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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5 21: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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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马强才选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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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文徵文存

蓝文徵文存试读:

前言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祯、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2012年3月16日凡例凡例1.本文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史工程中“清华国学书系”之一,重点展示国学院学子蓝文徵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2.本文存围绕蓝文徵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收录《隋唐五代史》、《中国通史叙例》、《朱舜水之思想》、《会昌遗事》等论著及为他人论著所作序言数篇,基本反映蓝氏学术思想与成就。

3.本文存附录蓝氏好友萧一山所撰碑文及其学生汤承业所撰回忆文字,书末附录大事年表及学术论著简目,以更好展示其学术人生。

4.本文存编者虽认为《中国通史》在蓝氏学术体系中,具有纲领性地位,但因底本印刷质量低劣,文字多漫漶不易识别,故暂时先摘录该书“叙例”以飨读者。

5.本文存所收论著,底本皆为原刊,并分类编排,标明原始出处。

6.本文存尽量忠于原文,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特殊用字,如现之“哪里”当时作“那里”等,皆存原貌;其中明显文字错讹者,径直更正而不出校记。

7.本文存保持原文格式,为兼顾现代阅读习惯,对部分行文格式略作技术调整。如将《隋唐五代史》等尾注改为脚注,并将一些繁体标点格式改为简体标点格式。

8.本文存省略部分因时代局限而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文字,并以“……”表示,且注释标明所省字数;又,以“□”表示底本中缺字或不能识别之字。前言前言一

蓝文徵(1901—1976),字孟博,吉林舒兰人,1901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子时,生于六道荒。六道荒即今舒兰县,曾为地广人稀之“荒”,为清廷皇家封禁地。宣统元年(1909年),吉林府派员在舒兰“六道荒”境内成立设治局,由设治委员统辖境内之事。在蓝文徵先生好友萧一山先生《蓝孟博先生碑文》萧一山:《蓝孟博先生碑文》,萧一山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萧一山先生文集》,台北:经世书局,1979年初版本,第578—581页。及其高徒汤承业先生《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兼论蓝先生的学术思想》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转引蓝先生撰写包一民女士画展简介,《国立编译馆馆刊》第7卷第1期,第171—210页。(二人系据蓝先生家人回忆和族谱所写)中,记录了其家世,现据之概括如次:

蓝家先祖乃春秋战国时楚公子斖,尝为蓝尹子,子孙遂因而氏焉。战国时,有中山国(在今河北省定县)大夫蓝诸后裔,子孙向晋北分布,当为蓝氏先世之始,世居大同府广灵县侯家庄。清康熙间,有蓝成者,徙居辽宁海城县,为蓝氏东迁一世祖。传子琏,孙亨,皆居其地,宗派蕃衍,至曾孙仁,于乾隆间被编入汉军正白旗,东迁吉林舒兰县之东屯,世守柳边,是为蓝家四世祖,长房居住东屯守祖茔,供家谱。其余散居大丰沟等地,置产建业,并称小康。蓝先生祖父桂起,字西山,性仁厚正直,事亲孝,友爱兄弟,通经善算,经常着闻,增良田至三千余亩、山林六平方里,重修住宅,一门和睦。父廷璋,字峩亭,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伯仲行四,风采硕伟,为人刚毅正直,克己助人,乡里称贤。母李氏秀淑,生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出自南站(蓝家西南三十里)书香名门,秉性娴德,善于治家,阖家咸敬之,殁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蓝先生之性情温和,似受之母系,而意志坚强刚秉之于父系也。

蓝先生少年聪慧,自幼得祖父钟爱,七八岁时,从祖父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及《幼学琼林》等传统蒙学读物。1909年,蓝先生祖父去世,进入私塾学习,一年之间即读毕《四书》。10岁时,蓝先生兄弟,来到舒兰站学习。舒兰站,在今舒兰县溪河镇。这个毗邻于昔日舒兰河驿站的乡村,交通便利而人口渐多,因而有了兴办教育的必要和可能。蓝先生在舒兰完成高小、中学的学业。15岁,始就读于法特哈边门。法特哈边门,位于舒兰县城西北。清康熙年间,修筑柳条边(新边)最北头边门,位于舒兰县法特乡政府所在地,又名巴延鄂佛罗边门。

1916年,蓝先生中学毕业,执教家馆,仍孜孜以求,手不释卷而苦学不辍。17岁,通过六姑母的介绍,执教邱氏家馆,并开始同当地名儒马致清游,学业更为精进。同年秋8月11日,与林立雍女士成婚。此后一生,伉俪感情甚笃。1919年,考入吉林省立师范学校,经过四年的学习,顺利从师范学校毕业。次年,任教于舒兰县立小学。1925年,应显赫一时的牛氏之聘,任教于牛家书馆。翌年,考入吉林政法专科学校。

1927年,在结束大学阶段的学习之后,蓝先生考入清华学校(次年易名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陈寅恪等名师,从事国学、史学研究,指导老师为梁启超先生。与蓝先生同期入学同窗,有王省、吴宝凌、叶去非、罗根泽、蒋天枢、葛天民、储皖峰、张昌圻、门启明、马庆矞等,又有1925年录取的裴学海和1926年录取的马鸿勋。同时在国学院还有刘盼遂、姚名达、吴其昌、宋玉嘉、颜虚心、刘节、戴家祥、司秋沄、朱芳圃、侯堮等12位师兄。国学院本学年所开设的课程如次:

教授: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

赵元任(方言学)

陈寅恪(梵文文法)

讲师:李济(考古学)

林志钧(人生哲学)

助教有王庸、梁廷灿、浦江清、赵万里等。此外,国学院还曾增聘朱希祖为兼职讲师、梁思永为名誉助教、余永梁为助教。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4页。这一学年,蓝文徵先生在导师的指引之下,完成各科学业。期满后,蓝先生与颜虚心、罗根泽、蒋天枢、葛天民、储皖峰、张昌圻、门启明、马庆矞、裴学海、侯堮等10人留下继续研究学习。1928年9月12日,又迎来裴占荣、徐景贤、王静如三位同窗。这一学年,国学院的导师及开课情况是:

