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陆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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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偏见动机及其作用试读：
1 研究背景
刻板印象（stereotype）、偏见（prejudice）和歧视（discrimination）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心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课题，是社会性偏向（social bias）中三个紧密相关却又相互区别的领域。其中刻板印象是个体对某一群体的概括的、稳定的认知表征；偏见则是个体以刻板印象为基础对对象群体的不公正态度；而歧视则是个体基于刻板印象和偏见对对象群体及其成员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偏向（钟毅平，1999a；Jones，2002；佐斌等，2006）。
偏见作为一种消极的态度，受到了西方社会心理学者的重视。在西方由于其历史发展原因，种族偏见（racial prejudice）一直以来都是其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发展出了大量的测量工具，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种族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交流和融合，研究者们在对种族偏见的调查中发现，采用自我报告法测量的白人对黑人的态度越来越积极，此时又一个问题摆在心理学家面前——这种态度的改变是否真实。很多研究表明了社会压力对这种态度改变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有时候人们表现出来的无偏见反应，只是一种社会策略。例如，在Fazio等人（1995）的研究中，被试在前后相隔两到三个月的时间点，两次填答《现代种族主义量表》（Modern Racism Scale，MRS），第一次是大样本施测，第二次则是在黑人或白人实验者的注视下单独填答。结果发现，在第二次测量中，有些被试的态度较第一次变得更积极，并且在黑人实验者的注视下，被试的种族态度较第一次改变巨大。此外，内隐偏见和外显偏见之间的不一致，也让人们对自我报告法所测量结果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Plant & Devine，1998）。可见，人们在表达对偏见对象的态度时，不仅会受到态度结构的作用，还会受到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
Devine（1989）在分析刻板印象和偏见的自动和控制成分时指出，由于共同的社会化过程，每个人都会持有刻板印象，但是有些个体在后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建立了与刻板印象不相同的个人信念（personal belief），这些个人信念能够调整自动激活的刻板印象，从而表现出无偏见的行为；而有的个体所持有的个人信念与刻板印象内容相同，他们不会对自动激活的刻板印象进行调整，因此会表现出偏见行为。Dunton和Fazio（1997）认为Devine所讲的个人信念中便包括控制偏见动机（motivation to control prejudice），也有学者（Plant & Devine，1998；Legault，Green-Demers，Grant，& Chung，2007）将其称为无偏见动机（motivation to respond without prejudice或者motivation to be nonprejudiced）。
中国社会也存在着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现象。中国心理学界对刻板印象的研究较为广泛和深入，在刻板印象的内容、加工机制和应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佐斌，刘晅，2006；王沛，张国礼，2008；胡志海，梁宁建，徐维东，2004）。尽管刻板印象与偏见具有紧密的联系，但是二者毕竟不是同一心理概念。国内心理学文献中对偏见的探讨不多，并且大多数为理论或综述文章（例如，王沛，1998；钟毅平，1999b；陈志霞，陈剑峰，2007；张中学，宋娟，2007；李琼，郭永玉，2007；张婍，冯江平，王二平，2009），仅有少量实证研究探讨了如职业偏见（于泳红，2003；袁慧娟，张智勇，2005）、艾滋病偏见（郭欣，程怡民，李颖，黄娜，武俊青，汝小美，2006）和农民工偏见（李琼，2008）等社会偏见。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与偏见和歧视相关的污名现象，如农民工污名（管健，2006）、心理疾病污名（高文珺，李强，2008）和艾滋病污名（刘能，2005）等问题。
此外，国内的研究也发现了直接测量态度与间接测量态度之间的差异。徐文婕（2007）探讨了大学生对老年人的态度，结果发现自我报告中所有大学生都表现出对老年人的尊重，然而在内隐联结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中，则有40％的被试表现出了对老年人的消极态度。李琼（2008）的研究探讨了大学生对农民工的偏见问题，使用《农民工偏见量表》测量的结果表明大学生对农民工没有偏见，而使用IAT测量的结果则反映了大学生对农民工的偏见。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很可能在自我报告中控制了自己的真实态度，无偏见动机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无偏见动机为主要研究变量，探讨无偏见动机的心理结构，以及它在偏见行为表现中的作用。
2 文献综述
2.1 无偏见动机作用的理论基础
2.1.1 MODE模型
MODE模型由Fazio于1990年首次提出，是用来解释态度和行为之间关系的一个双重加工（dual process）模型。该模型关注于态度影响人们判断和行为时的加工过程，Fazio认为态度—行为（attitudes-to-behavior）的加工中涉及到两种加工形式，即自发加工（spontaneous process）和审慎加工（deliberative process）。MODE这一模型称谓来自于该模型的主要观点，即动机（Motivation）和机会（Opportunity）是态度—行为加工的决定性因素（Determinants）。2.1.1.1 MODE模型对态度的界定
MODE模型将态度看作是记忆中态度对象和对其评价之间的联结（association）。态度对象和评价之间联结的强度对态度—行为加工有着重要的意义。态度强度是一个连续体，每一种态度都能够在这一连续体中找到一个位置。与弱态度相比，强态度更加稳定，对于劝说更具有抵抗力，对行为的预测也更加有效。MODE模型对态度的界定通过“态度对象—评价”联结体现了强度维度。强度连续体的“弱端”（weak end）被标注为无态度（nonattitude），这表示态度对象和评价之间没有联结；当被问及对该对象的态度时，由于没有现有的态度结构作为参考，个体必须要即时建构一个态度反应。当在强度维度上移动，态度将包含越来越多的可获得的“态度对象—评价”联结。这种态度能够被充分察觉，以至于仅仅知觉到态度对象，便能够自动地不可避免地激活一个评价性反应。大量的经验证据都验证了这种自动激活效应的普遍性（吴明证，梁宁建，2003）。事实上，它涉及到了基本的认知现象，如注意、知觉、分类，这些都是相关的自发态度—行为加工（Olson & Fazio，2009）。2.1.1.2 态度—行为加工中的两种加工形式
MODE模型中对态度—行为加工中的两种加工形式进行了区分。一种是自发加工，这种加工方式是以记忆中已有的态度为基础，通过情境中的态度对象来自动激活态度，所激活的态度又影响到了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很少有意识控制的参与；另一种是审慎加工，个体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推理来建构对态度对象的评价，从而影响行为。（1）自发加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Fazio和他的同事们就提出一个态度行为加工模型，该模型将注意力集中于态度从记忆中提取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以及在即时情境中态度怎样影响对态度对象的知觉。自发加工（spontaneous process）由环境因素所激发，当个体遇到态度对象时，即时情境需要个体做出某种反应——可能是个体在与对象互动（如，与他人的交谈），可能是个体被要求做出某种特定的反应（如实验反应），此时记忆中的态度便会被激活，进而影响行为。该模型认为，个体在某情境中会形成情境知觉，而行为则是该知觉的产物。
心理学家越来越重视知觉的结构性本质，他们已经认识到，知觉会被知识结构、情感、价值观和个体带入到情境中的期望所左右。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表明，这种记忆结构可以通过被动的自动加工来起作用。也就是说，个体无需进行意识性的反应，记忆中结构的启动便足以使该结构影响到人们的知觉。
显然个体对于某对象的态度正是这样一种结构，该结构可以在情境中引导人们对态度对象的感知。态度可以直接影响实际行为，而无需个体对态度的反省。一个态度如果具有高可及性，那么它更容易被自动激活，从而促使人们产生与态度相一致的感知。一个积极的态度被激活，它会引导个体去注意情境中的态度对象，会使个体优先加工态度对象的积极特征；相反，一个消极态度的激活，会使个体优先加工态度对象的消极特征。因此，这些即时知觉和对情境的建构，影响着个体对事件的界定和所做出的行为反应。如果个体最初对态度对象产生积极感知，那么由此形成的对情境的界定会促进趋近行为的产生；相反，如果个体最初对态度对象产生消极感知，那么由此形成的对情境的界定会更容易产生逃避行为。
在这整个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思虑或推理，自动激活态度影响个体对事件的界定，进而激发个体的行为。不论是态度的自动激活还是选择性知觉都不需要意识努力、关注或控制，这是一个完全的自动过程。如果态度未被从记忆中激活，那么即时知觉则是基于当时态度对象的凸显的、未被表征的特征而建构起来。基于以上分析，当态度可及性较高时，态度—行为一致性往往会越高。（Fazio & Towles-Schwen，1999；Olson & Fazio，2009）（2）审慎加工
