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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5 20:4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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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驼驼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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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音绕梁:梁思成与林徽因

余音绕梁:梁思成与林徽因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余音绕梁:梁思成与林徽因作者:驼驼排版:Lucky Read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08-01ISBN:9787560987590本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她,曾经卷入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婚姻,背负甚多指责;又赢得金岳霖的青睐,甚至为她终身不娶;偏偏最终选择了梁启超之子梁思成。

他,老北京的守卫者,曾为老北京的一座座城墙而怒发冲冠;曾经默默站在深爱女子的背后,最终却为她展现出勇者的姿态,为她撑起一片天空;国家有难之际,依靠自身能力守护文化财产。

有人说,徽因这一生之中最爱志摩,就如同志摩这一生最爱徽因。但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点点滴滴中,我们看到了最难能可贵的爱情。最好的爱情,并非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我爱你、我想你,也绝不是在月下的山盟海誓、甜蜜亲吻,而是你前行,我紧随;你驻足,我等候。尽管岁月无情,带走你娇艳的容颜和健康的身体,我却始终不离不弃;尽管你先行,离我而去,我却愿意在回忆中寻找你的身影。

忘记了曾经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了林徽因,梁思成的一生就永远缺少了标杆性的依靠;没有了梁思成,林徽因便没有了并肩前行的伴侣。他们之间,和爱情有关,更和知音有关。茫茫人海中,你的一个回眸,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的一个微笑,我便知道你心情安好。古有伯牙子期,今有思成徽因,只是他们交流的方式不是音乐,而是建筑。梁思成能看懂林徽因在每一个绘图中的细腻温婉,林徽因能知晓梁思成笔下的坚毅和倔强,这才是真正的他们。

除去爱情,这两个人又该如何被我们所铭记?在建筑领域上的追求,让人们看到了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的胸襟和一个传奇女子林徽因的坚忍——他们用一生的时间来证明,建筑是他们永远的梦想,他们曾经利用自己的蜜月之旅游览、考察欧洲各国的建筑风格,整理自己的所见所闻,也曾经在战火纷飞之中去考察中国古典建筑。

当两个人找到了毕生的梦想,在携手共同完成梦想、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再大的困难都不是困难,再多的艰难也不再是艰难,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完成一个共同的梦想。在人的一生之中,能够寻找到一份圆满的爱情就足够幸运,如果这爱人还能和自己并肩完成毕生梦想,那就更是一种奢望。但是,梁、林二人做到了,他们让人铭记的不仅仅是爱情,更是他们对梦想的执著和勇敢的追求!

当然,除了建筑之外,林徽因在文学上的才华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有很多人依然迷恋林徽因的文字,喜欢她笔下流露出的些许寂寞的情调,却忽略了站在她身后那个灵魂清澈的男人;有很多人会记得林徽因曾经深陷三个男人的感情漩涡,却忽略了她和梁思成之间的坚定;有很多人知道一代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大名,却忘记了他本是一个优秀的丈夫。写这本书的用意很简单,就是想让大家听到爱情,相信爱情。

梁思成和林徽因之间的爱情,就如同泰戈尔的那首《生如夏花》一般。

生命,一次又一次轻薄过

轻狂不知疲倦——题记

1

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

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

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

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

我相信自己

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

不凋不败,妖冶如火

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

乐此不疲

2

我听见音乐,来自月光和胴体

辅极端的诱饵捕获缥缈的唯美

一生充盈着激烈,又充盈着纯然

总有回忆贯穿于世间

我相信自己

死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

不盛不乱,姿态如烟

即便枯萎也保留丰肌清骨的傲然玄之又玄

3

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

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

如同一阵凄微的风

穿过我失血的静脉

驻守岁月的信念

4

我相信一切能够听见

甚至预见离散,遇见另一个自己

而有些瞬间无法把握

任凭东走西顾,逝去的必然不返

请看我头置簪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

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

5

般若波罗蜜,一声一声

生如夏花,死如秋叶

还在乎拥有什么第一章从一座城市开始回忆第一节第一个拍案而起的人“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一块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层皮。”——梁思成

护城河的河水在阳光下静静地流淌,曾几何时,它如同忠诚的护卫,守护着古老的北京城。这是一座历经岁月沉淀和百年沧桑的城市,这是一座让很多人深爱着的城市,很多名人都拜倒在这座城市的魅力之下,比如梁思成。

在这里,他不再是传奇才女林徽因的丈夫,也不是泰斗级人物梁启超的儿子,而是作为一个老北京的卫士,守护着老北京的精髓。

什么是老北京的精髓?在梁思成的眼中,就是那让他魂牵梦萦的老城墙。如果说胡同是老北京城的经脉,那城墙则是它的肌肤。

1948年冬,北京。

不,那时候还应该叫做北平。共产党代表和傅作义正在进行一场至关重要的谈判,谈判的主题只有四个字——和平解放。

对于已经经历了太多次战火洗礼的中国来说,和平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期盼。

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两朝古都来说,和平解放,同样是人心所向。

然而,和平解放却是困难重重。策反是一条捷径,可是没有人能够保证傅作义一定能够打开老北京的城门,而一旦开火,更没有人能够保证在炮火声中,那些古老的建筑、那些让人沉醉的城墙,还能保持原有的模样。

梁思成在家中,心里时刻关注着和平解放谈判的进程,他关心的不是政治,而是北平这座古都的命运和未来。

他爱北平这座古老的城市,更爱这里任何一座拥有了百年历史的建筑。在他眼中,这些建筑并非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死气沉沉的物件,而是有着自己生命的艺术作品,更是这座城市对这几百年历史的见证。无论是那明朝初期就已经建立的红墙绿瓦,还是晚清时期才出现小小园林,一旦变为废墟,都让这个刚刚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的主任痛心不已。

没有人比林徽因更能了解梁思成内心的痛苦,可是面对丈夫的痛苦,她却第一次有种无能为力的无助感,因为她同样为之痛心、为之焦虑。

这一天,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梁、林二人的同事张奚若带来两位神秘人,来到他们的住所,原来他们是中共的代表。

