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比目鱼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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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小说的人试读：
代序 英文书店A to Z
我喜欢逛英文书店。英文书店的好处在于，不论是纽约、旧金山、伦敦，还是巴黎、上海、北京，在里面你总能找到一个叫做“小说”的区域，那里的书总是根据作者姓名由A到Z按顺序排列。于是，你可以从A到Z慢慢地在这里溜达，你可以按照从A到Z的顺序和你熟悉的作者相遇。
你从A开始，首先会碰见马丁·阿米斯（Martin Amis），然后会看到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你翻了翻《纽约三部曲》（The New York Trilogy），移步走向B。
在B这里你会邂逅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看见写后现代小说的老哥俩——约翰·巴斯（John Barth）和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他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在这里你还会遇见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大师，你可以翻一翻他的那本《迷宫》（Labyrinths）。
你来到C。翻一翻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吧，那是一本文字优美的书。然后，你可以去见见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向他请教：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接着你去拜访约翰·契弗 （John Cheever），另一位短篇小说大师。听说过罗伯特·库佛（Robert Coover）吗？比起前两位，他的小说就不那么现实主义了。
D区到了。你好，唐·德里罗（Don DeLillo）！《白噪音》（White Noise）已经拜读，是不是该买一本《毛二世》（Mao II）？E. L. 多克托罗（E. L. Doctorow）先生，您的后现代历史小说我一定找时间学习。来到F。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大师，久仰！久仰！在喧嚣与骚动之中，那是您献给艾米丽小姐的一朵玫瑰吧。
到了G区，怎么可能和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老师相遇？除了《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那里还有不少马老师的中短篇小说。你一边纳闷为什么马尔克斯会在G区出现，一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H。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很有风度地站在那里，海老师，您的书我买得差不多了，今儿就不进屋坐了。
你走向J。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大师，您别急，《尤利西斯》（Ulysses）我将来一定会读的。你走向K。看到卡夫卡（Franz Kafka），你想起“饥饿艺术家”；看到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你想起“那是打字，不是写作！”；呵呵，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老师也在这儿，您的中文书我看了不少了已经，就不麻烦看英文的了。
来到M。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瘦瘦地站在那里，看过您的几个短篇，感觉还不错；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同学让人流连忘返，新书还没出来，加油！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先生，这么多英译本摆在这儿，您牛逼。
止步N区。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大师，您的文字很炫，向您学习。在O区停留。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女士，您的作品我要多学习。在P区漫步。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老师，我正在看《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争取三年内读完。
来到了R。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小说不少，可惜还有很多都没读过；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很有名，也该找来看看；塞林格（J. D. Salinger）先生，今天是抓香蕉鱼的好日子吗？
U区到了。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正襟危坐，看着一群兔子跑了、回来了、歇菜了。在V区，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嬉皮笑脸，等着在五号屠场吃一顿冠军早餐。
这时你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小说区的边缘。在W区，你遇见了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你对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东西。我家的书架上已经摆了你所有的小说。伙计，走好。
你发现时间已经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不少，你又一次完成了这段从A到Z的散步。你走出英文书店，心情不错。你想，我会随时再回去，重复那段从A到Z的旅行。
Ⅰ 患者肖像
冯内古特的时间旅行
一一九六七年，有个写小说的人被自己正在写的一本书搞得焦头烂额。此人名叫库尔特·冯内古特，四十五岁，美国人，以前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作品，后来又出过几本长篇科幻小说，一直没什么大名气。
可是那年他运气不错，获得了一笔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奖金，用来资助他写一本关于二战的长篇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德国城市德累斯顿曾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一九四五年这座城市被盟军战斗机的地毯式轰炸夷为平地，有十三万五千居民丧生。冯内古特作为一名被德军俘虏的美国士兵亲历了那个事件，他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成一部小说。如今，这笔资助终于可以让他实现这个计划，他甚至可以用这笔钱重返德国去搜集素材。
可是他却被这本书难住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写。
对于那场灾难，冯内古特本人的记忆中仅仅残留着一些零星的片段，他去访问当地居民和当年的战友，受访者也都回忆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发现自己很难套用传统小说的结构来写这本书，他更不想美化战争、美化屠杀。
他的写作陷入了困境。“我试着写，但路子不对，写出来的全是垃圾。”多年以后，他回忆说。二
很多年之后，二○○七年四月十一日，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纽约去世。几天前，这位写过《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猫的摇篮》（Cat’s Cradle）、《冠军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等以黑色幽默著称的著名作家在家中不慎跌倒，造成脑部受损，最终医治无效，享年八十四岁。
纪念冯内古特的文章出现在各大报刊。《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冯内古特的长篇小说已成为美国反文化思潮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也让他成为一位文学偶像，尤其是对于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少年学生，在那个时代，不论是大学生的宿舍里还是年轻人的牛仔裤后兜中都随处可见被翻烂的冯内古特的书。像马克·吐温一样，冯内古特使用幽默这一手段来探讨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冯内古特写作的主题并非都是形而上学的。比如他也会写平庸的消费文化，或者环境的破坏，其中混合着科幻、哲学，还有很多笑话。三
住在纽约一大道和二大道之间四十八街附近的居民能够回忆起当年经常出现在这个街区的一个老头：他有一头乱蓬蓬的银灰色卷发，留着马克·吐温式的灰白色胡子。他悠闲地坐在街边的一张木椅上，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身旁蹲着一只小小的白毛狗。
他就住在附近，他是个作家。虽然他写过科幻小说，但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高科技化。今天早晨他刚写了篇二十页的稿子，他打电话给住在一百英里以外的卡罗小姐，问她愿不愿意帮他把这篇文章用打字机打出来。 一如往常，卡罗高兴地答应了。于是他出门来买信封，顺便遛狗。他在家门口的杂货店和印度店主笑着聊了几句，买了一个信封，然后牵着小狗走到街角的邮局，把装了稿子的信封交给柜台后的女士（他一直认为她是个出众的美女）。走出邮局，他感觉心情不错。天气晴好，阳光洒在曼哈顿的楼群之间。他牵着小狗走到四十七街，在街边供路人休息的木椅上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眯起眼睛看对面阳光中的马路。
行人从他身边经过时偶尔会相互嘀咕一句：“这人不会就是……冯内古特吧？！”他们会偷偷多看一眼，于是他们发现老头手里的香烟顶着一截长长的、摇摇欲坠的烟灰，再仔细看，可以发现老头的衬衣和裤子上点缀着一个个被烧焦的小洞。
冯内古特从十几岁就开始抽不带过滤嘴的“长红”（Pall Mall）牌香烟，烟瘾极大。他在八十一岁时扬言要把布朗和威廉森烟草公司告上法庭，因为他们在烟盒上宣称香烟可以致命，但他本人却一直活着。
冯内古特说过：世界末日的到来不可能那么快，吸烟是一种相当有保证、相当体面的自杀方式。四
母亲自杀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母亲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富人之家，和父亲一样，也是德国移民的后代。父亲老库尔特·冯内古特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本州很多著名建筑物都出自父亲之手。这对夫妇热爱德国文学和德国音乐，一战之前，这个富足的家庭保留着德国传统，但一战的爆发使他们切断了和德国的联系。一九二二年当他们的儿子小库尔特·冯内古特降生以后，这对夫妇没有教他德语，也没有把他们喜爱的德国文化介绍给他。
小库尔特·冯内古特从中学开始对写作发生了兴趣，他为校刊撰稿，学会了如何为读者而不是为老师写作。一九四○年他进入了康奈尔大学，主修生物化学，同时花大量时间为校刊撰稿。一九四三年，当他因课业成绩不佳面临被学校劝退的可能性时，这个年轻人主动离开学校，应征入伍。“幽默差不多是对恐惧的生理反应。”
这个时候，他的家庭已经逐渐败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使他的父亲失去了工作机会，这个一度富有而风光的男人变得消沉、自闭，他整日无所事事，回避家人和孩子。疏离的父子关系也许能够解释后来成为作家的儿子对父亲这一角色的描绘——在他的小说里，大部分父亲都显得孤僻冷漠，对孩子毫不关心。在他长篇小说处女作《自动钢琴》（Player Piano）中，读者可以读到因缺乏有意义的工作而导致的人性丧失。
库尔特的母亲则由忧郁走向了精神崩溃。和丈夫一样，她自闭独处，远离子女的生活。不同的是，她并没有完全丧失希望。她一直梦想两件事：一，成为一位小说家；二，搬到科德角去居住。曾有一段时期，她试着为流行杂志撰写短篇小说，但她的作品全部遭到杂志社的回绝，这使她变得越来越尖刻，越来越神经质，她时常当着子女的面恶毒地咒骂丈夫。他的孩子们相信，母亲精神失常了。
终于有一天，这位对生活丧失希望的母亲在家中吞食了大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人世。
那一天是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四日，母亲节。
那一天小库尔特·冯内古特正好待在家中。第二天，他就要随部队离开美国，开赴二战战场。五
在小说《冠军早餐》的第十七章，冯内古特在叙述本尼的母亲发疯后自杀这一情节时，提到了自己的母亲。
冯内古特喜欢在小说里东拉西扯，而且常常以本人的面目出现在虚构的故事中，他喜欢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塞进小说里去。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的叙事语气并没有偏离贯穿全书的风格，仍然是略带戏谑和调侃的东拉西扯：你听着：本尼的母亲和我母亲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她们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美，两个人都会激动地谈论什么爱情，和平，战争，邪恶和绝望，过去的好日子，过去的坏日子。两个母亲都自杀了。本尼的母亲吞服德拉诺，我母亲吞安眠药，这不是那么糟糕。`
这不是那么糟糕？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作者担心读者读至此处会黯然伤心，于是他站出来，奉劝读者无须为此伤神、请继续保持阅读这本幽默小说的好心情。六
