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诺贝特·埃利亚斯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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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睿文馆)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
作者：【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译者：王佩莉 袁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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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吃饭用刀叉，刀切叉挑，从容地将饭菜送入口中，细嚼慢咽，从不发出咂巴之声，残渣骨头也不会直接吐放于饭桌之上。在欧洲你几乎看不到有人随地吐痰，吐痰擤鼻涕用手绢或纸巾，这做派给人以文明的印象。这文明在今天已成为自然而然之事。不过在埃利亚斯看来，这种“文明表现”绝非原本如此，天然如此，而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中世纪的欧洲，人对自己的行为较少调节，冲动和本能乃是人的主宰。那时就餐是用脏兮兮的手去抓，狼吞虎咽，吃相难看得很；啃过的骨头乱扔一气，赤手擤鼻涕，擤毕就在衣服上擦擦手。13世纪时，一位拜占庭的公主在威尼斯忽发奇想，用一枚小巧的两股金叉将饭菜送入口中，竟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绝大的丑闻，不少神父跳将出来诅咒这一“犯罪”行为，甚至认为是对上帝的亵渎，公主会为此遭到天谴。直至中世纪末期，欧洲的风俗才逐步雅致化。16世纪，首先是在意大利，继而在法国，最后在英国、德国，上层贵族才开始用刀叉进餐。这些都是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名著《文明的进程》告诉我们的。
现今世界上有一两百个国家，当初并非如此。埃利亚斯探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这也是社会组织文明化的进程。个人行为的文明和社会组织的文明，在埃利亚斯看来，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文明的进程》一书是埃利亚斯的成名之作，曾轰动西方世界，并一度成为畅销书。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出生于原属德国、战后划归波兰的布雷斯劳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他被誉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1世纪的社会学家，这样一个横跨两个世纪的学者，恐不多见。
有关“文明”和“文化”的定义不下千种，在埃氏那里，“文明”一词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总结性的概念，它涵盖如下内容：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以及某种生活方式。文明是过程，或者说是过程的结果。埃氏没有进行价值评判，只试图进行客观描述。他说：“我们习惯把文明看成是一种财富，一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成的财富，至于如何达到这一步的则不加闻问。”
他认为，人群社会若要生存，社会分工不可避免。分工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单个的行动和整体过程愈协调配合，就愈会提高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和依存的水平。随着分工的日益复杂，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链条也会越来越长。而这一链条需要一种可靠的、可调节的、可监控的行为加以配合，否则就会运转不灵。埃氏在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得出结论说，人的行为方式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变化，冲动、本能、情绪化的行动逐步为经过调控的、自我强制的习惯所取代。人的每一行动都处于相互依存的网络之中；这一网络要求人在采取行动时瞻前顾后；这种瞻前顾后慢慢形成自动化机制，亦即自我调节的机制，从而成了人的个性结构的因子。而今习以为常之事，如开头所说，并非天然如此，而是历经数百年演变的结果。他以人的就餐、如厕、擤鼻涕、吐痰、房事和攻击性等方面的行为举止为例，来论述规范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的文明进程。《文明的进程》的下卷谈的是国家的社会发生。在埃氏看来，欧洲中世纪早期那些分分合合的王国算不得国家。由于离心和集中、竞争和垄断力量的运作，这些国家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何从这种怪圈中走出来呢？中央领主光是占有土地还不行，还要完成对暴力的独占，而后者的前提则是对税务的独占，有了税收，方能养活一支常备军。军队是镇压臣下反抗、巩固国内政权的必备手段。税务和暴力的垄断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暴力的垄断，捐税也收不上来。随着中央领主的统治日趋巩固，便会出现“垄断的社会化”；换言之，从王室家族中渐渐发展出一个分工明晰的管理机构来，也就是王室人员对行政机关的私人占有逐步社会化。先是转变为社会阶层独占，进而公共独占，最后变成国家的一个中央机关。埃氏将垄断的社会化称为“固有法理”，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功能，不仅被统治者受到统治者的制约，反之亦然。
垄断社会化后，竞争又转至另一个层面，即为独占内部的机遇而展开竞争。国王处于竞争的中心，因而能进行调控，发挥所谓“国王机制”的作用。国王利用分配权挑动各个社会集团相互争斗，“分而治之”，使各方实力保持平衡，而自己“稳坐钓鱼台”。“国王机制”不仅显露出中央政权一步步迈向稳定的轨迹，也使人认识到各个社会集团相互交织的关系。各派力量平衡，说明各派相互依存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与此相应的是，宫廷社会高雅的风范对感情的调控也达到了高水准。翩翩的风度，潇洒的举止，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外在，而是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重大机遇只有通过赏赐、拉帮结派、溜须拍马和行贿收买才能得到。
然而这种“国王机制”并不能千秋万代，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专制主义社会必然瓦解。法国大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第一、第二等级归于灭亡，而且第三等级中有贵族头衔与特权的市民阶层也被剥夺了权力，可是国家对暴力和税务的独占反而加强了。埃氏认为，在西方国家，这种独占抑或垄断不仅社会化了，而且在法律上也社会化了。
埃利亚斯突破了各个学科之间人为的藩篱，使其相互贯通，精心打造出这部著作，为21世纪的社会学指明了方向，为此有人称他为“革新者和克服者”。埃氏把历史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研究社会经济，而且考察了人的情绪气质和思维方式的变迁；不仅重视重大事件，而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探讨行为举止，日常生活，以小见大。他以其《文明的进程》成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拓者，从而在西方掀起研究宫廷和近代初期的衣食住行的热潮。传统社会学把个人和社会看成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实体，而埃氏推翻了这种两分法，提出两者不可分割，“同是人的两个不同的、相互联系的方面”。它们的关系不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抑或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个人不可能在社会之外，人的个性化不仅不能脱离社会，相反，有了人群的高度多元化，才会有人的高度个性化。