尽管不太想要进入政治,但此时梁、林二人所关心的建筑已经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了。“熙若(张奚若,字熙若),这两位军官是……”梁启超疑惑地看着两名军官,他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两位为何会出现在自己的家中。“思成,如今之形势,你我二人最清楚不过,摆在北平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和平解放,这样再好不过,但是——”张奚若顿了顿,继续说:“这并不是已经确定的,些许会有变化,如果不能和平解放,那就只能用武力解决。”

听到张奚若这样说,梁思成的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难过之情,任何一点情绪,似乎都逃不过张奚若的眼睛,很快,他又继续说:“当然,中共也有自己的考虑,这也是今天我带这两名军官前来的原因。”“不知中共对于北平之事,有何见解?”梁思成想了想,问道。“思成,在建筑方面,你是行家,咱们开门见山,中共是希望在武力进攻的时候,不要破坏北平任何一座古建筑物……”“你说真的?”刚刚还处在痛苦之中的梁思成,仿若在黑暗之中,见到了一缕曙光,心头大喜,迫不及待地打断了张奚若的话。

面对梁思成的反应,张奚若似乎早有预感,他笑了笑,说:“自然是真的,否则我也不会来叨扰你啊。”“那……是不是需要我做什么?”“自然。”张奚若看了看梁思成,也看了看坐在一旁的林徽因,“中共方希望你们二人能够在北平地图上,将古建筑物都标记出来,即便是非要武力进攻,解放军也能够避免对这些古建筑物的破坏。”“这绝对没问题!”梁思成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兴奋感染了林徽因,夫妻二人很多天都没有这样开心过了,“熙若,你不知道,这座城市倾注了我太多的爱,早几日我还在担心,一旦交战,这里的一切都会化为虚无,别说是那些古建筑,就是那几座城墙,若是毁坏,都像是挖我一块肉那般疼痛啊。”

梁思成的一句感慨,却一语成谶。

北平的和平解放,并非一帆风顺,光谈判就有三次。尽管对于这些军事机密,梁思成无从得知,但是却时刻都关注着,悬着一颗心,生怕突然有一天,炮火波及这座让他欢喜让他忧的古都。

1949年1月30日,北平。“号外!号外!”卖报郎在街上四处招揽着生意。一般来说,喊出“号外”,别人就知道今天又有大消息、大事件发生了。

刚刚下班的梁思成听到吆喝,立刻叫住卖报郎:“来一份报纸!”“好嘞!”卖报郎立刻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报纸递给梁思成,“先生,您拿好!”

往常,梁思成买了报纸,总是喜欢直接放到公文包里,等回到家中,沏一壶茶,细细阅读,但是今天却不同。拿到报纸的那一刻,他便迫不及待地看起来,只见最重要的位置上只有一句:“傅作义宣布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梁思成顾不上自己那因为车祸而有些跛的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了家。刚刚进院门,便扯开嗓门大声喊出来:“徽因!徽因!快出来!北平保住了!”“小声点,”同样是刚刚下班的林徽因笑看着丈夫,“我已经听说了!”“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我们今天要庆祝一下,庆祝我们的这座小院、我们这座古都,渡过了危机。”“好,我来做饭!”林徽因也被丈夫的快乐情绪感染了。然而,这种快乐却是如此短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谁能够挡住它的脚步。梁思成不能,林徽因亦然。作为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主任的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开始着手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工作。规划和设计,梁思成是在行的,可是他不在行的是政治和经济。

这似乎是一个文人、一个学者非常普遍的一个缺陷,甚至有人会用“理想主义”来形容,在梁思成最初的设计理念中,北京的政治中心不能建立在四九城之内,应该将此地称之为“老城区”,并且把所有的古老建筑保护起来,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应该建立在远离老城区的郊区,这才是对古建筑最小破坏的最佳方案。

为了保护这座城市,梁思成曾自费印制了他和陈占祥的计划书,并且在寄给周恩来总理的方案中,梁思成附手书一封,以“恩来先生总理”称呼,以表示他对于周总理的尊敬以及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但是,这封信却被尘封在历史之中,很久都没有人再提起过。

我们很难想象当时梁思成是怎么想的,是否会感到些许彷徨,或者些许失望,他爱北京城,这种爱,深至骨髓。梁思成并没有气馁,他决心要学习革命时期的进步人士,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让更多的人了解现在的局势。于是,他将战场转向了杂志《新建设》。就是在这份杂志上,作为“保护派”的梁思成和“主拆派”展开了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

梁思成说:“城墙和城门是老北京风貌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如果拆除了,我们有何颜面来面对自己的子孙后代。我们拆除的不仅仅是一座城门、一面城墙,我们拆掉的是这拥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主拆派”回应:“在古代修建城墙是有目的的,这是一种军事防御措施,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而现在,这种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梁思成说:“封建帝王的遗迹,好笑,难道故宫就不是帝王的宫殿?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为什么这些不拆掉?”非常犀利的三问之后,他紧接着笔锋一转:“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主拆派”反驳的观点似乎只有一句:“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面对这样的笔战局面,最难的就是如何突破重围,杀出一条路来,否则交战双方都会陷入重复的笔战之中。所以,梁思成打出了“现代城市”的观点:“现代城市一般都会出现密集过度的状况,如果等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再想如何疏通,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倒不如我们在此之前想一个更合理的办法——将一个城市分割成小区域,城墙正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除此之外,城墙亦可利用成为现代高射炮阵地,这些在你们眼中已经过时的古代防御工事在现代依旧能够再尽历史责任。”

由于当时物资非常紧缺,“主拆派”又用公式计算出如若拆除城墙,能够获得多少资源,那些砖块、那些地皮,能够循环再利用。乍听之下,或许会有很多读者选择支持主拆派了。然而,梁思成做了道数学题:“像北京城这样的老式城墙,除了砖头之外,还需要大量的土来坚固。倘若执意拆除城墙,清理这些灰土,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如果将全部城墙拆除,至少有一千万吨的灰土,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76年才能运完!”

尽管梁思成有这样多的理由,亦有很多人在心里选择支持梁思成,然而滚滚前行的历史的车轮,却不会因此而停止。终于,有个人跑来对梁思成说:“听人说,谁要是再反对拆除城墙,要是党员就要开除党籍!”