当人们谈论冯内古特的小说时，经常会使用如下这些标签：黑色幽默、科幻小说、讽刺文学、后现代小说。《冠军早餐》出版于一九七三年，故事发生在“一个很快就要死去的星球上”，主人公是“两个孤苦伶仃、瘦骨嶙峋的年纪相当老的白人”。其中一位，德威恩·胡佛，是一个相貌平常但内心发疯的汽车销售商，他迷恋上了另一位主人公——落魄的科幻小说作家基尔戈·屈鲁特的作品，并把他书中所写的一切信以为真。基尔戈·屈鲁特是个外表怪诞疯狂，但内心非常清醒的科幻作家。小说从他接受邀请参加胡佛所在小城的一次艺术节开始，一直写到两位主人公的最终会面，中间穿插了很多对美国社会的揶揄讽刺，并配有多幅作者亲手绘制的漫画插图，充满笑料。
冯内古特不但担当了这部小说的叙事者，还安排自己和虚构的人物一起出场。书中有一段作者和自己的对话：“你在写的这本书太糟了。”我对“漏子”后的自己说。“我知道。”我说。“你是害怕你也会像你母亲那样自杀。”我说。“我知道。”我说。`《冠军早餐》的结尾是冯内古特本人和屈鲁特的对话。这位虚构的科幻小说作家“用我父亲的声音”对作者高喊：“让我年轻！让我年轻！让我年轻！”
基尔戈·屈鲁特大概是冯内古特本人最喜爱的笔下人物之一。这个角色出现在《冠军早餐》《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God Bless You, Mr. Rosewater）、《五号屠场》《囚鸟》（Jailbird）、《时震》（Timequake）等多部小说中。据说屈鲁特的原型是美国科幻小说家西奥多·斯特金，但从这个虚构的科幻小说作家身上显然也能看到冯内古特本人的影子。七
冯内古特至少在两方面和基尔戈·屈鲁特处境相似：一，他写科幻小说；二，早期他一度不得志，作品无人问津。
一九四七年，冯内古特在经济上困窘不堪。此时他已从二战战场归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了两年硕士学位，但毕业论文却没有通过答辩，离开学校时，仍然是一个仅有高中文凭的人。此时他已结婚生子，有一个老婆和一个孩子需要养活。
经哥哥介绍，冯内古特在通用电气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是理科出身，他被安排为公司实验室撰写研究报告。虽然他喜欢与科学家为伍，但深感这份工作并不合自己胃口，于是开始在业余时间写短篇小说。第一个短篇挣了七百五十美元稿费，相当于他当时六个星期的工资，紧接着第二个短篇又拿了九百五十美元，于是冯内古特决定辞去工作，全职写小说。（在当时，在那个电视、互联网还没有把读者夺走的年代，仅靠写短篇小说是可以养活一个作家的。这在如今几乎难以想象。）
辞职后，冯内古特把家搬到了位于科德角的一个风光如画的小城，开始了职业小说家的生涯。
于是，冯内古特住在科德角、以写作为生——这正是他母亲自杀前一直梦想但并没有实现的两件事。八
一九五二年，冯内古特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自动钢琴》。这部作品属于“软科幻小说”（Soft Science Fiction），其核心主题并非技术，而是社会和人。这部小说具有反乌托邦的色彩，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机器完成，手工劳动变得多余。社会分化成两个阶级——精通技术和管理、只须动脑不须动手的富有的上层阶级，和那些由手工劳动者组成、相对贫穷的下层阶级。一个叫做“鬼魂衫”的革命组织试图打破这种社会格局，但他们最终意识到：人类最需要的并非革命，而是希望和目标。冯内古特写《自动钢琴》受到了在通用电气的工作经历的启发。这部小说出版后并没有得到文学界的重视。
他的第二本长篇小说《泰坦星上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和第三部长篇《夜母》（Mother Night）也基本上无人重视。回忆起当时的处境，冯内古特说：“那时候我的小说甚至连评论的人都没有。当时《绅士》杂志上登过一个美国文学界名录，稍微有一点儿价值的当代作家都会保证被包括在内。那里面没我的名字，这让我感觉低人一等。”
冯内古特笔下的科幻作家基尔戈·屈鲁特也许是作者早期不得志的写照。屈鲁特的生活孤单落魄，他总是有很多奇怪的点子，写了不少内容怪异的科幻小说，但从来没有得到过评论界的认可，也从未畅销，他的小说一度只能在出售色情读物的书店里见到——店主把它放在橱窗里，当作遮掩门面的幌子。九
在那个时期，冯内古特的家庭生活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一九五七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不久，冯内古特四十一岁的姐姐爱丽丝——一位他挚爱的亲人——死于癌症。
爱丽丝去世的前一天，她的丈夫詹姆斯在去医院看望她的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这对不幸的夫妇死后留下四个无人照顾的男孩，冯内古特夫妇领养了其中三个。加上自己的三个孩子，现在家中有六个小孩需要他们养活。
这期间，为了养家糊口，冯内古特做过教师、广告商，还开过一家出售绅宝牌汽车的车行。
在小说《时震》中，冯内古特写道：有记者问我的儿子马克：从小生长在一个有一位名人父亲的家庭中是一种什么感觉？马克回答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是个卖车的，他连一份在科德角专科学校教书的工作都找不到。”十
冯内古特第一部受到广泛注意的小说是《猫的摇篮》。这本书出版于一九六三年，仍然是一部科幻小说。“猫的摇篮”其实指的是一种用线绳在手上变换出不同图形的儿童游戏（所以又有人把这本书的书名译为《挑绷子》）。小说讲的是一位名叫乔纳的作家为写一部与广岛原子弹爆炸有关的书，结识了“原子弹之父”、科学家费利克斯·霍尼克博士，此人热衷科学研究，却对人类如何使用科技成果毫不关心。广岛原子弹爆炸那天，他毫不在意，还和儿子玩儿“挑绷子”的游戏。这位科学家发明了“九号冰”——一种可以让水在室温结成固体的物质。“九号冰”具有连锁效应，可以将与之接触的水固化，极具危险性。霍尼克博士死前将“九号冰”分给了三个孩子，他们却把它用来换取各自所需。在一个名叫山洛伦佐的海岛上，其中一个孩子担任专制政府的科学发展部部长。该岛被一位暴君统治，百姓信奉一种名为“波克农”的宗教。主人公乔纳来到这个海岛上，却经历了由“九号冰”引起的世界性灾难。《猫的摇篮》涉及科技、政治、宗教等题材，充满想象力，带有黑色幽默色彩。小说篇幅虽然并不长，却分成一百二十七个章节，每章文字不多，结构松散，带有冯氏特有的东拉西扯的风格。这部小说终于获得了评论界的注意，《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简短的书评，对小说进行了肯定。在读者当中，《猫的摇篮》受到了一部分人的青睐，冯内古特开始拥有自己的“粉丝”。
若干年后，芝加哥大学把这部小说作为冯内古特的毕业论文，给他补发了二十五年前没有拿到的人类学硕士学位证书。
冯内古特于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小说《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则是一部题材更为接近现实的作品。主人公艾略特·罗斯瓦特是一位通过继承某基金会遗产致富的百万富翁，他梦想帮助世人，同时着迷于当一名消防队员。该基金会的一名年轻律师见财起意，想通过证明罗斯瓦特精神不正常的方式从中获利。这部讽刺美国社会的长篇小说获得了评论界的更多重视，同样受到了好评。
然而，冯内古特真正的成功来自下一部长篇小说——《五号屠场》。
正是这部以二战时期盟军轰炸德国城市德累斯顿为背景的小说让冯内古特费尽了脑筋。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冯内古特大胆地采用了标新立异的叙事方式，使得这部小说成为美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获得了大批读者的喜爱和追捧。十一
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四十五岁的冯内古特在书房里枯坐，眉头紧锁。桌子上堆着数不尽的烟蒂和厚厚的一摞纸，上面是他酝酿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小说。屋子里的烟味儿令人窒息，纸上的文字让人沮丧。
对于这部难写的小说，其实很多问题他已想得十分明白。比如：毫无疑问，他不想美化战争，不想替德累斯顿的轰炸做任何辩解，不想塑造任何英雄形象；他不想把视野局限于这场轰炸本身，他想描述战争对亲历者一生的深远影响；他也想写一写六十年代的美国。
他发现自己被一些难题困住了。比如：和其他幸存者一样，他本人对那场灾难的记忆支离破碎，那么应该如何从中捋出头绪，整理出一个带有起承转合的、线性的、完整的故事？再比如，既然同时也要写战后的当代美国，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才能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战争对战后生活的影响？还有，在风格上如何处理，才能不会让人感觉故作深沉，突出讽刺效果？
冯内古特没有告诉我们灵感是如何降临的。也许，当某支香烟被点燃的那一瞬间，一个念头忽然闪过，如火星划破凝固的空气，他忽然意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放弃传统的叙事方式，必须打破按时间顺序讲故事的模式。
是的，假如不按时间顺序叙事，就无须把破碎的记忆碎片拼凑完整，小说也就不会陷入对所描绘的事件进行“前因后果”式的诠释，时间跨度也可以被打破，不同年代的故事可以被放在一起……
打破时间的前后顺序？如何实现？
也许在这个时候又一个灵感划破沉寂，让这位写惯了科幻小说的作家不禁露出喜悦的微笑。他忽然想到一个词：
时间旅行。十二
小说《五号屠场》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毕利·皮尔格里姆的二战美军战士，这个人物是一个典型的反英雄形象（这部小说里没有一个英雄），他被德军俘虏，和一批美国战俘一起被运到德累斯顿。在那里，他经历了英军对德累斯顿的轰炸，目睹了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夜间化为灰烬。战后，毕利结婚生子，成为一名配镜师。他在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途中遭遇飞机失事，此后呈现出精神分裂的症状，宣称自己曾遭外星人劫持，被绑架到一个名叫“特拉法玛多”的星球，和一个好莱坞女星一起被关在那个星球的动物园里供外星人参观。同时，他具有一种“挣脱时间羁绊”的特异功能，曾多次脱开时间链的束缚，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做“时间旅行”。《五号屠场》所讲述的故事发生于三个不同的场景：二战中的欧洲、战后的美国，以及“特拉法玛多”星球。但小说叙事并没有按照事件的前后顺序依次讲述，而是跟随主人公毕利的“时间旅行”，在三个场景之间来回穿梭。例如，小说开头描写了一段二战中毕利和战友行军的过程，在一个树林里，毕利忽然开始时间旅行，回到童年，从那里他又来到战后的一九六五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一年，然后又回到二战战场，被德军俘虏，在被俘过程中他再次穿越时空，来到战后，被飞碟劫往外星……如此这般，整部小说在二战战场、战后的美国和外星之间来回穿梭，故事情节在时间坐标轴上前前后后来回跳跃，仿佛是对主人公一生中生活场景的看似无序的拼凑。
冯内古特在这部作品里还使用了“元叙事”的手段。在该书的第一章，作者本人出现在读者面前，回忆了当初写这部小说时遇到的困难，东拉西扯地讲述了写作中遇到的很多事情，他甚至提前告诉读者这部小说将以哪一句话开始、哪一句话结束。在第二章，作者把主人公的一生简短地总结了一遍，几乎完全放弃了在情节上制造悬念（同时这个小结也可以让读者对故事梗概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不至于被后面跳来跳去的时空穿梭搞糊涂）。
在叙事语言方面，冯内古特大量使用平实的口语，语气如聊天一般，夹杂着戏谑和调侃，再加上书中出现的外星人、时间旅行等荒诞情节，使小说带有强烈的幽默色彩。
然而这种幽默是黑色的。小说虽然形式怪诞，但读者能够感觉到文字背后的悲凉。战争不但夺去了大量宝贵的生命，也让活着的人丧失了信念，再也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于是精神分裂、宿命论成为回避痛苦的途径。《五号屠场》出版于一九六九年，当时正是越战期间，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大受读者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冯内古特被邀请到各地发表演讲，到大学讲课，这本书带来的丰厚收入让他从此衣食无忧。评论界对这本书好评如潮。冯内古特从此不再是个“不入流”的科幻小说作者，他终于跻身于著名作家之列。十三
他自杀时六十二岁。
一九八四年，著名作家冯内古特在纽约家中吞下了大剂量的药物，试图自杀。后经抢救，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对于那次自杀的细节很难找到详细的资料。在介绍冯内古特生平的文章中偶尔会读到这一事件，然而这些文字对此大多一带而过，均无详述。也许人们更乐于接受冯内古特诙谐风趣的一面，而不愿意去面对这位作家曾经长期被抑郁症所困扰这一事实。
是什么让这位作家走向抑郁？
也许，他的抑郁与父母有关。少年时期父母对子女的疏离以及后来母亲的自杀无疑会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阴影。冯内古特曾坦言，从六岁起，他就开始经历定期的情绪爆发。
也许，他的抑郁与婚姻破裂有关。一九七一年，冯内古特和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妻子珍妮分居。他自己离开科德角，搬到了纽约市（一九七九年冯内古特与第二任妻子吉尔·克莱门茨结婚，定居纽约）。
也许，他的抑郁与儿子有关。一九七二年，冯内古特的儿子，二十三岁的马克·冯内古特精神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后来他经医治康复，并写过一本相关的回忆录，现为一名医生）。
也许，他的抑郁与二战中的经历有关。在战争中冯内古特做过战俘，目睹过屠杀，这些影响不能排除。
也许，他的抑郁与写作有关。《五号屠场》获得成功后，冯内古特忽然感觉该写的都已写完，接下来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去写了。后来他开始创作《冠军早餐》，但自己感觉并不满意，曾经中途停笔，去写过一阵舞台剧。《冠军早餐》最终于一九七三年出版，却遭到评论界尖锐的批评。一九七六年冯内古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打闹剧》（Slapstick），不料反应更糟。文学界似乎试图将这位理科毕业、写过通俗小说、如今十分畅销的作家拒之门外。冯内古特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他们暗指我是个粗俗的作家，指责我虽然写作却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文学经典，说我不是一个得体的人，因为我曾经很起劲儿地给流行杂志写过烂小说。”