有些社会行为是有计划、经过深思熟虑的。自发加工模型主要关注的是已有的态度以及它们的可及性，而审慎加工则主要关注于原始素材而非已有态度。审慎加工需要大量的认知活动，包括对可用信息的思考，对积极和消极特征的分析，对成本和收益的分析等。态度对象的具体特征和特定行为反应的结果会被考虑并进行权重。这种思考会成为行为意向的基础，并最终决定行为。Fazio和Towles-Schwen（1999）认为，与该想法最为相似的理论模型是Ajzen和Fishbein（1980）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以及后来由此发展出的Ajzen（1991）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Fazio和Towles-Schwen（1999）认为，理性行为理论是基于审慎加工的，并利用该理论来阐述审慎加工。Ajzen和Fishbein曾在文章中写到，“总的来说，该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人类行为是理性的，他们能够系统地利用可能获得的信息……我们认为当人们要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之前，会充分思考这些行为的含义。”根据理性行为理论，行为是源自于行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而行为意向则受到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AB）和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N）的影响，是个体对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进行思考和权重后的结果（如图2-1所示）。行为态度是个体对从事某一行为的喜好程度，它由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即行为信念强度，strength of belief）和对行为结果的评价（evaluation）两方面决定；主观规范则反映了重要他人对个体是否从事某种行为的看法，它是个体在从事某种特定行为时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由个体感知到的社会规范（即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和顺从动机（motivation to comply）两方面所决定的（Ajzen，1988，1991；段文婷，江光荣，2008；于丹，董大海，刘瑞明，原永丹，2008）。图2-1 理性行为理论模型
由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理性行为模型中，个体要对各方面的信息，包括行为后果、他人评价等进行分析和比较，从而做出特定行为，因此该模型具有审慎加工的特征。
Fazio和Towles-Schwen（1999）认为，自发加工和审慎加工的区别在于，审慎加工中包含个体主观努力的推理过程，而自发加工则是基于自动激活记忆。审慎加工可以看作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的加工过程，它包括对态度对象特征的思考，以及对特定行为结果的评估；自发加工则可以视为“理论驱动”（theory-driven），它是由记忆中已有态度的自动激活而引起的。2.1.1.3 动机和机会在态度—行为中的决定作用
MODE模型不仅仅提出了态度—行为加工的两种形式，还解释了自发加工和审慎加工是如何起作用的。MODE是“Motivation and Opportunity as Determinants”的简写，从此名称中可以看出，动机和机会是影响态度—行为加工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着个体在态度—行为加工中是采用自发加工还是审慎加工。
审慎加工需要主观努力才能进行，因此进行审慎加工必须要动机来推动。促使人们进行审慎加工的动机有多种，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动机就是追求精确性（the desire to be accurate）（Fazio & Towles-Schwen，1999；Olson & Fazio，2009）。Kruglanski（1989）认为，人们往往会要求结论的精确性，会尽量避免得到一个无效的结论，“害怕无效”（fear of invalidity）动机能够驱使人们谨慎地思考，这一动机会使个体进行审慎加工。此外，归属需要（need to belong）和自我感觉良好需要（need to feel positively toward the self）也会使人们进行审慎加工。在归属动机的驱使下，人们会去有意地迎合他人的想法和行为，从而进行审慎加工。而自我感觉良好需要，也会使个体为了表现出更加完美的自我而进行审慎加工（Fazio & Towles-Schwen，1999；Olson & Fazio，2009）。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动机都会使人们为了得到某种结果（可能是正确的、喜欢的或是可接受的）而进行主观努力。本研究中的核心变量无偏见动机，也是驱使人们进行审慎加工的动力之一，作者将在后文中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
Fazio等人认为，仅仅拥有动机仍然不足以进行审慎加工，机会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Fazio，1990；Fazio & Towles-Schwen，1999；Olson & Fazio，2009）。在MODE模型中，机会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时间（time），二是心理资源（resource）。时间是进行审慎加工所需要的，个体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审慎加工。心理资源同样是审慎加工所需要的，由于人们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疲劳、分心等因素会影响个体加工信息的能力。例如，有研究表明，自我耗竭（ego-depletion）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控制行为，它会损耗个体的加工能量，从而影响动机对判断和行为的作用（Baumeister，Bratlavasky，Muraven，& Tice，1998；孙丽云，郭瞻予，于健，2008）。因此，要求个体快速做出反应的情境，会由于时间短暂而限制人们的审慎加工；具有资源竞争性的任务，由于心理能量的分散和消耗，也不利于进行审慎加工；某些行为（如，非言语行为）由于是内部缺少控制性的，也会限制审慎加工的机会。在这些情况下，个体将不得不进行“理论驱动”的自发加工。
根据MODE模型，动机和机会这两种调节因素能够决定个体在进行态度—行为加工中是采用自发加工还是审慎加工。已有的研究表明，审慎加工必须是在动机和机会都具备的情况下才能进行。Sanbonmatsu和Fazio（1990）的研究初步证明了这一点。在该研究中，研究者呈献给被试描述两个商店——Smith的商店和Brown的商店——的句子，每个商店都是用12个句子描述各自的商品，其中Smith的商店有8个积极句子和4个消极句子，Brown的商店则有4个积极的句子和8个消极的句子，使得被试所形成了两个商店的总体态度是有差别的。但是Smith的商店中描述相机的句子是消极的，而Brown的商店中描述相机的句子是积极的。该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精确性动机和机会对被试选择商店购买相机这一行为的影响，以验证MODE模型的假设。该研究为2×2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时间压力”和“无效恐惧”，因变量为被试选择的购买货品的商店。研究结果表明，在高无效恐惧和低时间压力情境下的被试，更多地选择了Brown的商店，这表明被试不是依据已经形成的商店态度来进行决策的，而是依据了具体的信息，而在其他情况下由于缺少了动机或机会，或二者都缺，从而使得被试更多地依靠对商店的态度来做出选择，而没有对特定信息进行加工。因此，Sanbonmatsu和Fazio（1990）认为该结果初步验证了MODE中所提出的动机和机会在态度—行为中的调节作用。2.1.1.4 混合加工
MODE模型认为，态度—行为加工通常并不是单独的自发加工或是审慎加工，在更多情况下是一种混合加工（mixed processes），它既包括自发加工成分也包括审慎加工成分，二者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例如，记忆中态度的自动激活，会使得个体在进行审慎加工时对信息进行筛选，使得个体更倾向于注意那些与自动激活态度相一致的信息。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混合加工中，审慎加工成分仍然需要动机和机会的同时存在才能起作用。Olson和Fazio（2009）详细描述了动机和机会对态度—行为加工的影响，并且根据动机的强弱和机会的有无，分为四种情况（如图2-2所示）。该模型认为，在混合加工中自动激活态度是个体做出判断和行为的起点，但是自动激活态度对行为的作用会受到动机和机会的调节。图中，线的粗细代表了对行为影响的大小，动机是影响态度的另一个作用源，而机会则被视为一个开关，影响着着动机是否能作用于自动激活态度效应。从图A和图B中可以看到，由于缺乏动机，不管机会开关是否开合，均没有影响自动激活态度的效应，自动激活态度是决定判断和行为的主要力量。在图C中，尽管个体拥有高的动机水平，但是由于没有时间或是心理资源，机会开关是关闭的，因此动机仍然无法对自动激活态度效应起多大作用，此时仍然是自动激活态度主要决定着判断和行为。图D中，个体拥有高的动机水平，同时情境中没有给予时间压力，个体也拥有足够的心理资源来应对该情境，因此动机会对自动激活态度效应进行调节，从而使得自发加工和审慎加工共同作用于行为，并且审慎加工的作用会成为主要的态度—行为加工方式。图2-2 动机和机会在态度-行为加工中的作用（Olson & Fazio，2009）2.1.1.5 MODE模型对偏见研究的指导
偏见是一种态度。有些心理学家看来，偏见并没有积极和消极的特性，例如贝斯黑莱姆认为偏见是“人们的对任一实物所持的观点或者信念，而这种观点或信念缺乏适当的检验，或者与这些检验的结果相悖，或者与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相悖，或者不符合客观实际。这种观点或者信念之所以被人们当作事实是因为人们信奉它。有时它就像真理一样在起作用”。在此界定中，作者并没有强调其负面性，而是认为偏见既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但是大多数社会心理学者以及普通人都运用“偏见”一词来描述人们的负面态度。例如Allport将偏见界定为“对一个群体中的个人的一种不友好的或敌意的态度，仅因为这个人属于该群体，因而被假定具有该群体的特征”；相类似的，Aronson、Wilson和Akert认为偏见是“对特定团体的人所持有的敌意或负面的态度，只因为他们属于那个团体”；Myers也认为“负面评价是偏见的标志”；我国学者钟毅平认为，“偏见是指对某一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的一种不公正态度，是一种事先或预先就有的判断”。根据以往对偏见的界定，本研究中，研究者将偏见界定为是一种对某一社会对象的消极态度。因此，偏见和偏见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以MODE模型为理论指导。
