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亚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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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创新：全球化下中国开发区的实践与发展趋势试读：
前言
开发区在世界的起源和不断发展，是商品经济和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经过四五百年的发展，开发区超越了自然地域范围的限制、经济水平的局限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界限，从最初的某些国家和地区特有的经济现象，成为世界性、普遍性的潮流，愈发朝着跨国化、跨境化、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开发区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商品以及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加速进行的重要体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普遍面对的资本、技术、外汇短缺和就业压力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它创立于中国对外开放和探索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借鉴了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特殊经济区和产业区的发展经验，体现了国家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实现出口创汇和技术引进，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意图。首批经济技术开发区自1984年在沿海14个开放城市设立，逐步在沿海开放城市—沿江开放城市—西部省会城市—中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四大主要开放带分布，是经济特区政策在沿海到内陆城市的延伸和扩展。经过多年发展，现已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区域、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生发展是世界开发区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30年来的发展历程，深刻影响了国际资本在全球的流向，它创下的发展速度、发展模式及所做出的贡献，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丰富了世界特殊经济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成为中国实施对外开放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点，伴随中国“走出去”战略，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参照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开发区合作也成为“南南合作”、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正在推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模式和实践，已被视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宝贵的“中国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重视和借鉴。对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践进行分析、总结和归纳，探寻其中带有共性的规律和典型特征，是开发区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21世纪前十来年，中国开发区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开发区的发展形态、产业基础、竞争格局有了过去三十年不具备的新的特征，世界开发区的竞争更加激烈，开发区自身存在的技术引进、产业结构内在缺陷以及外源性与内源性经济、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等矛盾日益突出。这些因素使得开发区原有的优势逐渐淡化，现有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开发区的功能特性决定了其发展存在阶段性和生命周期，能否转型是开发区顺利实现生命周期更迭，保持对其他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发挥经济技术开发区改革试验田和开放排头兵作用，必须促进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果能够积极顺应全球化的趋势，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市场的资源，实现转型和创新，将有利地促进我国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优化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强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过程中为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创造新的经验，在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做出新的贡献。
本书以世界开发区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开发区的实践为基础，以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开发区所处的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影响为内在动因，研究了开发区的生命周期和历史演进，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适应全球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我国开发区转型发展的趋势、路径及对策。希望本书能抛砖引玉，以此与中国对外开放和开发区领域的理论研究者、管理者和实践工作者共同探讨，推动中国开发区事业更好的发展。王亚2015年3月18日第一章绪论第一节问题的提出一、主题界定
开发区一般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或地区通过法令划出一定的区域，为吸引外部经济要素，培育产业发展，实施特殊便利的经济政策和管理手段，以达到发展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经济发展与繁荣的目的。
其基本特征包括：充分利用国外生产要素（引入外部生产要素，使之与国内生产要素相结合，扩大对外经济关系，同时引导本国商品、技术、资金等进入国际市场）；划出一定的区域（有确定的区域范围，以便在该地区范围内实施有别于东道国其他地区的特殊经济政策）；实施优惠性政策（给区域内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或投资贸易便利化措施，制定相应的法规，以保证其经济利益的安全和可靠性）；采取特殊的管理手段（开发区具有专注经济和开放型的功能特性，各国通常在管理手段、管理机构、管理效率上采取与东道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方式）；最终目的的经济性（以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加速发展所在地区及东道国经济为宗旨和最终目标）。
开发区是世界经济发展到国际分工阶段的产物。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深入进行，开发区从只存在于少数国家和地区的个别行为发展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和日益兴盛的经济现象，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建立开发区不仅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提升产业和科技竞争力的普遍方式，也成为落后国家和地区在面对资本、技术、外汇短缺和就业压力的情况下，渐进式地融入世界经济和参与国际分工，实现经济起飞的有效路径。有关开发区的研究通常归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研究范畴。
