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罗伯特·赖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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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资本主义试读：
序言
你是否记得过去这样的年代：当时的老师、面包师、推销员或机修工凭借自己一个人的收入就能够购房、拥有两辆车，并且养活一家人？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亲艾德·赖克在附近城镇的主街道上开了家女装店，顾客多数是工厂工人的妻子。他赚的钱足够我们一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我们虽然不富有，但从来没有感到拮据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过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中，美国造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当时美国经济规模翻番，普通美国工人收入也随之翻番。然而在过去的30年中，虽然美国经济规模再次翻番，但普通美国人的收入却保持原封不动。
那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收入平均约为企业普通员工收入的[1]20倍，而现在他们的收入则为普通员工收入的200倍。那时，前1%[2]的最富裕美国人收入占到美国总收入的9%~10%，今天前1%的顶层人群的收入占比则达到20%。
那时，美国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努力工作就有回报；人们通过教育可以实现向上流动；谁付出最多，回报也最多。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大部分人努力工作，日子越过越好。我们的下一代过上了比我们更幸福的生活。游戏规则基本上是公平的。
然而今天，这些假设听上去空洞无力。人们对经济制度的信心急[3]剧下滑。经济制度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显而易见，从而削弱了公众[4]对经济基本宗旨的信心。愤世嫉俗的情绪非常普遍。对于多数人而[5]言，经济和政治制度似乎受到操纵，从而更有利于顶层人群。
资本主义面临的威胁不再是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而是公众[6]信任不断下滑的问题。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有赖于公众的信任。当大多数人不再相信他们和下一代能够获得公平的机会以实现梦想时，隐性的社会契约就开始分崩离析，而我们的社会却依赖于这种社会契约，以此来推动民众自愿进行合作。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的破坏行为——小偷小摸、行骗、行贿和受贿。社会逐渐将本可以用于生产活动的经济资源转而用于进行防护。
我们有力量改变这一切，重建一个服务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经济。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相反，资本主义本身并非不可逆转地带来日益严重的经济不稳定和不平等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人类书写和执行。不过为了确定需要做出何种改变与如何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当前出现了什么问题以及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过去25年里，我在著作中和授课时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普通工人未能得势，反而面临着不断攀升的经济压力。简而言之，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削弱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竞争力。现在国外廉价劳动力或电脑驱动的机器能够完成我们过去所从事的工作，并且成本更低。
我的解决方案是政府积极作为，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将税收投入好的学校和能够让人们取得成功的其他渠道，并进行再分配来帮助穷人。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不过也有人强烈反对这些建议，这些人认为当政府更小，并且减少税负和再分配时，经济将运行得更好。
虽然我对当前问题的解释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我认为我的解释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即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到企业和金融精英手中，让他们能够左右经济运行的规则。虽然我所提出的政府解决方案仍然有所裨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重点，因为这些解决方案未能充分考虑政府在制定经济游戏规则方面所发挥的基本作用。更为糟糕的是，有关一个积极作为的政府是否优于“自由市场”的争论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忽视了几个关键问题，即为什么当今的市场组织方式与半个世纪之前有所不同；为什么当前的市场组织方式未能像过去一样带来共同富裕，以及市场基本规则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人们忽视这些问题并不完全是偶然的。许多支持“自由市场”声音最为响亮的人员——包括大企业高管、无处不在的律师和说客、华尔街人员和他们的政坛傀儡，以及无数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多年来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地推动重组市场，并且希望人们忽视这些问题。《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一个目的是将这些问题放在聚光灯下进行检视。我的论据非常直接。正如我在第一部分中所详细阐述的，市场自身的存在取决于适用于产权（人们可以拥有哪些东西）、垄断（允许存在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合同（交易物和交易条件）、破产（买方无法偿付时该怎么办）等问题的规则，以及如何实施这些规则。
