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隶(秦汉隶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任平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说隶(秦汉隶书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试读：

任平

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89—1992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承姜亮夫教授．获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1998年被评为教授，后任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导、书法研究室主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导。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会员、中国文字学会会员、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曾任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巴黎第八大学客座教授、台湾艺术大学客座教授；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评审专家、中国出国留学基金评审专家、浙江省文化厅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审委员。

在秦汉隶书研究、书法文献学、艺术文献学、书法史论、书法教学方面成果显著。有著作8种，包括《中国书法》、《说隶》、《笔歌墨舞》、《中国书法全集》（第40卷）、《共和国书法大系》（总主编之一及书学卷主编）等。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字帖30多种。

曾获全国书法比赛特等奖、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奖“兰亭奖”。在国内及法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韩国、西班牙举办过个人展览并讲授中国书画。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总　序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诠”、“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与学术研究并行，三者在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4年8月26日初版序言

汉字形体构造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其中反映的不仅仅是这种符号本身的演进，而且反映了中国人文字书写方式的变化，语言和文化发展的历史。

汉字史的研究，是我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乾嘉以来，朴学大兴，文字形体研究结合音韵学、训诂学，有了长足进展，尤以20世纪初甲骨之学兴起，简牍文书大量发现，这方面的成绩更是硕然。

隶书是从古文字变为今文字的过渡时期的产物，就中国文字史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向来很少有人注意，系统的研究当然更未有所见。我的学生任平，秉承家学，一直以来对文字学颇有专研，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在他表示要对隶书研究下一番功夫时，我非常赞同，觉得这是一个好课题。任平现在写成了《说隶》这部书，对隶书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论证，我认为是很值得称许的。

作者论述了隶书的形成与流变，分析了隶书的形体和构造，对前人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作了评析，对研究隶书的作用亦有充分的说明，比较充实地填补了隶书研究的空白。全书资料翔实，纲领条理分明，其中不乏精彩的论述。如云：“在现代字典中，有不少‘部首’不等于字的偏旁，而只是这样的一种部件”，“这些部件没有独立的音义，但却是汉字构成的‘单元’……这类部件的来历，应追溯到‘隶变’。篆书中许多形体不同的线条，组合讹变成一种部件，曾是隶变的一个重要方法；故而在隶变之后，这类部件才增加了‘单元化’程度。”文中说隶而及甲文、金文、篆文、章草以至楷、行、草书，显示了作者的历史发展观点。其中第六章第三节“汉字史与汉语史”所论，超越了文字学的范围，进入了训诂学中词汇问题的论述，又涉及音韵学问题，由微观化为宏观，可见作者视野之广阔。作者论述隶书的产生演变，能联系到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又以对书法理论与实践之专长，对文字演变中书写活动的影响，笔法对形体改造的作用，提出了新颖的见解，正逐渐形成“文字动态研究”的新观点。这些都说明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是具有一定特色的。当然，这与知识的积累，思维的开拓都有关联。

汉字研究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仅隶书问题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说隶》是这一领域中较早的一部系统性专著。我衷心希望任平锲而不舍，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努力，以冀更加深入、更加充实，驯至圆满的境界。姜亮夫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绪　论

与世界上其他现行文字体系比较，汉字是一个循着自己的轨迹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文字体系。纵观古今，其形体面貌蔚为壮观。自商周甲骨文以来，汉字的形体构造不断地演化。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有占发展主流地位的文字书写体式，又有起辅助作用，处于非主流地位的书写体式。比如唐代的楷书为法定的书写体式，鸿篇巨制的《开成石经》既是科举考试的经典范本，也是政府文字政策的象征性体现；然而在唐代，篆书、隶书照样流行，由楷书快写而形成的行书，以及草书，则更是日常使用的书写体式。还有一些是根据不同用途而变化派生出来的装饰性书体，也在当时有其一席之地，而同一字体因不同书写者而体现的不同风格，更是缤纷万千，令人眼花缭乱了。在汉字中，表示完全相同的音、义，却可能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形体不同的字。如果其中一个入了正规文本，被公认为“正字”，另一个或另几个就成了“俗字”。它们之间是一字异体的关系。这些字之间有的结构、形体差别很大，甚至完全不同。有的差异很小，仅在多一笔、少一笔或笔画位置形态的移易。异体现象反映了汉字演进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并且更增添了汉字体式的令人眩目的纷繁。

不难看出，对汉字这一复杂的系统进行研究，是需要先理清一些问题，明确一些概念的，如果将结构与形体混为一谈，将文字学和书法艺术搅在一起，许多问题将会讲不清楚，辩不明白。

笔者认为，根据文字学的学科性质和任务，在进行汉字研究时，既要在宏观上把握汉字演进的规律，又要对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汉字作深入的考察分析。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面符号，所以研究汉字的性质特点决不能离开对汉语的性质特点的研究，研究一个时期的汉字的演变现象不能不联系这个时期语言的状况。

汉字记录汉语，从根本上来说是靠结构形式不同的符形和符形的组合来记录词和语素，因此研究汉字符形的结构和结构组合方式、符形和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自然是汉语文字学的主要关注所在。总的来说，汉字系统在其形成、演变的三千年漫长过程中，字符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就是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没有发生质变。字符的构造变化在总体上是一种渐变；汉字在书写形体特征上的变化远远大于内部结构的变化，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楷书篆书在笔画形态上有那么明显的不同，却还能认出篆书的大部分字来；而一个人只要通过分辨字符构造的不同学会了识读，就不会因为字在书写体式上有所不同而不认识。