也许，他的抑郁一直在伴随他，只是在那一天，某个细小的豁口偶然裂开，于是，长时间聚积的浊水猛然间汇成一股猛烈的洪流，决堤而出。十四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写作。冯内古特坚持写小说，写小说时他坚持自己的风格。他的小说谈论人类的痛苦、生活的荒谬，谈论不幸，谈论死亡。他笔下的句子简短直白，他的叙事方式天马行空，他的作品带有悲观主义色彩，但他的文字总是充满幽默感。
冯内古特是这样谈论幽默的：幽默差不多是对恐惧的生理反应。弗洛伊德说，幽默是对挫折的反应——几种反应之一。大量的笑是由恐惧引起的。多年前，我在做一个滑稽电视系列节目……每一集都要提到死亡，这一要素会让观众笑得要死，而他们又发现不了我们是怎么逗人捧腹大笑的。真的，有一种东西叫没有笑声的玩笑，弗洛伊德把它称作绞刑架上的幽默。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形，它是那样地无助，以至任何安慰都没有用。
也许只有精通痛苦的人才能精通幽默。冯内古特应该属于这种人。
对于一个精通幽默的人，也许痛苦会变得稍稍可以忍受一些。十五
一九七九年，冯内古特凭借长篇小说《囚鸟》使自己在文学界的声誉得以重振。这部小说更具现实主义色彩，通过主人公斯代布克的自述，揭示了美国社会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社会混乱。小说描写了主人公一生中多次入狱的经历，并穿插了大萧条、二战、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越战、水门事件等美国历史上的重要篇章。这部作品仍然是一部充满讽刺和笑料的黑色幽默小说。这本书让人们发现：冯内古特对于当代美国社会还有很多话可说。
一九八七年出版的《蓝胡子》（Bluebeard）则显示了冯内古特在写作上的新突破。该书以一位七十多岁的独眼画家的自传形式出现。这位画家与童话《蓝胡子》的主人公一样，也有一个不愿说出的秘密。当一位女性闯入他的生活，他不得不开始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在这篇以艺术家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里，冯内古特放弃了常用的科幻小说的模式，着重描写艺术对人的影响以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冯内古特并不是一位以描写女性见长的作家，但在这部小说里却成功地塑造了两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这本书仍然带有幽默色彩，但读者可以从中读到很多关于艺术的思考和见解。
冯内古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出版于一九九七年的《时震》。该书又是一部科幻小说，虚构人物、科幻作家基尔戈·屈鲁特再次登场。所谓“时震”，指的是一种“时间震荡”——在二○○一年的某一时刻，时间忽然返回一九九一年，于是所有人不得不毫不走样地重复过去十年内已经经历过一遍的生活。这部小说探讨的是自由意志，但同时又像一部冯内古特本人的自传，因为他把很多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写进了书中。
除了小说，冯内古特还写过很多随笔。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一本叫做《没有国家的人》（A Man Without a Country）的随笔集。该书出版于二○○五年，当时冯内古特已经八十多岁，但读者仍然喜爱这位作家，这本书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依然能够畅销。十六
二○○○年一月的一个夜晚，一股浓烟从位于纽约市第四十八街的一座住宅楼的二楼窗口冒出，透过窗帘可以看到房间里闪烁着火光。当消防车赶到现场的时候，那个失火的房间已经被火焰吞噬掉一大半的家具和陈设。室内弥漫着浓烟，房间里躺着一个昏倒的男人。
那个男人是七十七岁的作家冯内古特。
十五年以前，这位作家曾经在这里服药自杀，经过及时抢救，才被从死亡的边缘拖了回来。
五十多年以前，他曾经目睹了自己母亲的自杀。母亲得了抑郁症。母亲没有活过来。
他本人也曾被抑郁症困扰。他曾长时期服用抗抑郁药物，并定期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
人们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在他的小说里，经常可以读到关于精神崩溃、关于抑郁、关于自杀的描写。
但是人们喜欢把他的小说称为黑色幽默小说。
因为他在小说里既讲不幸，也讲笑话。
他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昏迷不醒。
但他再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
事后，当回忆起那次事件，他会开玩笑说：如果那次真的死了，应该算是死得像模像样！
那天晚上，他躺在家里二楼的床上，一边吸烟一边看电视里的橄榄球赛。那应该是一场很不精彩的比赛，因为他中途睡着了，手里还夹着香烟。仍在燃烧的香烟引起了那场大火。烟草公司的警告其实是有道理的：吸烟有可能带来生命危险。
和十五年前一样，他在病床上昏迷了几天，又醒了过来。
在昏迷中他很可能再次和死神进行了对话。这次，他说的应该是：嘿嘿，我真的不想走。＊书中所引国外作品除特别标注外均为作者翻译。
奥康纳为何如此“邪恶”？
一九五七年，诗人兼文学评论家T. S.艾略特读到一本名叫《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and Other Stories）的短篇小说集，作者是一位崭露头角的美国南方女作家，名叫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这本书里有几篇小说让艾略特感到“毛骨悚然”，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评价这位文学新人：“可以肯定，此人身上有一种奇异的天赋，才艺当属一流，可是我的神经不够坚强，实在承受不了太多这样的搅扰。”如今，奥康纳已经去世五十年，《好人难寻》中收录的几篇小说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而此书的中译本已于二○一○年出版。
对奥康纳的小说感到惊愕的绝不止艾略特一人。“邪恶”——这两个字不但是《好人难寻》中译本腰封上最惹人注目的字眼，也是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国内作者提及奥康纳时最偏爱的形容词。人们谈论奥康纳的“邪恶”时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她塑造的人物往往道德败坏、行为邪恶；另一层意思是说这位作家本身可谓邪恶——她似乎极度冷血，写的故事充满暴力，经常安排弱者惨遭厄运，对笔下的人物没有丝毫同情：在标题小说《好人难寻》中，一家老少六口开车出门旅行，不料遭遇三个在逃的歹徒，全家人惨死路边，无一幸免；小说《河》写一个四五岁的城里男孩被保姆带到城外河边参观布道，还接受了洗礼，次日，男孩只身跑到河边，想要亲身实践“在生命的深河里漂流，进入基督之国”（前日牧师所言），却被河水无情地吞没；《救人就是救自己》讲一位老妇人把自己的智障女儿嫁给了一个看上去好心而且能干的流浪汉，流浪汉修好了家里熄火多年的旧车，说要携妻子驾车出游，却在途中将智障的妻子丢下，独自开着骗到手的汽车一去不归。
阅读这些小说，读者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奥康纳想要展示的是道德的沦丧、人性的丑陋、上帝的隐退、宗教的无能。这些故事几乎都止于悲剧或者不幸，少有“光明”的结尾——看来这位作家不仅邪恶，而且相当悲观。
奥康纳为何如此“邪恶”？为了找出答案，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她的生平、关注她的言论、搜寻对她作品的各种评论和解读。随着线索的不断积累，问题的答案未必能被找出，而原来的结论却很可能被彻底推翻。我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误读”奥康纳，很多困惑得以消除，可是新的困惑又接踵而来……
对于理解奥康纳的小说，“邪恶”并不是最合适的关键词。假如我们非要使用关键词来标注这位作家，那么另外两个可能更为贴切：一个是“南方”，一个是“天主教”。
奥康纳于一九二五年生于美国南方的佐治亚州，在那里读完了中学和大学本科，并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当她于一九四六年去著名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室”进修写作时，她的南方口音如此浓重，以至于初次和导师面谈时导师不得不让她把想要说的话全都写在纸上。早在奥康纳十五岁时，他的父亲因为染上红斑狼疮而过早辞世，而她本人在二十六岁时也被确诊染上同一种病，据说只能再活五年。为了养病，奥康纳回到南方的故乡，和母亲一起在佐治亚州的农场上生活，一直坚持写作，还饲养了上百只孔雀（《好人难寻》新星出版社二○一○年三月版的封面图案是一支孔雀翎），她终生未婚，直至三十九岁去世。
奥康纳一生写了两部长篇小说——《智血》（Wise Blood）和《暴力夺取》（The Violent Bear It Away），以及三十多篇短篇小说，这些短篇收集在《好人难寻》《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和《短篇小说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中。
奥康纳在作品中描绘了美国南方的风物。《好人难寻》中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南部的乡下，其中至少有四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对生活在农场上的母女（丧偶、守旧的老妇人和她性格孤僻的女儿），这些人物身上大概有奥康纳和她母亲的影子。奥康纳笔下人物的言谈举止都带有南方特色，尤其是人物的对话，如果有机会阅读英文版，读者可能会从很多人物的对话中读出美国南方口音，比如《善良的乡下人》中的圣经推销员说：“You ain’t said you loved me none.”（“你还没说你爱我呢。”）“I just want to know if you love me or don’t cher？”（“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爱我。”）
奥康纳的小说常被归类于“南方哥特式小说”（Southern Gothic）。这一流派是哥特小说在美国的分支，开山鼻祖包括十九世纪的爱伦·坡、霍桑和安布罗斯·比尔斯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威廉·福克纳对此风格加以创新，使之重新流行，之后更有田纳西·威廉斯、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考麦克·麦卡锡、卡森·麦卡勒斯和奥康纳等人被评论家一并归入这一流派之列。和传统的哥特小说相似，“南方哥特式小说”常常弥漫着恐怖、荒凉、神秘、腐朽的气息，情节中也不乏暴力、邪恶、阴暗、离奇的成分。然而，从福克纳开始，这些作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他们借用这种小说形式来反映美国南部的种族歧视、贫困、愚昧、暴力等社会问题。“南方哥特式小说”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怪诞”：出场的人物往往外形古怪、性格反常、行为乖张；故事的发生地往往破落、封闭、充满不祥之兆；故事情节往往荒诞、离奇，甚至充满暴力。这些特点在小说集《好人难寻》中都有所表现。这本书中经常出现躯体或身心有残缺的“畸人”：《救人就是救自己》的主人公是一个只有半截胳膊的流浪汉，他的妻子是一个天生智障；《圣灵所宿之处》中出现了一个阴阳人；《善良的乡下人》的女主人公安着一条木制假腿。暴力和不幸事件在书中反复出现：《好人难寻》中的残杀、《河》中的溺水、《火中之圈》里的大火、《临终遇敌》里的猝死、《善良的乡下人》中的抢劫、《流离失所的人》中的车祸，等等。《好人难寻》一书收有十篇小说，全书共有十人死亡，平均每篇小说死掉一个。
对于这些夸张的写法，奥康纳解释说：“对于耳背的人，你得大声喊叫他才能听见；对于接近失明的人，你得把人物画得大而惊人他才能看清。”
奥康纳于一九五○年代出现在美国文坛后，她的才华立刻受到了评论界的肯定。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奥康纳小说的解读止步于“南方哥特式小说”，不论是文学评论家还是普通读者，几乎没有人觉得这些小说除了表现人性的阴暗以及偶尔触及一些南方社会问题之外还有其他任何深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注意到，奥康纳本人是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她的小说似乎与宗教有关。奥康纳去世后，她的一本随笔集和一本书信集相继出版，在这两本书收录的文字中，奥康纳不但清楚无误地表明了她本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在她作品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对她自己的一些小说做了详细的解读。于是，读者和评论家们发现：几乎奥康纳的每部作品都有宗教含义，而自己长久以来对她的那些小说的理解几乎可以说是“误读”。“我的小说的主题就是：上帝的恩惠出现在魔鬼操纵的领地。”
奥康纳出生、成长于天主教家庭，她一生都坚定地信仰天主教，似乎没有经历过任何信仰危机。她说：“我是站在基督教正统教派的立场上看世界的。这意味着，对我来说，人生的意义集中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世间万物在我的眼里无不与此有关。”
然而，读者难免对此心存疑惑。一般人会认为，宗教小说家写的小说肯定充满宗教色彩，要么是为了证明作者的信仰，要么是为了呼唤读者对这种信仰的热情，即使不那么直露，至少也会通过小说让读者对其信仰产生一些好感。可是，读奥康纳的小说，我们不但很少发现这方面的尝试，而且读后的效果往往恰恰相反。小说集《好人难寻》中多次出现牧师、圣经、修道院、洗礼等和宗教有关的事物，可是它们常常以负面形象出现，甚至往往导致厄运。例如：面对歹徒，小说《好人难寻》中的老妇人最后试图借助宗教的力量来感化对方，结果却遭了三枪一命呜呼；《河》中那位牧师充满隐喻的布道恰恰是导致小主人公最后溺死的原因；《圣灵所宿之处》中描写了两个修道院里的女生，她们浅薄、俗气，没有任何宗教神圣感；而《善良的乡下人》中那个表里不一的骗子正是一位圣经推销员。难道奥康纳指望人们读了这些故事之后受到感化进而皈依天主教吗？
