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威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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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选集(6卷本)试读：
总目录
杜威选集·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
杜威选集·批评之批评——杜威价值论与伦理学
杜威选集·民主之为自由——杜威政治哲学与法哲学
杜威选集·经验的重构——杜威教育学与心理学
杜威选集·哥白尼式的革命——杜威哲学
杜威选集·超自然的自然——杜威宗教观与艺术论
主编序
在实用主义家族中，杜威是一位祭酒式的人物。他不仅最系统、全面地阐发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而且从实用主义出发，在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宗教学、逻辑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一系列领域，提出了许多极具影响力的观点。是杜威而不是皮尔士、詹姆斯，使实用主义不再只是扶手椅中的哲学而成为穿越学院高墙、塑造美国社会的文化思潮。今天，这股原本产自美国的思潮，早已成为西方思想学术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杜威的思想不仅受到他的本国后裔，而且也受到欧洲乃至世界思想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对于国人来说，杜威这个名字毫无疑问处于西方哲学家名册的显赫位置。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他个人与中国的特殊因缘，但更值得一提的恐怕还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诸多交叉重叠。杜威哲学与中国儒家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同异，早已为很多学者所关注。研究杜威哲学，有助于促进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
本选集是在《杜威全集》（38卷）中文版的基础上完成的。《杜威全集》中文版的问世，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好的反响，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一是体量太大，从购买到收藏，都极为不便；二是内容太杂，从浩如烟海的著述中把握杜威的思想，也殊为不易。正是为了帮助读者解决这些困难，我们编纂了这部《杜威选集》（6卷），分别涵盖了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价值论/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宗教学/美学。鉴于杜威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我们专门增加了《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卷。
基于篇幅的考虑，有些文献虽然重要但难以收录，我们只选取了其中的相关部分，单行本和教材的内容则尽量不选或少选。另外，杜威的探究逻辑是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部分放在“逻辑学”名下，恐会导致一些误解或争议，鉴于杜威的探究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于他的哲学方法论范畴，因此，我们将这部分内容统一纳入“哲学卷”。
我们力求在体例上保持一致，但并不强求一律。由于“哲学卷”的涵盖面更广，内容更加博杂，用主题分类的方式加以编纂具有难度，因此分卷主编用现在的年代划分方式对其加以整理。另外，“杜威论中国卷”也不适宜主题分类的方式，我们同样尊重分卷主编的意见，采用了目前的编纂方式。各卷主编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为选集的选编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们对此深表感谢。
华东师大出版社历来重视杜威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为《杜威选集》（6卷）的问世提供了大力支持，责任编辑朱华华女士做了大量的繁琐工作。我们对此也深表感谢。刘放桐 陈亚军2017年7月31日
编者序
对于中国人来说，杜威是一个令人爱恨交加的美国哲学家。他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中国学生，如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等。他应邀来中国访问演讲两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教育、哲学和文化发展趋向。但在1949年后，杜威作为实用主义的大师曾遭到口诛笔伐，实用主义作为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被学术界拒斥，成为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后，被丑化了的杜威的哲学家形象逐渐得到纠正，实用主义哲学得到重新评价，恢宏巨著《杜威全集》正式出版。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现当代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学者关心实用主义哲学对现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关心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于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政策的影响，但是容易忽略一个重要的内容：杜威所作的中国论述，或者，杜威的中国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杜威被当作一位外来的哲学家，来中国传授世界性的知识和思想。很多学者没有注意到杜威对于中国政治和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没有注意到杜威对于中国问题发表的真知灼见，没有注意到杜威给读者留下几十万字的中国论述。
杜威在中国访问的两年间，写下大量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杜威全集》一共收录有关中国论述文章53篇，包括时论、论文、游记、书评、对来信的答复、解密报告等。这些英文文章大多发表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亚洲》（Asia）等杂志上。编入本选集的文章不限于《杜威全集》的53篇作品，还包括杜威夫妇所写的部分家信和在中国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部分演讲。