此类规则并非天然存在，而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在过去几年里，随着大企业、华尔街和富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些规则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同时，地方和州一级的工会、小企业、小投资者以及政党等抗衡力量中心不断萎缩，而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的中下层阶级借助这些抗衡力量发挥了自身的影响力。随之产生的结果是富人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财富而组织市场。这导致市场内部出现规模更大的向上初次分配。因为这些初次分配发生在市场内部，所以基本上被人们忽视了。
在第二部分，我介绍了这一现象对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来说意味着什么。精英主义者声称人们的收入与自身市场价值相当。这一套套逻辑回避了下列实质性问题，即市场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当前的市场组织方式是否在经济和道德层面站得住脚。事实上，收入和财富日益取决于谁有权力设定游戏规则。
正如我所指出的，大公司首席执行官以及华尔街的顶级交易员和投资组合经理实际上决定着自己的收入。他们在利用内部消息获利的同时，推进可扩大企业利润的市场规则。与此同时，由于普通工人丧失了上文所提到的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力来抗衡，所以他们的收入保持不变。穷忙族和富闲族的同时崛起进一步提供了证据，证明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再与自身努力程度相关。由于市场内部的收入预先分配向顶层人群倾斜，它导致出现了一种需求，即通过征税以及向穷人和下层中产阶级提供转移支付，在市场外部扩大向下的再分配。政府规模之争本来就具有煽动性，此类需求相当于火上浇油。
正如我在第三部分中所阐述的那样，解决方案不在于扩大或缩小政府的规模。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政府所服务的对象。补救之道在于如何让绝大多数人重获影响力，以便能够决定如何组织市场。这就需要打造新的抗衡力量。它将联合未享受到经济成果的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形成联盟。当前左右派有关“自由市场”和政府优劣之争正妨碍着这一联盟的形成。
正如我所解释的，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政治分歧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分歧，而是由大企业、华尔街银行和富豪组成的复合体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分歧。前者依据自身喜好操纵经济和政治游戏，后者因此身陷困境。我的结论是，为了改变当前的局面，唯一的办法是让无力影响游戏规则的广大民众联合起来，重新构建50年前带来普遍繁荣的抗衡力量。
尽管本书重点关注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但我所描述的[7]现象日益成为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我认为，美国所吸取的经验教训对其他国家而言也具有现实意义。虽然全球性企业必须遵守业务所在国的规则，但是最大的全球性企业和金融机构对这些规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当经济（和市场规则）不再服务于普通民众时，民众将感到无能为力，不安全感日益加剧，沮丧感不断郁积，这将引发有时掺杂着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的恶性民族主义运动，并导致全球各地出现政治动荡，甚至连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
我认为，让我们无暇顾及现实情况的迷思一旦被打破，我们就能够让资本主义服务于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历史，特别是美国历史能为我们指引方向，并带来一些慰藉。美国制约顶层富人这一少数群体的政治权力，并且周期性地调整政治经济规则，以打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在19世纪30年代，杰克逊主义者打击特权精英，确保市场制度更好地服务于普通公民。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进步主义者实施反垄断法，拆分大型托拉斯组织，设立负责监管垄断问题的独立委员会，并且禁止企业进行政治捐款。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支持者限制了大企业和华尔街的政治权力，并且扩大了工会、小企业和小投资者的抗衡力量。
挑战不仅来自经济层面，还来自政治层面。我们不能将这两个领域独立分开。事实上本书所讨论的领域之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它研究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与一系列道德理念之间的关系，其中如何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财富是一个中心议题。“二战”结束之后，在凯恩斯经济学派的有力影响下，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心不再是这些问题，[0]而是转移到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问题上。征税和转移支付手段旨在稳定商业周期和帮助穷人。几十年来，这一方案奏效了。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带来了普遍繁荣，进而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产阶层。抗衡力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过去我们无须关注经济政治制度的组成方式，或担心顶层阶级掌握过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而现在这些正是我们所需要担心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重拾了老的研究调查传统，重新关注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本书所持的乐观态度正是基于那一段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拯救资本主义，防止它肆意妄为。我相信我们能够再次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1] 参阅Lawrence Mischel and Alyssa Davis, CEO Pay Continues to Rise as Typical Workers Are Paid Less, Issue Brief #380,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2014.
[2] 参阅A. Atkinsin, T. Piketty, and E. Saez,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no. 1 (2011): 3–71.
