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文茜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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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害怕成功试读：
作者简介
纷扰的岁月在每个人物身上都会刻下不同的负荷或启发，
走不出来的是负荷，
跨越的是启发。序言成功是一条钢索陈文茜
我看见他，只有三岁，不停地敲着自己脑袋。陪同我一起探望台北荣总儿童癌症病房的刘若英，禁不住问一旁的医生：“他的头很痛是吗？”医生说：“不，他想表达自己的意思，但说不出来，在生气。”这个才三岁的孩子罹患脑癌，已动了两次脑部肿瘤手术。
另一个七岁左右的骨癌患者，已接受了数次化疗，脸苍白，却仍笑眯眯，平生最大的愿望是去东京迪士尼乐园；爸爸问了北荣儿癌病房人称“陈爸爸”的陈威明主任，陈主任说：“去吧！让她圆梦。”她开心地玩了几天，最终倒在梦想乐园中。父亲流着泪，急忙背着她奔回医院。那一天，我们看到她，灿烂的笑容，包括她自己都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正在倒数。她没有哭，刘若英问她：“我把我的怪眼镜框借你戴好吗？”她点了早已没有头发的头，晶晶亮亮的头顶，晶晶亮亮的眼神，笑眯眯地与刘若英、陈威明主任和我合照。
她是真正的“明星”，一个对明日仍充满渴盼的星辰，希望还有明天！再一个明天！再一个明天！
这本《我害怕成功》收录的内容离儿癌病房的孩子们都非常远，但我希望它近一些；我们多靠近他们一些，因为他们的无常境遇，因为他们的坚强，我们会更珍惜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对那些孩子而言，“长大”都是奢侈的愿望，何况“成功”？至于什么叫“失败”，他们字典里没有这个词汇，因为那代表的不是我们俗世功名利禄中的任何状况，它指的是“死亡”。
一切的结束。
人成功了，人性往往就成了“成功”的俘虏，被欲望、名声、无止境的身份追求圈禁、禁足了。但人不可能永远“成功”，成功是一条钢索，它只是在一个对的力学比重上，两侧锁头绑得够紧的前提下，你平衡侥幸地站在成功钢索上。如若忘却其危险，不理解其侥幸，甚至免不了成功时“忘了我是谁”，把自己吹起了大泡泡，“成功”随时可以将你肢解、撕票。
人“成功”前该累积什么？这本书籍记载了许多人对自己生命坦诚的回忆，童年的逃难，童年的叛逆，童年母亲的身教，创业时的艰辛，必要时停下来，再出发，之后再无所惧（例如林怀民）。
书中特别收录了中国最有民间影响力的女企业家张欣。她十四岁，经历了“文革”，告别了父亲，奔至香港投靠妈妈。没有母爱的渴望，只要求母亲给她一个可居留的身份。抵港第二天即当起纺织厂女工，没和他人比命运，比家世，比衣裳，比亲情，比叹息……一切愿望，卷起袖子，当女工，存够了钱，离开这机械般的人生状态，勇敢寻梦。终于，工作了五年，毫不迟疑买了一张One-way Ticket，前往伦敦，在乡下找到半工半读的机会，一切靠自己，剑桥大学毕业，没有时间凑上徐志摩“再见康桥”的文艺诗意，直奔华尔街工作。她的命运一切必须靠自己，所有罗曼蒂克的慢歌、哭剧，都与她无关。关于那一段岁月，回忆起来，张欣只有一段话：“每天卖炸鱼和薯条，晚上剩下包回家吃，现在再看了，就想吐。”
瞧！生命是多么可贵的礼物。有人没有机会长大，留下悲伤的父母在病房里偷偷哭泣；有人花时间抱怨、虚耗无用之事；有人在小酒馆里学习半导体，成为国际级企业家（张忠谋）；有人走过多年寂寞后，撑下来，尽情挥洒（李敖、李安、侯孝贤）。
与《我相信失败》不同，这一本《我害怕成功》更多是企业界与文艺界公认的“成功人物”。但他们的人生在成功之前，成功过程中，成功之后皆充满了波折。李安是许多人最感动的故事之一，他自小是一个在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中不够“成功”的例子，但也因此把大半生命蹲在低点，观察人性的幽微，因而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有了特殊的情感，终而表现于他拍摄电影的叙事柔情。纷扰的岁月在每个人物身上都会刻下不同的负荷或启发，走不出来的是负荷，跨越的是启发。而耽溺其间的，往往得到的是傲慢后的苍凉。懂得悲壮学习面对命运挑战的，“挫折”不过是另一篇“启示录”。
生命是一册绘本，它成为什么色彩，画笔在你自己手中。这是李敖一生追求的态度，绝不向时代投降。
如果一个儿童癌症病房的孩子，都能微笑面对生命倒数，不向生命轻易投降，请在你的生命画本上，也画上最温柔、谦卑、爱或者勇敢的色彩及图案。
感谢所有的贵宾、中天电视台、裕隆集团，更感谢所有的工作同仁。李敖一个人，对抗一整个时代
所谓“志士仁人”、“烈士”和“特立独行的人”，都是人间的一些点缀，都是星星，甚至是彗星
我这大脑是人类最后一个能够抵抗计算机的大脑，我死了以后就没有了我不是天才，不是很聪明的人，可是我的方法极好
陈文茜：以前李大哥刚刚出道的时候，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叫作《老年人与棒子》，你觉得那是不是一篇好文章，当时是非常非常轰动，那篇文章是你在二十六岁时写的。一开始你先用了苏轼的一首诗，最后结论的时候就是，你不认为所有的老年人都不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人到老的时候，当你白头发的时刻，你还能够给社会，一个什么样的典范，对不对？你不要这么紧张，我是来歌颂你的。
李敖：我跟各位报告，我老了以后，听力不太好，所以反应比较慢，看起来傻傻的，虽然我很健康。今天跟文茜对谈，她对我充满了恶意，所以我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好地应付她。
陈文茜：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就认识李大师，现在，我也是白发老妇矣，我也老了，也都是属于李敖所说的要交出棒子的老年人，认识他很久了，为什么李大师八十岁的时候，我特别希望，他来参加《青年论坛》，我这辈子没有崇拜过一个人，除了你之外。我是很崇拜你的，为了要访问你，我这辈子还没有访问过一个人会紧张的。我为了要访问李大哥，我就把他不只是最近的《虽千万人李敖吾往矣》，还有《李敖80风流自传》，还包括他六十岁的时候出的《李敖大全集》，我非常荣幸当时的《李敖大全集》是李大哥自己亲笔签名送给我的，我今天特别带来。他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写下了非常多的文章，我就觉得这个人太特别了，他当时的文章写得非常非常好，充满了才气，当然后来越来越有才气，现在年轻人搞叛逆，怎么搞，都搞不过1958年时候的李敖，那个时候，李大哥在台大，每天穿长袍，对不对？然后还写了一篇文章，跟长袍有关系，谈什么样的人穿长袍，什么样的人穿西装，然后有一套理论，接着就提到你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连夏天热得不得了，你还继续穿长袍，我现在好奇的是，你什么时候开始不穿长袍了？