北京城的发展和规划会议如期举行,新的街道、新的建筑,应运而生。但是这些所谓新的,却是要以除去旧的作为代价。很多老城墙、老牌楼、老城门消失不见了,或许在很多人眼中,这些旧的,是封建社会禁锢的象征;又或许,这些旧的,远远没有新的看着漂亮……但在梁思成眼中,只有这些旧的,才能代表北京,才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纪念。

这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城市,城墙和城门所支撑的,并不仅仅是明清时期的古都,还支撑着这座城市的精神。每日清晨,老人手里拎着正在鸣叫的鸟儿,沿着古老的城墙散步,这是多么惬意的一幅画面。人影投射到城墙上面,恍惚间,就好似走过了几个世纪。

梁思成曾经这样形容过古老的城墙:“这应该成为一个全长将近四十公里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环城公园。登上去,可以壮阔我们的胸襟,舒活人民疲劳的筋骨,古老的城墙可以担负起新的使命。”这是他曾经发表的一篇名为《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辩论》的文章,在当时,还没有任何人站出来阻止拆除城墙,也因此,梁思成成为第一个拍案而起的人。

面对他钟爱的城门和城墙被拆毁时,梁思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一块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层皮。”然而,疾速前进的历史并没有眷顾那曾经在风霜雨雪中挺立了八百多年的老城墙。

他不是政治人物,平日里也很难接触到政治核心,他所想的,无非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保护城墙。可是,大面积的城墙却始终没有留住。历史的脚步并不止步于城墙的拆除,紧接着就轮到了牌楼。

在传统的老相声段子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侯宝林用他那特有的嗓音说,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可是在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先生接到的指令是坚决拆除,听到消息的梁思成迅速赶到副市长办公室。“思成,你怎么……”在吴晗的心中,梁思成一直是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但此时的他却气喘吁吁,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我听说,现在要拆牌楼了?”梁思成喜欢开门见山,在这种情况之下,更是不在乎礼节和客套了。“是有这么回事。”吴晗赶紧让秘书给送进来两杯茶水,他也知道,梁思成是个倔强且执著的人,原先就因为城墙一事闹得很激烈。“我跟你说,这牌楼不能拆,拆了我们就成千古罪人了!”梁思成刻意强调了“千古罪人”四个字,“你想想看,几百年历史的北京城,靠的是什么?还不就是这些城墙、城门和牌楼么?如果没有了这些,北京城还叫做北京城么?”“梁同志,我也必须提醒你,我的任务是听从上级的指挥。”吴晗的语气并不像他的话那样坚定,反而夹杂着些许的无奈。“上级的命令?那么请你告诉我,我必须要向谁来反映这个问题?周总理?毛主席?”“你可真是——”吴晗没有说完,只是长叹了口气。“好,你不说,那我就直接去找周总理!”梁思成说完,转身就急匆匆地赶到中南海,并且见到了周总理。

早在几年前,周总理还曾经亲自接待过梁思成。梁思成也曾经直接给总理写过建议信,尽管未被采纳,但是在他心里,尚存一丝希望,希望总理先生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周先生,恕我冒昧,我还是喜欢这样称呼您。”梁思成希望能够通过比较人文的方式,让总理接受自己的建议。“小梁同志,不要这样客气,你这次来,肯定是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吧。”“您日理万机,我还是直截了当吧,请您跟我来——”当时,历代帝王庙前有东、西两个牌楼,这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筑。梁思成指着这两个牌楼,对总理说:“您看,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通过这个庙看过去,是非常非常美的景致。”总理看了看,却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短短的十个字,却表现出总理的无奈。我们相信,对于梁思成的建议,总理内心是认同的。或者说,当时身居北京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赞同的。但是,政治不像是搞文化,它有太多、太多的限制,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内外局势,都限制住了当时的北京城……第二节梁、林二人的“北京情结”“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林徽因

眼看它起高墙、眼看它护古都、眼看它化废墟……在一片轰隆声之中,老北京的城墙变成了历史的灰尘,只能存活在北平人心中。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第一个为了北京古都拍案而起的梁思成,被日本人称之为“古都的恩人”。那是在1944年,美国空军准备对日本实施“地毯式轰炸”,同样是拥有诸多古迹和寺庙的日本的古都京都和奈良,让美军畏手畏脚。由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便在短时间之内绘制了一份日本文物建筑保护地图。

当时,布朗森上校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学者要保护日本的古建筑。尤其是当他听说梁思成也有两位至亲,不幸丧生在抗日前线的时候,更是不理解梁思成的做法。然而,梁思成却说:“要是从个人感情出发,我恨不得炸沉日本。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一个能够保卫日本古迹、寺庙的“古都的恩人”,却在保卫自己心爱的老北京城墙面前,束手无策。曾几何时,北平的和平解放让梁思成看到了希望,在炮火硝烟之中,这些古迹都能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终于等到了和平,可是,古都的城墙却成为了一片废墟……看着那些承载着历史厚重感的城墙、古色古香的牌楼转眼化为灰尘,梁思成的心也逐渐暗淡下来,整日唉声叹气。梁思成的沮丧,林徽因感同身受。她是梁思成的妻子,是民国公认的才女,是最优雅的女性,然而她同样还有一个身份——建筑学家。

1953年,夏夜。

时任文化部官员的郑振铎在自己的家中举行晚宴,来参加的人大多是考古、建筑界的知名人士,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受到了邀请。

当时的林徽因已经年近五十,并且身患肺病多年。当她收到这份邀请的时候,原本并不是特别想参加。但她听说这一次举办宴会是幌子,更重要的是想要召集这些学者讨论文物保护的问题。

在城墙拆与不拆的敏感时期,能够有这样一次良性的讨论,是林徽因、梁思成共同的愿望,他们想借此机会争取一些学者站到自己的阵营之中,能够借助他们的话语权,让更多人知道,保护城墙就等于保护历史、保护文物。

那时候的聚会,更像是一次朋友间的茶话会,他们或高谈阔论、或引经据典,甚至会为了某些观点争论到面红耳赤。

郑振铎说:“推土机一动,祖宗的文化遗物,就此寿终正寝。”

这句话就好比一把文物保护话题的钥匙,让在座的诸位都深有感触,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向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他们都知道,为了保护老北京的城墙,梁思成曾经多次和当权者发生过冲突,甚至还在报纸上展开过一系列的“文战”。“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啊,一旦拆除,追悔莫及!”不知是哪位来参加聚会的文人说。这本是一句很普通的感慨,却让林徽因倍感凄凉,情绪也激动起来。只见她冲动地跑到了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面前,用手指着他的鼻子大声斥责道:“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在众人的眼中,林徽因一直是优雅的,无论是她年轻时的美丽聪慧,还是年长时的风韵犹存。但是此刻,为了她心目中的古董,在这么多人面前,斥责着她原本很尊敬的一个朋友。

