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元时期的霸权博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冷成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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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宋元时期的霸权博弈试读：

智慧的根源是文化（代前言）

近年来，智慧谋略一类的书十分走俏，但遍观此类书籍，似乎总是脱不了一种嫌疑，那就是诲奸诲诈。

据说，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是善于“窝里斗”，如果今天再去有意无意地读这些权谋教科书，人人都想成为智多星、神算子，人人都想效法奸雄曹操、枭雄刘备，那结果可能会弄得天下大乱，个人也必定会身败名裂。实际上，智谋的根源是文化，智慧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如果智谋仅仅是一种方法、一种技术，那么，帝王之学人人可讲，只要照本宣科，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君临天下？而纵观历史，没有一个人是仅靠权谋的“技术”就可以成功的。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批评者总是这样说：上焉者王霸杂之，下焉者不堪闻问。意思是说，在传统社会，即使是好的政治也仅是王道与霸道相混杂，真正的王道政治从来没有实现过，至于坏的政治，那就连说都不用说了。其实，这样的评价已经够高了，儒家的“王道”政治本来就不可能完全实现，至于法家的“霸道”政治，那也是在现实中不可缺少的。实际上，对中国的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状态，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了这三家的思想精核，对中国的智慧就会有深刻的把握。

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这种深刻就在于儒家智谋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它的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的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要求人们被迫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所谋，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和人道的范畴，这说明人家的智谋在其最深处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儒家把个人的修养看成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修、齐、治、平”四项当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为中心，逐渐向更大的社会范围衍射，从理论上讲，衍射的幅度——也就是一个人所取得的现实功业的大小——完全是由个人的修养水平所决定的。儒家为人描绘了一幅无比诱人的蓝图：没有等级的差别，没有门第的限制，没有权力的干扰，总之，只要肯加强自己的修养，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的确，儒家学说为人的发展在理论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美好的发展前景。这就是儒家智谋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智谋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内在原因。

道家的智慧是极为聪明的，黄老道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心智王天下。在黄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它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显示出对别的学派的愚蠢的鄙夷。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它认为天地万物都受冥冥之中的道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不可改变和亵渎的，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那么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那就是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为，所谓“圣人无心，以天地之心为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施之现实就容易招致祸害。

法家之法与当今意义上的法律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之法作为人君王牧天下的手段，法、术、势都是建立在非正义、非公正和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在法家那里，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这些法律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法之为法，就在于它“公之于官府，著之于宪令”，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道义，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权益。而今天的法律，是由平民通过斗争争取过来，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益，限制特权的存在和发展，并进而培养全民的奉公守法的精神。总之，法家之法与现代之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平等与不平等。

其实，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这三家的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总是相互融合，甚至进而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所占的比重不一样而已。

历史上的任何智慧谋略，都是以上述思想为基础的，有了这样的文化底蕴，便是大谋、正谋，否则，只能沦入没有根底的阴谋诡计。鲁迅早就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成大事者，古今未有。”面对这二者之间的天渊之别，我们不可不深思而慎取！

第一编　帝王气象

帝王气象

在容纳人才方面，唐太宗李世民更有容纳百川的胸怀，他不仅不为渊驱鱼，而且还主动任用当初那些坚决反对过他的人，对于自己的亲戚本家，他也无所偏袒。也许，在他的众多优点之中，这一点是使他成为明君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太宗历来被认为是“真命天子”，何也？大概是因为他有高远的志向，有任人唯贤而又海纳百川的胸怀，更有明察是非的见识、多谋善断的性格和知错善改的气度。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九月二十四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唐朝初年，经过战乱，各派的人士尚不知道李世民对待自己的态度，大多数人都处在徘徊观望之中，有的甚至怀有异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过去的问题就非常重要了。

隋朝末年，王世充之子王太镇守河阳，聘请邓世隆为宾客，邓世隆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又非常讲究恩义，所以十分受器重。唐太宗率军攻打洛阳时，派人送书信给王太，劝王太及早弃暗投明。王太命邓世隆代写复信，拒绝投降。邓世隆不仅写了复信，还在信中盛赞王世充圣明而有天子的威仪，对高祖、太宗多有贬斥乃至辱骂之辞。太宗平定洛阳以后，邓世隆深知自己为王太写给太宗的复信大有言过其实之处，闯下了杀身灭门之祸，于是改变姓名，自称隐玄先生，逃到白鹿山隐居。

贞观初年，太宗知其文名，知道他是个很贤能的人，就派出专使去征召他，拜他为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等人一起任修史学士。邓世隆虽应召任职，但过去触犯太宗的旧罪，使他终日提心吊胆，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不知何时大祸临头。唐太宗听说了他的情况，就专门派宰相房玄龄前来安抚他。房玄龄向邓世隆传达太宗的话道：“你替王太给天子写复信，出言不逊，确实应该从重处罚，但那时只是各为其主，跖犬尚且吠尧，这是人之常情，哪里是你的过错呢？皇帝岂能对你有什么恶意。天子正在用人之际，怎能追责平民百姓过去犯下的罪过呢？你应该安心供职，用不着心怀恐惧，皇帝不会把你的旧罪放在心上。皇帝还让我转达你，他没有关心到您，使您终日忧虑，他感到十分不安，这是他的过错。”

