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的礼物(精装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肯尼斯·霍博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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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的礼物(精装版)试读：

前言

在当今中国产业转型期间，我长期思考着一个问题——转型的道路该怎么走。工业化最早、发展最快的就是欧美。为什么工业革命产生在欧洲？为什么美国能够打赢两次世界大战？《清教徒的礼物》这本书如同讲述历史故事，为我们描绘了清教徒促进美国工业化成功的五个基础特征——勤俭持家、亲力亲为、集体主义、组织能力和技术革新。这五个基础特征奠定了美国管理科学的文化基础，以此不断演进发展，催生了20世纪初的科学管理，后因非科学原因更名为工业工程，并逐步形成管理创新的体系和方法。概括地讲，上述五个特征，或者说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协同并举，就是企业乃至国家成功的奥秘。

这本书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美国在1870年后的100年间正是依靠清教徒的礼物，抓住了工业工程的应用从而成功傲视全球；而从1970年至今，其不断滑坡的原因是丢掉了清教徒的礼物，沉湎于财务指标工程，人才培养重头衔不重本质，所以美国浮躁、自满、贪婪了。而日本、德国能够不断赶超的原因恰恰是他们拾起了清教徒的礼物，他们踏实、肯干、务实，不追求虚名、追求实质。那么，我们中国人应从《清教徒的礼物》中学到什么？美国人的哪些错误，我们正在犯呢？我们本来就工业基础薄弱，累积年头少，此时更需要追求务实、反对自满、避免贪婪、不断进取。以管理和技术协同创新、踏实前进，我们终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不容忽视的科技、教育、工业“大跃进”的思想倾向。我调研过很多企业，使我惊讶的是，有的企业家要么悲观，要么有点成绩即骄傲自满。我建议中国的企业家应好好阅读这本书，百利而无一害。要知道，我国从1949年算起，工业化进程已有66年，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快速发展的工业化阶段也已有37年，可是我国拥有的像丰田、大众、西门子、宝洁这样的世界级制造企业数量还非常有限，我们有理由浮躁吗？

中国经济当下最热的话题是“互联网+”，社会各界对于互联网引导行业创新、工业4.0和智能制造等等讨论得沸沸扬扬。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与理想的差距在哪里？制造业的竞争是一个由技术、管理和人这三大因素所形成的综合性竞争，竞争力的大小取决于如何将上述三者组成周密、协同的系统，竞争中所依靠的知识是由工程科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有机结合而成的。我们的引领者、决策者，甚至身带各种专家学者头衔的企业导师们，拥有这样的知识结构吗？中国企业在管理理念、实践方法上，究竟应如何创新，如何适应瞬息万变的技术经济社会，如何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土壤上开出中国管理理念的思想之花，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思索的命题。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也对中国的管理理念创新充满期待。他在1995年时曾经说：“除非中国突然崩溃，我可以预测：以后10年左右，在美国和欧洲市面上将会出现大量题目为‘中国管理的秘密’的书籍，就像前10年大量的‘日本管理的秘密’一样。”德鲁克也曾对《清教徒的礼物》表现出极大兴趣，可惜未等到其出版就去世了。所幸在德鲁克做出预言的20年后，在本书再印之际，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开始为世界管理学思想输出贡献。

海尔公司CEO张瑞敏于2015年11月得到全球极具影响力的“50大管理思想家”授奖，即是优秀的例证。来自管理思想发源地的欧洲管理界如此认可张瑞敏的创新，是因为海尔给员工极大的自由来激发创业灵感，弱化层级结构，去除中间层，比更多的西方企业开放、自由和合作。

弱化层级结构和去除中间层，符合互联网时代的管理理念创造，也与清教徒的思想暗合。与近几十年来全世界愈演愈烈，也是本书中着重批判的“财务指标工程取代工业工程”、“自上而下”、“专家误导”相反，新时代浪潮下的产业变革，呼唤更多尊重一线人员对市场的了解，鼓励动手能力的“现场精神”；呼唤更多勤俭节约、摈弃浪费的“精益思想”；呼唤更多赋予自主决策权但服从于协作精神的“合作集体主义”；呼唤更多对新技术不断尝试和严谨实践的“工匠精神”。

优秀管理的文化本质，即是本书给出的五大特征，它们同时也是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协同发展理念。我们应抓住管理科学发展的精髓，而不是今天复制苏联的、明天复制美国的，结果哪个也没成功。我们管理学者有责任研究管理科学的真谛，建设正确的中国管理理念、方法体系。让我们在中国和世界变化发展的浪潮中，去探索、去理论联系实践，中国企业如能在新的时代舞台上实践和创新，方能带来中国梦的实现，也不枉两位年逾八十的作者倾力一生，为我们带来这本珍贵的礼物。2015年11月于天津大学

中文版推荐序二

霍博兄弟邀请我为本书中文版作序，我觉得非常荣幸。这本书，我读得很愉快，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笔者揭示了美国是如何凭借英国殖民者在17世纪早期带到北美沿海的管理文化崛起为政治经济强国的。17世纪30年代的清教徒大移民是组织工作方面的杰作，现在仍然具有很多启迪意义。详细计划在大移民决定做出之前就做好了；资金非常充裕；最初殖民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

笔者还描述了这种管理文化是如何经过数世纪的演化于上世纪中叶在美国达到顶峰的。这个顶峰时期，在美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成熟的大型制造公司，即笔者所说的“引领成长繁荣的龙头”，包括通用汽车、AT&T、宝洁和IBM等。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1945—1962），这种管理文化成功植入了日本。在盟军驻东京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影响下，罗斯福新政也在日本留下了深刻印记。

这个时候，霍博兄弟把叙述一分为二。在日本，这个管理文化根据当地需要加以调整后，带来了经济奇迹（在亚洲四小龙发生了类似事情）；对比之下，在美国，企业家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背离了这种伟大的管理文化，直接导致了今天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笔者认为，亚洲的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退，关键就在于这种管理文化。

