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作证：江西省移民扶贫纪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永思

出版社：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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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作证：江西省移民扶贫纪实试读：

编委会

总策划：黄鹤

编委会主任：刘永思

编委会副主任：彭林森 张志豪 饶振华 蔡子津

编委会成员：胡跃明 勒系永 舒月琴 李林生 徐国林

采访、创作：温燕霞

文前彩插

江西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支持革命老区的扶贫开发，是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使命。经过多年努力，江西的扶贫开发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2009年，我到江西调研，那里开展的移民扶贫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井冈山，在遂川，在兴国等革命老区，走进一个个搬迁集中安置点，一条条笔直整洁的街道、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新房、一座座宽敞的农贸市场呈现在眼前。篮球场、阅览室、社区服务中心、近在咫尺的医院和学校，无不让搬出大山的群众感到精神愉悦。看到群众脸上露出的灿烂笑容，和他们对当地扶贫干部那种从内心流露出来的感激之情，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一个移民点上，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拉着一位扶贫干部的手，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政府！感谢党！感谢扶贫干部！”更是让我深深体会到江西省开展的移民扶贫工作在老百姓中有着怎样的口碑！

俗话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不过，要换得老百姓这么好的口碑可不容易！在财政不是很宽裕的情况下，江西省委、省政府安排财政专项资金近10亿元，其他各级政府及社会筹措资金70亿元，把移民扶贫当做一项重大的惠民工程来抓。包括扶贫干部在内的江西省各级干部更是殚精竭虑、夙夜忧思，以大无畏的开拓精神，开创了江西移民扶贫的新模式：他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三个基本条件，即搬迁要做到农民自愿，迁出地要整体搬迁，安置地要有基本资源；达到三个目的，就是要“整体搬得出、长期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我想，江西提出这样一个目标或任务，对政府、对扶贫干部们的压力都非常大，但坚持这样一个目标或者任务，也给做好扶贫移民工作明确了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一部全方位、多角度，用文学手法深度反映江西移民扶贫工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山作证》，摆在我的案头。这部由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作家协会副主席温燕霞女士创作的鸿篇巨制，呈现了一幅也许并不是宏大壮丽却绝对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这是一幅时间跨度将近十年、空间范围横跨16万平方公里，涉及人数达30多万的家园迁徙图，更是一幅江西扶贫干部心系百姓、开拓创新、甘于奉献、勇于牺牲，开创江西扶贫工作辉煌新时代的实景白描图。一组组枯燥的数据，被作家用一个个发生在移民过程中令人感动的故事诠释后，让我对江西的移民扶贫工作有了一个更深入、全面、深刻的理解。

贫困，是千百年来萦绕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驱之不去的阴影。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与贫困的斗争史。今天，人类社会已经拥有了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已经可以让人类的双脚踏上其他星球，甚至可以用克隆技术复制生物，但是，贫困的魔影依然在全球飘荡。据统计，截至目前，全球仍然有10多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温饱。

贫困问题，不但是一个千年难题、世纪难题，更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弃过。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农村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农村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农村贫困现象明显缓解，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10年的2688万，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下降到2010年的28%。短短三十年，中国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充分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减贫成就最为显著的国家。如果将中国减贫成果排除在外，1981年至2005年世界贫困人口实际上是增加的。

在减少贫困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各地各级政府进行着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三十多年来，整村推进、产业扶贫、雨露计划、以工代赈、社会化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等扶贫开发等一个又一个与时俱进的扶贫模式，如同春风化雨，描绘出扶贫帮困的壮丽史诗，也抒写着中华民族攻坚克难、勇敢担当的豪情壮志。这其中，江西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不但在地方扶贫资金配套方面每年以75%的速度增长，达到了中央财政扶贫预算资金的274%，走在各省市区的前面，更探索出了许多扶贫工作的新模式，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的移民扶贫搬迁，把37万多贫困农民从深山区、库区和地质灾害多发区搬迁到平原地区，相当于搬迁了一个中等县的人口，直接帮助这些群众实现了脱贫致富的愿望。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江西探索出来的移民扶贫模式，也成为我国解决山区贫困问题最值得推广的经验之一。

近年来，随着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大规模缓解、大扶贫格局的形成以及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社会上，甚至扶贫系统内有些同志产生了扶贫工作任务基本完成的模糊认识，这是不正确的。刚刚结束的中共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扶贫开发的新目标，出台了新的扶贫标准，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必须看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同时，对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新的不平衡，我们更不可忽视。即使随着社会发展，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贫困问题也仍将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现象，扶贫开发是长期历史任务。《大山作证》一书的面世，不仅仅是对江西移民扶贫搬迁所取得成就的一个展示，更重要的是，它展示出来的江西人民对扶贫开发不断探索的精神，正可以帮我们廓清某些模糊的认识，真正理解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搞好新阶段扶贫开发，对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大意义，必须作为长期历史任务持之以恒抓紧抓好”的深刻含义。

谨为序。

开篇

死亡滑坡

2002年9月13日，对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泉江镇下坑村村民来说，是个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下午的雨非常古怪，先是像妇人的眼泪，婆娑出一种初秋的飘逸，可不久之后，细柔的雨丝便茁壮成山中的苦竹，那么生硬、笔直地往地下插去。

下坑村下塘小组的村民黄大波透过只装了木框、弥漫着水汽的窗户往外望去，只见天地间长满了密匝匝的“竹林”，“竹林”泛着银白，在四溅的水花和缭绕的雾气中显现出罕见的壮观和由此而生的磅礴之美。

这密集的雨柱仿佛与下塘小组卯上了劲儿，霸气地撑住了那片铅灰的天空。时间，就在这雨柱的屹立中悄然滑过，一眨眼就到了深夜。黄大波被“哗哗”的雨声搅得心神不定，他从那幢还没完工的新房里走出，拧亮了大号手电筒。眼前的景象让他非常吃惊。密集的雨点“噼里啪啦”地倾泻而下，在院坪上激起了无数铜钱大的水花，宛如春花绽放，用脚试了试，院坪上的积水起码有半尺深。这时他舒了口气，庆幸自己和妻子吴月香的年轻和敏捷。要不是赶在下雨前抢先把堆在院坪上的木料搬进了屋，被这豪雨一淋，木料透心湿，晾一个夏天也干不透，到时延误新房的工期不说，质量也要受影响。可惜那些沙子石灰没及时运进屋，如今它们和浊黄的积水做了一处，倒也浑然一体。他伸头看了看那圈手电筒投下的昏黄光晕，有些纳闷雨丝在手电光里何以会发出如此晶莹的亮光，还有院坪积水里浮着的草木枝柯，它们随波逐流出几分兴奋，似乎很高兴老天给了它们离开山坡到处闲逛的机会。“今年什么鬼天，这样下雨！”

他嘀咕着，同时听见内心的一声叹息。大波，这是老天爷在罚我们呀！不然怎么会让我们生在这样一个地方呢？

这不仅是他的疑惑，也是他所在的下塘小组20多户人家、90多位村民共同的疑惑。

下塘小组所在的下坑村位于泉江镇的罗霄山脉深处，共有10个村民小组，呈线状分布在一条大山坑的两侧。山坑底部有条小河奔腾而下，给寂静的群山带来几许喧闹。河两旁是海拔500米左右的山峰，虽说山形不是那么陡峭，茂林秀竹间也透出南方山峦特有的灵秀，可对于下塘村民小组的村民来说，那些兀立的山峰因为与房屋挨得太近而显出几分险峻和压抑。下坑村地无三尺平，人均两分地，且大多是产量很低的冷浆田，村民们平常靠伐木为生。距乡政府十公里的下坑村不通公路，村民只有依靠自己的“11号车”翻山越岭。崎岖的山路羊肠子般地挂在起伏的山峦间，那抹在浓绿中时隐时现的灰白路面如同天边的白云，美而缥缈，让行走其间的人觉得目的地遥不可及。赶一次圩镇来回得走四五个小时，对村民们来说是种体力和耐力的考验。年轻力壮的还过得去，老人小孩可就受苦了。听着他们沉重的脚步和叹息，黄大波常常会对上苍生出一份疑问：一样的米谷，一样的生命，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必须生活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

黄大波更有权质问这据说是公平、公正、公允、恩惠普施众生的上苍，原因是他生长的泉江镇南溪村比下坑村更偏僻，且山势陡峭，根本没有可以耕种的田地，山民们完全靠山林为生。虽说靠山吃山，可十年二十年才能成材的树林，又如何能支撑起山民们日复一日的生计呢？更何况黄大波还有三个和他一样能吃能喝的兄弟！在黄大波的印象中，家里真穷啊，一年难得半年粮，另外半年则要靠芋头薯丝青菜撑肚子。有时爬一道山梁，吐几口绿色的口水，肚里的东西就空了，他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从小到大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家里除了几张硬木床、几张粗木板钉的桌椅柜子就别无长物了。眼看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到了该娶妻生子的年龄，可黄大波的父母只有仰天长叹的份儿。无奈之下，1988年，黄大波顶着舆论的压力，翻过一个山头，给下坑村的吴家村当了上门女婿。所幸的是岳父、岳母对他很好，妻子吴月香也温柔贤惠。1989年和1990年，吴月香连着生了两个儿子，一家六口过着辛苦贫寒却和睦温馨的生活。孩子稍大些，黄大波和吴月香双双外出打工，节衣缩食省下了一笔钱。2002年夏季，他们在山脚下挖了块地，开始圆自己一辈子的新房梦。

由于山高路远，建房用的材料不易运输，房子建造的速度很慢，但这并不影响黄大波随着新房高度的增长而日趋高涨的幸福指数：上下两层的新房钢筋水泥结构，高大宽敞，还有阳台，到时十三岁的大儿子和十二岁的小儿子各有一间住房，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像原来那样为了争靠窗的床位而打架了。年老的岳父、岳母也有自己独立的卧室，老两口偶尔拉拉手、说说体己话也无须避人眼目了。当然，他和妻子也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间……

黄大波和妻子吴月香商定，等新房建好后他们再打几年工，争取为家里买上大彩电、大冰箱和摩托车，可能的话，将二层楼房升为三层或四层，这样两个儿子结婚的房子也有着落了。为人父母就得这样精打细算、步步为营地为孩子构筑未来啊！

黄大波很感激善良的岳父、岳母。自从他“上门”后，二老对他视同己出，对两个外孙更是疼爱有加。他和妻子外出打工时，二老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有时看着他们疲惫的身影和树皮般粗糙的双手，黄大波会鼻子发酸，所以，只要他和妻子在家，小两口就包揽了所有的活计，两位老人也好喘口气。

不过，2002年从夏季直到9月份，尽管黄大波和妻子吴月香都在家，黄大波的岳父母还是很累。因为7月份开始建房，家里请了四个泥工、一个木工，黄大波和吴月香要在工地上照应帮忙，做饭洗衣照顾孩子这些事就落在了黄大波的岳父母身上。老两口毕竟七十多了，白天咬牙扛着，一入夜就腰酸腿软眼发花，这时候只觉得床最亲了。9月13日这天，两位老人像往常一样在老房子里带着孩子早早睡下了，累了一天的泥工、木工也枕着风声雨声入了梦乡。黄大波和吴月香夫妻俩则在只盖了一层半的新屋里歇息，守着那些用血汗钱买来的基建材料，同时畅谈着未来。“大波，等新房建好了我们拍套结婚照吧！到时挂在墙上肯定很好看。”吴月香扳着黄大波的肩，期待地说。黄大波看了看妻子晒得黧黑的脸，心里一疼，忙微笑着点头：“好啊！”妻子又说：“房子盖两层就够了，以后有钱我们到镇上买房去。”

黄大波不吭声了。一是在镇上买房对他来说太遥远，二来他对下塘还真有实在的感情。在他看来，县城和圩镇的人不如下坑村的人那么有福气：天刚刚亮，勤劳的鸟儿便用婉转的歌喉唤出了太阳，晨曦中满眼的树木闪耀着翠玉般的光彩，沾着露水的空气散佚出淡远的芬芳。那是树的体味，那是草的气息，那是花的香气。还有那让城里人羡慕的负氧离子，据说可以强身健体。这儿是个好地方！假如政府能够开一条马路到村里来的话，这下坑村就跟天堂差不多了！

可惜，这只能是一种比妄想还要妄想的白日梦！现在修路的成本每公里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对于财力并不雄厚的泉江镇政府而言，再有想象力也只能将这种计划列为难以企及的奢望抑或迷梦。

所以，黄大波和下坑村其他村民一样，最终还是认了命，并以一种认命之后的安心踏实地劳作着、生活着。

直到这一天——2002年9月13日。“13”这个数字，对于不熟悉西方文化的下坑村下塘小组的村民来说，并没有什么不祥的意味。然而，当那天的罕见大雨持续了几个小时之后，一些比较敏感的人开始忧心忡忡：遂川是一个地质灾害频发县，暴雨时常导致山体滑坡，这样大的降雨量，山上的泥土很容易松软，万一塌方怎么办？

那天深夜，当黄大波手持电筒站在院子里的积水中时，脑海里的某根弦霎时绷紧了。因为“噼啪”的雨声中，他似乎听见了一种隐约、低沉的轰鸣。他侧耳听了一会儿，神色大变，飞快跑回房间，推醒了睡得正香的妻子月香。“你怎么啦？”睡眼朦胧中看见穿着雨衣、浑身是水的丈夫，月香不由得打了个激灵。“月香，我们得赶快上老屋把爸妈他们喊起来。”“现在？”

吴月香正想问个究竟，黄大波已经拎起墙角的铜锣，箭似的射入了黑暗中。粗大的雨点打得他的脸生疼，眼睛也睁不开，他跌跌撞撞地跑着，一边敲响了手中的铜锣：“乡亲们，快起来呀，山要塌了！”“爸、妈，你们快出来呀！”

身后的风雨中飘来了吴月香的嘶喊，黄大波用力敲着铜锣，咣——咣——咣！浑厚的锣声撕破了浓稠的夜色和密实的雨帘，再加上黄大波夫妻俩颤抖的喊声，原本寂静无声的下塘小组立时陷入了惊恐中。一时间人喊狗吠，鸡飞鸭跳。这时黄大波发现刚才隐约的轰鸣声正像临盆女人的阵痛，越来越分明了。他的双脚仿佛灌满了铅，心“扑通扑通”地往上蹦，声音里长满了毛刺，飞出时将他的咽喉黏膜划得伤痕累累：“爸、妈，你们快带着大毛、二毛出来呀！快——”

一股风雨呛住了黄大波，他咳嗽起来。所幸的是在那道银白的闪电中，他看见自家那几间低矮的老屋仍安静地蜷在山脚下，仿佛一块被孩子丢弃的积木在风雨中委屈着。黄大波悬着的心倏地放回了胸腔，脚步也轻快了许多。“爸、妈，你们快出来呀！”

他边喊边冲，刚到院坪上，那股沉闷的响声就倏地刺入了耳中，接着像是有股摧枯拉朽的神力将山体掀动，随着地面的一阵颤抖，老屋奇怪地消失了，眼前是一片浑黄间杂着鲜红的泥土。泥土里丫丫杈杈的树枝仿佛死人身上的毛发，繁茂出无言的恐怖。“咣！”锣掉落在地，发出的响声将黄大波从惊惧中拽回。他扑到那堆似乎还冒着热气、如同血肉的泥土上，疯子似的扒着：“爸、妈、大毛、二毛！你们在哪儿呀？”

不一会儿，妻子吴月香哀嚎着扑过来，母兽一般地挖着泥土：“大毛、二毛，妈妈来了！你们……你们等着啊！”

似乎是被眼前的惨剧惊动，老天开始频频地闪电。青白的闪电如同巨龙、仿佛像怪蛇，将铁幕般的夜空撕裂，给大地留下闪闪烁烁的几片亮光。惊魂甫定的村民们陆续赶到塌方现场，和焦灼的黄大波、吴月香夫妇一起拼命地挖掘着。他们挖断了锄头柄、挖断了铁锹把，磨破了手指尖、擦伤了脚后跟。时间在这种挖掘中静止，悲伤在这种挖掘中凝固，挖掘时的皮肉之痛最终全部化作了心头之恸——全村人的连夜奋战只换回了九具遗体！那是黄大波慈祥善良的岳父母，是吴月香心头永远活泼可爱的大毛、二毛，是吃苦耐劳的四位泥工师傅，是诙谐机智的木工师傅！

透过那层薄薄的泥浆，依稀可见他们安详的遗容。他们天天以山为伴，从没想到有朝一日大山会以这种方式将他们揽入自己的怀抱。来于尘土归于尘土，这本是所有人最终的结局，可当它以这种突袭的方式出现时，再理智、再坚强的人也难以摆脱由此造成的悲恸与伤害。晨曦伤心得变成了惨白的银箔，小心翼翼地盖在那九具裹满泥土、宛若泥塑的遗体上，大山像是知道自己错了，翠绿中滴答出浓浓的忧伤和悔恨。满山的鸟儿静静地站在树梢，不忍用自己优美的咕哝打扰跌坐在尸体旁哀恸至极的黄大波、吴月香夫妇。“爸爸、妈妈啊！我的大毛、二毛……”

浑身泥水的吴月香一会儿推推老父亲，一会儿喊着老母亲，接着又去拽两个儿子的手，试图将他们唤醒。那份惨状，即使石人看了也会落泪。乡亲们拉住了要撞石头的吴月香，吴月香哭昏在地。那沾着血泪的哭声让日月失色，令天地同悲。黄大波十指上的鲜血已经凝结成黑色的血泥，他哆嗦着伸出手去，轻轻地抚摸着两个儿子的脸庞。泥浆如同薄膜，给他们稚嫩的脸裹上了一层沧桑。冰冷的肌肤刺痛了黄大波的手指和心脏，他扑倒在两个儿子身上。十三岁的老大在村小读四年级，十二岁的老二在读三年级，他们都是懂事、听话、勤奋的乖孩子。就在昨晚，他和妻子还在规划他们的未来，如今却阴阳隔界、人鬼殊途，这样的巨变击碎了黄大波这位山里汉子的坚强。他仰天长啸起来，如同一只受伤的狼！“啊——！啊——！啊——！”

黄大波惨痛的呼喊激出了大山的回音，回音很微弱，旋即就被哀恸的哭声淹没。悲愤的黄大波拼命地踢着那貌似松软、实则狠毒的泥土。他恨这些泥土，他恨那些山峰。他觉得自己被大山欺骗、被大山愚弄了。他们全家一直与山为邻，甚至以山为友、以山为傲，谁能料到大山会以这样的方式回报人们对它的热爱呢？一夕间失去双亲和两个孩子的吴月香心如刀绞，黄大波也被悲伤淹没，夫妻俩从此生活在愁云惨雾当中。埋葬完亲人后，他们俩坐在坟前久久不肯离去。他们的目光越过树木投向了远方。远方仍是山，翠绿的山，青黛的山，雾气缭绕的山，层层叠叠的山。那些山峰有的尖峭、有的斜缓，连绵不尽地延伸到天边，一眼望去，犹如一簇簇浪花在大海中奔涌、起伏，又似无数的愁怨堆结在天地间，让他们看不到未来和希望。“大毛、二毛，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命苦啊！要不然你们也不会就这样子走了……”

吴月香的喃喃自语惊起了身旁树上的一只小鸟。

小鸟扑翅朝着玫瑰色的远方飞去，带着黄大波、吴月香的伤痛，也捎去了他俩的企盼和希望。不久，他们夫妻二人黯然离开了贫瘠、美丽的下坑村下塘小组，消失在南方某座都市的滚滚红尘中。九年间他们只回来扫过几次墓，每次都来去匆匆，生恐时间一长心中的噩梦会再次苏醒。

我想，当他们在南国都市的云彩下回望故乡的群山时，山中的那只小鸟是否还记得他们悲伤的眼泪呢？不知，不知。依稀间只见小鸟美丽而虚幻，浑身闪着金光，奇异得如同时下大热的3D影片中的角色。

不错，这只小鸟的确是文学的产物。我臆想这只小鸟的目的是试图将双眸安放在它的双翼间，借助它貌似轻盈、实则艰辛的飞翔，把我的视线投射在遂川的邻县、万安库区的一座孤岛上。