这些文章、书信和演讲的主题相对集中，都与当时中国的外交、内政、思想文化、教育等话题相关。有讨论中国政局变动的，有讨论“五四”运动的，有讨论中美、中日关系的，有讨论中国经济的，有讨论中国文化和教育的，有讨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笔者把杜威论述中国的文章、书信和演讲大致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世界中的中国”，讨论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外交关系和中国的外交政策。第二部分，“五四”运动，涉及杜威对“五四”运动背景、过程的描述和评论。第三部分，“中国的危机与出路”，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解决对策、发展前景。第四部分，“中国人的心灵”，涉及杜威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认识，杜威对中国文化、教育问题的看法。
在这些文章、书信和演讲中，杜威描述了当时发生的大量的中国现象、事件和运动，夹杂着他的理解、评论和对策建议。当然，也包含着他对一些中国人、一些中国现象的批评。他的批评是善意的，是基于希望中国繁荣发展的美好期望。阅读杜威的这些文字，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友好的态度和热烈的期待。
鉴于杜威的中国话语的内容比较丰富，本序言不准备全面介绍杜威的观点，只想与读者交流讨论一个背景性话题：杜威在“五四”运动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天来到上海，开始两年之久的中国之旅。杜威对“五四”运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般认为，杜威在北京、南京等地目睹了“五四”运动的许多场景，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和见证者。我们认为，不仅仅如此，他还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当然，他的参与方式是特殊的。简要地说，他以两种方式参与了“五四”运动。
第一种方式是演讲与交流。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之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做了许多场演讲，到过11个省，参观了很多学校、工厂和城市，与当地的官员、学生和知识分子交流。他的演讲和谈话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所以，胡适说：“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1]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第二种方式是写信与写文章，参与对“五四”运动的报道与评论。杜威及其夫人写了不少家信，家信里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五四”运动的进展情况和他们的直观感受。例如，1919年5月23日，杜威夫妇在写于南京的家信里说：“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预测今后的政治局势；我们在此的三星期中，眼见学生们的活动已引起了一项全新且无法计数的动力因素。……中国人没有一点组织能力，更没有团结内聚的决心；而今学生团体来插手一些事务，于是一切都显现出新的吵杂[2]与新的气象。”
又如，1919年6月1日，杜威夫妇在家信里说：“我们正好看到几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出发去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讲而入狱的男学生。要说我们在中国的日子过得既兴奋又多彩的确是相当公平，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但通常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天早上我们所见到的那群演讲的学生，听说后来全都被捕了，而他们的口袋里早已带好了牙刷和毛巾。有的传言则说事实上不只两百人被捕，而是一千多人，只北平一地就有十万人罢课，方才出发的那些女孩子显然是受了她们老师的鼓励，[3]许多母亲都在那里看着她们走过。”杜威夫妇在家信里对于学生运动的描述，大多带着同情和鼓励的笔调。
在中国访问期间和回到美国之后，杜威还撰写了不少英文评论文章，例如《中国之新文化》（New Culture in China，《亚洲》第21期，1921年7月）、《中国政治中的新催化剂》（The New Leaven in Chinese Politics，《亚洲》第20期，1920年4月）、《中国民族国家情感》（Chinese National Sentiment，《亚洲》第19期，1919年12月）、《中国思想的转变》（Transforming the Mind of China，《亚洲》第19期，1919年11月）、《学生反抗的结局》（The Sequel of the Student Revolt，《新共和》第21期，1920年2月25日）等，这些英文文章既评论中国的时政局势，向外界报道“五四”运动及其后续的政治、文化运动，也包含着对“五四”运动的理性反思。这些文章是杜威运用实用主义哲学思考中国问题的尝试，是对杜威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一个应用性诠释，可以看作是杜威的实践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文章也应视为“五四”话语的组成部分。杜威有些评论文章直接被译成或被摘译成中文，在中文的报纸上发表，例如《杜威论中国现象》（《晨报》1921年2月24日）、《广东印象记》（《晨报》1921年6月16、17、18日）、《杜威博士论中国工业》（《民国日报》1921年1月18、19日），它们直接影响中国读者的思考方式。
对杜威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胡适有一个积极的评价，他指出：“对于国外，他（指杜威——引者注）还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他在《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和《亚细亚》（Asia）两个杂志上发表的几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实的态度对于世[4]界为我们作解释的。”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使用了杜威的书信和文章提供的不少史实，来描述“五四”运[5]动期间的中国文化和政治变革情况。从杜威的书信和文章中可以看出，杜威显然被“五四”运动及其蕴含的精神深深吸引了。胡适说：“引起杜威夫妇那么大的兴趣以致于他们改变了原定要在夏季几个月以后就回美国的计划，并且决定在中国逗留整整一年的，就是这次学[6]生运动以及它的成功与失败的地方。”在这方面，杜威不是唯一的例子。当年陪同罗素访华的Dora Black女士也有类似的感觉，她在致周策纵的信里说：“我自己也确感觉到那个时代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我已从中国的那一[7]年里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学。”用这话来形容杜威对“五四”的感受，恐怕也不为过。