开发区的类型众多，世界各国的名称不一，从功能划分，主要有贸易型开发区（如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对外贸易区、自由边境区等）、加工出口型开发区（如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区、出口产品加工工业村等）、科技型开发区（如科学园区、高科技园区、硅谷、科学城等）以及上述两种以上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型开发区（经济特区、自由经济区等）。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后就陆续设立开发区，主要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等不同功能和定位的特殊经济区域。根据本书研究的主题，选取以下对象和内容。
1．研究对象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现存数量最多、经济总量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开发区，2010年之后，中国政府将部分省级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前总数已超过215家。考虑到建设发展阶段和统计连续性，本书以截至2009年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5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享受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的同类园区作为研究对象（下文如不注明，中国开发区或开发区均指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研究对象同时也涵盖世界其他国家以出口加工为主要功能的经济开发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储蓄和投资“双缺口”的背景下，借鉴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欧美国家和地区等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在沿海开放城市和内陆主要城市设立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域。开发区设立之初，正值欧美新技术革命萌芽和日本、东亚新兴经济体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期。其设立的初衷是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充分利用中国人力资源、土地等要素廉价的比较优势，争夺和占领国际市场，实现出口创汇和技术引进，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是中国利用国外经济要素、融入世界市场和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
首批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在经济特区取得初步进展后，在邓小平亲自倡导和积极推动下，自1984年在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的。开发区将经济特区的开放模式逐步延伸到全国，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从沿海到内陆全面展开的梯次发展进程的集中体现。54个开发区中，东部沿海地区27个，中部地区9个，西部地区13个；另有苏州工业园区、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厦门海沧出口加工区、宁波大榭开发区、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等5个享受开发区政策的工业园区，形成了从沿海到中西部主要城市的区位布局。
早期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按照国际通行的出口加工区的模式起步，现已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开发区努力与国际惯例接轨，初步建立了一套符合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微观经济运行体系和高效服务体系，集聚了一批涉及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航空航天、环境保护、海洋技术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形成了电子信息、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生物医药、化学原料及制品、航空航天和食品饮料等产业集群，逐步发展为中国现代制造业的核心集聚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截至2009年年底，54个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约880平方公里，累计投入基础建设资金超过3100亿元人民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4.5%，对全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以上，生产总值占所在城市的比例达到10%～30%,2009年实际使用外资204亿美元，占全国的22.6%；进出口总额达3518亿美元，占全国的15.94%。开发区已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区域、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2．研究内容
本书将中国开发区的发展和转型放在世界开发区发展的整体框架中研究，从分析世界开发区发展的概况、发展阶段和历史演进出发，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对战后世界开发区向纵深发展的推动和影响。
本书选取的研究时段，从1984年设立首批开发区开始，分析中国开发区发展的历史阶段、主要特征和基本模式，着重研究21世纪初至今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进行、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国际金融危机动荡和跨国产业转移调整的情况下开发区发展和转型的必要性、可行的路径和对策建议。
本书研究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指在战后生产力和国际分工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经济活动跨越国家疆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产业和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经济利益相互交错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程度日益加深的一种趋势，主要表现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全球化。
本书研究的发展和转型，指开发区设立以来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宏观和微观变化，即围绕由外向型出口加工类的开发区向开放型综合类产业园区的转型过程中，在投融资方式、基础设施开发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管理模式等领域的变化，特别是21世纪以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二、开发区研究的意义
在二十多年的开发建设中，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仅成为中国实施对外开放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点，伴随中国“走出去”战略，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参照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开发区合作也成为“南南合作”、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开发区建设加速了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模式和实践，已被视为全球化过程中一种宝贵的“中国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重视和借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协会均对中国开发区的发展表示了高度关注，多次组织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地区以中国开发区为内容的培训交流，或中国开发区为主题的论坛研讨，多国首脑和部长级以上高级政府代表团频繁到访中国开发区，中国政府已将开发区建设列为新时期援助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专题培训内容，并在中俄、中新（加坡）、中德、中英、中日、中芬、中法、中日韩、中越等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框架或投资促进机制下将开发区建设与合作列为重要议题，在中新自由贸易区、中巴自由贸易区以及大湄公河、图们江地区开发合作等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加以推动。