本书原创性最强的一部分，说的是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盟军指挥部民用通信部门的工作；这一部分主要是根据肯尼斯·霍博的原创研究写的。正如笔者解释的那样，1945年，日本的电话、电报和广播系统因为盟军的狂轰滥炸和日本的疏于维护而严重损毁了。民用通信部门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重建它们，以便盟军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能与他那分布在2000个岛屿的7000万个臣民沟通。麦克阿瑟将军特别命令：每个日本家庭都应该拥有一台收音机。这在日本之前的战时制度下是禁止的。

负责帮助制造电信设备的日本公司恢复生产的，是被称作“西方三贤士”的霍默·萨若松、弗兰克·波尔金霍恩和查尔斯·普罗兹曼。在笔者看来，他们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占领期间以及占领结束后，他们在日本的工作还得到了其他美国顾问的补充，这些美国顾问包括彼得·德鲁克和爱德华兹·戴明。

说到底，这是一本谈论优秀管理之本质的书。日本杰出工业家井上文左卫门告诉肯尼斯·霍博，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优秀管理仅仅是优秀管理。霍博兄弟用了很多贴切的例子阐述了这句话的含义。他们写出了一本精彩有趣、引人深思、旁征博引的书。我预言，这本书会火很久。

斯通教授(Professor Norman Stone) 1984—1997年在牛津大学任现代史教授。从1997年开始，斯通一直在土耳其安卡拉的毕尔肯大学（Bilkent University）任国际关系学教授。

中文版推荐序三

正如肯尼斯·霍博和威廉·霍博在这本颇具教导意义的书中阐明的那样，长期以来，西方分享给了东方数条宝贵的商业经验，就像东方传授给了西方不止一两件东西一样——不管是日本的持续改进，还是中国的《孙子兵法》，还是韩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知识经济强国所积累的经验。

霍博兄弟特别关注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是如何把自己的工业管理诀窍教给日本的。根据他们的叙述和分析（这部分的叙述和分析是完全的原创，引人入胜，具有信服力），美国提供给日本的建议基于一套根深蒂固的信念。这套信念是在17世纪期间由清教徒从欧洲带到新大陆的，包括：勤俭节约；尊重科技；带有合作精神的个人主义；用成功来争取神明的认可。在商业市场的喧闹中，这些信念最终转变成了公司的严于律己、勇于创新。

这些信念传到日本的主要渠道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美国陆军民用通信部门。民用通信部门的工程师们强调“自下而上”的管理、设置清晰目标、保持灵活性、促进分权化和成立跨部门团队的重要性。霍博兄弟告诉我们，这些理念被日本人吸收了，融入了当地特色，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主要因为美国的这些建议，日本才从二战中恢复过来、迅速崛起，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经济强国。

然而最近，日本经历了一段所谓的“迷失年代”，其标志是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尤其是民众集体无精打采。2011年3月的地震和海啸更是雪上加霜。但是，正如威廉告诉我们的那样，“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1600年前发源于东安格利亚的管理文化征服了大半个世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人把从美国人那里学到的东西传给了亚洲四小龙，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中国台湾进而在20世纪90年代把这些东西传给了中国大陆，后来还传给了越南。

如果说是美国把其组织秘诀的精华部分提供给了东方从而启动了亚洲经济奇迹，那么它现在又在提供一种非常不同的经验：前车之鉴。正如霍博兄弟看到的那样（我也看到了），过去几年的大萧条和全球金融崩盘，是美国公司背离他们曾经珍视的清教传统造成的。自大和贪婪是罪魁祸首。与此同时，荒唐的职业经理人现象无处不在：对所在行业并不熟悉、只会倒腾数字的MBA管理着真正懂行的员工。“财务工程”（可以定义为只是耍小聪明）取代了工业工程（真正创造价值的活动）。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是普通工人薪水的400多倍，而不是过去那个比较合理的25倍。简而言之，霍博告诉我们，美国的企业家们放弃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早期占领当局教给日本的那套东西。

霍博兄弟捕捉到了美国最华丽、最慷慨的一面，也捕捉到了美国最龌龊、最无望的一面，进而给了全亚洲的读者一份珍贵的礼物。无论你是中国新兴管理阶层的一分子，还是日本一个立志复兴国家的年轻领导者，还是韩国一位下定决心保持国家竞争优势的经理人，这本书都能很好地提醒你：建设一个繁荣安全的经济强国需要什么东西——以及这些东西是多么容易从你手中溜走。

英文版推荐序

我活了大半辈子看过的书中（我指的不仅是经管书），这是最好的之一。非常感谢霍博兄弟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既是一部美国社会史，也是一部管理文化论，有助于了解自17世纪3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管理文化的演变历程。

本书没有论文的枯燥无味，只有史书的扣人心弦。读了它，我既兴奋又伤心。让我兴奋的是，了解到清教价值观是怎样塑造了美国社会史；让我伤心的是，正是因为最近背离了清教价值观，所以美国今天才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包括当前的全球信贷危机——这个问题，本书的作者早有预料。在我写这篇推荐序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真是一团糟——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的。几乎没人明白怎么了。而且，几乎没人意识到那些导致当前困境的弱点。我曾经听一位经济学家说，美国经济比他国经济优越，证据就是美国经济做到了他国经济做不到的事情：如此低效还能存活下来。事实即使果真如他所言，也不能让我们稍微好受一些。霍博兄弟告诉了我们两件事，一件有趣的，即我们是怎么陷入当前困境的，还有一件有用的，即我们应该如何脱离当前困境。

另外，本书重点介绍了美国占领日本事件。肯尼迪总统的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半个世纪前告诉我们，这个事件“是本世纪最重要也最华丽的一段插曲，开启了东西方交往的新纪元。中西方合作会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会重塑［冷战］甚至让［冷战］失色”。占领这么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1945年到1951年期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以及与之相连的优秀管理实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根据霍博兄弟的说法，麦克阿瑟将军向资历最浅的同事工程师霍默·萨若松请教之后才做了一个改变世界的决定。