在同一篇文章New Culture in China（《中国之新文化》）中，杜威用the student revolt、the movement of May 4、the upheaval of May 4等词语描述“五四”学生运动。杜威还写了一篇题为The Student Revolt in China（《中国的学生反抗》，《新共和》第20期，1919年8月6日）的文章，文中还用到the student movement一词。revolt一词有反叛、叛乱的意思，upheaval一词有动乱、突变的意思，the student revolt、the upheaval of May 4等英语用法表明学生运动带有激烈的动荡、反叛的意思，表明此运动带有剧变性和反叛性。在这些描述中，杜威有可能借用了别人的用法，我们无法确定哪个用法是借用的，哪个用法是他自己使用的。但是，从总体上看，杜威并用这些用法，至少表明两点：第一，当时他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还带有一定的模糊性；第二，多少揭示出“五四”运动是一场巨变，是一场触及中国现代性改造深度的巨变。
我们不否认，杜威在演讲、书信与文章中表述的对于“五四”运动的看法和评论可能受到了胡适、蔡元培、博晨光（Lucius Porter）等人的影响；我们同样不否认，杜威作为一个成熟的哲学家，有他自己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他对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和传教士所持观点的吸收是有选择的。总的看来，他基本上站在同情“五四”学生运动的立场上作出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理应成为“五四”话语的一部分，[8]与此同时，杜威也有理由被视为“五四”的参与者。
在中国的学术界，杜威论述中国的文章、书信和演讲对于研究杜威哲学、研究现代中国以及两者的关系特别有意义。阅读这些文献，可以认识一个完整的杜威的中国话语体系，认识杜威是如何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是如何正视中国面临的困局的。这些文献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路径，思考杜威自身的思想是否以及如何受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了解杜威关注中国问题的哪些方面或领域，了解杜威从中吸收哪些因素或观念，了解杜威思想的细微变化与中国之行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推进中美人文对话交流，而且有助于认识一个多彩的现代中国思想世界。
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得到了刘放桐、陈亚军、王成兵、张国清、冯平等多位教授的指点，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华华编辑的协助，特此表示感谢。顾红亮2016年8月31日上海[1]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0页。[2] 杜威夫妇：《中国书简》，王运如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年，第24页。[3] 同上书，第33—34页。[4]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2页。[5] 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7、228、247、249、314—315、499页。[6] 胡适：《杜威在中国》，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45页。[7] 转引自朱学渊：《周策纵先生的才具和苦难》，《东方早报》2008年11月9日“上海书评”第18期。[8] 相关内容的讨论可参见顾红亮：《“五四”的参与者杜威》，《文汇报》2015年5月8日。
第一部分 世界中的中国
[1][2]东海的两边从日本到中国只需要三天便捷的旅程。很可怀疑，是否世界上还有其他什么地方，伴随另一种同等距离的行程会使人看到政治倾向和信仰上出现如此彻底的变化。它肯定要比从旧金山到上海的旅行中感受到的变化大得多。区别之处还不在于生活习惯和方式上的改变，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它关涉到观念、信仰以及对当前同一个事实所散布的传言：日本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特别是它对中国的态度。人们在日本到处可以发现某种无常、犹豫甚至脆弱的感觉。那里正弥漫着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经紧张的气氛，国家正处于变化的边缘，但又不知道变化会把它引向何处。人们已感觉到自由主义的到来，但真正的自由派分子被形形色色的困难所包围，尤其可见于为他们的自由主义套上一件神权罩袍的问题，统治日本的军帝国主义分子已如此老练地把这件罩袍扔给了皇室和政府。但一个人到达中国后，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感受到日本遍地渗透的势力，它正以命定般的力量发挥作用，以便毫不迟疑地达到那种结局——由日本用它那最终同化的观点来主宰中国的政治和工业。
我的目的不是对形势的现实性加以分析，或者去查究中国这种普遍存在的感情是不是某种集体幻觉或具有事实根据。现象本身就是值得记录的，纵使它不过是一种心理现象，必须把这个事实认作既涉及中国人也涉及日本人。首先，就感受到的不同心理气氛而言，任何了解日本方方面面情况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拘谨缄默的国度。一个一知半解的美国人会告诉你，这是装装样子的，是在对外国人进行误导。而一个明白人则懂得，这种态度之所以会向外国人展示，只是因为它扎根于日本的道德和社会传统之中；日本人可能真有那么回事，那就是说，他们更可能与一个怀有同情心的外国人进行交流——至少可以在许多事情上进行交流，而不是在他们彼此间进行交流。拘谨的习性深植于所有的礼仪、习惯和传承下来的日常仪式之中，深植于性格力量的观念之中。只有那些受到外国影响的日本人，才会去驱除它——许多人又会回复原状。说得温和点，日本人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民族，他们拥有的是做事而非闲聊的天分。