[3] 盖洛普2001年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美国人表示满意，认为通过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22%的人表示不满意。到2013年，只有54%的美国人感到满意，45%的人感到不满意。参阅Rebecca Riffkin, “In U.S., 67% Dissatisfied with Income, Wealth Distribution,” Gallup website, January 20, 2014 (http://www.gallup.com/poll/166904/dissatisfied-income-wealth-istribution.aspx).
[4]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表示，自2000年以来，持下列观点的美国人的比例下降了14个百分点，即大多数人能够通过努力工作出人头地。参阅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USA Today, “January 2014 Political Survey, Final Topline,” 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January 15–19, 2014 (http://www.people-press.org /f iles/legacy-questionnaires/1-23-14% 20Poverty_Inequality%20topline%20for%20release.pdf).
[5] 63%的美国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为了获得现金或竞选献金，会出卖他们的选票，59%的人认为他们自己的议员可能已经这么做了。66%的人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不在意选民的想法，51%的人甚至认为他们选区的议员不在意他们的想法。参阅“Americans Don’t Think Incumbents Deserve Reelection,” Rasmussen Reports website, October 2, 2014.
[6] 参阅See “Views of Government: Key Data Points,” 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October 22, 2013 (http://www.pewresearch.org/key-data-points/views-of-government-key-data-points/).
[7] 参阅European Commission, Standard Euroba- rometer 81, Spring 2014: Public Opin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First Results, European Commission website, July 2014.
[0] 在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时，经济学开始发展成为独立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这一新的学科寻求识别适用于所有生产和交换体系的抽象变量，基本或根本不重视资源分配或特定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其他诸多方面的研究因此从具体的政治、道德和制度关系，转向更为普遍和科学的“定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在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期间主导着美国经济政策。|第一部分|自由市场第一章主流观点
在小剧场或演讲厅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先向听众介绍我，然后介绍将与我进行辩论的对手。我的辩论对手和我再花上5~10分钟就指定的议题进行一番唇枪舌剑，例如教育、贫困、收入不平等、税收、高管薪酬、中产阶级工资、气候变化、贩毒等议题。我们辩论什么问题并不重要，因为辩论主题经常很快就转到“自由市场”是否优于政府这一问题上。
这可不是我主动挑起来的。事实上，正如我之前所述，我认为这一辩论毫无意义。我后面会对此进行解释。更为糟糕的是，这一辩论转移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忽视了真正应该辩论的问题。它有意或无意地导致公众忽视了真正值得辩论的问题。
几乎没有什么比下列观念更会毒害人们的思想，即“自由市场”存在于世间某处，且遭到政府的“侵扰”。依据这一观念，市场导致出现不平等或不安全问题，但它们是客观“市场力量”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一个人的报酬只是衡量他本人市场价值的标准。如果他的报酬不足以维持生计，那就认命吧。如果其他人赚到数十亿美元，那他们肯定值这么多。如果数百万人失业，或者收入缩水，或者他们身兼数职，但下个月甚至下周的收入仍没有着落，那么这的确很不幸，但这是“市场力量”的结果。
依据这一观点，无论我们做什么来减少不平等或经济不安全问题，让经济服务于大多数人，都会带来风险，扭曲市场和降低市场效率，或者产生最终可能伤害到我们自身的意外后果。尽管政府在必要时需要进行干预，解决污染或工作场所不安全等市场不完善问题，或者提供基础研究或救助穷人等公共产品，但这些只是下列一般规则的例外情况，即市场是万能的。
这一盛行的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现在它几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几乎每门经济学基础入门课程都会涉及这一观点。它已进入公众日常讨论中。人们也能够听到不同党派的政客阐述这一观点。
剩下值得辩论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市场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保守派希望看到一个小政府，并且政府干预程度较低；自由派则希望有一个积极作为的大政府。这变成一场无休止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是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的左派和右派存在分歧的地方。人们对此如何回应，通常取决于他们最信任（或者说最不信任）哪一方：政府还是“自由市场”。