邓世隆听了房玄龄传达的太宗的话，万分感激，急忙叩头谢恩。邓世隆的同僚、亲友、家属听说了太宗的话，也都深为太宗的宽宏大度所感动，尤其是那些当初反对过他的人，听说了这件事后就更加安心地为唐朝服务。于是，多年征战造成的混乱局面所遗留下来的矛盾很快就解决了，人心很快就收拢了起来。【评议】对于人才的重要性，诸葛亮在出师伐魏时给后主刘禅写的《出师表》说得极其恳切透彻，他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及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正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如果真正做到“亲贤臣，远小人”，那也就真正具备了所谓的帝王气象！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得谋臣者得天下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这样说：自从夏启破坏了“禅让制”，自立为王以后，帝王宝座就成了天下人争夺的目标。然而，商、周、秦、汉、隋、唐到宋朝，没有哪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创业不是靠一大批贤明睿智的佐命大臣帮助才成功的。商时的伊尹、周武王灭商纣时的周公，竭诚辅佐，名留《诗》、《书》，迹遗后世。汉朝的萧何、唐代的房玄龄、宋时的赵普等，也都是声名显赫的佐命元臣。

刘邦起兵于秦末乱世，开始不过据有沛县一隅之地。自从得到了萧何的辅佐，才如虎添翼，进军潼关。刘邦攻克咸阳时，大多数将领沉浸于胜利之中，只顾享乐，忘乎所以。他手下的众将都争先恐后跑进仓库分抢财宝。只有萧何一人将秦国丞相御史大夫所保管的法律、政令和典籍等全部收缴，并妥善保管。后来刘邦之所以能够对地形地物、人口多少、何处强、何处弱、老百姓反对的是什么等有细致的了解，就是靠萧何将秦国的图书典籍全部弄到手的缘故。

在后来的楚汉相争中，刘邦的军事力量不及项羽，被项羽分封为汉王。刘邦的部将周勃、灌婴、樊哙等人准备与项羽硬拼，只有萧何劝阻刘邦说：“现在敌众我寡，如果交战，每战必败，不如暂回汉中，安抚民众，招揽人才，先治巴蜀，以为立足之地，然后再平定关中，以图成就统一霸业。”刘邦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接受了这个关系到刘姓帝王大业的建议，遂拜萧何为丞相。在萧何的鼎力推荐下，刘邦拜足智多谋、勇敢善战的韩信为大将，派一支奇兵向关中、燕、赵等地进军，垓下一战中，韩信与刘邦合兵一处，彻底击败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萧何根据汉初局面，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萧何临终前又荐引曹参为丞相，以继承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汉代能够维持三百年长久基业，功劳应该首推萧何。

唐太宗李世民早年随父亲高祖李渊创业时，就非常器重谋臣的作用，尤其对他的重要谋臣房玄龄更是言听计从。房玄龄也深蒙知遇之恩，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为李世民笼络了许多有用的人才，把将领团结在李世民周围。后来，李世民登基为皇帝，房玄龄被命为宰相，他为唐朝的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首先奠定了唐初在州下设县的行政格局，在经济上积极推行租庸调制度，军事上实行内重外轻的府兵制，加大了中央集权制的力度，在用人上把进谏的责任交给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等人，而把军权交给了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的将领李靖等人。可以说，正是以房玄龄为首的一大批佐命元臣开创了唐代三百年的基业。唐玄宗以后，节度使制度代替了府兵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中央设立了神策军，从而形成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改变了以前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名臣辅佐，也不能挽救唐朝没落的命运。

宋太祖赵匡胤创业之时，赵普为之出谋划策，对大宋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首先帮助宋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全国战略，这在当时是十分英明的策略。在实现统一的同时，又汲取了唐末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致发生叛乱的教训，为宋太祖设计了“杯酒释兵权”的巧妙做法，削夺了大将的兵权，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财政，把精兵猛将都集中在中央禁军，在各州设通判，分散知州的权利，又设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等，分管各郡的财政、司法。还严明法律，严惩贪官，重视生产，合理用人，力图与民休息，发展经济。这些政策措施，到现在还大部分被沿袭下来，起到了利国利民的重大作用。

即使在今天看来，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对唐朝、宋朝的稳定和繁荣的评论也是十分有道理的。【评议】什么是领导者？要想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难的，但我们可以从某些特定的角度来界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质。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领导者本身并不一定要有特别超群的具体能力，关键是要具有统率群雄、发挥集体力量的人格和能力，也就是说，领导者就是那些善于团结众人、调动众人，使众人的力量集中到自己所希望的方向的人。孔子讲“君子不器”，如果从上述的角度来理解，君子不是像器皿一样起具体作用的人，而是不善于做具体的事情但善于管理人的人。这也许是古人对于领导者最经典的理解和定义。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唐朝的建立就很典型。隋炀帝无道，天下大乱已成定势，李渊、李世民父子作好了准备，终于成就了事业。

隋炀帝即位不久就猜忌唐高祖李渊，李渊得知，十分恐惧。当时唐公李渊是太原留守，隋炀帝从辽东征战归来，召见唐公。李渊在到达炀帝的驻跸的地方后，恰巧得病未愈，所以没能按时朝拜隋炀帝。唐公李渊的外甥女王氏被选入后宫，隋炀帝在召见她时问道：“您的舅舅当时为什么来得那么晚？”李渊的外甥女如实回答，炀帝说：“那病会让他死吗？”唐高祖知道这件事后，认为皇帝不想让自己活了，非常害怕。

