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绝代通宝古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玉梅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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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绝代通宝古币试读：

前言

中华文化也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各种物态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方面的总体表现。

中华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而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流传非常广泛，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最直接的源头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千百年来，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一脉相承，是世界上唯一五千年绵延不绝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顽强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

中华文化主要包括文明悠久的历史形态、持续发展的古代经济、特色鲜明的书法绘画、美轮美奂的古典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欢乐祥和的歌舞娱乐、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匠心独运的国宝器物、辉煌灿烂的科技发明、得天独厚的壮丽河山，等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风华独具，自成一体，规模宏大，底蕴悠远，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传世价值。

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就要继承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令人自豪的文化遗产，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实现我们伟大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中国文化百科》。本套书包括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作品根据中华文化形态的结构模式，共分为10套，每套冠以具有丰富内涵的套书名。再以归类细分的形式或约定俗成的说法，每套分为10册，每册冠以别具深意的主标题书名和明确直观的副标题书名。每套自成体系，每册相互补充，横向开拓，纵向深入，全景式反映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博大规模，凝聚性体现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厚重精深，可以说是全面展现中华文化的大博览。因此，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珍藏，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和陈列。

秦统一货币

秦统一中国，也统一了货币。秦结束了以前的战国时期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

在秦国早期铸造的圆钱和半两钱基础上，规定了全国统一的货币形制，统一的货币重量，统一的铸造模型和铸造官署。还包含统一的货币规格和比价，并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货币，从而保证了统一货币政策的实施。

秦王朝统一货币，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开启了我国货币历史新纪元，在当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也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秦国早期的铸币

秦国铸币的出现是在秦献公时期。公元前383年，秦献公把国都迁到栎阳，其位置大致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官庄村与古城屯村之间。这里当时是商人必经的商道，秦献公在这里“初行为市”，就是开始设立市场，设置市吏，管理市场贸易，征收市税。

市税收的是货币，就是秦国当时自己铸造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影响农业自然经济的稳定。

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其主要措施，是以货币形式征收商人的关卡过往税和市场营业税。此外，还在公元前348年实行了“初为赋”，向全国人民征收口赋，口赋也是以货币的形式征收的。

从秦献公和秦孝公时商品交换的发展程度来看，朝廷的许多税收项目要求以货币形态支付，如果没有本国的铸币是不可能的。

当时秦国的铸币是铜质圆钱，采用圆形圆孔的周圆钱形式，按其重量可分一两型和半两型两种。这是秦币的早期形态，也是方孔钱的前身。圆钱是由玉璧和古时的纺轮演化而来的。圆钱是沿用璧、环的专称来称其形体的。

战国时期的圆钱，据货币单位的不同，可将其划分为三大类：一是以“两”为单位的秦国圆钱；二是以“”为单位的两周、三晋地区的圆钱；三是以传统货币单位“刀”为名称的齐、燕圆钱。

由于秦国的逐渐发展并成为后来统一天下的强国，因此在战国时期，秦国圆钱对后世来说显然更有意义。秦币在秦惠文王时期又有了发展和变化。

公元前336年，秦惠文王开始实行“初行钱”，铸造和发行圆形方孔半两钱。“初行钱”不等于说秦国这时才开始铸钱，在这之前，钱币多为私人所铸，在此之后，秦国摈弃了圆形圆孔钱，定型为圆形方孔半两钱，使秦币由试行阶段转变为正式全面铸行时期。

秦惠文王时的半两钱的流通范围，西至河西走廊；东至山东、江苏，北达内蒙古，南抵广州市，东北到达辽东半岛，西南进入大渡河上游，说明秦半两钱是全国通用的货币。

秦半两钱主要在秦国境内流通，在其他诸侯国流通的数量很少，因为币值不统一，换算困难。所以，钱如要带出国境，必须换成黄金或布，按法律规定的比价折算。

由此可见，黄金和布这两种货币是各国都通行的。同时也证明，秦币分为黄金、布、半两钱三等的制度在战国晚期就已形成。

布与半两钱之间有法定的比价，一般是“钱十一当一布”。刑徒如果向官府领取衣服，就要按11的倍数缴钱。比如男性城旦，冬衣每人缴110钱，即10个布；夏衣每人缴55钱，即5个布。按法定比价，刑徒领取衣服可以缴布，也可以缴钱，这说明布当货币普遍存在。