事实上，奥康纳的小说在早期甚至遭到过来自宗教媒体的批评，一篇刊登在天主教杂志上的评论指责她的小说是“对圣经的粗暴否定”。然而，在奥康纳看来，小说绝不应该是宗教的宣传品。受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利坦的影响，她坚持认为：严肃的天主教小说家并不需要承担在作品中宣扬宗教的义务。她说，小说家“不应该为了迎合抽象的真理而去改变或扭曲现实”，“如果作品在完成后让人感觉作者采用欺诈的手段篡改、忽略或扼杀了相关的情节，那么不论作者的初衷如何，结果只会事与愿违”。
在美国南部，大部分基督徒信奉的是新教，而非奥康纳信仰的天主教。在她眼中，南方的宗教是一种缺乏正统教义指导、时常盲目地自作主张，让人感觉“既痛苦、又感动，还有些狰狞滑稽”的宗教。所以，从奥康纳的小说里可以读出作者对南方新教徒的某些讥讽。
既然绝非宗教宣传品，那么，出自这位天主教作家的那些貌似“邪恶”的小说到底在试图向读者传递些什么呢？
假如作者保持沉默，这个问题大概一直难以得出定论。好在奥康纳本人对此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她告诉我们：“我的小说的主题就是：上帝的恩惠出现在魔鬼操纵的领地。”又说：“每一篇出色的小说里都有这样一个瞬间：你可以感觉到，天惠就在眼前，它在等待被人接受或者遭到拒绝。”
在这里，奥康纳向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她的小说的钥匙，这把钥匙上刻着“天惠时刻”（Moment of Grace）这几个字。在她的小说里，尽管大部分时间故事里的人物都被堕落、自私、愚昧、自负、欺骗或冷漠所掌控，但是，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往往在接近小说结尾处），奥康纳会安排上帝的恩惠（或曰“天惠”）降临到他们身上，在这圣灵显现的一瞬间，这些人物突然受到某种精神上的启迪，进而达到某种“顿悟”，他们也许会接受这一天惠，也许会拒绝它，但不管怎样，这一灵光闪现的“天惠时刻”会使他们的内心发生改变。
这一时刻又是如何到来的呢？面对这个问题，奥康纳又将另一把钥匙递到我们手中，这一把钥匙上刻着的字是“暴力”（Violence）。她说：“我发现，暴力具有一种奇异的功效，它能使我笔下的人物重新面对现实，并为他们接受天惠时刻的到来做好准备。”她接着说：“一个人要想重新面对真实世界，他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个观念对于平常读者来说很少有人理解，然而它却蕴含在天主教徒的世界观之中。”
手握来自奥康纳的两把钥匙，让我们试着打开通向她的小说核心的大门。有必要事先声明：这扇门并不通向我们以往常走的那条路，我们也未必从心底里完全接受这张路线图，可是，既然我们对钥匙的主人如此感兴趣，那么为什么不按照她指引的方向走上一遭呢？《好人难寻》是奥康纳最著名的短篇小说。故事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写一家六口人（一位爱讲话的老太太、似乎总是很闷的儿子和儿媳、一对缺乏家教、喜欢出口伤人的孙子孙女，还有一个不会讲话的宝宝）驾车去佛罗里达旅行。老太太显然是故事的主角。我们不难发现，这位老太太有点儿自我中心，还爱打小算盘：为了去见老熟人，她想方设法劝一家人改变原来的计划去东田纳西；因为不舍得丢下猫咪，她偷偷把它藏在篮子里带上了车；想去看看年轻时到过的一座种植园，她就骗全家人说那座宅子里暗藏财宝；发现自己指的路不对，她却暗自决定不提此事；自己踢翻了藏猫的篮子导致车翻进沟里，她却忙说自己受了内伤，以求获得同情、不受责难。也不难看出，这位老太太颇爱虚荣：她上路前打扮得整整齐齐，因为她想“万一发生车祸，她死在公路上，所有人都能一眼认出她是位有品位的太太”；聊天中提及自己年轻时的追求者，她说自己本来不介意嫁给他——“谁让他是位绅士，而且在可口可乐的股票一上市时就屯了不少呢？”老太太一路喋喋不休，还爱发表议论，但是她的论调几乎全是未经真正思考的肤浅的陈词滥调。在餐馆里，店主感叹说：“这年头都不知道该信谁。”老太太立刻接话：“人心不古啊。”店主提到自己让人赊账加了油，后悔“我干吗要那么做呢？”老太太想都不想立刻说道：“因为你是个好人！”聊天中提及现在的日子不如以前了，老太太断言“这笔账都该算到欧洲人头上去。”
在小说的后一部分，以“格格不入”为首的三个在逃犯出现在车祸现场。也许正是因为老太太喊出“格格不入”的名字，才最终导致全家被杀。这一部分故事的前景是老太太和“格格不入”的对话，她试图说服对方改邪归正、莫开杀戒，而在背景里，另外两个逃犯正把她的家人一个接一个地拖到树林里杀掉。仔细阅读老太太和“格格不入”的对话，你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大部分从老太太嘴里说出来的话依然是肤浅的套话，相比之下，“格格不入”的言论听起来更像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反倒显得更加深刻。老太太先是重复盲目、虚伪的奉承（“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是好人家出身”），眼见亲人一个个被杀，她又下意识地试图通过宗教的力量来感化对方，可是因为她从未对宗教做过真正深刻的思考，所以嘴里说出来的只是些“要是你做祷告的话，耶稣会帮你”这样空洞无力的套话。这番话倒是引出了“格格不入”的一段充满虚无主义色彩的陈词，他的人生哲学是邪恶的，但是他说出的一番话却是坦诚甚至可以说是深刻的，绝非老太太那种人云亦云。在小说的结尾，亲人已全部被杀，独自面对“格格不入”（此时他穿着从被害的儿子身上扒下来的运动衫），老太太做出了一个异样的举动——她低声说：“哎呀，你是我的儿呢，你是我的亲儿！”她伸出手去摸他的肩头。“格格不入”像是被蛇咬了似的向后一跃，当胸冲她开了三枪。然后他把枪放在地上，摘下眼镜擦了擦。希拉姆和波比·李从树林里回来了。他们站在沟渠上方，看着半坐半躺在血泊之中的老太太，她的两条腿像孩子一样盘在身下，面孔朝向无云的天空微笑着。
奥康纳交给我们的两把钥匙此时碰撞在一起，发出叮当的声响。很多读者会认为：老太太最后的那句话和那个抚摸的动作是她为了自救而使出的最后一招，“格格不入”因为受不了她的肉麻而将其击毙。然而，在奥康纳看来，此时此刻正是老太太的“天惠时刻”，在暴力的强烈冲击下，她忽然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自己对面的“格格不入”，她突然顿悟了，发现自己本质上并不比这位逃犯高尚，她以前肤浅的价值观忽然被一种大爱所代替，于是她对身穿自己儿子衣服的“格格不入”说出了整篇小说中她说过的唯一一句真诚的、深刻的、发自内心的话：“你是我的儿呢，你是我的亲儿！”而这一时刻对于“格格不入”来说也是一种“天惠时刻”，虽然这位冷酷的虚无主义者并没有接受这一天惠，而是本能地开枪杀死了老太太，但是，这一时刻仍然撞击了他的灵魂，并有可能改变他的一生。在小说结尾，这位刚才还在宣称“不干点儿坏事儿就没乐趣”的逃犯此时却对他的同伙说：“人生没有真正的乐趣。”而接受了“天惠”的老太太虽然结束了生命，但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超越了自己，她死去时已经不再是小说开始时那个自私、虚荣、肤浅、伪善、自以为是的人，她“像孩子一样”，“面孔朝向无云的天空微笑着”死去了，她应该能在天堂里享受快乐。
以上基本就是奥康纳本人对这篇小说的解读（至少应该不会相差太远）。她还建议：“在这篇小说里，读者应该格外留意的是上帝的恩惠对于老太太的灵魂的作用，而不是那些死尸。”在小说中，“格格不入”杀死老太太以后对他的同伙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她可以变成个好人的，”“格格不入”说，“要是每分钟都有人对她开枪的话。”
这句话更像是奥康纳本人借“格格不入”之口说给读者听的。因为她相信，暴力往往是通往“天惠”的途径。
由此看来，我们并无理由指责奥康纳对她笔下的人物过于“残忍”，因为，不管她如何无情地讽刺他们，淋漓尽致地写出他们身上的缺点（或曰“罪”），她都会最终安排“天惠时刻”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她其实对他们充满同情。
同样的两把钥匙（“天惠时刻”和“暴力”）也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通往其他小说的门。《善良的乡下人》也是一个初读有些残酷的故事。主人公胡尔加是一个和母亲一起在乡下农场生活的三十二岁的老姑娘，她拿到过哲学博士学位，是一位无神论者，因为童年时的一起意外，她一直装着一条木制假腿。一天，家里来了一个推销圣经的“善良的乡下人”，这个小伙子看上去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基督徒。也许是欲望的驱使，也许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无神论信念，胡尔加决定勾引这个在她看来相当迂腐的乡下人。可是，当他们真正开始约会，胡尔加却发现对方其实是个表里不一的骗子，他坦言自己“生下来就什么都不信了”，在小说结尾处，胡尔加不但受到了精神上的重创，而且被骗子抢走了她的假腿（这一情节显然相当怪诞）。然而，按照奥康纳为我们提供的思路，这个兼有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时刻对于胡尔加来说正是她的“天惠时刻”：她的自负遭到了重创，她的无神论和虚无主义观念受到了动摇，她惊愕地对圣经推销员说“你是个基督徒！”——在这一刻，她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并非什么都不相信，基本的道德观念和对宗教的依赖其实一直埋藏在心底里，这一发现无疑会改变她的生活。
同样，我们不难在奥康纳的其他小说里发现“天惠时刻”。在小说《河》中，小主人公被河水吞没的时刻正是奥康纳为他安排的“天惠时刻”，她想让我们相信，这个小男孩得到了启迪，他终于摆脱了以前生活的那个充满铜臭和空虚的世界，真的“漂到了基督之国”。在某些小说中暴力并不是“天惠”的直接催化剂（或者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在《救人就是救自己》的结尾，是那个搭车男孩的咒骂（可以算作语言上的暴力）和他的跳车行为带来了主人公史福特利特的“天惠时刻”；在《人造黑人》中，是撞人事故之后爷孙两人共同面对的那座“人造黑人”雕像引出了这篇小说里的“天惠时刻”：这座雕像“在他们共同失败后让他们聚拢在了一起。他们都感到它像一个怜悯之举消解了两人之间的隔阂”。
我们直至此处的分析其实只不过是蜻蜓点水。假如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们可能会开始讨论“格格不入”所开的三枪和基督教“三位一体”概念之间的联系，分析“被蛇咬了似的向后一跃”中的那条蛇在伊甸园中的渊源，接下去我们可能会去探讨《火中之圈》里的三个纵火男孩和《旧约·但以理书》中的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的相似之处，而《善良的乡下人》结尾处那句“他蓝色的身影在一片绿迹斑斑的湖面上方奋力前行”难道不会让人联想起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身影吗？
问题是，即使奥康纳并不介意我们走得这么远，我们自己是不是还愿意继续走下去呢？
不论如何，至此大概可以肯定，奥康纳并非如我们想象般地“邪恶”。曾经“误读”她的读者大可不必顿生挫折感——这些小说问世之后不是有那么长时间连文学评论家们都“不得要领”吗？
奥康纳交给我们的钥匙显然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假如你是一个并不认为死后存在来世、并不相信天堂地狱之说的读者，《好人难寻》和《河》的结局对你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悲剧——一位老者被歹徒枪杀、一个男孩被河水淹死，两条生命已经不在，那么所谓的“天惠”还有什么意义？
文学评论界的新批评学派（恰巧T. S.艾略特也是其中一员）认为：要理解一篇文学作品，全部答案就在作品本身，除此之外，作品的背景、作者的创作意图等等文字之外的因素都应该被排除在外。按照这一理论，我们欣赏奥康纳的小说完全没有必要知道作者的宗教信仰以及她对自己的小说做何解释。当然，这种观点听起来未免过于极端——对作品感兴趣之后我们必然会关注作者，而当关于作者的资料摆在眼前，难道你想让我们假装视而不见？也许，我们可以在此十分明智地打个折扣，然后承认：最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其他一切均属次要。
当我们的视线沿着一行行精彩的文字向前移动，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借助任何来自文字以外的帮助就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些小说写得真是好看！
奥康纳在世时曾经收到过一封读者来信，写信的是一位学生，她在信中向这位作家求教：到底应该从她的小说里读出什么样的启示？奥康纳在回信中是这样建议的：“忘掉‘启示’，试着去享受阅读的乐趣吧。”＊本篇引文引自《好人难寻》，新星出版社二○一○年版。
雷蒙德·卡佛：刻小说的人
契诃夫在最近几年里，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光芒和恩惠。———雷蒙德·卡佛，一九八八一九八七年六月，《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篇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名叫《差事》。熟悉卡佛的读者发现，这篇小说与作者以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卡佛笔下的典型人物一直是那些中下层美国人，他们居住在无名的城镇，形象普通得不会吸引任何人注意。而《差事》则大不相同，写的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死。契诃夫是卡佛的偶像和写作上的导师。在这篇小说里，卡佛虚构了契诃夫从染上肺炎开始吐血一直到他在德国去世的过程，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契诃夫的妹妹去医院探望他时，在病房的桌子上看到了一件“让她惊恐的东西”，那是一张医生手绘的契诃夫肺部示意图，图中的肺用蓝色线条勾勒，但肺的上部涂满红颜色，她意识到，那部分代表患病的区域。《差事》发表的时候正是雷蒙德·卡佛写作生涯的鼎盛时期。这位出生于西北部贫穷锯木工家庭、年轻时为养家糊口奔波劳累、后来又因为酗酒险些丧命、打过各种杂工、曾在各地辗转流离、经历过两次破产和一次婚变的小说家兼诗人，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获得了文学界的承认和褒奖：“自海明威以来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家”、“美国的契诃夫”、“极简主义”（Minimalism）——这些荣誉和标签可谓来之不易。此时他已经出版了《请你安静些，好吗？》（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大教堂》（Cathedral）等短篇小说集和若干本诗集。此时他已戒酒多年，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是即将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女作家苔丝·加拉格尔。《差事》是卡佛的最后一篇小说。