李渊任太原留守时，因讨伐突厥不利，担心被隋炀帝责骂惩罚。当时唐太宗李世民也随军出征，他知道隋朝将要灭亡，早就暗中谋划平定天下的义举。他晋见李渊说：“大人为什么这样忧虑呢？当今皇上荒淫无道，黎民百姓怨声载道，穷苦不堪，出城之后，强盗比比皆是，您若仍旧恪守小节，那我们的灾难马上就要来了。若是我们发兵起义，正好顺从民众的意愿。再说，晋阳也是适宜用兵之地，食物、兵员都很充足，大人据有此地，可谓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我们正好借此时机避祸趋福，成就大业。既然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不去收取，反而忧虑，又有什么好处呢？”高祖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但还是又惊又怕，厉声拒绝了李世民的建议。

第二天，李世民又劝说李渊：“这是万全之策，可以挽救灭族之祸啊。当今朝廷，纲纪混乱，民间盗贼遍布，大人受王命讨捕贼人，但贼人是讨捕得尽的吗？如果捕不尽，那自身就会获罪了。再说，世人又纷传李氏的姓应验图谶，因此李金才德高位尊，虽然无罪，还是被主上一个早晨就满门抄斩。就算大人能讨尽贼人，功劳再高也不得奖赏，还想凭这来求得名声，又怎能得到呢？”

唐高祖的脸色缓和了一些，就说：“昨晚我整整一夜都在深思你的话，你说的话不无道理。今天便是家破人亡也由你了，变家为国也听你了。”

李渊便筹划计谋，命令李世民与晋阳县令刘文静，以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招募士兵。十多天内，便有万人应征。李渊等人斩杀了反对他们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李渊采纳晋阳宫副监裴寂的计策，效仿伊尹放逐太甲、霍光放逐昌邑王的先例，尊奉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安抚隋王室；而后到各郡县传布檄文，以表明其师出有义。秋天七月的时候，调派三万精兵，向西攻取关中地区。唐高祖李渊手擎白旗在太原的郊外誓师起义，统领大军队踏上征途，最终灭了隋王室，由此缔造了的大唐。

晋阳县令刘文静曾经暗中观察过唐太宗的风度气质，对裴寂说：“李世民真的绝非常人啊，有高祖刘邦的气量，魏武帝曹操的威武神态，年纪虽轻，却是上天放入凡间的英才。”后来，刘文静因为是李密的亲戚，被打入监牢。唐太宗暗中怀有不寻常的志向，去监狱探望。刘文静欣喜异常，也看出太宗有特别的意图，便感慨地说：“天下大乱，尚需汉高祖、光武帝般的英才方能安定。”太宗明白他的意思，就说：“您怎么知道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呢？怕是担心一般人看不出来吧。”

刘文静高兴地起身说：“我早就知道公子是潜伏水底的蛟龙啊。如今的时势，正是您纵横驰骋的大好时机，您平时就能顺乎民心征兆，现在仍旧有平定天下之才，人们定能找到依附的希望，我刘文静也找到了所应攀附的人。”唐太宗高兴地说：“您有什么谋划吗？”刘文静说：“如今李密长久围困东都洛邑，皇上却在南方淮南一带巡游；大的贼人跨州连郡，小的占据山泽中，其人数数以万计。若有真命天子感召驾驭这些人，天人感应，那只需举旗一呼，就足以平定四海。如今并州一带的百姓，为躲避盗贼都搬入了晋阳城内。我刘文静做了几年县令，认识一些豪杰之士，只要召集他们，马上就可得到几万人马，再加上您父亲所统领的几万军队，一言出口，谁敢不从！我们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便可成就帝王之业。”唐太宗笑着说：“您的话正合我意。”由此他就部署宾客，暗中策划起义。李渊则派刘文静伪造隋炀帝的诏书，以他的名义命令太原、雁门、马邑（今山西省朔县）等几个郡年纪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全部当兵，规定年底在涿郡集结。此时人心惶惶，叛乱造反之众越来越多。后来，又派刘文静和裴寂伪造符录，利用官库内的钱财物品，用作留守军费。再招募聚集军兵而起事，改旗易帜以示正义之举。

另外又派刘文静前去说服突厥结盟，突厥的始毕可汗说：“唐公起义，想做什么呢？”刘文静说：“隋文帝杨坚废掉嫡长子，把帝位传给了后主杨广，招致天下这般大乱。唐公是皇室的亲族，不忍静坐眼看国家衰亡，要废掉不当为王的人。所以希望与可汗您的兵马一同进入京都，事成之后，百姓和土地归属唐公，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全归突厥。”始毕可汗非常高兴，随即调遣兵马跟随刘文静前来，李渊等人军事上威势更加浩大。【评议】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如果您没有准备，机会对于您就不是机会，机会就会擦肩而过。因此，与其哀叹命运不眷顾您，与其怨天尤人，不如作好准备，创造机会，并主动地抓住机会。

如何评价帝王将相

魏文帝曹丕问吴国的使者赵咨说：“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主？”赵咨回答说：“是一位聪睿、明达、仁爱、智慧、志向高远、富有谋略的君主。”曹丕问他有何具体表现，赵咨回答说：“鲁肃出身贫寒，他能起用，这表明了他的聪睿；吕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拔，这表明了他的明达；抓获了于禁而不加害，这表明了他的仁爱；兵不血刃就攻占了荆州，这表明了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这表明了他的志向高远；委曲求全，敬奉陛下，这表明了他的谋略。”

孙策中箭后，箭伤发作严重，他把弟弟孙权叫来说：“统率江东的人马，与敌人对阵决战，与天下争雄，你不如我；选拔任用人才，使他们各尽其才，以保全江东，我不如你。”