李敖：当我有钱买西装的时候。
陈文茜：所以你那时候嘲笑穿西装的人，纯粹就是穿不起。
李敖：因为长袍是我爸爸的，从大陆带来的，所以就穿起来了，后来变成一种抗议的活动，尤其夏天穿，你们都看我不顺眼，要抵抗你这个不顺眼，所以在性格上跟精神上面，就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渲染效果，那是唯一的好处，现在看起来也觉得怪怪的。
陈文茜：你准备活到几岁？
李敖：我只要活一百零六岁，为什么是一百零六？因为蒋介石的老婆宋美龄活到一百零六岁，所以我也活到一百零六岁。大家要向我学习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为什么变得这么快乐、不生闷气，因为生闷气的结果都死在四十九岁。美国女诗人蒂斯黛尔（Sara Teasdale）是四十九岁自杀死掉，都过不了这关，所以我跟殷海光说：“你是哲学家，怎么可以得胃癌死掉？”你可以生病，可以病死，可是不能生胃癌这个病，你想不开，哲学没有学通，就像神父得了梅毒死掉，神父怎么可以得这个病？“斯人也，不可以有斯疾也。”我李敖会死掉，可是绝不会得胃癌死掉，可以先向各位预告。
陈文茜：你为你的信念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不管是你喜欢拆穿真相，还是在戒严的时代，你完全被打压。我最佩服李敖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一个人对抗整个时代，所有的人都想要打压他、消灭他。以前穿怪长袍，有钱买西装还不买西装，老穿怪夹克，搞得唐从圣模仿他，容易得不得了，然后这辈子永远穿同一套衣服。
你开始在台湾电视界创造传奇是六十岁，比我现在还要老，然后一路风光非常久，现在才开始抱怨。我想请问你，这么久以来，你用什么方法让自己活得很开心？不觉得这个时代压迫你？你靠自己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对很多年轻人，或是鼓励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很重要，因为大多数的人，想做独立思考者，害怕的原因就是因为独立思考者是要付代价，以前的代价可能要去坐牢，现在是可能会被别人洗版、网络霸凌！你为什么都不怕这些事？是因为遗传你妈妈的怪胎吗？
头脑是训练出来的，
是讲方法的。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不是天才，
不是很聪明的人，
可是我的方法极好。
李敖：不是。我虽然好勇斗狠，可是我从来不鼓励别人做叛徒，因为做叛徒的代价很大，我认为自己玩可以，鼓励别人不必。我现在愈老愈感觉到这一点，所谓“志士仁人”“烈士”和“特立独行的人”，都是人间的一些点缀，都是星星，甚至是彗星。真的人不能这样做，有人这样做了，好比文天祥，四十六岁就被杀掉了，可是文天祥的弟弟做了元朝广东省惠州市的市长，儿子也投降了，全家都投降了，但他自己殉国了。他知道打不过元朝人，可是觉得自己不能活，非死不可，死在一个信仰里。很多人就为了一个信仰在活，现在看起来，“杀身成仁”不一定有道理，那么不“杀身成仁”，在太平世界好不好？像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机会了，我们那时可以浑水摸鱼，好比不让我走，我就在台湾买房子，发了财，因为国民党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涨价没有归公，所以钱我赚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年轻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都没有机会，所以我劝你们，不要做文天祥，也不要做李敖，做陈文茜有没有机会？你们看陈文茜漂漂亮亮，养狗都专门有人替她养，她有有钱的妈妈，有两个有钱的舅舅，自己也很会赚钱，所以，她一辈子过着好日子，至少不像我们生命这么悲惨，所以不一样，因为没有这个好机会，你们可以调查爸妈的财产，看有多少钱可以给你们，调查清楚以后，跟爸爸妈妈商量：“不要等你们死后才给我，现在就给我。”爸妈没有钱怎么办？你就死心塌地做个“月光族”，过小日子。没有钱，人生要看开一点，去学钓鱼，看破红尘，过一个清淡的、寡欲的生活。
陈文茜：我会把你的话转告你的儿女，叫你赶快掏出钱来。外界不知李敖有个优点，非常体贴朋友。我的一只老狗叫作“Baby Buddha”，是我从二十六岁开始养的，所以走的时候完全就像一个人。它是我从两个月比我手掌还要小开始养的，也是第一只自己从小每天喂它奶的狗。那只狗死的时候，李敖到我家来，拿出厚厚一叠钱，十万块台币，说：“不要哭了，没什么好哭的，这里是钱！”我一直哭，我的狗早上十点十分死，他下午五六点来看我，死了都没十二个小时，就告诉我：“我们立刻去买一只狗！”
李敖：这是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我的人生观是当一个苹果你吃不到的时候，不要写日记、不要谴责苹果、也不要缅怀跟苹果友好的美好回忆，丢掉苹果，去买香蕉，这才是人生。我们过去修养的方法是错误的，往往失恋以后拼命写日记，勉励自己、谴责朋友，写好日记以后很满足，但第二天完全忘记了，又开始痛苦，所以写日记没有用。不要用内省的方法，立刻去找别的女人，要了解这个过程请看我的《李敖风流自传》。
陈文茜：有一天如果你走了，小你三十岁的太太很伤心，我若还活着，会带她立刻去找“新苹果”和“香蕉”。你每一次出书，前面都写一篇“李敖自颂词”，觉得你最了不起，当然最有名的一句就是“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名”，虽然白话文根本没有五百年，再来写了一大堆“自颂词”，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自吹自擂？而且很高兴，因为我看你二十几岁不是这样，有人说你是坐牢坐疯了，是真的吗？
李敖：我开始吹嘘我自己，跟我坐牢有关系。我第一次坐牢，从我开始坐到我出来，在台湾这个鬼岛上，连续十四年都没有“李敖”这两个字出现，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书，都没有“李敖”这两个字，我这样被封锁在这个岛，所以我告诉大家“要靠自己”，要是靠他们，我要是生气的话，早就气死了，没有变成“殷海光第二”就是因为我比较想得开。
陈文茜：所以你就开始“自颂词”的风格？
李敖：因为别人都不提我，当然更不敢赞美我，所以我就只好赞美我自己，结果赞美自己一发不可收拾！
陈文茜：你为什么会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精神上很痛苦？