教授:陈寅恪(梵文文法、唯识二十论校读,每周一小时)

赵元任(方言学,第二学期开)

讲师:马衡(金石学,每周两小时)

林志钧(人生哲学,每周两小时)

李济(考古学)

正是在这一阶段,蓝先生选定专题研究为“中国史学史”,完成了毕业论文《〈逸周书·谥法篇〉疏证》。

据蓝先生回忆,在清华国学院学习期间承几位大师言传身教,受益匪浅。就现有资料来看,蓝先生最初是由梁启超先生指导,但梁氏有疾,于1928年6月辞去国学院职务。第二年,遂改由陈寅恪先生指导。1929年6月,蓝先生顺利从国学院毕业,虽然只有毕业证而无学位证颁发,却仍然自豪于心。

清华国学院毕业后,虽然得梁启超先生推荐而有机会到东北大学任教,蓝先生却选择继续留京研究一年,然后才在师长的推荐下回到沈阳,执教于东北大学。但很快时局发生改变,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惨遭蹂躏,民族危在旦夕。东北大学不愿接受日伪统治,在校长张学良将军带领下,被迫内迁而踏上流亡之途,于9月26日冬来到北平,开始借址复校,增设“边疆政治系”、“家政系”等实用学科,停开部分科系。面对国难,蓝先生与栗直先生“公期复土,信誓旦旦,永矢弗懈”栗直:《悼蓝文徵先生》,《东北文献》6卷4期,第5页。,因此“只身入关”案:见陈哲三《陈寅恪先生及其轶事》所记蓝先生自述。此文亦收入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87页。,“旅居燕都,凡故宫名画,厂肆珍品,无不详观精研,心印神会”见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转引蓝先生所撰包一民女士画展简介,第183页。。继而,南下青岛,任教于青岛女中。1933年,蓝先生踏上邮轮,东渡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研习唐代政治、经济史。据蓝先生高徒、东海大学教授陈锦忠先生回忆,蓝先生曾自述,他到日本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收集日本所出有关中国的地图等敌情以及联络团结在日东北留学生,因为局势日渐紧张,需要大量地图资料和军政动态,以观察日方备战情况,凝结抗日力量。在东京学习期间,蓝先生经常往返于东洋文库与宿舍,查访资料,拜谒学者。其中,最令学界津津乐道的是,他曾在1933年于东洋文库邂逅白鸟库吉。白鸟为日本东洋学泰斗,当听说蓝先生乃陈寅恪学生后,“马上趋前与他握手”,“原来,白鸟研究中亚历史时遇到某个难题,写信请教奥地利、德国学者,都不得其解,后来托人请教陈寅恪,问题才总算得到解决”见陈哲三《陈寅恪先生及其轶事》所记蓝先生自述。此文收入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第89页。。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为彼时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带来巨大震荡,许多人此前着手的研究不得不中途停滞。国辱家难,颠沛流离,更煎熬着学人的精神。自“九·一八”事件以后将近20年中,蓝先生大多都在漂泊中度过。1937年,蓝先生自日本归国,执教于内迁复校的东北大学史地系,系主任则是蓝先生清华国学院学长周传儒先生。西安事变后,校长张学良将军被软禁,国民党教育部全面介入校务,东北大学开始完全撤出北京,迁往郑州,最后到达西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蓝先生也随校迁往西安。次年春,日本飞机轰炸西安,蓝先生只能再一次随校迁至四川三台。1939年,蓝先生受教育部任命,转赴陕西城固,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并担任教务总长。当时,抗日激情高涨,校园难以平静,蓝先生为处理好学校与教育部的关系,可谓殚精竭虑。

1940年,应萧一山之邀,蓝先生再回四川三台,出任东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办学,延聘丁山、蒙文通、贺昌群、陈述等知名学者任教,培养了大批人才。1943年夏,因萧氏休假,蓝先生曾一度代理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旋即,受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之邀,赴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任编纂。在此期间,与馆中顾颉刚、侯堮、蒋天枢等人过从甚密、问学往来。《顾颉刚日记》曾记载,1943年11月5日,他与蓝先生在编译馆见面;1944年1月3日,在馆中又与侯堮、蒋天枢、蓝文徵等相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册5,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第183页。蓝先生在重庆,生活相对稳定,编译馆的办公条件相对优越,于是决心从事著述。1944年8月,再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兼训导长。在此颠沛流离的情势下,蓝先生完成了《中国通史》和《隋唐五代史》两本著作,前者由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出版案:汤承业谓1947年初版,当误。,后者由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刊行。

1946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机关迁回南京,开始一系列的“重建”工作,蓝先生于本年年末,出席“国民大会”,参加国民制宪会议。随即被任命为北平行辕参议,兼《经世日报》主笔。1948年4月,在南京参加“国民大会”,并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代表东北三省。从此,直至生命的终点,蓝先生一直担任立法委员,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关心的问题多与教育有关。

1949年12月,蓝先生随国民党撤出大陆,举家迁往台湾。最初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后因为有立法委员公职在身,只能担任兼职教师。在他心目中,教育乃百年大计,影响一国之兴衰,不可不慎,希冀能藉担任立法委员一职,对相关教育政策有所影响。稍后,还曾在台湾政治大学兼职,指导学生论文。同时,蓝先生出任台湾教育部博士学位考试委员会委员,负责担任国授历史学博士学位的面试人。

1957年,台中私立东海大学创办,蓝先生任该校历史系兼职教授,并在此指导学生。在这里,他与萧一山、徐复观等先生,相处甚欢。可以说,东海大学时期,是蓝先生晚年最为重要的一段生命历程。据其孙女蓝百川小姐回忆,蓝先生晚年长期居住于东海大学,授徒讲学,指导过数位著名学者,包括汤承业、陈锦忠、蓝吉富等。蓝先生因兼有立法院与教育部的公职,所以长期往返奔波于东海大学与台北之间。蓝先生一生遭受颠沛流离之苦,深明历代兴衰变迁,所以当东海大学成立时,身处台中,除了休养身体、专心讲学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意于远离台北政治是非圈。