汉字结构的总体渐变和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生过较大程度的变化，其中由篆到隶的“隶变”是一次最为剧烈的变化。然而即使是隶变，也是书写体式之变，笔画形态之变，大于字符结构之变。在汉字系统中，字符结构的各种类型在隶变之前和隶变之后比例有所不同、结构方式有所不同、结构成分有所不同，而这又都跟书写体式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隶变中，字符结构和书写体式的变化是互动的关系。结构变了，字的形态当然要变，这是深层变化引起表层的变化；而书写体式变了，也逐渐影响到结构，这又是表层对深层的反作用；再加上语言中音义变化的因素对造字方法的影响，隶变阶段汉字各方面的变化是整个汉字发展史上最复杂、最激烈，也是最值得加以深入研究的。

在汉字发展史上，我们将象形字符表意为主的阶段称为古文字阶段，将以抽象字表意为主的阶段称为今文字阶段，而隶书正处于两者过渡的位置。早期的隶书尚未脱离古文字的范畴，而成熟的隶书则属于今文字了，之所以都称为隶书，主要还是因为在形态上都有了隶书的特征。早期隶书尽管有的在结构上与篆书完全相同，但笔法与体式已跟篆书有了明显的区别。

可见，笔法与体式这些对人的视觉感受产生最直接作用的因素，是划分字体类型的主要依据。成熟的隶书与楷书大多在字的结构上没有什么区别，但笔画形态和整体面貌上有明显的不同，也就以两种不同名称叫它们了。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谈隶书，是将隶书作为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汉字形态来谈的，既关注其结构的变化，也关注其书写体式的形成及对结构变化的影响。在隶书不作为实际使用的主流字体之后，人们书写的各种风格的隶书，不在“说隶”的关注范围之内，即使是秦汉隶书，其各种不同的书写风格，也很少淡及，只有在书法问题与笔画形态、字形构造有关联时才有所论述。

我们称隶书为一种“字体”，而不称其为一种“书体”。本来，字体与书体两个术语在许多情形下是通用的，例如《南史·肖子云传》：“子云善草、隶，为时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将钟、王风格的字视为一种字体，这与其他人的习惯说法不同。王力先生说：“字体是文字的笔划姿态。”说明字体是指字的群体类型特征，而不是个人风格。虽然字体与书体在各家著述中常指为一事，若要清楚地表述汉字形体构造史，对两者做一科学合理的选择还是必要的。将“字体”用来专指文字学范围中的汉字形体，“书体”用于指称书法艺术范围内的真、草、隶、篆、行以及草书中的章草、今草、狂草，真书中的唐楷、魏碑之类，在讲到个人创造的风格类型时，还可以称“欧阳询书体”、“苏东坡书体”等。这样，虽然在讲到篆、隶、楷等时，字体与书体实际上是一回事。但“书体”用于书法毕竟更贴切一些，包容量更大一些，也更合乎多数人的习惯；而“字体”用于文字研究则较为方便。

字体既是指汉字的形体，就如蒋善国先生所说，应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结构式组织，一种是笔势。结构是组成方式，笔势是笔画形态。”

结构组成方式与线条（笔画）形态在“字体研究”中具有平等的地位。结构组成方式反映了某一个字或某一类字的字形来源，是记录语言中词（或词素）的“这一个”符形（或图形）区别于“那一个”的本质特点所在，是确定我们整个汉字系统的性质的依据所在；掌握汉字结构组成方式，是我们学会识读、书写汉字的根本前提。但是，汉字结构组成方式还只是一种“秩序”、一套规则系统，它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物质承载、体现为一定的可视物象，这就是笔画线条。

文字只有书写出来，才能达到其交换语言信息的作用。因此，研究文字而不去研究怎么“写”，研究汉字史而不去研究汉字书写的历史是很荒谬的。任何书写者在正常的书写状态下，也就是抱着正常交流的目的去书写时，必定在注意字形结构的同时，还要注意书写方法和书写标准，这种方法和标准必须符合大家公认的某种群体类型式样，否则，字形结构的体现必然是紊乱的、无序的，甚至是无法实现的。我国古代在进行文字教育时，一直重视书写的规范问题。《周礼·保氏》：“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这“六书”，与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指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形声、假借六种汉字构造方法不尽相同，当是指与文字识读相配合的书写方法和书写标准的教学。因为，很难设想儿童在识字之初，就先以一套枯燥的构字理论来讲解。教学应该是从易到难，边识字，边学习书写的方法。如写篆书，就必须学会曲屈伸引的线条书写方法；如写隶书，就必须学会隶书特有的各种笔画线条。

汉字作为一套交际符号，其价值存在于使用过程之中。使用某一套字体，既是全民族的共识之下的群体行为，也是个人行为。而一旦一个人学习汉字，先是感到结构复杂多变难以掌握，掌握了汉字系统中字的结构以后，就可能要经常重复地写。怎样写得快，写得方便，写得易认，使得交际的功效更高，成了他更为关注的问题。如果原来自己遵循的那套字体规范标准束缚了手脚，感到不敷实用，就很有可能在实际书写过程中逐步地改变原来的书写方法和标准，甚至常常忽略字形结构而追求书写的便利，这样，字形结构和书写方法这一对矛盾，必然会因后者的活跃而使前者屈从，在结构上作一些调整变化。原先的字体随着字形结构和书写方法两方面的变化，渐渐地向另一种字体过渡，直至新的字体诞生。表层（书写方式与文字形体）的量变与深层（文字构造）的质变的转化、互动，是新旧字体更替的一般规律。新的字体与旧的字体相比，必然有更多的优越性和实用价值，因为它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脱胎换骨出来的。这也是笔者提出“汉字的动态研究”的出发点。从总体上考察汉字各字体的更替，可以看到书写方法的变化较明显于字形结构的变化，两种变化在各次更替中的分布情况不同。由于“隶变”中汉字书写方法具有明显的改变，而同时形体结构也有明显的改变，因此，有必要探究这些变化的性质与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跟隶书有关的种种文字语言现象，这对于汉字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和特别重要的价值。由此笔者对隶书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而这本讨论隶书形体构造为主的《说隶》，就是这种研究的记录。第一章隶书释名第一节　汉字字体的定名