李敖：主要原因是年轻人被计算机、手机害得精神上很痛苦。害了年轻人整天看计算机、手机，到了八十岁的时候，你们就会跟我一样，眼睛都瞎掉了，那些是多么伤眼睛和糟糕的东西。还有使用这些东西最大的缺点就是：老是跟图像在走，人的思考能力减退了。你们永远写不出像我那么好的文章，也写不到陈文茜那种仅次于我的好文章。你们每天会好像游魂一样，太可怜了！我在大陆写新浪网，每天发一篇，我也买了一台iPad，但我只会一个功能，就是写字，打字打出去，别的不会，所以我对不起它，因为iPad的功能几百种，我只会一种，我完全跟不上，并且痛恨、讨厌它，因为我现在老化了，写东西躺在床上写，还是要靠笔杆，不可能用打的，所以我不喜欢现代文明。
别人都不提我，
当然更不敢赞美我，
所以我就只好赞美我自己，
结果赞美自己一发不可收拾！
年轻人感觉上没有前途，因为年轻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张三跟李四、王五一模一样”，大家的想法、看法、知识吸收的方法都一样，只是化妆有点不同而已，可是跟着流行，还是一样，我就挖苦你说：“时装是不能穿的，因为时装就是有名的设计师设计的，可是设计师一半都是Gay."这批人根本恨女人，所以就乱设计，女人不知道就穿，你很会穿衣服，可是有时衣服不好看。我已经不靠脸蛋混，我靠大脑，我这大脑是人类最后一个能够抵抗计算机的大脑，我死了以后就没有了。
陈文茜：你觉得年轻人很可怜，除了他们使用计算机之外，也说现在的年轻人，张三、李四、王五都差不多，那你到底为什么觉得他们应该去骗爸妈的钱？
李敖：除非你爸妈有多少钱你能够掌握，否则你就安心立命、听天由命，知道这辈子发不了财。年轻人也会调整，每个月钱花光，所以很多咖啡店里、餐馆里，有很多年轻人。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看我的文章，虽然我有很多不好的偏见，可是我的文字非常好，中文技巧非常好，我劝大家好好把中文学好，为什么？外国人把中文搞得很糟糕，现在这种计算机输入法，有很多词库，把很多句子搞得很糟糕，年轻人学火星文，很糟糕，所以我希望大家把中文写得好一点。你写了一手好文章，虽然没有我好，但还是非常好的文章。
陈文茜：你最重要的著作《北京法源寺》，是几岁时写出来的？从坐牢、三十几岁就开始构思，你几岁写完《北京法源寺》？
李敖：就在你这个年纪，五十六岁。
陈文茜：我现在五十七了，大你那时一岁，所以你比我早一点，但是你当时也没有立刻完成。
李敖：基本上世界文学名著都是写得很慢的。青年提问
提问 李大师，你怎么样给我们现在这一辈的年轻人一些新思维？从您八十岁老人家的手中传承思想？
李敖：我要劝告大家，过一般人的生活，随波逐流也是一种快乐。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妈妈是文盲（陈依玫的祖母），她从大陆到台湾时，把她丈夫的坟掘开，把骨头捡起来包在一起，抱到了台湾。她不认识字，可是有一种情感，就是逃难，死也要死在一起。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她有一个信仰，她临死时，笑嘻嘻地说：“上帝来接我，主来接我，我跟他们走了。”如果你能活得这样快乐，相信这个上帝，我就赞成你跟他走。
现在我们做不到，我们的智慧忽然开了，不相信那些东西，你就要面对这些事情。如果你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能过小日子一辈子我也赞成。如果你就要做我，这条路很难，文天祥、史可法都是这一类人，都是神经病，我是运气好的，并且我笑嘻嘻的，没有得胃癌。但这是一条悲惨的路，可是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结果，为什么？没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个人力量太渺小了！过去项羽、刘邦反对秦始皇，他的武器和秦始皇的御林军一样，他有一把刀，我也有一把刀；他有一把枪，我也有一把枪，我没有你的好，可是我可以跟你打，但现在完全不可能。过去你坦克车开来，我拿一瓶汽油弹塞下去，现在就是用坦克车，汽油弹也塞不下去了。
提问 请问要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李敖：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尽量少看、少用网络；第二，要开始穿长袍。
提问 在大陆青年学子的政治考试中，始终有一题就是：“人类发展的终极诉求，不是公平正义，也不是民主法治，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想请问李敖先生，您认为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未来发展的终极诉求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是什么？
李敖：我认为在台湾的年轻朋友应该承认一个现实，就是“台湾在没落了”，台湾不能够在工业上面跟别人竞争，譬如说郭台铭，他帮美国人做代工，是台湾最有钱的人之一，他赚多少钱？赚美国人的五十分之一，他代工的老板苹果公司赚他的五十倍，赚得更多，整个企业化都固定了，所以台湾没有机会赚钱。
我认为台湾应该回到愈原始愈好，做什么呢？走观光的路线，但台湾可以观光吗？台湾可以观光。因为新加坡都可以观光，新加坡那个鬼地方观光业排名全球第十一名，台湾排名第三十二名，所以台湾也可以观光，大家要从此洗心革面，我们一个小地方不要再好高骛远。
陈文茜：没有计算机的你，如何找数据？如何整理资料？如何建立你的数据库？走进你那个房间，简直是浩瀚如海，打开书，这里也缺一页，那里也少一角，都被你剪下来，但是你要找资料时，你哪个档案可以找出来，精明无比。我想现在很多人在网络上，可以把数据直接贴下来，但是，他还是需要把数据输入计算机，再分类，可否谈一下你致学上的能力？
李敖：我最后把我这个绝活教给你们，文茜劝我们要学英文，但英文好没有用，每天看书也没有用，为什么？先要头脑好才有用，而头脑是训练出来的，是讲方法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不是天才，不是很聪明的人，可是我的方法极好，我在台湾大学念历史系，一般人看《二十五史》，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所以历史家都没有年轻的，因为他看很多书。可是我只花一天时间，只看一遍就好了。为什么？我的方法好，我一把剪刀，书看完了，把不要的剪掉、丢掉了，当场决定杀不杀它，然后我会分类数据，分类以后，用方法记住，要串联，什么叫串联？就是把相关数据全都背下来，还要复习。
中国一个有名的人叫顾炎武，明末清初的人，他老的时候，前后左右都有一个人念《史记》、前汉的书给他听，他小时候都念过，也背过，可是老了以后怕忘记，请别人帮他复习。我没有人帮我念书，就自己念，很多数字、人名我都会复习。所以，你看我刚才说，宪法第一百三十七条“国防的经费”不是“国防部”的经费，我们可以废掉“国防部”，还有宪法第五条，抓人的时候你可以拒绝，都是我的数字。