因此，当一个日本政治家或出访的外交官用一种非常冗长、坦率的话语阐述日本的目的和做法时，一个长期待在东方的政治学研究者马上会警觉起来，更不用说产生怀疑了。最近的事例是如此极端，以至它看上去无疑是出于一种狂热而非信念。但中国国内的学生如果愿意体察当前气氛的话，他们就不能不严肃地来看待这些貌似真实的狂热。越洋电报对后藤男爵在美国的某些讲话作了片断报道。在美国的环境中发表这些讲话，无疑是为了取得这样的效果，即让美国打消有关日本方面持有任何不正当野心的疑虑。在中国，人们则会把它们看成是某种宣告，它们宣告日本已完成了同化中国的计划，一种深谋远虑的试探性吞并行动即将开始。读者事先应被允许对他所感觉到的事实本身持有怀疑，也可以对我就有关报道所做的纠正表示怀疑，这些报道对所称的事实信以为真。他的怀疑论，不会超过我处在他的位置所感受到的那种怀疑的情况。但必须指出，这类陈述引起的怀疑，以及最近对外务大臣内田和石井男爵的访谈，在中国已被当作产生某种普遍信念的证据，即日本的外交对东方国家是一个样，对西方国家又是一个样，它对西方国家说的话必须反过来才能被东方国家读懂。
不管其他方面如何，中国总是一个不存在隐私的国家。有一句谚语称，别指望在中国长久地保持秘密。中国人说起话来要比他们做起事来更为得心应手——尤其是谈论政治方面的话题。他们擅长揭露他们自己的缺点，他们以非同寻常的、合情合理的态度对他们自己的弱点和失败进行详细评论。他们沉溺其中的毛病之一，是喜欢寻找某些积极行动的替代品，喜欢避免介入也许是不可回避的行动过程。人们几乎会感到诧异，是否他们自我批评的力量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替代品。他们对所有事件都要坦然地诉诸喋喋不休地评说。在两个对立阵营之间，总会有一条流动的对话渠道。在正式的敌人中间，还会存在“盟友”。在这片无休止地进行调和的土地上，仪礼及其必要性都要求使后来的和解之路保持通畅。结果，在日本压低嗓门说的事，到了中国便要爬上屋顶喊叫出来。如果有人在报道中暗指某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中国内阁部长们不断收受日本人的贿金，当欧洲和美国正忙于战事之际，这些腐败官员欲起着尽力逼迫中国作出政治和经济上让步的作用。这样的报道放在日本，很难说体现着良好的趣味；但在中国，竟没有人会自找麻烦去否认这些事，或者竟会对这些事展开讨论。使人心理上感受最深的是这一事实：这种事情理所当然。当有人谈起这类事情时，其情形就好像已到了大热天而人们才提到天气真热一样。
在谈到目前日本存在的有关日本的脆弱感觉时，人们必须提到经济形势，因为它与国际形势有着明显的关联。首先，人们有一种强烈[3]像的印象，大多数国家由于考虑到要奉行一种安全政策，它们不会必须日本那样更多地依赖外国市场的产品。但这里的信念是，日本这么做，因为它不能不大量进口外国的销售品——之所以说是大量的，乃相对于仍处在很低的生活标准的民众购买力而言——它要购买的是原料，甚至是食品。但战争期间，国内制造业和贸易对于外国市场的独立性得到了极大增长。国内财富的增加固然十分可观，但仍被少数人所掌控，这严重影响到对国外商品的需求。这条理由可以唤起我们对处于有点危殆形势的日本的同情。
另一条理由与劳工的处境有关。日本好像感到自己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状况。如果它甚而以通情达理的态度体面地通过工厂法（或者竟然要使之得到贯彻），并对儿童和妇女的劳动加以规范，就将失去它现在赖以抵消它许多不利之处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另一方面，罢工、劳工的困境、鼓动联合的趋向等等在不断出现，形势的紧张已变得显而易见。米骚动已不常被人谈起，但相关的记忆仍然存留。事实上，它们已十分接近于呈现出一种直接的政治外观。仍然握有控制权的军事集团要实现其远大的抱负，而从未终结这些抱负的真正的民主势力要使自身壮大起来，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竞争？德国的战败确实打击了日本蠢蠢欲动的官僚军事集团。它还会有时间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吗？激起对自由派分子同情心的很大一个因素在于，官僚军事集团还存有这种希冀，自由派分子正在开始承受变革带来的阵痛。
至于说到当下的国际形势，日本感觉孤立的危险愈益迫近。德国垮掉了，俄国垮掉了。这些事实有点简化了有关日本的事务，同时也出现了潜在的联盟已被剥夺的看法，这将削弱日本确立平衡和反平衡总体策略的力量。特别是帝国主义俄国势力的消除，确实减轻了印度面临的威胁，而大不列颠在建立英日攻守同盟时是考虑到这种因素的。美国穷兵黩武可能性的显现，是另一个严重的因素。日本、意大利和法国三方互相谅解的友好关系，并不足以取代国际力量的重新调整；在这种调整中，一般人认为，大不列颠和美国将成为主导因素。如若还不至于成为一个借口，由这个因素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日本的报界数月来大体针对威尔逊总统和美国，特别是就日本与国联的关系发出的抱怨声和费尽心机的攻击。与此同时，日本也燃起了讨论种族歧视这类问题的热情（中国人的幽默感成了他们可靠的庇护所，指出这一点很有趣，当日本人在巴黎获得了想要的结果后，中国人高兴地获悉日本外务大臣“他所关注的问题最近引起了”各大报纸对美国的攻击，他本人极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不管怎样，说现在所有关于日本外交政策的讨论都充斥着焦灼不安和紧张气氛，这是不错的。所有的方面都能看到对老的信念产生犹豫动摇，以及沿着新的路线展开行动的特有的信号。日本的精神状态似乎与它在80年代前期直到末期那段日子里曾经表露的精神状态非常相似，它通过接受德国的宪政、军国主义、教育制度和外交手腕使其体制得以成形。所以，一个观察者又一次得出这样的印象：日本实际上是把整个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都用到对迫切问题作出适应上面去了。
再说中国，区别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几乎好像生活在梦境中，或者说，某个初来乍到的爱丽丝正用一面外国带来的镜子进行探视，从中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颠倒的。我们这些对中国的事态和心灵构造了解很少的美国人，对此不用感到惊讶——特别是考虑到新闻审查制度和近几年来关注点的分散。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位置如此靠近，然而与它们有关的各种事实看起来恰好是对立的，这都是要人们终生体验的东西。日本的自由主义吗？是的，曾听说过有这么回事，但只是与一种形式有关，即渴望请出一位创造奇迹的解围之神。也许日本的革命会对中国拯救其跌宕不定的命运造成干扰，但并不存在任何尚称不上是完全革命性东西的改变或甚而阻碍了中国进程的迹象，这类革命可归于日本的外交策略与商业利益及军国主义联手运作。俄国与德国的崩溃吗？这些事仅意味着日本在这几年成了俄国的希望、功绩以及在满洲里和外蒙古拥有的财富的完美继承人，并有机会使西伯利亚落入它的股掌，而这是过去在它最乐观的时候也很难向往得到的东西。如今，日本承巴黎诸列强的赐福，又成了德国的租界、密谋和野心的继承人。当世界正忙于战争的时候，它通过秘密协议，从腐败无能的官员手中强取了（或是拿到了）另外的租借地。如果所有的列强害怕日本以至对它的各种欲望作出让步，中国怎么能逃脱为它设定的劫数呢？整个中国为此都在无望地呼喊。日本的宣传家们抓住这一有利的形势，指责和平会议证明协约国并不关心中国；如果中国真想得到任何保护的话，必须投入日本的怀抱。简言之，正如日本已在朝鲜做好了准备那样，它也已准备来保证中国的完整和独立。即使中国憎恨日本，它也必须接受这一命运，以便在灾难当头时摆脱更为糟糕的时运。这恰好与目前日本的自由主义者持有的感觉互为补充，他们认为，日本也许在经历一个周密而较缓慢的过程、把两个国家统一起来后，会永远把中国当作另一个国家看待。至于提到日本的经济困境，这只不过是一个理由，用以解释日本为什么要加紧施展它的外交压力、它与中国的变节分子所做的肮脏的秘密交易，以及它的工业渗透。当西方世界设想日本的军国主义或实业派政党在确保其在东方的至尊地位使用的手段上持有相反的观念时，中国普遍流行的意见是：两种观念以彼此完全理解的方式发生作用，有时由东京的外务省发表一种意见，由陆军省（它拥有超体制的地位）发表另一种意见，其中的区别是为了获得台面上的效果。