一九八七年九月，也就是《差事》发表后的第四个月，卡佛像契诃夫一样开始吐血。十月初，卡佛被查出肺癌，他的左肺被切除了三分之二。第二年六月，卡佛的肺部再次发现癌细胞。当月，他和苔丝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一九八八年八月二日清晨，卡佛因肺癌死于家中。
在最后的日子里，卡佛一直在写未完成的诗集。有一天，这位作家对他的妻子说：“宝贝儿，我们已经被载入史册。”
临终前，卡佛每天静静地坐在家里的门廊上，望着院子里栽种的玫瑰花出神。去世前几个小时，卡佛告诉妻子，他是多么喜爱契诃夫的小说。
契诃夫去世时四十四岁。卡佛去世时五十岁。雕刻匠写短篇小说和写诗的相似程度绝对超过写短篇小说与写长篇小说的相似程度。———雷蒙德·卡佛我平日里是个害羞的人，可写起东西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的姓Carver，如果按字面翻译，就是“雕刻匠”的意思。和契诃夫一样，卡佛一生热衷于对短篇小说的雕刻（这位作家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他的刀法纯熟，到后来自成一派。直到今天我们读他的作品时，可能还会赞叹一声：“嗯，活儿确实不错！”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重读《我打电话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 一本英文版的卡佛小说自选集。每次合上这本书，我的视线都会再次和卡佛相遇。
那是印在封面上的一张卡佛的照片。在这张黑白照片中，卡佛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右手搭着椅背，左手放在桌上，他的眉头紧锁，眼睛死死地盯视着镜头，仿佛那里有一道复杂的数学题，急需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出答案。可以想象，画面外的摄影师希望这位作家摆出一副潇洒的姿势、提供一个深邃的眼神，然而，我们最终看到的却是一个表情有些紧张的中年男子，他的肢体僵硬，神经紧绷，眼神中隐隐流露出紧张、困惑和焦虑不安。
我走到电脑前，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卡佛的信息。在一个英文网站上，我找到了一段卡佛当年接受采访的录音。听这段录音让人感觉在听一个嫌疑犯接受警方的调查。卡佛的声音底气不足，吐字磕磕绊绊，句子断断续续，有时需要依靠短暂的停顿来思考究竟该使用哪个合适的字眼儿来继续眼下这个已经进行了一半的句子。在这段录音里，卡佛呼吸的声音清晰可闻，他的呼吸沉重，像一张砂纸在不断地打磨着麦克风，这些呼吸之间偶尔会插入一两次深深的吸气，让人怀疑屋子里的氧气是否已经被这个不善言辞的讲话者耗尽。无法言传你不是你笔下的人物，但你笔下的人物是你。———雷蒙德·卡佛
卡佛笔下的人物几乎没有能言善辩的。他们用最普通的思维方式思考，用最基本的日常语言交流。可是，在这些故事中，这些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往往被某一件异样的事情打乱，他们感觉到了这种异样，并且能隐隐预感到自己的生活可能因此变得不同。然而，由于他们不善言辞，也从未学会和自己的内心交流，于是，他们往往陷入一种“无法言传”的困境。“我对写短篇小说没有任何自己的理论。我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
小说《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写一个（大概刚刚离异的）中年男子在自家庭院前出售家里的全部家具。来了一对年轻情侣，对陈列在门口的大床和电视机很感兴趣。中年男人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讨价还价，还给他们喝酒，用旧唱机放音乐给他们听。他还提议：“为什么你们不跳个舞呢？”
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叙事的焦点有些出乎意料地转移到那对情侣中的女孩身上：几个星期后，她说：“那家伙是个中年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堆在家门口。不骗你。我们喝多了，还跳了舞，在他家门口的车道上。哦，老天。别笑。他给我们放那些唱片听。你看这个唱机，就是那个老家伙送给我们的，还有这些破唱片。你会对这些破玩意儿感兴趣吗？”她不停地说。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每一个人。这里面还有更多的东西，她想试着把它们说出来。过了一段时间，她放弃了这种努力。
像这个女孩一样，卡佛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感觉到了某件事后面“更多的东西”，但他们无法通过言语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而故事背后的作者拒绝提供任何解释。于是，读罢卡佛的一些小说，读者的感受可能会无异于故事中的人物：这篇小说确实让我感觉到了什么，可到底是什么呢？
另一篇小说《羽毛》写叙事者和他的妻子到另一对夫妇家里做客，他们在主人家中碰到一些奇怪甚至骇人的事情：这家人养了一只孔雀，身上有味道，不时发出怪叫，但主人竟然允许这只鸟走进房间里来散步；而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长得奇丑无比，样子吓人，对此他的父母仿佛视若无睹。在小说最后，叙事者看着客厅里那只怪鸟和主人的丑宝宝嬉戏玩耍，他忽然感觉这个夜晚“很不一般”，他甚至默默许了一个愿，希望“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夜晚”。的确，事后叙事者的生活因为这次经历发生了改变。但为什么一只怪鸟和一个丑婴儿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触动呢？这个问题叙事者似乎无力回答，作者似乎希望读者自己去找出答案。
小说《肥》的叙事者是一家餐厅的女服务员，某晚她接待了一个异常肥胖但特别客气的顾客。这个胖子食量惊人，更奇怪的是他讲话时用“我们”而不是“我”来指代自己。整篇小说写的就是叙事者向她的女友丽塔讲述这件事本身以及当晚下班后她与男友在家中谈论这个胖子的经过。《肥》是这样结尾的：这个故事挺有意思，丽塔说。但我可以看出她对这件事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感到情绪低落。但我不想对她说。我已经对她说得太多。她坐在那儿等着，她用纤细的手指抚弄自己的头发。她在等什么呢？我很想知道。这时是八月。我的生活即将改变。我能感觉到。
很多读者也许会和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篇小说。这个故事到底讲的是什么？叙事者为什么会感到情绪低落？为什么遇到一个奇怪的胖子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卡佛不会回答这些问题。而故事的主人公，她自己可能更说不清楚。蓝领悲剧采访者：为什么您选择写短篇，而不是长篇小说？卡佛：是因为生活所迫。当时我很年轻。我十八岁就结了婚，那时我妻子十七岁。她怀孕了，我身无分文，我得整天工作，养活两个孩子。我还需要到大学里学习写作。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写那种要花两三年才能完成的东西。所以我就决定写诗和短篇小说。这些东西可以一口气完成。
卡佛常说他有“两次生命”，分界点是一九七七年六月二日。
卡佛一九三八年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一个锯木工人家庭，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打工。他十九岁结婚，已经怀孕的妻子玛丽安·伯克·卡佛当时只有十六岁。这对年轻夫妇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因生活所迫不断搬家，居无定所。养家糊口的压力很大，卡佛和妻子靠一些零七八碎的工作挣钱。卡佛曾替药房送货、在加油站给人加油、在医院里打扫卫生、在公寓小区打杂、甚至替人摘过花。妻子玛丽安做过图书推销员、电话公司职员和餐馆侍者。卡佛喜爱文学，打工之余在大学里选修了一些写作课程，在这期间遇到了对他写作生涯有影响力的老师——作家约翰·加德纳。卡佛在繁重的生活压力下尝试写作，终于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找到了一些在学校里教写作课的工作，并于一九七六年出版了第一本有影响力的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
然而不幸的是，卡佛于六十年代末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随着他在写作方面向成功迈进，他的酗酒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最后整日与酒杯为伴，无法写作。家庭经济同时出现问题，卡佛本人的健康也受到威胁，曾因酒精中毒多次住院。卡佛和妻子玛丽安之间的感情日趋破裂，二人数次分居。卡佛的人生轨迹走到了最低点。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日，卡佛终于停止了酗酒，开始了被他称作“第二次生命”的生活。他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助，找到了更稳定的工作，他与玛丽安正式分手，开始了和女诗人苔丝·加拉格尔的共同生活。直到卡佛于一九八八年早逝，他的“第二次生命”应该说是安定而幸福的。
如果说卡佛的很多小说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么我们看到更多是卡佛对他的“第一次生命”的描绘。卡佛笔下的人物大部分是那些蓝领阶层的“穷白人”——推销员、侍者、理发师、清洁工等等。对于这些人物，卡佛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绘了他们的烦恼、痛苦和不幸。
小说《维他命》写了一对夫妇，丈夫在医院里做夜间的杂工，妻子靠上门推销维他命挣钱。维他命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夫妇两人的感情也出现危机。丈夫背着妻子与妻子的女同事约会，结果在一家酒吧里被一位黑人搞砸了气氛。和他约会的女孩决定到外地去找工作。丈夫一个人回到家，感觉生活越来越失去平衡。从这篇小说中读者可以读出蓝领阶层的绝望和空虚，这种感受和美国文学中经常表现的“美国梦”精神完全不同，它告诉我们：美丽的“美国梦”并不属于所有美国人。
小说《真跑了这么多英里吗？》写一对夫妇面临破产，律师建议他们立刻卖掉汽车，不然就会被判归债主，而这件事必须在当天完成，否则就来不及了。妻子以前做过推销员，于是丈夫让妻子出门去卖车，自己在家一边独饮一边等待。他从下午一直等到晚上，开始有些着急。妻子终于打来电话，说在和一个车商吃饭，不便细聊，随即撂了电话。妻子一夜未归，丈夫更加着急。天亮时妻子带着卖车拿到的支票回了家。不久，一个车商来到家门口，归还了他妻子落下的一个化妆盒。这篇小说用了大部分篇幅写丈夫在家里等待妻子的情形，卡佛使用精简的文字，通过白描式的语言及动作描写非常细腻地刻画了主人公当时那种焦虑、猜忌最后转化为愤怒的心情。
卡佛的小说中有一部分是描写家庭破裂的。《还有一件事》和《严肃的谈话》都属于这一类。这两篇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几乎是同一个人：酗酒、粗暴、举止有些疯狂。经过一场争吵甚至打闹，他们被愤怒的妻子赶出家门。但他们似乎无法搞清问题的根源和自己的处境。《严肃的谈话》中的男人只是预感到他和妻子“该严肃地谈一次话了”，《还有一件事》中的男人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家，他对等着他走出门去的妻子和女儿说“还有一件事要说”，但无论如何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想说什么。这两篇小说都非常短小，但场面和对话描写非常精彩，卡佛把一个可能很复杂的家庭悲剧浓缩到几页纸的长度，这让人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功力。
也许和作者本身的酗酒经历有关，卡佛的小说中经常出现酗酒的场面和酒鬼的形象。上文提到的四篇小说中都有对饮酒的描写。《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写两对夫妇在其中一家的厨房里谈论各自的感情经历，在整个聊天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杯不离手，谈话进行到最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喝醉了；小说《我打电话的地方》直接写到了戒酒中心，故事里出现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在接受戒酒治疗的酒鬼。幸好卡佛本人也最终接受了戒酒治疗，并依靠坚强的意志力摆脱了酒精的阴影，否则我们今天可能无缘读到这么多精彩的短篇小说。盘子显然，我酗酒的经历对于我写那些关于酗酒的小说起到了帮助。可是，我经历了那段日子，然后写出了那些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我不觉得酗酒这段经历有什么意义，它只造成了浪费，带来了痛苦。———雷蒙德·卡佛
玛丽安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餐馆里找了份侍者的工作。那天晚上下班回家，她看见丈夫雷一个人瘫坐在沙发里，手里攥着一只伏特加酒的瓶子，显然又喝醉了。
玛丽安对雷说她受够了。她让他滚出去。