孤岛人家的哀叹

那座孤岛原来是一座山的山尖。当它还是一座完完全全的山时，山峰上只有树林和我刚才臆想的那只小鸟以及其他鸟兽，那时它是自然的净土。偶尔的人类足迹还不足以惊扰它亘古以来宁静的梦境。山以山的形态真实地存在着，自然中透着骄傲。

忽然有一天，确切地说，是1990年的某一天，生活在山脚下的动物纷纷逃至峰顶，用惊恐的目光注视那滚滚而来的洪水。是世界末日吗？动物们当然不明白，突如其来的洪水不是什么灾难，而是人们蓄意为之的库区蓄水。

那一年，作为国家二级水库的万安库区开始蓄水，原先居住在万安县棉津乡的张国庆一家必须搬迁。张国庆的父亲是个倔性子，他热爱养育他的这方土地，不愿背井离乡。他看中了库区中间的一座小岛。当那座小岛还是山峰时，张国庆父亲的目光曾经像片云彩似的在上面做过短暂的停留，并由衷地生出一份对自然的敬畏。可当高高的山峰变成海拔很低的小岛之后，张国庆的父亲忽然发觉它已没了原先的那种险峻，浑圆的山形如同午后的牛脊，缓和地卧在碧绿的水面，又似美妇诱人的乳峰，闪耀着母性的光辉。山林间偶尔显露的平坦让他看到了耕作的可能和收获的希望，于是他对乡干部说，自己一家不到政府安排的安置地去了，他们要在这座离原来的村庄不远的小岛上开创新的生活。

就这样，张国庆一家在20世纪90年代突然过上了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小岛浮在碧波中，远看华盖亭亭、风光旖旎，近看树木葱茏、鸟语花香，犹如世外桃源般静美。可一旦置身其中，小岛就如洗尽铅华后的迟暮美人，露出诸多令人感叹的斑驳——小岛不通水电不通道路，方圆十几里杳无人烟，离岛半步就得坐船。去县城要开40分钟船，到乡政府要开20分钟船，柔美的水域成了囚禁张国庆一家的牢笼，让他们苦不堪言！“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的移民扶贫。如果不是县扶贫办同志的帮忙，把我们迁出来，我们一家就成野人了！”

2010年7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在万安县棠溪移民点采访，一个中年男子主动跑过来说要为我提供素材。他从另一个被采访者手中抢过采访机时，嘴里就说着这两句话。时近正午，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我看见了他眼中晶莹的泪花。然后，他坐在竹椅上，絮絮地与我聊了半个多小时。通过这番交谈，我发现他是个情感充沛的人，因为叙述时他多次眼红鼻酸。“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可是讲起以前在岛上的生活，再对比现在，我真的想哭。以前，那真是太苦了。现在，我……我感谢党、感谢政府！”

受访时他多次插入这段偶然间听见绝对觉得矫情的话，接着哽咽好几分钟。至于吗？记得当时曾有这样的想法掠过我的脑海。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渐渐理解了他的激动和脆弱。

那座孤岛是张国庆心中一道深深的伤口，不能提、不能碰，一提一碰就出血、就疼。现在回想起来他仍感到不可思议，因为1990年至2003年，他和父母亲、外公、妹妹、妻子和儿子居然自觉自愿地成了孤岛的囚徒。七口之家挤在贷款建起的窄小房子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小岛由山峰摇身变成，可耕种的土地不多，但张国庆和父亲、妻子还是用辛勤的汗水开垦出了六亩多田，种上了应季的农作物。无奈孤岛上人迹罕至，野猪猖獗，种的水稻、花生、红薯全成了野猪的美餐，无法收获，他和父亲只好临时学起了捕鱼。库区面积大，水深，鱼很难捕，最多时一天也只能捕获十多斤鱼，少则几斤，有时甚至空手而回。捕了鱼后他得赶紧送到乡镇的集市上批发给鱼贩子，否则鱼死了就卖不出去了，只好自己吃。由于生活苦，买不起油，那些鱼放在锅里煮煮就算一道菜。张国庆说那些年全家吃白煮鱼都吃怕了。但吃的同时又深感庆幸：有鱼吃总比挨饿要好啊！那时尽管他和父亲拼死拼活地干活，所得却只够全家吃半年，剩下的只能用瓜菜代、用死鱼代，真是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因为穷，妹妹没能读书。儿子要上学了也没学校可去，只好让他在水边玩。当然，儿子刚学会走路张国庆就当起了游泳教练。“我那时天天提心吊胆，怕儿子出事啊……你说为什么学？噢，除了我外公和我妈、我爸他们老了学不动了，我和我妹妹、我老婆、我儿子都学会了游泳。生活在那个出门就是水的地方，不会游泳等于死了一半。那时啊，我最怕下雨了。”

张国庆提起水和雨就心有余悸。水的柔软在他眼中无异于温柔陷阱，而雨的袅娜更使他觉得恐怖。那时他家门口有一条山沟，晴时没什么，可只要一下大雨，山沟就变成了泄洪渠。有一年夏天山洪暴发，他和父亲、妹妹、妻子正好离开了小岛，只有老母亲带着小孙子在家。黄浊的洪水挟裹着沙石、树枝咆哮着从房屋两旁冲下，不一会儿山沟里就浊浪滚滚了。张国庆的老母亲吓得抱着哇哇大哭的孙儿躲在了门后。“奶奶，我们是不是要被冲到水里喂鱼啊？”孙子边哭边问。

张国庆的老母亲其时已被巨龙般的水柱震得心惊胆战。事后她根本记不起自己回答了什么，只晓得自己搂着孙子全身发抖、满脸是水，也不晓得是泪水还是雨水。山洪的轰鸣仿佛怪兽齐吼，房屋震颤着，门窗“咯咯”作响。张国庆的老母不由得仰天大喊：“老天爷，你开开眼，帮帮我们呀！”

老天爷那时大概在打盹儿，没能听见老人家的声音，倒是水龙王发了些许慈悲，没把房屋卷入水中，算是放了老人家一马。“那天，真的很险，我娘以为自己活不了啦，要是洪水把屋基冲坏，房子一塌，他们就真的要被冲到河里喂鱼了！那次回家看到我娘和我儿子浑身筛糠的样子，我们全家人都哭了。”

张国庆从那以后不再喜欢雨天，对岛民生活的艰难也越感痛切。199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半夜两三点钟的样子，张国庆的父亲突发脑出血。正巧那天张国庆开船离开了，山上不通电，也没手机，张国庆的母亲急得跳脚，忙让儿媳看着孙子，自己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扯破喉咙喊醒了隔岸的一位渔民，借了他的小竹筏，折腾了半天才找到泊在别处的张国庆。张国庆慌忙赶回家，将父亲送进了镇医院，镇医院说治不了，张国庆又只好将老人家转送到县医院。尽管花了一大笔钱，可由于耽误得太久，老人家虽然得救了，却留下了痴呆的后遗症。“我爸是个很能干的人呐，平常身体也过硬，要是住得近，救得快，他身体应该没问题。可惜他傻了，好日子也不晓得过。唉！记者同志，我告诉你啊，我这条命也是捡回来的。1999年夏天，我在岛上砍柴火，一条蛇咬到了我的脚。当时我以为没什么，没想到不久后就头晕嘴麻，人很难受。我老娘看我不对劲儿，问我怎么啦。我告诉她被蛇咬了。我老娘问我是什么蛇，我把蛇的样子颜色跟她讲了，老人家一听就吓坏了，说那蛇有毒，得赶快去医院。那时孩子还小，老婆走不开，也不会开机动船，老爸已经痴呆了，需要人照顾。没办法，我只好自己硬撑着把船开到了镇码头，摇摇摆摆地进了医院。医生说再晚一会儿蛇毒就要攻心了，到那时就是华佗再世也没什么办法。你说我这命不是捡回来的是什么？”

张国庆说到这儿，眼睛又红了。十三年的孤岛生活让他心生恐惧。他说除了怕雨、怕水之外，他还怕黑暗和寂静。岛上不通电，一到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虽然1995年他攒钱买了块蓄电池，可那昏黄的灯光根本照不透夜的黑暗。有段时间他经常一个人待在船上，然后启动船只，倾听发动机的吼声。那种轰鸣对他来说意味着正常社会的喧闹和人类的文明。“那儿真安静呀，除了鸟叫就是风吹树叶的声音。风大时如果坐在岸边，能听见水浪的拍岸声。水浪拍岸声有很多种，风大风小时不一样，有各自的规律和声调。那些年我听熟了，真的，记者同志，在那样的地方待一天两天可以，住十三年那就够呛了。你晓得吗？有七八年时间我没看过电视，也听不到广播，更读不到报纸，我不晓得政府和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有时我想啊，要是那时我们一家人全没了，可能要过好几个月才会有人晓得。想想都可怕！“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去北京、上海，还有的想出国，什么美国、日本，我那时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原先在棉津的老家。可惜去不成喽，老家淹在了水底，除非变成鱼才能钻进去。其实，我们在棉津老家的生活也很穷，有时没米下锅，但我们有邻居，每天出门能跟邻居说话。你们不要笑，能见到人，特别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大家围坐在一起讲话是很幸福的事！”

张国庆不满地瞪着旁边听了他的话发笑的村民的双眼，表情极其认真。“记者同志，你别怪我话多，今天我就是要把心里的激动讲出来，我要感谢政府的移民扶贫政策。没有政府的移民扶贫，就没有我张国庆的今天！”

说起移民扶贫，张国庆黢黑的脸上绽放出光彩，双眸也宝石般晶亮。

那是2003年年初，张国庆开船出去卖鱼，偶然听人讲起有移民扶贫这档子事儿，又听说政府正在石角湾那里开会研究这事儿，当时他兴奋得头发都飞起来了，立即赶到了石角湾，找到了修水县五丰乡的移民专职干部刘绍平。素来腼腆的张国庆这次成了“话痨”，他向刘绍平详细地介绍了自家的情况。刘绍平起先有些不相信，以为他夸大其词。张国庆马上向他发出邀请：“改天你们到我家看看，看了你们就知道我没有夸大事实。”刘绍平当时没说话，张国庆有些沮丧。但几天之后这沮丧就化作了喜悦——刘绍平领着乡扶贫办的几位同志到了岛上，亲身领略了“现代鲁滨孙”的生活滋味。临别时几位同志的眼圈不约而同地红了，表示一定会安置好张国庆一家。“2003年10月，我们搬到了五丰乡棠溪移民安置点。看着崭新、宽敞的楼房，还有干净、清爽的街道，特别是周围有那么多邻舍，我老娘和我老婆高兴得抹起了眼泪。孩子也特别高兴啊，他出生后从没见过这么干净的街道和这么多人。他起先有些怕，后来就天天在外面野，高兴啊！可怜我老爸什么也不晓得。我呢？我没哭，我那天一个人坐在厅堂里看电灯。这里的电灯太亮了！亮得我都不敢相信！”

张国庆絮絮地说着，有时会忘了旁人的存在。由于移民安置点的住户大多由多个迁出点的村民拼凑而成，尽管张国庆在这里住了七八年，大多数邻居并不知道他过去的艰辛。张国庆这会儿的现场直播版故事勾起了他们对从前生活的回忆，现场越来越安静，众人脸上的表情有些恍惚。我问张国庆他家在哪里，他转身指了指街边上一幢装修一新的二层楼房，憨厚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为了这房子，他和妻子欠了一些债，但张国庆说他不怕。搬迁出来以后，他和妻子在移民扶贫办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如今他在移民点附近的绿丰纸厂上班，月薪两千多元。妻子钟小兰也在镇上打工，月收入一千多元。“我们买了摩托车，家里有全套的家用电器，真的，跟你们城里人差不多。喏，你看，那是我老婆。”

张国庆指着远处走过的一个中年女子小声说。那一刻他脸上的笑容非常甜蜜。刚才趁我换采访机电池的机会，他有些害羞地说，自己有今天除了感谢党和政府外，还得感谢她。“那时我在库区住，没人愿意嫁给我。后来亲戚把她介绍给我，她家也在库区。其实她对我的家庭是不满意的，但她对我这个人还比较满意，所以就嫁给我了。要不是她，我现在肯定还在打单身。”

钟小兰似乎感觉到了丈夫对她的惦记，远远地朝我们挥了挥手。看着她敏捷的身影，我想起张国庆说的一件事。1994年夏季的一天，新婚的小夫妻刚刚入睡，突然间听到屋顶一阵脆响，接着“轰隆”一声，屋瓦“噼里啪啦”砸下来，吓得钟小兰搂着丈夫不停地打哆嗦。张国庆拿着大号电筒出去一看，原来是白天的大雨冲松了山土，发生了塌方，泥土把屋顶砸漏了。“如果再多一点儿泥土，位置再过来一些，你今天就见不到我了。那天我有自杀的想法。我想我是上辈子造多了孽，不然怎么会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呢？”

张国庆的喟叹和黄大波、吴月香的喟叹如出一辙。这不是英雄所见略同，而是困惑之感略同。其实和他们有着一样困惑的大有人在，修水县农民杨均义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是在修水县“太阳升移民安置点”见到杨均义的。这位脸色黧黑、身材消瘦的老人在修水县小有名气，其名气来源于他的六次搬家。在安土重迁的农民中，杨均义搬家的次数令人称奇。如果不了解内情，乍闻他“传奇”的人会将他看成一个生性浪漫的人。其实不然，他的每次搬家都非自愿，而是情势所迫，不得不搬。

不断搬家的人

杨均义原本住在修水县乾隆山。传说乾隆下江南时曾到过此山，且心有所感，夜宿时欣然命笔，题诗一首，留下真迹藏在山下的陈姓人家里。更有甚者，有人还说乾隆本是陈家子，被人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段送入了宫中，所以乾隆实际上是汉人云云。采访时有几个农民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让我疑心他们错将金庸小说中陈家洛的身世移植到了乾隆山。乾隆山听上去颇有帝王风范，生活在其中又是另一番景象。山高、林密、田少、水冷、交通不便，诸多困难摆在山民们面前，但山民们并不介意。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在他们心中，那些斗笠丘冷浆田已被汗水浇灌成了高产良田，坎坷崎岖的鸡肠小道也踩成了羊肠小道。“薯丝饭、谷壳火，老婆孩子热锅头，除了皇帝就是我！”这句修水的民间俗语如实地折射出山民们安于现状的心态。住在乾隆山的杨均义当时也是这种心态。“总以为会在那儿住一辈子啦！哪晓得……唉！”

提起让他闻名于乡野的搬家次数，杨均义满脸的无奈。1972年修水县在乾隆山山脚下修田仑水库，杨均义所在的村庄正好是库区。经过几番动员和波折，1973年杨均义一家离开了定居了上百年的故土，从坝内搬到了坝外。不久，村里让他去水库当管理员，杨均义又第二次搬家，从坝外搬到了坝上。1974年因为坝上的茅棚太小，容不下越来越多的人口，他和妻子咬牙借了点儿钱，自己动手，在坝北的山脚下建起了一座稍微宽敞些的茅棚。茅棚的墙是用茅草和了泥浆垒起来的，屋顶上盖的是杉树皮。刚住进去时还能遮风挡雨，半年之后杉皮顶开始漏雨，茅草墙开始透风，躺在家里跟睡在野外差不多，晴时能看到星星、月亮、云朵，雨时床头地面放着茶缸、脸盆、木桶，雨漏叮咚，敲得人心烦意乱。雨大了还必须将油纸盖在被子上，枕头上方绑一把伞，否则全身都会湿透。最难过的是冬天，即使夏季刚刚用泥巴糊过茅草墙，凛冽的寒风还是像刀子似的刺进肉里，冷得人浑身哆嗦。所幸的是坝北山脚下只住了他们一家人，俯拾即是柴草，他们家的茅屋于是终日烟熏火燎，早上起来，大人小孩脸上全是烟渍，身上有一股永远洗不干净的烟火味，仿佛悬挂了几年的熏肉。尽管如此，全家老小还是很高兴、很知足。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更何况他们的窝比狗窝还强些，是草窝。草窝也是窝啊！

有了草窝，剩下来最大的难题就是果腹了。为了对付全家人的吃喝，杨均义夫妻俩砍木头、打柴火卖，有时挖些药材，偶尔也到水库边悄悄地捞几网鱼卖给别人，否则单靠那几分挂壁田生产的粮食，全家人非饿死不可。

日子在苦熬慢熬中悄悄地过了两年，转眼间到了1976年。那年冬天雨水少，连续的晴天把山林草木晒得干透。杨均义让家人烤火时千万小心，家人当然知晓利害，处处谨慎。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忽然有一天坝北的山林里冒起一股浓烟，接着鲜红的火舌“呼啦啦”席卷了半边天，动物们四处逃窜。杨均义领着惊慌的家人奔至坝上，这才躲过一劫，但他们赖以存身的茅屋却被烧毁。望着焦黑的山坡和那堆曾经是“家”的灰烬，妻子呼天抢地，孩子们挤在一起，在山风中瑟瑟发抖。欲哭无泪的杨均义携老牵小地来到水库堤坝的东边，在山脚下搭起了简陋的“人”字棚，对付着住了大半年，这才东挪西借地盖起了三间草房。孩子们渐渐大了，有的该上学了，杨均义的家庭负担越来越重。他时常站在草棚外望着天边发呆，不知自己何时才能盖起那种安全牢固的大瓦房。“老天爷，帮帮我们吧！”杨均义不信神佛，但那时他真的希望世上有神佛，能渡他们出苦海。可气的是，老天爷非但没帮他，反而又给了他一个残酷的打击。1980年夏天多雨，坝东发生了一场山体滑坡，杨均义的几间草房被埋得严严实实。好在事故发生在白天，全家老少都在野外，这才没有出现更大的不幸。“爸爸，我们前世是不是造多了孽？要不然老天爷怎么会这样对待我们呢？”孩子们天真的疑问让杨均义无言以对。他不信佛，但他真的相信因果。有时躺在草棚里，倾听着山风的呼啸，感受着袭人的寒气，他也在想这个问题。前世因后世果，莫非我前世真的作了孽，今世才得这种报应？“那时候真的好想哭，却怎么也哭不出来，只是觉得喉咙里有根棍子撑住了，讲不出话，觉得自己倒霉透了。我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有几间泥墙的瓦房，旧房子也行啊，只要不漏雨、不透风就行。”杨均义话不多，在我的再三逼问下，他才吭吭哧哧地讲了当时的心情和梦想。对于一个传统农民来说，土地和房子是他的终极梦想，但那时的杨均义有什么呢？除了几个家人，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杨均义想到自己和家人的辛劳与努力，想到一直没有起色的生活，他解释不了原因，只有从“因”当中去求证“果”了，由此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倒霉蛋。只有倒霉的人才会像他这样喝口凉水都塞牙、吃块豆腐会哽死，搬了五次家还在人世立不定脚跟！“那时做梦也没想到扶贫办会搞移民扶贫，让我们一家搬到‘太阳升定居点’，住上现在这样的钢筋水泥楼房啊！你看，屋前屋后的马路修得这样平整，夜晚有路灯，按下开关就有电，打开水龙头就有水，家里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全有了，跟我们那时候比，现在过的简直是神仙日子！我是真的要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我们修水县移民办的赖波平主任。”

杨均义这时的话明显多了起来，他连着说了好几位县、乡移民扶贫办同志的名字，表情非常真挚。

写到这儿，那只曾经目睹黄大波和吴月香夫妻俩悲伤眼泪的小鸟又从我笔下扑腾出来，它睁着两只小眼睛，调皮而专注地凝视着杨均义沧桑的脸颊和我摇动的笔尖，接着轻抖翅膀，飞入了天际那抹嫣红中。我知道它要带我去看一幅也许并不是宏大壮丽却绝对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这是一幅时间跨度将近十年、空间范围横跨16万平方公里，涉及人数达30多万的家园迁徙图，更是一幅江西省委、省政府实施的惠民工程、德政工程实施图，也是一幅江西扶贫人心系百姓、开拓创新、甘于奉献、勇于牺牲，开创江西扶贫工作辉煌新时代的实景白描图。