当时的布、黄金和半两钱分为三等：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布为中币。把货币分为三等由来已久，春秋时期的管仲在《地数篇》记载：“先王各用其重，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秦国把货币分为3等，既与实际相符，也符合传统习惯。

黄金作为上币，表示其为贵金属，用作大数目的支付。秦国对立大功的人常用黄金作为重赏。

黄金作为货币的出现，在货币史上是有意义的，从此基本上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贵金属与铜币并行的货币格局。拓展阅读秦惠文王在执政之前，秦国的世族贵胄们在自己的食邑内都有各自一种用以交换日常所需物品的等价物，比如布币。总之，还没有全国通行的一般等价物。秦惠文王在公元前336年实行“初行钱”的货币政策，为商品的合理交换提供了标尺，为统一税收作了铺垫，加强朝廷的财政征收能力和效率，有利于经济往来的便利，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随着行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了国君集中资源的显著优势，从而为朝廷“机器”的运转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

秦币统一的成果

秦代货币的统一表明，“千古一帝”秦始皇，在统一货币时不仅措施有力，也取得了历史性成果。

秦始皇统一货币时，首先要求全国货币形制的统一。他下令将其他各国原有的较为紊乱的币制一律废除，规定全国的货币只有两种，一种是黄金，为上币；一种是方孔的圆钱，为下币。这就使原来其他诸国的货币就淡出了流通领域，并逐渐在人们视野中消失了。

方孔圆钱形质虽沿袭两周的环钱，但有所不同的是全部都将圆孔改为方孔。秦始皇确定方孔圆钱为货币统一形制，有4点重要的原因：

一是环钱本为周制，秦国虽在战国时期就在沿用，但秦始皇既然进行币制改革，就绝不能因袭照搬，而是应该要在钱孔上予以统一。

二是钱必须要以绳或以木贯穿，才便于携带和流通。而要使它贯串得比较牢固，不容易晃荡挪动，方形的孔则更符合这种要求。

三是最初的环钱有铸4个字的，也有铸6个字的。统一货币后，秦钱铸为方孔，分列“半两”两个字于方孔两边，即便识别，又较美观匀称。

四是秦钱贮藏规定“千钱一畚”，制为方孔，以木或绳贯之，就能比较固定，也是储存上的一种最大便利。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秦国统一货币推行的方孔钱，从秦代定制起，直至清代末期都没有改变。

秦代采用半两钱的钱币形制，倒映着先秦时代的“天圆地方”思想。古人把“圆”与“方”，“天”与“地”，“君”与“臣”联系起来了，它们之间有着各执其道，不可易位的关系。

这种思想投影在秦半两钱的形制上：外圆代表天命，内方象征皇权。“外圆内方”的半两钱，摇身一变为“天命皇权”的符瑞。这就是方孔圆钱在我国历史上通行了几千年而不衰的真正原因。

人类的思维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而行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认识时间和空间的发展，逐渐走出原始的混沌状态。

秦半两钱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继承了历史上钱币形制的优秀成果，又注入了天、地、人的思想观念，融时间、空间于一体，浓缩在方寸之内。从这个角度来说，秦半两钱的诞生，是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又一座丰碑。

秦始皇还对全国钱币重量进行了统一。

在以金属作为货币的时代，货币的重量是货币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货币的重量过轻、过重或者重量标准的不统一，都会给商品交流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秦始皇统一货币时也非常重视对货币重量进行统一化。

在对货币的重量上，统一货币要求货币的重量为“半两”，并在货币上铸上“半两”两个字，这里的半两，相当于当时的12铢，秦制24铢等于一两。

秦国铸造钱币是有技术上的原因的。当时铸造货币使用的是土范，一枚钱只能铸一次，重量自然不能够绝对准确。尽管如此，但是秦代关于“半两”规定，无疑为货币重量的统一提供了重要条件。后世沿用对重量的统一要求，使古代金属货币重量终于走向统一。