郑振铎作为这场聚会的东家,眼看着林徽因的情绪失控,和吴晗发生争执,他只好站到中间,希望能够做个“和事老”。他拉了拉林徽因的衣袖,说道:“徽因,你先不要这样激动,毕竟这拆除城墙并非是吴兄的本意,他也是奉命行事啊。”说完,他又转过头对梁思成说:“思成,你还是劝劝徽因吧,她不是一直都病着么,情绪这么激动,对身体可不好啊。”

原本梁思成心中就充满了对拆除城墙、牌楼一事的怒火,但是听郑振铎说到妻子身体不好的时候,他长叹一口气,慢慢地走到林徽因的身边,将手放到妻子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就这样,一场主题很好的聚会,却在一片沉默和尴尬中结束了,原本想要解决的问题,却依旧残留。

1953年的8月,已经进入了伏天,小院里面蝉叫声声,也并不安稳。林徽因手中的蒲扇一直在轻轻地摇着,但并不能平息她心中的焦躁。她刚刚得知,吴晗要主持一次“北京文物建筑保护问题”的会议。她已经分不清从开始说要拆除城墙,到现在,这样的会议举行过多少次了,每一次的会议都很难达成一致。吴晗无法说服他们这样的文人,而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文物保护战线的文人们,同样无法说服吴晗。可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她渐渐感觉到,这次的会议最终会出一个结果——往好了想,或许拆除古建筑能够到此为止;往坏了想,定会将拆除进行到底!

可事到如今,还有什么法子呢?只能硬着头皮做最后一次努力。

林徽因如约来到开会地点,恰好在门口看到了郑振铎。她自觉上次在郑先生的聚会上情绪失控,有些失态,连忙走到郑振铎面前说:“郑先生,上次的事,回到家中,我亦觉得有些失礼……”“林先生,依照你我之间的交情,还用说这样见外的话么?”郑振铎摇了摇手,表示自己并不在意,“不知道这次会议,会不会有什么变数呢?”“希望如此,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希望。”林徽因的话语中透着一丝无奈,但是随即,这种无奈转瞬即逝,她回过头说,“郑先生,我们进去吧。”“好,不过我还是想说一句,吴市长也是个历史学家,相信他——”

林徽因打断他的话:“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明白,是否拆除城墙,并非是吴市长一人所能决定的,但现在我们只能通过这个渠道,来传递我们的话语权,不是么?”

郑振铎很担心,因为拆除城墙的问题,造成林徽因、梁思成和吴晗之间产生芥蒂,可听到林徽因如此说,便放下心来。

吴晗开这个会议,虽然是说要讨论如何保护文物,但是这里的文物并非特指“城墙”、“牌楼”,还有更多。可是,会议刚开始,就有两个人将话题转移到这方面,这两个人就是林徽因和梁思成。

梁思成一针见血地说:“既然说到文物保护,眼下最敏感,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便是是否拆除剩余的城墙和牌楼了。吴先生,请问这方面是否有统一的说法和新的情况呢?”

吴晗无奈地笑了笑,他知道梁、林二人是非常难以被说服的,可是上头下来的是死命令,他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呢?他轻咳了一声,非常慎重地说:“眼下,我依旧坚持我原来的观点,当然这也绝非是我一家之言。”“那我们的意见,您有没有仔细考虑过呢?”梁思成用手指了指自己和林徽因。“你们二位的话,我一直都放在心上,可是……”吴晗长叹了一口气。对于上面这样的决定,他表示理解,可是对于梁、林的心思,他也感同身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又怎会不知道这些城墙、牌楼都是历史的脚注,也是难得的文物。可是,他现在却是个政府官员,他比梁、林二人更懂得政治。在文物保护和政治需求同时放在天平上衡量的时候,他的重心不自觉地偏向了政治需求。

已经和吴晗打过多次交道的梁思成,看到此时吴晗露出这样的表情,也知道他的无可奈何。可是,林徽因看到这里,却突然站起来说:“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你们所说的,我都知道。可是你们说说看,如果要维护这些文物,要花费多少金钱和精力?而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哪有这样的财力?”“拆除它同样也是劳民伤财啊!”听到这样的说法,梁思成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其实,拆除与否都是不合适,不如将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这类似于西方都市街道中的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可以采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可是,吴晗依旧是摇了摇头,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他的背后,是更加强大的新政府,他的观点也正是政府的决定。

果然,在不久的将来,从上到下下达了一个命令——“为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是政治问题!”所以,拆与不拆,已不单纯是建筑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任何东西一旦和政治扯上了关系,那就注定了结局。所以,在这场拆除城墙与文物保护的战役中,梁、林二人注定是“失败者”。

最后一个被拆除的城门,是西直门城门,曾经作为明清两代自玉泉山向皇宫送水的水车必经之门,有“水门”之称。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城门被保留下来。到了1969年,由于地铁二号线的修建,这座城门也被迫为了现代化交通工具而拆除。当时的梁思成已经是一个身体虚弱的垂垂老者,第二任妻子林洙一直在身旁守护。

1969年,是一个非常时段,当梁思成听说西直门城门要被拆除的消息时,内心的痛苦已经无法再用纸笔表现出来。“来,思成,喝药了。”林洙每日都要为丈夫煎药,她心里清楚,丈夫的病并非能依靠药物来治疗。“林洙,我想去西直门城门那里看看。”梁思成并不理睬,目光远远地看着窗外,似乎一眼就能望到西直门城门的模样。“去那里做什么?我们又阻止不了!”“看看也好,顺便——”梁思成顿了顿,说,“我想去拍几张照片,在西直门城门前。”“思成,现在局势这么紧张,你非要去,这不是硬往枪口上撞么!”说完,她便看到梁思成的眼神黯淡下来,也深知自己说重了,作为妻子,她怎么会不知道丈夫心中所想呢,“思成,你看你现在的身体不太好,去西直门有点不方便,要不,等你病好了再说?”“我的病,一时半会好不了了,我觉得我好像听到了那座城门的哀鸣,你听到了么?”梁思成说完,便陷入了沉思。