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人之杰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也。”意思是孙权忍辱负重，任用人才，崇尚计谋，像越王勾践一样奇特，是人中的豪杰，所以他才能雄踞江南，成就三国鼎立的基业。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他们二人谁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是读书人出身，参与辅佐建立魏国，能够救助社会的危难，治理好朝政，文才武略，确实有可以称道的地方。然而他喜欢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性情猜疑、残忍，诡计多端。例如他故意说胡话装病，蒙骗李胜，使曹爽放松了警惕，最后消灭了曹爽；他把何晏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株连三族。像这些伤天害理、昧尽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不会做的。用这种虚情假意对待一切事物，假如双方势均力敌，在中原会战，以司马懿的奸谋来对付孔明的指挥若定，恐怕司马懿就不是对手了。”

吴国的张微在《默记》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优劣时说：“汉朝灭亡，天下分崩离析，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在这种形势下相遇，各自投靠了明主。孔明从蜀汉开始发展，只有一个州的地盘，与大国相比，约有它的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步兵，从祁山长驱而出，慷慨激昂，大有饮马黄河、洛水的雄心壮志。司马懿拥有天下十倍于孔明的地方，统率来自各地的大军，占据坚固的城池，拥有精锐的军队，却没有擒获敌人的意图，而只求自保。假如形势像这样发展下去而孔明不过早病死，要不了多久，胜负的形势就可以决定了。比起司马懿来，孔明不是更高明吗？”

后汉衰落混乱，归咎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那么，他们谁的品德更坏呢？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为非作歹，盛怒之下，联合宦官密谋将其诛灭，这一举动表现出了他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这便是史称的‘党锢之祸’。由此而知，朝政的动乱起源于汉桓帝。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这正是新的君王兴起的良机。’汉灵帝即位时，百姓疲惫不堪，正好便于施行仁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国家能重新得到振兴。可是汉灵帝重蹈覆辙，又以‘党锢之祸’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桓帝时更严重，终于导致国家灭亡。像他这种人没有死于非命，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残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达到目的之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道悔悟，天下人饱受冤屈迫害，最终被汉光武帝刘秀所推翻。”

虞世南说：“曹操深通谋略，无人能比，所以他能开创基业。他虽然是朝廷的丞相，实际上却具有雄才大略。然而他为人谲秘诡诈，反复无常，心中多猜忌，以至于杀害伏皇后，毒死谋士荀彧，杀了孔融、崔琰。娄生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处死；桓劭已经自首，跪下求饶，最后还是被杀。抛弃仁德，只用刑戮，曹操实在是太暴虐了，但他闲谈时却自比周文王，实际上根本不是周文王那种人。汝南名士许劭说他是说：‘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评价非常恰当。”

曹操的谋士郭嘉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于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您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是说实行严刑的必要。所以《左传》中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政策宽松，老百姓就会散漫，对散漫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人就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因此才能达到和谐。《尚书》中说：“刑罚世轻世重。”刑罚的使用，有时轻有时重。《周礼》中说：“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治理新建的国家刑罚要轻，治理动乱的国家刑罚要重，治理安定的国家刑罚要适中。

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光武帝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为出色呢？

虞世南说：“这两位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的功业，使帝王的事业发扬光大的人，他们中兴之名相同，实际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光武帝刘秀利用处乱思治的老百姓，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成功比较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小时就没有父亲，还在母亲胎中，母亲就怀着他逃亡在外，生在异国他乡。没有受过父亲的教诲，没有强大、亲近的亲人，遭受背井离乡的战乱，流离失所，但是他却能在国破家亡中历尽艰难坎坷，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帝王，少康应为第一。”

刘备对原益州牧刘璋以礼相待，一切事情听任诸葛亮而从不怀疑，作为君王的品德，这是最美好的表现。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可与辅佐商汤的伊尹和辅佐周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偏居西南蜀地一隅，要同时对付魏、吴两方，与大国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假如刘备与曹操互换地方，施展他的远大计谋，发挥关羽、张飞的勇武，充分利用诸葛亮的才能，那么他的霸主之业就一定会获得成功。

孙权凭借他哥哥孙策奠定的基业，任用前朝的文臣武将，依靠长江天险，仅仅能做到自保，与曹操、刘备二人相比，应该是力所不及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刘备的智谋才干，比不上曹操，所以他开辟的基业地域也比较狭窄。”然而张辅却说：“拨乱反正的君主，应当首先以得到好的将相为根本，仅凭自身一人善于作战是不行的。诸葛亮通晓礼义，善于应变，算得上是具有辅佐帝王创业治国才能的人才。刘备没有强大的势力，却能让他鞠躬尽瘁；关羽、张飞都是英雄豪杰，心悦诚服地为他效力。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是说：聪明的人不会愿意为愚蠢的人所使用，有能力的人不会愿意为平庸的人所使用。曹操虽然很强大，这些人却不愿为他效力，更何况他处在危难之际呢？假如让刘备拥有中原，他开创的基业将会与周朝媲美，怎么会只与曹操齐名，并称二杰呢？”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帝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处理政务非常认真，提拔重用优秀人才。分析他实行严刑重法的原因，是受法家申不害、韩非子的影响。古人说过：‘追求王业不成，还足以成就霸业；追求霸业不成，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能身败名裂。’汉光武帝以仁义治国，是追求王业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追求霸业的皇帝。将这二人相比较，恐怕他们不属于同一类型。”

汉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汉宣帝进谏，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单纯依靠道德教化而危害政权呢？”虽然就这句话而言，知道汉宣帝的抱负不够远大，但是他实行宽严相济的制度还是有根据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感到很高兴。这是说减轻刑罚的好处。