雷说：“你今天真漂亮，宝贝儿。离孩子们回家还早，来，我们……”
玛丽安脱掉外套，说：“闭嘴，你这个酒鬼。”“我可是个作家。”雷说。“老天，”玛丽安尖笑了一声，“请问你上一次坐下来写小说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你现在是个职业酒鬼。”“你不懂的事儿就不要多管。”雷嘟囔了一句，然后举起酒瓶又喝了一口，像是在痛饮一瓶可口可乐。
玛丽安走进厨房。她看见灶台上扔着一包烟，台子边缘有一只白色的瓷盘子，里面堆了很多烟蒂。玛丽安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然后伸手去拿盘子旁边的火柴，她的手碰到盘子边缘，那只白色瓷盘滑落到地上，摔成很多碎片，四周撒满烟灰和烟蒂。
玛丽安站在厨房中央，一只手夹着那支没有点燃的烟。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呜咽。“出什么事了？”雷在客厅里问。玛丽安没有回答。“到底他妈的出了什么事？”雷开始吼叫。
玛丽安停止了哭泣。她扔掉手里的烟，踩着地上的碎屑，走到灶台边，从架子上抽出一把切菜用的刀。她手里举着那把刀踩过地上的瓷片和烟蒂，走到厨房门口，对着雷喊道：“我受够了。你给我滚出去！”
雷在沙发上直起身体，然后放下酒瓶，站了起来。他对玛丽安说：“把它放下。”
玛丽安看见雷朝这边走了过来。在他离自己还有几步远的时候，她扔掉了手里的刀。
雷用手抓住玛丽安的两肩，把她推到墙角。玛丽安闭着眼睛，感觉自己的头一次又一次地撞在墙上。
第二天，雷向玛丽安道歉，说他爱她，离不开她。
玛丽安说：“雷，我也爱你。”极简主义评论家讨论我作品的时候经常使用“极简主义”这个词。但这个标签让我感觉很不舒服。———雷蒙德·卡佛“极简主义”——这个卡佛本人并不喜欢的词——如果拿来形容卡佛的一些小说，尤其是那些早期的、收集在《请你安静些，好吗？》和《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两本集子里的小说，倒也不能说完全不恰当。对于这些小说，人们喜欢把它们和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相比：都是惜字如金，省略了很多东西。
卡佛的读者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里面的那个中年男人的婚姻背景和感情经历，也搞不清这个人把家当卖了以后要到哪里去。但是有一定生活经验的读者可以猜出：这是一个婚姻失败的人，他遭受了感情上的打击，他比较悲观，同时还残留着一点点浪漫的情绪。就像读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一样，这种需要读者自己去填补空白的阅读经验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如果拿海明威和卡佛来比较，海明威的短篇好像写得更为“浪漫”，他对笔下的人物似乎更加“仁慈”：即使写一个对生活绝望、身陷孤独的老人，他也会给他安排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让他喝上几杯；即使写一个即将被迫堕胎、充满失落感的年轻女子，他也会给她安排一个车站旁的小酒馆，让她可以坐在那里欣赏到远处“白象似的群山”。而卡佛对笔下的人物就显得“残酷”得多。卡佛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不敏感甚至感情迟钝，我们很少看到他们沉浸在带有任何“诗意”的气氛中。他们总是被各种困境、打击所包围，困惑、颓唐、不知所措甚至彻底消沉。浪漫情绪不属于这些人。
一九八三年，卡佛出版了小说集《大教堂》。评论家和读者发现，“极简”不再是这些小说的风格。这些小说里出现了更多的人物背景交代，更细腻的描写，篇幅也更长了。更有意思的是，在上一本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收录过的小说《洗澡》在这本书中被再次收录，但出现的却是另外一个版本，篇幅加长了几乎两倍，题目也被改为《好事一小件》。《大教堂》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读者和评论家似乎都没有因为卡佛放弃他“固有”的风格而感到失望，相反，他们投来赞许，报以掌声。《大教堂》显示的变化不仅仅停留在文字风格上。比起以前的小说，这些新作中减少了“冷酷”，增加了“温情”，读起来更加“光明”了。
标题小说《大教堂》被普遍认为是卡佛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小说的叙事者是一个给人感觉内心空虚、生活颓唐的男子。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他老婆以前的朋友，一位盲人。这个住在外地、刚刚丧偶的盲人一直和叙事者的老婆保持通信，谈论各自的生活。对于盲人的探访叙事者比较抵触，还夹杂着一些妒忌。小说通过这个男子的视角，很细致地描写了盲人的到来、聊天、吃饭等细节，读者可以感觉到他那种冷淡的态度和不情愿的情绪，场面一度有些尴尬。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看到叙事者的老婆先睡了，留下他和这位盲人坐在沙发上。叙事者依然很冷淡，自顾自地看着电视里的无聊节目，一边和盲人聊着一些不疼不痒的话，还怂恿客人抽了一支大麻。在接近小说结尾的时候，电视里开始播放一部关于建造大教堂的纪录片。盲人想知道大教堂到底是什么样子，于是叙事者开始用笨拙的语言向他描述。这种尝试失败以后，盲人建议叙事者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他建议叙事者在一张纸上用笔画下大教堂的样子，而他则把自己的手扣在叙事者的手上，跟随前者的动作感觉大教堂的样子，盲人还建议叙事者闭上眼睛，他照办了。结果，在这个描绘大教堂的过程中叙事者进入了一种近乎“忘我”的状态。在小说结尾处，盲人让他睁开眼睛看一看——但我仍然闭着眼睛。我想就这样再待一会儿。我觉得我应该这样。“怎么样？”他说，“你在看吗？”我的眼睛仍然闭着。我在自己家里，这我知道。可我感觉我不在任何地方。“真是了不起。”我说。《好事一小件》是另一篇人们喜欢谈论的小说。评论家尤其喜欢分析这篇小说，因为他是卡佛前期出版过的小说《洗澡》的“加长版”，把这两个版本放在一起对比，这难道不是研究卡佛从“极简主义”返璞归真的最好方法吗？《好事一小件》和《洗澡》的故事基本相同：一个母亲去面包房为即将过生日的儿子订了一个蛋糕。儿子在生日那天不幸遇上车祸，昏迷不醒，被送入医院。夫妇二人守在病床前，痛苦而且焦急。丈夫抽空回家去洗澡，碰巧有人打来电话，提醒他蛋糕还没有拿。丈夫不知道妻子订生日蛋糕的事，把对方的来电当成了骚扰电话。夫妇两人在医院又守护了几天，儿子依然昏迷不醒，妻子回家洗澡、喂狗，这时电话铃又响了，对方说是关于他儿子的事。
小说《洗澡》在此处戛然而止。我们不知道医院里的儿子最后是否得救，甚至不知道结尾处的那个电话是谁打来的——虽然很有可能是面包师再次打来的，但也很可能是医院打来电话通知紧急情况。和其他卡佛的“极简”小说一样，《洗澡》没有交代人物背景，语言简洁，叙事不带感情色彩，这使得这篇关于生死和家庭不幸的小说读后给人一种近乎冷酷的感觉。
而《好事一小件》则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这篇小说里增加了人物背景交代和更多的心理描写，故事也没有停留在《洗澡》结尾的地方。读者可以肯定，妻子收到的电话是面包师打来的，但妻子也忘了订蛋糕的事，同样把来电当成了骚扰电话。妻子回到医院，儿子最终医治无效，死去了。悲痛的夫妇回到家里，同样的电话却再次打来，夫妇二人最终搞清电话来自面包房，一直被压抑的悲痛此刻转化成对面包师的愤怒。二人在午夜开车去找来电者算账。在面包房里，他们遇到了那个孤独的老面包师。知情后的面包师对夫妇二人诚恳地道歉，让他们落座，还拿出刚烤好的热面包给他们吃。他说，你们得吃点儿东西才能挺住。在这种情况下，吃，是一件微不足道但会很有帮助的事情。于是夫妇二人吃了很多面包，还听面包师讲了自己的经历。他们聊了一个晚上，天亮了，他们还没打算离去。
不难看出，《好事一小件》从家庭悲剧开始，以陌生人之间的相互温暖告终，和《洗澡》所传达的感受完全不同。文学编辑约翰·加德纳说，如果你能用十五个字写出来，就不要用二十五个字。戈登·利什则相信，如果五个字够用，那就别用十五个字。———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于一九八八年去世，但在他死后的二十年中人们不时能听到关于这位作家的猜测和传闻，有人甚至怀疑卡佛的很多小说是由别人代写的。如今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已经被基本搞清。要谈这件事，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名叫戈登·利什的文学编辑。
一九六七年，卡佛在加州做课本编辑时结识了与办公室仅隔一条马路的另一位编辑戈登·利什，二人常在一起喝酒、聊文学，不久成为好友。几年后利什去纽约做了《绅士》杂志的小说编辑，负责寻找文学新人。此时卡佛仍然名不见经传，发表过的小说局限于一些发行量很小的文学刊物。利什劝卡佛给《绅士》投稿，于是卡佛交给利什几个自己的短篇，均在七十年代初得以发表。
卡佛发现利什对自己的小说干了两件事：一，让它们有了更广泛的读者，得到了评论界的重视；二，对它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文字删改。
利什本人也写小说、喜爱文学，面对卡佛的小说，他似乎难以克制自己的创作欲望。卡佛的第一任妻子在回忆录中写道：“戈登改动了雷的一些小说，很多改动我都不同意。但我意识到他是如此喜爱雷的作品——他希望那些小说是他自己写的。……总的来说，雷非常感激戈登作为编辑的出色工作，他经常认同戈登的编辑，他不喜欢的改动将来可以再改回来，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的作品发表。”
利什帮助卡佛出版了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并得到好评，于是二人开始准备下一本小说集。这一次，利什对卡佛手稿的改动就更加大胆了。利什着迷于极端简练的文字风格，他不喜欢卡佛小说中过多的感情流露和过于繁琐的描写，于是他删除了卡佛原稿中的很多段落，还对部分文字做了改动。书稿中的《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被砍掉百分之七十，《好事一小件》被删掉三分之二，更名为《洗澡》，小说《新手》经修改后被改名为《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卡佛对利什变本加厉的删改感到不安甚至愤怒。他写信恳求利什不要出版这些经过改动的文稿，但利什还是按原计划出版了经他修改后的版本。这本小说集定名为《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后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好评。此后，当评论家谈论雷蒙德·卡佛的时候，他们开始谈论“极简主义”这个词。
一九八二年，卡佛和利什开始筹划下一本小说集《大教堂》。卡佛再次写信给利什，希望他不要再越俎代庖，信中说：“我再也无法忍受截肢和移植手术了。”这封信奏效了。这次利什对卡佛的手稿几乎没做什么大的改动。于是，读者看到了一本卡佛“转型”后的小说集。这些事实上更加“原汁原味”的作品受到的好评超过了前两本经利什大规模删改过的小说集。小说《好事一小件》也收集在这本集子当中。当评论家们饶有兴趣地研究卡佛是如何把“极简”版的《洗澡》“扩写”成更加丰满的《好事一小件》的时候，他们也许不曾想到，《好事一小件》才是卡佛最初的版本。
此后卡佛终于停止了与利什的合作。临终前卡佛出版了自选集《我打电话的地方》，其中包括七篇新作和三十篇以前发表过的小说。此书收录的作品被认为是卡佛自己最满意的小说的最满意的版本。该书收录了《好事一小件》，而不是《洗澡》。然而，书中有一些小说，比如《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还是保留了读者已经非常熟悉的“利什版”。
据说卡佛的遗孀正在试图出版更多卡佛作品的“未经删改版”，对此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我想还有更多的人，他们并不关心作家背后的纷纷扰扰，他们只关心小说，关心那些真正好看的小说。玻璃天空我对写短篇小说没有任何自己的理论。我只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我不喜欢写作中的不诚实，我不喜欢玩花招儿。我喜欢那些讲得很好、很诚实的故事。———雷蒙德·卡佛
一九八五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他的妻子去拜访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卡佛的别墅位于华盛顿州和加拿大交界处的胡安·德·富卡海峡。下车后，村上听到一阵阵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他不自觉地深吸了一口气。
在客厅里，村上看见卡佛是一个身体魁梧的男人，他向村上微笑，但他不笑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皱着眉头。村上感觉到，这个美国人和自己一样腼腆。
幸好有卡佛的女友苔丝在场。村上早就知道，苔丝是一位女诗人，是卡佛和前妻离婚后的生活伴侣。苔丝开朗、健谈，她带着两位日本客人参观别墅的各个房间。大块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地板上。
中午，他们围坐在靠近落地窗的餐桌旁进餐。主菜是熏三文鱼。卡佛说，这条鱼是他和苔丝一起在海边抓到的。
席间讲话最多的依然是苔丝，她故意放慢了语速，好让两位客人听懂她的每一句英语。卡佛仍然话不多。村上再次庆幸苔丝的在场。
村上是卡佛小说日文版的译者。他说卡佛的小说在日本很受欢迎，他本人也极其喜爱。卡佛微笑的时候眉头不再皱着。
下午，他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卡佛和村上都已经放松了很多。透过玻璃窗，村上看见海峡中大片的海水在阳光下闪烁。天空碧蓝，几乎没有云彩，两艘油轮缓缓地在海面上移动。潮水慢慢从远处涌来，拍打着房子脚下不远处的礁石，声音低沉而有节奏，其中夹杂着几声海鸥的鸣叫。
苔丝建议大家到房间外面的露台上坐坐。卡佛推开客厅和露台之间的玻璃门，一阵带着咸味儿的海风涌入屋中。
在露台上，卡佛和村上各自点燃了一支香烟。海风很强，但阳光非常暖和。村上的视线偶尔和卡佛相遇，卡佛对村上微笑，眼睛里反射出海水的光芒。
这时，村上看见露台一侧的木板地上躺着几只海鸟。他走过去，发现那是几只海鸟的尸体，它们翅膀上纤细的羽毛随着海风抖动，像斜插在地面上被人遗弃的旗帜。
卡佛发现客人在观察那几只海鸟。他说，经常有海鸟死在他家的露台上，这些可怜的鸟儿很不幸。
他说，这些海鸟，它们看见玻璃窗上反射出天空的影子，就以为那是真的蓝天，它们想往天上飞，结果就撞到玻璃上，被撞死了。
大家陷入片刻的沉默。