在埃氏看来，人是一个统一体：生物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形而上的人综合在一起，联结在一起，才始而为人。所以对人不可单方面去看，而是要综合分析。《文明的进程》表明，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人类历史应看作是人际关系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埃氏以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眼光来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使人愈益增长一种地球上所有人都密切联系的意识。他认为，历史的过程，是偶然和系统有序相互交织的结果，其长期的能动性是有迹可寻的，他反对两种极端的历史观：要么把历史看成是无法调控、无法把握的一团混乱；要么把历史看成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进程。他将19世纪的进化论和20世纪社会变革论综合于这部著作之中，他的整个社会长期的结构变迁的进程模式也为21世纪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文明的进程》主要以法国为例展开他的论述，兼及其他国家。有人说，从来没有哪一位社会学家像埃氏那样为国际社会学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埃利亚斯和他的《文明的进程》属于世界社会学”。《文明的进程》于1937年试印出版以来，也是历经坎坷。试印本曾分发给有关学者，反响并不热烈。1939年正式出版，托马斯·曼收到埃氏赠书后曾写下这样的话：“埃利亚斯这部书比我想象的有价值得多，特别是对中世纪的表述，以及对走向没落的骑士时代的论述。”这几句话大概是对该书最早的评论。先后还有几篇正式评论，但二战烽火连天，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直至20世纪50年代，荷兰社会学家古德斯布洛姆发现了它，立即有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一口气读完了它，由他倡导，该书甚至成了荷兰教师的必备参考书。埃氏离国时尚未成名，这也影响了该书的传布。五六十年代德国风行的是由北美传来的系统论，六七十年代时兴的是新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他的文明理论难以插足其间。举凡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得其一。1969年在瑞士再版，每部70马克，这是令人望而却步的价格。
1976年由祖尔坎普出版社出了简装本之后，才算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当时出版社担心出书容易卖书难，没料到，当年就销售了2万部，继而突破了8万部！以后又被译成世界各主要语种。
这是一部攻读社会学，特别是历史社会学的必备参考书。埃利亚斯将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种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熔为一炉，试图对人类的过去进行总结，对未来有所启示，所以此书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21世纪的社会学。作为一名社会学教师，我郑重地推荐这部书，相信它一定会为读者增添精神营养，开阔视野，拓宽胸怀。
我和袁志英教授相识于30多年前，他曾翻译多种自然哲学和社会科学名著，对其专业领域的德语文学也有所建树。他的翻译准确流畅，曾有人以“极其准确、极其精彩、极其生动”来评价由他主译并审校的长达70万字的《智谋》下册，在我阅读了《文明的进程》的中译本后也有同感。序言 如果今天有谁对人的情感及情感控制结构进行研究并试图1对此提出理论的话，往往会满足于将那些对发达国家同时代人所作的观察作为实证材料。也就是说，人们往往会不加考虑地认为，在对某一发展阶段的人，比如对自己所处社会到处可见的人的情感及情感控制结构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便可以提出有关人，有关各个社会里的人的情感及情感控制结构的理论。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比较容易得到的观察成果。这些成果指出，在各个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甚至是在同一社会不同的阶层里，人的情感控制水准和模式也会各不相同。不论是对欧洲国家几百年来的发展进行研究，还是对位于地球其他地方的“发展中国家”几百年来的发展进行研究，总会一再地遇到这样的问题：社会会长期朝着某一方向发生变化，总体上专业术语称为“发展”；人的行为和经验，由外部强制和自我强制来控制的个人情感以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所有行为的构成也会朝着某一个方向变化。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往往是：自己国家的人比以前“文明”了，其他国家的人“不文明”，甚至比自己国家的人“野蛮”。这些解释中的褒贬成分显而易见，不清楚的是其所依据的事实。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就目前社会学研究的水准来说，要对个人的结构，特别是对人的情感控制的长期变化进行实证研究还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社会学所感兴趣的是较短时期内的社会进程，特别是一些与现时社会有关的问题。总的来说，关于社会结构和个人结构长期变化的问题目前还无人问津。
本书所要研究的正是这种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各种类型作一个简要的说明，将有助于对本书的理解。首先可以从社会结构的变化上分出两大类：越来越多样化和统一化的社会发展以及与其相反的社会发展。第三种类型的社会发展是：虽然社会的结构和社会的某些观念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既不是越来越多样化和统一化，也不是与其相反。最后，还有许多不涉及社会结构变化的类型。到此为止还没有穷尽社会变化的所有类型，因为还有许多混合类型。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同一社会中好几种类型，甚至是朝着完全相反方向发展的变化同时并存。而这一简短的介绍已经足以说明这本书中所涉及的问题了。这本书的上卷所要探讨的是，能否用可信的材料来证实一种建立在各种观察之上的假设，即在某些社会中人的情感结构和情感控制结构长期地、一代又一代地朝着同一方向发展。这一卷展示了社会学的研究步骤及结果，与之相对应的是众所周知的物理自然科学的实验及成果。上卷的目的在于揭示和解释那些确实存在的、尚未进行过研究的领域，以及揭示和确定其相互间的联系。
人的情感和情感控制结构一代又一代地朝着同一方向，即朝着控制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腻的方向发展得到证实之后，又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是否可以在个人结构的长期变化与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之间找到某种联系。这种个人结构的长期变化和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是同方向发展的，即都朝着具有更高水准的多样化和统一化方向。这便是下卷所要探讨的问题。
事实上，对于长期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社会结构变化还缺乏实证材料，因此有必要把下卷中的一部分篇幅用于揭示和说明有关这一类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问题是，用可信的材料来证实社会结构的变化确实是朝着更高水准的多样化和统一化的方向发展是否可能。回答是肯定的。下卷中所谈到的国家形成过程便是说明这类结构变化的一个例子。
最后，本书末尾暂定的“文明论纲”中对朝着情感控制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腻方向发展的个人结构长期变化和把人凝聚在一起的社会形态的长期变化之间所可能存在的联系提出了一个模式。这种社会形态是朝着更高水准的多样化和统一化，比如朝着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细化和不断加强，朝着“国家控制”不断稳固的方向发展的。 从实证和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某种特定的、被称为“发展的”长期2结构变化并揭示和解释有关的情况，就是对那种把“发展”的概念与一种机械的必然性或与一种目的论联系在一起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摒弃。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正如本书上卷所谈到的，文明这个概念在过去也常常被涂上某种形而上学的色彩，以致它的意义至今模糊不清。