有人问说：“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能，主要表现在文治武功上。在文的方面，要有经天纬地的非凡治国才能，善于制定政策法令；在武的方面，要能够制止暴乱，平息战争，安抚百姓。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箫，和诗作曲，这是宫廷中乐官的职责，哪里是天子应该做的事情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善于弹琴，但这并不是最可贵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在《中论》中说：“对小事情明白，对大道理却忽略，对眼前的事情清楚，对长远的发展却糊涂，从古到今，没有像这样而不发生动乱的，没有像这样而不亡国的。这里所说的‘小事情明白，眼前的事情清楚’，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能看出书法雕刻是否漂亮；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擅长射击、驾车、书法、算术。所谓长远的发展、大道理，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抚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率万物，权谋足以应付变幻莫测的情况，仁义足以使人民富裕，威望足以遏止坏人为非作歹，勇武足以平定暴乱。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懂得任用官吏。明白兴亡的根源，通晓安危的道理。能做到这些，做皇帝的素质就具备了。”

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诗人写诗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因而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国君的即使视力像离娄一样锐利，听力像师旷一样敏锐，射箭像后羿一样准确，书法像史籀一样高明，只能说是能够胜任负责某方面事务的官职，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西汉匡衡规劝汉元帝的《改政书》中说：“开国皇帝，追求的是创立基业建立制度，世世代代地传下去。继承政权的君主，一定要致力于继承传播先王的德行，使先王的功业发扬光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大概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弘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却争相说制度不合适。国家把乐于成功的事业放在一边，而把精力浪费在这无益的纷争上，对此我深感遗憾。希望陛下深入考虑治理国家的事情，这样才能保持先帝的基业啊！”

有人问：“看那建立伪新朝政权的王莽，开始时为人谦恭礼让，可以称得上是一代名士。但等到他当了皇帝以后，却骄奢淫逸，残酷暴虐。他为什么会前后判若两人呢？”

汉桓帝曾问侍中爰延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爰延回答说：“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桓帝问：“何以知之？”爰延说：“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们干预朝政，国家就发生混乱。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行仁政做好事，也可以行暴政做坏事。这就叫做中主。”

虞世南说：“在泯江的源头，水流只能浮起酒杯。等到了下游江面只有乘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后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却更加信任宦官单超、张让，败坏了伦常道德，使国家最后走向灭亡。发展到这一步，是有一个逐步的过程的。所以说，星星之火不及时扑灭，到了燎原之势就没有办法了。可见在事情开始时就要慎重对待。呜呼，百代之后，都要以此为鉴啊！”

古话说：“寒冷的人不挑剔衣服，饥饿的人不挑剔食物。”晁错说：“自己国家富强，而邻国动乱，这正是帝王成就大业的好机会。”

由此说来，昏君实在是为明主制造机会啊！

自从汉朝政权衰落，天下分崩离析，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凭借蜀道之险，孙权依靠长江之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势，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实现了霸图。这三位君主，谁优谁劣？【评议】历代帝王似乎都想青史留名，但人性贪鄙，天违人愿，本想赢得好评如潮，谁知落得个骂名滚滚。倒是元人张养浩的一首小令道出了千古真谛：“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李世民的人才策略

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偏将。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命尉迟敬德与宋金刚等人向南侵入了山西等地，攻陷了晋州（治所在今临汾东北）、浍州，使得新建立的唐朝受到威胁。恰好唐将吕崇茂在夏县（今陕西韩城南）造反，寻相、尉迟敬德率军深入至夏县接应吕崇茂，击溃了唐朝的永安王李孝基的军队，俘获了唐将独孤怀恩、唐险等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关中震骇。

唐高祖李渊听说了这种情况，亲笔书写敕令说：“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河京（今山西省），谨守关西（潼关以西，今陕西）而已。”李世民觉得这样做太保守，不是立国之道，就上表章谏道：“太原是王业的基础，是国家的根本，河东（今山西省）富足，是京城物资供应的基地，如果把这些地方全都放弃，我内心实在感到遗憾。我愿请兵三万，必能消灭刘武周，克复汾州、晋州。”高祖了解李世民，知道他善打硬仗，就把关中的兵马都调归李世民指挥，而且亲自到长春宫为李世民送行。

是年十一月，李世民率军奔赴龙门关，大军踏冰渡过黄河，进驻柏壁（今山西新绛县西南），与宋金刚的军队相对峙。寻相、尉迟敬德在接应唐朝叛将吕崇茂之后欲撤回浍州，李世民见这是战机，就派殷开山、秦叔宝在美良川截击，把寻相、尉迟敬德打得大败。于是众将请战，想乘胜追击，取得更大的战果。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对众将说道：“宋金刚率军远行千里，深入我方地域，已犯了兵家大忌，敌人的精兵强将都集中在这里。刘武周虽然占据太原，但完全依赖宋金刚作前卫，敌人的士兵虽多，实际上后方是空虚的，因此他们想速战速决。如果我们此时出击，正好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当下之计，应该坚守营寨，养精蓄锐，以挫敌人的锐气，待敌人粮尽计穷逃走时再行追击。”诸将同意李世民的看法。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二月，宋金刚终于因军粮接济不上而率军逃跑，李世民指挥大军追击敌人，到达了介休（今山西省介休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宋金刚见无法逃脱唐军的追击，只好列阵抗拒唐军，李世民指挥唐军三面夹击，宋金刚军溃败，自己也逃奔突厥。此时，尉迟敬德收拾残部，退守介休城。