以上所述是许多作者曾亲眼目睹最为剧烈的变革场景的某些方面，但愿它们产生的只是某种非同寻常的心理感受！但就索求真相的旨趣而言，必须把下述内容记录在案：我在最近这四个星期中与之交谈过的每一个现居中国的人，中国人或是美国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相信，未来大战的种子已在中国深深埋下了。为避免出现这样的灾难，他们指望国际联盟或没有直接涉入有关事件的某种其他的力量。不幸的是，日本的新闻界竭尽各种努力来讨论中国的舆论导向和实际状况，用以证明尝到战争甜头的美国现已把目光移向亚洲，企图稍后能把亚洲弄到手。于是，美国的兴趣便是想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培植敌意。如果亲美的日本人无从启发他们的同胞去了解事实，那么，美国可将抵达自己海岸的这种宣传奉还给日本人。每个想去日本的人，也应当去访问中国——即使只是为了使他的知识完备起来。（马迅 译）[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46—150页。[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第19期（1919年），第346—348页，文章注明的发出日期和地点是南京，5月28日；重印于《中国、日本和美国》（China，Japan and the U.S.A）（纽约：合众出版公司，1921年）和约瑟夫·拉特纳编，《人物与事件》（Characters and Events）（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29年），第1卷，第170—176页。[3] 杜威在英文版书中用斜体表示强调，中文版改为楷体加重。——译者[1][2]理想主义的不可信
人们会记得，凡尔赛和会就日本对中国所提要求作出的决定是在四月底宣布的。当我在中国一个教育中心进行演讲时，请老师和学生把他们所提的问题记下来交给我。提问题的人相当多，其中用不同方式一遍又一遍重复的有关问题大致如下：“战争期间，有人要我们相信，德国人被打败后，将会确立一种以对所有人的公正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此后解决国家之间的问题也许不用诉诸权利；弱国会和强国得到同等的对待——确实，之所以要打这场战争，就是为了确立所有国家的平等权利，无论它们的面积和军事力量有多大。由于和会的决定显示出国家间仍会诉诸权利，强国会用它自己的方式来对付弱国，中国难道没必要采取措施去发展武力，为了这个目标，难道军事训练不应成为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正常部分吗？”此后的每一次讲学聚会，这个问题都是最突出的一个话题。
我们暂且不去联系中国来讨论这里涉及的问题。中国只有通过工业和经济发展，才能成为一个强国。任何与这种发展无关的军力扩充，只能延长目前的混乱局面，并且至多也就是制造出一种有关国家实力的幻觉。然而，我国每一个支持美国参与战争的人，是以理想主义的理由来领会这个问题的含义的。对那些总体上强烈反对战争的人来说，这使他们获得了与和平主义人士决裂的特殊力量，因为他们通过这场战争看到了实现和平理想的途径——切合实际的军备削减、废除秘密的少数人的外交、废除特殊的结盟关系、用质询和讨论代替密谋和恫吓、摧毁凌驾一切的专制政体以建立起按照民主程序运作的国际政府，由此走向消除战争的时代。一旦采取这种立场，人们就可以变得理直气壮。如威尔逊总统正在朝着“取得最好的”现实成果的方向迈进，所有基于理想主义的理由支持美国战争的人也都情不自禁地想要得到战争的最好结果。但是，“得到战争的最好结果”，意味着使不合心意的特质变得模糊，以满足我们的虚荣心。结果，那些转而支持战争的反战人士就有责任联系他们以前的专业和信念，对实际结果作一番不寻常的探究工作。那些认为企图通过战争来推进永恒和平理想是自相矛盾的人，他们的说法是否言之成理呢？有人会想到，这是人们在推销理想主义的行话，使他们轻易地接受这类包裹着一层糖衣却充塞着暴力和贪婪的苦涩内容的行话吗？是否只有极端的和平主义者、绝对主张和平的人，才能提出一种没有污点的理想主义的有效主张呢？人性和自决的（self-determination）理想，以及对于弱者的公正，是否借助这类要人们铭记的行话，已无望成为让人相信的东西了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理想主义的目标已遭致巨大的失败。那些一贯坚持反战立场的人要用他自己的正当理由站出来说话，他有资格来夸耀个人的胜利。表面上看，他的对手——我是指同样为自己寻找理想主义理由的那些人——已没有很多要说的东西，除非是讲讲那些诚属可信却相当贫乏的理由，诸如要是没有美国参战，德国人胜利了，事情就要糟糕得多等等。可是，失败总要归于没有以理智和力量作为支撑——或进而言之，没有以理智地运用力量来作为支撑点的理想主义的失败。看来好像还是要让反战人士来作一番小小的尝试说明一下，目前美国战争目标的破灭要归于这一事实：美国运用了“极度的武力，不加限制的武力”，却仍被自负且情绪化了的和平主义搞得昏昏然。或许可以公允地说，失败的真正原因正是在于充分使用了武力，却没有理智地使用武力。美国的理想已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中破灭了，因为带入战争的有我们的感伤情绪、我们视为灵丹妙药的那种道德感的附属物、我们对于“正义”必定胜利的虔诚的乐观主义、我们那种可以用体力来做而只有靠理智才能做成事情的儿戏般的信仰、我们那种以为道德和“理想”具有自我驱动和自我践行能力的新教徒式的虚矫态度。
如果代表理想正在起着作用的是有限力量的原则，那么，我们很早就应当获得尚未实施的秘密协议的完整信息，因为战争行动有赖于首先除掉各种障碍。并且这是否也说明了我们盟友的不信任以及那种苛求，即到他们有紧迫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帮上忙？这正说明了我们根深蒂固的感情主义，我们不愿意随时准备用力量来捍卫我们的理想。我们和我们的盟友要么是在为同样的目的而战，要么不是在为同样的目的而战。我们不需要表现出道德上的慷慨大方，让他们能够声称为了民主的目的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而事实上，他们却用它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我们这方面来说，如果我们在感觉良好的阶段哪怕对于在恰当时刻运用理智抱有十分之一的信念，那么，我们在1917年的头几个月就会把许多障碍物清除掉了。这些障碍物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确保有一个与我们的理想主义相符合的和平结果。把那些应被指责为因我们缺乏常识而造成的结果视之为理想主义的失败，这是再愚蠢不过的事了。