正如以上所述，本书试图揭示与常用的、并非十分科学的文明概念有关的一些重要情况，首先是朝着情感控制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腻的方向发展的个人的结构变化，由羞耻感和难堪界限前移所造成的人的感受的变化以及在就餐方面由餐具的多样化而引起的人的举止行为的变化。这种一代又一代地朝着同一方向发展的变化一旦被证实，接下去的任务便是如何对它加以阐释。如上所述，本书下卷末尾的论纲便是这样的一种阐释。
进行这样的研究，也同样是对至今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的有关社会变化的那些理论的摒弃。在社会学的领域里，这些理论已经逐渐地代替了以往那种旧的、带有某种形而上学色彩的以“发展”这一概念为中心的理论模式。可以看到，这些理论对我们以上所提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变化几乎不加任何区别。特别缺乏的是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有关社会进程和发展的长期社会变化的理论。
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这本书将成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进程和特殊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是非教条的，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我尤为深信的是，在下卷中对国家形成的长期进程所作的研究和所提出的有关模式也可被视为有关促使社会长期朝某一方向发展的动力的模式。社会发展的概念所指的便是这种长期朝着某一方向的发展。当时我并不认为有必要特别强调指出，这本书所作的研究既不同于19世纪意义上的，即机械进步意义上的“演变”，也有别于20世纪意义上的非典型的“社会变化”。当时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便没有特意去指出这些理论上的关联。现在我知道当时的想法是错的。第二版序言给了我纠正这一错误的机会。 包罗万象的社会发展伴随着时而前移、时而后退的社会形态变化，3但从长远看，这个变化始终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这本书所研究和描述的便是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现象之一，即几百年来不断前移的统一趋势，也就是国家形成的过程以及作为其补充现象出现的不断前移的多样化趋势。这个朝着一定方向发展的社会变化是可以证实的，不管人们如何对此加以评论。为了研究这方面的情况，光从社会变化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是不够的。如果只说变化，那么对云和烟圈进行观察也会发现变化：它们时而呈现出这种形状，时而又呈现出那种形状。社会变化的概念是社会学研究中一个很不好用的概念，因为它既没有区别不涉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涉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没有区别不朝着某一特定方向的发展和历经数代始终朝着同一方向，即更加统一方向的发展。
本书中要论述的其他一系列问题也是如此。我阅读了有关的文献和证明材料并对逐渐可以条分缕析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当我做了这些准备工作并且比较清楚该如何着手去阐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便意识到，这本书也将会有助于揭示这样一种关系，即个人心理结构，也就是所谓的个人结构和那种把许多互相依赖的个人凝聚在一起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这是因为本书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同，它没有把这两种结构视为不变的，而是从一开始便把它们看作变化的，看作在同样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互相依赖的两个方面。 倘若与这本书的研究范畴有关的各个学科，首先是社会学，已经4像目前许多自然科学那样成熟的话，那么，对于长期的社会进程所进行的认真的、有文可查的研究，比如对文明进程和国家形成过程所进行的研究，在经过仔细核实、讨论，用批评的眼光剔除了那些毫无用处、一驳就倒的部分之后，便能够全部或部分地成为实证的和理论的社会学共同的基础知识。因为科学研究的进步，大多是建立在许多同专业人员的互相交流、启迪以及同一基础知识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所以，30年之后，本书或许会成为这一学科的经典著作，或许会因为不同程度地为其他研究成果所超越而被送进坟墓。
后一种可能性已被排除。本书出版已有30年之久，但是这一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具有开拓性意义，这是因为今天与30年前一样需要这一类的研究。对于本书所论述问题的迫切性的认识正在不断增长。可以看到，到处都有人在这一方面进行勇敢的探索。我在这两卷书中所收集的经验性文献，以及紧接着所提出的“文明论纲”，曾经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过努力。在我之后也有人在这一领域里进行了一些尝试，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些尝试是成功的。(1)
塔尔科特·帕森斯在今天仍然堪称很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家。在此以他为例简要地论述一下，他是如何提出并解决这里所探讨的一些问题的。帕森斯理论的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试图把他所观察到1的各种社会类型解析为其基本的组成部分。他把这些基本组成部分中的某一种类型称为“变量型”。情感和非情感的区分也属于变量型。如果说，他把一个社会看作某个玩牌者手里的牌，那么这种说法或许最接近于他的观点。在帕森斯看来，每一个社会都是纸牌各种混合的结果。然而，不管怎么混合，纸牌总是这一些。尽管纸牌组合花样繁多，可纸牌数量有限。纸牌中有一张便是情感和非情感的对立。据帕森斯说，他的这种思想最初源于特尼厄斯把社会类型分为“团体”和“社会”的做法。帕森斯也许是这么认为的，“团体型”的特征是“情感”，而“社会型”的特征则是“非情感”。与纸牌游戏中其他“变量型”一样，帕森斯也为这种类型规定了一种普遍意义，以区别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和同一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关系。同时，帕森斯也研2究了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他谈到，先前他只是把它们看作两个有密切联系的、互相影响的“人的行为系统”，而现在他则可以肯定地说，从理论上来看，它们是同一个基本行为体系中的不同的阶段或方面。他用下列例子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在社会学方面被视为“非情感”的形式，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在个人方面被视作“为了有纪律的组织和个人的长远利益而承担的放弃眼前满足的义务”。