尽管开发区功能定位和发展模式经过了实践检验，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已形成不可替代的优势。在21世纪前十多年，中国开发区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开发区的发展形态、产业基础、竞争格局有了过去二十几年不具备的新的特征，世界开发区的竞争更加激烈，开发区存在的技术引进、产业结构内在缺陷以及外源性与内源性经济、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等矛盾日益突出。这些因素使得开发区原有的优势逐渐淡化，现有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开发区的功能特性决定了其发展存在阶段性和生命周期，能否转型是开发区顺利实现生命周期更迭，保持对其他区域的产业竞争力，赢得比较优势的关键。如何实现这种转型和创新是理论界和开发区宏观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研究全球化中开发区的转型与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主要体现为：（1）解释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开发区现象。世界上特殊经济功能区域的诞生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开发区是中国对于特殊经济功能区域的特有称谓。世界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了长足发展，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行蓬勃不衰，逐渐成为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主要节点，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从而使各国乃至世界总体福利水平得以提高。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证明，开发区超越了自然地域的限制，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超越了社会经济制度的界限，成为世界性、普遍性的重要经济现象，愈发朝着跨国化、跨境化、多元化的趋势发展。进入21世纪，新科技浪潮和信息化革命使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方式及企业组织结构均发生着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对跨国投资、企业运营和区域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带来国家利益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国际分工的变革在以各国开发区为代表的开放型区域这一微观经济系统上得到突出的体现。开发区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对这些现象和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探寻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延伸和丰富了世界经济理论和实践。（2）探索开发区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中国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市场资源，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提升本国竞争力。中国开发区通过引进外部资金、先进技术发展现代制造业，提高本国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增强了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关联度和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同时，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促进了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区域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中国开发区如果能够积极顺应全球化的趋势，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市场的资源，实现转型和创新，将有助于开发区在新一轮国际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过程中继续发挥重要承接地的作用，推进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创造新的经验，在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做出新的贡献。本书研究的方法、结论也可作为出口加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港区等其他国内特殊经济区域的借鉴。（3）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矛盾。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不能采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粗放式产业发展模式。开发区有效汇集外部经济要素，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低成本共享，实现了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开发区的转型与创新有利于充分利用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寻求资源要素的最佳配置，实现“布局集中、产业集聚、资源集约”。以开发区为基础，以点带面，不仅可以实现区域资源要素的组合，形成若干外资密集、内外结合的经济增长带，而且可以促进产业梯度转移，形成区域之间合理的产业和功能分工，是解决生产要素集中化趋势和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现实矛盾的合理途径。通过开发区的转型探索土地集约利用和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是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便捷方式，也是吸纳城乡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符合企业、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总体要求。（4）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实现经济“起飞”提供借鉴。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仅是中国开发区序列中最具代表性的外向型特殊经济区域，也是世界开发区发展中兼具出口加工和技术研发功能的新型综合类园区的典型。无论规模、数量和经济总量，在世界开发区中均位居前列，是世界开发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开发区通过在局部区域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快速推进了本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开发区的实践和创新为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双缺口”困境的情况下，建设特殊经济功能区域，利用外部资源发展本国经济，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良好的范例。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中国开发区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发区发展到相应阶段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研究中国开发区的转型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把握产业转移规律，借助外部经济要素实现本国经济起飞，渐进式地融入国际分工，具有可操作、可借鉴、可推广的意义。第二节文献综述
国内从事开发区研究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对开发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和区域增长领域以及不同类型开发区的比较研究，其中涉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与转型的主要有以下问题。一、从制度创新角度研究开发区发展问题