你若问我：“台湾多少政治犯？”我立刻告诉你："29407件。”“台湾多少高压电线塔？“"18407”，1800个407什么意思呢？记这高压电塔要干什么？因为如果有人打过来，打掉一个电塔，台湾就乱掉了，他根本不要打你，更不要杀人，一个电塔就毁掉你。还有，全台湾到处马桶都不通了，水也没了，大便冲不掉，大家都乱掉！所以我们学什么？都是活着学，变成串联的知识。好比说，你问我汉朝的皇帝，我可以告诉你：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文帝、成帝、孺子婴亡、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献帝以后就是三国，我头脑这么好、这么灵活，八十老翁还这么了不起，是方法好，不是靠聪明，靠方法。
陈文茜：其实在年轻人身上，这个就叫作大数据！在你们的年代就是大数据。李敖本身就是大数据，但是他还是会忘记，以后大数据却不会忘记。
李敖：我不会忘记，但你们现在学的很多是不该学的，因为计算机有很多垃圾跟着进来。李安脆弱教会我的事
与其说我的成功是从脆弱开始，不如说我很勇敢面对我的脆弱
其实在拍《理智与情感》那部电影时，我一个英文句子都还讲不全
为什么有人说我各种电影都可以拍，其实跟我很会猜有关
陈文茜：中国男人通常不谈自己的脆弱，但李安认为很多脆弱时刻，让他找到了力量，看见了某些温暖。他把自己放得非常低，有一种中国文明里特殊的谦虚，以及任何文明里都欠缺的包容、忍耐和脆弱。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里，他提示了每个不同生命所面临的难题，变成了最会说别人故事的人，某种程度也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处理得极好。为什么你觉得脆弱对你那么重要？
李安：大家看到我都是风光的一面，当然我也想表现风光的一面，尤其是在台上时，因为我发觉不仅能给大家很多鼓励，也能给社会正面能量，不光是我自己好面子。事实上，我经过很多失败，脆弱是我的本质，但不晓得为什么我用戏剧的方式反而表现了我的强项，成为一个成功的示范。
与其说我的成功是从脆弱开始，不如说我很勇敢面对我的脆弱！我不在乎把它拿出来，也因为从事艺术的我有这种真诚，所以才会动人！我因为自己脆弱，所以很能同情别人的脆弱。而戏剧是检验人性、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艺术，强的东西不太容易动人，你脆弱时，大家就会替你着急，帮你演戏，而这时是最动人的。我常跟演员说：“如果你表现这么多，根本就不需要同情，你的作用是让别人帮你着急，帮你演戏，因为你再怎么演，也没有观众的脑筋演得好。”同样的道理，我想我很受大家喜欢，可能跟我的样子不是很强硬有很大的关系。
我小时候是个非常瘦弱、容易害怕、容易哭的人，从小碰到什么事都要哭，一年级时，我每天至少要哭一次，很容易被东西吓哭，是很没有用的一个人。看电影如果是哭戏，我会哭到整个戏院都在笑说：“你看，那个小朋友哭得好好玩！”而我还是停不住抽泣。小时候，我就对很多事很有同情心，但也因为我很瘦小，所以常常很害怕。我在花莲师范附小时，有我怕的事情。到了台南也因为我不会讲台湾话，而且台南公园小学又是大学校，在这样一个本省的陌生环境，我常常很害怕。
初中成长期，我个子特别小，初一大概是一百三十几厘米，高中才过了一百六十厘米。到了高中更糟糕，我父亲是校长，但我还是很害怕，不晓得在怕什么，书也念得不是很好，本心是个很脆弱、很乖的小孩，从来不敢反抗。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四十多岁以后，我竟拍一些别人不敢拍的东西，就是很喜欢！上手一个片子以后，才发觉很可怕，而我就是每天把该做的工作做好。
自信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天生的，这个我比较少；
另一个是外来给的肯定，当大家给你的肯定多了，
你自然就会产生“自己也不错”的样子，有一种自信心。
电影有两件事对我来说很奇怪，第一，电影对我很简单，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做得那么吃力，像我在电影学校时，不太会讲英文，但不晓得为什么我一做电影，大家都会听我的话。学校毕业以后，有一部台视电视剧愿意让我去打灯，不管我是打灯、打杂，或是在纽约拍片，从早上开始到下午，我就变成导演，每个人都听我的。
而且我的脾气很好，很少发脾气，很认真做我的事，不太能够骂人，因为大家都拼命给我想要的东西！我遇到很多感人的故事，甚至有五代、二十年不讲话的家庭聚合起来一起帮我，这种事情一再地发生。台中市、台北市也很帮我，我在台中时，每个人都在看我要什么。我的职业很奇怪，大家每天都会来问：“你要什么？”无形中，我做出一些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成绩。
其实在拍《理智与情感》那部电影时，我一个英文句子都还讲不全，但手上却有英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卡司，包括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剑桥、牛津毕业的最顶尖的人，平常都不可能讲上话，可是我也因此更注意他们的表情，也把它拍出来，还提名七项奥斯卡，事情就这样一直发生。我常常拍完以后，有一种不可承受之重的感觉，所以，我的人生其实很矛盾，但后来我也认命了，觉得你们喜欢就喜欢吧！
陈文茜：这句话突然感觉有一点骄傲？（现场一片笑声）
李安：因为太多的谦虚看起来会有虚伪的感觉。不过，谦虚是我的本性，不是我做出来的，有时我要很体面，因为想为台湾、亚洲人争面子，这样就能壮大自己的勇气，不断给自己不同的理由让自己体面一点。其实我的本性跟妈妈很像，是个很依赖人、脆弱、害怕的小孩，也很像台湾人的个性。有些台湾人从小到大都在输的环境、害怕的状况下长大，内心很脆弱，长大以后，也不是说要强硬，而是你的真诚不光是面对自己的脆弱，有时胆气壮一点也是真诚的一部分，我尽量训练自己，不要那么怕。我有挫折的地方，也有做作的地方，就是你们觉得我还不错的样子，那些其实是我做出来的，因为我本性其实是害怕、喜欢躲起来的人。我想我也不谦虚，我拍电影好像还不错！
我一直拍到《断背山》，我的第九部片子，才觉得其实我还满不错的，一下子就可以把事情处理掉，还挺会拍片。我一直拍到第八九部才有这种感觉，前面都是在很害怕的环境，可是后来就变成必须要学我很怕的东西，不然好像就不够真诚，后来也有这种心情在里面。不过，那是一种反求诸己，必须要真诚面对害怕的事情。但拍电影应该要有新鲜感，就像麦当娜唱的“Like a virgin”，也就是“每一次都是第一次做”的那种感觉。
陈文茜：你从小在台湾长大，很爱哭，一直都是输的感觉，通常这样的孩子到了美国，那个输的感觉会更彻底，因为台湾到底不是一个完全歧视你的地方。可是到了美国，你怎样在一个让你更脆弱的地方，居然慢慢找到了自己？若用一种社会定义来讲，你失败了非常久，可是你怎么从来不会用那个角度看自己？
李安：自信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天生的，这个我比较少；另一个是外来给的肯定，当大家给你的肯定多了，你自然就会产生“自己也不错”的样子，有一种自信心。像当总统也一样，一开始可能很害怕，但阅兵几次以后，那个样子就出来了，市长也是，几次会议、演讲，样子就出来了，做导演也一样，刚开始不敢讲话，后来也不晓得为什么自信就会渐渐出来。