唐军把介休城四面围定，尉迟敬德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陷于绝境。李世民派任城王李道宗、宇文士及入城劝说尉迟敬德投降。尉迟敬德早就听说了李世民礼贤下士的名声，就与寻相率全城八千士兵来降。李世民见劝降成功，非常高兴，对尉迟敬德十分信任，仍然让尉迟敬德统领降军，而且降军营与唐军营就驻扎在一起。

李世民部下行军元帅长史屈突通担心尉迟敬德、寻相会再度叛变，请李世民预先采取防范措施。李世民说道：“过去，萧王刘秀推赤心置人腹中，他手下的人都忠于使命，现在，我信任尉迟敬德，委以重任，何必怀疑他呢？”

屈突通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不久，寻相与原刘武周部下的降将再度叛变而去，众将都怀疑尉迟敬德也一定会叛变，就将他囚禁在军营中。屈突通与殷开山都对李世民说：“尉迟敬德刚刚归顺国家，情志不稳，此人极其勇猛，我们拘禁他很久了，他既被我们猜疑，必生怨恨之心。留着他恐是养虎贻患，请立即杀掉他。”

李世民说：“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尉迟敬德若怀有背叛之心，难道会在寻相之后吗？恐怕早就叛变了。”说完，立即命人将尉迟敬德释放出来，命人把他领进自己的卧室之中，赐给他金银珠宝，对他说：“大丈夫期望的是讲大义气，对小的怀疑不要介意。我不会听信谗言而残害忠良，您应该相信这一点。如果您一定要离我而去，现在我就把这些东西当作赠给您的路费，以表达这一段时间共事的情谊。”尉迟敬德感激涕零，表示不会离开李世民。

当天，李世民就让尉迟敬德跟从自己到榆窠去打猎。恰巧王世充带领数万步兵骑兵来战，与李世民迎面相遇。王世充部下的勇将单雄信跃马挺槊，直取李世民，李世民的形势非常危急。就在此时，尉迟敬德大吼一声，拍马上前，一槊刺单雄信于马下。敌军见主将落马，纷纷后退，尉迟敬德保护李世民冲出重围后，再率军返回，与王世充军交战，将王世充的军队击溃，并且生擒了王世充的部将陈智略，还俘获敌军六千余人。

过后，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道：“当初，众人认为您必定会叛变，是上天引导我排除众议，认识了您，保住了您。福和善都是有证验的，回报得真是快呀！”于是，李世民赐给尉迟敬德一箱金银，李世民对尉迟敬德也越来越信任了。

后来，尉迟敬德跟从李世民征窦建德，讨刘黑闼，屡立战功，被授予秦王府左二副军之职。

太子李建成与李元吉等人为了争夺皇位企图谋害李世民，派人秘密送书信及重礼收买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坚定地推辞说：“我出身微贱，适逢隋亡，天下土崩瓦解，我没有安身的地方，长期沦落于逆地，实在是罪不容诛。秦王对我有知遇之恩，让我在门下任职，我只能以身报恩。我对殿下（指李建成）无功，不敢接受这样的厚赐。我若私自答应殿下的要求，就是对秦王怀有二心。我若为了私利而丢掉忠心，对殿下又有什么用处呢？”李建成见不能收买尉迟敬德，心中十分恼怒。

不久，尉迟敬德把李建成、李元吉想收买他的事报告了李世民，李世民说：“您的忠心，郁结如山，我自然深知，即使成斗的黄金，也不能使您转移。不过，以后他们只要送来礼物，您就应该收下，不必顾虑。若不收下，他们就会嫉恨您，恐怕您将遭受陷害，您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况且，您了解了他们的阴谋，还可以及时告诉我，好让我采取对策。”

李元吉等人十分嫉恨尉迟敬德，但又没有什么好办法，几次派人前去刺杀他，尉迟敬德故意把大门打开，让刺客进来，但刺客慑于他的威名，不敢靠近。李元吉见刺杀不成，就捏造罪名，在高祖面前诬陷他。高祖听信了谗言，降旨把尉迟敬德拘禁审讯，险些把他杀掉。最终经李世民一再苦谏，并罗列证据，尉迟敬德才得以获释。

后来，尉迟敬德听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杀害李世民，就与长孙无忌等人力劝李世民赶紧采取措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打败了李建成，尉迟敬德亲手诛杀李建成、李元吉。甲子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八月癸亥日，高祖退位，传位于皇太子，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是为唐太宗。

李世民登帝位之后，仍以诚信待部下。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尉迟敬德曾在庆善宫侍宴，当时有的人座位在尉迟敬德之上，尉迟敬德性情暴躁，当即恼怒地质问：“你有什么功劳，敢坐在我的上位？”任城王李道宗的座位在敬德之下，觉得尉迟敬德有些过分，就上来解劝。敬德勃然大怒，一拳打中了李道宗的眼睛，几乎把眼睛打瞎。太宗李世民十分不悦，宣布罢宴。后来，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我阅读汉朝的史书，看到高祖的功臣保全性命的极少，当时我总是责怪他。自从我登基以来，总是想着保全功臣，不加诛戮，使他们子孙继续不断。可是，您做官却经常违反国家法令，到现在我才知道韩信、彭越为什么遭到杀戮了，看来那不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只有通过赏与罚来办理，不恰当的恩宠，不能屡次实行，请您自我检点，免得使自己将来再后悔。”