1976年1月25日,蓝文徵先生在台中荣民医院病逝,享年76岁。逝世之后,蓝先生受到老友如萧一山、徐复观等先生的怀念,也得到汤承业、陈哲三等高徒的感戴。萧一山先生撰写《蓝孟博先生碑文》,徐复观先生撰写《悼蓝孟博先生》,汤承业先生撰写《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等。

汤承业在《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一文中说蓝先生的“国学根基”,“早奠定于童年时期,乃由祖父桂起公于家庭教师田先生之尽力培植”,而在校时间最久者,是“吉林省立师范学校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各四年,但是他“进入学业之佳境,且得以继承诸位国学大师之道统者,则为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年”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173页。。

蓝先生在国学院先是受梁启超先生的指导,后又得陈寅恪先生亲授学业,因此他的学术研究深受二位先生的影响。诚如汤承业所言,“在清华研究院的诸位大师中”,影响蓝先生最深的是梁先生与陈先生,而蓝先生的“气度与风格,亦颇似梁先生与陈先生”同上,第177页。。蓝文徵先生在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任教之时,开设了四门课程,分别是中国上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史学史。上古史反映了他对王国维先生学术研究的学习和向往,中古史研究则反映了陈寅恪先生的治学门径,而史学史则直接承继梁启超先生的治学思想。

就现有材料来看,蓝文徵先生在国学院的时候,主要研究了柳宗元等唐代思想家。蓝家后人今天保存有蓝文徵先生在国学院的作业,题目就是《柳宗元学术》,并有梁启超先生的评语。该文分为前编、本编和后编三部分。前编主要考证柳宗元的家世、师承、学侣、时代背景和环境等问题。本编集中在柳宗元的学术上,分为六章,考察其经学、辨诸子、史学、文学观、佛学和政治等学术探究和思想。后编作为补充,探讨柳学对于后世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评点云:中唐达士,韩柳并名,历宋元明以迄于清中叶,尸祝昌黎者世不绝,柳为所揜久矣。即以文艺论,多以为柳散文与诗,皆在韩上。至于思想之健实博大,柳益非韩所能望矣。近代推崇河东之言论,虽往往见诸学界,然为系统的叙述注论,能举其学术全部、疏通者,尚无一个。此书实空前,并作为中古学术史中,最要之一部分也。蓝文徵:《柳宗元学术》作业手稿后梁氏点评。可见,蓝先生所作颇得梁启超先生的赏识。当年在清华园问学于陈寅恪先生的往事,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蓝先生都记忆犹新,“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叫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日久之后积了不少”《追忆陈寅恪》,第85页。。

清华国学院师友切磋问学和舞雩之乐成为蓝先生青年时代最珍贵的回忆。1929年,清华大学决定停办国学研究院,蓝先生曾和同学奔走呼吁,希望能够维持办学。此后的岁月中,蓝先生时常怀想那段已隔岸斑驳的时光,并讲予学生和朋友分享。陈哲三说自己“受学有年”,“幸得时时闻道前辈学者的行谊风范”同上,第84页。,汤承业也回忆说蓝先生“暇时所最荣道者”,是有关梁、陈二先生的“高风景行”。汤承业转述蓝先生对两位老师讲课情景的回忆,云:梁先生虽重考据,但尤重义理,其上课时,则思潮泛腾、波澜万状,每每欲止不能,亦欲罢不能。手持一支香烟,竟无暇吸一口,而任其自己燃尽;待老工友为其换点一支,亦因无暇而任其燃尽,往往数支,皆是如此。下课后而超过半小时,乃是常有的事,有时尽多讲一个小时。不但座无虚席,而且绝无退席者。最烦心者,即是为梁先生排课的先生,因为各大学教授都要求旁听,而希望其时间能够不冲突,其联络与调度,往往迁延许久而不得其决。每聆梁先生授课,虽然收获特重,但心情却特感轻松。④⑤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页177。

陈先生授课的特点之一,即为听课人数特少,有时少到只有一两人,此时陈先生讲得更专心、更开心。因为陈先生固重义理,但尤重考据;遇有知音人,当然更专心、更开心。④概括而言,“梁先生乃宏音感人,陈先生则细语扣心,前者为灌溉,后者为滋润”。据汤承业说,蓝文徵先生的讲课风格,则在二位先生之间,“既不似梁先生的高潮迭起,亦不似陈先生的伏流潜行,端庄温雅,娓娓道来”⑤,刚好能让学生们感觉到两位导师的优点与特点。

多年后,来到台湾的蓝先生在撰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时,仍感慨“诸位大师的教泽清芬,却永印于同学的心版”,原因之一就是国学院当时的“研究的特点”——“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以致有鹅湖、鹿洞遗风。在此风气下,师生之间,其乐融融,“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同窗之间,关系融洽,能够以求学问道为志业,“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而师兄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见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90页。。

这种追思,不仅是对师友问学的感怀,也体现着蓝先生对于学术的尊崇。凡蓝先生任教之所,都无一例外地希望学生传承几位先生的学术。晚年在台湾东海大学执教时,仍然不忘提醒学生,承续国学院的学术薪火,在给东海大学历史系陈锦忠教授的书信中,更专门提出盼望学生能承继梁、王、陈三位先生的学术事业,并详细指点阅读有关他们生平事迹的书籍文献。