偏见作为一种态度，也具有两种加工形式，即自发加工和审慎加工（Devine，1989；Brauer，Wasel，& Niedenthal，2000；Dovidio，Kawakami，& Gaertner，2002）。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偏见行为可以视为自发加工和审慎加工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据MODE模型（Fazio，1990；Fazio & Towles-Schwen，1999；Olson & Fazio，2009），本研究中研究者将无偏见动机和机会在偏见—行为加工中的作用利用图2-3来表示，在图中箭头的粗细代表了作用的大小。图a中所表示的是，当个体缺乏无偏见动机或机会或两者皆无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主要是受自动激活的偏见所决定的，此时可能会表现出偏见行为；图b中所描述的是，当个体拥有无偏见动机，并且机会充分的情况下，个体会对自动激活的偏见进行调控，从而行为主要是由审慎加工后所得的结论来进行判断和行为。根据MODE模型，偏见—行为加工更多地是一种混合加工，在图a中，当个体拥有无偏见动机而机会较少时，动机仍然会对行为产生影响，只是这种影响较小罢了；在图b中，动机和机会同时充分的条件下，自动激活偏见也仍然会对行为产生作用，但由于审慎加工的参与，这种影响也会降低。图2-3 无偏见动机和机会在偏见—行为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无偏见动机是偏见行为的决定性变量之一，对无偏见动机的研究，对于降低偏见，减少歧视具有积极的作用。这也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2.1.2 偏见的自我调节模型
MODE模型对无偏见动机在自动激活偏见和行为之间的调节机制进行了解释，说明了在何种情境下无偏见动机会对自动激活偏见作用进行调节。Moteith（1993）也提出了类似的偏见自我调节模型（model of the self-regulation of prejudiced responses），该模型可以作为MODE模型解释无偏见动机作用的补充，与MODE模型相比，它更加细致地说明了无偏见动机的形成和作用过程。
偏见自我调节模型是以认知平衡理论为基础的，认知平衡理论认为，当所表现的行为与个人信念不一致时，个体会去想方设法减少这种不一致。Moteith（1993）认为，该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低偏见个体对偏见的调节过程。低偏见个体由于自动激活的刻板印象而表现出偏见行为，但是这种偏见行为与自己的无偏见信念相矛盾，从而产生了与偏见相关的不一致状态（prejudiece-related discrepancies）。当低偏见个体意识到这种不一致时，其自我概念受到冲击，从而会产生一系列的情感体验和行为反应。首先，个体会体验到指向自我（self-directed）的消极情感（如罪恶感），这种情感体验相当于是一种惩罚，它会产生某种动机去促使个体消除不一致状态；其次，个体的自我关注（self-focus）会增强，它会促使个体去调节与不一致状态有关的反应。第三，低偏见个体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不一致状态相关的刺激上。最后，低偏见个体会发起探索—发现行为（exploratory-investigative behavior）去寻找那些产生不一致反应的迹象。通过第三步和第四步过程，个体能够发现产生不一致状态的线索，并且能够建立起线索、不一致反应和消极情感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个体便确立了与惩罚有关的线索（如黑人形象），更确切地说，是与控制有关的线索（Monteith，Ashburn-Nardo，Voils，& Czopp，2002）。
理论上来讲，经历过的不一致事件会让个体在将来去抑制不一致性行为的产生。根据该模型，与惩罚有关的线索一出现（如黑人形象），便能够激活个体的抑制性系统，该系统会使得个体在作出反应时更加小心，并且放慢反应速度；因此个体可以通过控制加工来抑制偏见反应，进而表现出与自己信念相符的低偏见行为。由此可见，该模型所解释的现象是发生在MODE模型所提到的动机和机会均充分的情况下，即审慎加工占优势的态度—行为加工过程。Moteith等人的研究结果为该模型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支持（Moteith，1993；Monteith，Ashburn-Nardo，Voils，& Czopp，2002）。
2.2 无偏见动机的心理维度与测量
对于无偏见动机心理维度的探讨，有三种研究结果，其一是Dunton和Fazio（1997）研究得到的两维度结构，其二是Plant和Devine（1998）所提出的两维度结构，其三是由Legault等人（2007）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所提出的六维度结构。
2.2.1 Dunton和Fazio的二维结构
Dunton和Fazio（1997）为了测量个体对黑人偏见的控制动机而编制了《控制偏见反应动机量表（Motivation to Control Prejudiced Reaction Scale，MCPR）》。对于该量表的项目来源，研究者们做了如下的分析：首先，个体的无偏见动机可能来自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如果在某个社会氛围中偏见是被不允许的，那么个体便可能会去表现无偏见反应，从而避免他人视其为一个有偏见的人（外部动机），例如项目“It is important to me that other people not think I am prejudiced”。其次，无偏见动机还可能来自于内化的个人标准，如果个体认为偏见与他们的自我概念、价值理念等相冲突，那么他们也会去控制自动激活的偏见（内部动机），例如项目“I get angry with myself when I have a thought or feeling that might be considered prejudiced”。第三，如果一个人会对偏见行为进行控制，那么他还需要对偏见的语言表达或行为有足够的敏感性，并且他还必须自愿（be willing to）抑制这些消极的行为；因此，研究者还编制了项目来测量个体主动抑制自己去表达那些可能会与他人发生冲突的意愿，例如项目“If I were participating in a class discussion and a black student expressed and opinion with which I disagreed，I would be hesitant to express my own viewpoint”。根据以上的分析，研究者编制了包括19个项目的初始问卷。在预测中的信度分析中，研究者发现有两个项目与其他项目关联度较低，因此予以删除，从而得到了17个项目的量表。
在利用方差极大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时，研究者所设想的这三个结构并没有被验证，而是形成为两个因子。研究者认为，在第一个因子主要包含的项目中，一部分反映了关注对他人的偏见表现（如项目“When speaking to a Black person，it is important to me that he/she not think I am prejudiced”），另一部分反映了对偏见想法和感觉的更加个人化的关注（如项目“I feel guilty when I have a negative thought or feeling about a black person”），还有一部分项目反映了对于避免偏见和攻击性表现的个人标准（如项目“It is never acceptable to express one's prejudices”，“It bothers me a great deal when I think I have offended someone，so I am always careful to consider other people's feelings”）；Dunton和Fazio将其命名为“关注偏见行为”（concern with acting prejudice），该因子的贡献率是23.1％。第二个因子中包含的项目则主要反映了个体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与可能会与他人产生冲突之间的平衡（如项目“I am not afraid to tell others what I think，even when I know they disagree with me（R）”）；该因子被命名为“克制以避免冲突”（restraint to avoid dispute），该维度高分数表明个体有意愿去控制自己的反应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冲突；该因子对总变异的贡献率为11.6％。并且，该量表的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不显著（Dunton & Fazio，1997；Fazio & Hilden，2001；Olson & Fazio，2004）。
该量表具有较稳定的信度水平，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4至0.81之间（Dunton & Fazio，1997；Banse，Seise，& Zerbes，2001；Fazio，Jackson，Dunton，& Williams，1995；Maddux，Barden，Brewer，& Petty，2005）。该量表预测效度也良好，已有研究表明MCPR得分可以有效预测自我报告的种族态度测量；例如，拥有高的无偏见动机的个人在《现代种族主义量表（Modern Racism Scale，MRS）》得分更加不具有偏向性（Fazio，Jackson，Dunton，& Williams，1995；Dunton & Fazio，1997），此外MCPR得分还与其他自我报告法测量的偏见有一定相关，如温度计（thermometer）评价和特质推论（trait inference）（Dunton & Fazio，1997；Olson & Fazio，2004；Banse & Gawronski，2003；Hofmann，Gschwendner，& Schmitt，2005）。此外，MCPR得分还可以调节间接测量态度和直接测量态度之间的关系（Fazio，Jackson，Dunton，& Williams，1995；Dunton & Fazio，1997；Banse，Seise，& Zerbes，2001；Olson & Fazio，2004；Hofmann，Gschwendner，& Schmitt，2005），Dunton和Fazio（1997）认为该结果符合MODE模型对无偏见动机作用的假设，因此也可以看作效度的一个指标。