最重要的是，本书“非常值得一读”。里面有很多奇闻轶事我都很喜爱，例如青年萨若松教索尼创始人扫地的故事。这个例子对今天的管理者也很有启迪意义。2009年1月1日

前言

我们的父亲万斯·霍博博士（Dr. I. Vance Hopper）是格拉斯哥皇家技术学院的高级讲师。皇家技术学院也叫安德森学院，是1796年根据格拉斯哥大学自然哲学（或物理学）教授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的临终遗嘱成立的。安德森是伟大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想让他的学院专心做他所说的“有用的学问”——应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安德森学院是所“理工学院”，比伟大的巴黎理工学院只晚两年成立，是法国境外成立的第一所理工学院。安德森学院后来改名，现在隶属于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

我们的父亲为自己是个工业化学家深感骄傲。他是化工学会苏格兰分会会长，与人合写了《系统有机化学：制剂和估计的现代方法》（Systematic Organic Chemistry: Modern Methods of Preparation and Estimation）（1923、1931、1937、1950）。这本化学书教育了不止一代学生，其中的观点现在仍然偶尔有人引用。它首次出版时，三个作者的姓氏很有趣，因为每个姓都隐含一个动作：卡明（Cumming）有“弯曲”之意、霍博（Hopper）有“单脚跳”之意、惠勒（Wheeler）有“滚动”之意。

正是因为卡明博士的指引，我才踏上了最终通往写作本书的道路。我在大航运港格拉斯哥长大，见过很多家破人亡的惨事：当地很多家庭的男人在英国商船（British Merchant Marine）干活，英国商船在苏格兰与美国之间往来，途中要跨过北大西洋；而当时正在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北大西洋经常有潜艇出没，造成英国商船船毁人亡。当时，苏格兰经济落后，连平常物品也要从美国进口。船毁人亡的事故多了，媒体就经常讨论为什么苏格兰自己不能生产这些物品。我认为，在英国制造公司和美国制造公司都工作过的话，也许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打算战争之后实施这个想法，并把我的计划告诉了卡明。卡明认为这个想法很好，并建议我学机械工程，因为很多工厂都招机械工程专业的人。学机械工程也比较符合我的个人特点，因为我上中学时数学和理科都学得不错。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去了两家英国公司做工程学徒。学徒期满后，我再次征询卡明的意见。他建议我去宝洁在英国境内的子公司应聘，因为他认为“英国境内管得最好的工厂”就是它。我应聘成功了，很快就被那里简单、灵活的务实管理文化震撼到了；后来我发现，那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不过是整个美国制造业的典型情况——请见第十章。1957年，作为宝洁在英国的机械方法和规划的最高负责人，我负责首次把“参与式”管理引入宝洁在美国境外的子公司。正如我们在第十一章讲述的那样，在引入“参与式”管理方面，宝洁远远领先于后来的日本公司，所以我很纳闷其他美国制造公司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必须去日本学习这样的体系。

怀着在此领域拓宽经验的想法，我以工业顾问的身份去了正在发生“凯尔特奇迹”的爱尔兰，去了正在从二战中恢复过来的欧洲大陆，去了正处于政治经济顶峰时期的美国，还去了正在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我把观察所得记录下来，写成文章，发表在杂志和报纸上。其中有些文章，列在了本书的参考书目中，也列在了我们的网站www.puritangift.com 上。（有了这些经验，我才能观察并评论美国在20世纪最后30多年的管理质量下滑问题。）

20世纪60年代早期，我与塔维斯托克出版社签了一个合同，答应为它写一本书，比较不同国家的管理文化。为此，我向公司请了假，把我在不同国家的制造公司的经历写成书。一年后，我完成了初稿，但是发现初稿写得太沉闷太枯燥，连我自己都很难读下去。当然，我认为，美国工业那么成功，其管理史一定留下了很多伟大的故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则小广告：英国管理教育基金提供在哈佛商学院国际教师培养项目学习一年的奖学金。我申请奖学金去学习和研究人际关系，获得了批准。我在哈佛的那一年（1965—1966），乐趣多多、成果多多。

之后，我在纽约找到工作，成为了《麦格劳-希尔工厂杂志》（McGraw-Hill's Factory Magazine）的助理编辑。然而，我很快认识到，我仍然没找到我想要的伟大故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纽约的二手平装书店。那里堪比互联网，提供各个领域的海量信息，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获取想要的信息——那个年代，每本书花50美分甚至更少的钱就能“下载”。就是在那里，我在上千本书中找到了我一直想要的书，就是这些书构成了我现在的图书馆。20世纪60年代末，多亏了我的好朋友格伦·瓦尼，我在管理咨询领域变得小有名气，还经常应邀为一些杂志社写管理文章。瓦尼当时在美国化学公司钻石碱（Diamond Alkali）任高层管理者，后来在鲍灵格林爱荷华州立大学任讲师。我打算把我的想法总结一下，写成一本书让席比以出版社出版，但因身体不好未能如愿。

幸运的是，我的弟弟威廉来帮我了。本书较大一部分是他写的。他不仅接下这个任务，还拓宽了本书的范围。我的首要兴趣一直是工厂管理及其历史。威廉学的是语言学，做的是投资银行，他把本书范围拓宽到了多个领域的管理。结果，本书就变成了一部美国管理文化史，而且是最广义的美国管理文化史，时间跨度是从美国尚未独立的1630年一直到今天，不仅写了美国管理文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而且写了美国管理文化在二战之后对日本经济以及东亚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尽管本书是用平实的语言写给大众读者看的，但是对美国管理文化史感兴趣的学者和专家应该也觉得本书值得一看。

在写作本书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其中就有那位了不起的彼得·德鲁克博士。我通过威廉认识了德鲁克，因为他们20世纪50年代末都在纽约格里斯公司（W.R.Grace & Co.）工作。看到我1982年为《人力资源管理》写的一篇题为“重新打造日本工业管理：美国人做老师”（Creating Japan's New Industrial Management: the Americans as Teachers）的文章后，德鲁克写信对我说，“你写的东西，勾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期待你就该主题写一本书。到时别忘了让你的出版商给我寄一张订购表。”悲哀的是，本书出版得太晚，德鲁克没有看到。