一种字体与另一种字体有什么不同，总是要靠我们眼看、手写来判定的，因此，字体的形态特征，本应该作为字体分类和字体定名的出发点，然而在各种有关字体的文献材料中，有着不同的分类、定名标准。

有的按照文字所依附的物质材料来分类定名，如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称“甲骨文”，刻铸在金属（主要是铜）上的称“金文”，陶上的称“陶文”，砖上的称“砖文”。这样就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同一种材料上，在相同时代内完全可以出现两种不同的字体，比如汉代砖文，既有篆书，也有隶书；战国时金文，西秦为较规整古朴的篆文，而东方诸国的兵器、礼器、食器上，各种形体特征的字异彩纷呈。第二，既然文字依附的物质材料可以成为字体定名的根据，是否字体就没有了时代的界限？如果今天我们将现代汉字刻在青铜器上，是否就可以称为“金文”？哪怕就是历史上的“金文”，也是包括了商、周、战国几代的不同文字，是一个在文字学研究中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名称。

有的则按照文字依附的器物来命名，如钟鼎文、玺印文、瓦当文、币文等，这同样忽略了文字的形体特征、时代界限。一般这类名称来自古代金石学家的著述。金石学是中国特有的一门具有综合各种学科特点的学问，它其实包含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考古学、文字学、书法、美术等等。古代研究金石的前提是有一定的金石收藏，即使不拥有器物，也应拥有拓片。以前的士大夫文人多有把玩金石古物之癖，他们收藏和鉴赏的注意力当然主要在器物本身，以器物之类别来称呼器物之文字，是最自然不过了。因此，他们的著述往往是以某类器物为中心来考释文字的，并且往往局限于识读，并不真正作系统的文字学研究。但由于这些著述影响大，也一直为文字学者所用，所以其中的许多名词术语也就沿用下来了。

又有通过定名指示文字用途的，这同样不涉及字体的形态特征。如《说文解字叙》说“自尔秦书有八体”，这八体为：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其中刻符，指用来刻铸兵符的字；摹印，指用于玺印的字，可以随体赋形，在一定范围内改变结构和线条式样；署书指专用于题署之字；殳书指用于殳杖刚卯之字。

再如“楷书”、“楷体”，唐张怀瑾《书断》云“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故凡有法度之书皆可称“楷书”，清刘熙载《艺概》云：“楷无定法，不独正书当之。”按现在的习惯，楷书即正书。又如“籀文”，指周代小学教育用以“抽读”的大篆字书中的繁复式样。名称不关涉字的形体特征。

也有以时间先后来定字体名称的。时间先后经常是相对而言，有的甚至借用已有的字体名称，以“今、古”来分称实际上不属同类的字体。如魏晋时称楷书为“今隶”，称秦汉早期隶书为古隶；汉代称隶书为“今文”，称战国时的草篆（主要指“壁中书”）为“古文”；篆书之中，有所谓夏篆、周篆、秦篆、汉篆；隶书之中，有所谓秦隶、汉隶、魏隶、晋隶、唐隶；这些称谓其实已经抹杀了字体的形体特征，其作用也仅在标志所属的朝代。

其实，多数字体之名称，还是来源于文字的形体特征。只是在形体特征方面，有的侧重于字的整体面貌，如“正书”（或“真书”）即以端严整肃之体态而得名，有的侧重于字的线条特点。如“篆书”，按《说文解字》对“篆”的训解，是“引书”；（按《吕氏春秋·慎势》“功名著于盘盂，铭篆著于壶”之说，则“篆”同“瑑”，是“雕刻为文”的意思）；有的既取其形体特点，又取其书写状态，如“草书”之草，取粗率、简便之意；行书之“行”，既“如行云流水”，又“乃楷隶之捷也”（清宋曹《书法约言》）。我们还注意到，历史上曾出现的大量处于非发展主流地位的、用途专门的装饰性书体，其名称均取字的形体特点。有的做整体描述，有的做部分特征类比。如唐张彦远《书法要录》卷二《梁庾元威论书》中提到“百体书”，其中飞白篆、龙虎篆、科斗篆、虫篆、鱼篆、鸟篆、云星篆、鸟隶、鱼隶、龟隶、骐隶等，均属此类。

