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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5 14: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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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进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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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劳动力市场

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劳动力市场试读:

序言 Ⅰ

刘进博士自2013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任教,带来了新的学术气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耕耘颇多,也获得了一些荣誉(如获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如今能够在中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商务印书馆付梓成书,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他在我校迈出的新的坚实的学术步伐。我期待着他这颗“学术新星”能冉冉升起,继续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

读刘进此书,让读者有种畅快之感,感觉书中将长期以来我们工作层面的教师流动现象、规律、要素和制度基本说清楚了。作为一项学理研究,作者研究方法规范,历史梳理、理论梳理、文献梳理等都非常扎实,环环相扣、稳步推进,形成了一个研究上的闭环,对于作者提出的“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流动的基本特征、基本规律和基本理论研究不足”的问题做出了比较满意的回答,可以作为一篇重要的学术文献供后续研究者参考。本书也可视为一项重要的现实问题研究。作者紧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际,不仅对一些理论假设作出了回答,还针对性地对中国学术职业的未来发展作出回应和预判。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书中对于美国、欧洲教师流动的历史介绍、理论介绍和中国趋势研究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教师流动决策产生裨益。仔细阅读完全书,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

一是历史文化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从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脉络来看,教师流动与大学诞生的关系非常密切,作者在本书中有关中世纪时期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的关系探讨已比较清晰地揭示了这一规律。发人深思的是,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过一些“准高等教育机构”,但为何最终没有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按照本书逻辑,是否因为流动文化缺乏最终导致早期学者行会无法在中国形成,并限制了高等教育机构的诞生呢?或者说,是否中国历史传统中就缺乏流动文化,从而导致了当今中国大学教师流动频率大大低于西方的现实状况呢?我比较同意本书的看法,即历史文化可视为影响流动的因素之一但并非无法改变,中国“安居乐业”、“敬业乐业”的历史文化传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流动,但不应夸大历史文化的这种天然影响。正如本书所分析的,1993—2008年,被认为“最不具有流动文化”的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大学教师流动频率反而大幅飙升。而我们翻开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师流动的历史,则会进一步发现,我们并非没有大学教师流动的文化,一些耳熟能详的著名学者都曾有过重要的流动经历。因此,总体上我认为,中国虽然也有比较稳固的从业文化,但更大规模的大学教师流动可能并不完全受控于此种文化。

二是中国未来大学教师流动的走势如何。本书对于中国大学教师流动的现状、方向、模式与未来发展趋势非常关注,花费了大量笔墨试图厘清现状、看清形势。其总体结论有二:一是中国流动频率不高,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二是中国大规模流动正在酝酿,相关证据已现端倪。我是比较同意作者的这两项基本判断的。近年来,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流动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我们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经常要面对人来人去的现实情况,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某种意义上已演变成了一场人才大战。从最早的依靠“留校”获得人才,到从国内其他学术机构“挖”人才,再到将引才触角伸向国际学术市场,中国的大学教师流动格局正在发生悄然变化。对于未来情况我的判断是“频率加快、类型分化”。一方面,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多次谈及科研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其中“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是关键要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会议和文件多次重申要促进人才顺畅流动的议题,此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也必将进一步加速大学教师的跨区域流动,因此可以预见,未来中国高校大学教师流动的总体趋势还会继续提速。另一方面,不同地域、层级的高等学校流动将会出现很大分化。比如我们以前大量讨论的西部人才向东部流动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可能正逐步消减,取而代之的是东部高校一方面更多从国际市场引才,另一方面通过制度设计更多向西部高校输送人才。

三是“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哪一种更适合中国。本书比较了美国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流动模式和2000年之后以“欧洲研究区”建设为代表的、强调政策干预的欧洲人才流动模式。这种分类当然没有绝对性,欧洲教师流动背后也有市场的力量,美国为促进教师流动也采取了部分行政手段,但这种分类又非常有价值,可以帮助中国思考未来发展的道路选择。中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前,人是“单位人”、“体制人”,大学教师在学术职业内部的流动不仅要考虑个人意愿更要争取单位支持,大众化前期学术劳动力市场需求激增,才最终致使一批大学教师开始了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是中国大学教师流动的关键作用力。但事实上,到了大众化中后期,为提升学术职业竞争力,政府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干预措施(如“千人计划”),似乎又与“欧洲模式”非常接近。市场的目标在于秩序,行政的目标在于引导,我想未来中国的大学教师流动可能由学术市场形成学术人才流动的基本秩序,而由行政力量在局部对流动秩序进行引导以实现战略目标。但具体如何规范市场秩序,如何保证政府引导到位而不越位或缺位,仍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四是高校管理者如何用好人才流动杠杆提升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本书梳理了西方研究个体层面大学教师流动的27种影响因素,并结合中国情况进行了有效检验,这对于提升人事部门有关大学教师的管理科学化水平很有裨益。尤其是书中提到对于多所研究型大学的教师简历的分析,可视为运用大数据开展大学教师流动的尝试。作者曾说,“如果我是一名高校人事管理干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认真阅读本学校和兄弟院校的教师简历,读上十几所教师的简历,哪些学校好,哪些学校不太好,哪些学校在往上走,哪些学校进入下行通道就基本了然于心了”。我们常说要制度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等等,事实上有关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科学化分析与这种经验式分析都已经很好地融入了本书的研究之中,相关结论对于提升高校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总体而言,本书体现了作者执着的研究精神,不仅有课题组连续多年的大样本数据分析,也有其自身对于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流动的调查,还进行了部分高校教师简历的大数据分析(简历分析)的探索,此外,还远赴美国对该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和波士顿学院的有关情况进行了研究。本书是有关中国大学教师流动、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开创之作,但要明确的是,学术界在此方面的有效探索仍非常有限。这一方面与教师流动的高度复杂性有关,人的职业流动是高度社会化的选择,包含了各类社会性和人性因素的博弈,并具有极大的个体性差异,如何抽丝剥茧探寻内在规律是非常需要学术功力、学术耐心和学术工作量的。与此同时,这也与学界对于大学教师流动预判不足有关,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上的计划体制逐渐被打破,但教育的计划思维之风仍然很盛,我们对大学教师流动的快速增加心理预期不足,似乎一夜之间原来高度稳定的学术职业开始出现学者对学校的“背叛”,当我们将这些事件作为个案处理的时候,却发现教师流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此种背景下,学术界不得不正视这一高等教育现象,带上研究工具走上新的学术征程。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中后期,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正逐步构建并完善起来。在此过程中,尤其是主要的研究型大学都加快了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高校教师流动活动还将更为蓬勃,此种背景下,呼唤学术界更多开展类似的理论与现实方面的研究探索,期待北京理工大学的教育研究院的学者们与国内同行一道,共同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持。郭大成北京理工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言 Ⅱ