第一章 失衡的天平

缄默的大山

江西，位于中国的东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因公元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得省名，又因境内主要河流赣江而得其简称。江西总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境内除北部较为平坦外，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当地民谣称：六山二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换句话说，江西国土面积的60%都是山脉、冈峦和丘陵。

江西的地形地貌，据考证是白垩纪晚期的燕山运动所形成。地壳的太平洋板块自东向西挤压，在江西境内隆起了一条条高大的山脉和一道道高耸的山脊。江西东部，北接仙霞岭、南接九连山长达550公里的武夷山脉，将江西与福建隔开。江西西部，自南向北，由包括武功山、万洋山和诸广山等一系列山冈在内的罗霄山脉，将江西与湖南隔开。江西西北，则由北东—南西走向的幕阜山脉作为湘鄂赣三省的分水岭。

造山运动时期，江西是重要的皱褶隆起带。这些在地质学上被称为“皱褶断块山”的山脉，险要高峻，平均海拔千米以上，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不计其数，最高几座山峰中的黄岗山、南风面和齐云峰均超过2000米，分别为整个华东地区第一、第二和第三高峰！

亿万年的大山，缄默不语。在大山的皱褶里，繁衍出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多少次沧海桑田，多少回改朝换代，山民们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他们把根扎在了山里，有些人甚至祖祖辈辈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的怀抱，还有些人则因为种种原因甚至不断向大山的深处迁居。

他们像一粒粒草芥，散落在大山深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疾苦，甚至没有人懂得他们的语言。当诗人以赞美的口吻歌颂他们为“羲皇之民”，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般远离尘世的桃花源生活之时，他一定没有想过，深山里的百姓如何凭一双手，向主要由花岗岩和片麻岩组成的山体讨要生计！

不错，大山里丰饶的物产，树木、竹子、香菇、木耳、珍禽野兽，曾经养活了多少山里人。曾几何时，靠山吃山，成为山里人自给自足的资本。然而，高速奔跑的社会，慢慢地把和着大自然节奏生活的山里人抛弃了。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城市文明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山外的农村，由于交通和区位的优势，紧跟着社会前进的步伐，慢慢融入了现代文明当中。而大山却把这些文明的元素阻挡在了山外，现代文明的天平失去了平衡，把90余万山里人遗忘在莽莽的群山之中。

悠悠绿水，巍巍青山，这是多少赣鄱儿女引以为自豪的骄傲；由这清凌凌的水和翠青青的山编织出来的如画江山，又是国内外多少人士心驰神往的地方！

然而，同样也是这一座座大山，成了横亘在山民面前的巨大障碍。尤其是自《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江西全省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自1978年以来，江西的贫困人口从450万开始逐年下降，到2000年全国性扶贫攻坚结束时，就只剩下这最后的90万。

但是，这最后的90万群众却始终没有走出贫困的沼泽地。他们大多数人世居深山，不通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广播电视、不通电话，缺少必要的医疗条件，投入再大也无法彻底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居住在深山里的赣鄱儿女，他们将如何跨越这看似无法逾越的“贫困之山”？

常年从事扶贫的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勒系永处长对江西的移民扶贫事业满怀感情。2010年夏，当我随同他前往吉安、赣南采访时，他饱含深情同时又有些沉重地说：“帮助这部分群众脱贫解困是我们当务之急和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任务伟大而艰巨。要把压在这部分群众头上的贫困帽子摘掉，有时比移走一座大山更加艰难……”

与世隔绝的生活

不是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难以体会这崇山峻岭所带来的与世隔绝。采访中，许多搬迁出来的移民说起以往深山中的生活，都有不堪回首的感叹。在高铁遍布、政府倾力打造五小时经济圈的时代，很多山民一辈子居然没出过山，大部分山民最远只到过集镇或者县城。在那些自然条件极恶劣、位置极偏僻、人口分布极零散的地方，村民与外界往来很少，有的地方，几年甚至十几年都难得见到一个来自外面世界的陌生人。有的山民甚至过着野人般的生活，现代文明就这样莫名其妙又充满讽刺地将他们遗忘在了大山深处。

修水县大椿乡九曲村山峰尖自然村，从集镇坐农用车一个半小时，再爬三个半小时的羊肠小道才能到达，真是“百里都无半里平，行路难于上青天”。村民到乡政府办事，往返一般需要两三天。据调查，修水县离公路距离在3公里以上的有1180个自然村12179户共57426人，其中5公里以上的有688个自然村7609户共35841人。

这些群众居住不但偏远，而且非常分散。全修水县有113个村不通公路，有45个村不通电。程坊乡程段村，全村不到100人，占地面积却达70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15个人；复源乡78个村民小组，有37个村民小组零星分散在一百多座崇山峻岭之中，隔着几座山几道岭，需要走几公里路才有一户人家，真是“对门人家叫得应，见面却费半昼工”。

安远县镇岗乡半天堂村海拔1000多米，距最近的圩镇也有七八公里。上世纪80年代，半天堂村有个男青年出去打工，家里接他一个电话需要三天时间，程序是这样的：他先打电话给镇上的一位亲戚，告知他自己何时要打电话。亲戚第二天花半天时间去半天堂送口信，然后和男青年的父母一起下山，等接完儿子的电话，老人家再翻山回半天堂，怎么着也要大半天时间，屈指一算，到家时已是第三天的傍晚了。平常无事倒没什么，万一遇到急事，老天爷来了也帮不上忙。该县三百山的村民到县城则必须在亲戚家借宿，否则当天回不去。因此，一些老人到死也没进县城见过世面，让人听了鼻酸。

横峰县有个上坑源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曾是全县林业建设的排头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里不便的交通、居住的分散、信息的不灵，最终还是成了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制约瓶颈。

乡干部江礼良告诉我们，这个乡江家村小组的20多户人家全部分散居住，最多的地方只住了三户人家，别的几乎都是一个地方一户人家。平时要开一个村民小组会议，有的农民要走上三个小时才能赶到村小组长家里。假如晚上开会，村民要早早地吃了晚饭，下午5点左右从家里赶过去，晚上8点才能赶上开会。开会花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然后打着火把赶夜路，到家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同属该县的上坑源乡云台山村小组位于高山上，整天云雾缭绕的，犹如宫崎骏笔下的“空中之城”，虽然看上去很美，生活在那里的人领略的却是山高路远的艰辛。如果从乡里到云台山村小组去，必须有不畏艰难的决心，因为横亘在面前的是一座高似一座的山岭，眼前只有那飘带一般盘旋而上的羊肠小道，而且都是台阶，就是青壮年也要爬四个多小时。有一次，县民政局的干部要到云台山村小组处理一个问题，爬到一半后实在爬不上去了，只好请同行的乡干部爬上山去，把上面的人叫下来在山道上讨论了半天，这才解决了问题。

六十九岁的邓孝保，是宁都县东韶乡芒东坑村委会花门垴村小组村民，该村小组当时只有四户十人，长年在家的七人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花门垴距村委会所在地10公里，离乡政府所在地35公里，全是崎岖山路。2004年，县扶贫移民办工作人员和乡分管领导、扶贫专职干部到该村调查时，时任村小组长的邓孝保介绍说：“这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得靠肩挑手提走125公里山路到漳灌村或肖田圩去采购，要到乡里办点事的话，就得两头摸黑：先步行125公里到漳灌村，再转乘人货混装的农用车或三轮摩托车，开上个225公里到乡圩镇。在圩上只有一两个小时办事，又得匆匆往回赶，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路上。村民居住的是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土坯房，喝的是‘自流水’（用毛竹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点的是煤油灯，种的是冷浆田。每到收获季节，人们得敲着竹筒轮流守夜赶野猪，否则一夜之间一年的辛苦就会化为乌有。由于不通电，吃的米还得靠水碓舂。难呐！我二哥邓孝泉六十五岁、大哥邓观宝六十七岁、老爸邓学远九十岁，他们一辈子没到过宁都县城，也没用过任何家用电器。因为没电、没路，孩子们大了，只要到外面读过书或打过工的，都不愿再回来了。我儿子出去几年连过年都不回来过。我也理解，他回来就要打一辈子的光棍，会苦死在这里。为了后代，我们想走，但凭我们山里人个人的力量，出去找不到地方建房，也没哪个地方会接纳我们。故土难离是一时的，如果不搬迁出去，死了葬在这高山嵊上，估计以后扫墓都没人来喽！”

邓孝保说的情况在江西山村并不少见。在那些长年累月与世隔绝的地方，村民们对乡土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他们热爱家乡却又深感不便，他们隐隐有离去的渴望，却由于现实条件的局限，只能继续困守家乡。这使他们个个都成了多思的哲人。当采访中谈起山乡圩日的繁华和人们的兴奋时，世居此地的老俵跟我们讲：“为什么山区逢圩的时候人多啊，就是因为他们平时没有人可以交流，到了圩日的时候才能够大家坐一下、讲一下。那种开心，你们城里人很难想象，所以很多人情愿走几个小时去赶圩，感受一下人气，养一养眼珠。”

修水县湖州村村民说：“从我们那里到集镇，别看直线距离才五六里，可出来的话，既无法骑自行车，也不能骑摩托，只能靠双脚，光上山下坡就要花一个多小时，再摆渡等个把小时，来回四五个小时就没了。”“种的是挂壁田，走的路是鸡肠路，”另外一个村的村民回忆，“那一年，我到亲戚家吃饭，回来时遇上发洪水，回不了村，整整堵了两个礼拜。这两个礼拜我们只好借住在山下村民的家里，你知道多不方便吗？我们村盛新民等人下山买米，下了雨后涨水过不了河，又遭遇山体滑坡，道路也塌了，也被堵在了外面……”

遂川县黄坑乡圆潭村村民张传文亲口讲述：“我以前住在离圩镇五十多里的偏远山区，祖祖辈辈都过着闭塞而贫穷的日子。村里有一半人口没有到过县城，由于不通电、不通路，消息闭塞，一些人甚至不知当今国家主席是谁。”“修水县有个老婆婆活了近八十岁，从来没到过县城，搬迁下来后第一次看见汽车，她吓了一大跳，然后悄声地问人‘那长着两个贼眼的怪物’是吃草还是吃肉？这近乎荒诞的问题并没使闻者发笑，反而让人鼻酸，老太太搬迁下来后坐在路边看了整整三天的汽车！”如果讲这个故事的人不是修水县移民扶贫办的赖波平副主任，我肯定以为这是乱编的瞎话。可这是铁打的事实。当我们驱车经过路边的一座移民安置点时，乡干部甚至指点出了老婆婆当时放椅子的位置。只可惜老婆婆已经作古，不然我们应该能听到她对于汽车的独特见解。

挂壁田和斗笠丘

采访中，我多次听扶贫干部和老俵们说起“挂壁田”。初听时我不懂，特意让人写下来，在“挂壁田”三个字真切地呈现在纸上时，我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这是画家们的艺术之作。可等我观看了扶贫部门提供的相关光碟，又到实地采访之后，这才知道“挂壁田”确有其事。

由于深山区到处是陡峭的山崖，平坦的地方极少，老俵们千辛万苦开垦出来的农田，连片成亩的几乎没有，以“分”和“厘”计算的也少，多半就是几个平方米，斜斜地倚在山腰上，就像晾晒在山坡上的一块黄巾。这样的土地，土质瘠薄不说，遭遇暴雨时还极易被冲垮冲毁，所以农民们形象地称之为“挂壁田”。这种田当然无法用犁和牛来耕作，只能用锄头一点一点翻耕。耕作条件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修水县义宁镇段村徐世福一家五口人，有12亩水田，分布成二十一丘，当地老俵称之为“蓑衣田”、“斗笠丘”，意思是每块耕地的面积之小，用挡雨的蓑衣或斗笠都能遮住。徐世福的耕作生涯由此带上了一抹无奈的滑稽和实在的凄凉：这样的“蓑衣田”和“斗笠丘”仿佛小孩子过家家的道具，如何能承载起五口之家的粮食需求？

赣、闽、粤三省接壤的寻乌县，位于武夷山脉和九连山脉连接处。这里的南桥乡高排村有个天湖村民小组。天湖者，天上之湖也，可见其所处地势之高。这个地方，在“农业学大寨”时，一度成为“战天斗地”的典型，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曾亲自带队前来天湖参观。由于山高路陡，县革委会主任出了一身汗，到了参观地点，便随手把自己头上戴的草帽摘下搁在地上。结果在计算天湖村民“与天奋斗”、垦荒造田的成果时，怎么计算都少了一块，最后才发现，原来是被他的草帽给盖住了。这样的细节如果不是源自生活，想象力再丰富的作家，只怕也难以杜撰出来！

一辈子居住在这里的七十一岁的村民陈盛海对我们吟起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歌谣：一亩田，八十丘，蛤蟆一跃几块丘。遇到落了几天雨，一塌塌倒七八丘。

陈盛海的声音有着大山人特有的苍凉，一如他脸上的沟沟壑壑，让我们体会到山民们生活的艰辛。的确如此，像陈盛海所说的这种土地不仅难以耕作，而且山高水冷，收成极差。

让我们看看如下这些数字：万安县大广岭村人均耕地不足04亩，每亩产量不足250公斤，人均自产粮食不到100公斤，口粮难以自给，每年人均需要自购口粮200公斤。2002年，这个村的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750元，年人均用于买粮的支出却在300元以上。由于长年入不敷出，需要靠借债度日，每户累计负债都在8000元以上！

坐落在永丰县君埠乡深山区里的北寨村，全村256户共1250人，人均耕地不到一亩，交通、通信、就医、上学、用水等极为不便，这些年生态环境恢复较好，却又受野兽危害。粮食只能种一季，产量极低，种粮不够吃，2006年列入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村，村民中吃低保的有45人。

居住在鄱阳县田贩街镇牌楼村的彭一山，是父亲那一辈从徐家滩迁过来的，兄弟姐妹五人，三个姐姐，一个弟弟。家里每人有2亩多田，听上去不错，可惜那都是高山冷浆田，亩产只有100公斤左右，即使后来乡农科所帮助推广了很多科技手段，仍然只能产到125公斤。加上山上野猪增多，家里的收入越来越少。到20世纪90年代时，彭一山和弟弟只有一起到田贩街镇、莳山垦殖场附近帮人家做泥工，挣钱补贴家用，否则生活难以为继。由于进出不方便，早上天不亮就要起来，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到家，非常辛苦。彭家兄弟累死累活干了一段时间，难免疲累。有时就想，人家还在热被窝里时自己就要起来赶工，晚上别人都已经洗脚上床睡觉了，自己却还在路上奔波，披星戴月的仍然挣不到一口饱饭吃，所以有时候也就偷懒，不愿做，破罐子破摔，袖着双手在山上晒日头。

由于再没有别的收入，彭家的生活一直挣扎在极贫线上，让人殊为感叹！

王小东学艺——没有用武之地

说起遂川县珠田乡大垅村的勾仔垴，乡里的干部没有一个不摇头的。这个地方只有十来户人家，全都姓王。据说在明末清初时，他们的祖先为躲避战乱逃进这与世隔绝的深山沟，成了真正的山里人。对于勾仔垴，当地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勾仔垴，山连山，离天三尺三。”

民谚所言不虚，勾仔垴的山的确重峦叠嶂、回环起伏，一眼望不见尽头，仿佛每一座山都勾着、连着，宛如那生生世世相爱着的恋人。满目翠绿中，只有一条崎岖狭窄的山路羊肠子似的盘旋在山体上。小路坎坷难行，却是村里通往几十公里外村委会的唯一通道。小路上的每道沟坎，都浸润着勾仔垴人的汗水和辛酸。勾仔垴人似乎也认命，他们默默地生存着，茅草树皮盖的房子是他们身心的归宿。原始粗陋的生活条件抹杀了他们对现代生活的美梦，也许只有当茅屋在寒风或暴雨中摇摇欲坠时，他们麻木的脑海里才会生出一份对坚固的瓦房的奢望来。

在勾仔垴上，住着一个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名叫王小东的人。像其他勾仔垴上的人一样，王小东从小就生活在深山里，二十多岁还没出过一次山。每天只知道上山挖笋、砍柴，或者打些野味，打发一天的生活。有时候，则跟父母亲一起，侍弄着家里仅有的几分望天丘，栽些水稻，勉强收点儿口粮，或者在房前屋后的山坡地上种些红薯。

二十多岁的时候，王小东娶了离他家十多公里远，同样也是深山沟里的一位姑娘。几年后，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从此开始重复着他祖祖辈辈曾经走过的生活。

1998年夏天的一天，王小东两岁的儿子生了病。先是感冒咳嗽，后来又发起了烧。在离勾仔垴七八公里的一个山村郎中那儿抓了几副中药吃，却一直不见好。孩子的高烧时断时续，将近半个月不退。到后来，孩子都瘦得不成人样了，王小东见再不出山去治恐怕就没救了。于是咬牙跟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家里仅有的1000多元存款带上，到山外去为儿子求医。

王小东跟父亲一起，抱着儿子先是爬了二十多公里的山路，来到了大垅村委会所在地，然后在大垅村找了一位亲戚，用摩托车把他们三人搭到了珠田乡卫生院，在这位亲戚的帮助下，这才终于让儿子住上了院。

第一次出山的王小东，面对着珠田乡集镇上的花花世界，有点儿眼花缭乱。原来在村里听别人说的东西，他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他用纯朴的双眼，接受着让他感到新奇的所有，电灯、电话、电视、汽车，甚至连卫生院里的一只会响的喇叭，也让他倍感好奇。特别是儿子住院的那几天，病房外不远处医生办公室里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更是让他着迷，一有空，他就站在门口看个不停。

儿子的病，其实也就是简单的感冒咳嗽引起的肺炎，不到一个星期就治好了。儿子出院后，他跟父亲一起把儿子抱回了勾仔垴。人虽然回来了，可王小东的心却没有回来。几天后，王小东瞒着父亲，偷偷地从山里跑了出来，学起了泥水匠。他发挥山里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一门心思跟着师傅学，不到半年便出了师，可以单独接活儿了。

然而，就在王小东准备在外面长期做泥水工时，父亲却病倒了。王小东不得不告别山外的生活，回去支撑这个家。让王小东没想到的是，他学了一身的手艺，回到山里好几年，却从来没有一户人家请他做过泥水工。不是他的技术不好，而是因为山里人穷，哪家做得起房子呢？即使要加盖点儿土坯房，也用不上他这个泥水工，家里人烧点土坯，自己盖就行了。王小东这个泥水工，空有一身技术，在家乡也赚不到钱。

就这样，王小东学艺这件事一直到现在还在勾仔脑被传为笑谈。村民编了这样一句歇后语：“王小东学艺——没有用武之地。”

六岁孩子阿龙的家

复源乡是修水县一个深山区里的乡，如今在互联网上已经能查到这个乡的资料。可是，只有当你到了那里，你才会发现，居住在这个乡的农民与外面的世界相隔有多么远！

这个乡共有78个村民小组，其中37个村民小组零星分散在一百多座崇山峻岭之中，每个小组的村民居住之分散，也是外界不可想象的。乡干部说，他们下乡时，需要走上几公里才能有一户人家。当地人有一句民谣：“对门人家叫得应，见面却费半昼工。”

这一天，一位记者来到复源乡的一个村子，这是处于深山中的一个偏远乡村，名字叫做牛车坪村。位于马鹿山脚的牛车坪村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村落，幸运的是，尚有一条水泥路从山脚向上伸延，两边都是一栋栋的楼房，看上去倒有些新农村的风貌与气象。只是越往山上去，路越窄，楼房的规模也就越小。到了半山腰时，就只剩一条尘土飞扬的泥巴路了，路边杂草丛生。道路尽头是三间修建得很随意的青砖平房，甚至连窗户都没有。

这里，就是六岁阿龙一个人的“家”。

一间独立小屋的外侧，有几块青砖摞成的“灶台”以及装了陶瓷便盆的“厕所”，“设施”相对齐全，于是就成了阿龙的“主卧”。另外两间相连的平房，破烂不堪的木门象征性地掩着，没有门锁。据了解，阿龙曾住过其中一间，不过因为父亲在这里去世，如今再没有人靠近这两间房子。阿龙也没有再进去过，只是经常在门口走来走去。“是不是觉得爸爸还在里面睡觉？”记者问。阿龙没有回答，犹豫了一下，摇摇头跑开了。

