资假设，即不承认农业中存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状况，也不认为农业与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一开始就是固定不变的。乔根森同样假定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部门：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的先进或现代部门与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传统或落后部门。并在假定只有劳动力与资本两种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呈中性的条件下，乔根森构建了其二元经济模型及与此相关的劳动力迁移模型，从农业部门与人口增长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人口增长、农业剩余与劳动力迁移及工业部门扩张之间的关系。如果人均农业产出水平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那么将出现农业剩余，从而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向现代工业部门提供了条件，而且，乔根森认为这是劳动力流动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而随着农业剩余的逐步扩大，劳动力迁移的规模也就越大，工业化的进程也就越快。

在刘拉费二元结构理论中，经济发展是一个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工业迁移的过程，城市工业有足够的吸纳能力。然而，现实情况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和城市都存在失业。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1969）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迁移模型，回答了为什么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会不顾城市失业或隐蔽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从而弥补了上述缺陷。托达罗模型中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其依据有两个:一是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机会的概率。引入概率因素是托达罗模型的贡献，从而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还会做出移民的选择。迁移决策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做出的。

20世纪80年代斯塔克等（Stark and Bloom，1985；Stark and Taylor，1989；Stark and Taylor，1991）提出了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该理论与以前的劳动力迁移模型不同，它把分析的基本单位由迁移者本人改为家庭，分析家庭福利最大化假定下的劳动力迁移行为，强调风险的扩散性，认为迁移和留守是一个家庭为了分散风险而采取的多样化经营策略。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用投资组合理论和契约安排理论来解释这种劳动力迁移行为与家庭决策的关系。按照投资组合理论，农村居民家庭需要对家庭内部的劳动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减少家庭总收入的长期波动性。假如家庭有些劳动力能够外出打工，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或者即使获得的收入不稳定，但只要其收入波动和农业收入的波动不具有同步性，这都会减少家庭总收入的波动幅度。因此，农村劳动力外出迁移并非完全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也是出于回避农业生产风险的考虑，保持家庭长期收入的稳定性。按照契约安排理论，迁移者与其家庭成员都受制于一个共同的契约安排。家庭成员先对迁移者的迁移成本提供投资，但这种投资又是以迁移者向家庭提供汇款的预期收益为前提的，因此汇款就是迁移者和他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不断进行着的契约安排，迁移者通过汇款与家庭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行为也是基于其可获得预期收益，如对家庭财产的继承等。因此，通过这种契约安排，迁移者与其家庭成员既可以获得各自的利益，又可以使家庭总收益最大化，从而使以家庭个别成员形式出现的这种劳动力迁移行为不断地继续下去。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单向的持久的一次性的迁移的分析，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劳动力循环迁移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新劳动力迁移理论指出，距离和交通费用等因素对劳动力的循环迁移具有很大影响，但通过循环迁移体现家庭投资策略的多样化，并因此与家庭成员保持密切的联系，是劳动力循环迁移的真正原因。

不同于二元结构框架理论的还有推—拉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期，唐纳德·博格（D.J.Bogue，1969）在E.G.雷文斯坦（E.G.Ravensetin，1985）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人口迁移“推—拉”理论。该理论侧重于人口迁移动因的研究，认为人口迁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迁移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迁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迁移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迁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在人口迁出地，起主导作用的是推力，促使居民迁出去，产生推力的因素有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和半失业、经济收入水平低等。在迁入地，起主导作用的是拉力，把外地人口吸引过来，产生拉力的主要因素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好的受教育机会、较完善的文化和交通条件、较好的气候环境等。必须指出，农村地区并非只有促进人口迁出的推力因素，也有一些吸引人的拉力因素，比如熟悉的社区环境、长期形成的社会网络以及与家人的团聚；迁入地区也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迁入的推力的因素，比如迁移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激烈的竞争、陌生的环境等，只不过在迁出地，推力比拉力大，推力占主导地位，而在迁入地，拉力比推力大，拉力占主导地位。因此，推—拉理论认为，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可能是由于城镇经济发展较快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农村经济形势恶化造成的。

斯加斯塔德（L.A.Sjaastad，1962）还提出了一种成本—收益理论，将成本—收益的概念应用于迁移行为的微观分析。收益可以分为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成本也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迁移的目的是实现迁移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的实际净收入最大化，迁移决策就是一种能在时间上给迁移者同时带来收益和成本的投资策略。从广义上来说，迁移也带来了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