据汤承业回忆,蓝先生深知“学以为己”和“述而不作”之义,所以零星发表的文章不多,却字字珠玑、句句璎珞,读之畅心益志,弥觉珍贵。蓝先生要求学生“多读书,少写稿”,因为“撰稿须组织文字,修饰辞藻,既耗时间,又费精力”。他推崇朱舜水所言“大凡作文须根本六经,佐以子史,而润泽之以古文,内既充溢,则下笔自然凑泊,不期文而自文”,认为治学之要,必须于“读史”之外,尤须“通经”。若只读史而不通经,则学无根基,并非实学,盖古之贤者,唯其通经,故能达变。因此,当他75岁时,学生们张罗为他编刊纪念文集,他就严辞谢绝,认为“读书人不能染俗”。此外,蓝先生还常常“教人多读学报中的名家之作,盖名家不发空言”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页179。。

当然,蓝先生并非完全没有著作,而是将著作之事看得十分慎重。徐复观曾称赞蓝先生是“专心做学问,且有成就,有著作的人”徐复观:《悼蓝孟博先生》,《中华杂志》1965年3月号。。就现有文献来看,蓝先生著有《中国通史》(上卷)、《隋唐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安》等。

其中,《中国通史》是他一生史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学术研究的纲领,体现了对梁启超先生文化史研究构想的继承。1932年,林志钧在编辑《饮冰室合集》时撰序指出,梁启超一生“数变”,“欧战后游历各国,归乃一转而为讲学生活,遂以是终其身。”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又说:“指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同上,第3页。综观“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从1901年9月始,梁启超在《清议报》上陆续刊发《中国历史叙论》,到他在清华国学院的讲座《中国历史研究法(续编)》,其间延续25年以上,关注莫不和历史研究有关。梁启超在清华教授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己有编纂“新”的中国通史的愿望,并想借此培养后备人才以完成此庞大的事业,而他有关“中国史”编写的内容和方法的讲授,就是为了日后能有令人满意的中国通史出现。他在1927年6月末与同学游览北海时的讲话中,也提到自己作中国史的志愿,并希望同学能参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第610页。姜亮夫等回忆在清华国学院时,特别提到“新会之史学”姜亮夫:《姜亮夫文集》,卷24,云南人民出版社,第217页。,可见对学生的影响也比较深。他所教过的清华国学院学生中,日后计划从事中国史研究的人数自是不少,某些人还具开拓之功,如卫聚贤的《历史统计学》、杨鸿烈《中国法制史》等。因此,笔者认为,要研究清华国学院学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就必须考察梁启超在国学院讲授的历史学课程。

第181页。案:由于《中国通史》目前存世较少,更由于海峡隔绝,汤承业先生未能见到该书,此处只是从其师兄处听来。所以,具体的内容,还是当以《中国通史·叙例》为准。。据《民国出版目录》,该书收入萧一山主编的“大学丛书”和“经世社丛书”中,“记述上古至秦汉历史,共16章。每一时代均分纪事、政治、社会、文化等节”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第81页。。

第十二章起,主要叙述秦汉时期的纪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五个方面的历史,尤其关注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

第139页。。同样出于此考虑,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也是本章叙述的重点之一。总之,该书的基本思路与后来所著《隋唐五代史》相类,都注重以全局眼光,叙述历史事件的前后因果,往往要言不烦。

赴台后,蓝先生决定修订《中国通史》的上册,并续修通史之下册(由宋到民国),进而理解圣人立言之要。寒来暑往,数易其稿,上册未能很快修订再版,而下册亦迟迟未完稿,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萧一山先生曾感叹道虽有完成《中国通史》之意,而天不假年,殊堪痛惜。萧一山《蓝孟博先生碑文》,《萧一山先生文集》,第580页。

四《隋唐五代史》无疑是蓝先生最为精心的著作。该书于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系国人所著较早此段时期的通史专书,实为蓝先生多年积累经营而成,深受陈寅恪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

他之所以选定隋唐五代史为突破口,在“隋唐史期而痛下工夫”,以此研究中国古代史,实因该史期为国史中的关键时代,盖其既可上接古代,又可下系近代。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179页。他曾说:“中国之统一,在殷周已具雏形;至秦汉益备规模,惟其基础之奠定,实质之完成,确由于隋唐两代。”③⑤《隋唐五代史》(上),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1页。隋唐混一区夏,举其全力,从事统一建设:交通则凿山开道,穿河通航,南北分裂之地势,遂联贯为一矣;民族则华戎共轨,胡越一家,夏族因诸蕃之归化,而血液益新矣;政治则中央集权,内重外轻,远陬遐荒,靡不统摄矣;食货则控驭全国资源,发展海陆贸易,经济上之向心力,益加强固矣。举凡国史上之诸种分裂因素,悉已蠲除,统一之基础,乃大贞定;统一之实质,彻底完成。③隋唐于国史上,诚一最光明最荣盛之时代,因为就“史局”而言,长期统一,继往开来;就“疆域”而言,版图宽广,百蛮率服;就“国势”而言,民阜物丰,海内晏如;就“文化”而言,学术发达,兼综南北,宗教思想蔚然,文物遗产繁盛。同上,第1—2页。因此,“自唐宋迄今,千有余年,除数度短期纷乱外,余皆为长期统一之局,故隋唐两代,洵国史上最重要之关键”⑤。此外,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变,蓝先生认为:“五代十国者,亦国史上不可缺少之一环”同上,第2页。,此时“华族”最能吸取四夷之文化而发展自己的文化。