小屋前有一片很大的空地，是阿龙平时活动的主要场所。而他最常做的事，就是搂着那条叫“老黑”的狗，望着通往外界的那条路发呆。父亲过世后，阿龙就没再下过山。

远远地看见熟悉的叔叔阿姨，阿龙显得很高兴。村委会工作人员拿出盒装饼干和香蕉，非常自然地放在房间里，并叮嘱阿龙不能把饼干当饭吃。听着村干部的话，阿龙乖巧地点头，咧开嘴笑了。但是，看着阿龙的笑容，记者忍不住落下泪来……

月明村家长的共同决定

芙蓉镇月明村，一个听上去会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甚至感觉有些香艳的美丽名字，多少年来却一直“藏在深山人未识”。万安县县城几乎没有人去过这个村，因为它处于万安水库库区深处，实在太偏远、太偏远了。范衍栋等七户库区移民，在水库蓄水的时候不得不朝后搬迁，这一搬就搬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对于大人来说，山上的生产生活不方便，熬一熬也就过去了，但对于处于学龄期的孩子来说，这却不是一个“熬”字可以解决问题的。村里没有教学点，八九岁的孩子要走上两个多小时到山下上学，春夏秋冬，日晒雨淋，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孩子上学不安全，家长们实在不放心。都说山里娃儿命贱，可在父母心中，他们也是心头肉啊！早上，林间的鸟儿还没有开始啼叫，母亲就挪开丈夫温暖的胳膊，悄悄地爬起来，到灶间烧一把火，把昨晚的剩饭炒一炒，然后喊起睡眼惺忪的孩子，让他们吃了去上学。

跨出门去，外面的天空上还闪烁着星斗，西斜的月亮还没落山呢。

一阵料峭的山风吹过，甚至在春秋季节也感觉到寒气逼人。

下山的路，影影绰绰，时而羞涩地掩埋在草丛里，时而又淘气地绕上了山崖。母亲们没空将孩子护送下山，只能点燃一根松明子，交到孩子手上。等村里几个读书的孩子都聚齐了，母亲们千叮咛万嘱咐，让孩子们一路小心，注意安全。

路上有奔走的野兽，有出没无常的蛇，这些本来就够让人担心的了，遇到天气恶劣的日子，满山风呼雨啸，甚至霜雪没路，所有家长的心一整天都是悬着的。

孩子们放学回来，衣服被荆棘挂破了，手掌膝盖处，不是这里流着血，就是那里蹭破皮，这是常事儿。孩子们小，上学路上不懂得替自己担心，可大人却像心头压着一块石头，每天都不能轻松。经常的状况是，家里晚饭做好了，孩子还没回来。一家人找也不是，不找又怕孩子出事儿。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担忧和焦虑中，村里的家长们作出了一个共同的决定：为了孩子的安全，宁可放弃读书，也不让他们去上学了！

在向孩子们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孩子们哭了，汩汩的泪水漫过他们稚嫩的面颊，流进了大人的心中，把他们的心腌成了苦涩的梅子。他们知道，这是在用孩子的前途和未来换取当下的安全。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为了让孩子读书，宁可让他们天天冒着危险，让全村老老少少受着煎熬吗？

让孩子们辍学这个决定是违反国家《教育法》的，可客观情况如此，谁又能对这些家长予以追究和谴责呢？

鄱阳县田贩街牌楼村沿山冲的村民徐宗贵曾这样对山里的孩子和外面的孩子做了一番对比：“山里的孩子，一般要到九岁才读书，因为离学校远，上学走路要走近三个小时，孩子太小，走不了这么远的路，另外父母也不放心。山里的孩子走出来，看起来要比山外的孩子笨一点儿，由于没见过世面，人家讲个笑话，他们都听不懂，理会不了人家为什么笑。而且，山里的孩子生病，小病小痛的根本就不会出去看，下山看病既费时又费力，加上经济条件不允许，所以很多孩子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体质也不是很好，智力也跟不上别人。人家外面的小孩两三岁就上幼儿园，六七岁就读书，就接受教育。山里的孩子当然比不上别人啊！”

他的这番对比是否有道理？只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品味得更深。月明村的现实、徐宗贵的感叹，在类似的山区、库区实在是普遍现象。

遂川县高坪镇牛岭村党支部书记柳先泽告诉记者，他们那个村，小孩上学要走10公里。出村全部是下坡，进村全部是上坡。山里每年9月以后就会下雪，下冻雨则是经常的事儿。小孩子读书，经常会滑倒在路上，家长们实在不放心。

调查显示，修水县离最近小学距离在5公里以上的有744个自然村，涉及7919户共37226人。复源乡湖州村村民慎新民说，他们村里出门要过一条三四十米宽的祟河，只能用竹排过渡，遇到涨水，大人出不了村不要紧，孩子们就耽误上学了。为了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村里决定请一个民办教师来村里上课，由镇里、村里协商出钱。这个民办教师一个人教四个班，效果当然不好。可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啊。

于是，在大山里孩子的眼眸中，那一道道翠绿的山冈就化成了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屏障，挡住了一层又一层的视线。

三百山——一个花季生命的消失

安远县，是笔者温燕霞的故乡，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客家风情。但因不靠国道、不靠铁路，也没有高速公路，经济一直不甚发达。这个地处江西省最南端的县境，在香港回归前后那一阵子，在外面的知名度蓦地高了起来。各种媒体广泛介绍了安远县秀美的三百山，因为三百山是东江之源，香港人的饮用水就是从这里发源，一路接纳、融合了众多支流后，浩浩荡荡地流淌500多公里，进入香港境内的。

东江，是香港的母亲河，许多香港人饮水思源，组团结伴来到安远。他们感谢安远人民为保护东江水质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在水源处立下石碑，以志谢忱和敬意。笔者1996年与江西电视台的张光烈先生联合创作了一部反映安远人民保护水源的上下集电视剧《情醉东江源》，曾在中央电视台和江西电视台播出。提起这件事儿，安远人至今还津津乐道。三百山的许多景点也沿用了电视剧中的命名，比如“知音泉”、“情人谷”，洋溢着文人赋予的浪漫气息，也着实彰显了三百山的幽静之美。

然而，对于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当地居民来说，重峦叠嶂、水秀瀑奇的风景，同时也是山路险阻、与世隔绝的象征。

安远县扶贫移民办的黄镜明主任，从小在深山里长大，他给我们讲了他小时候读书的艰辛。

黄镜明的老家高岗村是真正的深山沟，有一个极具想象力的绰号——半天堂。那里可以用“森林茂密、古木参天、巨藤倒挂、遮天蔽日”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山上常年水汽霭霭、云雾飘荡，房屋田畴仿佛浮在云海之中，所以美其名曰“半天堂”。无论冬夏，气温比起山下要低上个三四摄氏度。由于该村地势高峭，来往的道路也就跟着崎岖险峻。有一年，管辖该村的镇岗乡党委书记骑摩托车到他们村公干，结果狠狠地摔了一跤，连人带车滚到了路边，差点儿翻进了深山沟，说起来都让人后怕。

不过，这种事对于黄镜明而言却不稀奇，他上学时常摔跤。黄镜明记得他第一次入学的学校，只有两三个孩子读书，一个代课老师教两三个学生，就跟过去的私塾差不多。不过，私塾先生待遇不低，而他的启蒙老师每月只能拿到350元的工资。之所以待遇这么低，大概也是“按劳取酬”吧。后来，这个超微型的教学点取消了，他只有到离家好几公里外的地方读书，每天要花在路上一两个小时。家里为了让他更好的学习，从三年级开始让他住校——当时能住校的学生，家庭条件相对算好的。

山里的学校条件本来就简陋，根本不具备接纳住校生的硬件。可学生们又必须住校，校方也只能因陋就简了。孩子们打地铺睡。山高一米水冷二分，睡在那种地铺上可想而知。春夏交接时，墙根和床头常有菌丝丛丛簇簇地冒出来，鼻涕虫、蜈蚣更是常客。但比起每日的奔波，孩子们还是觉得住校更安逸，哪怕冬天吃冷饭、夏天睡地上，这些都不能削弱他们那因住校得来的细微快乐。尽管如此，周末往返的辛劳还是难免的。每个周日的下午，学生们要返回学校，不然第二天就赶不上早读。由于家里穷困，返校的时候，孩子们得自己带米交给学校食堂，这样可以省去打饭的钱。每个学期，每家每户的家长要挑上250公斤柴火作为米饭的“加工费”。至于菜，也是一周一带，家里备好酸菜，用瓶罐装好，供孩子吃上一周。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读书，孩子们都非常自觉、非常刻苦、非常用功。因为家长们挑着柴火送他们上学时，一路上反复念叨的就是：“大细仔，你一定要好好念书，给家里争口气。念好了书，考上大学，走出这大山。”“走出大山”于是成为一个终极梦想，诱惑着山道上的每一个孩子。真正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黄镜明说，他们那个班上的孩子，后来许多人考上了重点院校。

黄镜明大学毕业后回到安远，起初从事的是教育管理工作。他感叹道，在安远，还有许多孩子的读书条件像他当年一样。所幸的是十多年前他老家半天堂村终于有了一所小学，本村的孩子读书不用像他儿时那般辛苦了。问题是小学里还有外村的孩子就读，这些小孩是从20公里之外的大山深处赶来的。每天天还没亮，学生的父母便起身，为孩子准备两顿的饭食。孩子将饭食拎在手里，背着书包上路，走上三个多小时，到了学校才开始吃早饭。中饭嘛，自然待在教室里吃。春、夏、秋三季还好，到了冬天就难办了。饭冷菜冷，手冷心冷，咽下去的饭菜仿佛冰砣，老半天还卡在喉咙里不得下去。长此以往，小小的孩子都有了胃病。下午下课后，这些孩子又得走上三个小时的路，直到天黑才能赶回家里吃晚饭。别说孩子，就是大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又有几人能够长期坚持呢？

采访中，黄镜明还讲述了一个让人难过的例子。他老家邻村竹湖村胡德发的儿子，十五岁时读初中了，由于就近没有中学，只能到15公里外的邓坑中学去读书。那一年恰逢雨季，老天成日哭哭啼啼，怨妇般淌着流不完的泪，山上的千沟万壑皆水流汹涌。那天胡德发的儿子去上学，路上遇到山洪暴发，把原本可以踏石而过的山涧淹没了。面对滔滔浊流，孩子犹豫了半晌，返回家吧，已走了大半的路，划不来，去学校吧，这涧流又成了拦路虎。孩子思前想后，终于还是一咬牙，抬腿纵身往对岸跃去。不料一个趔趄，他猛地滑落在激流之中。深山寂寂，只有岸边的老树看见了孩子绝望的挣扎。又一个浪头打过来，孩子沉入了浑黄的水中，再也没有冒头。一个花季生命就这样被温柔而又残暴的河水给湮灭了……

习颜、邓龙辉的读书往事

习颜，是宜黄县东陂镇江背村村民习玉林的女儿，如今常年在浙江一带打工。对于自己打工之前的时光，她记忆犹新。她说，自家住得实在太偏了，小时候买包盐也要跑到东陂街上去，来回一趟要五六个小时，所以，村里人很少到镇上去。父母亲到街上买一包化肥，由于路途太远，要分两次才能挑上山。而农田里用的化肥又不止一包两包，所以父母亲一年仅挑化肥就要往返多次。光凭这一印象，她就感觉到父母维持这个家的辛苦。

习颜家住在章山自然村，从村里到学校，全是崎岖的山间小路。九岁时，家里送她到学校读书，可学校却让她从学前班读起。学校的理由是，像习颜这样家住大山里的孩子，不能保证每天都准时到校，所以先要上学前班，打下一定基础再正式读一年级。当时他们的自然村有十户人家，上学的只有她和堂姐两个人。

每天天刚蒙蒙亮，两个小姑娘就结伴下山了。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杳无人迹，只有风一阵阵地刮过，激起林涛的应和。林涛似乎有意要和她俩作对，时而在左边呜咽，时而在身后吼叫。听着不知名的鸟鸣，看着树丛中不时闪过的野兽身影，她俩吓得要死，心跟打鼓似的，坐在教室里半天还静不下来。到了冬天的时候，天黑得早，放学时她俩经常走夜路，那种惊惧不是一个“怕”字就可以形容的。重峦之中，两个瘦弱、天真的小妹子胆战心惊地走着，松明子火把和电筒光照不透夜的黑暗，夜色像铁衣一般紧紧地箍在她们身上，并一点一点地勒进心里，让她们在睡梦中也不得安宁。年少时最贪觉，可习颜却没有一次赖床的记忆。每天早早地起来，走上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到学校时同学们已上完了两节课。老师和同学们对此习以为常，习颜她们也习以为常。问题是长此以往，她们的学习越来越差，根本无法跟上进度。每每说起这点，老师、家长和孩子都是一脸的无奈。

尽管如此，习颜和堂姐还是坚持下来了。她俩带中饭到学校吃，学校里没有热饭的条件，夏天不用热就这么吃，问题不大，可一旦到了冬天，带去的饭都冻成了冰坨，根本没法吃，所以每到冬天，她经常不吃午饭，少女如花的颜色中便有了一丝显而易见的委顿。这是生活的痕迹，张扬而霸气地驻在她的双颊，让父母看了心疼。

习颜就这样勉强读完了中学。毕业后，她和同学一起去了浙江，在那儿的厂子里打工。城市的灯红酒绿热闹了她的双眸，却始终抹不去她对家乡的黑白记忆。而说到过往的岁月，她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读书的那段经历和山区生活的辛苦。

与宜黄县连绵起伏的山脉紧密相连的乐安县，也有着许多和习颜一样的孩子。乐安县坪溪乡山坑村村民邓龙辉讲起他们那儿的上学难，同样不堪回首。

他家位于山坑村山上，与其他几个自然村共有一个教学点，教学点上只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本村人，初中毕业后被留在当地教书。十几个孩子分成几个班级，采取的是城里人陌生的“复式教学法”，即在同一间教室里时而给一、二年级的学生上课，时而给三、四年级的学生上课。老师虽然只有一个，却身兼数职，上一节课教语文，下一节课教数学，再下一节课可能又教美术了，这种教学点的质量可想而知。由于学生数量太少，教学质量平平，这个教学点后来撤销了，学生们只有到严杭村村委会所在地的村小上学。

说起来山坑村距严杭村小只有两公里多路，但山路弯弯，坡陡路险，典型的望山跑死马。邓龙辉当年走完这2公里多路要花上足足两小时。所以从小学三年级起，他就开始住校。学校条件简陋，根本没有为学生准备的床，小孩子夏天睡地板，冬天太冷了，就把课桌拼起来睡。吃饭也是自己带。严杭村小倒是有食堂，饭可以搁在学校食堂蒸热了吃。但菜得从自己家里带，一吃就是一个星期。学生们大多家贫，条件有限，只能带些豆腐乳、霉干菜一类的“长命菜”。许多学生吃到最后闻见豆腐乳、霉干菜的味道就作呕，正在长身体的山村孩子，自然而然地越来越单薄、瘦小了。他们背着书包在山路上跑动时，就像一个个移动的小黑点，让人看了心酸。

高山和苦水

许多长期生活在西北地区的人到了江西，都会为这里的山明水秀而动情。呼吸着湿润清新的空气，他们会感到空气是香的，吸一口到肺里，只觉得浑身舒坦。喝一口用山泉水煮的茶，会品味到水是甜的，全身的毛孔都洋溢着喜悦。看一眼青翠的山，眸子顿时变成了两颗绿玛瑙，闪烁出美丽的光泽。

江西，在许多人眼里，是一块美玉似的土地。

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江西全境共有大小河流2400条，总长18400公里，河流总面积7186万平方公里。江西的河流绝大部分汇入鄱阳湖，形成鄱阳湖水系。鄱阳湖水系以赣江、抚河、信江、饶河及修水五大河流（水系）为主体。全省主要河流水质基本良好，达到国家II类水质标准。

江西还有众多的灌溉水库，总数近万座。其中大、中型水库260多座，小（一）型水库1439座，小（二）型水库8080座。庞大的水库群成为江西防洪工程体系和水利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人民饮水安全，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这是江西人的骄傲与自豪。但是，现实总是有特例的。在江西有些地方，高山苦水，对当地百姓来说，曾经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

鄱阳县田贩街有个何彭村委会，这个村的岭上村小组和芙蓉山小组，都在离村委会约5公里远的芙蓉山上。芙蓉山虽海拔不高，但是自然条件比较恶劣。除了交通、上学和就医不便外，这两个村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饮用水的问题。由于没有河流和水库，这两个山村的饮用水都必须打井，但是长期以来，井里打出来的水肉眼看不出什么问题，可是烧开之后稍一沉淀，水中便有一层鲜明的黄色沉淀物。用这种水做的饭，也呈黄褐色。

长期饮用这种水，对村民们的身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村民何牛喜和彭承红，他们的父亲都是很早就患了病。何牛喜的父亲何义宗1993年患上了风湿病，后来越来越严重，目前瘫痪在床，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彭承红的父亲，原来身体很好，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可是得了肝癌，从发现病情到去世，只有不到七个月的时间。彭承红的大伯则得了肝腹水，后来转为肝硬化。

村民们杂七杂八的病不少，开始还以为是各人身体的原因，后来经人提醒，他们把根源定在了饮用水上，并取了水样送到乡里。乡里又请有关部门进行了化验，这才明白地下水中含有某种矿物质，饮用之后会导致人的身体发生病变，于是村民们都不再敢饮用村里的井水，而是到离村3公里远的水库挑水喝。一日三餐离不开水，洗洗涮涮离不开水，为一担水，村民们得来回走上6公里路，挑水成了沉重的劳役，而且是日复一日、无法推卸的劳役。久而久之，水成了某种令人害怕的东西，挑水则成了一种惩罚。个中艰辛，是打开龙头就有水出的城市居民无法想象的。

何彭村的例子并不是独此一家，在江西的一些深山矿区，也有过类似的传闻，只是我在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做更全面的调查。

淙淙的山泉没有给何彭村带去幸运，滔滔的赣江则让自幼生长在船上的肖六秀感到了水的凶险。当我在赣州市扶贫和移民办刘主任的带领下，前往赣县大田移民新村采访时，七十九岁的肖六秀坐在竹椅上，瘦小的身躯因回忆而缩成一团。她说：“我们苦啊，祖辈都在赣江里打鱼，没有土地，没有住房，户口本揣在身上，孩子基本不上学。怎么上学啊？我们住在船上，船就是我们的家，哪里有鱼往哪里去，寻食要紧，哪里顾得了小孩上不上学？我是在船上生的，我爹当的接生婆。想想我娘，真是命大，万一难产她就活不了啦！“解放以前，我们是随着洪水和鱼汛四处跑，远的时候到了南昌。解放后成立了渔业队，全赣县沿章江、贡江、赣江、桃江的八个乡镇有八个渔业队，总共有1200多人，我们这些人还是打鱼为生。1971年国家搞了一次渔民上岸，对，主要是政府看到我们的孩子读书不方便，就帮渔民在岸上建了房子，每户建房补1000元，我们渔业队当时有15户人家，总共补了15000块，那时也算多了。我们15户人家自己出工出力，用国家补贴的这部分钱，给每户盖了一间住房和一间厨房，让老人带着小孩住在岸上读书，我们大人还是四处漂。那些离不了爷娘的细伢仔也跟在身边。“你说什么？待在船上危险不危险？当然危险了！我们渔业队有不少人家的孩子都掉江里淹死了。1993年农历的三四月份，我的四儿子和儿媳妇带着小孙子小海宝到万安打鱼。我儿媳妇在船外的甲板上做事，小孙子在船舱里玩，三岁的孩子很好动，也不晓得哪里去得去不得。大人都在忙，小孙子颠啊颠地跑到了船边上，一不小心掉下去了。我儿子和儿媳妇还不知道，是旁边船上的人看见了喊他们。那时刚下过几场大雨，水很急，等我儿子、儿媳妇去救的时候，孩子早给冲得不见踪影了。我那海宝长得好标致，脑子灵光，嘴巴甜得很，见了我就“奶奶，奶奶”喊个不停。唉，可惜了呀！后来我问了神道，说是他的名字取坏了，叫海宝，那还不给海龙王收了去！”