王恺（2004）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主系统研究了开发区的发展和与传统制度的关系，提出开发区的不可控经济系统特征，认为开发区是一种制度创新，建立了开发区发展规划和数学模型，分析了开发区电子、现代生物与医药、汽车产业的状况，从开发区区域开发模式、制度创新和技术引进培育角度，提出了开发区由“三为主、一致力”发展方针向“三参与”（参与世界范围内稀缺资源争夺，参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改革，参与可转化成生产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培育）转化的观点。
厉以宁（2002）认为，开发区的发展应该成为人力资本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所，人力资本应该参加利润分配，开发区应该创造产权明晰的各种制度环境，把培养新创业者作为开发区的重要任务。他还认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改善包括管理服务在内的软环境、开拓国际市场、发展特色和主导产业、深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开发区发展的重点。他提出在新的创业阶段，开发区基本战略体现在六个方面，即体制领先地位、技术创新战略、国际化战略、规模化战略、专业化战略、文化复兴战略。
鲍克（2003）研究了开发区体制问题，认为开发区体制与国际接轨的真实含义是满足现代体制的一般要求，表现为满足可预测、理性、透明、参与和公平五个基本要求。缪凯（2001）认为，“开发区集团公司的产生和发展与开发区产业的组织和实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关联，开发区载体产品的价格形成过程是交易主体经过理性利益权衡下博弈的结果”，提出了政府主导型组织结构模式、混合型组织结构模式和企业主导型组织结构模式及其条件要素与博弈均衡条件。许宁（2007）主要以经济开发区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以区域发展与城市化、投融资制度体系、产业集群、管理体系为支撑体系的开发区发展模式，提出了通过提高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发展特色开发区、实施人才与创新发展战略、构建开发区创新体系等开发区转型的思路和对策建议。张伟、朱宏亮研究了投资体制改革后经济技术开发区融资模式创新问题，认为融资模式包括企业融资和项目融资两类，其中许多模式都可以灵活组合为开发区所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府机构、企业”的双重性质以及开发区的预期收入结构，决定了应充分利用各种机会，采用合适的形式，以企业融资为主体，项目融资为补充，充分吸收政策性补贴和贷款，为开发区发展筹集建设资金。
皮尔若（Piore,1984）和萨贝尔（Sabel,1984）、贝斯特（Best,1990）、洛克（Locke,1995）等人认为，开发区是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产业政策的基础，开发区及其组织形式调和了企业和劳工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促进了生产的连续和生产过程的改进。二、从提升产业集聚的角度研究开发区发展问题
斯多珀尔（Storper,1989）和斯科特（Scott,1989）、克鲁格曼（Krugman,1991）等西方经济学家研究指出，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有利于创造大量且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提高劳动者素质，降低相关行业和服务业成本，促进专业机械和生产模式在产业中的广泛应用和发展。董丹红（2007）从产业集群角度研究开发区形成的内在动因和发展趋势。他运用产业集群理论，建立了产业集群“发源地”博弈模型，揭示了企业选址的集聚效应、知识的外溢效益、技术的扩散、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专门化辅助部门的出现等对于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提出了开发区的集群发展模式。朱彦恒、张明玉、曾维良（2006）以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为研究对象，从耦合机理的角度对开发区的产业发展机理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开发区产业耦合机制建立与强化的过程，指出开发区产业发展的风险因素并对开发区产业演进的路径做出了判断。他们还提出：“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次循环的生命周期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生产驱动阶段、技术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不同阶段开发区的生产要素特征、产业组织形态以及区域表现形态都是不同的。”
张克（2004）运用外部经济理论阐述了园区规模经济存在的必然性，以及企业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外部经济、制度经济在园区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以13个保税区和32个国家级开发区为例验证了园区竞争力与规模经济的相关性。三、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研究开发区发展问题
斯福若（Sforzi,1989）、斯多珀尔和斯科特（1989）、莫赛洛（Mossello,1990）、瓦卡蒂尼（Vagaggini,1990）、马库逊（Markusen,1996）等学者研究了开发区区位大小、区内企业的动态对开发区在不同国家的扩散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等。郑国（2006）认为，开发区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效应存在着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在开发区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效应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他利用增长极理论，以北京为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考察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影响效应的一般理论模型。李骏阳、夏惠芳提出“飞地经济”是我国开发区规模扩张中的新模式，他们归纳出“飞地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总结了开发区“飞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种实现形式，分析了“飞地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的重大意义。四、开发区发展的比较研究
张克俊对我国数量多、影响力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发展方面的共同点和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这两类开发区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共同问题，认为这两类开发区都必须进行发展思路的转换，指出这两类开发区有三种发展趋势，即独立并行发展、整合发展和向多功能综合新城区发展。张艳（2008）将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区两类开发区共同作为研究对象，阐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实践的趋同，与预期的政策目标存在的明显的差距，提出开发区应淡化空间类型及经济类型的转型指向，形成“专业化园区+研发孵化”的发展格局；在政策资源的使用上应聚焦于研发、创新及创业活动，由原有的“政策区”逐步向“城市功能区”回归。开发区跳出既定的政策框架，才能实现政策资源的合理配置。吴养学、闫奕荣总结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开发区发展中所采用的招商方式，提出对国内开发区创新发展所产生的经验借鉴。五、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研究开发区问题