第10页。诸如都城选址长安的利弊,州县数量、人户分布、国防建设等,都能影响到整个隋唐历史的走向。本章最详细者,是有关隋唐五代之民族,因为:吾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杂居内地之夷、蛮、戎诸族,尽被诸夏所同化,结为一种新民族,肇成秦汉之宏规,是为华族初度大融合,历年既久,血液渐陈,文化停滞,武力衰微。永嘉以还,塞外之匈奴、羯、鲜卑、氏、羌诸族,纷入中原,经二百余年之接触摩荡,界限渐泯,血统渐混,酿为一种新民族,铸成隋唐之隆盛,是为华族再度大融合,其族系之繁,数量之巨,区域之广,血液之颐,远非前度所能及;隋唐时代之中华民族,既为晋(北)魏以来华戎混合之结晶,故其品质英拔,同化力强,宛如吸引诸蕃之磁石,熔铸异族之烘炉。同上,第21页。于是,这部分文字,条列北方之突厥、铁勒、回纥、奚、契丹;西方之西域、沙陀、党项、吐蕃、波斯、印度;东方之渤海、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南方之南诏和南海等国族,概述他们“构成之由来,及其新增之分子,同化之原委”,尤其是“华化”情况,即“或慕义内附,或率部来降,或集团入徙,或被掳归化,解辫发为冠带,易蕃性为华心”同上,第21—22页。。作者认为,晋(北)魏以后,汉族与进入中原的民族血胤融合,“凝结为一种新民族”,成为隋唐帝国之主要成分,为此时历史活动的主体,诸如杨李皇室、王公大臣、著名人物,都与蕃族有着紧密联系。同上,第24页。降及五代,北族与夏族,融合既久,迹殊难寻。同上,第30页。其中,本节对突厥、吐蕃、昭武、南海等民族和国家的内附与华化的叙述,较为提纲挈领,常有新见。

第二章,“隋史纪事”,概述隋代的兴起、文治、武功与衰亡。及至周末,鲜卑化于汉,渐就文弱,而汉人则染习塞外刚劲之气,转形武勇,而朝中政治权力渐移予汉人,加之长期纷争,人民渴望安定统一,于是隋应运代周,进而一统平定江南之陈,结束自永嘉之乱以来的300年南北分峙格局,维持文化的统一与传承。为了维护统治,打破南北横断之地形,便利物资流动,遂开广通、通济、江南、永济等渠,并增置官仓积谷“以裕国用”,创义仓以赈灾济饥。同时,为了巩固边疆,兴兵对外,“耀兵遐荒,交通绝域”,服突厥、平吐浑、破契丹,讨林邑、伐流求,同域外,征高丽,声威远播。只是,连年征战与建设不断,导致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盗贼盛行,国家岌岌可危。加之,文帝“易储之失”,废皇太子勇,立好大喜功之隋炀,穷侈极虐,不恤民命,导致“政刑失当”,政刑弛紊,纲纪败坏,人心涣散。于是,饥馑流离为诱因,遂天下大乱,隋代38年统治,瞬间土崩瓦解。

第157页。。本章对于太宗“平定东国”、“方镇之祸”、“唐末乱亡”等史实的叙述,较为详尽。

第五章为“五代纪事”,概述五代十国的重要史实。本章以梁、唐、晋、汉、周正,叙述其政权递嬗。然五代之间,契丹政权扮演重要角色,有李克用、石敬瑭等借契丹兵以残中原,且“沙陀族之唐、晋、汉三氏”皆完全华化而自视为“中国人”,于是蓝先生专述“汉辽之同化”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第166页。。又依次概述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北汉等十国兴亡之史。综观“五代十国之际,宇内瓜分,率土云扰,生民之苦极也”同上,第174页。。《隋唐五代史》下册,据汤承业先生回忆,主要论述这段时期的学术思想与政治制度,“详述隋唐学术思想之融通性与政治制度之优越性;亦可以说上册为动态史面,下册为静态史面;上册为有形的形而下史观,下册为无形的形而上史观”④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180页。,并认为“下册较之上册,其用心尤精,贡献尤大”④,遗憾的是,这部分手稿,在送往商务印书馆出版待刊之时,于战乱之中遗失。如今,只能通过蓝先生朋友和学生根据他的讲述了解一鳞半爪。

20世纪的前半叶,国内有关隋唐五代时期的专书并不多,专题研究者有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和《隋唐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1954年)等。蓝先生的《隋唐五代史》,作为“部定大学用书”,为第一部国人所写该时段通史。在这个意义上说,具有重要的地位。蓝先生放眼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在通史中选择中间部分展开叙述,就是要把握近世乃至今世文化的渊源,他对于隋唐五代民族关系的关注,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也是把握此段史实的重要切入点。

如果我们考察蓝先生的学术渊源,就可以看到,蓝先生对于梁启超、陈寅恪两位先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其字里行间透出对民族文化及古代历史的关怀。这正是继承梁启超先生当年教学特点的具体反映。陈寅恪先生因为在国学院后期一人独挑大梁,加之边疆史地资料难得,开始转向中古史研究,在给学生教授梵文文法的同时,传授一些西域与中国关系之类的观念,更传递历史研究重视求真语言等材料的研究方法。后来,陈先生更是推出自己有关隋唐历史的研究著作,实践自己的历史观念。这些,都被蓝文徵先生所吸收和借鉴:

首先,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制度虽然极广博纷杂,但是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第三源者,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但后世史家认为完全承继(西)魏、周之以业,不能“辨析名实真伪”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4页。。陈氏还对儒家思想在六朝隋唐时期的渊源流变,特别是与法家、道家、释家思想的整合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蓝先生在“总叙”中追溯隋唐政治制度的渊源和特征,实是对陈寅恪先生三渊源说的继承。

其次,对于隋唐文化的发展与民族融合关系的认识,也是继承自陈寅恪先生。吴宓曾叙述说:“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尔。”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5页。蓝先生对于该时段民族关系的叙述,也正是出于此关怀,所以民族问题成为全书主要关注点。