肖六秀是童养媳，三岁时嫁到曾名金家中。她这辈子在船上生了十二个孩子，头胎和老三夭折了，其余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只是成长的过程充满危险。她说她所有的孩子在幼时都曾经掉进河里，救不救得到，完全看运气。她的二儿子曾祥富就命大，掉进河里三次了，每次都幸运地被人救起，真是个命大福大的孩子。她说：“记者同志，你晓得吗？我那个年代细鬼多，家里穷，反正在船上也没人看得见，细鬼们白天黑夜都是打赤膊，没有衣服穿的。我们特别怕刮风下雨，那么小的船，怎么遮风挡雨啊？雨一来，我们全成了落汤鸡。“你说捕鱼？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网，我们放鱼钩，晚上放钩白天去收，一个大挂钩上有多个小钩。有时候能收几十斤鱼，有时一条也收不到，靠天吃饭。我们在万安打鱼时翻过船，还好命大，都活着回来了。我们有捕捞证的，到当地登记之后才能打鱼。现在我们这条江上修了个居龙滩水电站，没办法打鱼了。没水的时候没鱼，有水的时候鱼又给冲走了。幸亏政府安置我们了，我们还可以去打工啊，不然怎么过日子呢？”

听肖六秀说这番话时，我们一行坐在肖瑞服家里。正是七月流火的季节，屋内倒还阴凉。白晃晃的阳光照在院坪上那堆渔网上，空气中漾着浓浓的鱼腥味。肖六秀干皱如核桃的脸在鲜亮的光线中衍生出几缕忧伤。

说到这个问题，一直坐在肖六秀旁边默不吭声的肖瑞海开腔了。老汉今年六十一岁，世代打鱼为生。碧绿的江水养育了他，却也夺去了他的至亲。他有一个女儿，三岁时在下汶村的桃江河上，和海宝一样掉河里淹死了。他叔叔的女儿、他的堂妹在船上生了病，因为当时风大雨急，附近又没医院，来不及看医生，结果死在船上。小小的船儿成了他们终生的舞台。“记者同志，我们渔民好可怜呐，好多人是在船上生的，一辈子没在岸上走几步，最后也是在船上死的。船那么小，一家人要吃住，还要放渔具、放鱼，平常没蔬菜吃，夜晚看不成电视，买了收音机很多地方也听不到，更看不到报纸。人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时候，我们生活得像野人。”

肖六秀絮絮地说着，肖瑞服的脸上有了浓浓的忧伤。肖瑞服是肖六秀的侄子，我们采访时所在房屋的主人。虚岁五十的他明显比肖六秀、肖瑞海更具文化人色彩，因为他读过一个学期的书，还在渔业队当过出纳。说起自己的身世，他的脸上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沧桑。他兄妹七人，除了最小的妹妹是在岸上的房子里出生外，其余的全在船上出世。肖瑞服出生时父母在桃江上打鱼，是母亲用自己的双手将他接纳到人世的。肖瑞服的另外四个弟妹也与桃江有缘，降生后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美丽的桃江风光。他的五妹“眼界”比他们开阔多了，因为五妹出世时父母的渔船正好漂到了赣江上。“唉，我们都掉进过江里，不过命大，全救上来了。我有一个女儿，叫土梅，是我家老四，在桃江的岸边掉进了江里。我家老三也曾经掉进了水里。幸好那时是冬天，他穿着棉衫，没有沉下去。我老婆拿了根棍子，把他给挑上来了。我家老二也在赣江的东门大桥那儿掉下去了，已经往水里沉了，这次又是我老婆看见了，她趴到船上伸手去捞，抓住了他的衣服，这才救起来了。”

肖瑞服说罢发出了沉沉的叹息，一如江水漫过浅滩时无奈的呻吟。

疾病猛于虎

都说落后的农村地区缺医少药，可对于山区居民来说，不仅仅是缺少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条件：没有医院（卫生所），没有医生，没有药物。在很多情况下，也就根本没有治疗。他们这方面的境遇让人深感同情，但是在实施移民搬迁之前，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省市县的医药部门，对此都爱莫能助。

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多到我无法一一记录，更无法详细讲述。而且，有些村民因一些普通的疾病甚至因生产而死亡，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比如遂川县牛岭村一位叫伍先桂的村民，2006年得了胃穿孔。要是在城市，这个病只需到医院动一个小手术即可，但牛岭村地处深山，没有公路，伍先桂发病后他家不得不请四个人把他抬到高坪镇医院，路上花了整整四个小时。

谁知到了镇医院之后，镇里的医生却一筹莫展。因为他们从来没动过这样的手术，为了对病人负责，医生们劝伍先桂的家人赶快把病人送到县医院。伍先桂的家人没有办法，只好找了辆面包车，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送到县医院。等送到县医院后，时间已经耽搁。伍家花了一万多元钱，还是没能将病人治好，伍先桂因胃穿孔而离世。

遂川县草林镇的个体户谢老板这样回忆说，他和弟弟二人很早就出来打工。2006年，母亲在山上砍柴，突然脑出血。那时，兄弟俩都还在浙江，只有一个一道砍柴的同村人将母亲背回家。乡村土郎中对脑出血这种病完全束手无策，只好又抬到镇上去。去镇上的路上坡下坎，走了两个小时。镇卫生所的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保住了母亲的性命，却落下个半身不遂的毛病，成为终身需要人伺候的残疾人。

革命老区会昌县，曾经留下革命领袖脍炙人口的诗篇：“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从这首诗词的意境中，便可知会昌是个山峦起伏、群峰叠嶂的地方。在会昌的大山里，一名叫曾桂香的姑娘记得，她四岁时患痢疾脱水，父母抱着她走了一个小时的路，赶到乡村医生那儿治疗，药吃下去后依然腹泻不止。医生说这孩子没救了。父亲摸摸女儿还有心跳，又毅然抱着孩子走了十公里路，赶到长岭乡卫生院，总算把女儿的生命抢救过来了，曾桂香成了大难不死的幸运儿。

就在同一个村，曾水生、曾满娣两兄妹因小时候患无名肿毒，未能及时治疗而落下了残疾，至今仍靠扶贫办的救济维持生计。

横峰县上坑源乡云台山村的村民汪美东很怕听见“大哥”二字，因为每每说起这两个字，母亲就会突然失神，甚至潸然泪下。汪美东的大哥六岁多的时候，一天晚上突然肚子痛，发高烧。要是在城里，去医院检查检查，服点药打几针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可是汪家因为地处深山，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一个人不敢抱孩子下山，也抱不动，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天亮了，能看清路了，汪美东的母亲忙抱着孩子往山下赶，她高一脚低一脚地跋涉了两个多小时，总算把孩子抱进了龙门畈乡医院的大门。可这时孩子已经浑身抽搐，一个劲儿地翻白眼。尽管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抢救，却回天乏术，汪美东的大哥在母亲汗湿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了可爱的双眼。

汪美东的母亲至今仍在懊悔自己当初的大意与胆小：“唉，都怪我啊，要是早些抱他下山，你大哥就不会走了！”母亲像祥林嫂念叨阿毛似的念叨着大哥，听得汪美东心里沉甸甸的。

横峰上坑源乡云台村还有一个叫郑榕花的妇女，生了一个儿子，长得虎头虎脑的很可爱。一天，吃完夜饭后，孩子突然肚子痛，当时天气不好，下着小雨，伸手不见五指，没法摸黑下山。和汪美东母亲一样，郑榕花心急如焚地等到天亮，这才趔趄着赶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来到镇上，谁知还没送到医院孩子就撒手西归了，让她肝肠寸断。

这个乡的江家村小组离最近的卫生所有近8公里路，离乡镇卫生院则有20公里路。村里的孩子若生了病，家长们不会轻易抱到山下去看，而是先找村里神婆算命，或者跳神，请她们掐算一下这孩子有没有救，是否得罪了哪路神仙，然后求道符来化解。等符不起作用了再送医院。这样往往耽搁治疗，因此夭折的孩子不止一两个。

由于医疗条件不好，山区因为生孩子而丧生的妇女不在少数。遂川县高坪镇牛岭村党支部书记清楚地记得，他十几岁的时候，村里有个叫李启招的妇女，四十多岁时生第三胎，按说产妇应该顺产，谁知孩子胎位不正，最后李启招难产死在家中，让丈夫、孩子痛不欲生。

村里还有一对姓柳的兄弟，家里的女人都是因为生孩子丢了性命，成了乡人口中的“血盆鬼”。村里人说他家风水不好，弄得兄弟俩再娶时困难重重。

说到搬迁前的缺医少药，安远县扶贫和移民办的黄镜明主任深有感触。采访时他红着眼圈告诉我：2004年，他的大哥黄文彩在老家突发脑出血，因深山路远难行，等他带着救护车赶到时，五十九岁的大哥已经离开了人世。这成了黄镜明心中永远的痛。2006年，黄镜明的母亲同样突发脑出血，但因这时老家人全都整体搬迁到了县城附近的安置点，老人家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因而恢复良好。

每每想起早逝的儿子，老人家就会问小儿子：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把村里人搬出来呢？

这不是质问的质问让黄镜明感到了肩上担子的重量，促使他加倍努力地工作。但他也知道，移民搬迁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不管扶贫战线的同志多么努力，山村的穷困还是针一般地扎在他们心中，让他们寝食难安。

安远县镇岗乡樟脑村桐坑小组村民谢远桂今年六十五岁了，可是说起母亲四十八岁那年为生小弟而亡的事情仍鼻酸不已。谢远桂两岁丧母，所以他的记忆中没有母亲的音容。这是他人生最大的缺憾之一。

安远县雷远村民小组钟玲香是个娴静、能干的女子，2005年怀了孩子，夫家高兴得放了好几串鞭炮。然而他们的期盼最终却化成了蚀骨的悲痛：二十岁的钟玲香因难产离开了人世！

寻乌县水岩乡蕉坑村下铜锣小组李启武的妻子生孩子难产，山上找不到医生，也没有人会接生。丈夫想将妻子送到山下去，可当地的习俗是男人不能碰产妇，碰了会倒三年血霉。女人又抬不动产妇，李启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挣扎在死亡线上。李启武的妻子在床上整整嚎叫了四天四夜，孩子还是没能生下来。眼看着产妇要不行了，村里人给李启武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请四个男人抬产妇下山，但是要给抬的人包个红包，说是红纸可以冲晦气。李启斌依计行事，最后产妇的命总算保下了，可孩子却没能存活，真是伤人又伤财。

修水县湖州村一位外号叫满伢子的村民，老婆临产时胎位不正，由于不能及时就医难产死了，死时才二十多岁。后来，满伢子自己在山里做事，被毒蛇咬伤，由于交通不便不能及时就医拖延耽搁，最后只能到县医院做截肢手术，成了残疾人，生活变得愈加艰难。“在山上生活啊，野猪什么的我倒不怕，最怕蛇了。我们老家山深林密，毒蛇很多，其中最毒的要算蕲蛇，就是那种五步蛇。听老人家讲，被这种蛇咬到要害部位，走五步就会倒地死掉。记者同志，你们相信我被蕲蛇咬过吗？”

遂川县碧洲镇丰林村的曾纪芳谈起自己被五步蛇咬的经历，后怕中有些大难不死的庆幸。

那是2002年春天的农忙季节，他莳田刚回到家，听家人说牛从牛栏里跑了。牛是农家的宝，这还了得？他饭也没吃，扭身就往山上跑去。山径幽幽，不知名的野花开着，蝴蝶飞着，山间有泉水叮咚鸟儿唧啾，可他满心眼里只有自家那头养得毛色乌亮、身体健壮的水牛。当他岔入一条草丛掩映的小路时，脚背突然像被针扎似的刺痛起来。他忙低头去看，因脚上尽是黄泥，一时看不清，但那股痛感越来越强烈，他知道自己被毒蛇咬了，赶忙搓尽痛处的黄泥，只见那儿已经肿得老高，更可怕的是皮肤变成了黑色。他惶恐地四处看了看，瞥见不远处的草丛里一条蕲蛇正不紧不慢地扭动着身躯，仿佛在向他示威。五步蛇！他脑袋里“嗡”的一声响，立马扯开喉咙大喊起来。山脚下做事的乡亲闻声将他弄回家，用土法给他处理了伤口，这边火急火燎地找了六个人抬他下山。山路难行，他中午两点多钟被咬，晚上七点多钟人们才把他送到碧州镇医院。由于耽搁得太久，曾纪芳虽然捡回了一条命，却留下了后遗症，那条腿动不动就发麻、疼痛，这让他时时想起被咬的惊魂一刻，自此谈蛇色变。

修水县山口镇秀水村也发生过多起村民被蛇咬伤不治身亡的事件。1976年村民谢永木被蛇咬伤后死在去镇上求医的路上。1985年又有个姓何的小姑娘打猪草时被蛇咬伤，也因出山医治花了三个多小时而不治身亡。安远县镇岗乡禾上坑小组村民郑国庆在2002年摘杨梅时被蛇咬死。

蛇，成为许多山民的心头大患。当然，阻隔村民们求医问药的罪魁祸首还是那崎岖难行的道路，是那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距离。

万安水库库区的五丰镇棉津村谢书远老人说，万安水库蓄水后，以前的路已经深沉水底，原来有路相连的两个地方只能隔水相望。库区农民除爬山外，下田劳作、运送物资、接送上学的孩子都得靠自制的简易竹排和木船过渡。这些年先后有30多人落水身亡。更让人难过的是，因为贫穷，部分孩子上不起学。由于有的居住点十几里、几十里内都没医院，一旦有人生病就采把草药勉强对付，如果是急病，往往得不到及时救治。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中国农民受几千年传统影响，最为重视儿女婚姻和传宗接代。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延续香火一事，是许多农民心中的头等大事，江西人也不例外。但是，在江西的那些深山区，有些男女青年却无法享有婚姻的权利和自由。追问起来，过错何在？在于他们的生长地——偏远、闭塞，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无法享有都市的文明和富裕的生活。经济是精神解放的基础，没有了相应的物质条件，他们自然也就失去了选择的自由。

寻乌县水岩乡蕉坑村下铜锣小组，离圩镇有6公里。路途虽然不算太远，可全是崎岖山路，坎坷难行，不要说车辆，连自行车都无法通行，去圩镇时只能徒步。村里的李询英老人，就一直为小儿子的婚事愁得长吁短叹。儿子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但在人烟稀少的大山里却无对象可谈。她托亲戚和熟人到大余县、崇义县、南康市等多个地方去说媒，可女方一听她家住在那么高的山上，就明确表示拒绝，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怎么办？要打光棍喽！”李询英老人常常这样叹息。其实，像李询英儿子这样到了适婚年龄却无法娶亲的不在少数。

这些年愿意嫁到村里的妹子越来越少，不少老人都在为自己孩子的婚事而担忧，水岩乡蕉坑村蛾岭组的黄振鑫就是其中之一。黄振鑫1978年出生，从二十三岁开始，家人就给他提亲，一直谈了六七年，前后说了十多个女孩，都没谈成。这些姑娘一致的理由都是嫌黄家住得偏远，这让黄振鑫很是丧气。

据调查，修水县马坳镇多水村高洞自然村的42户人家中，有17个三十五岁以上未婚的大龄青年；牛岭村里一度有三四十个单身汉。遂川县拱前原来有一户人家，三兄弟都三十多岁了，都没有找对象。万般无奈，老大自己先搬出来，生活搞好了一点儿，很快就找到了知心爱人结婚。后来最小的那个也搬出来，不久也结婚了。

遂川县黄坑乡三坑村，年近五十的钟隆星的老婆十年前跑到广东打工，嫌山里穷再也没回来。

安远县镇岗乡的樟垴村，有一户人家几近赤贫，兄弟俩三十多了还没娶老婆。好不容易有个女人嫁给了大哥，弟弟看着既眼馋又心急。当哥的心疼弟弟，居然达成兄弟共妻的协议。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女人都说不清是谁的孩子，一时传为奇谈。

抚州乐安县坪溪乡山坑村村民邓龙辉，父亲在他四岁时就去世了，母亲跟着就改嫁了。邓龙辉只能跟爷爷奶奶和大伯过。大伯是一个哑巴，一直没有结婚，他后来才知道，大伯其实是相过亲的。早先，人家曾经介绍了一个山下的残疾女子给大伯，可这个女子的家里人到他家看过以后大摇其头，说他家条件这么苦，离山下又这么远，两个残疾人将来怎么过日子啊？女儿嫁过来那是一点保障也没有，宁可让她在家里打单只，也不能到山里头来。就这样，大伯的婚没结成。尽管后来托人说媒了好多回，最后还是没人看上大伯。直到五十多岁了，他还是孤身一人。

在广东打工的寻乌县南桥高排村天湖小组天湖村村民陈万春，是个年轻、能干的后生，上世纪90年代末他前往广东打工，在那儿见了世面、长了见识，更关键的是谈了女朋友。消息传到家中，两位老人乐坏了，连着去了好几封信催他赶快把事情定下来。

2002年，陈万春带着女朋友回家过年，谁知下车后刚走了一半路程，女孩便累得花容失色，她气喘吁吁地问陈万春还有多远，陈万春哄她说快到了，可是再走一段，还没到；又走了一段，仍然没见着陈家的影子。

就这样从山脚到半山腰休息了七八回，女孩虽然进了村，却愤然说：哪怕你家的钱堆到人那么高，我都坚决不住。说罢她毅然决然地转身下山了，留下陈万春一个人在路中间发呆。

采访中，我们还听到两个让人震惊的故事。

一个是遂川县碧洲镇丰林村某村民外出打工，带了一个女朋友回来。女孩觉得小伙子家天远地远，一路走得气喘吁吁，生怕以后走一辈子这样的山路。夜晚，她人虽住下了，心里却早已打了退堂鼓。第二天早上4点钟，她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悄悄地起身下山去了。一大早起床，小伙子见女孩不见了，知道姑娘是嫌这里的山太高，坡太陡，路太险。他本来以为，女孩和自己相知相爱，会厮守一辈子，没想到就因为这一点，她竟然决绝而去。曾经的卿卿我我，曾经的山盟海誓，在一条弯曲而陡峭的山路面前竟然如此脆弱，如同一张薄纸被山风吹去。小伙子受不了这个打击，不久竟选择了自尽！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猝然辞世了，在亲人心中留下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痕！

在赣南的客家人中，曾姓是大姓。在一座大山里，也有一个曾姓的小村庄，里面有一位叫曾传仁的人，一辈子没娶上老婆。人们记得他的爷爷和奶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奶奶是转亲的。所谓转亲，就是妇女在一个家门里面多次嫁人。他的奶奶先是嫁给爷爷的哥哥，哥哥死了再嫁弟弟，这第二次嫁，就成了曾传仁的奶奶。这种转亲的做法，在某些少数民族中存在，汉民族是不提倡这种做法的。但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客家人，却不以为意。在笔者的老家安远县，有这样的谚语：转亲好比门前种蔸竹。意即容易，成本低廉。一则固然可以从中看出客家民系因长期迁移中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因而比之汉族其他民系更具独特的风俗民情，同时也佐证了残酷生活对人们的威逼与挤压，还有人们的屈服。曾传仁家发生的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反映了山民们在婚嫁上的无奈。

有些地方的干部跟我们说，深山区的姑娘都愿意往外面嫁，外面的姑娘极少往山里嫁。当然也有嫁过去的，其中有些要么是弱智，要么是残疾。山民们因为没有选择，只要是女人，能解决婚姻需要，只能被动地接受。

而更让人忧虑的是山里人近亲结婚多，导致人口素质低下，贫困程度加重。山里人可谓是越穷越困，越困越穷。生活，成了一种近乎诅咒的轮回。而他们生活的地方，自然而然也就被爱情遗忘了。

当然，其中也有幸运者，比如遂川县碧洲镇自木塘村的曾昭清便是个幸运儿。他给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幸运的曾昭清