德鲁克还或直接或间接地把我介绍给了“西方三贤士”霍默·萨若松（1916—2001）、弗兰克·波尔金霍恩（1897—1987）和查尔斯·普罗兹曼（1900—1987）。本书第十一章的标题说的就是他们，是他们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1945—1952）向日本人传授当代美国优秀管理实务。通过他们，我与妻子还见到了他们曾经的学生井上文左卫门（1906—1986）。美国占领日本期间，井上是住友电子一家工厂的厂长。美国人针对日本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开办的管理培训班，有两期就是在住友电子与井上一起合办的，一期是1949年在东京，一期是1949年或者1950年在大阪。1962年，在他这位技术和生产总监的领导下，住友电子赢得了首届“制造业戴明质量奖”（Deming Prize for Quality in Manufacturing）。住友电子的获奖，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它的一大特色：“参与式”管理。井上从1979年开始给我写信，一共写了60封左右。在这些信中，他描述了：第一，从1930年他加入住友电子到1986年他写最后一封信这几十年间，日本制造业的演变情况；第二，当代美国优秀管理实务如何在日本扎根并传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其他国家。这些信件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史料，现在收藏在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市德鲁克学院肯尼斯·霍博档案室。

我们还怀念热情、慷慨的爱德华兹·戴明博士，住友电子获得的那个奖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20世纪80年代，戴明与美国高层打了一场传奇之战——那时正处在我们所说的蝗灾年代（1971—1995）（第十六章会详细介绍蝗灾年代）。看了本书初稿，戴明回复说，“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没有他慷慨的精神和财力支持，本书就写不出来。

关键时刻支持鼓励我们的还有其他很多有主见的思想家，包括迈伦·翠柏斯博士（Dr.Myron Tribus）和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教授（Prof.Alfred D.Chandler）。翠柏斯是尼克松总统的科技商务国务次卿，后来成了麻省理工学院高级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他现在戏称自己是“一个正处于恢复之中的学者”。读了我1982年的文章，他写道：“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出去猎松鼠却带了头大象回来的小男孩。”钱德勒是哈佛大学杰出的企业史学家，与我们一样赞赏20世纪中叶的美国公司。读了我的论文“资本支出和所谓专家”（Capital Expenditure and the so-called Experts）的草稿后，他写信对我说，“政治家做蠢事，故事本身令人痛心，但你讲得十分精彩……最重要的是，这篇论文要是能出版就好了。”这篇论文是在这里与公众首次见面。

后面会提到，我1964—1965年在哈佛商学院的学习并没有获得所有老师的认可。这个时候，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谢格伦·瓦尼教授和密歇根大学人际关系学院院长乔治·奥迪阿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从伟大的中西部制造基地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我非常感激他们。1967年冬，奥迪阿邀请我为他在工业界举办的一系列讲座做开幕讲话；接下来几年，瓦尼安排我为工业教育研究所在美国和英国开展巡回讲座。这些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最后，请允许我感谢我的弟弟把这本书变成现实。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作为一个银行家兼语言学家，他竟然十分了解制造业。没有他的帮助，本书现在就不会呈现在你面前。我必须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克莱尔，感谢她始终如一的精神支持和实际帮助。她天生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年纪轻轻就进了银行家信托公司，负责培训其分公司的员工。20世纪80年代，本书第三篇所描述的新一代管理者接管了银行家信托公司。他们认为银行分行制过时了，于是关闭了银行家信托公司的分公司。他们要把克莱尔提拔到总部，但是克莱尔拒绝并辞职了。之后，我们立即从纽约搬到了新泽西西北部，因为我们认为那里空气清新，有益健康。

我和弟弟写的这本书即使一无是处，至少也以一定的详细程度记录了美国社会几大重要领域在20世纪中叶是如何管理的，而且记录了美国人的教导是如何让日本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生经济奇迹的。我们觉得，读者最好去参观一下美国管理文化史留下的遗迹；如果有读者要去，我们会乐于提建议。肯尼斯·霍博2012年1月1日图2企业的基本目标：霍默·萨若松绘制的企业目标示意图。霍默·萨若松提供。引言　一封来自麦克阿瑟的电报

发报人：华盛顿美国陆军部民事事务分部科尔曼上校

收报人：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雷神公司霍默·萨若松

日期：1945年12月20日

依照我们在12月12日的信上所言，麦克阿瑟将军指挥部要求你尽早来报道。后面有手续办理指南。

霍默·萨若松盯着电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战争爆发时，他自愿参军，在101空中突击师受过训练，为登陆欧洲做准备。一次事故后，他因健康原因被辞退。29岁的他是一个无线电工程师，资历不深。远东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在这封电报之前，不会说日语的萨若松从未收到过来自日本的信，与日本乃至亚洲也从未有过任何联系。军方让他回去，真是莫名其妙。

只有一个解释：电报是雷神公司的同事与他开的一个玩笑，而且是一个相当夸张的玩笑。美国工业文化与他国相比比较非正式；欧洲人要是参观美国工厂，一定会在参观报告中记下：美国管理者在开会期间竟然一直把脚搁在桌子上！电子和无线电属于最松懈的行业，恶作剧屡见不鲜。

萨若松把电报丢到了一边。一周后，怒气冲冲的科尔曼上校从华盛顿打电话给他：“你至少要回复一下我的信和电报吧！”似乎是麦克阿瑟在占领期间想让日本民众好好了解政府的政策和行动（麦克阿瑟的这种做法，日本民众几乎闻所未闻）。