大学教师流动是学术职业乃至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设计、适度的教师流动频率频次、良性的由教师流动带来的学术职业人力循环,是构建健康的学术职业生态的重要所在。

不同历史时期大学教师流动具有不同特点。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较大规模的大学教师流动热潮,与中国21世纪初以增加大学教师数量为目标的教师流动相似。但在最近十年的中国,教师流动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从满足数量指标发展到对质量的追求。中国学术界对这样的有关教师流动特征的历史转折点的关注不足,因此出现了大规模流动事实发生于对流动进行学术研究探索之前的局面。

不同国别和地区大学教师流动的规律也不相同。一些西方国家利用了市场配给,尤其是以经济收入等指标为核心的“看不见的手”支配着学术市场的流动;而另外一些国家,学者们“淡泊名利”,那种对纯粹学术的追求牵引着他们向着高学术声望的方向流动;还有一些国家,社会力量如所处的社会阶层极大地影响了教师流动方向的选择。中国当前的教师流动状况非常复杂,上述在其他国家出现的影响大学教师流动的因素都可在中国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上看到。这种复杂性也导致了中国学术界对大学教师流动的前期研究大多比较零散,缺乏足够的系统研究。

刘进是我指导的2009级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也是我指导的2007级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生研究生。而我在2004年底就接受国际学术界的邀请,与其他18个国家相关研究领域的教授、学者们一起,合作进行有关学术职业的研究,这就是在国际上具有较大范围影响力的“变革中的学术职业(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CAP)”研究。而学术职业的简明定义,就是“本科院校教师”。在2005年至今的十年里,我指导的十多个博士生和十多个硕士生都以“学术职业”或“大学教师”为研究主题,进行他们的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其中,大学教师的流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当时很年轻的刘进就勇于直面这个重要的但在研究中可能存在很大困难的主题,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用近三年的时间,对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刘进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多时间里,从我的眼中来看,他是辛苦的——尽管其他的博士研究生都是辛苦的,但他的辛苦与众不同;他是愉快的——他善于将研究工作中的辛苦正面转化为收获从而愉快,而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博士研究生可以做到的;他具有独立进行科研工作的能力——他曾全身心地投入到多个研究项目中从而最大化地经受了科研工作的训练,如上面提及的CAP,欧盟的MORE-II,中国科协的科技工作者家庭状况调研,教育部的自主招生政策与实践等;他的“情商”是特别的——他善于与人交往,在与人交往中既坚持原则又懂得让步,得到一些他应该得到的作为优秀研究生的“学术名声”,也失去一些他理应得到但人人都想得到的“机会”;他是幸运的——他有一个非常理解他的导师,有一群非常友好且互相支持的师兄弟姐妹,然而,这个幸运是因他的优秀而降临的。作为导师,我很幸运,也很骄傲,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好的学生、好的人,在我身边一待就是7年。《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劳动力市场》这本书,是刘进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博士学位论文,倾注了他三年的全部心血,从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再到调查研究和比较研究,他的每一个研究步骤都是稳健且有效的。为了这项研究,他在我作为导师的经费支持下,到美国波士顿学院访学半年,而美方指导教师是世界知名的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教授,该教授的研究重点中就包括了大学教师流动问题。他本来在博士学习满三年时完成了学位论文,但是由于我的苛刻,要求他一再修改,延迟三个月,在2012年8月28日才举行学位论文答辩,而他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我们尊敬的“根叔”——时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的李培根院士。还有,成功答辩后、毕业后、在北京理工大学任教后,他仍在继续修改其博士学位论文,为的是专著的高质量,也在我的鼓励下,为了争取成为某一层次的“优秀论文”。终于,在本专著出版之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了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殊荣。

在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作者对大学教师流动研究领域做了有效的切割,选取了流动最为充分、内容最为饱满的中国研究型大学作为研究样例,努力避免研究对象异质性可能造成的研究内容过宽过泛、研究结果过大过浅的问题。作者对于研究型大学的抽样也兼顾了地区特点,力求保证研究结果的真实可靠。当然,这也为作者自己出了一道大难题。从作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发现,中国研究型大学里具有流动经历的大学教师往往都是“明星学者”,对这些惜时如金的“大教授”进行调查难度很大。我们看到,虽然在很多学校得到了人事部门、组织部门的大力支持,但问卷回收率依然低于普通高等教育类似研究的比例。这其中,作者进行了很多努力,先是通过地毯式阅读梳理出这些学校具有流动经历的大学教师名单,然后逐一进行电话沟通,邀请其接受调查。当然作者自己也受益很多。大量的简历阅读为作者提供了直观的有关中国学术职业生态的基本印象。作者曾经和我说,他认为“一名高校人事部门的领导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应该大量阅读同类型其他高等学校的教师简历”。他还认为,现在所谓的大学排行榜往往与人们的经验事实差距较大,其实,如果一个人能坚持读完所有研究型大学的教师简历,大学的好坏与排名,甚至上升与下降趋势基本也就了然于心了。我深以为然。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明显地看到,本书体现出作者向西方同领域学术研究追赶与超越的努力。论文写作过程中,国内可借鉴的研究成果较少,这迫使作者更多从西方学术土壤汲取营养,客观上推动了该项研究部分实现了中国在此研究领域与西方学界的对话。作者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曾非常沮丧地告诉我,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学教师流动研究学者已转向其他领域研究,原因是“该研究领域已比较丰富”。而“中国当前的研究水平可能与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长期以来,我们非常关注自然科学与西方的差距,而这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距离其实可能更大,可能更非一朝一夕能弥补。