我刚到美国时当然很害怕，比刚进台南的小学还害怕，因为语言不通，而我们从小就看美国电影，所以很崇拜他们，当然电影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我们不晓得，以为美国人就是那样。所以到了美国，一看到白人是既兴奋、又新鲜，好像走进布景一样。记得有一次放学，看见他们打美式足球，男的又快又壮，女的又漂亮，裤子穿得又短，就觉得很自卑，感觉他们又聪明、又优秀、又漂亮、又健壮、又白，看了之后觉得很沮丧。
因为学戏剧语言很重要，要不断沟通，而且都是涉及文化的东西。其实前两年我都是半猜半听，吸收非常有限，所以，后来我的视觉能力变得比较强，而我又很会猜英国人、德国人、黑人、白人怎么想，也都猜中。所以，为什么有人说我各种电影都可以拍，其实跟我很会猜有关，因为我很会观察、猜测、揣摩、旁敲侧击，用各种方法抓到那个准头，这跟那段时间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那段时间虽然很害怕，可是我的命比较好，对戏剧有天分，一碰这个东西好像就没有害怕，在艺专时也是这样。
陈文茜：很多跟你有类似机遇的人，虽然也有谦虚的一面，可是久了，往往会觉得时代对不起他、政府对不起他，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只有愤世嫉俗的面向，为什么你没有？当然你现在不需要，可是你四十岁之前，很需要，也有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你没有？
李安：我不晓得那是我的优点，还是缺点，以前我也曾被女朋友甩过，在当兵的最后一个月收到分手信，也就是被兵变。有两个月我真的很生气，因为在高雄海边当兵没有别的事，但过了两个月，我就觉得她很可怜，一个人在外面发生了变化，不晓得怎么办，所以我后来一点也没有恨她，因为我大概也不太有能力去恨别人，或真的生气超过两个月。
我在生气的逆境里有时会找到同情，觉得如果不爱或不原谅别人，都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生气只是别人要做的事跟我们相撞，所以不应该有恨意。恨一件事情时，受最大伤害的其实是自己，不是所恨的人，所以生气就可以了，不必做很激烈的举动！而正好我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很多仇我都报到了，但不是我自己去报的，是后来事实证明我正好有这个命。
陈文茜：胡市长，李安说他如果回到自己的内在，就很脆弱、害怕，可是什么状况令他变得强大，也就是进入“忘我”的情况，那时的他很强大，你有什么看法？
胡志强：我反对以“脆·弱”当今天的主题，李安会脆弱吗？我看到李安得奖，差点掉泪。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你要我用两个字形容他，我不会讲“强悍”，不会讲“智慧”，虽然这些都是他的特点，outstanding（杰出）都可以拿来形容，他绝对不脆弱，在拍摄的过程中，他的委屈有多大？他走进奥斯卡颁奖典礼，媒体预测的都不是他。当他站起来时，全场欢呼，因为大家都很意外，我也很意外，我跟李安这么老的朋友，每次他拍电影时，都会问他：“这次拍什么电影？”他说：“一个老虎、一个小孩，在一条船上，两百七十七天。”我心想：“你没事拍这种电影还想赚钱？里面没有sex（性）、blood（血腥）、violence（暴力），哪一个电影在好莱坞没有这三个要素能赚钱？”我就怕他赔钱，结果他成功了，我的高兴几乎比他还多，李安真是好样的，让台湾很光荣！
陈文茜：我把李安当成偶像，是因为他的电影里，总是将很多不同的宗教、文明各方面全部结合在一起。把今天的题目定为“脆·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还有我们自己都很脆弱，不知道郝市长觉得如何？
郝龙斌：我想文茜跟李安是从《少年pi的奇幻漂流》谈出这个题目，虽然那时已经看了三遍《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不过前两遍都是首映，电影开始我就走了，后来我自己又看了一遍，看完后觉得自己还蛮脆弱的，也注意到李安讲的一句话：“我们人生中，随时都会遇到Richard Parker，也就是那只老虎。”
我觉得我的成长过程跟李安蛮像的，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在六七岁以前，妈妈都帮我留长头发，因为她一直觉得我比较像女生，直到我父亲从南部回来，看到怎么有男孩子留女生头发，才把我的头发剪掉。而我小时候的个性也比我姐姐柔弱很多，很爱哭，但稍大以后，父亲就一直给我洗脑，告诉我：“男孩子不能流泪！”所以印象中高中以后，我就算很累、心情很差，也大概不会掉泪。不过，其实后来我常跟好朋友说：“你如果真的难过，掉泪出来比哭不出来好多了。”
当然你外表可以摆出坚强，可是，在人生的历练里，人往往要经过脆弱，才会坚强！在人生的过程中，我们很多时候是脆弱的，而在面对脆弱的过程中，我们会出现三种可能：一种是垮掉，尤其小时候，受到打击或挫折，很可能就倒下去了；一种是克服困难，得到一些经验教训，就像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讲的一样，你在求生的本能上，能够活过来，就能让自己有长进，虽然不见得帮了别人；还有一种是我们在过程中承受非常多的痛苦、辛苦，但不仅自己走回来，而且会有同情心，就像李安得到奥斯卡奖一样。事实上，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奇幻漂流，可是在脆弱的过程中，怎么面对自己的脆弱，对我们后来会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也是人生历练的一部分。
陈文茜：李安导演，你当初拍《少年pi的奇幻漂流》时，我在美国曾告诉你：“我知道好莱坞，也知道奥斯卡金像奖，《亚果出任务》若得最佳电影我并不意外，可是这种电影要变成最佳导演太荒唐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少年pi的奇幻漂流》拍到有宗教和文明的包容，如果美国影艺学院最后没有把‘最佳导演’给你，我觉得它的招牌会垮！”所以我就注意到，当“最佳导演”宣布是你时，全部的人都站起来，鼓掌最大声的是你的偶像史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Allan Spielberg）！
你听了两位市长的谈话，胡市长虽然不肯承认脆弱，但其实很有感情，这几年有些事伤他很深，他尝到了“古根汉”变成了“负心汉”的痛，也在政治领域里看尽“世态炎凉、人间冷暖”，他的太太更是身体受了伤，两个男人，一个承认脆弱，一个不相信自己脆弱，从你导演的眼睛来看，他们两个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胡志强：除了这个问题之外，也想请问李安导演，看完《少年pi的奇幻漂流》后，我觉得这部电影根本是宗教电影，当然你很公平，印度教、佛教、西方的宗教、东方的宗教，都有提到，甚至有佛教的朋友觉得你的电影在讲佛法，所以这部电影在谈宗教吗？