秦始皇去世后，秦代货币中的一些改革成果开始衰落，铸币的重量开始减轻，币制混乱，以变相的通货贬值的手段攫取财富。秦末货币的严重减重变质，与秦王朝的衰亡是同步的。可见，一个朝廷的货币可以反映国力的盛衰。

秦始皇还规定由朝廷统一铸造钱币，铸币权完全由朝廷掌握，实现了铸造模型和铸造官署的统一。在货币改革时，关于铸币权，秦国政策总起来说就是“铸币权”的统一：全国的钱币都由朝廷统一集中地铸造，不许民间私铸。

秦国的这种钱币必须集中于朝廷，由朝廷统一铸造的做法，和现代各国货币的发行必须全部集中于朝廷大致相同。因此，可以说秦始皇统一货币政策中的统一铸币权，是具有先驱作用的。

秦权钱是秦王朝统一货币、加强朝廷集权制的象征。秦王朝为了保证统一货币政策的施行，不仅铸造了大量的半两钱，而且还铸造了为数不多的重四两的秦权钱。

为了杜绝私铸，检验半两钱的分量，特地又铸造了一种厚重的权钱，称“法钱”，面文左右两侧有“重四两”的小篆文字，穿孔上下有一定的数字符号，作为衡量的标准。

按此权钱的标准，一枚权钱应当等于8枚半两钱的重量，如果8枚半两钱不等同于一枚权钱的重量，那就说明不符合标准。

秦权钱的铸造，在监督、规范当时全国钱币的流通，进一步巩固半两钱的独尊地位，保证统一货币政策的落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拓展阅读晚清学者丁福保主编的《古钱大辞典》中有关于秦权钱的说明和拓图，认为是世间罕见的珍品，书中所记载的钱，原物已经下落不明。这枚秦权钱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现于西安，印有“第十七重四两”几个字，是现在发现与存世的唯一一枚秦权钱。秦权钱是秦王朝统一货币，是加强朝廷集权的象征，是能与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度量衡制“商鞅方升”相媲美的国宝。商鞅方升为战国中期的青铜器，反映了当时在数字运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半两与五铢

西汉成立后，汉武帝刘彻确立了五铢钱制度，无论铜钱的实际重量大小，在名称上依然沿用秦代“半两”之名。汉半两钱前后铸行五次。因汉初私铸之风甚盛，半两钱越铸越小。

汉武帝时期发行的五铢钱，开启了汉五铢钱的先河。五铢钱在两汉始终一统天下，直至唐高祖时罢废，盛行了700年，从而奠定了我国圆形方孔的传统。

五铢钱是我国古代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也是用重量作为货币单位的钱币，在我国5000年的货币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影响。

汉初铸造半两钱

汉初因战争创伤，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秦半两币值过重，流通不便，不利于国民经济恢复的弊端就显现了出来。于是，汉高祖刘邦下令减重铸造汉半两，以解决财政开支。

西汉初年铸造的钱仍然沿用秦代叫法，称为“半两”。但由于钱的方孔太大，周边像4片榆荚合成，所以当时民间称之为“榆荚半两”或“荚钱”。

这种钱比较标准半两，甚至秦二世时的减重半两钱，重量已大大减轻。即使如此，朝廷所铸的钱仍不敷所用。于是汉高祖又允许民间自铸荚钱，以发掘民间潜力，借助市场的力量自行增加货币供应量。

荚钱面值较轻，因而流通顺畅，特别适合于在特殊困难时期普遍贫困的平民使用。然而由于铸币权下放到私人手里，没有形成统一严格的管理，导致各地所铸货币形制各异，没有统一的标准。再加上前朝流弊犹存，各种不同样式、轻重的钱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令百姓不知所从，货币的信用度很差。

还有一部分人借铸币牟利，在造币过程中掺假，随心所欲地偷换铸币原材料、任意减重、大量滥造，更加重了恶钱的泛滥，加重了百姓对货币的不信任感。

朝廷允许私铸举措仅是应急之举，虽然可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也会助长民间盗铸钱币的歪风，终究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