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所要论述的问题，把后人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作的努力与我在这本未经修改的再版书中所描述的研究进行一番比较，并非毫无意义。从帕森斯对于类似问题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研究方法以及在对社会学理论的看法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文明的进程》一书用详细的以经验为依据的文献所证实的过程，后来被帕森斯不必要地用静止的概念简化为状态。人的情感控制逐步地朝着不断强化和更有规律的方向——但绝不是朝着非情感的状态——变化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帕森斯那儿被简单地说成是情感与非情感两种状态的对立。由此而得出的假定是，这两种对立状况以不同的程度存在于各种类型的社会之中，就像由化学物质组成的各种混合物那样。由于帕森斯在概念上把《文明的进程》一书中从经验和理论两个方面所证实的过程简化为两个不同的状态，他便无法对他所说的各个社会的不同特点作出解释。可以看到，他对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只字不提。“变量型”中两个对立概念所指的不同状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正如人们在实际情况中所观察到的那样，朝着不断加强、更有规律的情感控制方面的发展变化是非常清楚的，并且有着许多细微的差别。然而，在帕森斯的理论中，这种变化消失得无影无踪。用两个对立的概念把事实上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的社会现象分解为两种对立的状况，这无论是在经验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意味着对社会学认识的不必要的简化。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社会学理论的任务都是要搞清一切可能存在的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特征。社会进程的概念和本书中使用的其他许多概念便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然而，我认为帕森斯所选择的那些基本概念完全是任意的。隐藏在这些基本概念后面的观点是：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任务都是通过概念把一切可变的事物简化为不可变的，把一切错综复杂的现象简化为个别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没有经过任何检验，可是却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
帕森斯的例子使我们认识到，在思想上系统地把社会过程简化为社会状况，把错综复杂的现象简化为简单的、似乎彼此并不相关的各个部分的方法反而使社会学理论变得更加复杂。只有当这种理论上的简化及抽象的方法能够非常明确地说明和加深对于人既是个性的、又是社会的这样一种认识时，才能被看作是合理的。然而，事实上用这(2)(3)种思想方法形成的理论，比如像托勒密的周转圆理论必须借助于许多不必要的复杂的体系才能与可以用经验来确定的事实相统一。这些理论往往就像是一片黑色的云层，光线必须透过云层的缝隙才能照到地面上。 帕森斯的理论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试图对个人结构与社会结5构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个理论模式，对此下面还将详细论及。在帕森斯那里，两个无法完全调和的概念经常被混为一谈。“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体系”，是互相区别的两种不同的存在。其中前者，即个人，被视为真正的现实，而后者则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次要的现象；这样的概念与在由人组成的世界里个人和自我是不可分割的两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概念在帕森斯那里经常被混淆。所有涉及个别的人和社会的人的概念，诸如“自我”“体系”以及一切与之相近的概念，经过帕森斯——除非他是在心理分析的范畴中使用这些概念——的摆弄后，似乎就可以把不变的状态看作“个人”与“社会”的正常状态。如果被这些观念所扰，看不清人的实际情况，便无法真正理解这本书所进行的研究。如果认识不到“个人”和“社会”不是指两个割裂的存在，而是指同一个人不同的但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认识不到在正常情况下“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都是处于一种变化的结构之中的，也就不能理解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进程是“个人”与“社会”的特性，任何一种研究人的理论都不能忽视这一特性。事实上，无论是对社会学还是对其他研究人的理论来说，认识这一特性都显得异常重要。正如本书的研究所表明的，只有当人们把“个人”和“社会”看作是变化的、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的东西，才能阐明个人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像这本书一样，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一套可以用经验来证明的、与事实比较相符的理论模式草案。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只要人们在思想上理所当然地把这两者视为首先是割裂的，然后才互相接触的，在正常的状态下总是处于静止的东西，就无法理解在观念上被看作“个人”与“社会”这两种存在之间的关系。尽管帕森斯和所有受这一思想影响的社会学家并没有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表露，但是，毋庸置疑，在他们的脑子里浮现着把“个人”与“社会”这两个概念视为两种割裂的存在的思(4)想。为了说明这种思想，在这里仅以帕森斯为例。他接受了涂尔干的观点，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渗透”，是个别的人与社会体系之间的“互相贯穿”。不管人们怎么来理解这种“互相渗透”，这一比喻除了说明先有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存在，3然后这两者才在某种程度上“互相贯穿”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与这种社会学思想不同的观点到处可见。本书之所以能对个人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是因为此处并没有忽视这两者的变化及其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的过程，并没有把它们作为与结构无关的或“纯粹历史”的东西而忽略不计。个人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是在不可分割的互相联系之中形成的。人们无法确切地说，某个社会的人是文明的。然而，人们却可以在以事实为依据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比较确切地说，某些群体的人比过去文明了。不过，这种说法并不说明孰优孰劣，也不带任何褒贬之意。个人结构的这种变化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特殊方面，这一点是可以证实的。本书正是在这一方面作了尝试。
帕森斯与当代其他的社会学理论家一样，即使是在研究社会发展的问题时也把变化简化为状态。这种现象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帕森斯的观点是与社会学的主流相一致的。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在通常情况下都处于一种稳定不变的平衡状态。只有当社会规定的义务被忽略、当互相适应的状态被打破的时候，这种平衡的社会常态才会发4生变化。根据这一观点，社会变化通常只是处于平衡状态的社会制度在外界干扰下所出现的一种偶然现象。此外，按照帕森斯的观点，这种受到干扰的社会将会重新力求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他认为，迟早会形成具有另一种均势的“体系”。尽管会遇到各种波折，但是这一均势总会机械地复原。总之，他认为社会变化的概念是指由于干扰而形成的、处于两个不变的正常状态之间的过渡状态。在这一点上，本书的观点也与帕森斯和他那个学派所坚持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区别。本书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证明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变化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特点。本书认为，应该以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为前提来研究处于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与此相反，社会学的主流观点则认为，应该以那些在观念上通常被视为处于静止状态的社会来研究一切变化。