日本国内的电话、电报和广播系统在战争期间被盟军轰炸破坏了，其重建需要一批工作能力强的通讯工程师的监督。萨若松被美国陆军辞退后，就为军方开发民用飞机机载雷达，工作能力给军方留下了深刻印象。军方想重新聘用他，让他去东京帮忙创建一个类似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日本广播系统。两个人在陆军民事事务分部见面了，分部的办公室是用华盛顿市中心的一栋厂房改建的，与最近刚刚完工的宏伟的五角大楼比较起来显得非常简陋。见面的结果是，萨若松勉强同意去日本9个月进行情况调查和准备行动计划。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萨若松在日本的逗留期延长到了4年半。他不仅准备了行动计划，而且帮助实施了它。他与另外两个通讯工程师查尔斯·普罗兹曼和弗兰克·波尔金霍恩一起为一场管理革命耕地播种了，这场管理革命引发了一场工业革命，而这场工业革命首先席卷了日本，然后席卷了“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最后在1980年渗透到了中国大陆。经济实力强了，政治影响力就会随着变强。“西方三贤士”发动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将经济霸主和政治霸主之位在21世纪传给了东亚。第一篇渊源图3圆形石砌牲口棚（1780）。马萨诸塞州汉考克市震教徒村（Hancock Shaker Village, MA）提供。图4“乔纳森大哥”火车头。最初叫作“实验号”（1832）《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提供。图5“乔纳森大哥”明轮蒸汽机船（1865）。旧金山海事国家历史公园（San Francisco Maritim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提供。第一章美国管理文化的清教渊源

传统美国社会，特别是但不只是新英格兰，具有四个紧密相连的特点。这四个特点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时代，影响着大部分美国公民的价值观。它们分别是：人生目标不管多么模糊，归根到底都是建造人间天国（Kingdom of Heaven on Earth）的坚定信念；拥有机械天赋、喜欢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观念；能够根据大大小小的目的协调各种财力、物力和人力的组织能力。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殖民地的清教主义密切相关。17世纪30年代的清教徒大移民是一次组织工作杰作，现在仍然具有很多启迪意义（第二章会详细讨论这个事件）。

英国著名散文家兼法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先生（1561—1626），既提出了清教主义哲学思想，又预言了（至少是隐晦地预言了）后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他就读过的剑桥大学（与比较保守的牛津大学不一样）是宗教异议的温床。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告诉我们：“粗浅地了解哲学，就会信奉无神主义；而深入地了解哲学，则会皈依宗教。”他还雄辩有力地论证过“技艺（mechanical arts）”的重要性。他说，技艺“以天性和经验为基础……在不断发展和成熟，因为它们是有生命的，从一开始的粗野，到便利，再到华丽，无时无刻不在进步”。他认为，有三样东西让一个国家变得伟大，它们就是“肥沃的土壤、忙碌的车间和便捷的运输”。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类设计的工具，而第三样则特别强调运输技术。没有运输技术，清教徒大移民就不会成功。

培根特别赞扬了最近的三项“发明”（这三样东西其实都是从中国引入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这三样东西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格局；第一样用于文学，第二样用于战争，第三样用于航海；由此引发了无数变化；没有哪个帝国、哪个教派或者哪个星宿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超过这些技术发明。

股份公司在老英格兰和新英格兰后来的工业化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培根是发展股份公司的先驱，他是弗吉尼亚公司的七百个股东之一，该公司1607年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英国殖民地。和后来的很多资本家一样，他在这项投资上亏了钱。培根的生活观和工作观被清教徒带到了新英格兰，在那里扎下了更深的根，不仅塑造了经济，而且塑造了社会特有的性质和结构。1865年，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在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评论道：“就像意大利人是音乐家、德国人是形而上学者一样，新英格兰人是工程师——他们天生擅长这行。”凡尔纳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在书中甚至预言了人类登月。果然，1969年，人类首次登上地球最大的卫星月球。这是美国伟大技师文化的终极成就和最后成就。

建造人间天国这一愿望，体现在了约翰·温斯罗普的讲话中。他率领一批清教徒到达了新大陆，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当选为首届总督。起航之前，他对追随者说，新英格兰会是“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出自《马太福音》）。他还说，马萨诸塞殖民地会是一个样板，新英格兰以后的殖民地都会仿它而建，届时人们会说是上帝要求殖民地“就像新英格兰那样建立”。（他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殖民地还不叫殖民地，而是叫种植园。）1835年，法国作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新英格兰文明是“矗立在山顶的灯塔，在温暖了邻近地区后，把光芒投射到远方的地平线”，渗透到整个联邦。19世纪50年代，这个愿望被世俗化，成为“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注1中的一条信念，引出了对美国小伙子的著名号召“去西部，和祖国一起成长”。据说，这个口号是《纽约论坛报》的创始人兼首位编辑贺拉斯·格里利提出的。它的原型，一直反映在某些相信基督会再次降临，甚至出现在美国的新教教派的信仰和习俗中。

笼统而论，它表现为一种对社会未来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在当时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并坚信难题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得到解决。它最具代表性的代言人之一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史黛西·希夫说他“从未怀疑美国永远是朝阳”。（根据希夫的说法，富兰克林还精辟地用一句话定义了美国：“新大陆不看你是谁，只看真本事。”）本着大体相同的精神，托马斯·杰弗逊把约翰·洛克的“生命、自由、追求财富”巧妙地改成了“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最近，这个价值观有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代言人——卡通人物超人，他相信“真理、正义、美国方式”。超人尽管出生于氪星，但在美国小镇（Smallville）长大，因此有着双重身份，既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又是一个英雄乃至天神般的人物。

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的个性和价值观与超人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个闲暇之时爱滑旱冰的人，在“花之权力”注2的鼓舞下，创立了后来成为世界IT大佬之一的谷歌公司。他们的座右铭是“不作恶”。我们得知，他们受“清教徒式理想主义”的鼓舞，希望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据报道，有个人参观谷歌总部后说，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家“满是传教士的公司”。还有一个人说，“谷歌是一个披着公司外衣的宗教”。要是他们成功改变了世界，世界会是什么样？没人知道——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动手、亲力亲为，是美国社会一开始就不同于那些建国更久、等级制度更森严的欧洲国家的地方。这个特点并非仅仅涉及契约佣工和工匠阶层。有个出处不详的故事说，1630年温斯罗普的轮船靠岸时，大移民的先遣队早已没了士气。然而，“觉得让这些人闲着的话早晚会出问题，温斯罗普先生一上岸就立即卷起袖子干起活来。他用这种方式鼓励大家，结果整个种植园没有一个闲人。”人们经常看到，他不处理管理事务时就与佣人一起干活。他去世时，人们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个木匠工具箱。