尉迟敬德听了，汗如雨下。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拜尉迟敬德为宣州刺史，改封为鄂国公。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尉迟敬德请求告老还乡，太宗授予敬德开府仪同三司，准许他只在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上朝。不久，敬德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被挂上凌烟阁。【评议】在中国历史上，李世民是一位没有疑义的明君。明君之明，除了其他方面以外，能够正确地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其关键，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就无法在战争中取胜，也无法在与兄弟的争夺中走向皇位。李世民的确是以宽、信、仁、慈的策略来笼络人才的，但是，到他登基以后，就不完全实行这种策略了。为什么呢？看看他在上面对尉迟敬德说的话就知道了。一味地宽、信、仁、慈，对那些战争年代过来的将领是无法约束的，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没有法度，那些居功自傲的功臣就会贪得无厌，就会肆无忌惮，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好在李世民毕竟是明君，没有像刘邦那样杀尽功臣。

中国唯一的女皇

武则天，名曌，山西文水人，生于唐朝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其父出身于木材商人，官拜正三品工部尚书都督等大官。其母杨氏，出身名门大族，其父杨达是隋朝的宗室宰相，至于唐代，杨家在京城里也还是显赫的宗族。

尽管如此，武则天的家庭在当时也还是不入上流社会的“寒族”。武则天的父亲靠做木材生意致富，后结织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李渊命他为行军府司铠参军，一直为唐军提供军需，直到唐军进入长安，被李渊尊为“太原元从功臣”。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家族出身，按当时的门阀观念，所谓名门望族，是在一百多年间一直控制着西魏、北周和隋、唐政权的关陇集团，只有出身于这些家族的人，才能获得朝廷的承认，才有资格在朝廷中担任重要的官职。按武则天父亲的资历和官位，当然可以跻身于士族之列，但论其血统出身，却是寒微之族。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朝廷修《氏族志》，不列武姓，“不叙武氏本望”，社会上也攻击武家是下等族姓，甚至连突厥人都称：“武，小姓。”武家被排斥在贵族之外，想取得很高的权力和职位，是十分渺茫的。

武则天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既有着上流社会的荣华富贵，又有着寒门微族的“历史出身”。上流社会的生活刺激了她的权势欲，寒门微族的出身又使她无法实现攫取权势的欲望。武则天自小就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长大，逐渐养成了她那种仇视名门士族、不择一切手段地攫取权力的性格特征。的确，在她的身上，是看不到多少“贵族气质”的。

唐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一月，长孙皇后去世，次年，太宗听说武则天长得端庄漂亮，操行方正，就把她召入宫中，立为才人，并赐名曰“武媚”。召她入宫之时，武则天年仅十四岁，一般说来，这种年龄的女孩子都不愿离开父亲，况且一入深宫，如同生离死别。而小小年纪的武则天却把这看成是一个晋升的机会，并且可以摆脱兄长们的管束和压抑，因此，她很高兴进入宫廷。当时，她的母亲“恸泣与诀”，武则天反倒觉得大可不必，而是笑着劝慰母亲说：“我去见天子，怎么能知道不是福缘呢？为什么要哭哭啼啼，作儿女之悲？”

武则天为人聪慧，又爱读史学习，爱考虑政事人情，遇事愿意多听、多看、多想，性格刚毅果断，几近残忍。据《鹤林玉露》记载：吐蕃国进贡给太宗一匹极其名贵的马，叫做“狮子骢”，十分猛烈强悍，难以驯服。太宗亲自去驾驭，也无法制伏。当时，武则天侍立一边，大声说：“只有我能制服它！”太宗忙问她有什么办法，武则天回答说：“我有三样东西可以制伏它。开始用铁鞭狠劲地抽它，如果不服，就用铁棍狠狠地打它，如果还不服，就用匕首刺入它的咽喉。”一个小小的宫女竟有如此的胆略和气魄，太宗不禁大为惊异。

从十四岁到二十六岁的这十二年里，武则天只能在深宫空耗年华。她当时是正四品的才人身份，是最低级的内官，只能料理皇上的生活，无法取得太宗的宠幸。不久，太宗病重，武则天见太子李治经常出入宫廷探视，就灵机一动，希望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比自己小四岁的太子。于是，她就想方设法地接近太子，并取得他的好感。太子李治生性懦弱，遇事没有主张，乍遇武则天这么一个美丽端庄、通达事理而又善于理事的年轻女子，不禁倾心。

不久太宗病重，他担心西汉吕雉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便决定把武则天赐死。一天，太子李治和武则天一起在床前服侍太宗，太宗对武则天说：“我自从得了痢疾以来，医药无效，反而越来越重。你多年服侍我，我不忍心把你扔下，我死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武则天一听，即刻吓出了一身冷汗，但她很快地镇静下来，对太宗说：“我蒙皇上的恩宠，本该以死来报答皇上的大恩大德。但您的身体未必不能痊愈，所以我也不敢马上就去死。情愿削去头发，披上黑衣，吃斋拜佛，为圣上祈祷，聊以报答圣上的恩德。”武则天的回答非常机智，在当时看来，唯有出家才是一条自我保全之道。太宗想了一想说：“好吧，你既有这个想法，就马上出宫去吧，也免得我替你操心了！”

武则天如同得了大赦令一般，急忙收拾行装，准备出家为尼。太子李治虽然不舍，但也无法挽留，后来听得太宗喃喃自语说：“我本想把她赐死，又觉得实在不忍心，她既削发为尼，也就罢了，世上总没有尼姑当权的。”

不久太宗驾崩，武则天就和一些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宫女被送进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子李治即位后，对武则天十分思念，只是无理由把她请回宫中。