2.2.2 Plant和Devine的内部—外部动机结构
Dunton和Fazio（1997）所编制的MCPR，预先设想的测量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项目在因素分析中融合为一个因子，研究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这两部分动机来源可能是有内部关联的，那些有强烈的内部动机的人也可能被外部动机所驱使；第二，测量项目未能很好地将两者区分开来。
对于第二个理由，Plant和Devine（1998）着重进行了分析：MCPR中有的项目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是内在动机还是外在动机，例如项目“It is never acceptable to express one's prejudices”；还有的表示内在动机的项目专注于偏见行为后的情感结果，例如项目“I get angry with myself when I have a thought or feeling that might be considered prejudiced”，但是该项目并没有对潜在的动机做出清晰的界定；因此，Plant和Devine（1998）认为MCPR的项目并不能准确地鉴别人们为什么不表现出偏见行为。并且Plant和Devine（1998）认为，如果注意区分无偏见动机的内外部来源，还是能够编制出相应的项目来鉴别人们是由于个人标准还是他人看法才不去表现偏见行为的。
基于以上的分析，Plant和Devine（1998）编制了针对黑人偏见的《无偏见反应的内部和外部动机量表（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to Respond Without Prejudice Scales）》。研究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区分无偏见外部和内部动机，因此在编制项目时格外注意对这两种动机的区分；在编制项目之初，他们也曾将描述个体从事违反个人标准行为后的结果作为项目（如“I feel disappointed with myself when I have a prejudiced thought or feeling”），但是考虑到需要测量的应该是潜在动机而不是预想的情绪反应，因此将这部分项目排除了。最终，研究者编制了19个初始项目，其中10个项目用来评价无偏见反应内部动机（如项目“I attempt to act in nonprejudiced ways to toward Black people because it is personally important to me”），9个项目用来测量无偏见反应外部动机（如项目“I attempt to appear nonprejudiced toward Black people in order to avoid disapproval from others”），分别形成了无偏见反应内部动机量表（Internal Motivation to Respond Without Prejudice Scales，IMS）和无偏见反应外部动机量表（External Motivation to Respond Without Prejudice Scales，EMS）。
在进行因素分析中，Plant和Devine（1998）利用斜交旋转法得出了四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由于后两个因子所包含的项目无法解释，因此研究者对两因素的结构进行了检验。第一个因子的贡献率为28％，特征值为5.33，所包含的项目均反映了无偏见反应内部动机；第二个因子贡献率为20％，特征值为3.74，包含的项目反映了无偏见反应外部动机。19个项目中有4个项目由于双重负荷或负荷过低的原因被删除。之后，研究者对剩余的15个项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研究者建立了两个模型，即单维模型和双维模型，对比研究数据对这两个模型的拟合度，结果发现双维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然而，残差（residual）检验表明，通过删除项目可以使两因素模型拟合更优，因此最终得到了包括10个项目的双维量表，IMS和EMS各包含5个项目。并且，两个维度之间相关较低，说明是相互独立的。
Plant和Devine（1998）的研究表明，IMS和EMS拥有良好的重测信度，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此外，一系列研究表明，IMS和EMS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也均达到了测量学要求（Plant & Devine，1998，2009；Devine，Plant，Amodio，Harmon-Jones，& Vance，2002；Son Hing，Li，Zanna，2002；Amodio，Harmon-Jones，& Devine，2003；Hausmann & Ryan，2004；Gordijn，Hindriks，Koomen，Dijksterhuis，& Van Knippenberg，2004；Peruche & Plant，2006；Ratcliff，Lassiter，Markman，& Snyder，2006；Amodio，Devine，& Harmon-Jones，2008）；以上结果表明，该量表拥有良好的信度。对于量表的效度，验证因素分析结果支持了其良好的结构效度（Plant & Devine，1998），Plant和Devine（1998）还检验了其会聚和鉴别效度，以及预测效度，并且得到了预期的结果。例如，IMS与种族偏见测量之间存在着关系，高水平的无偏见反应内部动机与低偏见态度相联系；EMS与《害怕消极评价量表（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FNE）》和《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IAS）》之间存在一定相关；高IMS/高EMS被试的MCPR得分较高，而低IMS/低EMS被试的MCPR得分较低。
除了编制针对种族偏见的IMS和EMS，Klonis等人（2005）还编制了《无性别歧视内部和外部动机量表（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to Respond With-out Sexism Scale）》，该量表也包括内部动机量表（Internal and Motivation to Respond Without Sexism Scale，IMS-S）和外部动机量表（External Motivation to Respond Without Sexism Scale，EMS-S）两个分量表。该量表最终所保留的项目均是从IMS和EMS改编得来的，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并且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也较低，验证了Plant和Devine（1998）的研究结果。Klonis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IMS-S和EMS-S的信度和效度良好。
2.2.3 六维度模型
Legault等人（2007）认为，无偏见动机并不是只有强度上的区别（Dunton & Fazio，1997），或是简单的内部—外部动机（Plant & Devine，1998）的区别，他们根据自我决定理论（Deci & Ryan，1985，2002）提出了六维度的模型。
自我决定理论是一种认知动机理论，它解释了目标和价值的内化过程，强调自我决定动机在人行为中的重要性；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一个目标或价值越是内化的或自我决定的，那么个体在做与该目标或价值有关的行为时，就越具有一致性。自我决定理论包含有四个分支理论，即基本心理需要理论（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theory）、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有机整合理论（organismic integration theory）和因果定向理论（causality orientation theory）（Ryan & Deci，2000a；刘海燕，闫荣双，郭德俊，2003）。
其中有机整合理论主要探讨了外在动机的主要类型，以及外在动机内化的过程。Ryan和Deci（2000a）将动机分为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外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和无动机（amotivation）三个类型，并且认为这三种动机处于一个自我决定连续体（self-determination continuum）中，内在动机和无动机是这一连续体的两极，内在动机最具有自我调节性，可以在行为中体验积极情感，而无动机完全没有自我调节性，外在动机则处于连续体的中央。此外，Ryan和Deci（Ryan & Deci，2000a；Deci & Ryan，2000b）还根据自我调节性的强弱，将外在动机又区分为四种，自我调节性从弱到强分别是外部调节（externalregulation）、投射调节（introjected regulation）、认同调节（identified regulation）和整合调节（integrated regulation）。其中，外部调节中，个体行为完全由外部规则所决定，个体行为是为了满足外部的要求；投射调节中，个体内化了一部分外部规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时为了避免焦虑、自责，或是自我增强；认同调节中，个体会对行为目标或规则进行价值判断，并且将有价值的行为接纳为自我的一部分。整合调节，是自我调节程度最高的外在动机，行为目标与自我的关系较认同调节更加紧密。综上，Ryan和Deci（2000a）将动机分为了六个类型，根据自我调节性的强弱分别为内在动机、整合调节、认同调节、投射调节、外部调节和无动机。