技艺和敬神之间的紧密联系，很好地反映在了约翰·柯顿的布道中。他在英格兰的波士顿做过教区教士后，受命成为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教区教师——当时那里的牧师职位已经有人占了。插一句，相较于“教士（priest）”一词，清教徒更喜欢“牧师（pastor）”一词。他在宗教及其相关事务上的见解特别权威，成了新英格兰的无冕教皇。在他的布道中，手工艺和神圣性紧密相连、观察和行动密不可分。例如，“自己做的东西自己看都不看，对优秀工匠来说是很丢脸的事情”，“当优秀工匠看到有人欣赏他的作品时，便乐意竭尽所能地展示他的技艺”。

随着19世纪初机床的出现，对手工艺的热情转变成了对批量生产及其带来的问题和机遇的迷恋。然而，美国人在骨子里还保留着些许工匠气质。他们喜欢修修补补，就像18世纪托马斯·杰弗逊做的那样。这位美国第三任总统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一门心思做农活、造钉子（我开了一家造钉厂），政治完全从我脑海中消失了。”大卫·弗里德曼告诉我们，《人权宣言》（1791）的作者汤姆·潘恩“做过很多年胸衣匠，手艺一直没有荒废。他从政后，做胸衣成了他在闲暇时的消遣。像他的朋友富兰克林一样，他在很多方面依然没变——骨子里还是个工匠”。

富兰克林一生取得了众多成就。他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签署《独立宣言》。他发明了双焦镜和避雷针。他还发明了一种铁炉，以替代又浪费又危险的明火，至今仍然有人用这种铁炉。作为外交家，他将法国卷入了美国的抗英斗争中，让局势变得更有利于殖民地居民。有“社会学开山鼻祖”之称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富兰克林是新教伦理的代言人，尽管新教伦理一些不太好的方面也起源于他。然而，他直到去世都对自己最初的职业深感自豪。这种自豪感首次体现在他年轻时给自己撰写的碑文中：

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身体，像一本旧书的封面，内容已经破碎不堪，印字和烫金斑驳不清，长眠于此，喂着虫子！然而作品本身不会泯灭，因为他深信它将重新出版，经过作者的校正和修饰，变得更新更美。

遗憾的是，这段碑文后来并没用在他在费城基督教堂的墓碑上。

20世纪初，美国人之所以迷恋上了汽车，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可以在星期六早上给汽车修修补补。直到20世纪60年代，哪家公司的总裁如果亲手疏通了水管，就一定会把这件事写进公司记事中，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的美国人”。自己动手、亲力亲为，是美国管理者不同于欧洲管理者的地方；这一差异反映出，相对于欧洲国家，新大陆的社会阶层化较不明显。即使在今天，美国的房子一般也是用木头做的（不像欧洲用砖头或石头），需要经常维修，大部分维修由户主自己做（户主有男有女，女人越来越多）。

传统美国社会四个特点中的第三个，美国清教徒式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最少被人论及的。很多学者（比如韦伯）认为自殖民地时代流传于美国社会的只有张扬而自私的个人主义，但是真相要更复杂、更令人欣慰；清教运动在释放个人活力的同时，还天生擅长把个人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目标奋斗。1625年，培根在散文《论友谊》中告诉我们，“在孤独中自得其乐的，不是野兽就是上帝”。他还指出了社区与人群的关键区别：“熙攘的人群中，没有你的同伴：目光所触，一张张好像是从美术展览馆图像上复制下来的脸孔，冷若冰霜；耳朵所闻，那些高谈阔论，跟钹发出的叮咚声没什么区别。那里没有爱。”“爱”就是把个人聚成社区的东西。十年后，温斯罗普在“山巅之城”讲话中延伸了这个观点。他说，为了避免沉船、供养后代，“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必须团结得像一个人，我们必须自己少抽一支烟让别人多吃一口饭……我们必须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不久后，牧师约翰·柯顿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世俗的社会好过孤独的隐居。”

由此引出了第四个清教特点。为了“团结得像一个人”，清教徒移民需要组织能力。他们一开始就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若不是如此，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到达美国。正如历史学家佩里·米勒1964年告诉我们的那样：

新教徒一群一群、一个镇一个镇地移民，一定居就是一个社区，所有单位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新英格兰理论家认为社会……不是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有机体，为明确的目标运行着，各部分都服从整体，各成员都贡献力量，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位置。

优秀组织一定分层级，尽管分层级的组织不一定是优秀组织。美国两个俗语“亲力亲为（hands on）”和“尽力而为（can do）”，就源自这种生活方式。它们还有另外两层意思：一、各种各样的机会等着你去利用；二、值得一做。即使在今天，成群的美国人在异国他乡定居，不管参加什么组织，都会接管其运营。这四个特点相辅相成（这当然说明它们是一个系统），构成了美国管理文化的核心。本书的首要主题就是美国管理文化。

宗教教义、动手能力、集体观念和组织能力之间的联系似乎源自人们的一个信念：物质世界是邪恶的，精神世界是美好的。这样去神圣化后，物质世界就成了可以利用的资源。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它、掠夺它。你可以利用其中某些东西让生活变得更舒适，你还可以利用其中某些东西建造人间天国的基础设施。清教主义本质上具有剥削性，尽管它不必如此，正如震教徒和摩门教徒的例子（见第三章）表明的那样。

在清教徒看来，《圣经》是上帝语录。上帝通过《圣经》传达的教诲是不容置疑的：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生活的各样活物。看哪，我将地上一切结籽的菜蔬和一切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清教徒用《圣经》思想为剥削取向辩护。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充分利用上帝的作品，也就是利用周围的世界，为自己谋取幸福，让上帝显得伟大——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为此，他们需要工具把物质世界塑造成有用的样子，还需要技能生产并使用这些工具。技艺因此变得重要，工匠因此受到敬重——受到敬重的还有工具本身。一个早期移民说：“别小看独轮手推车，它值得我们去敬仰。”