果然在公元前186年，汉朝朝廷终于忍无可忍，不得不出手整顿混乱不堪的货币市场。

公元前186年，汉朝朝廷决定加重货币来提高币值，由朝廷铸八铢钱。由于与南越及匈奴作战，军费开支大增，又重新实行货币减重，行5分钱。所谓5分，就是半两的1/5。

汉高祖末年和吕后时曾禁民私铸钱。汉文帝改铸四铢钱，并废除了禁止盗铸的法令。

如何稳定货币，健全钱法，是汉初朝廷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课题。这一问题，在汉武帝时期经过艰难探索，最后才得以比较妥善的解决。拓展阅读秦代末年陈胜起义，各地响应，刘邦在秦的沛县也扯旗造反。当时，萧何、曹参等辅佐刘邦起义，推刘邦为沛公，征发沛县子弟，得到士兵3000人，投奔项梁，项梁又给刘邦兵五千余人，大将十人。刘邦从此就成为项梁部下的主力军了。当刘邦率众军进驻咸阳时，萧何送了刘邦五枚秦半两。当时的秦半两铸钱已经不多了。大概当时取与之间常常就是几个钱。刘邦后来封萧何酂候，食邑也多。这大概也有他当初多奉送两枚秦半两的因素。

汉五铢钱的问世

汉武帝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公元前119年整顿过一次货币，但效果不好。因此，公元前118年就放弃了三铢钱，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开始统铸五铢钱。

汉武帝铸五铢钱的目的在于解决奸铸严重，主要是改币式、币文，提高成钱难度，抑私撬盗铸，变动币重，以求能够合于流通的需要。事实上，五铢钱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从史书的记载看，汉代在发行了五铢钱以后，钱币使用得更加广泛，流通的渠道也更多了。公元前118年，汉武帝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因其铸行于元狩年间，又叫“元狩五铢”。郡国五铢钱与以前诸种西汉钱币有着明显区别，主要区别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钱重，法重五铢。郡国五铢钱以前的三铢钱较轻，这为私人偷铸货币提供了利润空间。因此，新的郡国五铢钱重量明显增加。

二是面背增加周郭。当时郡国经验证实，汉王朝认识到，三铢钱或四铢半两钱式虽提高了成钱难度，但仍不能抑制私铸盗铸。因此，自郡国五铢起，开始用成钱难度更大的面背皆有郭的特定钱式。

三是以规范的长体汉篆为币文书体。汉景帝铸四铢半钱时，就一改西汉传统的隶书风格币文为较为规整的长体汉篆。到了郡国五铢钱时，则正式采用规范化的长体汉篆“五铢”为其币文，其文笔结构更为严谨，书体笔画极其工整，字体修长挺拔，提高了刻范、浇铸的工艺技术要求。

四是“文如其重”。汉初以来一直采用铸行虚值货币的政策，汉武帝铸行三铢钱时，就开始逐渐采纳“文如其重”思想，试行足值货币以求维持朝廷铸币信用，抑制劣奸钱，便民使用。到了郡国五铢的铸行，则宣告西汉传统的虚值币制结束，用“文如其重”的五铢钱，以求解除西汉货币的信用危机。

经过汉武帝的这次货币改革，新的货币，即郡国五铢钱上，钱文为“五铢”，小篆书，光背，正面有轮无郭，背面则轮廓具备。

郡国五铢钱的直径2.5厘米左右，重约3.5克至4克。“五”字交笔斜直或有弯曲；“铢”字的“朱”字呈方折型，“金”字头较小，仿佛如一箭镞。少数钱上有一横划。其材料改用紫铜，因而有“发绀钱”之称。

郡国五铢钱的出现，对于打击私人铸造货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汉武帝时期后续的币制改革中铸造的上林三官钱，则是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开展的。

桑弘羊为汉武帝时大臣。自公元前120年起，终武帝之世，桑弘羊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深得汉武帝宠信。他曾参与和主持了西汉王朝财政的多项改革，其中由他统铸的五铢钱意义深远。

公元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意见，决定深化货币改革。

当时，桑弘羊的意见主要是：

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利，由朝廷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

郡国把所铸的旧钱销毁，把铜送至朝廷；

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上林三官铸的五铢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