Legault等人（2007）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对动机类型的划分，编制了《无偏见动机量表（Motivation to be Nonprejudiced Scale，MNPS）》。被试在完成MNPS时，被问及他们避免偏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然后对一系列项目进行评判，值得注意的是，该量表测量的是个体广泛意义上的无偏见动机，而不是专门针对某一群体而言。该量表包括六个维度，分别是内在动机（IM），所包含项目主要体现了个体在从事无偏见行为时的愉悦情感（例如“For the interest I feel when discovering people/groups”）；整合调节（Integ），所包含项目主要体现了个体将无偏见行为与自我概念的整合（例如项目“Because I am tolerant and accepting of differences”）；认同调节（Iden），所包含项目主要体现了个体对无偏见行为的价值判断（例如项目“Because I value nonprejudice”）；投射调节（Intro），所包含项目主要体现了个体在从事偏见行为后的消极体验（例如项目“Because I would feel guilty if I were prejudiced”）；外部调节（Ext），所包含项目主要体现了个体由于他人压力才表现出无偏见行为（例如项目“Because I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I am narrow-mind”）；无动机（Amo），所包含项目主要体现了个体不清楚自己为何表现无偏见行为（例如项目“I don't know；I don't really bother trying to avoid it”）。
MNPS的初始量表包括70个项目，运用斜交旋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后，删除了双重负荷和低负荷的项目，得到了包含23个项目的量表。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但是投射调节和无动机两个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较低，对此研究者又进一步修订了量表，在投射调节量表中添加了一个项目，并且修改了无动机项目的表述。由此获得了拥有24个项目的量表。在另一个样本中，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其结构效度良好，并且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良好。
对于该量表的得分可以分别计算每个维度的得分，此外Legault等人（2007）还依据前人研究（Grolnick，Ryan，& Deci，1991；Ryan & Connell，1989），利用六个分量表上的得分计算出“整体的偏见自我决定调节指数”（global self-determined regulation of prejudice index，SDRPI），用以描述无偏见动机的自我调节水平，该指数分数越高表明个体调节偏见行为的自我决定性越强。SDRPI的计算方式是，对六个维度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根据六个维度的自我决定性高低，加权系数分别为内在动机+3、整合调节+2、认同调节+1、投射调节-1、外部调节-2、无动机-3。
除了结构效度之外，Legault等人（2007）还对MNPS的其他效度进行了检验，并且得到了许多与预期相一致的结果。例如，SDRPI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情感偏见、内隐种族偏见、害怕消极评价、保守主义和EMS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与内控、IMS和整体自我决定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IM、Integ和Iden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情感偏见、内隐种族偏见和IMS存在负相关，Amo的相关则相反，而Intro和Ext则与这些变量没有关系；Intro和Ext与内控之间存在负相关。基于此，研究者们认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构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
2.3 无偏见内隐动机及其测量
2.3.1 无偏见内隐动机的提出
内隐社会认知研究近年来成为社会认知领域的热点。杨治良（1998）认为，社会认知具有更强的内隐性，国内很多学者在内隐社会认知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吴明证，2005；佐斌，温芳芳，朱晓芳，2007；杨福义，梁宁建，2007）。已有的内隐研究发现，动机也具有内隐性，人们的动机有时是自动激活、难以觉察的，这引起了许多心理学家的兴趣（陈祉妍，2001；杜建政，李明，2007）。
前文介绍的Dunton和Fazio（1997）、Plant和Devine（1998），以及Legault等人（2007）的研究，他们利用自我报告法探讨了外显的无偏见动机的构成和作用，并发现内在动机对于外显和内隐偏见具有预测作用。此外，Moskowitz等人（1999）在研究中发现，间接测量的“惯常性平等主义”（chronic egalitarianism）可以抑制刻板印象的激活，高水平的内隐平等主义者没有表现出自动激活的性别刻板印象。基于此，Glaser和Knowles（2008）认为无偏见动机也包含内隐和外显两种心理过程，提出了无偏见内隐动机（implicit motivation to control prejudice，IMCP）这一概念，他们认为IMCP有别于问卷法所测量的无偏见动机，它是在意识控制之外发生的能够抑制自动偏见表现的动机。
2.3.2 无偏见内隐动机的测量
对于IMPC的测量，Glaser和Knowles（2008）认为无偏见内隐动机虽然不能够直接测量，但是可以通过测量逻辑上合理的相关指标来获得无偏见内隐动机的状况，他们提出了两个测量指标，一是个体对偏见的内隐消极态度（implicit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 prejudice，NAP），二是个体对自己是否偏见的内隐信念（implicit belief that oneself is prejudiced，BOP）。
Glaser和Knowles（2008）认为与IMCP联系紧密的首要指标是个体对偏见的内隐消极态度（NAP）。个体如果拥有根深蒂固的对于偏见的厌恶，这些人应该会有内化的类似于内隐的拒绝偏见的动机。虽然NAP可能会是IMCP的有效测量指标，但是Glaser和Knowles又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调节指标，就是个体对自己是否偏见的内隐信念（BOP）。他们认为，如果个体认为偏见是坏的（高NAP），但是认为自己不是偏见的人（低BOP），那么这个人可能也不会有无偏见内隐动机；类似的，如果个体认为自己是偏见的（高BOP），但是他不认为偏见是不好的（高NAP），那么他也不会有无偏见动机。
Glaser和Knowles（2008）利用内隐联结测验来对无偏见内隐动机进行测量。IAT是一种基于反应时的内隐社会认知测量方法，通过评估配对的概念词（concept words）和属性词（attributive words）之间的自动化联系来间接的测量个体的内隐认知（Greenwald，McGhee，& Schwartz，1998）。近十年来，IAT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心理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当中，包括对内隐动机的研究，例如Brunstein和Schmitt（2004）运用IAT对内隐成就动机进行了测量。
Glaser和Knowles（2008）也运用IAT对NAP和BOP进行测量，以间接获得无偏见内隐动机的水平。测量NAP时，IAT设置的两个类别组分别为坏（如忧伤、痛苦）/好（如欢乐、温暖）和偏见（如不公、偏执）/包容（如接纳、包含），如果被试在“偏见—坏”配对和“包容—好”配对时，反应时较相反配对情况下快，则表明个体具有对偏见的消极内隐态度。测量BOP时，IAT设置的两个类别组分别为我（如我，我的）/非我（如他们，他们的）和偏见/包容，如果被试在“我—偏见”和“非我—包容”配对的情况下，反应时较相反配对时的反应时快，则表明个体拥有自我是偏见的内隐信念。
2.3.3 无偏见内隐动机的验证
Glaser和Knowles（2008）认为，虽然已有的问卷研究表明无偏见动机可以抑制内隐刻板印象，但是刻板印象痕迹仍然可能会影响个体的自发行为。如果IMCP确实是一种无意识目标，具有自动激活的特性，那么IMCP应该会对内隐刻板印象（implicit stereotype）和自动歧视行为（automatic discriminatory behavior）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
Glaser和Knowles（2008）利用IAT测量被试的种族—武器刻板印象（Race-Weapons Stereotype）和IMCP（NAP和BOP），利用射击偏向（Shooter Bias）实验来测量被试的自动激活的种族—武器反应偏向，通过分析三者关系来验证以上提出的假设。研究结果表明，NAP对于内隐刻板印象和自动激活反应具有调节作用：高NAP者不论其刻板印象水平高低，自动激活反应的水平保持一致；低NAP者，在不同的刻板印象水平表现出了不同的自动激活反应；BOP对于NAP的效应具有调节作用。Glaser和Knowles认为研究结果证明了IMCP的存在及其测量方法的有效性。
2.4 无偏见动机的作用
无偏见动机对于人们所表现出的偏见反应具有预测作用，它能够调节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的偏见之间的关系，此外它对于其他变量对偏见行为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2.4.1 无偏见动机的直接作用
2.4.1.1 无偏见动机对外显偏见的影响无偏见动机对于审慎加工后的态度测量或行为反应具有预测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MODE模型的有效性。在一些使用《控制偏见反应动机量表（Motivation to Control Prejudiced Reaction Scale，MCPR）》（Dunton & Fazio，1997）为测量工具的研究中，发现MCPR与外显测量的态度具有相关性，MCPR得分高，则其偏见性越小。Fazio等人（1995）的种族偏见研究中发现，MCPR与现代种族偏见量表（Modern Racial Prejudice Scale，MRS）之间有相关，高无偏见动机者，其自我报告的偏见分数越低，很多研究结果都验证了这一结果。Akrami和Ekehammar（2005）的研究中发现MCPR与MRS得分存在相关，MCPR得分越高，偏见越低。Hofmann等人（2005）在研究西德人对东德人的态度中发现MCPR与自我报告的态度相关，但是与特质评价没有相关，然而在研究德国人对土耳其人的态度中发现MCPR与《公然和隐蔽的偏见量表（Blatant and Subtle Prejudice Scale，BSPS）》有正相关（0.27），与特质评价也有一定的正相关（0.20）。Olson和Fazio（2004）的研究中也发现MCPR的“关注偏见行为”这一维度与特质评价存在相关，该维度得分越高，特质评定就越积极。