李安：我想澄清一下，《少年pi的奇幻漂流》讲的是信仰，不是宗教，宗教是前面的小菜，小朋友很天真地认识宗教，什么都去跟随，所以里面有它的荒谬感。后来他在海上，以为面对的是上帝、信仰，但宗教是人为的行为和组织，而人对上帝是抽象的概念，关乎我们对未知或比我们大的事情的理解，包括我觉得我很脆弱，为什么我会有力量？群体这么大，到底我的力量是什么？而我怎么去信仰他、经营他？不只是外在虚幻的上帝，认为上帝创造了我们，也可能是我们创造了上帝？我们内在对这种未知，也就是所谓的老天爷，以及我们未知的本性到底如何结合？我们都有感性的需求，要跟他结合，可惜理性没有办法解释，这时你该怎么自处？
所以，《少年pi的奇幻漂流》要讲的是这种信仰，人跟自我、大我之间的一种关系，一种很抽象的关系，所以pi在海上，面对的上帝是很抽象的概念，可是又是一种具体的身体感受，而不是去礼拜堂、庙里面客套的东西，所以说它是宗教也没错，但在宗教的上面还有上帝，也就是信仰的问题，我主要讲的是这个。
我认识胡市长很久了，他以前最早是新闻局长，那时的新闻局跟后来的新闻局不太一样，我们拿辅导金也是第一次，“外交部”辅助我们，也都是刚刚起步，有一种很纯真的感觉，而我可能是唯一或唯二有把辅导金赚钱还回去的人，不像现在辅导金不够。那时很感谢胡市长（当时为新闻局长），我们之间有一种患难之交，他给我们做里子，我在外面得奖、办活动，为台湾争面子。至于他们两个男人有什么不对，面对脆弱为什么不可以脆弱，有什么不对劲？我认为这是因为职业，我自己本身也是，导演和一个城市的大家长都是被人依靠的，如果表现脆弱会天下大乱，大家都要往他们身上依靠，所以其实是家长、成人的角色。我这次拍《少年pi的奇幻漂流》才有这样的经验，以前只是纯粹的导演，角色还是小孩，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到，要不到，我就哭闹不休。因为我上面有个制片，一直扮演家长的角色，所以我可以像彼得潘一样，当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发挥我的童心，可以动人，跟大家交流、娱乐大家，因为责任有后面的大人在扛。
这一次因为到台湾，制片等于没用，而且我第一次不跟制片伙伴詹姆斯·夏穆斯（James Schamus）合作，觉得要成长，就必须孤独来拍片，但碰巧是最难拍的电影，加上我把片子带到台湾，不单要对所有工作人员负责，还要照顾他们的生活，因为台湾是我的家，一定不能丢面子；另外一方面，我希望他们要给台湾做很好的榜样，不然我在同胞面前会没面子，夹在两边，必须要成长，成为大人，所以，我可以体会当家长不能暴露弱点的心情，要“打落门牙和血吞”，回家之后眼泪往自己里面掉，只有太太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每个男人都怕太太，因为你最脆弱的时候，是她们给你力量，就像小孩一样，不敢对她怎样，会怕她，结果就变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太太。我想这和我们在社会里扮演的角色有关系，这个社会有小孩的角色，也有成人的角色。
李安把自己放得非常低。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里，
他提示了每个不同生命所面临的难题，
变成了最会说别人故事的，
某种程度也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处理的极好。
陈文茜：你在前面提到你拍《理智与情感》时，一句英文都不见得表达得非常好，可是你却处理全英国文学里最重要的经典小说，而且将它拍成电影，又跟莎士比亚剧院等级的演员们一起工作，但最后你不仅把电影拍出来，而且拍得非常好。我非常震惊，所以很好奇，想问你怎么克服这里面的问题？
在美国时，你告诉我，当你拍西方电影时，相对比较坚强，因为你可以像“手术刀”一样面对西方的题材，处理你在这里不会有很多个人投射的议题。可是每一次回到东方，拍东方的议题，你就会开始有很多个人的情绪导入，包括拍《色戒》《卧虎藏龙》，甚至《少年pi的奇幻漂流》，虽然它是印度的故事，但就如你说的，回到台湾，你不仅近乡情怯，很多脆弱也一直跑出来，你曾说：“有一次火车快要到嘉义，靠近台南时，你就更脆弱。”所以，我很好奇，你一直在西方、东方间来来回回，在不同的题材里，不停地转换自己，但东方或家乡，为什么使你那么脆弱？
李安：就像小孩和父母的关系四五岁就决定了，因为你生出时是脆弱的，完全需要父母，力量的交流只有单方向，包括小孩对父母的需求、父母对小孩的管教，父母不给你喝奶，你就不行了。你那么小，父母那么大，他照顾你、管教你，所以，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根深蒂固，好像计算机芯片插在你的后脑，或者像机器人，放了一样东西，你就知道“不能伤害主人”。
我觉得我们已经被程序化，就是滋润你、成长你的环境，不管是好的经验、坏的经验，都会深深影响你，逐渐变成我们心理因素的一部分，你没办法选择，也没办法抗衡，这也是我们最脆弱的一点。家乡对我就是这样，我没办法解释我为什么怕爸爸，等到我比他还要强壮，还有名时，我不但怕他，还怕伤到他的感情。也很难解释我跟母亲为什么会有那些感觉，现在我对孩子也有那种感觉，对家乡我就是会有这种情绪在里面。
在我们十几岁、茁壮以前，也就是我还是学生时，看英格玛·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的电影，到后来见到他时，有种感觉说不出来，他叫我做什么，就去做，对不对都没办法说清楚，好像自己就该如此。对家乡也是有这种感情，当你成长了，开始拍片，可能不会服气那些人，但当你还很纯真、很弱时，吸引进来的东西是没办法改变的，那是你先天的一部分，我想我对台湾、对家乡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把那些拿出来去破解、戏剧化，对我来讲很难。你要衡量，作为艺术呈现，面对观众，你是否必须公平、真诚，但那时就很难受，内伤比较重，而美国或英国的东西就没有这种感觉。
陈文茜：你这么爱故乡、爱台湾，在奥斯卡金像奖得奖时刻，谢谢台湾、谢谢台中，对故乡的感情那么深，既复杂又纠结、脆弱，但是，你选择在美国，而且也知道如果你要在世界的电影占有一席之地，要把基础放在纽约、好莱坞。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结论，你会不会告诉年轻人，愈爱故乡，不见得要留在故乡，可以大胆走出去，不管走出来的答案、地点，只需要勇敢地去闯荡，故乡永远都会等待你回来，给你很好的拥抱，就像妈妈一样？因为台湾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很惧怕走出去，你可不可以谈谈这个部分？