西方学者除了对劳动力迁移的动机和影响因素进行了重点研究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的内容逐步扩展到劳动力迁移的特征、迁移者的类型、迁移者的工资回报和人力资本积累、迁移对劳动力市场以及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等方面。譬如，R.E.Lucas（2004）对迁移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行了理论研究。他认为，当劳动力从传统的、土地导向的技能向现代的、资本导向的技能转变的时候，其间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所以，当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后，不仅是靠出卖简单劳动力维持生存，更可以获得各种机会和进行技能的积累，从而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以便在未来获取更高的收入。迁移者所在的城市的技能水平越高，则他们技能积累的速度就越快，人力资本获得的报酬也就越高。C.Dustmann（1997）对临时迁移者和永久迁移者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将迁移者区分为临时迁移者和永久迁移者，研究结果表明，预期未来经济状况变差的迁移者更愿意返乡；如果预期未来迁入地和家乡经济状况不同，两类迁移者的劳动力市场行为也会不同，那些预期短期在外的迁移者相对于愿意永久迁移的人有较高的参与劳动和迁入城市建设的愿望。

然而，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与国外学者所研究的西方国家的劳动力迁移问题有着很大的不同。就连M.C.Seeborg（2000）在对中国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研究之后也承认，单一的新古典模型已经不足以解释中国巨大的国内迁移现象，应当吸收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补充新古典的解释。实际上，国内不少学者已经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因素，对国外迁移模型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拓展，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进〔2〕〔3〕〔4〕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高国力、周天勇、朱农等从经济〔5〕〔6〕〔7〕角度，蔡昉等从制度角度，赵耀辉、都阳、史清华等〔8〕〔9〕〔10〕

从个人特征角度，朱力、吴兴陆、亓名杰等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和障碍，他们发现中国劳动力转移既受宏观经济和制度因素的影响，又和转移者的个人特征和社会文化相关，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和阶段性。国内还对中国劳动力转移的〔11〕〔12〕〔13〕发展阶段、规模、模式，以及劳动力转移对收入分〔14〕〔15〕配、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蔡昉把中国的劳动力迁移现象置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中进行考察，通过将劳动力迁移区分为两个过程，以及迁移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和迁移者对制度障碍所造成的预期的差别而导致的迁移行为的特殊〔16〕性，揭示中国劳动力流动现象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然而，在现〔17〕阶段，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的第一阶段已经没有制度障碍，而且，近年来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的第二阶段，即农民工和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所以本书对国内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综述不再详述，而将重点放在农民工和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二）关于农民工问题的一般研究

国内学者对农民工和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文献十分丰富。从研究内容上可以将研究文献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1．关于“民工潮”的原因的研究

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相〔18〕应体制是“民工潮”产生的深层原因。陈浩从“推力—拉力”〔19〕〔20〕角度解释“民工潮”产生的原因。辜胜阻、刘传江和钟水〔21〕映等分别从农村和城镇两个方面，分析了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社会经济背景，认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紧张的人地关系、粮食的增产、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给农民流动创造了动力与可能，同时，城镇的初步开放吸引了农村人口流动，地区间发展差异加大了人口流动的势能。杨云彦认为投资倾斜是劳动力跨区流动的重要导向因素，〔22〕并实证分析了投资对劳动力流向的牵引效应。徐维祥、唐根年认为产业集群所导致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23〕移的主要途径，同时产业集群成长支撑着农村劳动力的稳定转

〔24〕移。简新华、黄锟等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民工潮”产生的原因，尤其是从经济结构和制度层面的分析，对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殊性及其对农民工的影响的探讨，更为深刻、更具特色，认为“民工潮”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农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同时，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非城市化的农村工业化战略，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户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等制度改革的任务短期内难以完成，再加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素质不高、转移困难、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很高、所〔25〕需资金短期内也难以筹集、城市发展和建设也不足,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农民只能先实现非农化，转变成农民工，从而形成“民工潮”。

2．关于农民工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研究

农民工处于一种独特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刘开明将这种具有〔26〕独特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的农民工称作“边缘人”。农民工在工作性质、居住分布、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心态、继承性以〔27〕及家庭模式方面都呈现出边缘化的特征。农民工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弱势群体”（Feng Wang and Xuejin Zuo, 1999；Dorothy J. Solinger，1999）。简新华、黄锟根据2007年初的调查,通过与《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之前的农民工生存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了农民工最近的生存状况，发现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28〕远远没有实现。