Banse等人（2001）和Gabriel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MCPR与自我报告的认知态度具有相关性，而与自我报告的外显情感态度则没有相关。此外，Fazio和Hilden（2001）的研究中，MCPR与被试由偏见行为所引起的情绪体验有关，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考察了能够引起人们偏见反应并且能够引起人们反思偏见的公益广告对人们情绪体验的影响，并且考察了MCPR两个维度的作用，结果表明，“关注偏见行为”这一维度与广告所引起的焦虑不安（agitation）、罪恶感（guilt）和欢乐情绪（amusement）有正相关，而“克制以避免冲突”则与焦虑不安有正相关，与欢乐情绪有负相关，对于“关注偏见行为”与欢乐情绪的正相关，研究者者认为是高动机观看者感觉到社会开始重视并宣传偏见，因此感到高兴。
由此可见，无偏见动机对审慎认知加工的偏见测量确实具有一定的预测力，但是MCPR更类似一个单维的动机强度的测量，因此《无偏见反应的内部和外部动机量表（Internal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to Respond Without Prejudice Scales，IMS & EMS）》相关研究就为进一步了解该问题提供了资料。
在编制IMS和EMS的研究中，研究者们（Plant & Devine，1998；Klonis，Plant，& Devine，2005）就发现了IMS与外显偏见间的紧密关系，IMS高的被试他们的外显偏见越低，这在多种偏见量表（如Modern Racism Scale，Pro-Black Scale，Anti-Black Scale，Attitude Toward Blacks Scale，Neosexism，Modern Sexism，& Hostile Sexism）中所证明，然而EMS的作用则与IMS截然不同，它或者与偏见量表（Pro-Black Scale，Anti-Black Scale）不相关，或者有着与IMS相反的作用（Modern Racism Scale，Attitude Toward Blacks Scale，Neosexism，Modern Sexism，& Hostile Sexism），之后Devine等人（2002）的研究重复了上述部分结果，发现IMS和EMS与Attitude Toward Blacks Scale的相反关系。Ratcliff等人（2006）研究发现，IMS与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态度有显著负相关，而EMS则与男女同性恋态度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
对于情感性偏见，Amodio等人（2003）的研究发现，高IMS者较低IMS者的外显情感性种族偏差更低。在行为方面，Apfelbaum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EMS可以有效预测在种族间互动中的无肤色差别反应（colorblindness response），高EMS的白人被试在种族间互动中表现出更少的种族确认行为（acknowledgment of race，即以种族为区分标准），而IMS对此行为反应没有关系；高EMS的白人还会认为表现出无肤色差别反应的人比表现出种族确认的人更加没有偏见。
Legault（2007）的六维度模型中，种族主义与内在动机、整合调节、认同调节有负相关（动机越强，偏见越小），而与外部调节和无动机有正相关；性别主义与内在动机、整合调节、认同调节有负相关，与无动机有正相关；情感性偏见与内在动机、整合调节、认同调节有负相关，与无动机有正相关；所有外显偏见测量与动机自我决定指数SDRPI有负相关。
综上，对于外显偏见研究之间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论，无偏见动机可以预测自我报告的偏见，并且IMS与外显偏见存在负相关；而EMS则与外显偏见有正相关或是零相关。2.4.1.2 无偏见动机对内隐偏见的影响
对于无偏见动机和内隐偏见的关系，一系列研究结果并没有像探讨动机与外显偏见的研究结果那样一致。有研究结果发现，无偏见动机与内隐偏见之间没有关系。Banse等人（2001）和Gabriel等人（2007）的研究中，控制偏见反应动机量表（MCPR）与使用IAT测量的偏见没有相关关系。Hofmann等人（2005）的研究一中，MCPR与IAT测量的西德人对东德人的态度之间也没有相关，研究二中，MCPR和外部动机量表（EMS）与以图片为材料的IAT和以名字为材料的IAT均无相关，内部动机量表（IMS）与以名字为材料的IAT也没有相关。Lowery等人（2001）的研究中，研究者也没有发现IMS和EMS与使用纸笔IAT测量的内隐偏见之间的关系。Payne等人（2005）的研究中，研究者使用“情感错误归因（affect misattribution）”来测量内隐偏见，并未发现MCPR、IMS和EMS与内隐偏见之间有任何关系。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无偏见动机与内隐偏见之间存在相关。Hofmann等人（2005）研究二中，发现IMS与以图片为材料的IAT之间有相关关系（IMS越高，图片材料IAT所测量的内隐偏见越少）。Hausmann和Ryan（2004）的研究中也发现，IMS与IAT有负相关，而EMS则与IAT有正相关，在Plant和Devine（2009）的研究三中，也发现了EMS和IAT之间的正相关。Devine等人（2002）的研究中，研究者使用情感启动任务（affective priming task）测量内隐偏见时发现，高IMS/低EMS被试的黑人—消极启动效应最小，另外三组（即高IMS/高EMS被试、低IMS/高EMS被试和低IMS/低EMS被试）的启动效应无差别；在使用IAT测量内隐偏见时，研究者发现高IMS者比低IMS者的IAT分数低（偏见小），EMS还会调节IMS与IAT分数的关系，高IMS/低EMS被试的IAT分数最低，其他三组没有差异。此外，Amodio等人（2003）使用“惊动眨眼反应（startle eyeblink response）”测量内隐情感种族偏向（affective racial bias），并且发现高IMS/低EMS组被试的内隐情感种族偏向较高IMS/高EMS组和低IMS组被试都要低。Legault等人（2007）所区分的六种无偏见动机中，内在动机、整合调节和认同调节与种族IAT之间存在负相关，而无动机则与IAT存在正相关，自我决定指数SDRPI与IAT也有负相关。对于无偏见动机与内隐刻板印象的关系，Glaser和Knowles（2008）的研究发现，IMS与IAT测量的黑人—武器偏见有一定的正相关。
对于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内隐测验的低信度有关，IAT的重测信度大概在可以接受的0.6及以上，但是也有较低的情况（Fazio & Olson，2003；蔡华俭，2003a；侯珂，邹泓，张秋凌，2004）；而各种启动任务的重测信度水平则从低水平到适度水平不等（Fazio & Olson，2003）。尽管如此，有更多的研究表明，无偏见动机，尤其是内部动机与内隐偏见之间存在相关。
2.4.2 无偏见动机的调节和中介作用
已有的大量研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无偏见动机的调节作用上，同时仍有少量研究探讨了其中介作用。
已有探讨最多的是无偏见动机在内隐和外显态度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该类研究最早始于Fazio等人（1995）的研究，在该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MCPR可以调节使用情感启动评估的内隐态度和使用自我报告测量的外显态度之间的关系：对于内隐测量未表现出偏见的被试，无偏见动机作用不大，高动机者和低动机者的现代种族偏见量表（MRS）得分相当，而对于内隐测量表现出偏见的被试，无偏见动机作用明显，高动机者较低动机者的MRS得分更积极；此外，低动机者的内隐偏见和MRS得分的相关度更高。Banse等人（2001）和Gabriel等人（2007）的研究中发现MCPR对IAT和外显认知态度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此外Gabriel等人（2007）的研究还发现，MCPR对IAT和外显情感态度的关系也具有调节性，两个研究中MCPR的调节作用类似，都表现为高动机组内隐和外显偏见没有相关，而低动机组二者相关显著。Hofmann等人（2005）的研究1发现MCPR对IAT所测量的内隐态度和特质评价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低动机被试的内隐态度和特质评价得分成正相关，而高动机被试的二者无相关；并且研究二验证了和扩大了该结果，发现MCPR和IMS对内隐和外显偏见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二者的作用效果相同，结果与研究1相一致；Nosek（2005）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无偏见动机越强，IAT所测量的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相关越低。Payne等人（2005）使用“情感错误归因”测量内隐态度，并且发现IMS和MCPR的两个维度分别对内隐和外显偏见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低动机者两种态度呈正相关，而高动机者的二变量无关。以上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IMS和MCPR会调节内隐和外显偏见的关系，高动机者会在外显测量时所进行的审慎加工中修正了自发加工结果，从而使得高动机者的内隐和外显偏见相关低，而低动机者由于未修正自发加工结果，因此内隐和外显偏见的相关高。