不过这一盛行的观点，以及它所引发的争论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政府，就没有“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并不存在于文明无法企及的自然环境中。在自然环境中，竞争是一场事关生存的比赛，最终的赢家通常都是最强大的。相比而言，文明是由规则所定义的；政府制定规则，规则创造市场。正如17世纪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所指出的：（在自然环境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
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耕作、航海、海外进口商品的运
用、宽敞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需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
地貌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都将不复存在。
最为糟糕的是人们时刻处在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1]
们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市场，任何市场都需要政府来制定和执行游戏规则。在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此类规则源于立法部门、行政机构和法院。政府并没有侵扰“自由市场”。它创造了市场。
游戏规则并非中立或具有普世性，它们也不是永久存在的。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执行不同的规则。这些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不断演变的规范和价值观，并且反映出哪些人拥有最大的权力来制定或影响这些规则。不过人们无休止地纠结于“自由市场”是否优于“政府”之争，这导致我们无法审视下列问题，即哪些人行使了这一权力，他们如何从中获利，以及是否有必要修改此类规则，以便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有关政府大小的问题并非不重要，但是自由市场运行规则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力更大。当然我们也应就政府征税、支出、监管和补助水平等问题进行辩论，这是有益的。不过这些问题只是经济领域的边缘问题。而规则和经济同为一体，没有这些规则，以及规则背后的种种选择，就不可能有市场制度。正如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所承[2]认的，“小政府”的支持者实际上是在支持一个不同的政府——经[0]常是一个偏袒他们及其保护人的政府。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金融业“放松监管”；不过将此举称为“再监管”可能更为合适。它并非意味着政府减少干预，而是意味着出台一套不同的规则，开始允许华尔街开展各种高风险但有利可图的投机活动，允许银行向不具备还贷能力的客户提供房屋抵押贷款。当2008年泡沫破裂时，政府出台规定，保护几家最大的银行的资产，为它们提供补助，确保它们不会破产，并说服它们收购实力较弱的银行。与此同时，政府实施了其他规定，导致数百万人失去了自己的房子。随后政府出台补充规定，防止银行再次冒险（不过在许多专家看来，这些规定是不够的）。
人们需要警惕的不是这些罕见的大事件，例如2008年紧急救助华尔街事件，而是规则当前出现的众多细小变化，这些变化不断地影响着经济游戏。即便大事件最为重大的影响在于改变游戏方式。政府在救助华尔街时，实际上做出了一个隐性的担保，承诺如果大银行再次陷入麻烦，政府还会出手相救。正如我将说明的，这让几家最大的银行相对于小银行而言具有金融优势；它们因此不断发展壮大，在整个金融业占据支配地位，强化了它们手中的政治权力，以获取它们想要的规则，并且规避不希望看到的规则。
有关“自由市场”的迷思让我们无法探讨这些规则变动，追问它们服务于谁。对于不希望我们进行探讨的人而言，这一迷思大有裨益。当一些人对这些规则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时，他们成为规则设计和调整方式的最大受益者。他们通常最为激烈地支持“自由市场”，并且最为热忱地主张市场优于政府，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不过争论本身也能达到下列目的，即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忽视规则是如何制定和变化、公众自身对这一进程的影响力，以及他们从中受益的程度等根本现实问题。换句话说，“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们希望公众也认同市场的优势，以及这一无休止的辩论的至关重要性。
下列现实情况也有利于“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即这些基本规则隐藏于经济制度之中，而在这一制度下，很多所有物和交易物都是无形、复杂的。在过去的经济制度中，产权是有形的，例如土地、工厂和机器；相比较而言，今天的知识产权规则不易被人们所理解。同样，在铁路和石油托拉斯巨头时代，垄断和市场势力与今天相比则更为明晰。在今天，谷歌、苹果、脸书或康卡斯特能够支配网络、平台或通信系统。与此同时，在过去，由于买方和卖方地位近乎平等，双方能够轻易地了解或知晓对方承诺的内容，因此合同更为简单易懂。不过随着复杂的抵押贷款、消费者协议、特许经营制度和雇佣合同的出现，情形发生了变化。现在合同条款基本上是某一方当事人说了算。同样，在过去，银行业务更为简单，有的人储蓄，购房者或创业者办理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债务问题更为明晰。在当今世界，金融工具复杂无比，有时很难分清债务人或债权人，以及债务内容、债务产生时间，或者债务产生的原因。
为了了解这一切会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何种影响，我们首先有必要回答几个基本的问题，即政府是如何组织和重新组织市场的，哪些利益集团对市场组织和重组过程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以及谁因此成为赢家，而谁又会沦为输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市场机制进行具体分析。
[1] 参阅Thomas Hobbes,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1651), ch.13, “Of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Mankind as Concerning Their Felicity, and Misery”.