3．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社会经济效应的研究

许多研究者承认农民工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相当复杂的。根据一些学者（Lucas and Stark，1985）的研究，迁移动机的利他性的程度决定了迁移收入转移的数量，从而决定迁移者对其家庭收入影响的程度。如果迁移动机是“自利”性的，那么，迁移者迁移后的收入可能仅仅会改善自身的福利状况，而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福利影响甚微。相反，如果迁移动机是“利他”性的，那么，迁移将会对家庭中其他贫困人口的福利有帮助。农民工回流也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Murphy（1999）发现农民工回流对促进其家乡经济的多样化作出了贡献。白南生、宋洪远等人的研究则认为，农民工回乡创业对家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城市化的推进和农业结构的调整上，〔29〕对农村工业化的贡献相对较小。农民工对农业生产水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鹰、白南生等利用农民工外出就业较多的四川和安徽两省的调查资料，通过对外出户与非外出户的比较，证明农民工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水平的下降或提高，但农民工的大量外〔30〕出对家庭畜牧业有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但罗斯高等人（Rozelle et al., 1999）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外出对农作物产出的直接影响是负向的，而且显著。但是这种负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迁移者给家里的汇款从而带来的家庭资金的增加所抵消。

农民工迁移者对城市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对城市居民的就业和城市社会问题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一些研究表明，大多数城市居民将就业困难、犯罪率升高、交通拥挤、环境恶化归咎于农民工的增加（Solinger，1999；Knight and Yueh，2004）。但大多数的研究文献认为，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农民工与城镇劳动力只是在某些行业和工作岗位上存在着替〔31〕〔32〕代或竞争关系，在更多的方面表现为“互补”关系。〔33〕

很多学者将“民工荒”也归因于农民工的技能短缺、工资〔34〕〔35〕〔36〕待遇偏低、劳资关系紧张、维权组织的缺失以及对〔37〕农民工不利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状况，是〔38〕农民工对自身状况说“不”和“用脚投票”的市场行为选择。

4．关于农民工发展趋势的研究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农民工迁移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动态过程。白南生、何宇鹏认为中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主体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并未成为输入地稳定的移民，其中绝大多数仍将返〔39〕回输出地，即农民工的“回流”。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40〕民工，回乡创业的欲望更为强烈。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41〕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会大量存在。白南生、何宇鹏、〔42〕王西玉等还研究了农民工返乡后的从业特征。韩长赋通过构建农民工城乡流动和人口城市沉淀模型，描绘了农民工的人口城市沉淀曲线，并推算出农民工问题终结点将在21世纪中叶出现。

农民工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市民化。但学术界对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陆学艺、党国英等认为应尽快让农民工在城〔43〕市定居下来，给予他们完全的市民身份和待遇；傅晨则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张还限于身份城市化的认识误区，事实是，在没有条件完全取消户籍制度背后城乡、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别时，城市化策略不应该把思路定在身份城市化上，而应该淡化与身份连在一起的城〔44〕乡、地区利益差别，使身份失去实质性的意义。温铁军对促进农民工城市定居转移进程的观点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大规模动员农民进城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上极可能导致农民工沦为城市贫民。〔45〕

5．关于制度因素对农民工问题的影响的研究

胡鞍钢认为“四农”问题的本质很明显是“一国两制”问题，即〔46〕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王汉生、项飙、周晓虹等认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和市场的方式比较独特，他们在制度限制与控制的条件下，选择“产业—社区型”的进入方式，在城乡结合处生存下来，形成群体和社区，通过雇用他人、自我雇用和被他人雇用来发展自己。他们强调制度对农民工的社会行为形成的制约，制度准入〔47〕在事实上是城市农民工社会行为的一个根本的前提和条件。如王汉生等从制度结构与社会变迁的互动角度提出了农民工在城市的〔48〕“产业—社区型”进入方式。他们认为，现阶段中国内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一个在独特背景下发生的独特过程。国家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政策、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规定以及城市中的单位制等均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基本制度背景。因此不应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仅看做是空间的流动，而应当将其视为在特定制度结构中发生并同时改变这种制度结构的过程。刘应杰从中国长期对峙而极不合理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方面论证了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出现、存在和〔49〕发展的重大意义。郭书田、刘纯彬等将这种城乡关系概括为二元社会结构，认为二元社会结构是由14种具体制度，即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生产资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婚姻制度等构〔50〕成的，它是中国国情的根本特征和要害；二元社会结构滞缓甚至挡住了中国由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发展转化的通道和速度。李实把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经济中的二元体制结合起来，研究了劳动力流动与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发现在不同时期，农民工问题的表现形〔51〕式和社会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焦点是不同的。（三）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专门研究

随着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深入，理论界开始思索农民工的归宿问题，愈来愈多的文献开始直接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研究对象。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文献除了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意义进行探讨之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及测度的研究