作为一个曾经保护过北京城楼的建筑学家,去西直门照张照片,却成为他内心中最奢求的一件事情。

那一天,梁思成依旧是坐在书房里,他的学生罗哲文来到老师家中,并且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西直门城门在拆除的过程中,竟然发现了埋在地下的元朝和义门瓮城门。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西直门是明成祖朱棣准备迁都北京时建立的,也就是说是明朝初期的建筑。但是,元朝的和义门瓮城门的发现,却告诉世人,早在元朝便有了西直门的雏形,历史又被推进了一个朝代,哪怕只有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对于热爱古建筑物的梁思成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消息。然而,再完整的历史建筑,在几个月之后也将化为废墟……林洙将梁思成的心愿讲给罗哲文听。在此之后,每隔几天,罗哲文就带着相机跑到西直门城门外,拍摄一张照片,他说:“西直门是当时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城门,有箭楼,有城楼,有瓮城,有栅门,有栅楼。”

然而,因为当时梁思成的健康状况,已经没有机会再看到这些照片了……就这样,一座城市的守卫者,在一生的遗憾之中,眼看着那些承载着历史的城墙,轰然倒塌!第二章孤独的奋斗第一节林家有女初长成“我的快乐都是微小的事情。”——林徽因

林徽因,她出生于官宦人家,成长在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正是风流才子林长民。

林长民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官员,但这只是外在表象。和那些大家认知中的清末民初的官吏不同,这个书生骨子里是非常热爱浪漫的,他热爱民主,却并不激进;他向往自由,却并不散漫无序……和清末民初的很多文人一样,他的家庭也给他包办了一次婚姻,他和妻子叶氏没有深厚的感情作为基础。很快,他就以“不能生育”为由,娶了第二位妻子何雪媛进门。

很快,何雪媛给林长民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却有两个孩子不幸夭折。所以,对幸运活下来的女儿,他们寄予厚望。林长民为女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徽音,在二十年之后,这个女子的优雅不仅征服了许多男人,同样,她的才华也让许多女人为之感叹。当然,那个时候的她,已经改名为林徽因,因为当时在上海有一位男性作家,也叫做林徽音,为了避免雷同和别人的误解,所以改名。

林徽因的童年,在她很小的时候,林长民为了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不远万里,远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去攻读政治经济学。几年的时间,林徽因都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爸爸这个称谓,只是一个遥远的符号,是母亲的泪水和思念,是别人口中林家的骄傲,可是对于她来说,却只是一个陌生的人物。

1909年,林长民从日本留学归来之后,并没有回到老家杭州,当时的他也只是个刚过而立之年的男人,正是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和作为的时候,所以他直接定居到上海,准备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一直以来,林徽因都是和自己的母亲——何雪媛居住在杭州。由于父亲的缺席,她比同龄人都成熟,想的事情也比较多。生性敏感的她,对于周围的一切的感知,都藏在自己的内心中。突然有一天,母亲接到了一封信,她不知道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只知道母亲看完了信,异常兴奋,甚至冲过来抱住她又亲又哭,原来是父亲回来了,并且让妻子带着女儿到上海去定居。

上海,十里洋场、灯火辉煌,这些都是从书本上看来的语汇,相对于如画般古典的杭州来说,上海是林徽因既向往而又抗拒的地方。可是,看着母亲开心地收拾行李、打点车马,徽音也不由自主地笑了,几年的分别,终于到团圆的时刻了。

1909年至1912年,短暂的三年,却是林徽因,或者说是她们母女最快乐的时光。

未出阁的何雪媛,生活在一个浙江小城——嘉兴,父亲有个小作坊,做点小生意,家境殷实。可是,父母毕竟不是文化人,对于何雪媛也谈不上什么教育,而且也因为家境殷实,她的脾气很暴躁,稍有不如意,就会发小姐脾气。可是,她的丈夫林长民却出身于书香门第,夫妻二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早年林长民出国留学,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当他长时间和何雪媛生活在一起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妻子竟然是这样一个女子。

可是,何雪媛是一个非常传统、封建思想浓重的女子,一心一意地认为,丈夫就是她的天,女儿就是她的地,天与地加起来,就是她的整个世界。她时常想要让自己的丈夫更宠爱自己,但却根本不懂得作为女人,应该学会温柔、撒娇,她依旧是之前的脾气,丝毫不懂得收敛。

渐渐地,林长民发觉,他和妻子真的是无话可说,再加上几年光景,何雪媛都没有再能够给林家生下一儿半女,即便林长民不说,林家的长辈还是要站出来说话的。在那个年代,传宗接代是每个女人必须承担的责任,何雪媛也逃不出这个封建牢笼。

1912年,林长民的政治生涯逐渐有了起色,在政府中做了高官。出于工作需要,他必须迁到北平去。林徽因也就是从这个时候,爱上了北平古城。

升官,对于林长民来说,自有一种成就感,经历了多年留学的颠沛,他终于有了回报。可是,眼看自己的妻子却和自己越走越远,他决定,再娶一房小妾,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什么事情最残忍,莫过于当你为了一个男人付出所有,甚至心甘情愿忍受分娩之痛,面临容颜老去,却遭遇了丈夫的背叛。纳妾这件事情,对于何雪媛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新纳进来的小妾,肚子非常争气,很快就给林长民添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于是,在北平的一个小小院落中,常常能够看到一对夫妻带着五个孩子,院落里充满欢声笑语,俨然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但是,在这幅画面之中,却不见林徽因和她母亲的身影,她们同样居住在这个院落之中,只不过是住在非常偏僻的后院,冷冷清清。

其实,林长民后来纳进门的小妾,同样也不识字,但她只是个小家小户的女儿,从小就懂得和别人打交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商非常高,再加上一连生了几个儿子,奠定了她在林家的地位,也赢得了林长民的宠爱。

那么,何雪媛和林徽因呢?她们每天都在偏僻的后院中。有时候,林长民会让弟弟妹妹来叫林徽因到前院去玩,或者用餐。只有这个时候,林徽因才能体会到父亲的关爱。

生性敏感的林徽因,也会询问父亲:“爹,你为什么不到后院来看看我们呢?”