我们原先那个村属于碧洲镇，是镇里最偏远、居住最分散的地方。一个村民小组总共才60个人，分了五个居住点。有的居住点只有一两户、两三户人家。居住点之间来往，要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出来一趟更艰难，要翻几座山。山路十八弯，我们到圩镇赶一趟圩，要花上两个多小时。

我们家原来住的地方叫半斗土。说是半斗土，其实是一座很高的山。我家住在山脚下，山脚的海拔也有800多米。那里只有我们一户人家，孤零零的，特别吓人。

我家住的地方有三多：雾多、雨多、冻雨多。起雾的季节每年长达好几个月，天天满山雾茫茫的，能见度只有三四十米。看什么都影影绰绰的，有些像电视里的仙境，可住在那儿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只要在雾里走个来回，头发衣服就湿了，洗的东西几天也干不了，半干半湿的衣服穿在身上有股臭鸭子的味道。在那样的地方住久了，人会得关节炎。你们可能不知道，每天墙上、地上湿漉漉的，被子、枕头也不干爽，墙上爬满了蜗牛、鼻涕虫什么的，还有蛇蜷在屋里。你说怕不怕人？我喜欢冬季，因为没雾的时节只有冬季。

高山上，冬季特别长，可以长到五个月。我记得每年11月就开始下雪，一直要下到第二年的3月，山下都已经开花了，山上雪才刚刚停下来。

春天的时候，家里家外到处潮潮的，家具上都是水。不但床底下长蘑菇，厨房里也长蘑菇，你说奇不奇怪？

我1971年出生，现在家里有四口人：老婆、孩子、父亲。我们的生活很简单，但我很满意。本来以为我会孤老终生的，我这种家庭能找到老婆不容易。

跟你讲讲我小时候的事吧。我上学时读一二年级的教学点统共只有六七个学生，就一个老师教。三年级开始，我到山下的丰林小学读书。每到星期天，自己背点儿米和咸菜下山，整个一星期就在学校吃饭、住宿。我们学校一百多个学生，住宿的只有五六个人，其中就有我。学校里没有床铺，我们睡在一个空教室的地板上。那个时候年龄小，不懂得什么叫苦，山里孩子是从小吃苦吃惯了的，咸菜就饭也吃得香。只是有些晚上会想家，想妈妈。一到想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偷偷躲在被子里哭。后来，我母亲余义香得了癌症。深山里就医很难，加上家里穷，母亲没多久就去世了，她过世的时候才三十多岁。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没有再娶。他是怀念母亲不愿再娶还是有其他原因，我没有问过。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村里六十多人，中青年不到一半，其中就有四五个打光棍的。因为住在高山上，山下的姑娘一般不愿意嫁到山上去。

我高中毕业后在外面打工，和我老婆认识了，有了感情，她嫁给了我。她是碧洲镇上的人，别人都说我幸运。我办喜事的时候，困难很多。山上居民点只有我家一户人家，办酒要借桌子、凳子很难。迎亲的时候，我头天吃了中午饭下山，到女方家里已经很晚了，只好住在女方家里，第二天下午才回来。当时岳父、岳母心里肯定不舒服，觉得把女儿嫁到山里去，肯定要受苦的，却又奈何不了女儿。所以呀，我很感谢我老婆。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嫁到山里去，她把我看得比什么都重。跟村里的同伴们比，我确实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一个重感情、不势利的女人！

曾昭清说这话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采。而我记录的笔尖却迟滞下来：采访了近百人，能这样笑着说自己幸运的人少之又少。

移目望去，远处的山峦波浪般起伏着，几朵白云擦着山巅悠悠飞过，一派闲适。臆想中的小鸟又缀在了白云上，优哉游哉地从天空俯瞰着江西的山川田畴。这是多么美的一块土地啊，满目的青翠，尤如上好的美玉。可是，谁又知道，在那无数座山峰之间，在那些绿树掩映的角落，曾有多少人被爱神抛弃过，挣扎在孤寂与渴望之间？

第二章 达摩克利斯之剑

江西，处于亚热带和南温带区域，受太平洋季风影响，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1341毫米到1940毫米。春季，本应春暖花开，但江西全境却时暖时寒，阴雨连绵。每当台风来袭，全省多大雨或暴雨，暴雨强度为日降水量50毫米到100毫米，最大甚至可达500毫米以上。而山区复杂的地形地貌极易形成山洪地质灾害，使江西成为全国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省份。据统计，进入新世纪的十年里，江西全省因洪灾死亡284人，其中山洪地质灾害造成231人死亡，占死亡总人数的80%。

山洪地质灾害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安全，成为悬在山区民众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石头上记载的故事

位处武夷山中段的黎滩河源头有一座古镇，名叫德胜镇。这里曾是闽浙赣苏区老革命根据地，也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著名的团村战役主战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邵式平、方志纯、萧劲光等曾在这里建立苏维埃闽赣省政府。

德胜镇有黎明、东山、新店、德胜、茅店五个行政村，茅店村又分为里茅店、外茅店。这些村庄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地带分布，仿佛一根绿色丝带旁边缀着的珠子，闪烁出璞玉才有的特殊光芒。可惜串“珠子”的河谷地带极容易发生山洪灾害，是典型的地质灾害多发区，沿岸的村庄也就饱受磨难。“珠子”的光芒日渐衰微，历史偶尔还在这些“珠子”上刻下深深的伤痕。两百年前的七月，具体来说，是嘉庆七年七月十五日（公元1802年8月15日），一场大水从黎滩河发生，强悍的水头径直冲向黎川县城，冲倒西门城墙及护城河岸百余丈，城内水深丈许，宏村、中田等地淹死数千人，淹没民房一万七千余间……

这不是骇人听闻，也不是笔者的戏说，而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在里茅店村头桥边的一块天然巨岩上，古朴的文字记载着两百年前发生的那场人间灾难：

大清嘉庆壬戌七年七月十五日子时，洪水克来，此石为记。当日茅店、官川房屋田地一片成洲，淹死人丁一百数十有余。水迹至五通半山岭之高，茅店只剩邓姓房屋一所，官川只剩彭宅老屋一栋。直下新城（今黎川县城），上下大桥尽冲去……又至西城、横村（今宏村镇）、丁吴（今宏村镇丁路村）淹死人口数千有余，细事难此言尽。

全文共195个字，篆刻此文的石碑呈圆锥形，底面周长124米、地面露出高度11米，大部分碑文保存完好，所记水灾可与清代同治年间的《新城县志》记载相互印证。

据说，这块巨大的岩石是在那次洪灾中，从山上冲到里茅店这儿的。洪水之后，有一位路过这里的铁匠，看到灾后的惨状心有不忍，因此在石头上刻下了这段铭文。碑上的文字粗疏简陋，但却将当时的悲剧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两百年后的2010年6月18日，当地再次发生特大洪灾。连日的暴雨山洪，导致大量房屋、财产、陂坝、桥梁和沿河农田被冲毁。据统计，全镇房屋倒塌430户，1827人受灾，其中里茅店、外茅店、官川等五个村民小组所有房屋全被洪水卷走。

洪水冲毁道路约十公里，冲毁30米以上的桥梁19座。冲毁农田2000多亩，农作物受损面积14997亩，水稻绝收面积4500多亩，受灾面积6125亩，烤烟面积2372亩，受损林果面积5000多亩。洪水还冲毁护岸18000米。全镇直接经济损失约为74亿元！

从规模来看，这次的洪水丝毫不逊于两百年前的那场洪水。好在处于21世纪的今天，灾害发生时，当地干部悉数出动，深入到每家每户，动员和协助村民安全撤离，没有一人因灾死亡——人类在和大自然的较量中，总算有了些微的胜利。

但是，在山洪暴发之后的2011年3月的某个周六，当笔者沿着乡村公路向黎滩河上游前行时，一路上还能够看到山洪暴发留下的严重损害，倒塌的房屋、电线杆犹如怪物的僵尸，在青山绿水间显露出几分狰狞，损毁的道路桥梁和受淹的良田随处可见。山洪冲下的大量巨石得意地躺在水田里，旁边是无数的碎石。往日的良田此刻石头遍布、杂草丛生，根本无法恢复生产。而沿河两岸倒塌的堤岸，则像老妪空瘪的牙床，在河滩旁蓦然豁裂出几十米深的缺口，并于河流中形成巨大的旋涡，让路过的人胆战心惊。

搬家三次难逃死神的光顾

中国民间有句古话：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对于遂川县牛岭村村民来说，却没有这种幸运。

说到牛岭村，我们得把目光再次投向遂川县，并随着山峦的增高抬高我们的视线。当我们有些疲惫的双眸落在草林镇上方那块雪白的云彩下时，我们应该已经看见了牛岭村。

牛岭村位于牛岭陡峭而险峻的半山腰上，全村一百多户农民，分散在几条落差很大的山坑里。在这里，人们很难找到一块超过100平方米的平地，村民们只能依着山坡的走势，在山坑的平缓地带见缝插针地开挖出几十平方米的平地，然后憋憋屈屈地建房。所以村里大部分房屋的屋前屋后，咫尺之遥就是山坡。每逢暴雨骤降，很容易造成滑坡。这里的村民说：“我们这个村子，前面怕滑坡，后面怕塌方，是很危险的。在我们村里，倒房子是正常的，不倒房子是不正常的，年年会倒房子。大家已经习惯了。”

提起安身立命的房子，牛岭村的村民与本书开篇时写到的遂川县泉江镇下坑村的黄大波他们有着同样复杂得有些绝望的情感。村民们扳着指头给笔者算：“1993年下暴雨，倒过，2001年4月，也倒过。李茂林家倒掉了，李文油家整个房子后厢全部被泥石流埋掉了。柳先泽家的房子倒掉了两次，他家原来的房子也是建在山脚下，下面有一条河，2001年7月下大雨涨水的时候，柳先泽出去做事，回来一看房子倒掉了。同一年，他家的房子倒了两次，一次是2月，一次是7月。”

讲到同村村民伍仁宾，村民无不感叹唏嘘：“他家真是倒霉啊，三次建房，两次搬家，还是躲不开阎罗王的勾簿小鬼！”

上世纪80年代初，伍仁宾刚结婚时，因为要与父母分开居住，便千辛万苦地在离原来老屋不远的东边平整出了一块六七十平方米的地，建起了一栋土砖房。没想到，1991年8月连续十几天的大雨浸泡，使牛岭村屋后的山坡发生坍塌，一下子就把伍仁宾家的房子给冲倒了。好在滑坡发生在白天，家里人都在外面做事，没有人伤亡。

十年辛苦，就这样毁于一旦。伍仁宾一家悲痛难忍，可面对如此天灾，他们又能怎样呢？全家人在那蓦然塌下的几十立方米的黄土中抢救出一点儿家具，然后伍仁宾夫妻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含着热泪在这座山坡的南边选了一块比原来还小的地，一家人忙了两年，终于建起了一栋三开间的土坯房。这时，伍仁宾的三个孩子已经长大，可以为家里做点儿事情了，生活的重担开始有所减轻。伍仁宾带着家人正准备朝着致富的路上大步迈进。

可是，天不遂人愿。1998年，特大洪水在全国肆虐，遂川也是重灾区。这年7月，一次长时间的暴雨之后，伍仁宾新家背后的山坡像原来的东坡一样，也发生山体滑坡，把伍仁宾家的新房给冲垮了。伍仁宾一家望着倒塌的新房欲哭无泪。这一下，好不容易刚脱贫的伍仁宾一家重又返回到赤贫状态。

灾难接踵而至，生活还要继续。伍仁宾一家擦干眼泪，重新开始奋斗！

这时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已经可以承担家里的一些重活了，伍仁宾夫妻心中比前几年多了些底气。他们精心挑选、衡量再三，终于选定了地址，在一片坚固的山石下面挖出了一片空地。一家人肩挑手提，从十几里外的山下运来了大量的石头，把地基打得牢牢的，而且一改原来的土坯结构，用石头垒起了墙壁。房子建起来后，被村民们称为牛岭村最牢固的房子。

伍仁宾一家在村民的称赞声中不免有几分得意，心想，这次把房子建得这么牢固，该不怕什么山洪暴发、泥石流横行了吧？他们没想到的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却在后面等着他们！

2001年7月，正是农忙双抢的繁忙季节。一眼望去，牛岭村犹如世外桃源，美丽得令人伤感：青的山、绿的水、黑的瓦、白的墙、黄的稻，还有丰收在即的喜悦的农民。他们不顾炎炎夏日，有的弯腰弓背，忙着收割稻子；有的踩着打谷机，忙着脱谷；有的则赶着大黄牛，忙着翻耕田地，好赶在立秋前把第二季水稻插下去；而有的，则忙着将秧田里的秧苗移栽到已经平整好的田里。

汗流浃背的农民们累归累，可眼看半年的劳作有了收成，他们抬手抹汗时脸上还是不由得露出了笑容。只有细心的人才能从中看见一丝疲惫：在牛岭村耕作实在是太累了！牛岭村虽说水田不多，人均只有六七分，可由于田地都在山坡上，虽不是“挂壁”，却也算得上“躺壁”，耕作起来非常困难。伍仁宾家里五口人，有三四亩地，因为都是这种半挂壁丘，劳动强度非常大。半年耕作下来，每个人都黑瘦了几分。

转眼到了7月底，伍仁宾家的稻子已经收割完了，老天爷总算比较照顾，这年的天气非常好，水稻的产量比较高，光早稻伍仁宾家就收了一千五百多公斤，基本上可以保证全家一年的口粮了。伍仁宾黑黢黢的脸颊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他站在田埂上想，晚稻种下后收上来的稻子，少说也有一千五百多公斤，到时全部可以用来出售，那卖出来的钱就可以供儿女读书了！伍仁宾越想越有劲儿，与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起早贪黑地干，想尽快把晚稻栽下去。

但让人烦恼的是，7月的最后几天，却忽然下起了雨，而且一下就是几天，这严重影响了伍仁宾家的晚稻栽种进度。眼看再不抓紧时间，就要栽“立秋禾”了，而这对晚稻的生长是极为不利的。伍仁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没有办法，7月30日，伍仁宾只好把姐姐的女儿李华莲请到家里帮忙，准备抓紧这两天的时间挑灯夜战，赶紧把晚稻栽下去。

这天一大早，雨就开始下个不停。伍仁宾望了望黑沉沉的天，心中倒轻快了些。古话讲：“早上落雨一担柴，上午落雨打草鞋。”早上开始下的雨，到上午或下午肯定会停下来，所以没怎么犯愁。果不其然，没多久雨就开始小了。伍仁宾带着女儿伍春兰、伍金兰和外甥女李华莲，穿着雨衣戴着斗笠，冒着时下时停的雨，在几十丘大大小小的梯田里，紧张地忙碌了一天，总算把那最后的两亩多田秧苗全部栽完了。

到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天又莫名其妙地发起了威，白天淅淅沥沥的小雨突然间变成了瓢泼大雨，“哗哗”的雨声给寂静的山村平添了几分喧闹。可能是把所有的活儿都干完了吧，一水儿二十岁出头的伍春兰、伍金兰和李华莲显得很高兴，她们干脆扯下雨衣，冒雨走在田埂上，让滂沱的雨洗涮着她们青春的身躯和笑脸，姑娘家的说笑声犹如银铃，在水汽弥漫的山间响起。山川骤然活泼、生动起来。

当她们浑身湿漉地回到家时，伍仁宾既心疼又得意。可不是嘛，大女儿伍春兰和外甥女李华莲明年就要出嫁了，这是两个懂事勤快的孩子，在家里干活儿是一把好手，为自己承担了不少的农活。二女儿伍金兰今年也快二十了，这两年到外面断断续续地打工，也赚了些钱。关键是她很懂事，每年农忙“双抢”都会回家帮父母，这让伍仁宾两口子心里很是欣慰。

这天是当季农忙的最后一天，为了犒劳大家，伍仁宾特意让妻子做了顿特别丰盛的晚餐，不但有鱼有肉，还特意杀了一只鸡。三个小姑娘累了一天，看着满桌的好菜，不由胃口大开。她们饱餐了一顿，接着又嬉闹了一阵，实在抵不住睡意了，三个人便钻进后屋里休息去了。正值花季的她们很贪睡，不一会儿就都坠入了香沉沉的黑甜乡。后屋于是泛出一片温馨旖旎的气息。

听着那阵隐约的小呼噜，伍仁宾和妻子不由乐得摇起了头，他俩也累，但当家长哪能吃完饭就睡呢？再怎么也得收拾一下碗筷吧？这种日常家务看上去没什么，其实耗时又耗神。等他们夫妻俩收拾完毕，时针已指向“9”字了。妻子一个劲儿地说累，头刚挨着枕头就响起了鼾声。作为一家之主的伍仁宾心里却像坠了块石头似的发沉——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万一栽下去的禾苗被水冲走了怎么办？他越想越不放心，赶忙披了雨衣、打着手电跑到田里去察看。由于事先挖好了排水口，田里的秧苗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伍仁宾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10点多终于上床就寝了。

屋外的大雨像是奏起了一支催眠的交响曲，劳累了一天的伍仁宾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半夜时分，一声巨响把伍仁宾从梦中惊醒。他“腾”地从床上坐起，拉开床前的电灯，顿时傻了眼。只见靠着山坡的那面墙斜斜欲坠，泥土和着雨水从墙脚处渗进来，几根椽子破墙而入，仿佛怪物狰狞的爪子。他愣了一会儿神，正在庆幸自己没有被压到时，突然又回过神来，爬起来就往后屋跑。等他看到后屋的一片瓦砾时，心“咯噔”一下跳出了胸膛。他颤抖着大声喊起来，一边顺手拿起锄头，狠命地挖着，口里喃喃地求老天开眼，放三个妹子一条生路。可是，泥土和沙石把个后屋填得满满当当，三个姑娘睡的床又紧靠着山坡的那堵墙，一时之下哪里能够找得到？

伍仁宾拼命地挖着，同时让老婆赶紧到村里去找人。乡亲们听到消息后，拎着工具赶了过来，由于只靠锄头和铁锹，挖进的速度非常慢。等到伍仁宾和乡亲们一起把后屋的石头、泥土清除掉，抱出自己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外甥女时，三朵含苞待花的鲜花早已经凋谢了。

伍仁宾夫妻守着三具满是泥浆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这场景不由得让人想起本书“开篇”中写到的黄大波夫妻经历的那场噩梦。村民们默默地流着泪，泪水中含着与遂川县泉江镇下坑村村民一样的无奈与疑问：这是老天爷惩罚我们吗？不然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样多灾多难的地方？

他们仰脸看天，天上的云朵灰沉沉的，像一条浸透了悲伤的棉被。一道黑影蓦地闪去，那是死神的羽翼。它俯瞰着这些表情悲恸的村民，狂笑着飞入了大山深处。遂川的山川，于是覆上了淡淡的阴影。

遂川县山多、人多、耕地少，属典型山区县和地灾多发县。全县山体滑坡、泥石流易发区共有1100处，6557户共29668人受地灾威胁。其中，受地灾威胁的重点户就有4227户共18858人。仅2002年，在本书“开篇”中提到的那场吞噬了黄大波一家数口人生命的暴风雨中，遂川县共有159个村庄被洪水围困，18万人受灾，十一万亩农田被淹，四百多处水利设施被破坏。还有约3800间房屋倒塌、180多座桥梁被冲毁。直接经济损失12亿元。全县有4万人因灾致贫，24万人因灾返贫。

堆子前乡是这场暴风雨中的重灾区。时任该乡党委书记的陈道萍当时赶赴一线指挥抢险，七天七夜间几乎没合一下眼。后来，面对记者回忆这场灾害，她仍然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她说：“我们在一栋房子里就扒出了九具尸体啊！”

类似的悲剧、类似的事件，在边远山区和水库库区时常发生，只不过很少为外人所知晓罢了。让我们再信手举几个例子：

1998年6月22日，黎川县厚村乡焦陂村发生滑坡，村后五十米高处的山坡上，约25万立方米的含水泥砂石块崩泻而下，那场景真如山崩地裂。当场，泥沙掩埋了村里的民房二十一栋，造成四十六人死亡、多人重伤。强大的气浪甚至将三人抛至河的对岸。