李安：我很害怕大家说“我很爱台湾”，其实压力好重。不管是台湾、爱家乡，嘴巴讲已经让我觉得很不自然，因为爱家乡是很自然的事，不需要讲，你本来就会。拿出来讲时，很可能是家乡有问题，或是你有问题！这是真心话，不是谦虚，每次听到“李安爱台湾”“台湾爱李安”，就会觉得好紧张。像美国开始讲“爱国主义”时，就是国家开始出现问题，会考虑是不是还要住在这边。所以，每次大家讲“爱台湾”或“爱家乡”时，我都会有点紧张，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当初留在美国并不是计划中的事，说来话长，我的书里都有写，是一步一步走到美国，后来我出名了，回到台湾，短期间感受到很多爱，时间一长，也受不了，真的很难在这边生活，因为我可能一条街都走不过去，大家都要找我照相，而我真的想做的事就是拍电影。我应该做的事在纽约反倒比较自由，可以创作，也有我的工作班底，而且纽约是世界的瞳孔，各地信息都看得到。我既然在那边建立了我的家、工作关系以及工作室，在那边生活就会比较正常。
父亲小时候曾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很有钱的员外，每天吃一只蹄膀，有一天有个工人走过，说：“要是每天都能吃个蹄膀多好！”因为讲得太大声了，被员外听到，员外就说：“你过来，你说每天吃蹄膀很好吗？好，我现在每天做蹄膀给你吃，你吃看看！”结果吃了一个月，工人也说受不了。有时，我就有这种感觉，在台湾接受很多的爱，多到我自己也承受不了，所以我在外面生活，短期回来，像做主，又像做客，非常甜美，台湾人真的对我很好，通常到好莱坞或到奥斯卡都会受到很多本国人的敌意。
陈文茜：我可能没有讲清楚，我其实很想鼓励台湾年轻人走出去。
李安：走出去很好，因为台湾很小，是海岛，本来就该走出去，尤其现在世界已经全球化，作为世界一分子，尤其现在通讯、交通这么发达，心胸应该很开阔。在全球化的时刻，全球会更尊重你的地方性，因为你是特殊的，我认为不要怕，走出去有好处，在美国有一句话说：“你可以把男孩拿到中国城以外，但你不可以把中国城拿到男孩的心以外。”台湾的存在可以具象，也可以抽象，这个世界很大，我们需要和外面学习、交流，互相帮助。我觉得台湾的电视新闻非常不好，鸡毛蒜皮、小猫小狗的事一直翻来覆去报道，没有世界大事，真的很不像话，不要说走出去，走出去还要花机票，电视如果都放比较重要的事不是很好？我们争一点气好不好？
陈文茜：两位市长对台湾应该走出去和台湾媒体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胡志强：我觉得今天真正的题目应该是“中年李安的奇幻漂流”，我有资格讲这个，是因为我二十几年来看他辛辛苦苦奋斗，他的成就给台湾带来两种期许，第一，台湾可以帮助或是作为李安的平台、场地或制造地，拍出《少年pi的奇幻漂流》，而且得到奥斯卡金像奖，为世界赚这么多钱，那么将来还有没有好莱坞的导演会来台湾？我们还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第二也是媒体常问我的，但我没答案，那就是李安什么时候可以再回来拍片？这个问题只有李安可以回答。
李安：找到好的题材就会来，事实上，我的题材中西不太平衡，因为中文题材常让我觉得还不够，要自己去发掘，而西方好的剧本却一个接一个来，真的很难拒绝，像拿到《少年pi的奇幻漂流》时，我最多想象可以带来台湾拍，所以真的很难抗拒。中文题材需要我自己发掘，台湾的片子只能说我会继续努力！大家一起加油！另外，来台湾拍戏，台湾也要有片场，因为不光是取景，台北这么常下雨，必须要进棚，希望外国电影来台湾拍片，就要有很好的机制，从大的器材、政府的补助方法、场景，到小的吃饭饮食。没有负责剧组饮食的这个行业，工作人员休息、生活怎么办？所以，整个机制都要组织起来，这需要长远的计划，台湾硬去做是可以做出来。
而电影还有一个很大的部门叫作“后制”，我觉得台湾从事“后制”绝对有条件，因为台湾科技环境非常好，可以引进，训练青年朋友做各种后制视效、音效，把这些环节做饱满，因为后制占整部电影一半的经费，有时还更高。台湾现在在许多方面其实比大陆还便宜，人又非常亲切，素质、生活机制都很好。政府在处理公文这方面只要建立合理畅通的机制，跟世界接轨，毕竟这部分台湾还有一定的距离，如果把这部分也做好，加上电影后制可以在这边做，生意就做得起来，也会带动本地的拍片经验，因为在电影后期制作栽培的几百位人才里，总有几位出色者，就会激荡创意，很多国家都是靠这个方法把电影行业带起来，我觉得台湾相当有条件，虽然我们做不到像大陆那么大的生意，但有这样的条件。
陈文茜：刚才李安导演谈到对我们整个电影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环节，叫作“后制工程”，这部分曼谷做得非常好，很多人到曼谷去，不是去取景，而是在那个地方进行剪接、做视觉效果，所以，即使台湾不能变成好莱坞，但可以做“后制工程”，而这关系到学校的教育、政府的投资各方面，可能不只是我们电影委员会？
李安：我可以补充一点，外片之所以会来是因为你有好处，毕竟商人、制片是将本求利的人，所以你要下很多本钱，吸引他们进来，供应他们好处，并不是只要电影在台湾拍的虚名，最大的好处其实是可以带动本地工业，我觉得这才是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能够帮助本地拍片的人，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次好莱坞这种工业成长的国产片，这二十年连个基础都没有，大家都像散兵游泳，拍电影完全靠热情，非常可怜。台湾的电影工业非常少，引进外面的做法可以把固本清源的工作做好，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才值得下本钱建立电影环境，招待外面的人是一种本钱，当然最后我们看到的好处是把本土电影的环境带向健康的方向。
郝龙斌：台湾在电影后制这部分有非常好的机会和空间发展，尤其是台北，包括《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很多后制，都是由“中华电信”通过云端运算协助拍摄。据我了解，那只老虎很多镜头都是靠后制才能完成，所以台北市已经在做“影视音产业园区”，文化局也很积极和很多电影接触，甚至和高科技产业也都在沟通、联系，这一块是台湾能最快发展起来的产业，我们现在的科技、人才很容易和先进电影工业接上轨，但还是要和国际合作才能有长进。我听到很多人说他们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后制中学到很多，可以再把这些人汇聚起来。
陈文茜：李导演，你觉得这样够吗？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客气，但你有很大的权威，你的发言对政府影响很大，希望你能讲得更清楚，你希望我们的后制工程是不是只有到这个范围？
李安：“中华电信”确实是很大的跃进，后制我们做了一年半，因为计算机特效的部分非常大，我不是很懂计算机，但我知道那部分用“中华电信”的云端科技把全世界的信息都结合在里面，我不知道怎么结合，有人能比我讲得更清楚，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因为它的数据非常大。像我们得了奥斯卡“最佳视觉奖”，有时一个镜头的计算机用量，比一部特技电影全部的还要多，所以我们运作的量非常大，一般美国片也没有这么大，因为要展现动物的活灵活现，还有海洋等等各方面，而后制都是在台北做的，这部分确实非常好。