第一章较为详尽,尤其是对于周边民族的“华化”做了超越正文篇幅的概述,提供整个隋唐五代史的民族、文化和政权的大背景。

蓝先生出版的第三部著作,是由1957年台湾中正书局推出的《西安》一书。该书是蓝先生研究唐代历史的一种合理延续,因而对于唐代都城的体认,也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加之,蓝先生曾在陕西工作,两次身处西安,有着亲身经历,故而在海峡对岸,会有一种怀念。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缀述西安史迹名胜,兼及其历代兴亡治乱的关系”②蓝文徵:《西安》,台北正中书局,1957年,第3页。。西安在中国古史上地位重要,周围的形式加之“关陇本位”,更加重了西安的重要性。他说:国史上自战国至宋代,都将华山或函谷关以东大河南北诸地,称为山东或关东;其西之秦陇诸地,概称为陕西或关西,又以秦地处四关(函谷、武关、散关、萧关)之中,也称为关中。关中形势:东接黄河,南据秦岭,西抵坂,北倚横、梁二山。山河环于外,泾、渭流于内,沃野千里,古称天府之国。②在如此险要之地建都立国,自能“左制东夏,南控巴蜀,使对于中央,咸生向心力焉”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编),第10页。,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交通和战略地位:自五代迄今,千余年间,海内地势,逐渐东移,关中虽固,已无补海上风云,西北时代,早成过去。但历代对西北的重轻,也常关天下大计。今日世界,已届空运时代,如发展亚欧空运交通,西安的地位,将再度重要。蓝文徵:《西安》,第2—3页。概述了西安与中国历史治乱兴亡之间的联系之后,该书介绍了西安的历史名胜。

蓝先生之所以选择西安进行介绍,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在我国旧京中,惟西安独具辉煌的历史与特殊的地位”:一、西安外围,山河四塞,形势险固,周、秦、汉、隋、唐皆用之取天下,给国史写下了西北的时代;二、作首都的时间最悠久,在五代以前,曾数度为全国增值经济文化中心,她的光辉,照亮了整个东亚;三、史迹最多,足以象征中华民族精神,今人看了,悠然“发思古之幽情”,激起民族自觉心,加强复兴自信力;四、古物最丰,到处都是,充分映出古代社会生活实况,为崇高的中国文化作真凭实据。蓝文徵:《西安》,第1页。蓝先生认为西安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地位,“一进潼关,就像走入一所巨大的历史文物院,也像置身民族精神教育馆”,他撰写这本书的真正动机,是让人们看到中国历史的久远辉煌与“传统精神”的博大精深。

全书主体,按照时代先后,依次介绍由周迄近代有关西安的历史事实。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知道周代如何开发渭水流域积累财力军力,进而取代暴虐的商纣而王天下,也可看到秦人逐渐东进,建设关中,一统六国,定都咸阳,留下秦陵等文化古迹。本书对于唐代情况交代较详,除了叙述唐代继承隋代大力建设之成果,推行“关中本位政策”,进而影响到府兵分配、州县等第、交通开发、水利建设、对外关系、马政后勤、屯田置防等大政方针的制定执行,也迎来长安在安史之乱前的空前繁荣,还附上图例依次详叙唐代长安城市布局和诸多的文化遗迹。文化博物馆的大门,向读者洞开,一座座文化遗迹,展示了唐代新鲜健康的文化风貌,以及传统文化的强大创造力,民族精神自然流溢于字里行间。

上述三部著作代表了蓝先生的治学取向,即将研究对象放在国家兴亡和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通过对通史的追索,探寻历史动力,尤其是探究那些处于转换之间的重要史实。精研隋唐五代史,对中国上承秦汉下开宋元的这段历史展开探究的动因,在于藉此寻找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变迁之机要,发掘民族精神的渊源与特色。

此外,蓝先生尚有未出版及未成之著作。对此,汤承业的纪念文章,有详细概括,现转述如下,以窥全貌:蓝师未成之著作,尚有《魏晋南北朝史》,多年前已与国立编译馆订约,据闻此书之上册已草成初稿,其下册正在撰写中。蓝师由东海大学请退下山后,本拟完成魏晋南北朝史,再撰写隋唐五代史的下册;进而重修与续修中国通史。岂料退休回家后,“心脏旧疾发作,稍一伏案,辄感胸部紧迫,呼吸急促,致不敢久坐”(蓝先生致栗先生函,载《东北文献》六卷四期)。以致其血液达到“从心所欲”的最高化境时,竟然不敢“伏案”与“久坐”。……我在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修过蓝师所授“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历代史籍要目评介”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隋唐五代史研究”等课;深知蓝师对撰写魏晋南北朝史所用的典籍与所下的功力,皆有过于隋唐五代史,且后者为中年时所写,前者为晚年时所写,阅历增进,境界自必提高。为其徒而撰此文者,自当早与朱际镒、郑钦仁学长以及蔡学海、蔡美康诸学弟等(此数位同门兄弟皆为从蓝师学魏晋南北朝史者),集会商量整理史稿,俾早日出版问世,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以贡献于学术文化。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182页。遗憾的是,迄今未见有蓝先生的文集编著出版,有些手稿和资料,因为人事变动,诸如《魏晋南北朝史》等著作手稿,已经不可找寻。

蓝先生一生谨慎立言,珍视学术文字,如他在清华国学院时期,经梁启超、陈寅恪二位先生的指导而完成的作业《〈逸周书〉谥法解疏证》,直到1931年方才刊发于《重华》1卷11期,而《〈汉书·西域传〉之研究》则等到1935年才刊发于《史观》第8期。而前文所述,他在清华国学院受到梁启超先生赞扬的柳宗元研究,最终也未见公开发表。该文原稿以“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绩稿纸”誊写,今存于蓝百川小姐家。正是这种对于学问的审慎态度,蓝先生留下的专著只有上述三种,余下的则是一些散论。

这些论文中,较为集中的是有关唐代历史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以隋唐五代史为中心的治学取向,如《唐武宗谋夺官兵柄考》(重庆《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唐代边疆政策》(台北《中国边疆》,1卷1期,1954年4月)、《李白的氏族与籍贯》(台北:《民主评论》,5:13,1954年7月)、《会昌遗事》(《民主评论》,第23期)。其中,《唐武宗谋夺宦官兵权考》与《会昌遗事》,都是论述唐武宗朝,长期为人所忽视的史实,即意欲削夺宦官兵权的举措,及其对于晚唐政局的影响。《会昌遗事》虽然短小,但是蓝先生却以整个唐代宦官制度为背景,以为唐武宗为“见到唐代宦官之凶暴”最多者。于是借用日本留学僧圆仁所记,揭示武宗于会昌四年(845)曾令两军纳印于中书,谋求除却宦官之祸,可惜最后计划泡汤。从此,宦官团结一致对外,大不同于文宗时代宦官内部尚有争端、离间之计尚能奏效。末了,引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论,指出倘研究唐代“官可以先分派系而朝士亦随之有党争,何以旋起族类之自觉合为一片而外朝之党争亦息,则武宗削宦官兵权,实为其最大关键”蓝文徵:《会昌遗事》,《民主评论》,第23期,第56页。。