朱信凯通过对中外农民工市民化道路的比较与分析，得出农民非农化与城市化的非同步性、农民非农化内生机制的差异性及农民非农〔52〕化进程的差异性导致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受阻的结论。张延平、熊巍俊以系统动力学方法为基础，建立了包含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城市人口容量和农民工入城量4个子系统的动力模型，通过对模型分析得出农民市民化适度规模是正负反馈力量协调的结果。〔53〕卢国显用社会距离相关理论解释并检测了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发现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属于远距离等级的泛泛之交，大部分市民对农民工仍持排斥态度，认为文化差异、地位差异和空间隔离等因素是影响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重要因素，而制度限〔54〕制或制度供给不足则是影响社会距离的深层次因素。刘传江、徐建玲等认为，无论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四个层面”（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意识行为）还是“三个环节”（退出农村、进入城市、与城市融合）都无法清晰地测量，因此引入留城意愿和留城能力作为测量农民工市民化的两大关键因素，分别构建了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进程测量指标体系，并利用以往的调查数据测算〔55〕了农民工群体和个体的市民化进程。

2．关于农民工分层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李培林、刘传江根据拥有资本和雇佣方式的不同，将农民工分为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即占有相当生产资本并雇用他人的业主（老板）、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用的个体工商业者（个体户）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打工仔）。前两个群体，因其收入水平较高、居住条件较好、社会地位较高，比较容易完成市民化过程。占农民工群体中绝大多数的第三部分人处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或属于城市社会阶层〔56〕之外的边缘性群体，使他们市民化的任务较重。王春光从代际认同角度将农民工分为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和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年龄小于25岁的农民工），认为他们不仅在流动动机，而且在许多〔57〕社会特征上有很大不同。何晓红等通过两代农民工的对比分析，〔58〕总结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问题。刘传江、周玲从农民工劳动力供给行为视角比较“民工潮”与“民工荒”，认为第二代农民工〔59〕最需要市民化。

3．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和对策研究

文军归纳了影响农民市民化的六大因素：人口因素、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并从三个层面提出了农民市民化的途径：一是从历史和制度变迁层面入手，来探讨农民市民化的制度途径；二是从中观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层面入手，来探讨农民如何利用社会资本和组织网络推进农民市民化；三是从微观的人〔60〕力资本层面入手来探讨哪些人力资本有助于农民市民化。姜作培提出认识障碍、政府障碍、制度障碍、信息障碍、素质障碍是农民〔61〕市民化的主要障碍。范红忠通过对农民、农民工、市民之间转化的成本分析和我国现行农民工政策的机会成本分析，揭示了政府显〔62〕性成本与农民工进城支付成本的相互关系。简新华、张建伟认为制度障碍和费用来源是妨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两个最大的困难，只要有效地解决这两个主要的最大难题，农民工就能顺利实现市民化。〔63〕张国胜从社会成本的角度，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模型、成本计量，以及成本分担和筹措等问题，提出要根据成本和农民工本〔64〕身的细分特征分批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主张和步骤。唐根年等应用“门槛理论”分析了中国农民市民化的经济门槛，通过动力学模型的推导及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梯级门槛”的农村居民的数量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速度、进程的关键变量。因此，降低农民市民化的经济门槛、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控制城乡居〔65〕民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是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前提条件。刘传江、徐建玲等研究了农民工生存状态边缘化和市民化的逻辑关系，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和边缘化是完全反向的两种社会流动模式，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边缘化对其市民化存在市场性、制度性和个体性三方面的阻隔。他们将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障碍概括为认识障碍、政策障碍、制度障碍和素质障碍四个方面，并重点分析了土地流转和征用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指出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需要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三个环节着手，制定能够促进农民工生存职业市民化、社会身份市民化、自身素质市民化和意识行〔66〕为市民化的措施。（四）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第一，西方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研究虽然为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和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分析框架，但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因而具有很大的缺陷和局限性，并不能直接用来分析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和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虽然国内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研究考虑了中国的特殊国情，能够比较科学地解释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现象，并在现实中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但是，由于目前农民外出打工的制度性障碍几乎不复存在，因此再泛泛地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迁移问题已经缺乏针对性了，现实意义也不大。

第二，研究农民工问题应该着眼于根本和长远，停留于短期的改善农民工待遇和生存状况的研究固然必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第三，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文献虽然抓住了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根本和方向，但这部分的研究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大多数文献只是泛泛地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没有抓住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问题（成本和制度）。二是有些文献虽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很多文献局限于一般性的制度分析，没有将制度因素明确归结为中国独特的城乡分割、城市倾向的城乡二元制度，从而就难以抓住根本，影响了分析的深刻性和针对性；有些文献是对某一项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的分析，缺乏既从城乡二元制度的整体层面又从城乡二元制度的个例层面的系统的、整体综合性的制度分析；大多数文献局限于规范研究和理论分析，缺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三、研究目的和方法