可是我们只是供应它的设施，而后制需要视效、音效，这方面员工的文化素质、品味都必须提升，现在我们已经落后马来西亚、印度很多，还是零。不过，许多产业刚开始都是代工，代工到一个程度时，就会有比较出色的年轻人，他们会有表现、有组织，慢慢就会成气候，这是我们不能落后的，因为台湾有这个条件，只是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可以给年轻人做，电影是全世界哪里好，哪里便宜就去哪里做，也就是会找各地代工，当然也会回馈到我们本身，台湾电影需要视效时，就可以在本地做，不需要花钱请别人做或看人家脸色，可能也更便宜，而这些都是值得做的事，音效我们当然做得要比视效好，可是还是可以再加强。
陈文茜：我想帮一般年轻人问一个问题，未必是电影文化学院的人才有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这个时代是三个世代以来最糟的时代，当然这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从东方人的角度，你父亲那一辈才是最悲惨，但是，某个程度来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大环境很不好。你在纽约蹲点那么久，在那个过程中，是什么使你坚信自己的理想，不去选择别人的价值？因为大多数的人很难相信自己的理想，太需要社会或父亲给他肯定，你怎么一直坚持你的梦想？当然我们知道你有个好太太，但一定是你敢于蹲点到一个程度，最后你跳跃起来，像“卧虎藏龙”里的老虎。然而，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他可能进入社会时，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或者他有自己的价值，但一摔跤，就放弃了。
没有做我喜欢的事，
或者帮别人做事时，
我整个人就好像塌了一样，
一点力气都没有，
没有办法控制，
这是我的弱点。
李安：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抗战、内战，我们父亲那一代在抗战时期长大，经历风雨变色，他们的忧患意识非常强，也有强烈的大中国情结，当然也有固执的一面，可是传给我们的是生存力和韧性，也就是很能受气、吃苦、有骨气，我父亲不喜欢我做电影，但他给了我一种骨气，从小就告诉我们：“我们江西人很有风骨。”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人要有骨气，但我没有傲气，外圆内方和生存力、竞争力这些都是他们那一代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东西。
我父亲不喜欢电影，会觉得电影很虚幻，靠什么活？因为他们经历过血洗的经验，是牺牲的一代，也是传承的一代，当然也将他们的不安、恐惧传给我们。我们这一代既有忧患意识，也觉得明天会更好，想去海外得到更高的学位，学别人的优点长处，不管是在外面发扬，还是回来为台湾服务，都有“家”的观念和骨气在心中，我不敢说我们这一代很优秀，但还不错，在做事方面不像父亲那一代那么古板，比较开通，也受美国、日本各方面的影响，观念上比较开通。
但是，我看到台湾这一代的小孩，就比较软一点，很善良、可爱，可是生存意志比较软一点，有时你要提醒他们，担心他们，但素质都非常好，善良又聪明。一个人会反映父母那一代，我们的小孩则反映我们是怎样的人，而我们反映出的是父母，这个世界已经在变，台湾也一直在变，我希望台湾愈来愈好，生存意志和竞争力不要往下滑，光人好没有用，要有生存力、竞争力，还要能表现。
陈文茜：你蹲点在纽约等电影拍的那几年，除了煮饭，你都在做什么？
李安：发呆的时候很多，我应该去赚钱，不管做什么工作，事实上，我也可以找电影的工作，但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没有做我喜欢的事，或者帮别人做事时，我整个人就好像塌了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没有办法控制，这是我的弱点。我在学校一拍片就好有神，一不拍片整个人就很不灵光，我的性向非常清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久都拍不成，挫败感很重。我太太她帮我最大的忙就是“不管我做什么”，她有一种价值观念是“不工作不可以”“不努力不可以”，你做什么、赚不赚钱都没关系，还好我们想剧本只需要抬头发呆就可以，不需要做什么。
我很不建议夫妻同行，真的很危险！不能太清楚对方的工作，我有朋友夫妻都是做电影，先生一懒惰，太太马上就指正他，没有办法偷懒。可是，最好的创作是“Get it from nowhere”，也就是不晓得哪里来的灵感，所以，你要去不知道的地方找灵感，事实上，是灵感找到你。换句话说，创作是有闲阶级的事，如果你去煎汉堡，就会很忙碌，因为没有人会白给你钱，但花那么多精神在那里，就无法百分之百专心筹划片子，所以当片子来时，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我很害怕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就真的苦苦在等。
你也不可能常常有那么多灵感，一年有一两个灵感，写出来以后，那段时间会很有活力做研究，虽然没赚钱，太太看我很有干劲也很高兴，觉得“你想到什么东西？有东西可以聊”，人就比较有活力，推销几个月以后，慢慢没有消息，人又开始消沉，但还没完全绝望时，另一个想法又来了，一年总是有那么几次，挺折腾人的，对我耐心的磨炼很大。在这些挫败里就会学到商业电影、剧情长片需要什么，观众会告诉你一个原因，不管你服不服从，从里面你会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在这段时间里历练了很多，当然我的家庭基础相当好，后来开始拍片，到处跑时，也是用这些老本、老感情，大家对我都很支持。
其实我发呆的时间很多，我不鼓励年轻人发呆，很多人发呆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怎么交代？你没有做事，又没有做事的基础，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很糟糕，艺术其实是没有理由的，赔钱、赔青春、赔你的家庭关系，各方面都赔了，但你还在做。
陈文茜：你有非常大量的阅读吗？
李安：没有，我读书很慢，这个部分我要澄清一下，大家说我什么都能拍，好像我是学者一样，电影就是皮毛，我这个人很奇怪，如果跟拍片没有关系的，就会很懒，下部片和中东有关系，就突然对中东很有兴趣，我的研读也不是靠枪手，但有人会帮我做书摘，让我知道怎么进入那个世界，进入以后，大概就能分辨好坏，这点我是蛮厉害的。
陈文茜：你告诉我你的下一部片是连续剧，内容跟中东有关，你怎么去准备一个完全不同题材的片子？
李安：我会需要简单看一下中东历史的摘录，然后再看看怎么深入，再将和我剧情有关的部分找出来。现在我们光知道那边杀戮不断，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