村上吸了一口烟，他回过头看了看那面巨大的落地玻璃窗，玻璃里反射出蓝天的影像。
虚假的天空，村上用带着日本口音的英语喃喃说道。
我憎恨虚假的天空，卡佛说。
患者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伍尔夫、海明威和他们的精神疾病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他最著名的肖像是那幅瓦西里·格里哥利耶维奇·别罗夫于一八七二年绘制的油画。在那张黑色背景的肖像画中，我们看到一个五十岁的俄国人，他的头发和胡须像荒草般稀疏，身上披着一件过于宽大、似乎多年不曾洗烫的皱皱巴巴的旧大衣，独自坐在那里出神。这是一位老农正坐在某个火车站的长椅上等候一列火车将他载往他乡去继续饱受磨难的生活？还是一个罪犯坐在一间阴暗的审讯室里等待接受对他所犯罪行的无情审判？抑或一个已经倾家荡产的赌徒正沉浸于绝望之后对那些疯狂瞬间的失神回忆之中？“以往每次我经历这种神经紊乱时，都会把它用在写作上；在那种状态下我会比往常写得更多，也会写得更好。”
面对这幅油画你会最终将视线定格于画中人的眼睛。那双眼睛正在回避着你的视线，仿佛怕被你的注视烫伤；他在盯视着什么，但他的眼神是发散的。你似乎可以感觉到他的左眼皮正在紧张而神经质地颤抖。如果你长时间地注视那只左眼，也许你会感觉到画中人的整个半边脸都在颤抖，于是你的心也会随之紧张地颤抖起来。二
一八六三年的一个夜晚，俄国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的家中有客登门。来访者是他的好友、写过《白夜》（《Бeлыe нoчи》）、《被侮辱与被损害的》（《Унижeнныe и ocкopблённыe》）等长篇小说、早在十八年前就被别林斯基称为“俄罗斯文学天才”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op Mихaйлoвич Дocтoeвcкий）。此时这位作家已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正在彼得堡与哥哥合办《时报》杂志，他喜欢晚上散步时拐进常给杂志写稿的斯特拉霍夫家里坐上一会儿，随便聊聊。
那天晚上他们谈得很开心。话题可能是文学，也可能是政治或哲学。斯特拉霍夫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显得非常兴奋，他一边慷慨陈词一边迈着大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谈话当中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表达了赞许，这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激动。他在屋子中央停步站定，脸上显露出一种极端亢奋的表情，情绪似乎抵达了高潮。斯特拉霍夫等待他的作家朋友说些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张开嘴巴，却欲言又止，似乎正在头脑中寻找恰当的词句。这种沉默持续了一会儿，忽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喉咙里发出了一种十分怪异的、持续不断的、绝非人语的声音。然后，他晕倒在地，身体不停地抽搐，嘴角流淌出白沫。三
在弗洛伊德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丰富的人格中有四个突出的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神经症患者、道德家和罪人”。在毛姆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负、多疑、急躁、自私、轻率、过分谦卑、不可信赖、心胸狭窄、爱吹牛又不宽宏大量”，但他同时又“具有勇气、大度和慈爱的品质”。在读者的心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写出过《罪与罚》（《Пpecтyплeниe и нaкaзaниe》）、《卡拉马佐夫兄弟》（《Бpaтья Кapaмaзoвы》）等不朽名著的伟大作家。
当代医学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严重的癫痫病患者。
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出现癫痫症状。从三十九岁开始，他把自己的每次发病都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直至这位作家于五十九岁去世为止，那个笔记本上一共记录了一百○二次癫痫发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坎坷跌宕的经历和他复杂多面的人格吸引着人们去对他进行剖析和解读。一九二八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一篇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的论文，评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并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这位作家癫痫症的起因提出了假说。弗洛伊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并非生理因素造成，而是源于他心中隐藏的对父亲之死的负罪感——也就是说，是心理原因造成的。弗洛伊德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存在着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他十八岁时，父亲突然去世，于是内心深处短暂的狂喜和随之而来的强烈负罪感引发了他的第一次癫痫发作，而“弑父”和“罪恶感”正是贯穿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两个重要主题。
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在最近几十年已经被基本否定。当今的学者和医学专家们普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并非纯心理症状，而是由生理原因引起的——脑部受损或者家庭遗传。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是被手下的农奴杀死的，但有证据显示他也有可能死于癫痫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子不但同样患有癫痫症，而且死于癫痫发作。
假如你是一位脑科医学专家，当你浏览了一幅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之后，可能有一件事逃不过你的眼睛：你会发现这位作家脸部明显呈不对称状。脸部不对称正是脑部畸形的一种生理表现。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不乏癫痫病患者。《白痴》（《Идиoт》）里的梅什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都患有癫痫病。《白痴》中有一个段落描写了主人公梅什金癫痫发作前短暂的狂喜状态：他顺便想到，他在发癫痫病的时候，几乎就在发作之前，还有一个预备阶段（不过，倘若在他醒着的时候发作的话），就在他心中感到忧郁、沉闷、压抑的时候，他的脑子会霎时间豁然开朗，洞若观火，他的全部生命力会一下子调动起来，化成一股非凡的冲动。在闪电般连连闪烁的那些瞬间，他的生命感和自我意识感会增加几乎十倍，他的智慧和心灵会倏忽间被一种非凡的光照亮；一切激动、一切疑虑和一切不安，仿佛会霎时间归于太和，化成一种高度的宁静，充满明朗而又谐和的欢欣与希望，充满理性与太极之光。但是，这些瞬间，这些闪光，不过是对于那最后一秒钟（从来没有超过一秒钟）的预感，从这一秒钟起，这病就发作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以往每次我经历这种神经紊乱时，都会把它用在写作上；在那种状态下我会比往常写得更多，也会写得更好。”
神经病学专家爱丽丝·弗莱厄蒂在《午夜的疾病：写作驱动力、作者心理阻滞及大脑的创造性》一书中提到一种叫做“多写症”（Hypergraphia）的心理问题，它是癫痫病的一种并发症（也就是说患有癫痫病的人往往也会染上此症）。这种“病”的患者会感觉到一种持续而旺盛的、难以控制的书写冲动，他们总是写个不停，好像着了魔。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高产作家，他一生写了十九部长篇和中篇小说，并留下了大量的笔记、日记和书信文字。他的笔记本中经常写得密密麻麻，夹杂着图画，让人感觉作者似乎想把纸上的每一处空白都全部填满——这正是“多写症”的特征之一。五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著名作家中唯一一位癫痫患者。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因写《爱丽丝梦游仙境》出名，他也是一位癫痫病人（同时有可能患有“多写症”）。《爱丽丝梦游仙境》中描绘了很多奇妙场面：爱丽丝坠入深深的兔子洞，她的身体可以忽然变小，也可以忽然变大。有一种说法：这些童话场面来源于卡罗尔癫痫病发作时的幻觉。这种说法虽然未被证实，但医学界确实曾把一种神经性疾病用这个童话来命名——这种病的患者在视觉、听觉和对自身的感觉方面出现偏差，眼中看到的物体往往比实际大得多或小得多，这种病有一个别名，叫做“爱丽丝梦游仙境综合征”。
法国作家福楼拜和莫泊桑也都患有癫痫。福楼拜在书信中描述过自己发病时的感觉：“开始时你的头脑中感觉到它的来临，于是你觉得自己将要发疯。接着你就疯了，对此你心知肚明。你感觉你的灵魂正离你而去，于是你竭尽全力地想要留住它。死亡一定就是这个样子，当它来临时我们十分清楚。”伍尔夫一
她流传最广的肖像大概是那张摄于一九○二年的黑白照片，那张照片具有一种铅笔素描画的质感和古典韵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女人的侧面像，这个女人的目光微微下垂，神情略显忧郁，像在沉思冥想，又好像沉浸在一个白日梦之中。照片中她的脸部线条柔和、轮廓分明，最显眼的是那只高耸而笔直的鼻子，仿佛来自于一尊古罗马大理石雕像。很多年后，在好莱坞电影《时时刻刻》中，女演员妮可·基德曼为了饰演她特意装了一只假鼻子，并在化妆师的帮助下制造出一种永远显得迷离、忧郁和哀伤的眼神。可以猜想，造型师在设计人物形象时正是参照了这张照片。而这张照片中的她看起来的确很像一部电影的女主角或者一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她的形象如此美丽，同时又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这部电影或小说显然应该是一出悲剧。
可是如果你看过她的另外一些照片，你会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永远是这种神情。在一些照片中，她的目光几乎直视镜头，这时她的面部最突出的不再是高耸的鼻子，而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神明亮、深邃，流露出自信、睿智、热忱，甚至一点点的顽皮。这时的她更像是一个能够制造出优美文字的小说作者、一位博览群书、才华横溢的文学评论家。二
一九三四年，路易·埃弗雷特，一位淳朴的英国村妇，找到了一份做女佣的差事，那家的主人是一对作家夫妇——丈夫伦纳德·伍尔夫和妻子弗吉尼亚·伍尔夫，两人都已年过五十。上工的第一天，路易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当时她正在厨房里工作，房顶上面是浴室，因为楼板很薄，她可以听到头顶上方传来的声音。她听见伍尔夫夫人正在浴室里讲话，她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还夹杂着很多自问自答，以至于路易开始怀疑浴室里不止一个人，而是正有好几个人在那里交谈。
随着时间的推移，路易开始对伍尔夫夫人的自言自语习以为常。她也开始熟悉这位女士的生活习惯和情绪变化。她发现，伍尔夫夫人在情绪低落时会显得有些怪异，她会走进厨房，坐下来，却记不起自己要说些什么；她会在花园里散步，脚步极其缓慢，仿佛陷入沉思而不能自拔，她如此沉浸其中以至于经常走着走着就撞到了树上。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午，路易看见伍尔夫夫人拿起手杖出了门。到了吃午饭时仍不见她的身影。她的丈夫走进她的房间，发现那里有两封遗书。“在疯癫的熔岩中，我仍能找到许多可供我写作的东西。那时所有一切都以它们的最终形式喷薄而出，不像神志正常时那样，只是滴滴细流。”
几周后，这位女作家的尸体被河边玩耍的儿童发现，她的衣服口袋中塞着沉重的石块，可以推测，她是自己走入河水之中自杀身亡的。三
在电影《时时刻刻》中，观众看到的是一位身陷抑郁的包围（而且行为有些怪异）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可以肯定，此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患有精神病。可是，一个整日抑郁、精神疲惫不堪的人如何能够写出像《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海浪》（The Waves）这样的经典意识流小说，并留下大量的随笔、文学评论，以至于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呢？
伍尔夫患有“躁狂抑郁症”。抑郁只是多种症状之一。
躁狂抑郁症又被称为躁郁症、双极症，是一种躁狂状态和抑郁状态交替循环出现的精神病。也就是说，患者的症状不仅仅是抑郁，还有躁狂。病人在躁狂阶段会表现得亢奋、自信、欣快，而在抑郁阶段则会消沉、绝望，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
伦纳德·伍尔夫在自传中回忆了妻子发病时的情形：“在躁狂阶段她会极其兴奋；她思如泉涌，口若悬河，在最严重时会语无伦次，她会幻视幻听，比如，她曾经告诉我在她第二次发病时听到过窗外花园里的小鸟用希腊语唱歌，在躁狂阶段她也会粗暴地对待护士。……在抑郁阶段，她的想法和情绪则与躁狂阶段完全相反。她深陷在忧郁和绝望之中，她少言寡语、拒绝进食、拒绝相信她自己有病，坚持认为她当前的状态完全是咎由自取，最严重时，她会试图自杀。”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生中经历了四次精神崩溃：一八九五年，伍尔夫十三岁的那年，母亲的病故引发了她的第一次疾病发作，那一次她花了六个月时间才最终恢复。一九○四那年，父亲去世了，整个夏天伍尔夫都处于疯狂状态，有一天她从窗口跳了下去，摔成重伤。在一九一三年的那次发作中她又试图自杀，那一次她一口气吞掉了一百粒巴比妥。而一九四一年的最后一次精神崩溃夺走了这位女作家的生命。四