蓝先生在清华国学院,曾主修中国史学,又曾讲授中国史学史,所以对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有一定研究。今天能见到他对于此方面的研究,是《范蔚宗的史学》一文。该文对于撰写《后汉书》的范晔的史学,做了较为高屋建瓴的鸟瞰,因为在古代史学家中,范晔是生前受谤、身后被诬、作品被诋的一个例子。范晔修《后汉书》时,因家学渊源,拥有丰富史料,以良史之才,致力撰述,吸收班马优长,而创立新的义例,如为皇后立纪,增设儒林、文苑、列女等列传名目,从而影响后世史家修史立传,以致“诸史相沿,莫能刊削”。叙事方面,因为史实甚高,能洞烛当时大势,把握历史变动,更善记他人之所忽。在文笔方面,范晔最娴此道,加之秉笔直书,得实而公正。最后,蓝先生评范晔《后汉书》云:“由义例之善,可见其史学之深;由记事之得,可见其史识之高;由文笔之佳,可征其史才之卓;由书法之公,可验其史德之懋;六朝之际,最为良史。”蓝文徵:《范蔚宗的史学》,《民主评论》,第4卷第12期,第358页。因此,他能超越王鸣盛等人,认为范晔史学观念的特色,是倾向伦理史观及文化史观。

第159页。他的学术更是“精于名物度数,深于史学,常教人于通经之外,必须读史”,“崇尚实学,不重文章”,为日本正史之开山,更影响日本思想界,进而推动变革强国,及至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受其影响,纷纷踏上革命运动。文章由小及大,在东亚全局眼光下探究朱舜水思想,窥视中日两国国力的变迁,寻找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发明尚实之学术传统的功用。

上述论文篇幅不长、开阖有序,蓝先生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对历史人文的关怀,使他的讨论往往能由小及大,甚至超出中国范围,进而分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如文中提及朱舜水对明治维新及对晚清革命人士的影响,即反映了中华文明在东亚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凸显了周边人民对于华族文化的重要贡献。

蓝先生还为自己曾指导的几位学生的著作撰写序言。其中,最多者是为王德毅的著述所作,计有《宋史研究论集》、《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宋史研究论集(第二辑)》、《王国维年谱》等书之序。这些序言,在点明王氏著作优点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对于治史学的主要观点。如他序王著《王国维年谱》,首先考察年谱撰写之历史,认为近代人作年谱,“因谱主对于近代之人与事,牵涉广关系多”,“宁失之详,毋失之略”,故丁文江所见梁氏之谱自不必称之“长编”。次言王氏“邃于史学,尤精谱学”,著有李焘父子、李心传、王洪迈、徐梦莘等人为年谱,为“史学方家,殊堪钦重”。其所撰《王国维年谱》,“义例佳,取材博,叙事详明,考订精审,案语平允中肯,多能正赵万里旧谱之误,而翔详实则远过之”。关键是,王谱对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博征精核,纤悉靡遗”,既可谓“善著述者”,又“具别裁”,足可当“半部中国近代学术史读”。最后,蓝先生云王国维自湛后,同门吴其昌、姚名达,都嫌赵谱“略”,曾欲详述之,然所志俱未实现。王德毅则“力排万难,多方搜求,昕夕研讨,终使文献堪征,宏编克就”,“诚史学界一大快事”,并使蓝先生感觉旧梦重温而“真不知其为怆为慰”蓝文徵:《〈王国维年谱〉序》,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1—3页。。全序仅千余字,然对于王著之缘起、体例、贡献,俱交代至明,甚得“序言”体例之精妙。

蓝先生还为汤承业著《牛李党考实》(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3年)、李符桐著《回鹘史》(台北:文风出版社,1963年)、戴玄之著《义和团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等书写过序言。这些序言,同样是在学术史的大背景下,考察著作的学术价值,要言不烦,使读者一目了然所读对象之精要所在。

蓝先生还留有多篇为他人著作所写序言,俱有可观之文采,亦能显现先生博学深思的一面。如他为韩玉符《骏马集》所作序言,看似随手写来,却是精心构造的佳作。该文首先言马与人类之关系,“马能任重致远,增进人类之福祉;并能冲锋陷阵,影响人类之历史;在未有近代交通工具之前,加速人类之往来,实以马之贡献为最大”。这实际上是为韩氏画马之动机,奠定基本的常识和感情机制。正是如此,人类对于马也有着“重视爱赏、训调、养护,无微不至”,更将它赞以诗文,形之美术。遍观历代善画马之人,欲工于绘马,须具四长,要能识马、知马、调马和用马。韩玉符“读五车书,负倚马才,品粹德醇,多艺多能”,酷爱画竹,人皆钦其画竹,殊不知尤擅画马。原来他自少爱马以致成癖,长是“详观勤写”,随着阅历日增,对马“观察愈详”、“体认愈深”。赴台以后,画马自娱,不模拟古人,不附丽时贤,无门户之限,纯以观察所得,胸罗万马,形诸笔端,自致高妙,成一家法。不惟如此,韩氏还对经籍所载各种马名,“研讨精、考辨详,复证以今之群马,目验神会,悉心写实”,俱能传神写态,处处透露着马之灵性,“愈于九方皋远矣”。再就故宫博物院所藏历史上画马巨擘韩干、赵子昂之作相较,韩氏因“久居塞外,阅马多,知马深,取材宏,用心专”,不似韩干之狭、子昂之陋。这都得益于韩氏之浩气壮怀。最后,蓝氏说自己“素来爱马”,虽不画,但喜读,详观遍数愈多,越喜欢“敬慎写实”者,故而推重郎世宁之绘马。近阅韩氏画马集,“钦其善于体物象形,据实傅彩,铺叙巧密,用笔雅深,身段匀称,神韵熠耀,处处与郎氏契合”,于是回环翻阅,不忍释手,中心好之。