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意见。

汉武帝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旧币一律废罢，并责令各郡国将以前所铸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新币选料严格，以铜范为母范翻铸之钱大小、式样一致，真正做到重如其文。于是，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汉朝廷决定克服过去铸币权不统一，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重量不一致这两大弊端，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在当时，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掌管铸造，技巧负责刻范，辨铜负责原料供应及检验铜的成色。这种新币名为“三官钱”，又称“上林三官钱”。这种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制作精细，有外廓可保护钱币不被盗磨，利于流通和长久使用。

上林三官是汉代主持铸造钱币的官员，由他们所铸规格整齐的五铢钱是钱币学与考古学上重要的分期标志,因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

上林三官五铢钱钱文严谨规矩，“五铢”两字修长秀丽，风格较为一致。“五”字交笔缓曲，上下与两横笔交接处略向内收。“铢”字“金”字旁有三角形、箭镞形两种，四点方形较短。“朱”字头方折，下垂笔基本为圆折，头和尾与“金”字旁平齐，笔画粗细一致。

上林三官五铢钱钱型整齐，直径为2.5厘米至2.55厘米，穿直径0.97厘米，厚1.5厘米至0.2厘米，比郡国五铢的郭略宽，而且深峻平整。钱的背面有内外郭，个别内郭四角微凸。

上林三官五铢钱的重量以3.5克至4克者为多，少数的超过4克。

上林三官五铢钱铸工精细，面背比较平整，内外郭宽窄均匀，规矩整齐。币材的颜色为红色，含铜量达到70%以上，含铅量约20%，比郡国五铢略低，但配比合理，物理性能好。

上林三官五铢钱的铸造工艺先进，多为铜范或制作极精细的泥范所造。三官钱形制及“朱”字头方折的特点，系由三铢钱继承而来，进而成为此后西汉时期五铢钱基本特征。

初期的上林三官五铢钱重量超过五铢，制作之精美前所未有，而且铸钱技术采用铜范法，铸出的钱币重量上都是一致的，绝对合乎标准，铸出的钱边缘都加以打磨，非常整齐。

上林三官五铢钱发行31年后，汉武帝去世。在此期间，铸成的钱数量很多，钱的范式也有变化。比如文字大小、书法结构都有出入。至于穿上半月、穿下半星、穿上下横、星月文等可能是识别的标志。

上林三官五铢钱不惜工本，私人铸造很难，无利可图，禁令又很严格，所以盗铸之风一时衰息。货币混乱的问题终于获得解决，币值得以长期保持稳定。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把铸币权统一收归朝廷，没有强大的朝廷力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次币制改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朝廷的一次创举，它使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末，700余年间通行不废。这与汉武帝和桑弘羊的功劳是分不开的。拓展阅读在众多五铢钱中，宝文中的异书现象在门类众多的古钱币中可谓独树一帜。如有的宝文是三五一铢，有的是两五一铢等。还有些五铢钱在宝文上是简化了的，但同样是五铢钱形制。如“五金”、“五十”、“五泉”、“铢铢”等。还有一些带吉语文的，如“五铢大吉”“宜官秩吉”等。还有阳文或阴文等。对于上述文字的含义，有的是记地点，有的是记人名，有的可能是炉别暗记或记数，还有的可能是行用地所凿之记号。

五铢钱历史沿革

五铢钱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到唐高祖时废罢，流行了700多年。在此期间，先后有10多个王朝和政权，20多个帝王铸行过五铢钱。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导致不同的货币流通形势。隋文帝受周禅即位建隋后，于581年铸行统一的标准五铢钱，文曰“五株”。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铸行五铢钱。隋五铢，史称“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

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行开元通宝钱，并确立其朝廷铸币的法币地位。五铢钱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动乱，金属货币的流通范围减小，而且形制多样，币值不一，出现了重物轻币的现象。

三国时期的曹魏实行的实物货币政策，魏明帝时恢复铸行五铢钱，形制与东汉时期五铢相似。

魏五铢钱钱径2.5厘米，重3.4克至3.5克。钱币上的“五”字交笔弯曲，“朱”字头圆行，外郭宽，字画显得比较肥大。

魏明帝时期铸行的五铢钱，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刘备入蜀后铸造直百五铢钱大而厚重，后来铸逐渐减重，最轻薄者，不足0.8克。面文篆书“直百五铢”4个字，寄廓直读，即价值“100枚五铢钱”。