与刘进相处7年,从他21岁到他27岁这一“黄金年华”,从他大学本科毕业到他成为“学者的模样”。我的为人处世对他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当然是潜移默化的。但同时,他的喜怒哀乐、勤奋奉献、进步成长对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经历好像融入了我与其他年轻研究生的交往过程,他的工作成效至今还在我负责的多个研究项目执行过程屡屡受到赞扬。他虽然仍然年轻,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不寻常的百折不挠的上进心和坚定不移的学术追求。

刘进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有激情的人。这样的人用其三年,甚至五年时间撰写与修改的饱含激情的学术著作,是可以感染读者的,是可以让不同年龄的人从中受益的。因此,我特别愿意并高兴为此书作序。沈红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全球CAP项目CAP-STEM项目中国负责人

导论

大学教师流动是学术职业研究非常重要却较为薄弱的领域,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究其原因,以中国为例,一是客观上计划经济时代及其遗留下来的计划思维模式长期主导着高等教育和学术职业的发展,与国外学术职业相比,中国高校学术职业队伍保持着很高的稳定性。制度设计缺乏竞争与分流机制以及中国人的“铁饭碗”思维,流动活动发生较少,有流动经历教师占教师队伍的少数,使该种活动缺乏关注。20世纪末至今,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大学教师需求增加,国内高校教师流动发生率提高;21世纪初期,中国提出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目标,优质大学教师成为关注重点,国内和国际高校教师流动逐渐增加,教师流动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关注点。二是学术职业研究、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职业社会学研究刚刚起步。西方学术职业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开始于20世纪中叶,已成为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中国则近年来刚刚起步,基础理论、调查研究都非常缺乏,仍停留在学术职业基本状况的描述研究阶段,深入开展的分层、流动研究仍很少。同时,与职业流动关系密切的职业社会学研究起步也不久,能提供给大学教师流动研究的“养分”不足。

本书基于对大学教师流动的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试图就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流动的基本特征、基本规律和基本理论作出系统回答,并力图使研究设计流畅而精致,研究过程全面而细腻,研究结论科学而可信。书中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

第一,文献研究法。本书主要在两个方面使用了文献研究法。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献研究,就职业流动、大学教师流动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就流动影响因素的相关指标进行萃取,就有关研究问卷进行中国化改造,以此构建起全文的研究框架,并形成研究量表。本书有关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发展的关系研究,也主要使用了文献研究法。二是利用文献构建起教师简历库,更为全面地进行教师流动频率和路径的研究。调查问卷往往因抽样等问题引发其普遍性和代表性质疑,为此,本书在调查研究之外,对北京大学等15所高校教师简历进行了收集、编码和分析,并绘制了流动图谱。

第二,调查研究法。本书核心章主要研究方法是调查研究法。研究数据有两个来源:①课题组已有调查,包括所在研究团队参与的19国(地区)“学术职业变革”国际调查(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 CAP)和“中国科技工作者家庭状况”本土调查,这两项调查数据为本研究中有关中国大学教师流动现状、他国(地区)大学教师流动频率等提供了重要支撑。②笔者自行开展的调查。一是问卷调查。笔者根据已有理论、已有研究指标体系和已有研究问卷的中国化改造,设计出中国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问卷,并在中国11所研究型大学进行调查。二是访谈。针对问卷调查的研究结论,笔者从三个方面开展了访谈研究,试图对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流动的根本问题、趋势、原因、解决对策等进行深入探讨。具体来说,一是对部分中国研究型大学具有流动经历的教师本人进行了访谈;二是对部分中国研究型大学人事部门负责人进行了电话访谈;三是对美国波士顿地区四所研究型大学部分华人或华裔大学教师进行了访谈。

第三,比较研究法。一是研究理论和框架的搭建部分借鉴国外的研究。目前国内大学教师流动、职业流动的研究还很少,难以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因此在问卷设计中,部分参考了国外已有的研究结论。二是对全球19个高等教育系统进行横向的数据比较。CAP调查中包含部分大学教师流动的变量,可以通过横向的数据统计分析,对中国大学教师流动在国际上的地位、特征等进行有比较意义的分析。三是选择典型案例进行政策分析。本研究着重分析了“欧洲研究区”建设过程中有关促进教师跨国流动的政策设计与实践。

在正式开展本研究之前,此处有必要介绍一下本书的几个基本概念。

大学教师流动。“学术流动”在英文语境中一般表达是“Academic Mobility”,狭义上被理解为“学生或教师进行专业的有动机的循环和其他形式的地理位置上的移动。这种移动包含从短期会议访问到长期以学习、研究和教学为目的的居住,这种流动经常但不总是跨越国界”。广义上的学术流动指“学生和教师的地理运动”。“大学教师流动”英文为“Faculty Mobility”。有关文献显示,虽然学者们大量研究都使用这一词语,但往往所指差别很大。如有的专注于大学教师的地位获得流动和代际流动,有的专注于区分居住国、学位获得国、工作国等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流动。根据研究需要,本书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界定特指:学术职业从业者从属的学术机构身份的转变。这一定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强调学术职业从业者是流动的主体,新毕业、新出站博士后不属于学术职业从业者,其初次入职不纳入本流动研究范畴;二是强调学术机构身份的转变,一些短期流动(如访学)被欧洲学者纳入学术流动的研究范畴,但本书认为其缺乏实质性的岗位轮转,未将其纳入研究范畴,同时,一些学术机构内部的岗位轮转、兼职岗位的增加、减少或变化,也都未纳入研究范畴。概括来说,本书主要关注两种类型的大学教师流动(见下图)。一是职业内流动,即教师在学术职业内、相同机构类型(如大学之间)或相似机构类型(如大学一科研院所)间的流动,既包括国内流动也包括国际流动。二是职业间流动,即从业者在非学术职业与学术职业间的流动。本研究的大学教师流动不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学术职业入职流动,即博士毕业或博士后出站进入学术职业的流动过程;第二,同一学术机构(如大学)中教师不同院系或部门间的流动;第三,各类学术兼职;第四,正常的退休或因健康问题等退出学术职业。图1 两种大学教师流动示意图