如张召堂（2003）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不同类型开发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出建设“数字开发区”的开发区可持续发展方向。陶景忠（2006）在分析我国目前实施循环经济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开发区为例提出了构建发展循环经济的保障体系，着重从组织、政策、技术、资金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对开发区按循环经济要求运行进行了探索。路正南等提出，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在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两大动力系统的作用之下，由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等子系统共同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地域系统。在此基础上提出可持续发展要突出开发区的环境协调、资源集约和社会贡献等科学发展要求，并从动态和静态两个维度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可持续发展测评指标体系。陈红平等认为，开发区要以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来指导土地的合理利用，既要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稳定社会环境的维护，完善开发区土地利用可持续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开发区土地质量评价的基础资料，建立完善开发区土地利用的市场机制、规划机制、政策机制。
此外，一些学者还研究了国外一些典型的开发区及其发展，如日本的弗莱德曼（Friedman,1988），美国的斯科特（1991）、马特维德（Maarten de Vet,1991）、萨克森（Saxenian,1994），德国的海里格尔（Herrigel,1996），丹麦的克里斯藤森（Kristensen,1992），巴西的科迈兹（Schmitz,1995），墨西哥的纳贝洛蒂（Rabellotti,1993），印度的科索（Cawthorne, 1995）和意大利的申根伯格（Sengenberger,1992），通过这些经济活动个案的分析可以看出开发区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上述学者的研究为开发区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剖析，解释了不同类型和阶段的开发区基本特征和形成，对开发区发展及转型的路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这些研究共同构成本书研究的基础。第三节框架结构及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由“绪论”“开发区的相关理论”组成。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书的研究对象、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第二章是理论背景部分。主要目的是研究开发区发展和转型的理论基础。首先就国内外学术界对开发区的理论研究作一述评，对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区域发展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概念性阐述，并分析了对开发区发展和转型的借鉴意义。这部分构成了本书研究、分析中国开发区转型和创新的理论来源。
第二部分是问题设计部分。由第三、第四、第五章构成。第三章“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和运行模式”研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开发区的主要类型和历史演进，从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新技术革命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转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换等角度分析战后世界开发区发展的动因和趋势。介绍了以出口加工为代表的开发区一般模型和国外典型开发区的发展情况。描述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世界开发区演进过程中的本质属性和阶段性定位。第四章“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生与实践”分析了中国开发区产生的宏观背景、发展阶段和基本特征、现状，概括了中国开发区的发展经验，阐述了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开发区发展的影响。系统梳理了中国开发区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在开放型经济管理、投融资体制、土地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行政管理机制等领域进行了探索和制度设计。第五章“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要素均等化、跨国产业转移、环境问题等因素变化对中国开发区的影响，对开发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阐述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阶段性和历史使命。
第三部分是研究主题的目标定位、价值取向和开发区转型的思路方案，由第六章、第七章构成。这部分以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开发区所处的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影响为内在动因，以开发区转型发展的目标定位和价值取向为基本依据，研究开发区的历史使命和逻辑轨道，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开发区转型发展的基本模式和对策。第六章“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和创新的路径研究”分析了开发区功能转型和目标定位，提出了开发区外延扩展和内涵提升的两大转型方向，从投融资方式、基础设施开发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管理模式四个开发区的核心领域阐述了转型的可行路径。第七章“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和创新的对策研究”在上述路径和分析的基础上从开发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水平提升、投融资方式创新、社会管理的完善、开放型经济、管理体制转型等多个角度设计了开发区应对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对策，探讨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发展的创新模式。第四节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是一项有关开发区在经济、政策层面的宏观研究。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的总体趋势与要求，以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本书主要通过文献研究、社会调查、系统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测算相结合，辅以重点案例分析，借鉴了系统论、SWOT分析等方法。
本书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对世界开发区和中国开发区的实践和发展过程的共性特征做提炼和概括，探寻其逻辑轨道和历史趋势，发现其一般性的整体规律，进而将开发区的产生、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做出抽象化描述，以逻辑推论来阐述开发区转型发展的各项观点，得出相关结论并提出对策。这些结论的可信度建立在所归纳的事实客观存在和前提正确的基础上。
为了说明观点，本书作者通过文献研究和调研，得到资料与数据，并对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国开发区的宏观和微观环境，运行机制及其产生的效应的角度，分析开发区与世界经济周期、国际市场、外商直接投资、国际产业转移、技术引进消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的内容，并根据国内外现有的一些开发区经济发展的情况对开发区转型和创新必然性、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解决的办法等作分析和综合性的评述，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第二章开发区的相关理论开发区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和兴起，既满足了工业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商品以及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加速进行的重要体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普遍面对的资本、技术、外汇短缺和就业压力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开发区独特的存在形态和作用，以及在世界各国的普遍兴起，证明这一现象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不同经济理论为开发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世界开发区的发展和实践也为理论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开发区的发展和实践是涉及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产业经济以及制度经济等众多理论、多途径的研究课题。