于是他们便把社会视为一种“社会体系”，又把“社会制度”视为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体系”。即使是一个有着多种形态的“高度发展”的社会，他们也常常力图把它看作一种静止的孤立的状态，而没有把这种高度发展的社会究竟为什么、怎么会发展成这种具有多样化状态的问题视为社会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按照这种主流的、静止的体系理论，社会变化、社会进程和社会发展，包括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都只是一种“附属的东西”，在对短期的社会状况的研究中常常只是被当作一种纯粹的“历史的序曲”。对于理解“社会体系”及其“结构”和“功能”来说，并不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被当代“功能结构主义”学派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些概念，如“结构”“功能”，本身就已经被打上了把过程简化为状态这种奇特思维方式的烙印。当然，即使是这些概念的发明者也不能对被视为静止状态的社会“整体”或“部分”以及它们的“结构”和“功能”是发展变化的这样的认识采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然而，他们把这一类问题看作是通常情况下不变的社会体系的附属情况并把它们单独地列为一章，题为“社会变化”。这种做法与他们静止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这样，“社会变化”本身便在概念上被视为一种静止状态的表征。换言之，他们是这样把“状态”这一基本观念与对社会变化所进行的经验的观察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即在陈列着不变的社会现象的理论蜡像馆内又添置了几个特殊的蜡像。这些特殊的蜡像也是不变的，尽管它们被挂上了“社会变化”或“社会进程”的牌子。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变化的问题就这样被冻结了起来，并在“状态”这一社会学观念中变得没有危险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无论是在生活实践还是在经验的社会学研究中，人们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有意识、更加努力地关注社会发展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社会发展”这一概念却几乎已经从当代社会学理论家的视野中消失了。 当人们要为一本在理论和经验两方面都与当代社会学所流行的观6点相异的书写序时，便有义务清楚地告诉读者本书中所要探讨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步骤，以及为什么、是以什么方式区别于主流的社会学理论的，首先是在理论的社会学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就无法回避以下问题，即为什么19世纪社会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曾热衷于长期社会进程的研究，而在20世纪却一下子转向状态研究了；为什么在社会学研究领域里几乎再也没有人去为阐明长期的社会进程而努力了。在这篇序言里，我无法对社会学家主要研究兴趣的转移以及整个社会学思维方式所发生的相应的、根本的变化进行详细探讨。然而，鉴于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下列研究及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性，又不能完全弃之不顾。能从导致社会学思维退化和与之相应的研究范围缩小的整个情况中找出少许加以讨论，我便满足了。
20世纪的许多社会学家，首先是那些主流的社会学理论家对19世纪著名社会学理论某些观点的背弃，便是“发展”这一概念之所以会变得声名狼籍，社会学家们之所以会越来越不重视社会进程、社会起源和一切社会形态的发展等问题的最明显的原因。事实表明，19(5)(6)(7)世纪由孔德、斯宾塞、马克思、霍布豪斯和其他许多理论家所提出的有关社会长期发展的理论模式，其中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假设首先是由这些人的政治世界观决定的，其次是由他们注重客观实际的观念决定的。与他们相比，以后几代社会学家所掌握的材料要丰富得多，而且这些材料还在不断增加。他们运用自己掌握的丰富经验对19世纪经典的发展理论进行了检验，发现在旧的关于发展的模式中有许多观点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是需要加以修正的。许多被19世纪的社会学先驱奉为理所当然的信条无法为20世纪的社会学代表人物所接受。其信条之一是，社会必然会朝着进步和越来越完善的方向变化发展。以后的许多社会学家根据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断然拒绝接受这种信念。在对历史的回顾中他们清楚地看到，旧的发展模式是由一些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观念与其他一些意识形态观点所组成的大杂烩。
如果是在一种比较成熟的科学领域里，鉴于这种情况人们或许首先会对旧的发展模式进行修正和调整，或许会非常明白而又清楚地指出，就目前所掌握的更加丰富的材料来看，旧的发展理论中哪些观点是值得作为研究成果加以保留和进一步发展的，哪些观点只是一种在一定时期内所形成的政治世界观方面的偏见。对于后者应该给它立上一块墓碑并把它作为一种死的教条送进墓地。
然而，人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非常激烈地去反对那些探讨长期社会进程的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长期发展的研究几乎完全被抛弃了。在全盘否定旧的理论模式的同时，社会学的主要兴趣转向对社会状况的研究。人们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社会状况总是处于一种静止的平衡的状态。与此同时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标准的理由，以反对旧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主要概念，特别是反对社会发展的概念。由于人们并没有花力气去把发展概念中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动机与意识形态的思想动机区别开来，便把长期的社会进程，特别是发展的进程理所当然地与19世纪社会学中这样或那样的信条联系在一起。首先是与这样一种观点联系在一起，即社会总是机械地朝着进步的、越来越完善的方向发展变化，不管这一发展是单一的、没有矛盾的，还是辩证的、充满矛盾的；从此，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几乎成了过时的东西。人们常说，将军在为一场新的战争制定策略时往往会把以往战争中旧的策略作为模式。如果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发展”和“社会进程”等概念必然包含旧有的社会进步思想的话，就会像那位将军一样，将这些概念仅理解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
在此人们可以看到，社会学从一种片面的思维方式突然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但同样是片面的思维方式。社会学理论家曾经一度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社会长期发展模式的研究上，然而，在下一阶段，他们又把静止不变的社会状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如果说前一阶段的社会学持的是赫拉克利特的基本观点，即一切都是流动的——所不同的是，人们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把社会发展这一条河看作是朝着越来越完善的、人们所希望的方向流动的——那么后一阶段的社会学所持的则是埃利亚学派的基本观点。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埃利亚学派把箭的飞行视为由一系列的静止状态所组成的。在他们看来，实际上箭本身并没有动，因为每一个瞬间它总是处在一定的位置上。今天有许多社会学家认为，社会一般总是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的，因此社会的长期发展便是一连串静止的社会状况。这种观点不由使人联想到埃利亚学派对于箭的飞行的见解。究竟应该如何来解释这种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社会学发展呢？