过去的历史应该表明了，被有关当前形势的任何知识证实的是何种东西——人们通过战争获得的那种类型的知识，它所断定的东西并非是获得和平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知识。紧迫的战争将这样的人推到前面，这种人能够面对环境的直接压力迅速作出决定。这样的政治家必定是好斗的、近乎玩弄游戏的那种类型的人。他们最多也就是战争政治的代表，他们并没有对和平状态下的长期利益和结果进行探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先生和其他一些人，尤其是安吉尔先生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告诫人们，要制定出民众代表参与和平会议的责无旁贷的必要条文。每个听他讲过这番话的人，都对这种合理的提议印象深刻。但是，最后什么事也没干成。难道这就是我们在理智地运用力量吗？
作为和平缔造者的威尔逊总统，他对证明这个规定是一个例外。由于我们的选举制和政党制度包含的不测因素，他在议会中是个未被战争的紧迫性赋予其地位和影响力的人。他代表的不只是一般代议制能够容纳的东西，而且是和平时期人民和政府的正常利益。然而，他实质上受到了某种念头的支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一种想法以为，似乎通过某种魔法变出来的、没有发言权的大众能够通过他发出有效的声音。他似乎认为，与所有代议制政府积累的经验相反，他可以“代表”普通民众未被代表的利益，这些民众主要关心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很难想象，这类最大限度地动用力量的任何想法不会招致更大的嘲弄，即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诉诸外交官们对地球上散乱无序、无知无识的民众所做的即兴发挥，就能对一种正义的决定作出担保。当他倾向以这样的方式行动后，外交官们只得向他指出，他的行动会减少政府部门每况愈下的权力，增加民众的不安，并贸然使欧洲一下子陷入政治革命的漩涡。自那以后，他不再全然只顾谈论自己，更不说要“代表”地球上未被代表的民众了。确实，他为民众关心的
[3]阜姆问题发出呼吁，但所造成的可感触到的主要效果正是加强了帝国主义日本对中国民众的侵害。
美国本可以运用另一种力量、一种巨大的力量来体现它的战争理想，它仍然能运用这种力量，虽说未必起到那么大的作用，那就是美国的经济和金融的力量。最近几年，世界是否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是值得怀疑的。美国几乎“不加限制地”对欧洲的一些政府提供钱款和信贷，不管它们是否支持过美国已宣布的政策，不仅如此，提供的范围还扩及千方百计诋毁美国的那些政府。毫无疑问，普通的美国人对这一事实颇感自豪。我们如此慷慨，如此不计利害，并不讨价还价或强加条件。简言之，我们像小孩那样显得如此天真烂漫，对成熟的理想如此无动于衷，以至宁愿通过采取大贵人似的行动赢得的名声来实现我们的国家目标。这使我们的感情主义达到了巅峰。要是欧洲的政客们用一种不折不扣的庸俗手段来与我们玩游戏，该怎样责备他们呢？
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肯定还会成倍地增加，它们表明，并非理我们的想主义而是理想主义，是不可信的。这是一种隐约包含着感情和良好意愿，不考虑对如何有效地使用手中的力量作出判断的理想主义。或许可以说，这不是我们的错，而是威尔逊总统的错。某些人有权从这类诉求中获益，但也只是某些人而已。威尔逊总统是为了慰藉我们的虚荣心而找来的替罪羊。但是，他成功地将这种理想诉诸美国民众，引导他们走近这种理想。
如果他们——如果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他是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赢得效果的。历史也许会记下他那符合美国民众精神的理想主义的讲话；而对他的责备不是说他背叛了美国精神，而是说他过于尽职地将其弱点具体化了。举例来说，用力量来展示我们成熟的理想，肯定包括要给予所有自由派和激进派人士以思考、发言和写作的机会，这些人会对威尔逊总统明确指出的目的最终表示同情或理智上的支持。然而，我们采取了压制自由发言的政策、间谍活动的政策、对反动分子的暴力和放纵倾向起鼓励作用的政策。我们极易为此指责威尔逊总[4]统的个人欲望，他要扮演阿特拉斯那样的角色，独立地支撑起一片自由理想的天空，确切地说，他那自高自大的同伙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民众，他们的感情冲动、执著于为自由而献身是主要的原因。在国际事务上，由我们的孤立主义造成的不成熟和不老练或可使之情有可原，而如果我们并不怀有对那种脱离理智、脱离运作和操控能力的传统新教徒式的道德的信任，就不会采取如此这般的感情形式。我们的基督教已化为一种模糊的感情和乐观主义。我们认为，它们是对天启的一种虔诚信仰的标志；但从现实方面看，它们却成了无需借助对成功之本质作出任何理智上辨别的东西，相信运气，相信成功之感情的神圣性质。
也许要与理想主义和理想这类字眼作别，它们无望成为让人相信的东西。它们也许会成为浪漫主义、盲目的感伤主义、托付良心的同义词，或者会被视为把罪恶勾当掩蔽起来的文字装饰品。但这个问题是真实的，并非只是一套言辞。狭隘的部分的目的与充分的着眼于长远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在某一时刻获得的短暂的成功，与在其过程中感受到的大量的幸福是不同的；把幸福看作是粗劣艰辛的生活要素，与把它看作是变动不居的生活要素是不同的。这里涉及的只是可以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来加以说明的区分。当我们坚持从以下事实出发持续展开行动，认为这种区分有赖于对力量的使用，只能用理智来引导这种力量，那么，我们将继续待在这样的世界中。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分将被认为只是事关意见、争执和个人趣味。使理想和力量互相对立起来，就是使这样的体系永恒化。问题不在于纵容理想而反对以现实的手段来使用力量。一旦造成了这种对立，我们就使我们的理想成了不起作用的东西，就会做出使那些将武力视为主要力量的人得利的事情。只有依靠组织化，坚定地利用现代生活的伟大力量——工业、商业、金融、科学的探究和讨论，以及人类交往关系的现实化，我们的理想主义才能成为合宜的东西。（马迅 译）[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51—155页。[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0期（1919年），第285—287页；重印于约瑟夫·拉特纳编，《人物与事件》（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29年），第2 卷，第629—635页，题目是“力量和理想”。[3] 阜姆，是前南斯拉夫西北部港市里耶卡的旧称。——译者[4] 阿特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巨神。——译者[1][2]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对决