1．研究目的

通过将制度因素引入农民工市民化模型，具体分析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并通过分析城乡二元制度创新的影响因素和基本思路，设计出一套协调、配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

2．研究方法（1）多学科综合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选题研究涉及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统计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因此需要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综合研究。（2）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两种方法互为补充，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基础，定性分析是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事物性质和特征的判断。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和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取得相关的结论。（3）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既反映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般问题，又是一个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不能拘泥于原有的理论认识和分析框架，只有通过理论创新，才能科学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但科学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都要从实际出发，尤其是要联系中国特殊的国情，如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发展阶段、人口因素等。四、研究的思路和框架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对中国独特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和农民工问题的考察，将造成农民工问题的主要原因和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归结为城乡二元制度，然后从城乡二元制度的整体和内部子制度两个层面上分别研究了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和制度创新。

除了第1章绪论外，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即第2章；第二部分是从整体制度层面分析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和制度创新，包括第3章和第4章；第三部分是从子制度层面分析城乡二元制度的各项子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和制度创新，包括第5章到第8章；第四部分是制度创新过程中城乡二元制度内部子制度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即第9章。

研究的思路和框架如图1—1所示。图1—1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五、创新和不足

1．主要创新点

本书主要针对理论界对农民工市民化制度研究的不足，抓住中国相关制度二元性的关键特征，力图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创新：（1）将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明确地归结为城乡二元制度，并运用成本收益理论、门槛理论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分析了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提出城乡二元制度不仅弱化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而且提高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门槛，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从而阻碍并延缓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2）分别从整体层面和子制度层面对城乡二元制度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理清了城乡二元制度及主要子制度的变迁历程，并探讨了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城乡二元制度及其子制度创新的重点、难点和具体的制度安排。（3）研究了城乡二元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可能冲突与协调，主要包括城乡二元制度内部的制度关联、制度冲突的原因和主要表现，以及协调城乡二元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基本要求和政策选择。（4）归纳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三个基本思路和途径：市民化、回流与返乡创业、改善农民工待遇和生存状况，指出在这三个基本思路和途径中，后两个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也不符合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规律，而市民化则既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又符合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规律，因而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

2．不足之处（1）实际上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仅受到农民工个人决策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政府决策的影响，因此全面的研究不仅应该包括本书从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的角度探讨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个人决策的影响，还应从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角度探讨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决策的影响。（2）在讨论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的条件时，限于篇幅，本书只是分别给出了农民工、政府和企业三个制度创新主体的均衡条件，对于三个创新主体如何协调他们在目标函数、创新决策和行为上的差异和最终博弈结果和条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3）在城乡二元制度创新研究中，主要研究了制度创新的原则、思路、方法，对详细的、更具指导性、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尚需要细化。注　释

〔1〕参见陆学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载《特区理论与实践》，2003（7）。

〔2〕高国力：《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载《南开经济研究》，1995（2）。

〔3〕周天勇、胡锋：《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反思和改进》，载《中国人口科学》，2007（1）；周天勇：《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容量扩张的思路》，载《经济研究》，2001（3）。

〔4〕朱农：《论收入差距对中国乡城迁移决策的影响》，载《人口与经济》，2002（5）。

〔5〕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载《社会学研究》，2001（4）。

〔6〕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载《经济研究》，1997（2）。

〔7〕都阳：《风险分散与非农劳动供给——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的经验证据》，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1）。

〔8〕史清华等：《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农村因素的调查分析》，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9〕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载《江海学刊》，2002（6）。

〔10〕吴兴陆、亓名杰：《农民工迁移决策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探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5（1）。

〔11〕Cai Fang, Albert Park and ZhaoYaohui,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Chapter prepared for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Origins, Mechanisms, and Consequences Pittsburgh, November，2004， pp.5－7；崔传义：《中国农民流动观察》，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4；陈廷煊：《城市化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阳俊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及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载《统计研究》，2001（5）；张照新、宋洪远：《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主要观点综述》，载《中国农村观察》，2002（1）。

〔12〕胡英：《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数量分析》，载《统计研究》，2003（7）。

〔13〕蔡昉等：《中国经济增长条件趋同中的制度因素——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00；农业部课题组：《21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2000（5）；王光栋、李余华：《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特征》，载《统计与决策》，2004（12）；等等。

〔14〕杜鹰、白南生等：《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114～12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刘文、周立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特点》，载《经济研究参考》，2004（44）；李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2）；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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