乍一看，导致社会学研究兴趣转变的主要原因，似乎是某些科学研究人员鉴于研究工作的科学性而对政治世界观介入这一学科理论所提出的抗议。当代社会学理论的代表人物自己也往往倾向于这一解释。然而，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种理由并不充分。对于19世纪主流的发展社会学采取敌视态度的人，并不是单纯地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反对理想至上和社会信仰至上的做法。他们并没有透过“社会所应该成为的模式”这样一种没有生命力的、模糊的观念去努力钻研事物之间的关系，钻研社会的形成和功能。说到底，他们是想用其他的、有一部分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念来反对当时社会学理论中某些主流的观念。如果说，关于社会所应该成为的和人们希望它成为的模式在某些意识形态上的观念导致了19世纪的社会学家把主要兴趣放在对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方面，那么另外一些意识形态上的观念则导致了20世纪社会学领域里主流理论家们特别强调社会存在和社会的客观状态，导致了他们不重视社会形态的形成以及对长期的社会进程和对由这方面的研究所带来的新的解释不感兴趣。
人们在社会学发展中所看到的这种社会理想的转变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只是在社会学研究集中的那些国家里起主导作用的理想发生了根本转变的表现之一。这一转变是由19世纪和20世纪所有发达的老牌工业国内部形态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引起的。作为一个详细研究的总结，在这里只需简要地说明一下这一变化的大致情况就已经足够了。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下以长期社会进程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绝不能把这一研究重新作为棍棒，作为用自己的理想去反对其他理想的武器，我们应该努力地去理解社会进程本身的结构，努力地使社会学理论研究摆脱把社会理想和教条放在首位的做法。只有当人们在提出和解决社会学问题时把对实际情况的研究放在首位，而不再坚持必须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解决问题时，才有希望获得与客观实际相符的社会学认识，并用它来解决迫切的社会学问题。 19世纪，在一些工业国家中已经发表了第一批社会学方面的伟大7著作。在这一世纪的时代大合唱中，这些国家中的一部分声音表达了正在上升的工业阶层的社会信念、理想以及他们的长远目标和希望。这部分声音逐渐地压倒了另一部分旨在巩固封建王朝和贵族权力、旨在维护和保存现有社会制度的声音。因为前者正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所以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们的理想是未来而不是现在，因此他们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感兴趣。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与正在上升的工业阶层中这个或那个阶层联合在一起，试图说明人类确实是朝着他们所向往、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他们试图通过对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方向及其动力进行深入研究来证实他们的向往和希望。毫无疑问，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发现了许多有关社会发展问题的实际情况。只是当我们在对社会学这一发展进行回顾的时候，往往很难从他律的、昙花一现的以及受时间局限的某些学说理想所组成的大杂烩中找出一些重要的独立起作用的思想模式。这些思想模式是可以用事实来证明并经得起检验的。
此外，在19世纪的时代大合唱中还可以听到另外一些人的声音。这些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反对他们自己所处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他们的社会信念是维护和保持现存的传统的东西。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念，现代正在变坏，理想的图景应该是在过去。这些人不仅代表了工业化之前封建王朝国家少数权贵的利益，而且也代表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其他一些行业的人的利益。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他们无法维持其传统的社会职业和生活方式。他们与所有代表工商业市民阶层和工人阶层这两个正在崛起的阶层的人为敌，与所有由于这两个阶层地位的上升而从有关美好未来及人类进步的信念中吸取灵感的人为敌。这样，在19世纪的时代大合唱中，有一半人是歌颂美好过去的，而另一半人则是赞美美好未来的。
众所周知，把社会的理想寄予进步、寄予美好未来的那些社会学家是这一大合唱中两个阶层的领唱。在他们中间，有把自己与产业工人阶级等同起来的，比如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市民阶层的社会学家，比如像19世纪初的孔德；或者像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过渡阶段的霍布豪斯。处于上升阶段的这两个阶层的代言人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都相信，人类未来的处境将不断得以改善，尽管他们所憧憬的改善和进步是因他们自己的阶级状况而异的。如果想弄懂为什么关于人类进步的信念会在20世纪被人淡忘，为什么科学家们会相应地对长期的社会进程失去兴趣，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了解19世纪对于这一问题感兴趣的程度以及这一兴趣的基础。
然而，如上所述，要弄懂这一变化，光注意到阶级形态，即这些国家内部的各种关系是不够的。19世纪欧洲各工业国家内两个阶层的崛起是与这些民族的崛起同步的。在这一世纪中，欧洲各工业国之间不断互相竞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起劲地扩张他们对于地球上那些不发达国家的霸权。不仅是这些国家内部的各个阶层，就连这些国家本身也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正在扩张的社会形态在崛起。
人们很可能会把20世纪之前几百年内欧洲文献中的进步观主要归因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这种解释是很不充分的。在20世纪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领域内所取得的经验对于进步观以及人类处境将不断得以改善的坚定信念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20世纪科学技术进步的实际规模和速度远远地超过了此前的几百年。在这一世纪中，第一批跨入工业国行列的那些国家中人民的生活水准比以前提高了，健康状况有了改善，人的寿命也延长了。然而，在时代的大合唱中，肯定进步的重要意义，把改善人类处境视为社会理想的核心，并坚信人类的未来将越来越美好的声音却明显地比此前的几百年低了。相反，这一大合唱中另一半人的声音则在20世纪逐渐升高并取得了优势。这些人怀疑发展的重要意义。对于他们来说，人类美好的未来或本民族的未来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追求的东西。他们把对社会的信念寄予现代，寄予对本民族的维护和保存。他们把现存的社会形态、过去的东西、传统的东西以及传统的社会体系视为最高价值并把它们理想化了。在20世纪以前的几百年间，实际的进步虽然已经能让人感觉到了，但还是缓慢的、有限的。那时候，对于继续进步和美好未来的信念还是许多信徒追求的理想，因而这种信念对于他们来说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到了20世纪，老牌工业国家在科学技术、健康状况、生活水平和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状态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无论是规模上还是速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了过去的几百年。这些进步虽然已成事实，但是就在这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进步已经不再是一种理想了。对所取得的实际进步持怀疑态度的人反而增加了。