学术劳动力市场。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有一批学者进行过大学教师流动的早期研究,但直到1958年,美国学者开普勒(Caplow)和麦吉(McGee)才首次提出“学术市场”(The Academic Marketplace)概念。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开普勒等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用实证的方法开展研究;第二,也是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学术市场”的概念,认为大学教师流动是由市场规律来调节的,这种市场与高等教育的属性密切相关,因此称之为学术市场。在此之后,大量学者运用学术市场的概念,对开普勒所提出的各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的结论中证实或证伪的都有),并引入新的影响流动的指标,学术市场理论成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可重复、可检验的研究领域。总体而言,本书认为,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是指:从经济学或社会学视角,考察学术职业从业者价格、供需、配置尤其是流动的专门研究。一方面,学术劳动力市场是普通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遵循普通劳动力市场规律,劳动经济学为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学术劳动力市场与普通劳动力市场也存在很多差异,学术劳动力市场更多遵循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学术职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学术劳动力市场有时也称为学术市场(Academic Market或Academic Marketplace),是美国早期大学教师流动研究使用频繁的词汇。但与此同时,该词汇又不完全包含在流动研究的范畴,学术劳动力市场往往作为普通劳动力市场在学术职业中的延伸,通过市场的概念来理解规模、竞争、分割等高等教育的重要议题。因此,笔者将对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来阐述:一是流动概念(或者说语系)中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二是市场概念中的学术劳动力市场。

流动概念中的学术市场。当前有关大学教师流动的研究,大多使用“流动”(Mobility),“人才流失”(Brain Drain),“移动”(Movement),“转移”(Turnover)或者“迁徙”(Migration)等词汇,但最初在美国,该项研究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学术市场的概念。1958年《学术市场》一书的作者试图回答“美国大学是否正在失去好的教师”,为此对美国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展开了调查。调查的对象为美国1954—1955和1955—1956两个学年9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人文学科离职教师的情况。研究观察了流动与学术职称、流动与年龄、流动与机构声望、非自愿离职、自愿离职、金钱的诱惑、协作与隔离、互动的危害等方面的内容。该书于1961、1965、1977、2001等年度多次再版,成为经典著作,阿特巴赫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对于学术流动做出的不平凡的贡献”(2001年版序言)。之后的研究尽管在研究方法、样本选择、研究结论方面与之有一定差异,但研究范围大致遵循了该书的主要内容框架。甚至在21世纪的相关文献中,仍大量含有对《学术市场》中所提观点(如“开放封闭的雇用系统”)的深入讨论。“学术市场”概念的提出,掀起了大学教师流动研究的热潮,后续研究在用语方面发生了转变,绝大多数学者直接将研究的主题定位为“学术流动”(Academic Mobility)研究和“教师流动”(Faculty Mobility)研究,这部分文献占据了欧洲研究的大多数;而大部分美国学者则坚持使用“学术市场”(Academic Marketplace)或者“学术劳动力市场”(Academic Labor Market)的概念开展研究。

市场概念中的学术市场。市场概念中的学术市场,更多强调它与普通劳动力市场的比较。从词义上看,学术劳动力市场一词并非先有流动的含义,后靠近普通劳动力市场的含义,而是自诞生之初就存在双重意义。和流动概念中的学术劳动力市场不同,市场概念中的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也得到了欧洲的接纳,越来越多的欧洲研究者正试图用这一概念展开研究。比如德国有一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终身职位选择。他们运用逻辑回归解释终身教职与出版、母校荣誉、当时的就业市场形势,发现出版情况与终身教授存在强相关关系。总体而言,从语言流变的角度看,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出现两种走势:一是该领域研究影响越来越大,传播越来越广,欧洲等国家已逐渐接受这一概念,相信未来的中国也会大量借鉴和使用这一概念。二是其语言的含义正在发生变化,早期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包含的流动研究正在弱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渐消失。本研究发现,职业流动与大学教师流动关系密切,“学术职业作为以高深知识为工作对象的特殊职业,是一种亚职业形态,具有一般性职业的共同特征,也有其固有的本质属性”。职业流动所描述的一般意义上影响流动的因素,对于研究大学教师流动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借鉴价值。为此,本书将在相关章节中详细阐述普通职业流动影响因素与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有关研究成果。

学术职业。目前已有多种对于学术职业的概念界定,如马克斯·韦伯把学术职业看作“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伯顿·克拉克认为学术职业“是一个学术部落和学术领地的集合,它包括所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同时,学术职业也是其他职业的培训基地,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等职业”。沈红教授领导的“CAP”调查中国调查中,在中文语境下将Academic Profession定义为具有“以学术为生,以学术为业,学术的存在和发展使从业者得以生存和发展”特征的职业。该定义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所有分布在不同机构中的学者和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狭义指的是将四年制本科院校作为其职业发展场所的学者和他们从事的学术工作。中国项目组研究中学术职业指的是四年制及以上学制的大学的全日制教师所从事的工作。本研究沿用了沈红教授对于学术职业的界定,并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研究型大学上,如无特殊说明,本书研究的大学教师流动关注点全部在研究型大学。