就在同一天的凌晨4点50分，黎川县洵口镇下湾村村民正在熟睡，村后四千多方的土石从四十多米高的山坡上急速下滑，掩埋民房四栋。邻居前去抢救，山体再次下滑。两次滑坡造成九人死亡、四人重伤。

山坑村，是横峰县坪溪乡下面的一个村民小组。这个村离乡政府有十二三公里路，离村委会也有两三公里。从外面进山坑村不通公路，全部是崎岖的黄泥路。山坑村岭下居民点五户人家，房子全部建在山沟旁，屋背是山岭，屋前是壕沟。那一年端午刚过的五月初六，下了一天大雨，引起山洪暴发。山上泥石流滚滚而下，把一个个山沟全部填满了，五户人家的房子全部被冲垮，家里的所有东西包括粮食、猪、牛什么的全部被冲走。后来，这里的五户人家，有两户设法迁走了，有三户人家没办法，在离沟稍远一点儿的地方又建了房子。但每逢下雨的时候，就心惊胆战，生怕悲剧重演。

上坑源乡江家村小组的江胜贵谈起这种情况感慨不尽。他说他家里的房子也多次受到过地质灾害的影响。1998年，家里的房子就倒过一次，后来用石头重新砌起来，又被冲倒。他几乎每年都要修房子。“山上就这么一点儿平地，想建新房子都找不到地方，遇到灾害，房子受到破坏，只好不断地翻修。”

女孩桂东霞一生难忘的噩梦

年仅十三岁的女孩桂东霞，家住修水县东津水电厂的库区。那里有层峦叠嶂的山峰，有碧波荡漾的湖水，但是，对于小东霞来说，这些美丽的风景，却成了她上学路上的一道道拦路虎。每次，小东霞都要走上三个小时的山路，再坐三个小时的船，才能来到程坊乡的中心小学。

那天上午在学校，小东霞就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太阳出来时惨白惨白的，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树叶耷拉着，一动不动的。坐在蒸笼般的教室里，小东霞紧张地听老师布置小学最后的暑假作业。脸上的汗不时地顺着头发滴下来。她顺手拿起一本作业本，想摇出点儿风来，却被老师严厉的眼神吓到了，赶紧坐正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小东霞拎起自己简单的行李，撒腿就往水库码头边跑。她知道上午还有一班渡船，如果快的话，她下午三四点就可以赶回家。要是没赶上这一班，坐下一班的话，她就又得赶夜路了。

码头边，一艘不大的木头船已经挤满了人，正准备离开。小东霞一边跑，一边叫喊，船老大这才把船停下来，让她挤上了船。船上的人数超出了小东霞的想象，几乎比平时要多出一倍。她拖着行李，从人群中往船舱中间钻，总算找到了一个空荡点的角落。她特别怕站在船边，摇摇晃晃的船，总让她有种眩晕的感觉。

天气很闷热。幸亏船在水上行驶，微微的风穿过人群，在空气中飘荡，让满头大汗的小东霞感觉到了一些凉意。她把行李放在船上，蹲坐在一旁，在轰隆隆的机器轰鸣声和渡船摇篮般的前进中，居然慢慢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喀喇”一声炸雷，把小东霞惊得跳了起来。她睁开眼，发现刚才还好好的天突然黑成了一块幕布，强劲的风从湖面刮过，带着水汽，让人感受到阵阵寒意，渡船也开始颠簸起来。小东霞惊恐地看着周围的人，只见大家一脸紧张地看着船老大，巴不得早点儿赶到码头。

不一会儿，一层乌云从西边袭来，湖面上的风突然大了，船开始摇摆不定，船老大急得跳脚，可是却仍然控制不住。豆大的雨粒从空中砸下来，船上的人拿起身边能挡雨的东西往身上披。小东霞惊恐无助地看着大人们，把自己的一包衣服顶在头上，可是全身很快就湿透了。

风更大了，雨更密了，船舱里很快积起了过脚深的水，船越来越重，速度也越来越慢。船老大扔过来几个脸盆，让船上的人舀水出去。男人们接过盆，拼命地舀水，却无济于事。慌乱中船身开始倾斜。船老大这才开始给每个人发救生衣，小东霞靠近驾驶舱，船老大见她是小孩，赶紧帮她穿上。在一片惊叫和呼救声中，不到几分钟，船身完全没入水中，小东霞也落入水里。

等她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另外一艘船上。原来，这艘船正好从旁边经过，见到渡船沉没，赶紧过来施救，落水的大部分人都被救上了船，但还是有两个人沉入湖底，不见了踪影。

从这以后，父亲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为了女儿的安全，不再让她上学。那惨白的水面吞噬生命的瞬间，成为父亲、也成为小东霞一生难忘的噩梦！

不光是小东霞，在万安库区的棉津乡石角湾村，也时常发生类似的悲剧。

石角湾村三面环水，背靠陡山，无陆路与外界通行，村里群众出行只得靠竹筏渡江，村里曾多次发生过竹筏渡江淹死人的事情。

碧绿的水、温柔的水，就这样不经意间闪烁出死神魔眼的绿光，让人睹之色变。

佛手瓜救命

21世纪是人类向外太空探索和发展的科学昌明时代，然而在江西的一些偏远的山村，如果去除掉电力，人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形态与古时候无异。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原始的耕作方法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说一句难听的话，这里的人们能够保障的只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其他的则无从谈及。而在某些时候，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受到了自然的严酷挑战。曾经发生在兴国县移民户陈大发一家八口身上靠佛手瓜救命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陈大发所在的兴国县均村乡位于县境最西端，距县城32公里，与吉安市的万安、泰和两县交界，素有“一脚踏三县”之称，土地革命时期是扬殷县县城所在地。它既是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又是少数民族畲族散居乡，是全县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乡。

均村全乡总面积193平方公里，土地面积287万亩，其中山地占了206万亩。全乡以山为主，海拔高度最高点达11615米，而坪源村的石坝小组就位于均村乡海拔最高处的崇山峻岭当中。

要到石坝小组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10年深秋的一天，笔者为了感受一下这个现在在全省小有名气的移民迁出地的生存条件和环境到底有多艰苦，决定亲自到石坝小组走一趟。

那是一个美丽的秋天。深碧如洗的天空几乎看不到云彩，空气中弥漫着山区特有的清甜，那是山里各种野果成熟后飘出来的香气，轻轻一吸，便沁人肺腑。笔者从均村乡政府所在地出发，乘坐一部越野车，在极其简易的乡村公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了坪源村村委会所在地。坪源村坐落在群山环抱当中，四周是郁郁葱葱的青山，偶尔有些黄褐和深红、浅红的树木点缀其中，仿佛中国古代的丹青，别有一番如妆的韵味。

坪源村党支部书记告诉笔者，他们村有村小组十六个共1841人，散落在十五平方公里的大山之中。全村有山地面积21750多亩，盛产林木、毛竹，其中油茶林10000多亩，脐橙面积200多亩，耕地面积却只有680多亩。我们要去的石坝小组离坪源村村委会最远，海拔也最高。不但汽车不能上去，就是摩托车也无法通行，全部是崎岖的羊肠小道，只能步行前往。

又走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崎岖山路，才最后到达目的地——石坝小组。由于原来住在这里的村民都已经搬走了，因此，当笔者走进村里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到处是破旧、低矮、东倒西歪的房屋。有些房屋前面已经长满了齐腰深的蒿草，掩住了门前的小路。不过，有些房屋还是保护得比较好，还残存着几许人迹。为我们做向导的坪源村一位村干部说，有些移民虽然已经移出去了，但还经常到这里经营自己的山林，把老屋当做自己生产时的落脚点，所以还保留了几分“人气”。

这位村干部还说，其实石坝小组的村民并不是全部住在一起，离这里两公里外的高山上，还有一户人家。笔者闻听后，恳请他带着我们到那里看一看。没想到，在那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顶上，还真有一所房子，而且巧合的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故事的主人公——陈大发。他这几天在山上采摘油茶籽，就住在山上。

于是，深秋的午后，在这座土坯房前的一小块空地上，就着高山上还有点温暖的阳光，陈大发跟我们讲起了佛手瓜救命的故事。“我家原来跟石坝小组村民们住在一起。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山下的村民分田到户。但我们石坝小组全村一百多人却没有一分水田，有的全部是林地，所以这里没有田分，就把林地给承包经营了。为了做工方便，我父亲决定把房子建到离自己家林地最近的地方，所以就从原来住的地方搬了出来，建起了这所房子。”

陈大发说话的间隙，笔者起身察看了下四周的地形，发现这房子虽然离石坝小组只有两公里左右的距离，但从下面上来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小道的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沟，一边是陡峭的笔直石壁，除此之外无路可行，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塞霸气。房子坐落在快到山顶的一块突出的平台上，背靠着山坡，其他三面是悬崖。陈大发家承包经营的二百多亩林地，就分布在房子旁边的山上。“记者同志，如果不是离城镇太远，这山林还真是好啊。你看，那些树比正在发育的细伢子都长得好。那时，我家人的生活全部靠这二百多亩山林。我们在山上种了竹子和油茶等经济林，春天和冬天挖竹笋，晒干后挑到山下去卖；秋天的时候，摘了油茶籽挑下山去榨油，然后再卖钱。靠卖竹笋、茶油，有时候也卖点儿竹子、木头，换点儿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房前屋后也开了点儿荒地种菜，还养了几只鸡、鸭、猪什么的，解决自己家的肉食，反正除了粮食要用钱买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我爹娘就生了我一个儿子，其他的都是女儿。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姐姐和妹妹们先后出嫁了，我也娶了媳妇，生了三个孩子。到2000年的时候，我家共有八口人：我奶奶、我父母、我们两口子和三个孩子。“说起2000年那件事，至今都让我害怕。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2月就开始下雪。我们这里海拔很高，山上的温度一般比山下要低8摄氏度左右，所以特别冷。“那次下雪之前也没什么征兆，前几天都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温度也满高，就是昼夜温差大一些。那些天我带着家里人忙着在山上摘油茶籽。那一年的油茶大丰收，结的油茶籽非常多，一家人忙了半个月还没摘完。“天气就在我们最忙的那些天突然变了，真是风云突变啊！先是太阳没有了，天空中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又过了一天，突然又刮起了大风。那风可真是大，差点儿揭掉了我家屋顶上的瓦。第二天的风虽然小了些，可天上的乌云还是很厚。天出奇的冷，我们在厅堂里烧上火堆也没用，还是冷得直哆嗦。后来没办法，一家人窝在床上不起来，一天只吃两餐饭，一边盼着天气回晴。“可是等到第三天早上，我们起来一看，全都傻了眼。外面一片雪白！大雪封住了大门。地上、树上，到处都是很厚的雪，一些竹子、杉树和油茶树被雪压折了，倒伏在地。只要有水的地方全部冻成了冰。更可怕的是老天爷还没下够，好像扔棉花一样地扔着雪片，看那样子，一时半会儿还不得停。“开始，我们也没太在意。山上下雪的日子不少，每年冬天，其实大大小小总会下点儿雪的。我们也有雪天生活的经验，只要尽量减少外出，家里的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谁知道，这天下午，老婆突然在厨房里大叫起来。我跑过去一看，才知道可能是前些天忙着摘油茶籽，也没有注意到家里的米缸里到底还有多少米。结果老婆下午煮饭时才发现，米缸里竟然只剩下不到十斤米，而我们一家八口人，一天就要吃到三四斤米。这十斤米只能吃两三天。如果老天继续下雪，那什么时候才能下山去买米呢？“这场大雪连续下了整整三天。根据以往的经验，大雪封山怎么也得十天半月的才能走动，看着米缸里越来越少的米，我一边嘱咐老婆尽量控制每天的用量，一边要她把家里能够填肚子的东西全部收拢来。结果发现除了二十多斤红薯外，只有一些香菇、木耳什么的，都是不能当饭吃的东西。这可急坏了大家。“从第二天开始，我老婆开始做红薯丝稀饭。可到了十天后，这红薯丝煮饭也不能维持了。眼看着就要断粮，偏偏大雪把唯一的一条上山羊肠小道给封住了，根本就不可能下山去。全家老少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和老婆一夜没有合眼。“第十一天，我早上起来，到厨房里的米缸里一看，只剩下不足一斤的米，而红薯只剩下三五个了，还不到三斤的样子。这样下去，一家人岂不是要饿死在这山上？打开门，看到门外的雪没有一点儿要化的迹象。虽然天气好像在转晴，但没有三五天肯定不得化。我心里急得直冒火，野兽一般在屋里打转转。“怎么办，怎么办？我一急，转到了屋外。我在屋前的院子里踱来踱去，一副狗急跳墙的样子，可就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我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间，我心里一亮，想起北面院墙上的几株佛手瓜结了不少果实，当时虽然被雪埋了，但不至于烂掉，瓜应该还在那里。我赶紧走到墙边，扒开积雪一看，我的老天爷，里头居然有大大小小的三四十个佛手瓜！“我心头大喜，赶忙大叫起来：‘老婆，我们有救了！赶紧出来摘瓜吧！’“老婆一听，从厨房里跑了出来，一看到这些瓜，也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飞快地把这些瓜摘了下来，一股脑儿全搬进了灶下。“大雪在五天之后才开始化。这五六天里，我一家八口人就靠那几十个佛手瓜解决了肚子问题。如果没有那些佛手瓜，估计你们今天也见不到我们了，早饿得剩皮包骨了。”

回忆起那段亲历的险情，五十多岁的陈大发似乎很平静。然而，他眼睛的深处分明藏着几分后怕。那是人类对自然的恐惧。这种恐惧，对于山外的芸芸众生来说，因为有现代文明的庇护，已经很难得有感受的机会，而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山民来说，却如影随形。因为他们的生活与莫测的大自然息息相关，且无处可逃，衍生出几分敬畏与恐惧也就自然而然了！

2002年春天的泪水

2002年的春节刚过，江南大地还没有从寒冬中苏醒过来，江西省委副书记步正发便带着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黄鹤、省民政厅副厅长裘强、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郑宗文、省纪委常委徐必鸿驱车前往修水县，从事下基层调研活动。

2月12日，修水县委、县政府召开汇报会，向步正发副书记汇报。汇报中，修水县县委书记魏宏彬重点介绍了修水实行移民扶贫的做法，让步正发副书记感觉眼前一亮。“你们怎么想到要搞移民扶贫？你把它的来龙去脉给我们讲一讲。”“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魏宏彬放下原来准备好的汇报稿，开始讲起修水县的特殊情况。“修水县扶贫，工作难度、扶贫成本，比起平原地区来，不知道要难多少倍。首先是基础设施投入的成本就远远高于平原地区。比如修一条路，平原地区只要十万元，我们有可能就要四十万乃至五十万元，有时候可能还不止。“所以，修水县在‘八五’扶贫攻坚阶段被划为国家贫困县后，我们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扶贫，但是效果一点儿也不明显。特别是居住在深山区里的农民，你今天扶了贫，给了他一些钱，明天他又返贫了。后来，我们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1991年到1993年，东津电站建设时搬迁出来的移民，他们被安置到了大山外的丘陵平原地区，结果他们富起来的速度很快。”

说到这里，魏宏彬的脸上绽放出兴奋的表情。他抬起头，看了看步正发副书记，接着说：“我们就想，东津电站的移民能够脱贫致富，那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其他农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把他们搬出来，让他们逐步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呢？所以，从1998年开始，我们就在一个乡镇进行小范围的试点。县委、县政府在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东拼西凑从县财政挤了几十万元钱，把位于蔸萝山深处的一个行政村分散在几十公里范围内的二百多户农民搬迁出来，集中进行了安置。由政府统一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效果怎么样呢？”步正发副书记关切地问道。“效果非常好！”魏宏彬大声地回答说，“我们做过一个测算，这种扶贫的方式跟以前相比，投资比例相比大概是1∶71，也就是说，搬迁移民扶贫花一元钱产生的效益，相当于以前扶贫时使用七元钱产生的扶贫效益。”“有这么大的差别？”步正发副书记听到这里也兴奋起来，声音不由得也高了几分。“错不了，步书记，我们派统计局的人进行了科学测算，确实如此。不过……”说到这里，魏宏彬有点儿犹豫起来。“不过什么？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步正发副书记见魏宏彬这个样子，估计修水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班子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难题，特意给他鼓劲。“步书记，这种方法好是好，可就是，我们县里拿不出这么多的钱啊！所以很难推广开来。”魏宏彬说。“嗯，这倒也是！我知道，现在县一级的财政基本上都是吃饭财政，哪里有这么多钱拿出来。”步正发副书记点了点头，“不过，如果这种扶贫的效果确实有这么好的话，省委、省政府会考虑推广的！问题是，居住在山里的那些农民，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难以脱贫吗？”“步书记，你是没有去看过啊！”魏宏彬痛心疾首地说，“如果您去了，您就知道，这些地方的农民家里的贫困状况，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啊！”“情况这么严重？”步正发副书记不由得心情沉重起来，吩咐魏宏彬道：“既然这样，我们就找时间去看看吧！”

次日，在九江市、修水县领导的陪同下，众人乘坐越野车来到复源乡，又步行五公里，去湖州村阮家岭小组调研。

阮家岭是一个位于大山深处的自然村。众人涉溪过圳，岔上了宽度不足一尺的山间小道，翻越了三座山冈，然后下山，又走了大约五公里的山道，这才来到这个阮家岭村，黄鹤计算了一下，光走路的时间就花了将近两个小时。

阮家岭全村有五户人家共二十四口人，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山村。几栋土坯房零星地散落在一片山坡上，几乎很难找得到一块平地。全村仅有挂壁田不到一亩，坡度大多在60度以上，非常贫瘠，别说是耕作，光站在上面往下看，两腿都发软，有恐高症的人根本不敢正眼往下瞧。

因为土质薄、坡度大，影响作物根系生长，不能固水固肥，这里的农作物产量极低。阮家岭小组的这些农民主要靠在上面种点红薯维持生活。哪知山高林密，野猪侵害日趋严重，有时全村的红薯会被野猪一夜吃光，一年到头所收无几，山民的汗水付之东流。

最困难的是，山民连收红薯时都必须先在山坡上挖个洞，把箩筐固定好，再小心翼翼地收，如果箩筐放不稳，一不小心连箩筐带红薯一下子就滚到一百多米远的山脚下去了。

在一户村民家中，众人看到，这个五口之家住的是用土坯垒起来的茅草房，屋内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时隔近十年了，当笔者采访现任江西新闻出版局局长的黄鹤时，说起那户人家的贫穷，他的眼圈里依然泛起了泪花：“他们住的房子啊，你们想象不到，一间卧室里只有两张床，一张破败不堪，还缺了一只脚，用砖头垫住，另一张床干脆就用砖头搭了一个架子，上面铺了几块木板；床上盖的棉絮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虽然春节刚过，门上还贴着鲜红的春联，但家里早已没有了过节的气氛。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实在心痛啊！”

黄鹤记得，那天主人打开了他家储粮的地窖，只见三米见方的地窖里，满当当的全是红薯。他告诉领导们说，这是他们一家人今年上半年的口粮，去年田里收的一点儿大米，到过年的时候就吃完了，家里还剩下百十斤的谷子，要留下来吃半年，没有这一窖红薯，肯定是接济不上的。

当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三个半大的孩子围在灶台前，嘴里唿噜唿噜地喝得正香。众人走近一看，才发现每人碗里盛的是红薯丝加零星的几粒米煮的红薯粥。灶台的锅边倒是有几碗菜，不过都是青菜萝卜之类。

看到这里，大家的眼睛禁不住都湿了，泪水夺眶而出。

嗣后，黄鹤接到省委副书记步正发的指示：就修水县实施移民搬迁扶贫工作做一个全面、深入的调查，将调查结果写成材料向省委报告！

心灵的炼狱之旅

出生于农家、早年当过新闻记者的黄鹤，对农村和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接受任务后，他和省移民办主任漆根顺，带着九江市、修水县扶贫办的几个同志，与修水报社、修水电视台的记者一道，一头钻进修水县的莽莽大山，跑遍了修水县的程坊、路口、复源、巷口等山区、林区和库区乡镇，行程近千公里。