到了唐太宗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唐高宗（即太子李治）借父亲忌日去感业寺进香为名见到了武则天。史书上记载说：“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唐高宗虽然思念武则天，可因为她曾侍奉过唐太宗，还是不敢公然把她弄回宫中。两人相见一事被高宗的王皇后知道了，当时，高宗正宠爱萧淑妃，王皇后吃醋，就鼓动高宗把武则天接回宫中，目的是为了分萧淑妃的宠。有皇后的主动支持，高宗这才把武则天接回宫中。

武则天在进宫之初，非常清楚自己的境地，就采取了卑躬屈膝的态度侍奉皇后；皇后十分喜欢她，曾多次在高宗面前说她的好话。但不久，高宗就专宠武则天，把她封为昭仪，皇后与萧妃同时失宠，于是，两人就又联合起来对付武则天，武则天胸有城府，并不惧怕。

但是，王皇后是有强大的门阀士族的势力支持的，当武则天怀孕的消息传出以后，王皇后因自己没有生子，就十分恐惧，恐怕武则天一旦生子，自己的皇后之位以及未来就会受到威胁，于是，就联络她的舅父中书令柳爽等人，立后宫刘氏所生的唐高宗的长子李忠为太子，并把当时的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拉进了辅佐太子的班子，经营得如同铁桶一般。

宫廷内外联合起来抢立太子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武则天，从此她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即使没有当过太宗的妃子，也不可能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己出身寒微。她从此看清了，内廷中王皇后容不得她，外廷中士族大臣更容不得她，她处于内外夹击的地位上，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靠正常的手段是不行的了。

武则天的性格是遇强则怒，迎难而上。她大肆收揽人心，凡是王皇后和萧淑妃不喜欢的人，她都倾力接纳，把自己得到的赏赐全都分给他们，因此，皇后和萧淑妃的动静她全都知道，每每把这些事情告诉给高宗。然而，只靠这些，还远远不够。武则天在寻找时机。

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春，武则天生下一个女儿，极其灵秀可爱。王皇后听说，也前去探视抚抱。王皇后刚走，武则天就闻报高宗要来，她浑身一震，觉得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到了。于是，她把手伸进被窝，狠狠地掐住女儿的脖子，直到掐死，然后再把被子盖上，若无其事地出去迎接高宗。

等高宗进来，武则天承笑如前，毫无慌乱之举，待高宗打开被子想看女儿时，却发现女儿已经死了。武则天故作吃惊，大声悲号。高宗忙问左右的侍女，都说王皇后刚刚来过，高宗愤怒地说：“皇后杀了我的女儿。”武则天又乘机历数王皇后的罪过，王皇后是有口难辩了。自此，高宗就下决心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在当时的情况下，恐怕踩着自己女儿的尸体往上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真还无计可施，但就是这样，也非一帆风顺。

武则天早在掐死女儿之前，就已设法让王皇后的坚决支持者柳爽被迫辞职，现在剩下的关键人物是太尉长孙无忌，武则天请母亲去说情，并和高宗一起亲自去看望，封官许愿，软缠硬磨，一概无效。武则天终于明白，她是无法取得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的，于是，她到一群不得志的寒门庶族出身的官吏那里去寻找支持者，如中书舍人李义府、王德俭、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以及许敬宗等人。武则天在朝廷中得到了这批人的支持，她就软的不行，来硬的了。

李义府首发其难，率先上表请求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八月，唐高宗正式提出废立皇后事宜，长孙无忌一派当然是“濒死固争”，褚遂良等人也来谏劝，并说皇后出自名家，不可轻易废弃，即便要立新皇后，也应选择名门淑女，不该立武则天这种侍奉过先帝的人，并举出妲己、褒姒等妖女亡国的前朝事例，谏阻唐高宗。在当时的宰相中，唯有李勣没有参与抢立太子李忠之事，因此他在这时不冷不热地说：“这是陛下自己家里的私事，何必要问外人呢？”

九月，先贬褚遂良出朝。十月，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立武则天为皇后。十一月，李勣主持册后典礼。第二年，太子李忠被贬为梁王，立武则天之子李弘为太子。

武则天当皇后的目的达到了，她的第二步计划是攫取权力。武则天当皇后以后，当务之急是把原皇后一党彻底整垮。把王皇后、萧淑妃禁死于冷宫，把褚遂良贬死在爱州，逼令长孙无忌自杀，又杀柳爽于象州，韩瑗被逼死在振州，这些人的主要亲属也都被杀或遭贬谪。至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长孙无忌的权力集团被彻底摧垮，“自是政归中宫矣”。

据史书记载，高宗不仅懦弱寡断，而且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目眩，不能理事，政事均交武后处理。“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定之。后性敏捷，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说她的权力与高宗相等，还是轻了，其实实权还是操在武则天的手里，尤其显庆年间以后，更是如此，以至与高宗并称“二圣”，与皇帝无异。

武则天专权日久，必然会从多方面产生问题。一是她自己一反过去卑躬屈膝的常态，作威作福起来；二是高宗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常常觉得很愤怒。在这种情况下，高宗授意宰相上官仪起草诏书，要把武则天废为庶人，上官仪也正想如此，就欣然从命。

武则天安插在上官仪身边的暗探见事不好，急忙跑去告诉武则天，武则天当即跑到高宗那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居然说服了高宗，使高宗觉得武则天之作为情有可原。高宗心一软，就说自己本无此意，是宰相上官仪先提出来的。于是，武则天就使人诬告上官仪与过去的太子李忠一起谋反，上官仪、上官庭芝父子被处死，上官仪的妻子及女儿上官婉儿没入宫廷为奴。李忠被赐死于黔州。

从此以后，高宗更加依靠武则天，每当上朝，武则天总是垂帘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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