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不必一一列举。一再发生的战争，从未间断过的战争危险，由原子能和其他新式的武器所形成的威胁，所有这一切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是进步速度，特别是科学技术领域里的进步速度的加快；另一方面则是对所取得的进步的意义以及对所有的进步意义表示不信任。
20世纪的人对之前几百年来的“浅薄的进步观”以及有关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观念所采取的不屑一顾的态度，社会学家仍不愿正视长期社会进程的做法以及社会发展的概念几乎从社会学著作中消失殆尽的现象，凡此种种思想上走极端的现象光用战争所引起的震惊以及与之相近的理由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为了理解这些情况，还必须顾及那些19世纪老牌工业国的社会结构和国际地位方面在20世纪所发生的变化。
20世纪，市民阶层与老资格的或以老资格自居的工人阶层，在工业国家内最终替代了王朝时代的贵族和军事实权派而成为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这两个阶层经常以一种尴尬而又不稳定的状况来保持彼此之间的平衡——刚开始时工人阶层处于较弱的地位，以后逐渐强壮了起来。19世纪时，这两个正在上升的阶层曾经为了他们的崛起与他们国家内部传统的王朝贵族展开过斗争。对于他们来说，进步与更加美好的未来不仅仅是事实，而且也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理想。到了20世纪，他们成了已经崛起的阶层。他们的代表人物组成了各级机构中的统治集团或参与统治的集团。在第一批进入工业化行列的国家里，市民阶层的代表和老资格的工人阶层的代表时而以合作的形式，时而以对立的形式组成了这些国家的主要实权派。与之相应的是除了阶层意识之外——有时候这种阶层意识只是一种表象——民族意识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样，除了阶层的理想之外，被视为最高价值的民族理想也显得越来越重要。这种现象首先在市民阶层中出现，然后在工人阶层中也越来越普遍。
然而，被视为理想的民族观念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现存的东西，引向了现状。两个强大的、人多势众的阶层，已经进入了国家的权力机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把组织成国家的民族的现状视为最高价值。除此之外，无论是从感情还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他们都认为民族是永恒的，民族的基本特性是不变的。历史的变化只涉及表面的东西，人民和民族是不变的。组成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和所有其他民族的人的意识是不朽的。他们的“本质”总是相同的，不管是在10世纪还是在20世纪。
在20世纪，不仅是老牌工业国中的两个阶层已经从正在崛起的阶层最终走到了他们的尽头，连欧洲各民族以及他们在地球其他地方的后裔几百年来的上升现象也逐步停顿了下来。与非欧洲国家相比——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他们最初处于一种绝对的领先地位，有一段时期这种优势甚至有所扩展；然而，欧洲各民族和世界上所有有权势的统治集团在权力占优势年代里所形成和巩固的坚定信念，在20世纪的实际发展进程中彻底动摇了。他们曾经认为，他们所拥有的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力是由上帝、自然、历史所赋予的一种永恒的使命。他们之所以能承担这一使命，是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比其他较弱的民族优越，也是因为他们的自身价值理所当然地高于其他的民族。老牌工业国中这种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和共同理想在20世纪初彻底动摇了。在民族理想与社会实践的碰撞中，现实使这些工业国家感到震惊，他们从各自的发展和反映他们本民族特点的共同理想出发对此进行了反思。在德国，这种震惊一开始便为军事上的失败这样一个更为直接的现实所掩盖。
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也在胜利后不久便看到了——最初只是少数人有所觉察——两个高度发达国家集团之间的长期战争冲突迅速而又彻底地限制了所有这些国家对那些不发达的国家的统治权。这些曾经比较强大的国家的权力往往是在一无所知和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削弱的。这种情况既说明了旧的民族理想的稳固性，又说明了整个发展的任意性。
除了战争所可能引起的倒退外，对于这些老牌工业国家来说，争取进步和更为美好的未来的机会事实上仍然很大。但是，由于他们在传统的民族自我意识与共同的理想中总是习惯于把本民族的文明和文化视为全人类的最高价值，所以对前途感到失望。把本民族视为卓越而又具有最高价值的民族这样一种观念，常常被用来证明本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要求的合法性。20世纪下半叶，当处于地球其他各部分比较贫穷的、曾经依附于他国的国家和一些受他国统治的非工业化国家的力量相对发展起来的时候，老牌工业国家的这种自我意识和对5统治的要求便发生了动摇。
换言之，从民族的现状与民族的未来在人的感情天平上的分量来看，对于现状的震惊只是加强了早已存在于民族感情中的一种倾向。如上所述，如果是从一种作为民族理想和价值观的自我确认出发的话，那么民族的现状与民族永恒不变的遗产在感情上总是比未来的希望和理想更有价值。“民族理想”把人们的眼光从变化的东西引向了现存的、不变的东西。
欧洲国家和与之相近的其他非欧洲国家所经历的这方面的变化，是与这些国家知识分子在观念世界和思维方式上所发生的特殊变化相一致的。在18、19世纪，当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讲到“社会”的时候，所想到的一般总是“市民社会”，也就是说，想到的是一种超然于黩武的王朝国家之外的人类共同生活。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一些无法进入中央权力机构的集团的代言人。鉴于他们的处境和理想，每当他们说起社会的时候，想到的便是超然于一切国家之外的人类社会。随着两个阶层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掌权，特别是他们中有代表性的那些实权派的民族理想的改变，社会学中“社会”这个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对于社会上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两个阶层各自的阶层理想与民族理想越来越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当然，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民族理想和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民族理想给民族主义染上各种不同的色彩。然而，当两个老资格的工业阶层从徘徊在国家中央权力机构之外的集团一变而为民族中坚的时候，当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代表并行使国家权力的时候，这两个阶层——包括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上的代言人——的国家和民族观念便发生了变化。正是上述那些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对这一变化的总趋势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这一发展情况相适应的是，当20世纪的许多社会学家谈到“社会”的时候，在他们的眼前所展现的不再是他们的前辈所憧憬的那种“市民社会”，那种超然于国家之外的“人类社会”，而是民族主义色彩较淡的“民族国家”这样一种理想。在从“民族国家”这一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对社会的一般看法中，又能找到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政治世界观。在20世纪的主流社会学理论家中既有代表保守、自由倾向的社会理想的，又有代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的社会理想的。由于美国的理论社会学发展较快，所以在20世纪曾经一度领先。在主流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民族理想中，保守与自由并没有被截然分开，也6不像在有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像在德国那样被视为对立的东西，这样一种倾向在当时社会学的主流理论中也能找到。