回到南昌，黄鹤带回了整整十五盘录像光碟，他还带着对山区、库区人民的深厚感情，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非常详细的调研报告——《关于在修水实施移民搬迁扶贫试点的建议》。在报告中，他用深情的笔触这样写道：“我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在乡、村工作过，也跑过全省不少山区贫困县，但真正生存条件这么恶劣，生活这么贫困的群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处境可用‘又少又差又分散，生产生活有五难’来概括。”

少即耕地少，森林资源少，日照时间少，尤其是水田少。许多居住在深山的农民，本来就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儿水田，也被1998年、1999年那两场大水引发的山洪冲成了沙石丘。有一点儿耕地也是坡度六七十度的“挂壁田”和斗笠大的“望天丘”。如复源乡的七里坝村、大椿乡的云坑村，全村没有一分水田。我们调查的复原乡坑口村，全村1001人，仅有水田114亩；上杉乡谢园村八组108人，仅有水田097亩。以前靠用木材来换大米，现在木材资源逐渐枯竭，大径材几乎砍伐卖尽，小径材木质差，价格又低，且市场受阻。靠山吃山的生存模式被彻底打破了。“差”即基础设施差。没有任何水利设施，抗自然灾害能力基本上没有，1998年、1999年两场洪灾，不少群众房屋冲倒，田地淤埋。复源乡湖洲村五组原有十一户人家，1998年的洪灾有五户人家的房屋被冲倒，其余的田土也基本没有了，只好背井离乡，到其他地方投亲靠友，现只剩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在那里居住。有许多村、组因为地处边远深山，居住极为分散，搞基础设施投入太大，至今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电话、看不到电视。全县仍有113个村不通公路，有45个村不通电。“分散”即群众居住十分分散。如程坊乡程段村，全村不到一千人，占地面积七十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十五人。复原乡七十八个村民小组，有37个村民小组零星分散在一百多座崇山峻岭之中。隔着几山几岭，走几里路才有一户人家，真是“对门人家叫得应，见面却费半昼工”。

在调研报告中，黄鹤用“五难”来概括修水县山区、库区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即“耕作难、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和运输难”。他用充满感情的语言写道：“不深入到这些地方，很难想象在建国五十多年后，修水这样一个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老区，还有这么多的群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还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看了无不让人动容。”

然而，就在黄鹤把报告写好了，准备上报给步正发副书记时，步正发副书记突然调任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担任副部长，离开了江西。接任省委副书记的是傅克诚。

这份报告要不要交给傅克诚副书记呢？黄鹤思前想后，怎么也放不下修水深山里的那些农民。傅克诚副书记走马上任后，黄鹤还是把调研报告《关于在修水实施移民搬迁扶贫试点的建议》呈报给了他。傅克诚副书记很快在调研报告上做出批示，向分管农业的江西省政府副省长孙用和建议：“用和省长：黄鹤同志的建议，我有同感。对深山区、库区缺乏生产、生活基本条件的贫困群众如何落实中央关于扶贫开发的要求，您在扶贫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采取移民搬迁的意见，我看完全符合我省的实际。建议能否组织有关部门就此问题做一次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再向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当否，请示下。”

2002年4月15日，副省长孙用和对傅克诚副书记的批示作出回应：“同意克诚副书记批示。建议省委政研室牵头，会同省扶贫办、民政厅（移民办）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通过调查提出实施意见，再报省委、省政府决策。妥否，请克诚副书记示。”

4月25日，傅克诚副书记再次批示，同意孙用和副省长提出的意见，并要求黄鹤所在的省委政研室尽快与省扶贫办、省移民办协调，开展全省性的调研工作。接到指示后，黄鹤马上行动起来。5月21日，由省委政研室牵头，成立了由省委政研室、省扶贫办、省移民办三家共同组成的江西省移民搬迁扶贫课题联合调研组。联合调研组由黄鹤亲自担任组长，省委政研室助理巡视员潘其兰、省扶贫办副主任饶耀明、省移民办主任漆根顺三位同志任副组长。省委政研室社会处的韦梓荣、祝剑锋，省扶贫办计财处勒系永、省移民办王萍等四位同志作为调研组工作人员。

从2002年5月28日开始，按照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指示，黄鹤带领联合调研组人员，对江西全省七个库区和二十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深山区贫困群众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普查。

这次普查，对黄鹤来说就像一次心灵的炼狱之旅。那一座座崇山峻岭里，发生了多少因贫而生的辛酸故事，那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上，刻下了多少因穷而来的岁月伤痕。那些辛酸与伤痛带来的巨大冲击，成了黄鹤一辈子难以抹去的记忆。

这次普查的收获是：省委依据普查结果，在全省确立了移民搬迁的三个重点县：以深山区贫困户为主体的修水县，以库区移民为主体的万安县，以地质灾害发生最为频繁的遂川县，加上其他地方的极端贫困户，总移民人口二十五万，占全省剩余贫困人口的30%。

亮剑行动

2002年7月，来江西上任不足一年的省委书记孟建柱，在大力推动江西人观念转变，推动江西经济发展的“中部崛起”战略的同时，深入到修水、万安、遂川等县的百姓家中访贫问苦。

在万安县的百里库区，孟建柱沿着山间小道，逐户走访村民。

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山之中的村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领导，更没想到孟书记会如此平易亲切地与自己面对面说话。他们激动而又紧张，黧黑的面容上，浮现出略显僵硬的笑容，目光中多少有些茫然。

一位叫游道发的村民面对孟书记哽咽着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们靠打鱼、种田为生，最大的难处就是交通不便，种田难、走路难、就医难，千难万难伢子们上学更难。出门山顶头，抬脚水拦路，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搬出库区，拔掉穷根！”

孟建柱神情凝重地抓住老游的手动情地说：“你们的日子不好过，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帮助你们早日富起来。这次来就是替你们解决实际困难的。像你们这样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库区、深山区的贫苦群众，我们要逐步实施异地移民搬迁工程，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贫困地区群众实现稳定脱贫。”

回到省城，省委立即布置召开全省扶贫工作会。在会上，孟建柱讲述了他在基层的亲身见闻，讲述了百姓的迫切期盼。他深情地说，那些贫困山区，过去大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过的地方，是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地，那里的百姓用他们的汗水和泪水养育了革命；而库区的群众，为江西的水利建设作出了重大牺牲。我们不能忘记那些红色的历史，不能忘记那里生活的百姓。孟建柱郑重指出：实施移民扶贫是新阶段扶贫开发思路的完善和发展，是扶贫工作的一种创新与突破。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级干部，有责任、有义务把移民扶贫工程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来抓，要让山区的百姓也能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书记的话，引起了会场上一阵阵发自肺腑的热烈掌声。在省委书记的建议下，江西省移民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组长由副省长危朝安担任。

按照省委要求，移民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编制了《江西省库区深山区和地质灾害频发区移民扶贫搬迁任务五年规划》，确立了“整村推进”加“移民扶贫”的战略，提出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把全省二十一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个范围后来扩大到四十一个县）内缺乏生产、生活和生存基本条件的数十万贫困人口整体迁移，异地安置，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脱贫致富。

依照修水的做法，还确立了“有土安置为主，无土安置为辅”的原则和“整体搬得出、长期稳得住、逐步富得起”的目标以及“移民扶贫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与调整产业结构相结合，与避害避灾相结合，与建设小康示范村相结合和与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相结合”等一系列具体的操作要求。

领导干部的果断决策，无异于亮出了一把斩向贫困、斩断困难的利剑。一场扶贫搬迁的大幕正式拉开，一场堪比愚公移山的大戏正式上演，一场旨在向贫困宣战的战斗开始打响……

自此，推广修水模式，以移民搬迁方式帮助全省剩余的数十万贫困户摆脱贫困，走上小康之路，成为江西省经济和农村发展中战略性的环节之一，也成为贫困地区基层干部花费心血最多的工作之一。

重温一个神话原型

世界民族史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各个民族的初始记忆，都是由神话构成的。

神话，是人类演化初期形成的关于历史、命运的事件或故事，它通过人类生活的典型情境（这些典型情境可以在人类历史中反复出现），传达出原始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其中包含着他们的原始崇拜、哲学思维、审美心理、情感内涵，积淀了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按照专家的说法：“在每一个意象之中有着人类心理和命运的一些东西，一些在我们祖先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忧伤的残留。而且，神话的象征符号不是创造出来的，这些符号不能定制、不能发明、也不能永远被抑制。它们是心灵的自然产物，每一个象征符号都含有心灵的完整无缺的萌芽力量。”

每一个单个神话，看起来都是那样离奇古怪、荒诞不经，但组合起来看，它们的价值则是丰富无比的。

中国，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度。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我们的祖先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明遗产，也传承了悠久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最初通过口口相传，在文字形成后，又通过文字记录下来，影响着后世和后人的情感与思维。

至今，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否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都或多或少能讲述至少几个上古神话。

在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在他的《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创造出“原型批评”这个词汇后，关于神话原型的讲述便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个热点行为。

神话原型不是一个只具备当下意义的概念，它所包含的内容，可以用以弗雷泽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以荣格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和以卡西尔为代表的象征哲学来进行解释。本书提出的神话原型，取自许多人所熟知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但作为一部反映现实问题的报告文学，本书并不打算过多地介入学术讨论，只准备通过整理、展现一系列的采访素材，来表述我们的观察、记录和思考，其中自然包括深深的叹息和感动。

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最早记录在先秦诸子散文《列子》当中，其作者列御寇，相传为战国前期人，是老庄之外又一位重要的道家思想家。他先后著书二十篇，今存有《天瑞》、《仲尼》、《汤问》等八篇。在这些著述中，共记有神话和寓言故事百余篇，如《夸父追日》、《杞人忧天》、《高山流水》等，后人评价为篇篇珠玉，妙趣横生，隽永味长，发人深省。《愚公移山》系《列子·汤问》中的一段。现把这一段文字转录于下，以飨读者。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不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这篇故事因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他的一篇著名讲话中加以引用，因而家喻户晓，广为人知。

毛泽东引用该神话，恰逢抗日战争即将夺取最后胜利、我国面临两个命运抉择的重要关头。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讲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自此，愚公作为一个为了既定目标，持之以恒，“每日挖山不止”（毛泽东语）的典型，成为中国人民以艰苦卓绝的努力搬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象征；愚公精神也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愚公这样一个神话原型，经过领袖人物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充满激情的改造，具备了全新的历史含义。但是，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原理一样，对于神话原型的解读或阐释，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取向。

到了20世纪后期，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在中国这个古老悠久而又长期封闭的国度汹涌奔腾的时候，有人对愚公移山的故事及其寓意发出了质疑。这个质疑是：个人的力量在高山峻岭面前犹如蚂蚁之于大象、蚍蜉之于大树，是微不足道的。愚公别说举全家之力，即便举累世之力也不可能将大山搬开。既然如此，何不举家迁出大山，一定要采用一簸箕一簸箕地移山这样的笨办法呢？

从经济学的常识来看，这个质疑自有道理。背着行囊走出大山，比起搬走一座大山更可行，也更节省。有人甚至以此嘲笑愚公，责其保守愚昧，不知变通。然而，神话的产生，并不是横空出世，毫无来由的。有关愚公的神话，也非空穴来风。

曾经广泛传扬的红旗渠的故事，还有央视播出的郭亮村的故事，与千万年前的愚公传说，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的——只不过一个是千万年前的上古版本，一个是20世纪的现代版本。

红旗渠、郭亮村，这两个真实故事的发生地，与愚公移山的神话一样，也恰恰发生在神州中原的太行山区，他们的事迹被当地人誉为“太行精神”。

太行精神——愚公精神，这其间究竟有着何种的联系？一个神话原型与现实生活究竟能否相互印证？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笔者认为，无论是愚公，还是红旗渠、郭亮村，它们所代表、所体现、所象征的，都是一种死地求生的强烈欲望，一种艰苦卓绝的生存意志，一种知难而进的顽强勇气，一种感天动地的悲壮情怀。

它们的价值显然是不能以所谓的常规、常识来观测、衡量和比照的。它们具有的寓意也是那些习惯于理性思维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所无法参透的——学者们甚至可以用“不可理喻”来批判愚公精神、愚公行为，但在我们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这样一种精神不仅是寓言的，而且是现实的。它不仅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而且将继续长久地存在下去。

而江西移民扶贫事业中显示出来的智慧、意志和勇气，各级扶贫工作人员付出的努力、艰辛和汗水，正可用愚公精神来比拟！

第三章 摸着石头过河

有一句这样的名言，略微有点儿文化的人都知道：这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现在，大家通常将其简化为这样七个字——路是人走出来的！

这几个字很经琢磨，像腌制几年的梅子，越咀嚼越有味儿，而且几近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将其放在移民搬迁扶贫事业上如何呢？也一样“皆准”！

他们走出来的路

说老实话，在采写这部报告文学之前，我知道“扶贫”是我们国家的一项政策，我所在的单位也有挂点的扶贫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团员的我还曾随团委到单位对口的扶贫点南丰县某乡去慰问演出，至今仍有照片印证着我那时的青涩和在舞台上的认真。可是对于移民扶贫我却知之甚少。一来我孤陋寡闻，二来移民扶贫工作针对的主要是县乡以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干的虽然是扶贫济贫、功德无量的民生大事，但因缺少娱人眼球的卖点，所以从来都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江西省移民扶贫大军默默地为人做着嫁衣，并在这种令人感动的缄默与踏实中成就了一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速度不一，条件各异，在移民搬迁扶贫这件事情上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照搬，江西扶贫战线的同志便发挥实践出真知的求索精神，摸着石头过河，硬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这条路，与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分不开！是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的英明决策，才有了2003年修水、遂川和万安三个县的移民扶贫试点，为江西生活在深山区、库区几十万贫困群众带来了脱贫的曙光！

这条路，与江西省移民扶贫办公室领导班子和全体干部职工分不开！是他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省委、省政府的移民扶贫政策，是他们开拓创新的思想、深入实际的作风、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保证了全省移民扶贫工作扎实有效深入的开展！

2010年夏季的某天上午，当我在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采访主任刘永思先生时，他刚刚下乡考察回来，端正的脸上还残留着几许辛勤工作的风霜，可一提起移民扶贫事业，他的双眼就闪耀出夺目的光彩。对工作内容的熟悉及敏锐的洞察力使他的思路格外清晰，浑厚的嗓音透出一个成熟男人的自信与魅力。

刘永思主任说，实行移民搬迁，把几十万生活在深山区、库区的贫困群众从大山里搬迁出来，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惠及数十万群众切身利益，解决江西加快发展的基础问题，建设平安和谐江西的伟大工程，省移民扶贫办历届领导班子坚决果断地执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把这个伟大的工程落实好、实施好，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党和政府、广大群众交给我们的一副沉甸甸的担子，我们必须把它做好，否则上对不起省委、省政府的重托，下对不起广大群众的期盼和信任。

庄严的承诺，让我肃然起敬！

正是为了这庄严的承诺，自2003年起，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开始落实省委、省政府组织开展移民搬迁扶贫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并于当年在修水、万安、遂川三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进行试点，分别探索深山区、水库库区、地质灾害频发区移民搬迁扶贫工作思路。在试点的基础上，2004年至2007年，又开始在全省二十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面实施移民搬迁扶贫。2008年，省委、省政府根据江西的实际情况，将移民搬迁扶贫的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四十一个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县。

然而，当我采访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副主任张志豪时，他却告诉我，移民扶贫，在江西一路走来，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无论是对江西来说，还是在全国来说，都是一项创新性的工作，没有任何经验可循，也没有任何样板可以参照，完全是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充分调动全省各级各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开创性地进行工作，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指导着全省扶贫移民搬迁工作，使全省移民扶贫工作可以由点及面，从三个县慢慢推广到全省，从一万五千人扩大到三十多万人，使江西移民扶贫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当然，成绩的背后，是全省移民和扶贫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勤工作。扶贫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甚至永久性的工作。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个任务的艰巨性与持久性，所以江西扶贫系统的干部才养成了吃苦耐劳、务实肯干的作风。据了解，江西大多数基层县市的移民扶贫办主任，都当过乡镇党委书记或者是乡镇长，他们了解基层，知道群众的所思所想。有了这份“知彼”，再加上“知己”，工作才能做到点子上。与此同时，还得有踏实做事、不计得失的工作作风，否则很难在艰苦的扶贫一线坚持下来。

有了干好工作的决心、耐心，还要有得当的工作方法及相关的原则和措施。江西省移民和扶贫办公室副主任饶振华认为，江西的移民扶贫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成效，与移民扶贫系统制定的“五项基本原则”有很大的关系。

这五项原则中的第一项是坚持自愿的原则，采用阳光操作法，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第二项原则是坚持整体搬迁，真正让贫困户受益；第三项原则是坚持资源整合，着力搞好基础设施建设；第四项原则是后续扶持，着力提高移民户收入；第五项原则是坚持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各种安置方式。有了这几项原则，涉及面广、人数众多的移民搬迁扶贫才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才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也正因如此，江西省的移民扶贫工作才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

据统计，江西省从2003年开始试点，截至2010年，全省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925亿元，建设移民集中安置点2262个，完成移民搬迁3701万人。全面实现通路、通水、通电的安置点有1811个，占安置点总数的801%；为移民建住房71万栋、达968万平方米；建设社区活动场所106万平方米，修路3055公里，架设输电线路2733公里，30米以上的桥梁13座，安装自来水管道8000公里，建设沼气池10000多个，安装太阳能热水器12万个。以不足10亿元的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吸引了70多亿元的各类资金投入，从而使得贫困群众的脱贫步伐明显加快，贫困地区的社会文化事业明显进步，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城镇化进程明显推进，管理成本明显降低，抗灾减灾能力明显上升。在2010年12月召开的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江西的经验材料在会上进行了交流，搬迁扶贫工作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范小建主任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然而，在采访中最令我折服和震撼的是，涉及面如此之广的移民搬迁扶贫工程，所到之处群众个个交口称赞，对政府的关心和帮助表现出非常诚挚的情感。我在万安采访时，一个挑着尿桶前去浇菜的老妇追着我喊：“政府万万岁！”

而当我在贵溪市的一个移民安置点采访时，一个从深山区搬迁出来的老汉挤上前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眼中含着泪花，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政府把我们从山沟里搬出来了啊，以前一下雨我就怕山洪会把我们家给冲了，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现在我们搬到离圩镇很近的公路旁边，既方便又安全，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我现在是一夜当做两夜睡啊！

老农这朴实的话语从一个侧面印证着江西省移民搬迁扶贫工作的成功。

然而，这成功来之却是如此不易。它是全省广大基层扶贫移民干部用十年辛勤劳动、十年开拓创新、十年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的！

修水模式

黄梅如今是修水县政协主席，在修水移民扶贫的事业中，她是见证人、当事人，是参与者、推动者。

她生在修水、长在修水，她生命的根和事业的魂都在修水。对于修水，她是太熟悉了。

修水，处于三省九县交界处，苍莽葱翠的幕阜山脉和九岭山脉如两条游龙，在这里交汇。修水历史之悠久，连不少地处平原地区的县市也无法与其比肩。据方志记载，早在商代，这里就是艾国的属地。春秋之时，曾分属吴、楚管辖。汉代设立艾县。雄峻的幕阜山脉和九岭山脉之中，曾走出过不少传扬青史的文化名人，如宋代的黄庭坚和晚清至现代的陈门四杰（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但这里更多的故事却与打家劫舍、扯旗造反有关。明末李自成曾在九岭山脉的九宫山上被地主武装斩杀，石达开、李秀成曾在修水举起王师义旗——李自成的殉难地，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属于修水地界，故而他们一直对历史教科书上把李自成的死亡地写成湖北而愤愤不平、耿耿于怀。

20世纪，著名的秋收起义在这里首先爆发；这里还是红军时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所以，修水还是个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深深印迹的地方。

农民起义军啸聚山林打家劫舍，革命武装割据一方建立根据地，非依托深山密林不可，而修水正是个典型的山区县。也恰是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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