林长民长叹一口气,然后抚摸着林徽因的短发,说道:“女儿,你一定要记住,你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也是我最疼爱的女儿。”

的确,在最初的时候,面对着两个刚刚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孩子,林徽因确实像天使一样,平复了林长民、何雪媛夫妇心里的创伤。然而,林长民对林徽因的疼爱在其他子女面前却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还记得林徽因曾经在一本名叫《绣绣》的小说中,描写了一对被遗忘的母女的凄凉生活,而遗忘她们的就是这个家庭的男主人,也就是母亲的丈夫、女儿的父亲……很多才女都拥有并不幸福的童年,比如张爱玲,比如萧红,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童年的孤寂和落寞,才让她们拥有比常人更加敏锐的观察力、多愁善感的性格,以及更充足的阅读时间。林徽因就是这样的女子。我们不难想象,在那个偏僻、清冷的后院,她是怀着怎样一种既孤独又无助的心情度日的。

何雪媛没有什么才华,也没有满腹的学问,她就是一个最平凡、最普通的中年妇女。所以,面对婚姻带给她的痛苦,除了咒骂和怨恨,她似乎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对待。她时常会对林徽因说:“女儿,你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是不可信的,尤其是你的父亲!还有你的二娘(指林爱民后纳进来的小妾),她就是个狐狸精!”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林徽因的内心其实非常痛苦——她深爱着自己的父亲,也知道父亲是爱自己的,她选择相信父亲最疼爱的语言,但同样,她也非常怨恨自己的父亲,她恨父亲的无情和不公,最后转化为怨恨“看不起女性”的封建思想;她同样深爱自己的母亲,亦知道命运对母亲的不公,然而她却也明白,父亲和母亲之间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因为二娘的到来,因为生不出儿子而被休掉的女性万万千,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作为林家的大姐,她同样也疼爱着那些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可是这个行为却引起了何雪媛的怨恨……林徽因就在这样有些畸形、扭曲的环境中度过了八年的时间,一个女孩子本该最可爱、活泼的岁月,却被命运不公地对待。少女林徽因

1920年的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国际联盟成立,中国也成立了国联协会,林长民正是发起人之一,同时也是协会总干事。为了处理国联的工作事宜,他需要常驻伦敦。此时的林徽因已经是个十六岁的女孩,英文非常流利。林长民决定带着自己的女儿远赴伦敦,她会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同时也能够让女儿长些见识。

这是林徽因一生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是她第一次踏出祖国的土地,来到了充满了英伦风情的伦敦,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建筑,第一次领略到除了中国古老建筑之外的风采。

父亲是忙碌的,更多的时间,都在用于处理公务。有很多时候,林徽因都是在租来的房子里望着窗外,甚至有时候还会留下寂寞的眼泪。后来,她回忆着自己这趟欧洲之旅的时候说道:“……那时的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时英国不断地下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1937年致沈从文信)即便如此,林徽因在英国的短短数月,仍然让她的性格有了很大的转变,毕竟在北平的日子,她整日被家庭琐事缠身,根本无法专心于学业。对此,林长民也是深有体会。在出发之前,他就非常严肃地告诉女儿:“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1920年致林徽因信)我们不难想象,在英国的数月,林徽因从一个非常内向的女子,逐渐转变为一个能够应付各种应酬的优雅女子,她用自己流利的英语、优雅的举止,赢得了很多人的赞美。曾经备受冷落,甚至连父亲都将自己遗忘,现如今也能够备受赞扬,这让林徽因找到了许久以前丢失了的自信,就好比一朵雏菊,终于得到了滋润一般。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才让林徽因在回国之后,非常重视朋友之交,甚至会有文学沙龙定期在家召开。她在用另外的方式来弥补童年的缺失,而这些在英国所结识的朋友,在今后的岁月中,也都成为她的良师益友,比如著名史学家H.C.威尔斯、小说家T.哈代、美女作家K.曼斯菲尔德、新派文学理论家E.M.福斯特,以及旅居欧洲的张奚若、陈西滢、金岳霖、吴经熊、张君劢、聂云台……在当时,很多女子还都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生活,即便是有些名门望族的后代女子同样经过了高等教育,但仍然很难接触到如此之多的人脉关系,这也是林徽因今后一生的财富。

在英国的这段时间里,林徽因还认识了今后影响了她一生的一个男子——徐志摩。他们的故事,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佳话,两个人的爱情,刻骨铭心,却总归情深缘浅……最终,陪伴林徽因一生的人,只能是梁思成。

其实,早在1919年,林徽因还未去伦敦的时候,她就已经认识梁思成了。林长民和梁启超一直都是朋友,原本他们就想要将彼此的子女介绍给对方,做个亲家。这或许是那个时代人特有的一种习惯,尽管他们都是学习过西方先进文化的,但在本质上还是认同婚姻大事由父母决定。

不过,梁启超和林长民并没有真正决定,双方都有这个意向,但他们也不能真正勉强子女,于是就决定,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先接触一下,先看看他们对彼此的感觉,最终是否能够走到一起,还是要靠他们两个人来决定。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决定竟然延迟了四年的时间。在这几年事时间里,梁家、林家都发生了很多事情,两个人的心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命运却始终将他们二人牵绊……第二节东京出生的梁家长子“当孩子们在大约二十分钟内匆匆吃完晚饭时,父母亲则啜饮着老酒。饮酒是慢吞吞的。大约总有一个小时,父亲会谈论他正在写作的题目:诗人或其他人的传记、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儒家学者,以及其他学派的学者……”——梁思成

1898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情上至慈禧老佛爷,下至众多先进革命者,全部震惊,这件事情就是历史上所记载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一心想要学习资本主义救中国,这才有了“百日维新”。就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还在为中国的希望曙光而兴奋不已的时候,却不知道,血光之灾也随之而来。很快,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就突发制人,不仅将“戊戌六君子”送上了断头台,同样也让康有为、梁启超狼狈地逃到国外。

梁启超逃到了日本。自从清朝后期开始,日本和中国先进革命者之间就有非常特殊的关系——这个在明朝之前甘为中国的“徒弟”的国家,却在清朝末年,吸引了众多想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有志之士,比如鲁迅,比如梁启超,比如孙文,他们都曾经在日本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最终走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