装饰性书体虽被徐锴等人说成是“非文字之常，造者可述”（《说文系传》），我们一般也将其看作某一字体的风格化的变体，但其名实关系确十分贴切，这使我们想到：字体的命名，以字的外观形态，书写方法等为依据确实比较符合情理。几乎没有一种字体以结构方式来命名。《说文解字》中的“六书”是指字的结构方式。我们没有在任何书中看到某种字体是以六书中的一书来命名的，事实上这也绝不可能。人们习惯于以外观形态、书写方法来为字体命名，完全是取决于文字的实际使用状况，取决于文字对人的整体视觉印象，取决于一定文化发展阶段中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字的结构方式是跟字的产生、字的辨识联系在一起的，但在日常使用中，这已经成为书写、交际的前提条件，即成为一种“隐性因素”，实际使用这一整套“符号”时，往往是会忽略这些“隐性因素”的。一方面，人们只求文字书写能够达到记录语言的目的，故而在结构上常抓住大体而忽略细部；另一方面，为实用、为美观，常作笔画形态的调整，而这样的调整常常是受着一定时代、一定地域的物质环境条件与社会文化观念支配的。例如在时代上不分先后的商代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后者比前者线条繁而呈图画性，这是由于刻铸了金文的礼器、乐器等，常用于正式隆重场合，且欲存之久远，文字形态中流露着崇古敬祖的心情。李斯等人改造秦国大篆而成小篆，为体现秦皇朝的威严和巩固，在线条的匀整、结构的谨严上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文化的变迁，大致有一个先东西迁移交融、后南北迁移交融的过程。盘庚迁殷，周人东征，都是东西向的迁移或征伐，战国时西秦与东方六国的对峙，亦是东西之争；但到了魏晋之后，便有了南北分野的倾向，北方多剽悍豪犷之风，南方多优雅温润之韵。文字的书写体式的变化，亦大致上是与此同步的。西秦文字与东方六国文字不要说在风格面貌上，就是在结构形态上也有很明显的不同。我们从出土的西汉文字资料来看，隶书的发展还没有明显的东西之别，但从东汉的碑刻文字材料中，已明显地可以看出，隶书的成熟形态，大都出现在东部地区。东晋南北朝时南北文字之别，应该说是较为明显的，由于贵族文化的由北而南的迁移，楷书这一新字体的完全成熟，当然就在南方完成了。新字体形成的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文化中心地带的转移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关键是写字的人出于何种需求，也就是文字的交流，文化的发展要求书写达到何种状态。一般的民众在日常书写时为了方便快捷，可能已经改变了字的线条形态，简化了部件结构，甚至改变了一些字的整体结构方式，但这一切都带有随意性和无序性，尽管许多变化都是非常合理的。真正促成新字体诞生，往往要靠文化水平较高的上层知识分子的理性加工，对变化后的文字现象作出去芜存精的整理规范工作。而上层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中和流向，又往往是同政治文化中心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

上述的讨论在于说明，如果从某种字体的发生情形来考虑定名问题，或许更能反映这种字体的本质特点，但字体之名往往是后来赋予的，后人并非都从书写的状况、形体的特点去定名，而可能从文字的材料、用途，甚至从某种偏见出发来为一种新的字体定名。这些名称还可能随着政治的变化而更改，或存在着一种字体多种名称的情况。字体的名称跟字体的实际状况并不完全一致，是我们在进行字体研究中必须注意的。第二节　隶书的得名

隶书之得名，最为特别，问题也比较复杂。我们来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

许多人认为，隶书这一名称的来历，与一开始使用这种字体的人的身份有关。《汉书·艺文志》云：“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许慎《说文解字叙》也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赵壹《非草书》云：“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者烦，损复为单，各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卫恒《四体书势》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上述文献记载说明了：（一）隶书普遍使用于秦代，当时隶书是一种“佐书”，是新兴的辅助性字体。（二）秦代因为公事繁多，不得不使用简便易书的隶体，以适应“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的现实需求。秦代统治者心目中的“正体”是小篆，隶书虽然实用，但“非圣人之业”，亦“非常仪”，由于“易为易知”，也不反对在一般性公务中广泛使用。（三）使用隶书的人是下层小吏和普通人。“隶人”不等于奴隶，汉代官府里从事文秘工作的小吏往往也被称为“隶”。裘锡圭先生曾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一条说明隶书得名的原因。简文曰：“何谓耐卜隶，耐史隶？卜、史当耐者，皆耐以为卜、史隶。后更其律如它。”裘先生认为，所谓“史隶”就是“隶人佐书”者，在“更其律如它”之前，“令隶人佐书”一定是秦官府里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官狱文书所用简便之体便得到了隶书之称。当然，“隶卒”之隶，也可能就是指奴隶，即当时的战俘、罪犯和失去了人身自由的人。但许慎《说文解字叙》中的意思，是指隶书的广泛使用与“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有关，未必就是由于“隶卒”之“隶”而有了隶书之名。

还有一些文献记载说明了隶书不但用于徒隶之事，而且是徒隶所创造的，这样，隶书的得名便是由于创制者的身份。这个说法主要是围绕着“程邈”这个人物而展开的。许慎《说文解字叙》：“及。亡新居摄，……时有六书……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将程邈说成是创制小篆的人。但清代段玉裁、桂馥都指出这一句为错简。段五裁认为，“秦始皇使下邽（按：一作下杜，又作下邽。查《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北大版〉，应为下邽，在陕西渭南县东北今下邹镇东南）人程邈之所作也”这句话本应在下文“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之下，置于篆书之下，是传本之误。桂馥《说文义证》说同。段、桂两人之所以认为许慎之说有误，是因为他们相信程邈曾为徒隶与隶书之名有着必然联系。同时，历代论书著作中，有不少提到程邈为秦始皇作隶书的说法。唐张怀瓘《书断》引汉蔡邕《圣皇篇》说：“程邈删古立隶文。”南北朝时，宋羊欣、齐王僧虔，后魏江式以及唐代的韦续、章怀太子、徐锴等，皆同此说。段、桂其实是因袭了前人的说法。从今天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一种字体不会由某一个人创制，个人能做的，只能是对已经在使用的字体作某种整理、规范、优化的工作。唐兰就曾针对《汉书》的说法提出异议：《汉书》认为秦代由于官狱多事，才建隶书，这是倒果为因。实际是民间已通行的书体，官狱事繁，就不得不采用罢了（见《中国文字学》165页）。其次，如果程邈是隶书的整理者，秦汉之际的隶书当有一种比较规整划一的笔画形体，而事实上出土秦汉文字资料所显示的是形体纷繁，进化程度不一致，异体众多的情况，并无加工整理的痕迹。相反，小篆的规范与推广却是有各类文献可以证明的。李斯、赵高、胡毋敬编字书“三苍”，当然是以规范字体教化天下，李斯所书始皇巡游各地封禅刻石，亦绝不是民间草草之作。更有卫恒《四体书势》详说程邈在狱中“作大篆”之事，对周秦大篆改造的结果是产生秦朝新型“正体”——小篆。所以，在没有其他材料可以证明《说文解字叙》这一段有错简的情况下，我们宁可相信许慎之说。