宗教与商业的关系，紧密但艰难。17世纪晚期的新教徒神学家柯顿·马瑟说，宗教带来繁荣，而繁荣摧毁宗教。他的意思是，殖民者依靠勤劳节俭创造财富，但是富裕起来就背弃这些美德。但是，20世纪的历史学家艾伦·泰勒指出，传统行为模式的衰退被大大夸大了：“核心原则还在，特别是坚持做一个有道德、有教养、会经商的同质民族。”

美国第一所大学，即后来的哈佛大学，是移民在1636年创办的。美国第一家工厂，是温斯罗普的儿子小温斯罗普在1643年创办的。这家工厂是炼铁的，位于马萨诸塞，工人是他从英国伦敦附近一个名叫哈默史密斯的村子带来的。和父亲一样，小温斯罗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在康涅狄格州做了30年州长，对技术及其应用非常感兴趣。正是这个兴趣让他在1664年入选伦敦新成立的皇家学会，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人。他做会员期间，有5年是伟大的艾萨克·牛顿爵士任学会会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牛顿“集实验员、理论家、机械师和（尤其是）艺术家于一身”。说到科学观察和实验，小温斯罗普本人也不赖。他用一个3.5英尺（约1.1米）的望远镜观察到木星貌似有第5颗卫星，还把这一猜测报告给了皇家学会。1892年，爱德华·巴纳德证实了木卫五号的存在。

托尼（R.H.Tawney）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图文并茂地描述了“清教运动掀起的巨大风暴”：“树木东倒西歪、橡树啪啪作响、枯叶随风狂舞，既非全然的冬天又非全然的春天，但是猛烈又提神、无情又温柔，发出向往又痛悔的奇怪声响……”英国殖民者把清教主义带到了北美，这里说的英国殖民者包括后来在马萨诸塞州楠塔基特岛和宾夕法尼亚州定居的贵格会教徒。在英国殖民者之后，又有几批有着类似信仰的人移民到了北美，比如在纽约州新罗谢尔定居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在纽约州其他地方定居的荷兰归正会教徒、在新泽西州定居的莫拉维弟兄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州定居的门诺派教徒和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定居的苏格兰人，尤其是有着爱尔兰血统的苏格兰人，即杰出的苏爱人（苏爱人在英国叫做乌尔斯特人，笔者就是苏爱人的后裔）。18世纪，苏爱人从爱尔兰东北部移民到北美，定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宾夕法尼亚州到密西西比州之间的区域，然后慢慢向西扩张。

很多苏爱单词进入了美语，其中有些至今仍在广泛使用着，比如“redneck”（红脖子，代指乡下人，也许因为乡下人经常露天劳动，后颈晒成了红色）、“young-un”、“critter”、“growed up”、“fixin’to”、“whar”和“thar”。1760年，有个评论员把北卡罗来纳州称作“苏爱根据地（Macocracy）”。独立战争中，华盛顿军队有一大半是苏爱移民；独立战争后，美国总统有近三分之一要么母族有苏爱血统、要么父族有苏爱血统。不那么令人高兴的是，美国最悠久、最庞大的黑社会组织“三K”党也是苏爱移民创建的；“三K”全称“Ku Klux Klan”，其中“Klan”是苏格兰语，相当于英语的“Clan”，意思是“部落、氏族”。今天，苏爱移民在“红”州（共和党领先的州）以及其他地方的后裔据说达到了3000万，乔治·沃克·布什（以下简称小布什）1999年当选总统、2003年连任，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苏爱移民后裔的支持。为什么支持右翼共和党的州现在称为“红”州，而红色传统上代表左翼（比如“reds under the bed”的意思是“床下藏着赤色分子”）？最好的解释似乎是，“红”州中的“红”源自“红脖子”。在布什任总统期间，不管怎么说，是苏爱人统治着美国，然后通过美国统治着世界。

所有这些教派都追随瑞士神学家让·加尔文——除了门诺派和莫拉维弟兄会。门诺派追随加尔文的同辈门诺·西蒙斯，莫拉维弟兄会追随加尔文的前辈扬·胡斯，不过这两个人与加尔文有着类似的想法。早期加尔文主义信徒不相信品行良好就会进天堂，但是“希望道德社会能让上帝息怒，让新英格兰摆脱饥荒、瘟疫、战争等苦难”。而道德社会的实现，只能通过节俭、节制和勤勉，这些都成为了最重要的清教价值观。托尼这样看典型的清教徒：“生性自省、自律、自制，是俗家苦行僧，其修行之地不是修道院，而是战场、账房、市场。”加尔文说上帝是“伟大的工头”，加尔文自己曾到处找活干。“原因何在，”他写道，“为什么生意所得不能超过土地所得？商人的利润若非来自他自己的勤奋勤勉，那要来自哪里？”丹尼尔·雷恩另有看法，他说加尔文理念“不支持资本主义事业”。

清教徒大移民两个世纪后，大副星巴克在捕鲸船裴阔德号出航寻找猎物时经常说“责任和利润密不可分”。大副星巴克是伟大小说《白鲸记》中的人物，《白鲸记》是作家梅尔维尔带着新英格兰人的挑剔眼光讲述的一则关于善与恶的寓言。有家著名连锁咖啡馆就叫星巴克，这个名字是咖啡馆的三个创始人取的，那三个创始人既酷爱咖啡又酷爱文学。又一个世纪后，卡尔文·柯立芝告诉我们，“美国不承认任何贵族，除了工作的人。”他还相信“工作证是进入贵族阶层的唯一通行证”，但是“人只有开始敬神之后才开始成长”。柯立芝，生于佛蒙特，卒于马萨诸塞，1923年到1929年任美国总统，因话少而有“沉默的卡尔”之称。对他来说，“建工厂就是建教堂”、“在工厂工作就是在教堂祈祷”。

殖民地以及后来美国新来的非清教徒移民，染上了类似的价值观。1907年，历史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写道：

新英格兰的习俗……仍然彰显着清教徒的脾性与世界观。也许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见到对这种习俗精神及其变化性和适应性更好的诠释。“清教精神”传播给了很多新移入新英格兰的人，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仰。移出新英格兰的人还把清教精神带到了其他州。清教精神在新英格兰永垂不朽，是个经常受人关注的现象。