研究型大学。学界一般认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拉开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序幕。1900年,美国大学协会成立,“研究型大学”称号开始出现。该协会以“高深学问、研究生教育和通过研究促进知识增长”为准则,首批接纳了哈佛等12所大学作为会员。1970年之后,美国判断研究型大学的主体从美国大学教师协会转为卡耐基基金会。该分类法出现于1971年,后分别于1976年、1987年、1994年、2000年和2005年进行了修订。1971年的分类法认为,研究型大学就是“获取联邦经费前100名的大学,且这些学校授予博士学位在50个以上”。国内目前仍没有官方的有关研究型大学的分类,但学者一般认为中国的“985工程”建设高校应属于研究型大学。第一章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起源中世纪时期的大学教师流动

[本章摘要]本章试图厘清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发展的基本历史逻辑。研究选取中世纪原型大学、衍生型大学诞生和发展过程作为考察目标,在对流动频率、方向、影响因素等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流动是学术职业生而具有的天然基因,大学教师流动在学术职业形成、学术规范建立、学术自由获得、学术职业吸引力提升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同时,大学发展具有惊人的历史一致性,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的基本特征延续至今,大学教师流动的相关政策举措不应回避对于教师流动的历史过程分析。

进入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大学教师流动进入快车道,大大加速了学术职业国际化进程,随之而来的学术流动、人才流失、学术生涯等研究方兴未艾。然而,大学教师流动究竟起源于何时,最初的规律如何,大学教师流动内涵特征是否具有历史一致性,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怎样,尚未得到学界清晰的回答。

学界普遍认为,学术职业的起源与发展,依托的主要载体是大学,而大学可追溯的历史,一般认为来自于中世纪。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历史溯源应始于对中世纪大学的考察。正如拉什达尔所认为的,大学本质上是“显著的中世纪机构”。当今大学的许多特点都开始于中世纪大学,且大学本身惊人的延续性和缓慢的变化为研究提供了便利。正如克拉克·科尔所指出的,“对于那些16世纪20年代以前成立的各种机构而言,85个至今仍然存在的机构中,70个是大学,而且它们(留存至今的机构)之中,大学经历的变化可能最小。”

课题组前期研究认为,中世纪至今,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教师流动的大致规律可用“U”字形来概括。“U”的两个顶点分别是中世纪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当代社会,代表着世界大学教师流动的较高水平。其中,中世纪因学术职业自身的行会属性、拉丁语言的通行、学术系统初步形成时对于教师资源的激烈争夺等原因,促成了第一次大学教师流动高峰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末至今,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跨国贸易壁垒打通、知识经济对人才需求的空前增加、英语成为跨国通用语言等,掀起了又一轮大学教师流动的热潮。中世纪之后至“二战”之前,大学教师流动处于“U”字形的中间部位,这期间,既有因学术职业逐渐稳定导致教师收入和地位提升从而造成流动频率放缓的原因,也有拉丁语言失去全球统治力,后续的因科学中心转移而短暂兴起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等难以担当世界语言,导致流动壁垒增加的原因。这一过程,流动的整体水平低于中世纪时期和“二战”以后,且历史跨度太长,因此本研究只选取“U”字形的一端,即中世纪和“二战”后教师流动的基本情况展开分析。一、教师流动与中世纪大学诞生

日本广岛大学黄福涛教授曾将大学形成划分为三种类型:自然形成型、创立型和衍生型。自然形成型是“学者或师生自发聚集在某一场所研习学问、传道授业,后逐渐发展成为大学”,创立型是“由皇帝、国王或教皇等通过颁发特许状直接主动创办大学”,而衍生型则是由于各种原因,学者或师生在迁徙过程中“基本按照原有大学模式在异国或异地创立大学”。创立型大学大多依据宗教或统治者意志而成立,虽然招贤纳士过程中也伴随有大学教师流动,但相比于自然形成型和衍生型大学而言,后两者的出现更多体现出学术职业的流动性以及这种流动对于新校成立的历史意义。因此,本书在探讨大学教师流动与中世纪大学诞生关系时,将主要围绕两条线索:一是大学教师流动与原型大学的诞生;二是大学教师流动与衍生型大学的建立。(一)大学教师流动与原型大学的诞生

中世纪原型大学主要包括三所:博洛尼亚大学、萨勒诺大学和巴黎大学。1988年9月,博洛尼亚大学举行了建校900周年庆祝仪式,但事实上,对于博洛尼亚以及另外两所原型大学的确切的成立日期,目前仍处学术争论之中。上述庆祝仪式,更多的是对中世纪大学悠久历史的缅怀,而非精确的严谨的历史追溯。难以追溯原型大学确切的成立日期,与其特殊的形成方式密切相关:成规模的教师和学生不断地迁移和流动,因多种因素最终汇聚一处,展开教学活动并建立起相应的学校章程和管理制度,这种流动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前身——中世纪原型大学。一如中世纪大学研究学者张磊所言,这些大学形成于如下背景:①社会对于接受专门教育训练的热情与需求日益普遍;②各地都能见到汇聚了一批著名教师的学校;③有大批青年为寻求知识和真理不畏艰辛遍历天下等因素。