近代以来有学者将汉代今古文之争与隶书得名联系起来，于是又有隶书之名来自贬抑之说。清康有为说：“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字，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广艺舟双揖·分变》）鲁国尧认为班固“崇古文而抑今文，才以隶书名之。”（《隶书辨》，《语言学论丛》第7辑）也有学者提到六国文字与隶书的关系。唐兰、齐佩培认为：统治者以六国人为“贱民”，“亡国奴隶”，故称其所用书体为隶书。这些论点都不乏新颖之意。的确，“隶书”之称，始于汉代，班固之说是因袭刘歆的。称呼一种字体既不以形体特点，亦不以书写方法出发，而冠之以“隶”，这是有点特别的。站在古文经学立场上，对今文抱有一种贬抑的心态，这非常可能。但这主要是说明了一种动机。采用“隶”而不采用别的贬抑之词，则有其必然性的缘由。至于唐、齐之说，则恐与隶书沿用之事实有出入。隶书主要是从秦系文字演化而来，秦统一天下后，“亡国”之人自然是不得不用隶书（事实上隶书比原六国古文更为先进，更为实用），胜利者也继续使用着隶书。

现在学术界持赞同意见较多的，是隶书之隶，乃“隶属”、“辅助”之意。此说与“佐书”、“史书”之说有关。《说文解字叙》说王莽时隶书又名为“佐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谓其法便捷，可以佐篆所不逮”。今启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说，汉代官府里从事文书工作的官吏是书佐和史，这类人使用隶书，推广了隶书，故而得名。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隶楷文字》中也认为“隶人佐书”用的是一种官府文书常用的简便之体，所以“佐书”与“隶”也就有了必然联系。秦以小篆为“正体”，这当然是“主”，而虽然广泛流行却为俗体的隶书，当然就是“从”或“隶属”、“辅佐”的了。因此，隶书之“隶”的含义，从该字体初始时期的使用状况来说，以“隶属”最说得通。徒隶之说，实在是后人附会之说。

隶书在古代文献典籍中，还各有一些别的名称。我们应该知道它们实际上指的是同一种字体。

隶书亦可称隶字（《晋书·卫恒传》：“秦既用事，奏事繁多，篆书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佐书（《说文·叙》段注：“佐书，谓其法便捷，可以佐助篆所不逮。”）、隶体（南朝梁庾肩吾《书品》：“寻隶体发源秦时。”）、隶文（宋《宣和书谱·隶书叙论》：“秦并六国，一天下，欲愚黔首，自我作古，往往非昔而是今，故以李斯变大篆，以程邈作隶文，种种有不胜言者。”）、今文（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谭》：“秦程邈作隶书，汉谓之‘今文’；盖省篆之环曲以为易真。”按：“今文”者，系对“古文”而言，汉时呼“壁中书”为古文经，而称师徒相传，以隶抄录的经典为今文经。）又可称“史书”（《汉书·元帝纪赞》：“元帝多才艺，善史书”，注引应劭谓指大篆，非。参清钱大昕《三史拾遗》二《元帝纪》。关于“史书”。我们在后文讨论隶书形成过程时，还要详细谈到）也可简称为“隶”。第三节　隶书的种类

随着时代的发展，隶书的形体特点、书写风格有各种各样，又有“秦隶”、“汉隶”、“古隶”、“八分”、“楷隶”、“草隶”、“飞白”、“散隶”之分。这些名称的所指，有的并非彼此界线分明，甚至有错综相淆之处，有的则至今尚莫衷一是。故亦需一一申明。

广义的“古隶”包括“秦隶”和“汉隶”（明陆深《书辑》：“合秦汉谓之‘古隶’”按此古隶包括汉代之隶），狭义则专指“秦隶”及字形仍带有篆书意味的西汉隶书，宋洪适认为古隶之法至西汉末终：“隶法虽自秦始，盖取其简易，施之徒隶，以便文书之用，未有点画俯仰之势，终西京之世。”（《隶释》）按近年出土汉简、帛书中，西汉隶书已具波磔，但结构尚具篆字特点。现代学者的说法，与洪氏大致相合。但认为“古隶”当自战国晚期开始，以秦隶为主，也包括汉隶（这里所说的汉隶与陆深之说不同，见下文）形成前的汉代隶书（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79页）。但“古隶”这个词是有歧义的，它也可以用作跟真书的别名——“今隶”相对的名称，这种用法的“古隶”跟一般所说的隶书同义。如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一：“建初中以隶书为楷法，奉一书而二名。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则楷、隶别为二分。”从楷书（真书）可以称为“今隶”，我们还可以窥到“隶”的一种宽泛义：凡非正式的，普通人使用的，皆可称“隶”。因为早期楷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正是作为隶书的辅佐字体在民间使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将“秦隶”定为“字形较方，杂有竖长形，少波势，略存篆意”的隶书；将“汉隶”定为“字形横向发展，竖短横宽，波势极大”的隶书，其时间跨度在西汉武帝到东汉光武帝间；将“八分”定为“形体方正，笔划匀称，波势工整”的一种隶书，以《熹平石经》为代表。俗称“汉隶”的范围还要大一些，两汉隶书可统称汉隶；在西汉隶书未大量出土之前，主要指东汉碑隶。