尽管笔者为自己的苏爱清教徒血统骄傲，但是他们的观点完全不同于塞缪尔·亨廷顿之类作家。那些作家似乎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传统美国文化在起源和本质上具有种族性。笔者认为，清教主义本质上是一套思维和做事方法，这套方法在恰当条件下可以跨种族、跨部落、跨国家，甚至跨宗教传播。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清教运动起源于16世纪的英格兰，这没错。但是，美国清教运动不是突然在英格兰出现的，而是有着历史悠久的多民族背景。这个背景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也许可以追溯到3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先知摩尼。如果是这样，那么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区域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摇篮。

17世纪30年代的殖民者模仿了《旧约》中的人，也就是说，托尼那么生动描述的清教主义理念和实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犹太人的启发。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犹太人（先是德国犹太人后是俄国犹太人）19世纪大批移入新大陆后，不仅觉得美国的习俗与自己的类似，而且生意做得比较成功。这样，新移民既保持又巩固了第一批移民留下的伟大而优秀的管理传统。插一句，有趣的是，据说先知摩尼是在一个讲究禁欲的犹太社区生活期间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观，这个犹太社区好像叫做艾尔卡塞特（Elkasites）。

所以，清教主义理念和实务与优秀组织联系紧密并不是新教世界的独有现象，甚至不是基督世界的独有现象。笔者会在第十一章讨论19世纪晚期武士道精神对日本企业的影响，让大家看看武士道精神如何为丰田汽车公司的创立铺平道路。今日印度，马尔瓦尔（Marwari）教徒拥有并控制着大部分的炼钢业和茶业贸易。传统的马尔瓦尔教徒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遵守“帕尔塔（partha）”。这个词语的意思是“做生意，每天第一件事情是做印度教祷告，最后一件事情是计算当天的收入和支出。”他们曾经有一套用于交流商业机密的密语“魔的（modi）”。

英文“Marwari”来自梵文“maru”，这个梵文特指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的塔尔沙漠，马尔瓦尔教派就发源于此。今天最著名的马尔瓦尔公司是米塔尔钢铁（Mittal Steel），它最近与卢森堡公司阿赛诺（Arcelor）合并成了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这次合并把公司的控制权交给了非马尔瓦尔教徒，打破了马尔瓦尔社区遵守了一个多世纪的潜规则。像17世纪晚期的美国清教徒一样，马尔瓦尔教徒最近经历了某种“衰退”，而且原因相同：随着宗教带来的繁荣，奢华代替了简朴。

一个半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问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是谁先出现的，清教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至少有四个相互冲突的答案。19世纪中叶的卡尔·马克思及其合作者兼资助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清教主义是社会经济变化的产物——换句话说，清教主义比资本主义后出现。对比之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中及其弟子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中论证说，事实完全相反——清教主义先出现，刺激商业贸易和制造业发生了随后的变化。

第三个观点是休·特雷弗-罗珀在一次讲座中提出的，戴尔麦·麦库洛克在权威著作《改革：1490—1700欧洲分裂》（Reformation—Europe's House Divided 1490—1700）中重申了这个观点。这两位历史学家都怀疑两者并不存在直接因果联系，但是也都没完全否认两者的联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国教对少数族裔的影响。少数族裔无权参与很多方面的事情（比如政治和法律），就一门心思做生意。资本主义来自麦库洛克所说的“多元主义”（意思是，数个教派在同一社会共存，有些占主导地位，有些占次要地位），因此只是宗教的副产品。

后来，罗德尼·斯塔克在《理智的胜利》（The Victory of Reason）中论证说，资本主义的出现远远早于新教主义，资本主义起源于中世纪天主教伦理对“理智”的日益关注。面对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笔者立场如何？他们认为：是清教主义引起了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带来了清教主义，这一点是不可能确定的，与其说两者是因果关系，不如说两者是共生关系，共生了数个世纪；在美国，它们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本书讨论的不是神学史而是美国社会史，因此假定新教主义和清教主义差不多是一回事。）

麦库洛克之所以想撇清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好像是因为，他认为前者“提倡社区”，也就是不管在哪个社会都努力增强社区感，而后者“否认或者背叛”社区。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是对资本主义实质的误解。意味深长的是，麦库洛克的《改革：1490—1700欧洲分裂》共有832页，可是只有3页专门讨论财富创造。美国工商界在不断演变，可是其核心一直没变，这个核心就是既尊重个体的权利又尊重集体的权利，而且把两者兼顾得很好——用管理术语说，也许就是“共治（collegiality）” 注3。共治带来了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总体上是良性的文明社会，即市场经济。

译者注：为政治人物惯用措词，表达美国凭借天命、对外扩张、散播民主自由的信念，包括一些笼统信条而非特定政策。

译者注：嬉皮士的口号，意思是，权力归花儿、爱情与和平。

译者注：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887年，用于指代同僚之间相互尊重彼此的能力和义务，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的关系。在社会学中共治指的是权利被身份平等的人所共有的一种组织形式。共治与官僚制在社会学中是一组对照概念。第二章17世纪30年代的清教徒移民浪潮

17世纪30年代，清教徒大批移民到新英格兰，说英语的人对北美的系统殖民化就此拉开序幕。与前面几次移民的组织者相比，这次移民的领导者约翰·温斯罗普有一个优势：能从史上闻名的两大灾难中吸取教训，这两大灾难分别是詹姆斯敦殖民（Settlement of Jamestown）和朝圣先辈远征（Expedition of the Pilgrim Fathers）注1。

1606年12月，一批殖民者从英格兰起航前往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如果走直线的话，这个时节出发是比较明智的。走直线，尽管要忍受北大西洋的严冬风暴，但是可以在耕种时节到达，及时播种、收获、备下粮食，熬过在弗吉尼亚的第一个冬天。不过，他们选择了较为容易的路线，在也就是温暖但漫长的南线，途中游览了多个岛屿。这种非清教主义的任性做法让他们在到达目的地后付出了惨重代价。播种已经太晚了，存粮几近告罄；出航时的144人，到1607年底只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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