中世纪大学作为时代的产物登上历史舞台,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而显著的教师流动。原型大学教师原生状态就是流动与迁徙。早期的教师游历四方,没有固定的学习和研究场所,在四处迁徙的过程中逐渐聚拢,形成学者行会,三五成群地从事知识传播。这一时期,学术职业尚未形成,学者们的生存状态“与其他从事制鞋、铁匠等手工业者组成的行会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中世纪大学成立前后,往往被称为教师“自由迁徙的年代”。伴随着原型大学的成立,教师们出现了较高程度的集合与聚拢,但高流动性仍是大学的显著特征。“中世纪大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而且初期的大学往往处于不断迁移和流动状态。”与后来的大学不同,早期的原型大学缺乏固定的教学和办公场所,没有沉重的设备,而且师生人数较少,流动便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教师们本身就来自四面八方,自身并不保持对某一地区任教的归属感。这一时期,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师或学生,往往组成联合会(即“民团”)保障自身的利益,当宗教压迫、强权干预或市民冲突等事件发生时,教师们能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种离去可以是短暂的,类似于政治避险,一旦得到宗教或国王特赦则快速返回;可以是长久的,另觅他地,重新展开教学和科研,助推新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成立,也可以是向学术职业外的流动,从此告别学者生涯,投身其他职业。上述流动的特点在三所原型大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1)博洛尼亚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由“教师自己经营的私立学校”演化而来,这种教师“个别式”、“师徒式”的授课状况一直持续到1180年。但之后的10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市当局意识到优质的师资意味着众多慕名而来的学生,而人口的大量增加,则带动了城市赋税和经济繁荣,为此,教师之间、学校之间以及城市之间开始展开激烈的高等教育竞争,防止优秀教师流失成为核心内容。为了确保能够吸引众多的学生,城市当局煞费脑筋,“胡萝卜+大棒”的政策在博洛尼亚上演:一方面对教师(尤其是著名教师、外地教师)许以好处,另一方面,通过教师宣誓等途径挽留教师,对敢于“背叛”的教师处以刑罚(根据情节轻重从罚金到死刑不等)。有关博洛尼亚大学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学者哈斯金斯(Haskins)提到了3个最重要的背景:①11世纪末商业和都市生活以及法律研究活动的复活;②地理上的优越性,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北部交通要冲和中心城市;③一批“伟大的教师”使其成为“学问之都”。第一条和第二条背景,阐述了博洛尼亚建校的经济基础和优越条件,但事实上,11世纪商业的复兴不仅发生在博洛尼亚,为何具有同样甚至更为优越地理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却没有成为原型大学的诞生地?显然,名师的聚集是促成博洛尼亚大学最终诞生的最核心要素。而这种教师的积累是非常漫长的,就博洛尼亚而言,此地至少从11世纪就开始聚集了众多著名的教师,这又进一步使众多求学者慕名而来,这种循环为早期高等教育的形成积淀了核心要素——教师和学生。早期原型大学保持着高流动比率,教师因流动而来到博洛尼亚,也因流动而离开。尤其是12世纪末期,“博洛尼亚的教授们一直习惯于四处游荡”。在缺乏学校忠诚、没有大型设备、依靠租赁民房或教堂授课的年代,稍高的薪酬、与市政当局失和及其他原因,教师很容易就选择出走。中世纪历史上,博洛尼亚一直都为教师的离去而伤透脑筋,即使在政府祭出高薪和严厉的惩罚之后,仍难以遏制教师离去的脚步,而因近亲繁殖、对本地和外来教师的歧视性条款等原因,也最终使博洛尼亚因教师出走而陷入不复。(2)萨勒诺大学。与博洛尼亚相比,萨勒诺大学对于学科影响和优质师资的积累甚至更早。作为疗养胜地,早在公元9世纪,萨勒诺地区就有大批高水平医生集聚于此开馆授徒,开始了最早的私人教育活动。在11世纪晚期影响进入巅峰。学者奥拉夫·佩德森(Olaf Pedersen)总结了萨勒诺成为欧洲医学教育中心的四条核心因素:①优质的教育资源,名师大家汇聚;②很大的市场需求,社会对高深医学专业知识的需求强劲;③医学教育方面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很高的声望;④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博洛尼亚大学因法学家积聚而诞生,萨勒诺大学则因著名医生集合而形成另一个高等教育中心。可以认为,学科传统的形成、学科中精英分子的积聚成为原型大学诞生的共性特征。萨勒诺大学的成立,反映出传统学科优势带来的良性循环:学科优势和声望一知名医生积聚一病人慕名而来一医学教育发达一学科优势和声望的维持和增加。有的研究者将此概括为“品牌效应”。(3)巴黎大学。12世纪初,法国大教堂附属学校成为活跃的学问中心,巴黎大学吸引了大批师生前来求学或进行学术研究。已有的研究证实,12世纪的巴黎大学,拥有来自各处的大量教师和学生,大学起源“具有国际特征”,“师生中还有那维亚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巴黎大学成为一些哲学问题辩论的中心,“荟萃了西欧及来自其他地区的学者,其中一些著名学者还各自设坛讲学,招纳弟子,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考察巴黎地区大学的起源时,Haskins提到了三个方面:①地理上的优势;②政治上的优势,成为新法兰西王国的都城;③聚集了一批像阿贝拉尔这样伟大的教师。

学者们对三所原型大学诞生背景的总结,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不约而同提到了教师的聚集。教师的积聚是中世纪原型大学诞生的充要条件。当教会或政府意识到举办高等教育的诸多好处时,便会不遗余力吸纳教师,这促成了教师的跨地区和跨国流动,中世纪的大学开始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机构。“虽然这一时期的大学还没有达到19世纪以后国际化的程度,但是,至少在欧洲区域范围内大学教师们可以自由流动,选择自己向往的大学从事学习和研究活动,并可以得到各地大学都相互承认的资格证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早期各地的大学几乎接受来自所有地区的成员。由于当时西欧暂时的和平环境和基督教复兴运动,各地区学者之间相互访学和交流成为可能。”(二)大学教师流动与衍生型大学的创立

因教师积聚或政府意志而产生的“自然形成型”和“创立型”大学,单从数量上而言,只占中世纪大学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大学,包括留存至今的非常著名的高校,大多都来源于学校搬迁和大学教师流动,“以迁校的方式出现的大学一度占一半左右”。这种途径也使中世纪兴办学校的速度大大加快,因流动而创办起来的衍生型大学数量“像细胞分裂一样迅速增加”。