至于“八分”得名之由，历来说法纷纭。约有四说：（一）汉蔡文姬述其父邕说：“割程隶字八分取二分，去李篆二分取八分。”按此说后人已考证为伪托。（二）北朝王愔说：“字方八分，言有楷模。”这是就大小标准而言。（三）唐张怀瓘说：“盖其岁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认为是由于这种字体形扁方，笔画向两边成“八”字状伸展，所以叫“八分”。（四）宋郭忠恕说：“书有八体，汉蔡邕以隶作八分体，盖八体之后又生此法，谓之‘八分’，近矣。”以上诸说，究竟哪一种符合或接近八分命名的原意，现已无法确定，也没有非确定不可的必要。而“八分”书的特征，还是清楚的，即形体方正，有明显波势；其时代，亦肯定在正书以前。晋卫恒《四体书势》最早著录了“八分”之名，谓“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按此指隶书之楷模）后传邯郸淳及梁鹄，“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刘熙载《艺概·书概》说得更明了：“未有正书以前，‘八分’但名为隶，既有正书以后，隶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以别于今隶也。”王愔的说法似乎给我们一种启示：“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对于王次仲是否“八分”的发明人我们可不必去考究？但“八分”的笔法，显然是将隶草“正体化”而得来的。魏建功先生认为，八分的挑法是草书笔法规整化的产物（《草书在文字学上之新认识》，转引自裘锡圭《文字学概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西汉早期隶书中，八分笔法就已出现，但不固定。也未规整化。齐萧子良云：“灵帝时王次仲饰隶为八分。”显然，王次仲等人自觉地认识到了这种笔法是隶书的一个明显特征，就加以整理，并进一步使字形美化，作为人们学书的楷则。传为蔡邕书的《熹平石经》，是“八分”的代表作。在当时被认为是国家的标准书体。总之，“八分”之得名，是人们对隶书特征有了明确的理性认识的结果，“八分”是一种成熟的隶书。

所谓楷隶，谓有法度的隶书；所谓草隶，谓草率而就之隶书。草隶与章草不同，前者仍为隶书之结构，后者虽有隶书笔法，但结体简约，已属草书。“飞白”与“散隶”相近，未必皆指隶书，但据说是蔡邕所创，唐张怀瓘《书断》有记，其特点是笔画丝丝夹白，“但增漂缈萦举之势”（黄伯思《东观余论》），此皆有关书法，故不详述。

综上所述，隶书是指从战国末产生，在秦汉普遍为人们使用的一种书体。“隶书”之得名，当以“隶人佐书”之说近是。本文主要从文字学角度描写分析隶书，注重从字形构造上来看隶书的历史变化，研究的对象正是上述《中国大百科全书》所说的三种隶书。但笔者认为：“秦隶”、“汉隶”、“八分”的名称在使用中有不便之处，尤其是“汉隶”、“八分”之名尚有歧义，不如不用。称武帝中期以前的隶书为早期隶书或古隶，称宣帝以后至东汉末的隶书为后期隶书或成熟的隶书，而武帝中晚期至昭、宣之际，可称过渡期隶书（参裘锡圭说，见《文字学概要》），这样的分期与定名比较符合隶书字形构造发展的实际。第二章隶书研究回顾第一节　隶书研究的材料一、原始材料

对于文字研究来说，一手的材料真实地反映了文字形体的原貌，反映了文字的物质载体的性质、所处环境的特点并由此传达给我们的与该文字有关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些内容在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在历史上曾通行过的一种字体，隶书有其文字学上的特定时间范围。如前所述，它产生于战国末期，流行于秦、汉，至汉魏间已渐被楷书所取代。因此，尽管唐代也有隶书，清代写隶书的人还着实不少，留下很多作品，但那都不是我们研究隶书所需要的。唐隶和清隶在书法史上有其地位和价值，但在文字学上却缺乏独立意义，它们在各自的时代是作为艺术创作的种类而不是作为主要的书面语言样式而出现的。我们研究隶书，当以秦汉隶书材料为主。

以前的研究汉字的学者，看到的材料是断层的，他们长期为秦小篆至东汉碑隶之间的这段空白感到遗憾。自19世纪末西北出土大量西汉简牍之后，才使人们看到了西汉实际使用的文字的真面目，而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临沂汉简，马王堆西汉帛书简书，睡虎地秦简等等，又陆续填补了隶书发展史上各个空档，隶书自萌芽至衰变的各种材料（而且是大量的写本原件，这比石刻更具价值）都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材料（简帛文字连同金石文字）上自战国，下至魏晋，以秦汉为大宗，为我们从文字学意义上考察研究隶书提供了足够的条件。