假如有机会的话，弗洛伊德可能会非常乐于为弗吉尼亚·伍尔夫提供精神分析。这位女作家在童年时期的丧母和丧父经历、小时候受到的来自于同母异父的哥哥的性骚扰，成年后流露出的同性恋倾向——这些显然都值得进行深度分析。
事实上，弗洛伊德和伍尔夫甚至有过一面之缘。最早将弗洛伊德的著作译介给英文读者的正是伍尔夫夫妇当年合办的出版社。虽然如此，弗吉尼亚·伍尔夫却对弗洛伊德的观点一直持排斥态度，直至去世前才有所改变。一九三九年，伍尔夫夫妇在弗洛伊德位于伦敦的寓所与这位因逃避纳粹迫害而客居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见了面。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事后的回忆中，弗洛伊德是一个“干瘪的糟老头儿，有一双像猴子一样发亮的眼睛，走路颤颤巍巍，说话口齿不清，但人很机敏”。那次会面中他们的话题主要是战争，弗洛伊德献给了伍尔夫一支水仙花——此举不知是否暗藏深意，因为水仙花（narcissus）正是自恋（narcissism）的象征。
弗洛伊德早于伍尔夫两年去世，他并没有来得及为这位女作家做精神分析。当代医学专家更倾向于认为伍尔夫的躁郁症是由家庭遗传引起。纵观伍尔夫的家族史，她的祖父、母亲、姐姐、哥哥和外甥女都是复发性抑郁症的患者，他的父亲和弟弟均患有循环性精神病，而她的堂弟则死于急性躁狂症。五
伍尔夫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中曾经描述过她对疯癫的感受：“……接着我的脑子里烟花绽放。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疯癫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不应对它嗤之以鼻；在疯癫的熔岩中，我仍能找到许多可供我写作的东西。那时所有一切都以它们的最终形式喷薄而出，不像神志正常时那样，只是滴滴细流。”《达洛卫夫人》是伍尔夫最著名的小说之一。这部小说的男主角赛普蒂默斯是一个患有疯癫的退伍军人。小说中有大量关于这个人物的心理描写，文字诡异绚丽，不曾有过亲身体验的人大概难以写出这样的句子：他期待着。他倾听着。一只雀儿栖息在他对面的栏杆上，叫着赛普蒂默斯，赛普蒂默斯，连续叫了四五遍，尔后又拉长音符，用希腊语尖声高唱：没有什么罪行。过了一会，又有一只雀子跟它一起，拖长嗓子，用希腊语尖声唱起：没有什么死亡。两只鸟就在河对岸生命之乐园里，在树上啁鸣，那里死者在徘徊呢。……看吧，一个声音对他说，却杳无人影。他，赛普蒂默斯，乃是人类最伟大的一员，刚经历了由生到死的考验，他是降临人间重建社会的上帝。他躺着，活像一床铺着的床单、白雪堆成的毯子，永远不会损坏，惟有太阳才能毁掉它。他永远受苦受难，他是替罪羊，永恒的受难者，但是他不要扮演这角色；他呻吟着，挥手把那永久的受难、永久的孤独推开了。`
然而躁狂症带给伍尔夫的不总是五彩的焰火，它还不断地把她带入了情绪的低谷。在最终步入河水、结束生命之前，她给丈夫留下了这样一封遗书：我肯定自己又要发疯了。我觉得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历那种可怕的时刻，这次我也不会康复。我开始出现幻听，心神不能集中。所以我要做看来最合适不过的事了。你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幸福，任何人在每一方面所能做到的你都做到了。在这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比我们更幸福。我再也无力和它战斗了……海明威一
有一张他幼年时的照片可能很少有人见过。初次看到那张照片的人大概不会相信照片上的那个孩子是他——一位在小说里塑造过无数硬汉形象、本人经历过战争、迷恋打猎和斗牛、喜欢以一副铁汉形象示人的充满阳刚之气的作家。在那张照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两岁的小女孩，她长相可爱，留着长头发，穿着小裙子，面对镜头，天真地笑着。但是不容否认，照片里的那个孩子正是他本人。她的母亲喜欢女孩，他出生以后母亲一直把他打扮成女孩的模样，直到三岁为止。在那段时间，每当他和姐姐走在一起，人们总会误以为这是一对双胞胎小姐妹。
你可能见过一幅他十八岁时的军装照。那张照片摄于一九一八年的米兰，当时他作为一名志愿者赴欧洲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红十字会驾驶救护车。在那张照片中他是一个十足的英俊小生。他负了伤，在米兰的医院里住了六个月，其间和一位护士坠入爱河。那段恋情虽然最终以悲剧告终，但十年后他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一部名叫《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的小说。“你越写，越懂得写作。这是学写作的唯一方法。”
翻开他的回忆录《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你会看到他在巴黎时的一些照片。那是在二十年代，他已和第一任妻子结婚，两个人一起住在巴黎。他写作、结交文化名流，生活清贫却十分充实。这时的他已经稍微有些发胖，唇上蓄起了胡子，人显得稳重、成熟、斯文、风度优雅。在照片中他的眼睛经常眯起来，仿佛巴黎街头的阳光过于强烈。
人们最熟悉的大概是他中年以后的形象。这时的他已是一位声名远扬的明星作家。在照片中他是一位身材粗壮结实的老者，脸上布满线条分明的皱纹和花白的络腮胡子，他不再西装革履，而是喜欢休闲打扮，在一些照片中他甚至赤裸着上身，显露出被阳光晒得通红的臂膀和浓密的胸毛。知识分子气质似乎已经从他身上消失，此时的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上了年纪的猎手、一位傲视天下的智者、一个个人魅力十足的政治领袖。二《流动的盛宴》是一本海明威生前并没有写完的书。他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断断续续地写这部回忆录，一直写到他于一九六一年离开人世。这段时间可能是这位作家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
一九五三年海明威经历了两次飞机失事，其中第二次最为严重，造成他浑身上下多处严重受伤。此后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血压经常升到很危险的高度，精神状态也逐渐恶化。这位已经声名显赫的作家如今经常表现得自负、好斗、行为乖张。他经常粗暴地对待妻子，时常出口不逊。此外，毫无节制的饮酒又引发了更多的疾病。
一九六○年的秋天，海明威的精神状况更加恶化。他不断受到噩梦和失眠的折磨，他曾不止一次地当众摆弄步枪，半开玩笑似的表演自杀的场面。而这位以塑造硬汉著称的作家此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妄想症的症状：他不停地担心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捉拿他，他相信自己家里的电话已经被监听，信件被人拆看过，周围随时都有特工监视他的行动；他担心国税局也正在对他进行调查，逼迫他缴纳无力偿还的巨额收入税；他还担心卡斯特罗政府会没收他在古巴的财产；有一次他在停车场不小心刮蹭了另外一辆汽车，尽管车主已表示无关紧要，他却一直担心当地警察会将他逮捕入狱；他甚至臆想他的朋友比尔·戴维斯试图制造车祸谋杀他。
面对这种情况，海明威的妻子和医生不得不把他送往明尼苏达州的一座著名的精神病诊所秘密地接受心理治疗。医生认为，海明威患有与伍尔夫同样的精神疾病——躁狂抑郁症。
海明威在这家诊所静养了将近八周，在此期间他接受了专门用于精神病患者的电击疗法。
电击疗法的副作用之一就是部分患者会丧失一部分记忆。当海明威出院以后试图继续撰写那本关于巴黎生活的回忆录时，他发现自己已无法回忆起一些记忆中原有的往事。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海明威写道：“这些做电疗的医师不了解作家……他们毁了我的脑子，抹去了我作为一生资产的记忆，因此毁了我的事业，这样做到底意义何在？”
海明威再次表现出自杀的企图。一九六一年四月，他第二次被送入精神病诊所，接受了更多的电击治疗。根据当时曾去探望他的友人的回忆，海明威被安置在一间房门上锁、窗户上钉着铁栅栏、专门为有自杀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准备的病房里，虽然刚过六十岁，但那时的海明威看上去却像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三
躁狂抑郁症似乎并没有给海明威的写作和生活带来任何益处，它只是让这位作家逐渐丧失了写作能力，并把他带入痛苦的深渊。
躁郁症已被证明是一种遗传疾病。这一事实在海明威的家族史中也非常明显。不但海明威的父辈和后代中多躁郁症患者，而且这个家族中自杀的人数也高得惊人：他的父亲在海明威二十八岁时自杀身亡；在海明威这一代，他的弟弟莱斯特和妹妹厄休拉也相继自杀；在他的后代当中，海明威的一个孙女也选择了自杀。海明威的两个儿子格雷戈里和帕特里克、以及格雷戈里的女儿也都因精神崩溃接受过电击治疗。四
统计显示：作家患躁郁症的概率比普通人高出十至二十倍，患抑郁症的概率比普通人高出八至十倍，而自杀的概率更比普通人高出十八倍。
美国精神病学专家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在《天才向左，疯子向右：躁郁症与伟大的艺术巨匠》一书中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题为“可能患有循环性精神病、重度抑郁或躁狂抑郁症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这个名单中人数最多的是诗人（这一点丝毫不让人感觉奇怪），共八十三位。在作家（四十一位）当中，除了伍尔夫和海明威，这个名单上还有：
巴尔扎克、查尔斯·狄更斯、威廉·福克纳、果戈理、高尔基、菲茨杰拉德、格雷厄姆·格林、赫尔曼·黑塞、亨利·詹姆斯、赫尔曼·麦尔维尔、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左拉，等等。
很久以来就有“天才都是疯子”的说法。拜伦说：“我们艺术家全都疯癫，有些人迷醉于狂欢，有些人则受制于忧怨，但都有点精神错乱。”至今为止医学研究并没有完全证实精神疾病和创造力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可以想象，敏感、脆弱、异样、病态的神经也许让这些作家们体验了常人不曾体会的感受，甚至进入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奇幻的精神世界，这些经验可能激发了他们的写作灵感。可是，疾病带来的总归是更多的痛苦，当一个人身心俱疲、甚至身陷病榻时，他是很难写出好的作品来的，而当疾病夺走了一个作家的生命，他的创作生涯也就从此终结。五
一九六○年九月五日的《生活》杂志刊出了海明威写的一篇名叫《危险的夏天》的长文，并把他的头像放在了封面上。在那张照片中他是一个气色非常好、笑得很开心的老人。时隔不到一年，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的《生活》杂志又以海明威的肖像作为封面。翻开这期杂志，读者看到的已经是追忆这位作家生平的文章以及在他的葬礼上拍摄的照片。在那张封面照中，海明威的脸上不再有人们所熟悉的微笑，他的眉头微蹙，嘴角倾斜，皮肤像经过多年阳光暴晒和雨水冲刷的遍布裂缝的岩石，他的头向斜上方微倾，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十分罕见的哀伤。
也许这张照片更好地捕捉了海明威临终前的心态。这位身心饱受折磨、创造力逐渐枯竭、但仍然不肯服输的作家，他的哀伤也许更多来自于对往昔的回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断断续续地书写《流动的盛宴》给海明威带来了一些安慰，他一定希望重返书中描绘的那些美好的写作时光：这是家令人惬意的咖啡馆，温暖、洁净而且友好……侍者端来了咖啡，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便开始写作。……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在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坐下。她非常俊俏……我但愿能把她写进那个短篇里去，或者别的什么作品中……我继续写作。这短篇在自动发展，要赶上它的步伐，有一段时间我写得很艰苦。……每当我抬头观看，或者用卷笔刀削铅笔……我总要注意看那位姑娘。……我见到了你，美人儿……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笔记簿和这支铅笔。……接着我又写起来，我深深地进入了这个短篇，迷失在其中了。现在是我在写而不是它在自动发展了……这短篇完成了……抬起头来看那姑娘，可她已经走了。我希望她是跟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我这样想。`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在他第二次从精神病诊所出院一个月之后，海明威在家中用一把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作家反目：从打笔仗到掴耳光
一九七六年二月的一天，在墨西哥城的一家电影院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群前来参加研讨会的文化名流中发现了多年未曾见面的好友、同属“拉美文学爆炸”领军人物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马尔克斯高兴地叫了声“马里奥！”，伸出双臂向老友奔去。面对迎面而来的马尔克斯，略萨矫健地抡起胳膊，让一记重拳正中对方的面门，马尔克斯应声倒地，鲜血从鼻孔中奔涌而出。
略萨的这一拳结束了两位著名作家间的友谊，从此两人反目，三十多年形同陌路。据说，两人翻脸与女人有关：当年略萨和老婆闹离婚（后来二人重归于好），他老婆曾向马尔克斯寻求安慰，而马尔克斯给她带来的安慰据说超出了略萨可以接受的范围。
文坛是非多——这或许是很多人对这个圈子的共识。当两位作家结了梁子，其表达方式可能是口诛笔伐，也可能是直接动用武力。美国学者安东尼·亚瑟就写了这么一本书，专门论述欧美作家之间的是非，书名叫《反目：百年著名文学论战，从马克·吐温到沃尔夫》。该书共八章，分别讲述了八段著名的文坛恩怨，当事人有海明威、纳博科夫、卡波特、厄普代克这样的文学大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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