基于本书研究的需要和对研究主题的关联度，仅就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增长极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相关学说做简要阐述。第一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论述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以及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他们用这一对立统一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出了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形成的必然性，描述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能力不断增长带来的海外市场拓展，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进而推动世界市场形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生产和消费全球化的趋势。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他们还进一步论述了技术革新带来的生产力进步通过商品流通和生产方式传播在全球扩散，在此基础上建立国际分工的必然趋势。他们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首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和固有矛盾将随着生产的国际化在世界经济中普遍存在和发挥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他们还进一步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资本输出方式概括为商品输出、借贷资本输出和职能资本输出。这些资本输出正是构成当代国际贸易、间接投资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基础。
其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和相互关系上，马克思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论述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吸收先进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必要性。他指出：“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和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 ‘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
第三，马克思认为，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他认为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建立将促进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最终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统一的世界市场。他指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研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开发区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观点：第一，机器的发明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促进了生产力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过渡，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第二，世界市场形成和全球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使得生产、交换、消费逐步具有世界性的特点，由此推动了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第三，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一定途径接受并改造这些方式从而推进本国经济增长，这种途径包括资本、技术、市场等。马克思虽然肯定了落后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和吸收资本主义成果的可行性，但对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和吸收资本主义成果并没有做出具体探讨。第二节国际分工贸易理论
传统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从短期的静态的角度来评述要素禀赋对国际分工的影响，主要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在生产不同商品上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与生产所有商品相比，各国只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用以交换别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更能提高各自的福利。他以小麦和棉花为例对两国在进行国际分工前后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进行国际分工和贸易更加有利的结论。
大卫·李嘉图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发展为比较优势理论。他提出，即使一国在所有商品生产上都不具有绝对优势，但是按照“两利相比取其重，两弊相比取其轻”的原则，选择生产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商品用以交换别国其他商品，仍然可以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获益。他以英法两国生产毛呢和羊毛在国际分工前后进行比较，在两者生产上均不具备绝对优势的法国在选择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毛呢，并与英国进行交换后，两国的福利水平较分工前均有所提高。这种国际分工是在现有的自然、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更为合理和有效的生产要素配置和生产力布局方式，在同样的要素消耗下得到了更高的产出水平和经济效果。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中普遍存在和更为关键的是比较优势而非绝对优势，这也成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通过集中建设外向型开发区，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理论基础。
赫克歇尔（E.F.Heckscher）和俄林（B.C.Ohlin）进一步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他们将比较优势的产生归结于各国不同要素的丰缺程度即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正是由于自然禀赋和其他各生产要素的状况不同，以及生产不同产品时各种要素投入比例存在差异，使各国使用禀赋丰富、价格低廉的要素集中生产某些商品，用以交换那些要素禀赋稀缺、价格较高的商品更能给这些国家带来收益。他们指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有些商品在某些地区比在其他地区能够更便宜地生产出来。一个地区的出口商品含有大量的、比其他地区便宜的生产要素，而进口的是其他地区能够更便宜地生产的商品。总之，进口的是使用高昂生产要素比例大的商品，出口的是使用低廉生产要素比例大的商品。”要素禀赋理论较好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等新兴国家利用国际产业转移实现经济腾飞的现象，也是中国通过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载体，吸引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演进，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学派考察长期国际分工格局与演进，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角度阐述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克鲁格（Krueger,1977）、迪尔多夫（Deardorff,1980）和伯拉沙（Balassa,1979）等。