文章层层递进,密不透风,直至点出主题,将自己看韩氏画集所激起的爱马之心,表露无遗。就文体和内容而看,好似散文,却如数家珍谈论历代画马掌故,显出作者的深厚学养;而作者多年赏画心得,于一篇文章中宣发,故而能见出其艺术修养的高深。最为关键的是,作者对于马的感情,与画家一样,同样有“春秋佳日,驾言出游,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有了浩然之气方有一泻千里之文势,故能一气呵成、浩浩荡荡。蓝文徵:《韩玉符〈骏马集〉序》,《民主宪政》,第28—30页。

其实,不仅是序言散文等文字,上文所提及的学术论著,同样有着相似的文风。如《隋唐五代史》等书,都是用浅近文言写就,旁征博引,读来亲切。综观蓝先生的学术著作,有四个特点都较为突出:

一是视野开阔,眼光独到。其实,此一特点,在上文概述其短篇论文中业已指出。唐人刘知几认为“史家”要具有才、学、识等三长,笔者认为蓝先生的著作,在“识”上的突出正是造成其著作读来令人畅快的原因。无论是大部头的专书,如《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和《西安》等,还是短篇论文如《会昌遗事》、《朱舜水之思想》、《范蔚宗的史学》等,以及序跋等应用性短文,我们基本都能看到作者将所要书写的对象,放在一个广阔的地理范围内或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让读者将对象看得更为真切。《隋唐五代史》虽然只是“断代史”,实则是《中国通史》大计划中的一部分,在蓝先生的研究中,可见此时段与汉魏以还的历史演进过程,尤其是对于制度传递、民族融合、地理开发等问题所给予的观照,凸显出隋唐五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引起读者对于这段历史的重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书绪论部分对于周围民族与华夏关系的考述,既能解释隋唐帝国内部政权消长的部分外因,也点明了帝国在整个东亚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这些特点,恰好是对清华国学院梁、陈二位先生治史精髓的继承发扬。

二是言之有据,持论谨慎。史学家最为关键的素养,应该是具有“求真”精神。蓝先生的著述以此为特色,无论其专著还是单篇论文,均依据材料说话。他在《中国通史·叙例》中,曾明确说言自己“不骛新炫异,不穿凿傅会,以蕲符历史之真”,以致“载笔虽重通识,但为征实,亦不废考证”蓝文徵:《中国通史·叙例》,第2页。。在《隋唐五代史》中,他借用了大量国外旅唐人士记录的材料与中国原来的历史文献相参核,从而考察出诸多历史事件。甚至连《西安》一书,主要介绍西安历史文化,这样具有“通俗读物”特征的著作,其中也同样大量对比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进而建构出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文化博物馆。“求真”精神,也体现在《会昌遗事》等文中,如果没有入唐日僧圆仁的记述,蓝先生就不能对于唐武宗试图削夺宦官手中兵权之事进行考述。蓝先生对于史料的重视,在汤承业的记述中得到反映,他曾要求撰写博士论文的学生“应多集资料,多举证据,指出关键所在,阐明因果关系,理由要充实,文辞要周延,方能站得住脚”,要“有一分材料作一分文字,得确实证据再下结论”汤承业:《蓝文徵先生的学业与道业》,第203页。。蓝先生提醒学生,在收集材料的时候,要考察材料的来源,如对于两“唐书”与“通鉴”中的材料就须核实明白方能引用。有了材料和证据,蓝先生还强调,理论还要平实中正(对此下文会有涉及)。

第203页。。在谋篇布局方面,蓝先生也要精心经营,使文章读来气势流畅。他认为文章引言要做到“开宗明义,理论要周延,事证要充实,文字要精采生动,使人一见即有好印象”,结语则“只就各章研究的结果,分项分目一一列出,文字宜简炼有利,观点宜中正,理论宜充实,使人驳不倒,方能站得住”同上,第204页。。正是这样,当我们阅读蓝先生论文之时,自能从一开头就被吸引,及末却能回味悠长,也正是蓝先生文字凝练有力、结构匠心独运,行文又能平实亲切的原因所在。

四是聚焦文化,凸显统一。刘勰曾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蓝先生的著作之心,虽非刘勰所言“天地之心”,却也是中国文化和精神之“心”。正是此心,方能打动读者的阅读,方才维持其一贯的研究方向。作为史学家自然需要“求真”,可蓝先生从不讳言自己撰写历史著作的倾向,要作“综合的文化史观(不囿于任何偏曲之史观),为平正求是只叙述”,“于史局则崇同文共轨之大一统,不与僭伪之割据”蓝文徵:《中国通史·叙例》,第2页。。这样的著作心态,同样贯穿在《隋唐五代史》和《西安》之中,所以他在《隋唐五代史》中强调四边与中央的关系,在《西安》中不断强调其地理优势有利于中国的大一统。

当然,我们也要辩证看待的是,由于时代原因,蓝先生著作的出发点,往往也和他政治立场有一定关联,如《李自成亡明的策略》(民主评论,第5卷4期,1954年2月)、《西安》等著作,都烙印着鲜明的时代局限。

1923年1月9日,梁启超先生在东大国学研究所的讲演,题目为《治国学的两条道路》,云:“我以为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走的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行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道路》,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7页。清华国学院的教育思想和活动中,这两条道路无疑得到极好的开展和强调,形成国学院学人的基本学术风貌和人格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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