除去对内隐和外显偏见关系的调节作用，无偏见动机的调节作用还有其他方面。Gordijn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刻板印象抑制需要自我控制，在经历刻板印象抑制后的被试，在接下来的自我控制任务中表现较差，这表明在刻板印象抑制中认知资源被消耗，并且被抑制的刻板印象此后会变得更易可及；但是内部抑制动机（IMS测量）对这些效应有调节作用，只有低IMS被试会表现出上面所提及的实验效应。可见内部动机的调节更接近于自动加工。Maddux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高低MCPR被试的背景效应不同，研究者在不同的背景中呈现黑人或白人形象，结果发现低MCPR被试对于威胁背景中的黑人形象会自动激活消极态度，然而高MCPR被试则更加偏好威胁背景中的黑人形象而非白人形象。
Plant等人（2005）的研究中发现，当刺激辨别任务与种族背景图片无关时，经过大量的练习，被试在之后的辨别任务中会更少地表现出自动种族偏向。Peruche和Plant（2006）在之后的研究中，再次验证了该结论，并且发现了IMS在这一练习效应中的调节作用，高IMS被试较低IMS被试的练习效应要大，即高IMS被试在经过练习后，他们的自动种族偏向有明显降低，而低IMS被试的种族偏向则无明显改善。Park和Glaser（2008）的研究发现，IMCP在认知耗竭（cognitive depletion）与无意识歧视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高IMCP被试的认知资源是否耗竭不会影响其之后的无意识歧视测量；而低IMCP被试认知耗竭会增加其无意识歧视水平。在Legault等人（2009）的研究中，发现了自我决定动机在认知耗竭和内隐偏见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对于自我决定偏见调控者（self-determined prejudice regulators）在认知耗竭情境和非耗竭情境中使用IAT测量的内隐偏见水平是相当的；而非自我决定偏见调控者在耗竭情境下的内隐偏见要高于非耗竭情境。
除调节作用外，无偏见动机还具有中介作用。Ratcliff等人（2006）的研究中，IMS和EMS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无偏见动机；此外，研究还发现，男性较女性对男女同性恋有更多的偏见态度，同时发现IMS在性别对偏见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其中，IMS在性别对男同性恋偏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性别对女同性恋偏见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2.4.3 无偏见动机与其他因素的关系
无偏见动机还与其他的生理和心理变量间存在关联。Ratcliff等人（2006）研究发现，女性自我概念与IMS有正相关而与EMS无关，男性自我概念则与EMS有负相关与IMS无关，传统角色信念则与EMS有正相关与IMS有负相关；高女性角色/低性别传统角色的被试中有更多的高IMS/低EMS被试，即内化程度更高的被试。Ratcliff（2007）的研究重复了Ratcliff等人（2006）的研究结果，即女性较男性有更强的内部无偏见动机，此外其研究还发现在对被试进行女性特质启动后，被试会提高他们的内部无偏见动机。
在Gailliot等人（2007）的研究中，研究者以白人大学生为被试，设定了与白人或黑人进行互动的情境，结果发现，和黑人互动的高IMS被试，互动后其血液中葡萄糖的消耗量与和白人互动的高IMS被试相当；而和黑人互动的低IMS被试，互动后其葡萄糖消耗量高于和白人互动的低IMS被试。这一结果表明，对于偏见的控制需要葡萄糖作为能量基础。
Johns等人（2008）在研究中向被试阈下呈现黑人或白人图片，结果表明阈下呈现黑人图片会激活高内在动机被试的平等主义目标，而阈下呈现白人图片高内在动机被试的平等主义目标会弱化。并且，研究发现，内在动机可以抑制刻板印象的激活，并且该作用是以平等主义目标的激活为中介的。与此结果不同，Legault等人（2009）的研究却发现，自我决定动机并不会影响刻板印象的激活，不过它会影响个体对刻板印象的应用，高低自我决定动机者他们拥有相同的刻板印象，但是高自我决定动机者会控制自己不去运用这些刻板印象，而低自我决定动机者则会将激活的刻板印象进行运用，从而表现出更多的偏见。
Richeson和Trawalter（2008）的研究发现，对于中性表情的黑人或白人照片，在黑人照片为阈下呈现时（呈现时间为30ms），高EMS的被试会出现对黑人照片的注意警觉，而在黑人照片为阈上呈现时（呈现时间为450ms），高EMS被试会出现对黑人照片的注意回避。Plant和Devine（2009）的研究发现，高EMS的人在进行种族间互动前会进行更多的练习，以使自己在紧接着的种族间互动中减少可觉察或不可觉察的种族偏见行为；然而当个体知道自己无法控制不可觉察的偏见后，高IMS的被试较低IMS被试会在种族间互动前进行更多的练习，以使自己在紧接着的种族互动中减少不可觉察的种族偏见行为。
2.5 内隐态度的内隐性
态度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心理学的核心领域，大多数学者都将其看作是人们对目标对象所做出的评价（evaluation）。近年来，随着内隐认知研究的兴起，研究者们也开始探讨态度的内隐性。已有的研究使心理学家相信，态度确实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易于报告的评价，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态度概念；另一种被认为是自动化的、不受控制的而且往往是无意识的评价。后一种态度形式以及两种态度的区别与联系成为了态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由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因此虽然研究者们普遍承认态度具有两种形式，但是对这两种态度的理解与称谓仍然存在着区别。有研究者称其为外显态度（explicit attitudes）和内隐态度（implicit attitudes）（Greenwald & Banaji，1995）；也有的称其为直接测量的态度（direct measured attitudes）和间接测量的态度（indirect measured attitudes）（Gawronski，Hofmann，& Wilbur，2006）；还有的研究者称其为控制态度（controlled attitudes）和自动态度（automatic attitudes）（Ranganath，Smith，& Nosek，2008）。这三种分类虽然是指同一研究领域，有时也混淆使用，但是其分类标准和意义却不尽相同。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主要是借鉴了内隐认知的概念，以意识性为主要标准来区分两种态度；前者是指个体可以意识觉察到的评价，而后者则是指个体无法意识觉察到的评价。直接与间接测量的态度，则是以测量方式的不同来区分两种态度；前者是通过直接的自我报告法获得的态度，个体可以意识到对态度的测量，而后者则是通过各种间接方式来测量态度，被试在测量中意识不到对态度的测量。控制态度与自动态度，则是以认知加工过程的不同来区分两种态度；前者是基于自动加工的态度，而后者则是经过动机思考或命题加工的态度。
由于内隐态度与外显态度的提法较早，我国学者也习惯于用此种称谓，因此本研究中将内隐态度、间接测量态度和自动加工态度统称为“内隐态度”。希望通过介绍研究者们对这三种表述方式的理解，来分析内隐态度之“内隐”的涵义。
2.5.1 内隐态度的意识性
在记忆心理学中，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是指“人们不能够有意识回忆却能够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经验”（鲁忠义、杜建政，2005）。Greenwald和Banaji（1995）借鉴内隐认知的定义，认为内隐态度是“内省不能识别（或未精确识别）的过去经验痕迹，这些痕迹会调节个体对社会对象的喜好感、思维或行为”，后来很多学者基于此定义认为“内隐”态度在很大意义上是指无意识态度，并且认为间接测量提供了通往无意识联结的方式，而这是直接测量所无法做到的，并且将间接测量与直接测量结果之间的低相关看作是态度无意识性的证明（Gawronski，Hofmann，& Wilbur，2006）。
Greenwald和Banaji（1995）认为，晕轮效应（halo effect）、纯粹曝光（mere exposure）效应、阈下态度条件作用（subliminal attitude conditioning）以及即时态度（instant attitude）和调查中的情境效应（context effects in survey research）等都是内隐态度存在的证据。以晕轮效应为例。晕轮效应是指个体对某个多特质对象进行评价时，往往会受到其某个高分特质的影响而产生整体的过高评价（侯玉波，2007）。例如个体对特质B有积极的评价，这种积极评价往往会影响个体对其他具体特质（A）的评价。很多研究表明，晕轮效应的产生往往是处于个体意识之外的自动加工过程。因此，Greenwald和Banaji认为无意识态度是存在的。
但是，有一些研究者对态度的无意识性提出了质疑。Fazio和Olson（2003）认为，内隐记忆之“内隐”是指个体表现受到先前经验的影响，而个体对这个先前经验却没有意识回忆。如果内隐态度之“内隐”涵义与此相同，则面临两个问题。其一，需要证明在态度的间接测验中，个体对态度本身是无意识的，但是现有的研究却无法证明个体在间接测验中接触评价对象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其二，如果两个“内隐”的涵义相同，则意味着内隐和外显态度作为态度结构存在于记忆中；但是，目前并没有研究表明外显态度是独立地表征于记忆的，反而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即时建构的。
对于内隐与外显态度的分离现象，Fazio等人（2003）认为，这有可能是间接测量使得被试无法对自动加工进行内省造成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被试在外显测量时难以接受自己的“真实”态度（此态度可以由间接测量所得）而引起的。例如，Fazio等人（1995）的一项研究中，被试在前后相隔两到三个月的时间点，两次填答《现代种族主义量表》（Modern Racism Scale，MRS），第一次是大样本施测，第二次则是在黑人或白人实验者的注视下单独填答，结果发现，在第二次测量中，有些被试的态度较第一次变得更积极，并且在黑人实验者的注视下，被试的种族态度较第一次改变巨大。可见外显测量所测量的态度会受到价值的影响。因此，Fazio和Olson认为，个体的无意识只是对态度的测量而言，而不是对态度本身。