他们均认为比较优势和国家间的分工呈链形分布，生产要素及含量构成产品的竞争优势，国际产业竞争力的动态变换由国家间产业和贸易分工决定，这一格局反映在国际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上。他们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重要特征是更加强调技术创新在生产要素积累和产业链转移中的作用。新古典学派的学说解释了在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发展中，发达国家将传统产业转移给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再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国家，进而发达国家发展更具优势的新技术产业的现象。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执行出口导向战略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承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转移，逐步改善贸易条件和实现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技术水平都可以得到提高。技术创新促进了这种转移和分工格局的实现。
道格拉斯·诺斯（Doglass North）认为：“对任何地区而言，出口的初始增长会拉动总收入和就业水平的显著增长，因此经济发展的时机和速度取决于出口部门的增长、出口产业的特征及出口实现收入。”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初期发展出口创汇产业和面向国际市场的外向型定位，可以说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
琼斯（Jones,1980）和卡沃斯（Caves,1985）依据赫克歇尔-俄林（H-O）的理论框架，从生产要素的来源、加工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以及最终产品价格的角度提出出口加工区生产的一般模型和存在前提。模型验证了出口加工区所在国与资本输出国之间的出口结构关系，证明出口加工区在所在国的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而资本货物价格相对高昂，资本输出国情况正好相反的情况下，出口加工区对资本输入国和输出国的不同作用和相互关系。第三节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关于一国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研究。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x）、布德维尔（J.B.Boudevill），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G.Myrdal），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J.Fridman）、赫希曼（A.O. Hischman）等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区域经济系统的中心在集聚经济要素的同时，通过扩散机制形成区域发展的增长极理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区域主导产业和企业发展导致对周边区域劳动力、资金、技术、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吸纳，进而产生单个区域发展能力增强与周边地区发展能力削弱并存的“极化效应”，同时单个区域的发展带动企业、资金、技术等向周边区域的扩散，进而促进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由此形成单个地区与周边区域共同发展的“扩散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整个区域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增长极理论是中国分步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构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西部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格局的直接理论基础。
佩鲁（F.Perroux）在《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1950）和《略论发展极的概念》（1955）等著述中，提出了以不平等动力学或支配学为基础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他认为一国经济是由不同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增长中心组成的，经济增长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增长的速度是不平衡的，某些主导产业不仅自身增长快速，也促进地理性增长中心的形成，进而成为推动其他地区发展的增长极。他认为这是技术创新、规模经济以及资本集聚驱动的，强调市场、交通和行政因素对形成增长中心的决定作用，按照地理性特征组织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和生产条件对形成增长极的重要性。
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威能布鲁斯在1999年《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国际贸易的新的分析》中，系统提出了空间经济学的概念，他们将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以及国际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融合，以全球经济的国际化趋势与IT技术的发展作为研究背景，研究了城市与产业集聚机制以及集聚、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并从微观层面围绕城市、区域、国际贸易等不同的空间区域提出了理论，这一理论对世界性的产业转移与集聚建立了很好的分析框架，认为随着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国家的影响将不断下降，今后企业竞争的舞台不是国家，而是城市，所以城市区域将越来越重要。克鲁格曼还从运输成本及由此引起的集聚经济、递增收益、规模经济、外部溢出效应等方面，探讨了区域或城市的生成和增长内因，进而在不同程度上发展和丰富了增长极理论。第四节产业集群理论
国外学者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提出有关产业群和产业区的概念，并逐渐成为研究产业经济领域的热点。由于研究角度不同，国外文献对企业在特定地理空间大规模聚集形成的专业化产业区域，较多的称为“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 Porter, 1990），也有的称为“新产业空间”（new industrial space, Scott,1998）、“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 Bagnasco, 1997）、“柔性集聚体”（flexible production agglomeration, Scott,1992），其他如“区域生产系统”（local production system）、“区域企业集群”（local cluster of enterprises）、“区域性集群”（regional cluster）等。
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关于外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最早阐述了有关产业集群和产业区的概念，并描述了产业区的发展和基本特征，他在书中对定义的“在特定区域内某些产业的集聚”现象进行了研究。马歇尔设想的产业区主要由当地所有的一些中小企业组成，这样的企业结构使得投资和生产决策本地化，规模经济相对较低，大企业较少出现。大量的交易通过长期合同主要在区内的买家和卖家之间发生。他认为这种产业区的特殊模式是由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内部化和富有弹性所决定的。雇工在区内企业间流动，企业家也在同一区域内成长，他们的利益均来源于这种产业区的综合环境，该地区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并且演变出强大的区域文化特征和共享的产业技能，他将它定义为“产业氛围”。