可以说,梁启超和林长民在婚姻上的道路大体一样,两个人都是在老家由父母包办了一次婚姻,梁启超的第一任妻子李蕙仙同样也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书香门第,缠过足,无才是德,嫁入夫家,以夫为纲。婚后不久,她便为梁启超生下了女儿——梁思顺。

但是很快,梁启超便去了日本,只留下她一个女子在老家照顾公婆、女儿。但是她内心也非常明白,丈夫不是一个能够在家里踏踏实实过日子的男人,他的理想、他的事业,都比这个家在他心中的位置要重要。她只是一个女人,所能做的,就是让丈夫在外面打拼的时候,不要太过顾忌家中的重担。

不过,梁启超很怕封建势力迫害自己的家人,刚刚在日本站稳脚跟之后,很快就将自己的妻儿接到了日本,共同生活。由此可见,梁启超还是非常有心的。李蕙仙初到日本的时候,虽然和丈夫过着动荡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两个人带着爱女思顺,却也常常是苦中作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思顺从小就非常活泼、可爱,被梁启超视为掌上明珠。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李蕙仙却并不满足。在前文中我们已然说过,她是个非常传统的女子,“传宗接代”这样的封建思想在她的心里根深蒂固。所以,她很迫切地想要再生一个孩子,不,应该说是生个儿子。

很快,她再一次怀孕,这个消息不仅让梁启超兴奋不已,期待万分,更让李蕙仙感到如释重负。经过了十月怀胎的辛苦、一朝分娩的疼痛,随着孩子的一声啼哭,一个全新的、承载着众多期盼的生命呱呱落地。

这次是一个男孩,但由于梁启超和李蕙仙当时的动荡生活,孩子出生不久之后就夭折了,这件事情给梁启超夫妇非常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对李蕙仙,这个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当时她已经是个三十岁的女人了,按照那时期女人的身体素质来说,她已经很难再生育了。这不仅仅威胁到她在梁家的地位,同样也会影响思顺的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摆在李蕙仙的面前只有一条路,为自己找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但是她对这个接班人的要求非常高,不仅要身体健康,同样还要求这个女子不能太漂亮、太风情,甚至这个女子的思想一定要很保守,懂得正室和偏房孰轻孰重。

李蕙仙不停地在寻找心目中合适的人选,梁启超知晓她的心思,并且默认这种做法。很快,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王姓女孩闯进了李蕙仙的视野——年轻,没有缠过足,一副大脚板,健康且活泼。不识字,从小就被卖进梁家为仆。这简直就是李蕙仙心中的不二人选,既能够给梁家生下儿子,又能够明白自己在梁家的地位以及伺候主人的职责。

老话常说,人算不如天算。梁启超纳妾之后不久,李蕙仙竟然再次怀孕,生下了儿子——梁思成。在此之后,李蕙仙和王氏女子为梁家添了许多个弟弟妹妹。在日本,梁思成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或许是年龄差距问题,梁思成和他的亲生母亲李蕙仙的感情并不是非常好,反倒是和二房王氏女子关系非常好,他管李蕙仙叫做妈妈,却叫王氏女子娘。虽然妈妈这种叫法更为现代一些,但在那个时期,“娘”依旧代表了一个孩子对于母亲的依赖和眷恋。

王氏女子虽然不识字,却非常聪慧,很多东西都是一学就会,而且年轻,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到日本短短一年的时间,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不仅如此,在她的第一个孩子该上小学的时候,王氏女子竟然背起书包和孩子一同去学校,从最初的不识一字,到最后不仅学会了识文断字,还学会了游泳、滑旱冰、滚铁环、编织、钩花边,会打桥牌、麻将,还学会了针灸。这样一个活泼开明的娘,远比每日只会板着脸孔逼迫孩子读书的妈妈来得亲切。

梁思成长大之后曾经回忆过自己在日本的童年岁月,印象中的妈妈是暴躁的、严厉的。或许还有那种门户之见的争宠目的,李蕙仙到后来一就是看王氏不顺眼,甚至发展到一种比较扭曲的状态——只要王氏接近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带着孩子出去玩,她便会认为,王氏想借此耽误自己孩子的学业,让他们一事无成,自己的孩子能够取而代之。

可是,梁思成并不是这样想的。在他的印象中,娘是亲切的、包容的。小的时候,他一样也很顽皮,不是很喜欢上学,更爱在草地上奔跑,在树林里和兄弟姐妹做游戏,这才是一个小孩子的天性。在李蕙仙眼里,这样是大逆不道的,内心累积的愤怒终于找到了一次爆发的机会——有一次考试,梁思成的成绩落在了弟弟思永后面,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李蕙仙非常生气,她直接抄起放在门后面的鸡毛掸子,就朝着梁思成身上挥去。这是她第一次如此狠心地打孩子,梁思成也被吓住了,直到被鸡毛掸子打了好几下,才感觉到疼。

房间里的吵闹惊动了在屋外的王氏,她听到思成的哭声,立刻就冲到了屋子里,把思成护在自己的身下,任凭鸡毛掸子打在自己的身上。李蕙仙看到王氏跑出来,并且如此护着自己的孩子,也就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鸡毛掸子……然而,王氏并非是出于溺爱,才如此袒护梁思成。事后,她也非常严肃,却语气温和地对梁思成说道:“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相比于李蕙仙的粗暴,王氏换用一种温和的教育方式,让孩子懂得了质朴的道理。

在日本的那段时间里,梁思成非常快乐地成长着。虽然说父亲梁启超是因为避难才逃亡到了日本,本身也没有带多少钱财,但因为梁启超本人的才华,在日本也是常常出席许多活动,并且继续写作、编辑和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梁思成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见到自己的父亲,反而是和娘以及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快乐的时间比较多。

据梁思成自己的回忆说,从他记事开始,他们一家子就住在横滨一个知识分子刊物——《新民丛报》印刷所的二楼,孩子们大多是在日本华侨开办的大同学校附属幼儿园里就读,玩伴们大多是中国人,不过幼儿园里的老师多半是日本女性,对待这些小孩子,她们同样是温柔且耐心的。有时候,梁思成还会和同学们开开老师的玩笑,或者弄些小的恶作剧来捉弄老师,却总没见过老师们发脾气。日本处于地震带上,常常会发生些小震动。有时候,还在上课的时候,突然之间桌椅就晃动起来。每每到这种时刻,老师们就抱起学生,冲出教室……梁思成六岁的时候,因为父亲的工作原因,他们搬离了印刷所,到了须磨的一所别墅里,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最让梁思成和几个兄弟姐妹开心的是,这所别墅还带着一大片园子,梁启超为这座园子起名为“双涛园”。