每个人都知道，早在战前，中国的领土和资源就构成了五大列强争斗的背景。经由这场战争，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俄国和德国已不再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大不列颠和法国在一场生死搏斗中，把它们的精力、注意力和资本全都抵押了进去。这让日本成了战场上的霸主。按照已确立的国际外交规则，它充分把握了这一有利时机，用以改善它的国家地位。很难说其他那些参与这场比赛的国家的公平竞赛风格会使它们对日本的成功满腹抱怨，不管怎么说，它们都是日本的同谋。日本和俄罗斯之间某种类似攻守同盟的东西已臻完成，但后者看来似乎仍是个强国。大不列颠和法国则与日本达成了秘密协议。在所有这些场合，日本的盘算是要中国为之付出代价的。直至有关太田在斯德哥尔摩活动的详尽报道得到证实或被否认，作为第五位参赛者的德国人是否还未与日本进行谈判仍是个问题，中国仍要付出代价，但这回俄国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可能的牺牲品呢？
日本显然造成了对它有利的战场态势。然而，近两年来，一场对决正在升级，这场对决涉及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它的国际关系。这是一场与操控着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观念和理想相关的对决。它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抑或它还是继续沿袭专制政权的传统——是否考虑以共和国或帝国的名义则还在其次。就国际方面而言，问题在于能否通过某种临时性的国际监督，使中国的完整得到恢复和保持；或者中国是否要走日本的老路，这条路使日本成为能够保护自己免遭欧洲侵犯并确保西方国家尊重的唯一的亚洲国家。可是，这种观念和理想上的对决需要具体化。美国和日本就是两个使这种理想之争得以展开的载体。驾驭形势的力量，而非有意识的选择，决定着这场对决的形貌。
详言之，就西方列强玩弄的这套秘密外交的手段来说，日本也许正是一个独具慧眼的学生，但它有权声称，它从来没有隐瞒制约着每一特殊步骤的最终目的。它所宣扬的目的，就是把亚洲至少是东亚，从外国也就是欧洲的控制中解救出来。亚洲的门罗主义、亚洲人的亚洲，是一个人人皆知以至势不可挡的信条。每个日本人都有资格声称，反对如果外国人把日本对中国领土完整所作的保证竟然不是从欧洲侵略者这层意思上来理解，那么受到责备的，只是外国人自己的愚不可及。日本还认为，它信守对朝鲜领土完整作出的保证——用一种在当前条件下唯一有效的方式，信守着这种保证。换言之，对于让中国把中国振兴起来这一结论而言，长久不变的小前提就是由组织化、军事化了的日本对软弱、无序、停滞的中国行使保护国的权力——日本已采纳西方的科学、工业、教育和军事的方法以便转而用它们来反对西方，使东方、亚洲的文化和领土保持完好无损。在“二十一条”要求以及日本与中国进行的其他谈判的每一段言词背后，都潜伏着这类疾言厉色、明白无误而又未说出口的话：你要依靠日本的绝对保护，这样才能保证你得到与日本享有的同样的国际威望，以及和日本一样免遭瓜分计划、租借地、势力范围和经济奴役。舍此，你没有其他途径用以确保你的完整、自由和尊严。
当然，日本无意中积累了物质和产业上的巨大优势，更不用说那种对不可胜数的人力发号施令的军事优势了。但只有极端民族主义偏见的盲目性，才会使人看不到宏伟计划含有许多想象性的东西，就像曾经把任何西方列强实现其民族命运和使命的计划包装起来的那些东西一样。夹在日本人和欧洲人争夺对亚洲的控制权中间的，是把最终的威胁挡在自己国门外的冷漠挖苦的美国人，他也许易于保持一个中立观察者的地位。正如现在看到的，日本已赢得了官僚政府统治的中国——至少是赢得了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这并不意味着那样的基本想法已获赞同，或者如今在玩弄中国这出游戏的那些官员们不再盼望着，总有一天会发生使日本放松对中国掌控的事情，但他们的确认可了让日本用以实现其目标的特别行动。如果行动变得过于强加于人，例如发生了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那种情况，他们会提出强烈的抗议。爱国主义被抛在一边，他们本人的财产利益、地方势力和威望要求他们对日本人的得寸进尺进行阻挠和抵抗，直到日本准备支付索要的确切价钱为止。
日本已经赢得了中国的官方统治派系，这一点可由围绕中国的和谈代表拒签和约的事态得到佐证。在政府对学生运动作出的让步中，政府作出了一个坚持把山东归还北京的半带约定性质的东西，却从来就没有同意代表们拒绝签字；而按照这种含糊约定发出的训示到达巴黎时，则是代表们拒绝签字以后了。这些代表们秉持自己的责任感，并在整个国家反对他们接受官方训示的道义支持下，没有签署和约。如今，政府尽可能对这件事加以掩饰，企图一方面取得民众的信任，另一方面安抚日本。它极有可能仍会要求巴黎的代表事后再签字。但军国主义的亲日集团由此会使它的道德权威遭到几乎是致命的打击，甚至可以设想，这时如若被迫签字就发出了一个民众革命的信号。
简言之，日本的宏大计划没有估计到这种形势中的最本质因素——中国民众。这种失败的程度可从这一事实推测出来，即在美国的日本宣传家们有时将他们在中国的使命与他们好心指出的美国在墨西哥的使命相提并论。中国以它的四万万民众以及作为日本文明的创始者，并不认为自己像墨西哥那样要等待日本的拯救。说是中国本身的骄傲、无知、民族自负、自尊或者对于相对的民族价值持有的真实意识都可以，如果你愿意，不妨可以这样说，但事实仍然在于日本误判了中国的心理。当它赢得那些官员的同时，却使自己成了民众的死敌。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可以使中国投入日本的怀抱，即重新启动类似西方国家过去对中国示以尊重的外交。可以想象这帖药是苦口的，中国会把日本的统治看作两种恶行中较轻的那种，而西方国家光有良好的意愿也是不够的。它们甚至必须避开恶魔的外表，因为神乎其技的宣传总是随时准备告诉中国人——那些西方人如何想要来欺压他们。避开恶魔的外表甚至还不够，困难的任务莫过于找到并建立途径和手段，以提供给中国其所迫切需要的帮助，这必须从它外部给予，还不能引起它的民族嫉恨、怀疑、恐惧、对抗和对立。须知，这样一来，又要请日本帮忙来反对外国人了。
这就很自然地把我们带到了观念和道德势力对决中的另一个角色——美国的面前。当然，这基本上是情境的逻辑，尤其是情境的心理学，才把美国置于这一地位上，它实际上没做过什么事。如果美国的观念这时在赢得民众方面如同日本人强加给最有势力的官方集团那样有效，那么，这是由于引起反响的那种方式使然。当形成反差的情绪被深深地搅动起来后，观念化的作用就变得极为生动。对日本的恐惧，即孕育着对美国的信任。毫不奇怪，日本因其对于民族心理的蹩脚解读，已被眼下中国的亲美情绪的迸发搞糊涂了，它在其中看到的只能是那种搞阴谋以及花费无数金钱用于宣传的超人能力的证明。但事实上，形势比人强。中国在其绝望处境中创造了一个具备强烈民主意识、爱好和平的美国人的形象，后者尤其致力于为弱国确保国际的公理和正义。它仍然相信与美国一起去并肩作战的英雄传奇，同时会添加它自己的篇章。