少数直百五铢背铭篆书“为”字，以示铸地益州犍为郡，这是方孔圆钱中最早刻记的钱。常背铸或背刻阴文和文饰，也有背铸阳文，如“为”、“工”、“王”、“十三”、“七”等字或四出文。

两晋是我国货币史上唯一没有铸造货币的朝代。西晋因为继承的是曹魏，所以用的是魏国的五铢钱。

至东晋，大将军王敦手下的一名叫沈充的参军所铸五铢钱，所以，这种钱币又称“沈郎五铢”。沈郎五铢的钱文“五铢”两字横读，有外形。面有外郭。钱的直径大概1.9厘米，重1.15克。此钱制作工艺为模铸，既轻且小，如同柳絮和榆荚。

区区一个小吏，却有铸币行世的权利，不难看出，东晋时期对于货币的管制是十分松弛的，估计自行铸造地方货币的也不止沈充一个。

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时期，该时期币制十分混乱，各个地方铸造的五铢钱在形态、重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区别。

南朝宋国铸造了一种大钱，这种大钱被称为“当两五铢钱”。当两五铢钱直径2.7厘米，穿径一厘米，厚肉，重5克，面文“五铢”文字粗壮，面有外郭无内郭，背有内外郭；钱重量均不同两汉五铢钱。

南朝的齐国一直实行货币紧缩的政策，很少铸钱。齐高帝萧道成曾计划铸钱，但没有实行。齐武帝萧颐曾经派人到四川铸铜钱，后来因为成本过高而停止。

南朝的梁国在梁武帝萧衍建国之初即铸行新钱，不仅制造铜钱，而且还制造铁钱，当时的币制相当混乱。南朝的陈国铸币不是很多，史载仅铸陈五铢、太货六铢两种钱币。陈五铢也被称为“天嘉五铢”，这种钱币直径约为2.4厘米，重为3.4克左右。“五铢”两字篆书章法稍异：“五”字交笔平直，形同两个对顶等腰三角形；“铢”头圆折而高出“金”头，外廓较宽。陈五铢后来虽然贬值，但在南朝仍属相对稳定、流通较广的货币。南朝陈宣帝陈顼铸行一种新的钱币太货六铢，这种钱铜质优良，轮廓整齐，钱文瑰丽匀称，铸造精妙绝伦，居南朝之冠。北朝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曾经在洛阳铸行年号钱太和五铢。其形制与汉五铢类似。太和五铢的钱体大小轻重不一，大者直径2.5厘米，重3.4克；小者直径两厘米，重2.5克。太和五铢为北魏百年后的“第一钱”。北魏宣武帝时曾改铸永平五铢。永平钱版式复杂，大小轻重不一，大型者多为朝廷铸造，小型者多为民间私铸。钱直径一般为2.2厘米至2.5厘米，重2.2克至3.2克；面文“五铢”，横读，制作比较工整。

北魏孝庄帝铸永安五铢，共有3种：一种是永安年间铸行的光背钱；第二种是永熙年间铸行的背“土”字钱；第三种是东魏孝静帝于兴和年间所铸行的背四出文钱。

在这3种永安五铢钱中，以北魏孝武帝铸行的背土字钱最具特色。该钱背部穿孔上方铸有一个“土”字，“土”字与背穿孔相连，正好组成一个“吉”字，所以当时又称吉钱，人人佩戴，以为吉祥。

北周武帝宇文邕曾经3次铸钱。561年铸布泉；574年铸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这三种钱币形制精妙，笔法华美，素有“三大美泉”之称，被誉为六朝钱币之冠，在我国和世界的铸币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北周三种货币均为方孔圆钱，钱文“布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均为玉箸篆，笔画肥瘦均匀，末端不出笔锋，就像是用玉石制成的筷子写成的，肥满、圆润、温厚、匀称。