现如今,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给梁思成带来很多快乐的“双涛园”,只能从梁思成的只言片语里来描述这个园子的美丽——“它有一座大花园,连着一片直通海滨的松林,我们在这里既能听到波涛声,又能听到松林中的风声。”

大自然永远都是孩子们最好的朋友,只要梁思成不上课,就带着一本书,跑到园子里的石凳、石桌边上,一边嗅着泥土的芬芳、享受着清凉的风吹在脸上,听着树上鸟儿的鸣叫,这是何等的惬意。

在日本的流亡时间并不算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人士推翻了清朝政府,曾经被清朝政府责难的梁启超终于能够光明正大地回到中国。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梁启超并没有回到自己的老家,而是选择在离北京较近的天津安家落户。在这里,他们租了一座非常漂亮的、由意大利人设计、装潢的别墅。别墅有三层——上面两层全部都用做图书收藏,我们不难想象,梁启超到底有多少藏书,难怪梁家出了众多位学者;最下面的一层,被装修成为客厅、餐厅、起居室,以及梁启超的书房。

每天,父亲都非常忙碌,几个兄弟姐妹也都忙着学习,只有在傍晚时分,全家人围在一张比较大的圆桌前吃饭。这是梁思成每天最开心的时候,看着弟弟妹妹们吃晚饭,都不舍得离开饭桌,自觉地陪在父亲的身边,梁启超则是小酌几杯,询问子女们的学业,或者是说一些自己现在正在撰写的文章,又或者是谈论现今的文学作品、历史、政治哲学……这不过是最简单的家庭一景,却让梁思成牵挂一生。

林徽因曾经这样形容过自己:“我的快乐都是微小的事情。”或许是源自童年时期的不安、敏感和寂寞,所以幼年时期的她多愁善感,长年累月地为家庭琐事、母亲失宠而纠结。人们常说,什么环境造就什么样的性格。难怪很多人都认为林徽因太过矫情,无论是在文字上,还是为人处世上。如果林长民没有带林徽因去英国,而是将她留在这个充满了怨恨和琐碎矛盾的家庭之中,或许她不会像以后那样,拥有常人无可比拟的见识和聪慧。

和林徽因相比,梁思成无疑是幸运且幸福的,他的童年,尽管也遭遇了父亲再娶、有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但由于亲生母亲的得体,以及二姨娘的温良贤淑,他的生活中全然没有因为争宠而产生的怨恨、矛盾,剩下的只是真正的属于家的温暖和亲情。或许这就是环境的因素,在童年时,梁思成的快乐成就了他今后的坚强和乐观心态,而林徽因则是继承了她母亲的暴躁脾气,甚至到了后来,母亲和自家那些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之间的矛盾,也是林徽因心中非常不愿意去想、去管的烦心事。第三节求学路上多坎坷“别看我现在是又驼又瘸,可是当年我还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梁思成

梁启超曾经有一篇文章《少年中国说》,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句话包含了梁启超对于中国未来,以及中国未来的主人翁的殷殷期盼。在对待梁思成及其他子女的教育方面,他非常在意。

早期由于逃亡到日本的原因,梁思成童年几乎有一多半时间都是在日本度过,他所接受的也都是日本人的文化教育。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有太多的不放心。在他的心里,中国的传统文化才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真正该学习的。所以,他在自己的家里,要求所有子女必须说中国话,甚至还托很多国内友人将那些国学的著作邮寄到国外来。那时候的邮递服务非常困难,并且价格昂贵。可是,梁启超却坚信,这个费用属于必须支付的教育经费。在学习传统文化以外,梁启超也不忘让孩子努力学习英文,这也是为了能够让他今后多多接触国外的信息。

回到天津之后,梁启超一直忙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国内的局势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变化。没过多久,他就因为工作原因,需要转战到北平去。早年花费了重资置办的别墅和图书馆,只能作为老家,梁思成最喜爱的晚饭时间,也只好就此搁置。于是,梁启超就在紫禁城边上的南长街上找到了一座有许多天井的房子,能容纳日益膨胀的家庭和大群的仆人,离北海公园门口梁启超的办公室也不远。

这是梁思成第一次到北平生活,或许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个城市在他成人之后,会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守卫者。这是后话。刚刚来到北平的梁启超,替梁思成在众多学校中选择了北京最著名的英国学校学习。在这里,梁思成度过了三年时光。1915年,梁思成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学校。清华学校是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美国国会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创立的。这笔资金不仅供给六年预科、两年本科,而且还为优秀学生提供到美国深造的奖学金。

在清华学校的八年,梁思成过得非常充实,并且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并不像那些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满嘴的之乎者也,让人心生距离,反而性格开朗,喜爱运动,很快就成为同学们的“开心果”。

童年时在日本的快乐,在这里得到了延续。他是运动场上的跳高能手,足球场上的足球小将,甚至还自己组建了歌唱团,学习小提琴、小号和长短笛。在众多爱好之中,梁思成最爱的当属美术。在校期间,各类校刊的许多封面、插页、栏图等美术作品,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常常一次同时作几种画,以从中获得新的浪漫感。正是因为对美术的热爱和他在这方面的潜质,还有林徽因的影响,使他最终选择了建筑学作为他的研究对象。

在清华学校学习的八年时间里,梁思成迅速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未来的栋梁,从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少爷成长为一个自强、自律的有为青年。可以说,这一切的转变都源于清华学校的严格要求。梁思成作为新一代国学大师梁启超的长子,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纨绔子弟”、“高富帅”,却绝对称得上是“名门之后”。第一次离开家,过上集体生活,对于任何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来说,都有太多的诱惑,尤其是当时的清华学校里大部分学生的家境都比较富裕,更有很多“官二代”、“富二代”。所以,校方在管理学生方面作出严格的规定。

首先要控制学生钱包里的钞票,不管家里给学生寄来多少生活费,都需要在教务处(当时叫做斋务处)登记、管理。当时,有一位专门负责的老师,负责登记学生们的日常开销,记录着每一笔钱的用途。如果有学生私自花销而没有记录,被查出来是要记过的,这是非常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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