Gawronski等人对态度的意识性问题也做出了深刻的讨论。Gawronski等人（2006）认为态度“无意识性”至少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人们对态度来源的觉察（来源觉察，source awareness），二是人们对态度本身的觉察（内容觉察，content awareness），即通常所指的无意识态度，三是人们对此态度影响其他心理过程的觉察（效果觉察，impact awareness）。这三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纠结，例如态度本身的无意识会伴随着态度来源和态度效果的无意识；同时这三个方面有时也是相互独立的，例如态度本身的觉察并不一定伴随着态度来源和态度效果的觉察。
Gawronski等人总结以往研究发现，人们可能对态度的来源缺乏意识性，但是这种无意识在间接测量和直接测量的态度中都有发生；此外，没有证据表明，个体对态度本身的无意识，间接测量与直接测量态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二者的关系会受到动机、自我报告时思考的程度、测量间概念的相通性以及测量误差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间接测量与直接测量态度之间的低相关不能证明人们缺乏对间接测量态度本身的意识性；最后，有一些研究表明间接测量态度会无意识地影响其他心理过程，而直接测量态度则不行。因此，他们认为，“无意识”一词仅仅适用于间接测量态度的效果觉察，而不太适用于来源和内容觉察。其实Greenwald和Banaji所认为的无意识态度发现（如纯粹曝光效应、晕轮效应等），也只是证明了来源无意识和效果无意识。此外，对于自动加工与无意识的关系，Gawronski和Bodenhausen（2006）认为，个体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态度的自动加工结果，并且要基于此做出评价和判断。
基于以上的分析，内隐态度是否具有的无意识性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尤其是态度内容的无意识性问题。有学者建议用间接测量和直接测量的态度以及自动加工和控制的态度来表述不同形式的态度。
2.5.2 态度的自动加工与间接测量
2.5.2.1 态度的自动加工过程内隐态度具有自动加工的性质。这为先前大量的研究所证明，用来解释内隐与外显态度的理论，大都提到了这一加工形式，如双重态度模型（dual attitude model）、动机—机会决定模型（motivation and opportunity as determinants，MODE）以及联想—命题评价模型（associative-propositional evaluation model，APE）（Fazio & Olson，2003；Gawronski，Bodenhausen，2006；张林，张向葵，2003）。
双重态度模型认为，人的记忆中存贮对态度客体的内隐与外显态度，其中内隐态度是被自动激活表现出来的，而外显态度则需要经过被试运用较多的心理能量和动机来进行检索；当检索到外显态度并且其强度足以压抑内隐态度时，个体会报告外显态度，而当个体没有动机和能量去检索外显态度时，个体则报告内隐态度（张林，张向葵，2003）。虽然Fazio等人和Gawronski等人不同意两种态度均是存储于记忆中的，并且认为内隐态度并不是无意识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MODE模型和APE模型同样认为内隐态度是基于自动加工，而外显态度则是基于控制的加工。
Fazio和Olson（2003）提出的MODE模型的关注点在于态度影响判断和行为时所基于的加工过程，认为态度可以通过两种加工来产生影响，即自发加工（spontaneous processes）和思虑加工（deliberative process）。而态度影响行为（attitude-to-behavior）的加工是自发产生的还是深思熟虑的，这则由个体当时的动机水平和加工机会所决定的。思虑加工需要动机和机会，即需要个体具有一定水平的动机，同时还需要个体有一定的时间和资源来进行思虑加工。如果缺乏动机或机会，则个体进行的便是自发加工。
APE模型由Gawronski和Bodenhausen提出，旨在解释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改变。Gawronski和Bodenhausen（2006）认为内隐态度改变的潜在心理过程是联想加工（associative processes），而外显态度改变则是基于命题加工（propositional processes）。联想加工以独立于主观对错（真值，true value）的单纯的激活为特征，而命题加工则是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并且以对真值（true value）的确认为特征。
可见，虽然不同学者对于态度是否存在无意识性方面存在着分歧，但是对于内隐态度的自动加工性则是一致认同的。2.5.2.2 间接测量态度与自动加工态度
传统的态度测量往往是自我报告的直接测量，例如赛斯顿量表法、戈特曼量表法以及里克特量表法。在直接测量中，被试直接表达自己对项目是否赞同和喜欢及其程度。但是，后来有研究者发现，运用直接测量所得到的态度可能并不是被试的真正所想。如何测量个体的真实态度？研究者发现，间接测量似乎给研究者提供了认识“真实”态度的途径。
间接测量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基于反应时的，有的是基于反应偏向的，还有的则是基于认知神经的（Fazio & Olson，2003；von Hippel，Sekaquaptewa，Vargas，1997；温芳芳，佐斌，2007）。虽然，间接测量任务是主要基于认知加工自动化基础上的，并且当前大量的关于双重加工的研究都是基于对自动加工的间接测量和对控制加工的直接测量之上的，但是Fazio等人（2003）认为，间接测量方法所获得的结果，既受到自动加工的作用，同样也受到控制加工的影响。而Gawronski和Bodenhausen（2006）也认为，直接测量的结果不仅是控制加工的结果，它也会受到自动加工的作用。因此，一些心理学家便建议用测量学定义来区分两种态度，即直接测量的态度和间接测量的态度。
对此，De Houwer（2006）则认为加工过程（内隐或自动态度）不应该与测量方法相混淆，并且建议不要用测量概念来等同于或替代结构概念。测量只是一种方法，而心理学研究的目的所在并不在于方法，而在于发掘潜在的心理机制，方法只是一种途径。因此，应该对引起两种态度分离现象的内部加工机制进行探讨。正如在记忆研究中，为了清晰探讨内隐与外显的加工机制，研究者们一直没有停止探索，从实验任务分离到加工分离程序的出现和改进，都体现了这一点。
为了探讨态度测量与态度加工过程的关系，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概念表达方式，Ranganath等人（2008）做了一项包含两个实验的研究。在实验2中研究者运用自我报告法测量被试充分考虑后的控制态度，运用间接测量法（IAT）来获得被试的自动加工态度，还利用迅速自我报告法（speeded self-report）来直接测量被试的自动加工态度。研究者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比较分析四种假设模型的拟合度来考察态度测量与态度加工之间的关系。模型一为单因素模型，模型二为测量（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的双因素模型，模型三为加工过程（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的双因素模型，模型四为三因素模型（直接/控制、直接/自动和间接/自动）。研究结果表明，模型三为最优模型。因此Ranganath等人认为，态度包含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加工成分——自动的和控制的，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的态度不能与间接测量和直接测量态度相混淆，态度的双重加工模型更应该用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来说明，而不是测量模型。本研究中所讲的“内隐态度”既包含间接测量态度，又包含自动加工态度。若要在操作中将二者区分，便需要采用认知加工分离技术。
2.6 认知加工过程的分离
内隐和外显态度研究多采用的是任务分离程序，即将间接测量态度等同于内隐态度，而将直接测量态度等同于外显态度。但是有研究者认为，任务分离程序无法很好地区分两种态度，例如，Fazio和Olson（2003）认为间接测量态度会受到自发加工和审慎加工共同的作用，是混合加工的结果。因此要分析自动加工偏见，需要对间接测量结果进行进一部分的分析。当前两种分析方法较有影响力，其一是加工分离程序（Process Dissociation Procedure，PDP；Jacoby，1991；Lindsay & Jacoby，1994），包括两种分析模型，其二是四分模型（the quad model of implicit task performance；Conrey，Sherman，Gawronski，Hugenberg，& Groom，2005）。
Jacoby等人所提出的加工分离程序最早是出现于对内隐记忆的研究中，该程序包括两种分析模型，Bishara和Payne（2009）分别称其为加工分离模型（Process Dissociation Model）和Stroop模型（Stroop Model），也有研究者称其为回忆可及性偏向模型（the recollection-accessibility-bias model，RA模型）和抑制缺损模型（the inhibition-deficit model，ID模型）（陈建勇，沈模卫，周艳艳，张锋，2008）。两个模型所分析的加工过程是不同的，RA模型是假设控制加工作为最初加工形式的分析模型，在该模型中自动加工是在控制加工失败后才起作用的，因此该模型又称为C-first模型；ID模型则是假设自动加工作为最初加工形式的加工模型，最初用来分析Stroop效应的加工过程，因此又称为Stroop模型或A-first模型（Conrey，Sherman，Gawronski，Hugenberg，& Groom，2005；Bishara & Payne，2009）。
RA模型最初是用来区分在再认记忆中控制性的回忆和自动的熟悉性各自所起到的作用有多少。它依赖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程序：相容的和不相容的，相容程序中回忆和熟悉性会导致相同的反应，而不相容的程序中回忆和熟悉性的效果是相反的。RA模型分解了完成该实验任务所需要的认知加工过程，如图2-4所示。在图中，每条路径都表示一种可能性（likelihood），其中，C表示的是控制性回忆将决定反应的可能性，（1-C）表示控制性回忆未能决定反应的可能性，A表示自动的熟悉性将决定反应的可能性大小，（1-A）表示熟悉性未能决定反应的可能性。图中的加号（+）和减号（-）则分别表示反应的正确性（Conrey，Sherman，Gawronski，Hugenberg，& Groom，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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