布泉一枚当西魏五铢5枚，五行大布当布泉10枚，永通万国又当五行大布10枚，即一枚永通万国要合500枚五铢钱。

北周静帝铸的永通万国钱，“永通”是永远通行，“万国”表示天下万国。可惜铸行不到四年，就随着北周的灭亡而被销毁。

杨坚于581年在北周称帝，改国号隋，这就是隋文帝。他曾经铸行了一种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并禁止旧钱的流通。隋代的五铢钱与前代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也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隋代五铢面文上的“五”字笔画挺直，与明显的穿廓竖钱，组成一个横写“凶”字形，钱面外轮较汉五铢钱略宽。钱背外轮内廓肉厚，钱文清晰，形制庄重大方，有上承汉五铢，下启唐开元钱币铸造风格。隋代五铢钱币厚薄、轻重、大小差异悬殊极大，有学者曾挑出3枚较为规范的隋五铢作对比，分别为外径1.2厘米，重1.23克；外径2.2厘米，重1.92克；外径2.3厘米，重2.87克。

隋代初期严格铸行足值五铢，反映了隋文帝励精图治、使民休养生息的治国战略，取得了全国经济的较大发展。

隋文帝颁布统一币制，并强制推行。针对私铸滥造钱币情况，一律融化为铜，依法没收。凡查出旧钱使用的地区，县令要受到扣除半年俸禄的处罚。除此之外，隋代初期还严厉打击掺假使劣。

唐王朝建立后，迅速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

621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确立了朝廷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唐代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

唐代不仅制订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而且实行了由朝廷买断铜、锡等铸币材料，不准私自买卖的政策，并配套出台了禁铜令、禁铸铜器令、禁销钱铸器令等法令。这样，五铢钱从汉武帝铸造直至唐高祖时的621年废罢，流行了700多年。拓展阅读五铢钱行早期是由郡国铸造，待铸钱权收回朝廷后，则由上林三官统一铸造，形制规矩，铸工精美，重量标准，记号统一。但在后来的几百年间，由于各种原因，使五铢钱的形制千奇百怪。如果官炉、私铸加在一起，大小版别区别均考虑在内的话，目前已经面世的版别大约有几百个。其形制有大、小、薄、厚，有廓无廓，穿大穿小，凿穿、剪边、磨廓等多种样式。各个王朝和帝王时期铸的五铢钱，从形制上看雷同的很少，大多各具特色。

交子与会子

交子是北宋发行的纸币，先是私铺发行，后来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流通。交子是我国最早由朝廷正式发行的纸币，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

纸币交子比金属货币容易携带，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会子是南宋时发行的一种便钱，即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南宋会子发行初期，由于朝廷措施得当，发行谨慎，尚能维持其币值，后期则发行额大幅上升，导致其本身价值下跌，最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交子的产生与消亡

交子最初只是一种代替货币交易的信用凭证，即代金券。存款人把金属货币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桑树叶做的纸质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就是交子。

宋代铜钱的标准重量是每贯5宋斤，依一宋斤约为600克计，约折合3000克。小铁钱每贯约重3900克，大铁钱每贯约重7200克，如果带5贯大钱铁，即约有36千克重，显然携带十分不方便。由此可见，铁钱不但分量重，而且币值低。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购买价值一贯铜钱的商品，必须用小铁钱约39千克；购买价值10贯铜钱的商品，必须用小铁钱约390千克。

笨重值低的铁钱阻碍着商品贸易的发展。于是，在信用、契约关系日见发达的情形下，宋代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此外，宋代朝廷经常与辽、夏、金有军事上的冲突，因此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交子来弥补财政赤字。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宋代最初设立的交子铺因为尚未得到朝廷认可，因此称之为“私交子”，即史书中说的“私为券，以便贸易”。在私交子大行其道的时候，也伴有问题发生。那就是少数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进行金融欺诈，自制交子导致问题丛生。为了遏制金融欺诈的逆流，北宋朝廷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朝廷任命张咏为益州知府，张咏是一位廉洁爱民，有远见卓识和强烈使命感的优秀官员。他独具慧眼，认识到益州民间创造的这种纸币印制的货币代用品，是亘古未见的绝妙发明，它使用方便，便于携带，成本低，可大量制造，资源几乎是无限的。

只要严格管理，好好利用，对遭受战乱的益州经济恢复和发展，乃至全国经贸都会发挥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它的优越性是无可比拟的。于是，张咏从众多交子户中，精心遴选信誉良好，财力雄厚，以王昌懿为首的16户，作为官方认可，支持保护的交子特许经营户。要求16户严格监督管理私交子的印制、发行、运营，保证自由交换和随时兑现。这样，私交子的发行取得了朝廷认可。