对美国的信任是那么天真无邪，这一点可见于5月4日那天收集到的向美国代表们所致的各种祝辞。上海是爱国学生运动的真正的中心，下面是上海见到的一些演说辞的摘录：“如今你们伟大的国家正把正义和公理的原则引入遍及整个世界的国际关系之中。”这颇有点柏拉图哲学的味道，但往下几段话说到了具体的意义：“我们期望有一天，中国和美国能共同来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正像你们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在维护大西洋地区的和平一样。”广州的同业公会对美国主导推进人权事业的国际会议表示祝贺，它毫不怀疑它对这种领导地位性质的理解，并说：“中国和美国必须持有共同的理想，中国和美国必须维持亚洲的和平。我们期待美国能对我们的正义之战提供帮助。”另一个演说（这回是妇人和女孩子们献上的）更是不同凡响，在谈到美国海军过去从未剥夺任何人的自由后，它接下去说：“如果有那么一天，中国不得不从它的土地上把侵略者赶走，美国海军将发挥正义事业的影响力。”商业联合会用某种不同的声调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就是在这个独立日，我们吁请美国人来帮助我们获得独立，开发我们的铁路、水道，开发我们的资源，与中国合资以使我们从所遭受的商业奴役中解放出来。”
自然，所有这些字句中流露出获得实际帮助的愿望，以反对民众认为是打着帮助中国的幌子而决意要统治中国的那个国家；但同时渴望物质帮助，渴望海军、陆军、外交、金融方面的帮助，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些演说背后展现的，不止是某种使国家得利的精神。对国际社会发出的呼吁，还与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中国的民族抱负密切相关——直至今日，这一抱负仍可悲地遭到挫败。日本在这样的形势下出演了一个掠夺者的角色，而美国则被指派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这一形势同样使日本成了中国本身的专制、军国主义政府的象征，而美国则成了事关中国进步与否的自由民主政治的象征。如果人们没有从中看到中国为自己投射的民主希望，那他们是不会理解目前中国对于美国的理想化的。我不再详尽引用这些演说了，但每一篇我曾提到的演说都相当感人地谈到这一事实：当这个庆祝了八年之久的国家仍在为共和政体而战，还没有赢得胜利的时候，美国的7月4日却标志着一个成功了的事实。日本被传统的统治派系的官员蒙在鼓里，至今还没有看到在它自己的中央集权制和中国大众生活的民主模式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也许这就使人不用感到惊讶，为什么西方国家的代表会对中国本质上的民主要素频频产生误会，并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把中国带向和平和秩序的美好境地。尽管相对而言，只有少数懂得受过教育的人明确有力地主张这种民主；然而这些少数人，沉默觉得的大众也，唯有它才符合中国人的历史精神。美国从来没有使自己成为一张反映着日本官僚专制体制的民意的票据存根，而上述事实应对它有所提醒了。
这是一种让美国人更感到蒙羞而不是自豪的形势。我们的国家将度过一个艰难时刻，以担当起它已扮演的角色。困难不仅是理智和道德上的，而且涉及实际判断和机敏的行动方面。我们具备了所需的素质和活力吗？或者说，我们会再次徘徊于灵活的商业精神和无用的夸夸其谈的理想主义之间吗？总而言之，需要发挥理智的精力和耐力来构想出一种一以贯之并可以操作的计划，并予以坚守之。
谈到迄今为止的远东局势，美国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求得和平解决。美国的行动，也包括国联的行动，就是如何用它以其宣称的世界民主理想的代表身份去对它的行动自由和行动力量施加影响。至少对中国来说，它害怕一个缔造着可靠的民主世界的美国由于与那些仍不为处理国际事务中民主理想所打动的国家保持的密切关系而使自己受到连累。如果与协约国协力发挥作用的美国在巴黎被迫对它确信的山东问题作出妥协，中国宁愿去信任已免于这样承诺和纠缠的美国。总之，国际关系中的民主涉及的，不是代理机构的问题，而是目标和结果的问题。就远东来看，某种情形下，比之让美国待在一个联盟里，而联盟的其他成员又不相信美国的理想，一个单枪匹马的美国更能有效地充当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工具。但无论联盟存在与否，美国要考虑的远东问题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第一项必要条件是一种明确而公开的政策，一种先由国内讨论并使世界得以了解的政策。然后，我们即需准备以行动来作为它的后盾。不以理智的行动、坚毅有力的行动支撑的理想主义，将很快使我们在远东变得人微言轻——并把我们的命运拱手交与军国主义支配。考虑到国际性联合放款团的构成和功能，举个典型的事例来说吧，我们不能继续爽快地向法国贷款了，如果法国同时又在支持日本政策的话。这或许只是个假设的例子。但我们很需要这样来问一下，美国是否仍然意识到目前掌握在它手中的强大力量，一个访问远东的人得到的深刻印象应当能衡量出这种力量有多大——同时，我们又要问，是否人们已用愚蠢无知的理由把这样的一种力量多半浪费掉了。（马迅 译）[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61—166页。[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0期（1919年），第110—112页。注明的文章发出地点和日期是北京，7月8日。[1][2]美国在中国的机会
一般美国人也许会对美国过去在中国取得的进展感到沾沾自喜，并想象我们赢得了中国人的赞美。甚至那些偶尔翻翻报纸的读者也知道了返还庚子赔款，并以一种含糊的方式设想我们对中国门户开放所做的声明成功地阻止了对中国的瓜分。消息灵通的读者会为在库欣[3][4]（Caleb Cushing）、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和海约翰那里看到的一贯开明的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在义和团暴乱被扑灭后力主相对温和的措施感到自豪。我们乐意这样来幻想，整个进程确保我们赢得了中国人颇表感激的信任和尊敬。我们在太平洋沿岸给予中国移民的待遇以及排外行为会令人想到，我们很快便把如此大量源于以往历史的令人不快的思绪置诸脑后了。
我们很值得花些时间来问一下：关于中国人对我们态度的上述想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或者说，这类看待事情的方式是否含有对中国公众意见普遍性的一种错误假定？那么，什么是那部分有影响的公众人物的态度呢？这种态度的理由何在呢？这类探问的结果即使不那么赏心悦目，却是为将来提出某种适当政策的概念所做的必要预习。要是用几句话作个不无贬抑的回答，那么，我们以前的行为给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美国境外的中国人留下的印象是：我们的外交行动显得我们是不那么讲究实际的人；我们缺少在紧急时刻作出决定的警觉和快速，缺少行动的敏捷性，特别是缺少执著精神，甚至在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仍是这样。从总体上看，我们被认为是乐意助人的，但行动中有点不讲效果。虽然人们对我们拒绝参与攫夺中国的游戏表示感激，但也未尝不夹带着一丝怀疑：也许我们还缺少赢得这场游戏的精力和技巧。
这种感觉的当下背景，关联到日本和美国在过去两年半中为了尊严和道德权威展开的竞争。就美国方面而言，可以确信，这毋宁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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