19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观点之所以会在社会学和哲学问题的讨论中遭到拒斥，往往是因为这些理论遭到了所依据事实不够充分的指责。以上对那些老牌工业国家的内部结构以及这些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概述则强调了这些理论之所以遭到拒斥的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根据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形成的意识形态观点来看，无论是排斥社会发展的观点还是把社会发展简化为状态的做法——后者主宰了社会学理论中的最新国家观念——都是由阶层的理想所决定的。这些阶层的希望和理想不在将来，而在于维持现状和目前的社会。然而，仅仅是对已经融进社会学理论的社会信仰和社会理想进行阶级分类的做法，在20世纪已经没有说服力了。为了理解这一时期社会学中的意识形态观念，有必要同时把各种民族理想和有关总的社会发展的理想都考虑在内。两个阶层进入了国家机构；而在这之前国家的权力是由许许多多非工业阶层的小集团所掌握的；这两个阶层飞黄腾达，他们的代表人物在这些国家中程度不等地占据了重要地位，即便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人阶层，没有他们最终的合作，国家统治也无法维持。这两个阶层越来越把自己与民族等同起来，如上所述，所有这一切都更加促使他们形成当时社会观中的一种信念，即把自己的民族视为人类生活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民族。国与国之间互相依赖关系的加强和扩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的增加，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从未中断过的战争危险，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这种以民族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的发展。
国内外这两种发展情况的融合使得老牌工业国家的进步理想和把希望寄托在更为美好的未来、把过去视为一种发展的信念失去了影响；也使得进步的理想为保持和捍卫现状的理想所代替。这种新的理想把所有的事物都看作一成不变的和已经实现了的，并把民族看作永恒的。在时代的社会大合唱中，原来那部分把更为美好的未来和人类进步的信念当作一种理想来歌颂的声音被另一部分声音所代替。这些声音在时代的大合唱中成了主要的部分。他们所赞颂的是现状，特别是本民族的永恒价值，在连绵不断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有许多人为之捐躯。这里所概述的社会总的发展情况也同样反映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在社会学理论中，原来地位显赫阶层的理想曾经为逐步强盛的工业社会理想所压倒，而现在，后一种理想又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已经上升并稳定了的阶层的理想所代替。这些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的扩张已经达到并超过了极限。
为了说明这一社会学理论，只要以帕森斯所使用的“社会体系”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概念为例就已经足够了。当然，使用这一概念的不止他一个人。这一概念极其清楚地表明了这些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的看法。他们所谓的“社会体系”也就是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社会。这种平衡状态会出现一些小的动荡，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社会总是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他们认为，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一般来说总是互相协调的。通常情况下，属于这一社会的所有个人都是在同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同样的标准来协调的，所有这些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整体之中，在行动中遵循同样的价值观并顺利地扮演着社会所规定的各种角色。在他们中间一般是不会发生矛盾与冲突的。与社会体系的变化一样，矛盾和冲突也属于干扰现象。简言之，如果进一步观察便会发现，由社会体系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理论概念所描绘的社会图像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的理想：所有属于同一个民族的人都在同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中遵循着同样的标准并追求着同样的价值观念，所以在共同的生活中他们一般总是能够协调一致的。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社会体系”这一概念描绘的是作为一个团体的民族。在这样一种社会“体系”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平等，这一点虽然没有明说，但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因为人在社会中的融合是建立在同一个社会化过程以及由整个社会“体系”所统一的价值和标准之上的。这种社会“体系”的设想实际上是从对民主的民族国家的想象中抽象出来的。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种设想都没有把一个民族的实际情况与一个民族所应该达到的目标区分开来。19世纪的社会学发展模式把人们的希望，即社会进步和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理想，与实际观察到的情况混在一起当作事实；同样，20世纪关于不变的社会体系的社会学模式也把人们的希望，即由民族的各部分所组成的协调的整体这样一种理想，与实际观察到的情况混淆起来作为事实。所不同的是，前一种观点是把未来理想化了，而后一种观点则是把现在、此时此地所存在的国家体系理想化了。
把存在与应该，把对事实的分析与对标准的假设——这种假设首先是建立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和一种想象中的、比较平等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混为一谈便是这一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这一社会学理论希望别人把它看作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模式。这种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目前具有不同民主程度的社会中抽象出来的。它既把人们在一种“社会体系”中的高度统一和较高的社会民主化视为理所当然，又把这些东西看作希望和能够达到的。是否可以把社会学的这一理论运用到其他尚未达到如此程度的统一与民主化的社会？只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便能发现这种以本社会目前所处状况这样一种狭隘观点为出发点的普通社会学理论的弱点。只要检验一下，这种“社会体系”的模式是否可以用作研究奴隶和非自由人比例很高的社会，或者是封建社会和等级社会——在这些国家里还没有一个适用一切社会成员的统一的法律，更谈不上统一的标准和价值观——马上就能发现，这种只注重状态的社会学模式是如何以现状为思考中心的。
这里以20世纪社会学中的体系概念为例所揭示的情况，同样也适用于当代社会学主流理论中的其他概念。“结构”“标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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