交子在16户富商主办之前，是由民间一些小的商家私自发行的，他们发行的交子比较零散，没有统一的形制，和普通收据类似。这种交子盖有商号的印记并有密押等，可携带铁钱的数目填写金额。

发行交子的目的是为了代替铁钱，行使方便。铁钱持有者可持铁钱到发行交子的商号换取交子，然后到市面流通。任何交子持有者，都可拿交子到发行交子的商号兑换铸币。所以，交子是铁钱价值的符号，起着纸币的作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十六户大的富商主办时，交子就有了统一的形制。纸质相同、形制统一、印制精美、质量上乘的私交子以崭新面貌走向市场，受到商家民众的欢迎，逐步接受并乐意使用。世界第一张纸币就此诞生了。

以张咏和王昌懿为首的商户们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益州人这种历史机遇和辉煌的贡献是唯一的。

交子发行后，随时可以兑现，兑现时每贯要收费30文。交子流通甚广，特别是每年丝、蚕、米、麦将熟时，商民需要较多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交子，所以这时交子发行量最多。

后来这10多户富商衰败下来，资金呆滞，发生亏损，终于不能兑现，交子信用破坏，于是争闹不断发生，最后终于被收归官营。

1023年，朝廷在益州设置掌管交子流通印制的交子务。交子务建置前后，交子形制大体成型。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历史性的创举。担当设立官办交子务，再度发行纸币重任的，是一位来自河东路的益州转运使薛田。薛田到四川益州上任时，他发现民间因铁钱笨重而用纸券流通交易的现象。独具慧眼的薛田将流通领域出现的特殊情况上奏朝廷，建议朝廷设立专门的交子管理机构，变交子私营为官办，由朝廷印刷发行。薛田的主张几经周折，历经两代皇帝，至宋仁宗时朝，才接受了这一建议，在益州设置了我国第一处官办交子务随后发行官交子120多万贯。从此，交子成为宋代的法定货币，与铁钱相权而行。朝廷逐渐掌握了交子的运作规律之后，就改为官办，称为官交子。

交子务建置前后，薛田为官营交子制订了若干措施，交子之法遂大体完备：

一是规定交子务委益州同判，专一提辖，由州保差京朝官一员任监官，后增一员；下设掌典，贴书、印匠、雕匠、铸匠、杂役各若干人，廪给各有差。

二是制订兑界，以两年为一界，界满以后界新交子易上界交子；每贯克下30文入官,称为“纸墨费”。

三是制订界额和本钱，界以125.6340万贯为额，备本钱36万贯。本钱就是现在所说的准备金。

四是交子的面值定为1贯至10贯，共10种。交子用益州铜印及敕字、大料例、年限、背印、青面、红团等印。禁私造交子纸，造者，“罪以徒配”。

在薛田的努力创造、精心经营下，我国官方纸币交子的发行流通，不仅仅给百姓在商业贸易中带来了诸多的便利，朝廷更是获利丰厚。官交子也和私交子一样，依据持现钱人的托付，将携来的现钱进行调换，把钱数写到交子票据上，这个票据就是官交子，是由官府交子务发给的。这种官交子同样可以随时兑换现钱，不过要求兑换现钱时，也是每贯收取手续费30文。

官交子的发行和流通有以下规定：首先有一定发行限额和流通期限。《文献通考》说道：“交子，天圣以来，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为额。”

所谓“界”，就是交子流通的期限，期限一般是两年或三年，到期更换新交子，调换旧交子。兑界制度是从官交子实行时开始的。

官交子制度的最初实行并不是为了搜括钱财，而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商业及民间周转支付所需。这对当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宋代交子实行官方发行之后，朝廷突然发现，纸币实在是个好东西，不用什么本钱，只要在一张纸上印上几个字，就可以当真金白银使用，换来实实在在的财富，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

当时的朝廷对经济规律一无所知。要养兵，便印交子，要打仗了，又印交子，打完仗要犒赏诸军，还印交子，就算是太平时节，朝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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