原型大学的搬迁、教师和学生的出走以及毕业生创办新校,构成了衍生型大学成立的主要途径。比如13世纪前半叶,因博洛尼亚学生出走,就先后在维琴察(1204)、阿雷佐(1215)、帕多瓦(1222)、锡耶纳(1237)等城市建立了新的学校。巴黎大学在1229—1231年,因矛盾激化,开展了历史上著名的“大撤离”,师生们呈放射状离开巴黎,向四面八方分布,“有不少城市因为这次迁校而受益。许多师生分散到法国北部的许多城镇。他们搬到昂热和奥尔良……(在)这些学校可以自由地学习自1219年以来在巴黎大学遭到禁止的民法。巴黎大学的学生搬回巴黎之后,这些学校的学术研究还在继续,有些最后还发展到了‘真正的大学’的规模,并于1306年(奥尔良)和1337年(昂热)先后获得了‘大学’的正式身份。”除了学校搬迁之外,教师个体或群体的出走并异地执教也是衍生型大学产生的重要途径,比如1378年发生的教会大分裂,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教皇,使坚持罗马派立场的德国师生被迫离开巴黎回到祖国,先后在海德堡(1385)、科隆(1388)、埃尔福特(1389)、维尔茨堡(1402)、莱比锡(1409)等地创办大学。

如果选择某一国家作为衍生型大学创立研究的案例,英国是非常恰当的。中世纪时期的英国既是大学教师流动的受益者,因流动而奠定了高等教育的根基;也是大学教师流动的受害者,因对流动的镇压,抑制了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直到12世纪初,英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英法两国飘忽不定的外交关系给了英格兰机会。12世纪中期,亨利二世下达命令,自由出入巴黎的路径被切断,大批离开巴黎的教师开始迁入英国,在迁移事件发生的1167年或1168年初,牛津大学诞生。牛津大学诞生伊始,便全面学习巴黎大学“高等学科研习所”的基本做法,并在两年内发展成拥有不止两个系科的学科研习所。1175—1185年,英法两国多次断交,为牛津大学进一步吸纳学术精英创造了条件,“每一次邦交的恶化都势必将更改一些意欲前往法国首都求学的学者团体的旅程。同样,每一次两国之间短暂的和平,也毋庸置疑会因巴黎更负盛名的原型大学之魅力而使得牛津人口迅速流失。”而且,除巴黎大学外,其他学校尤其是法国的学校,也源源不断地向牛津输送来优质的师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大学教师流动而非政治或宗教势力(不是由教堂学校演变而来),促成了牛津大学的诞生,这在源头上确定了牛津独立自主办学的历史合法性,“只有学者迁移的假设,才是唯一能够解释牛津教师们拥有独立之地位,并且没有与任何一所牛津的教堂产生组织纠缠。”

牛津大学的诞生并非个案。如果仔细研究12—13世纪及之后的欧洲大学,则可显著地感受到来自早期大学弥漫的硝烟,与市政当局斗争、与市民斗争、与宗教斗争、与其他一切势力斗争,大学包括置身其中的教师与学生,也充满了火爆。这无论是对于原型大学还是衍生型大学,都有显著的体现。牛津大学因巴黎大学教师的出走而建立,但这种出走很快又发生于牛津大学自身。1209年,经历了多次市民冲突之后,牛津镇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学校与市民冲突,史称“牛津事件”,在确定遭到市民死亡威胁后,牛津师生仓皇逃跑。一部分逃往巴黎大学,一部分逃往附近的重要城镇瑞丁,还有一些人逃到了剑桥,就这样,另外一所保留至今的衍生型大学——剑桥大学诞生。可以肯定的是,剑桥高等学科研习所的出现都应当归因于牛津1209年的“临时歇业”。根据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的记载,当时大约有3000名学者离开了牛津。……而实际上牛津大学也可以说是暂时解散了,直至后来英格兰国王与罗马教皇和解,牛津市民被国王特使控制,大学才得以重新组织起来。1214年,罗马教廷终于向牛津颁布教皇谕令:当年出走他乡的教授和学者可以自由选择回归牛津,并恢复授课,但那些在停课期间仍然以对抗的形式坚持授课者将被处以取消授课资格三年的惩罚。

中世纪大学在与世俗的斗争中,存在着一种笔者称为“蜜蜂效应”的情况:即当蜂巢受到攻击,蜜蜂四散奔逃,而一切恢复平静,只要蜂巢尚存,则大量蜜蜂将会陆续返回。“牛津事件”后,在1214年罗马教皇谕令之下,牛津学者基本都回到了牛津镇,这一时期剑桥“几乎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但历史上,剑桥与牛津,绝非《圣经》中男人与其肋骨所造女人之关系,剑桥和牛津一样,也有来自巴黎大学的血统:1228年,巴黎大学和市民再次发生严重的冲突,1229年亨利三世亲自写信向那些被迫出走的学者发出特别邀请,向遣散的巴黎学者提供了一个政治避难所,并承诺指定几个英格兰城镇作为后者的居所,而剑桥正式学者们落脚的城镇之一,收留了不少旅法学者,并重新恢复了巴黎的教学(还有一部分学者去了牛津)。因此有学者认为,到1228年巴黎迁移事件发生之后,“作为拥有皇家认证和独特学术组织的剑桥大学城的历史才真正有迹可循。”与剑桥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安普顿大学。同是由于教师迁徙而形成的这所大学,面对国王的强势与保守,在12世纪上半叶昙花一现,最终没能形成英国“牛剑”之外的第三所著名学府。与对剑桥大学的仁慈不同,当局对待北安普顿大学的态度严厉而坚决。时至今日,学者们对英国历史上的这一举措仍倍感沮丧,甚至认为,英国“大学的凋零损害了英国知识的发展,而牛津和剑桥也因为完全缺乏竞争而在某些历史时期一度停滞不前。甚至可能直至近代,英国的教育还在品尝因两所老牌大学的独断专行而结出的苦果。”二、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的高度“国际性”

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依据学者自身对职业发展的定位,教师流动的频率可分成两种主要类型。(一)高流动人群:作为中间事业的学术职业

中世纪,将学术职业作为其他行业入职跳板的做法一度十分流行,这使学术职业陷入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学术职业具有理论上的崇高感和上流社会的封印。另一方面,因收入、真实的阶层地位等使学术职业难以留住人才,学术职业成为一种尊而不贵的职业,“博士学位也成为只是贵族阶层的荣耀勋章,并如同牧师或骑士职任一般”。“如果我们对12世纪后半叶获得‘教授’头衔者逐一进行调查的话,便可得知其实拥有这一头衔者并非全是致力于,或者至少不是终身从事教学活动的人士”。