以文字的物质载体不同来分类，隶书的原始材料有以下几种。（一）竹木简牍。除见于史书记载的汉武帝末年孔子宅壁出的战国竹简、晋太康三年河南汲郡古墓出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之外，新中国成立前后发现的有：战国时代的主要为湖南长沙楚简，河南信阳楚简，湖北江陵楚简，湖北随州曾国竹简，四川青川秦国木牍；秦代，有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汉代，有甘肃敦煌汉简，甘肃居延汉简，新疆罗布淖尔汉简，湖南长沙汉简，河南刘家渠汉简，甘肃武威汉简，江苏海州汉简，江苏盐城汉简，山东临沂汉简，湖北云梦汉简，湖北江陵汉简，湖北光化汉简，安徽阜阳汉简，青海上孙家寨汉简，以及朝鲜乐浪汉简；魏晋时期，有新疆古楼兰魏晋简，新疆尼雅晋简，新疆罗布淖尔晋简，新疆吐鲁番晋简，江西南昌晋简。（二）帛书和纸书。战国时代，有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书；汉代，主要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在敦煌、吐鲁番、古楼兰遗址，还发现有书信、文书、簿籍、佛道经典、古书抄本、契约等字纸，有的是东汉的，有的是晋、南北朝的。这些纸书对于研究字体价值很高。（三）金石碑刻等。战国时的玉器、石器、铁器、铜器、陶器、漆器、货币、印章、封泥、盟书等，其文字的简化、草化常被看作隶书产生的因素，故应作为隶书研究的材料。秦代，一些兵器、符信、诏版、权量铭文，写法跟秦简隶书差不多，印文、陶文中也多有俗体字。汉代，石刻与墓志文字是清末以前研究这一时期文字的主要资料。西汉隶书刻石，有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巴州民杨量买山记和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刻石，以及《霍去病墓刻石》、《莱子侯刻石》；铜器铭文有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乘舆鼎，这些仍属古隶。东汉碑刻，多为成熟的隶书，数量很多，风格各异。颂功一类的，如杨君石门颂、西狭颂、张迁碑；记事一类的，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前后碑；墓志类，如孔宙碑、鲜于璜碑、马姜墓记；经典类有熹平石经；另外还有买地券、石阙铭文等。魏和西晋的碑刻，大多也使用隶书。字较工整。六朝墓志，用的是新隶体和楷书，是研究隶过渡到楷的重要资料。此外，一些砖瓦、镇墓券、衣物券、墓壁题字上的零星文字，都有参考价值。

上述跟隶书有关的原始材料，要能看到全部原物并不容易。但文字学的研究不同于考古学，手边有原物的复制品，也完全可以开展研究工作；更何况上述材料很多已经过科学的整理，大部分文字已编入各种字表、专书，甚至已为大型字典所收，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方便。当然，了解原件的形制、来历、自然环境与人文背景等，对于研究都是有所助益的。二、字表、字典等

由于清末以前人们看到的隶书材料主要是东汉石刻文字，所以整理成的字表，著成的专书，内容也只能以此为主。

早先，研究者从金石考古的兴趣出发，以著录碑文与考释史事为能事。现存最早集录汉魏石刻文字的专书，是宋洪适的《隶释》。此书二十七卷，著成于乾道二年（1166），共著录汉魏隶书石刻183种，并附辑《水经注》中的汉魏碑目和欧阳修《集古录》、欧阳棐《集古录目》、赵明诚《金石录》、无名氏《集古录目》中的汉魏部分，此后又集其续得诸石刻为《隶续》二十一卷。据洪氏《隶释序》云：“自中原厄于兵，南北壤断，遗刻耗矣。予三十年访求尚阙赵录（按：指明诚《金石录》）四之一，而近岁新出者亦三十余，赵盖未见也。既法其字为之韵，复辨其字为之释，使学隶者籍书以读碑，则历历在目，而咀味菁华，亦翰墨之一助。”宋代官僚与文人好“集古”，金石学亦由此而兴。洪适作为南宋丞相，广求遗刻是否有弥补“壤断”之痛的因素在内，不可尽知。但他对近两百种碑每篇依隶书笔画以楷书写定，并加考释，确为学隶读碑者带来方便，对研究隶书各种字形，研究汉字的流变，更是一份宝贵的文献资料。因为所著录的汉魏碑碣中，有许多是今已散佚的，有许多字形是其他文字资料中看不到的。再者，此书对有关史事还作了介绍，对石刻源流作了说明，将碑字与有关古籍互校，更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过此书未有检字表，要作字形上的归纳还须费一番大功夫，又字为楷书，若要细究隶字笔法与结构搭配，还应查检原碑。

宋代还有一本娄机编撰的《汉隶字原》，可与《隶释》“相辅而行”。清顾蔼吉的《隶辨》正是以《汉隶字原》为蓝本，并补娄氏所未备的，所以用顾书可不必用娄书。由于学术风尚不一，清人出手，自与宋人大异。顾氏在《隶辨·序》中，便是十足小学家的口吻：“隶辨之作，窃为解经作也。字不解则经不解。古文邈矣，汉人传经多则隶写，变隶为楷益失本真，及唐开元易以俗字，名儒病其芜累；余因收集汉碑，间得刊正经文。《虞书》‘大鹿’，旧本无林；《泰卦》‘包巟’后人加艸，《郑风》‘掺执’，即为‘操执’，《谷梁》‘壬臣’，当作，‘王臣’，若斯之类，取益颇多。……”可见他对于隶书的重视，是从历史的原因，从自己校勘经典的体会而来的。我国古代文字学研究之附庸经学，亦于此可见。通观《隶辨》一书，有这样两个特点：（一）取字较全，审校细致。顾氏除自己收集碑文外，还参校《汉隶字原》、《隶释·隶续》、《汉隶分韵》，针对其他书中如“船爯再，体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别”等错误，作了考证改误：由于“碑字出自手摹”，字形著录较为准确。（二）体例较善，编次有序，便于查考。是书依宋《礼部韵略》分韵编次，每字下分注碑名，并引碑语，或引书证；又依《说文》部次，纂偏旁五百四十字，以见篆、隶变迁之迹，还“列叙诸碑之目，折中分隶之说，各为之考，以彰信析疑”。这里，既体现了作者从便于实用出发，按一定的目录体系编排内容的先进操作程序，也反映了清代小学家奉《说文》为不易之圭臬的保守的研究思想。从篆到隶，形体构造已有很大变化，仍以《说文》540部绳规隶书，不免牵强。总的来说，《隶辨》还只是一部“字表”性质的书，在今天，其主要作用在查检碑隶字形。