马歇尔描绘的产业区的模式中，所有的特征归结起来就是集群的概念，这种区域的集聚特征不是指个别企业间或雇工的固定性，而是指每个企业与该产业区其他的企业和服务提供者的空间结合所产生的外部经济。他认为“外部经济往往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这种产业集聚区域被马歇尔称为“产业区”，他还认为，这种特定产业对特定产业的依赖称为产业的“本地化”。这种“本地化”的内在原因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相对于单个企业而言，能在获得地理接近的区位优势基础上，通过规模效应使学习经验曲线中的生产成本得到有效降低，处于或接近最低状态，而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中小企业只能通过外部合作实现规模经济。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加以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模报酬递增”模型，他认为产业集聚是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外部经济的产物，“地区集中和专业化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并产生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将带来更大规模的企业集中”。他把马歇尔的“产业区”优势的论述总结为三点：劳动市场的共享、专业化的投入和服务、知识和信息的流动。这三点形成空间集聚的向心力，特定产业在何处聚集是随机和历史的偶然现象。各国的贸易优势并不来源于各国的产业区别以及由此引起的比较优势，而是来自于各国国内地区产业分工及其达到的规模经济程度。与马歇尔不同的是，他认为技术外溢只产生于新技术产业群，并不是所有产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德国的韦伯、美国的胡佛、英国的巴顿等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对产业集群提出集聚经济理论。韦伯（Alfred Weber,1909）在《工业区位论》中提出，运输、劳动力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经营决策，企业获得集聚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为分享公共基础设施、专业化劳动力资源、销售市场等。他认为工业在一个地方的集聚可以看成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博弈达到均衡的最终结果，并用等差费用曲线来解释产业聚集的程度，把聚集现象归结为单个企业为追求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自发过程。只有当工厂为追求聚集利润而迁移，且所增加的运费小于或等于迁移后聚集节约的成本时，即聚集点位于决定性等差费用曲线内或曲线上时，迁移才可能发生。胡佛（E.M.Hoover,1948）在《经济活动的区位》中提出，产业集群是某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体的规模所产生的经济，集聚经济是生产区位的变量之一。他认为产业集群存在三种层次，即分别由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单个公司（即企业联合体）以及该产业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K.J．巴顿（1976）在《城市经济理论与政策》中着重探讨了创新与产业集群的关系。他认为，企业改革创新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理上的集中，这种集中同时有利于企业、供货商和顾客间的沟通交流，有利于了解市场动态，信息畅通有利于这种创新的扩散。
迈克尔·波特认为产业集群的产生过程是多方面和综合因素造成的，这一过程有市场竞争的参与，同时强调区域禀赋和政府意志的影响。他认为产业集群产生的关键是竞争优势，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形成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这一理论为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过程中有效发挥市场、政府和区域比较优势，增强竞争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此外，还有的学者从产权理论及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现象。如科斯（1937）在《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威廉姆森分别于1975年和1985年在《市场与科层》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确立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认为小数目条件、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将提高交易费用，进而构成市场与组织间的转换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区域产业集群的成因。
上述西方学者普遍将产业区描述为一种有高度信任和合作的区域组织形式。他们主张将产业区的概念作为替代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式。福特主义模式的特点是垂直一体化的生产系统，而工业化的发展和客户新的市场需求客观上需要更灵活的组织形式。产业区的概念隐含了许多不同形式的劳资组合和区域文化形态。相比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产业区将众多企业集聚的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更具灵活性和专业化优势。这些理论较好地解释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的外商投资企业聚集，为解决经济技术开发区面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转型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第五节可持续发展理论
除了从国际分工、区位和产业去研究产业区外，19世纪4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角度集中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经济循环的条件、政策、手段等，探讨形成经济差别的原因以及如何使发展中国家走向富裕。罗丹（P.R. Rodan,1940）以外部经济和地域战略互补性为基础提出高成长理论。罗斯托（W.Rostow）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在缺乏国内储蓄和投资转换能力的情况下，要解决由谁来建立企业的关键问题，低成本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最好的选择。刘易斯（W.A.Lewis）认为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由资本、劳动力弹性高低决定，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效果取决于经济发展中要素供给的弹性，因此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最有利条件，也是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这是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其他国家大多数产业园区在发展初期大力吸引外来投资的理论基础。
世界银行报告中认为，出口加工为主要类型的开发区作为一国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一种鼓励经济发展的手段和过渡步骤，提供了一个企业经营和自由贸易所涉及的开放监管环境。其主要目标和效果在于，以促进非传统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提供就业机会，创造收入，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由此带来的技术转让和知识外溢。其中内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在开发区的运作受益于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灵活的劳工政策，长期优惠的税收减免，高于平均水平的通讯服务和基础设施（通常是获得水电费和租金补贴），生产所需的免税原材料和中间投入等资本、货物的进口。为此，开发区必须具备：（1）健全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保护私有财产和投资的法律环境和一个有利营商的经济环境；（2）简便、优惠的企业税收政策、普遍自由关税和其他贸易税；（3）由私营机构运营管理，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不进行补贴；（4）方便营商的劳工法律，但不侵害工人安全和劳工权益；（5）重视工业垃圾和污染排放，减少对空气、土壤、水质和人类健康的影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