有鉴于此,甚至直到18世纪末,正如萨拉曼卡大学给菲利普五世的信中所言,学术职业仍不被看作一个充分发展的职业,学术职业一度成为政府公共职务人员后备人才的摇篮。比如在西班牙,大学的教职只被认为是寻求公职的途径,而不是本质上值得特殊重视的职业。……到17世纪,法学教师不离开大学去担任圣职或官职的人极为罕见,如此快的职业变动使得许多教职在一年之中通常易手1~2次。大学教授离职源于收入的减少和学生数量的减少,学生减少反过来导致了教授学费收入的降低。

这种向外行业的流动,不论是显性的(直接放弃大学工作)还是隐性的(兼职从事大学工作),在中世纪的发生频率都非常高。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甚至根本不存在学术职业阶梯,因为“他们在从事10~15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后,就会去教堂从事专职神职工作。”当时一大批包括大主教、红衣主教等在内的神职人员,甚至包括英国的几任国王都曾经在大学中任职,这种“教而优则仕”的例子也往往通过这些成功人士像信号一样四处传播,成为教师们对于学术职业的集体共识。(二)低流动人群:作为终身事业的学术职业

学术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开始出现专职的“普通教师”,但却快速占据了中世纪大学特别是新成立大学教师中的大多数。他们专注于大学生活,放弃对外行业的觊觎,在大学度过许多年甚至一生。学术职业群体中普通教师的出现,明显减少了教师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

除了“普通教师”的出现导致大学教师流动的下降,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的频率还与职称、专门知识的获得等保持有密切的联系。中世纪教授的职位相对持久,而助教则完全相反,“教授可能在某个学院干一辈子,但很少有助教能够在一个学院待到他所教班级的学生毕业”。早期教授的高流动率,也与教学知识的专门化水平较低有关,当学术职业专门化水平提高,教师身份由“教书匠”变为从事专门知识的传授和研究的学者,将学术职业作为终身职业的学者比率就大幅上升。

但是,这也并不完全意味着低流动率,流动也可能在学术职业内部发生,而这种类型的流动,相比于向学术职业外流动,对于学术职业发展更具积极意义。德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流动对于学术职业良性发展的积极意义,甚至将此变成制度性的活动:部分大学(如海德堡大学)明确禁止教授终身制;大部分大学教师在学术职业内流动频率较高,如因戈尔施塔特大学(1472—1625),只有29%的法律教授任职超过了10年,17%的任职不到1年,22%的任职1—3年,13%的任职3—6年,20%的任职6—10年。

通过对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频率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发现:一是中世纪大学尤其是早期阶段,大学教师流动频率很高;二是学术职业具有天然的流动性,这种流动贯穿于中世纪大学诞生和发展的始终;三是学术职业的稳定性与其成熟度和吸引力显著相关,当专门化程度提高、教师需求增大、收入增加之后,“普通教师”的出现成为必然。三、中世纪影响大学教师流动的主要因素

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受多重因素影响,以下按照影响重要程度做一些分析。(一)金钱

将金钱排在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第一位无疑是让人沮丧的,但中世纪大学的教师们却经常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离开原职。在“收费上课”的薪酬模式下,为获得有限的薪俸、征集考试费或者捐款,尤其是当其他大学提供了更高薪酬,中世纪大学的教师经常选择不辞而别。但这种高流动性不涉及对于职业精神的价值判断,因为在中世纪早期,流动是教师们对抗工作收入过低的有效手段。中世纪大学教师的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以帕维亚大学为例,直到15世纪,仍有30%—50%的教师收入不超过50菲尔瑞尼(即一名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而且这种情况并非个案,“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教授们都在抱怨他们的工资……1767年乌特勒支大学教授赖茨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那份工资应满足一个人生活的尊严和能够购买一些必须的科学参考书。1599年,鲁汶的教授们抱怨工资太低,根本雇不起佣人。波尔多大学法兰西法的教授报酬低到‘很难找到一个教师乐意从事或满足于自己的工作’”。对于原型大学而言,它们必须时刻面对来自敌对大学和周围城市对本校教师的觊觎,中世纪“几乎所有稍具学术潜力的大学都求贤若渴,急于用优厚的报酬引诱其他城市的杰出教授,只有博洛尼亚这种根深蒂固的老牌名校才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对本土教授加以限制。”但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师也经常因为金钱而出走,“博洛尼亚大学已经享有欧洲最高学府的声誉,能够诱使教授离开者多半是为了金钱,而不是因为职位或名誉。”对于新大学而言,则对金钱与教师流动的关系更加感同身受,因为新大学的创建,没有高工资和名头衔,是很难吸引到智者的。要建立一所成功的大学,要有能力为所有学院吸引到能干的教授和一些著名的人物。因此,在年轻的大学里,政府竭力保障教授们的薪水比更有声望的、年久的大学具有竞争力。甚至利用在我们这个世纪非常熟悉的方法使大学不断发展,即通过提供高薪水、低教学任务吸引杰出的外国学者来大学任教。教授们因为金钱不仅会放弃对学校的忠诚,甚至也会放弃对学科的忠诚。有一个那不勒斯大学的教授,为了增加他的收入,曾经教过神学、哲学、教会法和民法。流动似乎已成为教师们对于低工资的报复行动,即使这种报复的方式最终不是离职,也往往换成别的方式,比如降低工作量,只拿出相当少的时间从事教学活动;或者大量兼职,接受校内外的其他职位来增加收入。(二)市民冲突

如果说金钱在大学教师个体流动的影响因素中排名第一,那么市民冲突则是群体性大学教师流动影响因素的第一名。中世纪的大学师生往往因市民冲突而离校出走,“在有大学的城市,师生与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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