还有一本规模较大的碑隶字形书是清翟云升的《隶篇》（及《隶篇》续，再续），也是编排有序的工具书，可资参考。至于北宋蔡襄的《隶纂》二十七卷，仅见于文献记载（《宋书·蔡襄传》有记），原书恐已佚。

各种影印本、钩摹本、集释本，数量非常之多，目前已遍及简帛、石刻、瓦当、吉金各类，种种专书不胜一一列出。它们大都不是按序编排字的，且各自反映一类隶字，故于全面研究仍不敷用。

全面系统地收罗了各种隶书字形的综合性字表，当推1985年出版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此表为《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编，是《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的续编。本表收秦隶、汉隶、魏晋隶及汉印文字等，共5453字类，21780个字形。由于秦隶中不少字还是篆书结构，汉印文字是受隶书影响的一种篆书，所以书名仍称“篆隶字形表”，其实，篆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秦汉魏晋实际使用最普遍的是隶书，这部字形表主要反映的也是隶书。

综观全书，有这样的几个特点。（一）充分利用最新资料，取材广泛。从时间跨度上看，该书收录字形的上限，是睡虎地秦简等；其下限，是晋写本《三国志》残卷等。前者虽被大多数学者视作古文字，但是隶书的特点已非常明显，后者则可以具体地看到隶书演变为楷书的过程。除了对传世的资料“尽可能地去伪存真，积极利用”（该书“前言”）之外，还尽量地利用了新中国成立后出土和发现的大量新资料。如前文所述，这些资料填补了以前的空白，完整地显示了隶书的整个演变过程。从收罗材料的广度来看，该书不像以前一些专书那样，只录石刻文字或只录简牍文字，而是不受器物种类限制，字形涉及简帛、石刻、陶瓦、铜器、印玺诸种来源，并广采有关字书中的字形，正如该书前言所说：“本表占有资料的真确与广泛，收录字头和不同形体的数量，都超过了过去同类型的字形书，那些从二三手资料辗转抄袭的字形书，无须去作比较。”这就给了我们一份较为全面的字形资料，给研究工作带来方便。（二）体例完备，编排有序。这本书的主体分“字形表”、“文句”、“附录”三大部分。字形表的字头以《说文》顺序排列，《说文》所无的，以楷书为字头，注明所见字书，依《说文》归部，排在《说文》该部之后；字书所无，而音义与《说文》某字全同者，也用楷书字头，列在《说文》该字之后。表按文字发展的历史层次分为三栏：第一栏是秦，第二栏是西汉，第三栏是东汉魏晋。凡字形表正编内所收字，皆为见于字书和音义明确的字，凡音义不能确定或已有考释但还有待商榷的字，编为“附录”。全书之末，附有“检字表”。表中字所在的文句一律按字头和字形的顺序摘抄在全表之后。从该书的编排方式，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某一字在秦汉魏晋间的发展演变过程，各字之下所注的出处又提供了各种资料来源，唯该字所在“文句”未附字下，要从后面“文句”部分查找，是为不便之处。（三）提供了初步整理研究成果。如前所述，“字形表”正编所收字是音义明确的。在“文句”部分，编者将现有书刊资料中反映出的通借字、错讹字，帛书、竹木简、石经与今本不同的字一一标出，原件中残缺部分的释义，据他本或上下文义增补的也一一标出。这些当然不都是编者的研究成果，但将这些成果集中在一起，却让我们看到了目前对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字的研究现状。与此相对照，“附录”提供的是音义有待考定的难字新字，这无疑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值得重视的是该书前长达十六页的“前言”，这其实是一篇有见解的学术论文。编写者通过资料整理，对汉字演变史有了新的认识，尤其对于小篆和隶书的产生通行，编者认为：“小篆是战国时期秦国通行的文字，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前，至少已通行了一百二十余年，小篆是从籀文变来的，它和秦以外的战国文字同时，只是通行的地域不同罢了。”又认为“隶书兴起于战国后期，盛行于秦代”，隶书是“从规范化了的小篆演变出来的”，“秦在统一全国以前，早就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措施，到了始皇二十六年，乃是全国范围内的重申”。这样，对由来已久的小篆创制和通行于秦统一全国后，隶书也兴起于始皇时的说法，作了否定。类似的观点，在裘锡圭、吴白匋、李学勤等人的著述中也先后提及，但关于秦在统一前就推行“书同文”的说法，是饶有新意的。

此书体大，包容繁富，在疑难字的收录上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未识字存疑，有疑者待考。但由于书中释文往往是引用于其他资料的，虽定下“参考六说，择善而从”的原则，却仍然采用了他书的不少误释、误解。所以，我们在利用该书时，务必要审慎，尽可能核对有关原始材料、字书以及参阅其他有关研究成果。裘锡圭先生于1986年就写有《〈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读后记》（《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91页），对此书中“字形表”、“文句”、“附录”三大部分存在的问题作了归纳，并举出错误的例子。裘文认为，“字形表”的问题大体可分为释字错误、摹字错误、字形取舍失当、字头分合失当、为资料所定的时代不确等项；“文句”部分的问题可分为文字释写之误、断句之误、对通假字不加注及误注等项；“附录”的问题则有录已识之字、按语不当、出处引文有误、摹写不准等项。所以，裘文指出，“使用此书也要十分小心”，不要被“错误的字形和释读引入歧途”。本文写作中对《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利用较多，凡已见于各批评文字的或笔者判断为明显有误者，均在引证时审慎对待。

此书字形资料也反映在《汉语大字典》之中，这本目前收汉字字形最多的字典，还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例证，对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之研究更具参考作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