[2] 参阅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4).
[0] 在《大转型》（1944年）一书中，波兰尼指出，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应被视为单一的人为体系，他将其称为“市场社会”。他认为，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和它所推动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到来，人们的理念从基于互利互惠和再分配转为基于效用和自利。第二章资本主义五大组成部分
为了建立“自由市场”，我们必须就下列问题做出决定：
·财产：人们可以拥有什么
·垄断：允许企业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
·合同：人们可以交易什么，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
·破产：当买方无力支付时该怎么办
·执行：如何确保无人违背这些规则
你可能认为这类决定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所有权只是涉及你所创造、购买或发明的东西，是属于你的东西。
如果转念一想，那么奴隶呢？人类基因组呢？核弹呢？处方呢？在当今的大多数社会，人们不能拥有这些东西。你可以拥有土地、汽车、移动设备、房屋和居家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不过当前最为重要的财产是知识产权——新的设计、理念和发明。那什么才可以算是知识产权，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有多长呢？
相关决定影响到公司可以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例如一家公司或者几家商行可以发展到多大，具备多大的经济实力，或者当公司对标准平台或搜索引擎的支配力达到何种程度时，才会不当地限制竞争。
同样地，你可能认为交易仅仅是涉及交易双方就交易价格达成一致，属于供给和需求的问题。不过大多数社会禁止性交易，也禁止买卖婴儿和贿选。大多数社会也不允许贩卖毒品、不安全的食品或者操弄庞氏骗局。同样，大多数的文明社会不承认也不执行人们在受胁迫或受骗时签下的合同。不过“胁迫”，甚至“受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其他决定涉及未偿债务问题。大企业可以利用破产摆脱沉重的义务，不再向员工提供养老金；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私有房产者不能通过申请破产来减少沉重的房贷；毕业生也不能通过破产来减少因接受高等教育而背上的沉重债务。
我们依赖于涉及如何执行此类规则的决定——政策的优先目标是什么，检查员和检察官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谁能够参与到政府决策制定的进程中；谁有资格进行起诉；以及司法诉讼的结果是什么。
许多决定远非显而易见。一些决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是因为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例如奴隶制度），技术出现了变革（例如分子新型排序专利），或者有权影响此类决定的人员发生了变化（不仅包括公职人员，还有帮助他们当选的人）。
这些决定并没有“侵扰”自由市场。它们构成了自由市场。没有它们，就没有市场。
是什么指导着这些决定呢？规则制定者寻求达成什么目标呢？这些规则的宗旨可以是最大化效率（考虑到社会当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情况），或者经济增长（取决于谁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以及社会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愿意牺牲什么，例如环境污染），或者公平（取决于下列主流准则，即什么才算是公平公正的社会），或者也可以是最大化大企业和大银行的利润，以及富人的财富。
如果民主制度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民选官员、行政部门主管和法官就会大致地根据大多数公民的价值观制定规则。正如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所说的，公平的规则选择应能够体现普通公民的观点，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规则实施后会对自己产生何种影响。相应地，“自由市场”[1]的成果应能够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祉。
如果民主制度失灵（或者从未正常运转），这些规则就可能只是扩大顶层少数富人的财富，同时让几乎所有其他人过着相对贫困、没有经济保障的生活。掌握足够权力和资源的人能够充分地影响政客、监管部门主管和法官，确保“自由市场”主要服务于他们。
这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腐败行为。在美国，有权有势的人很少直接贿赂公职官员来获取特定、有形的好处，例如有利的政府合同。他们资助竞选活动，有时承诺官员卸任后为其提供报酬丰厚的工作。他们从中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回报是市场规则。这些规则表面上适用于所有人，看上去不偏不倚，但实际上让他们系统地、不成比例地从中受益。换句话说，决定输家和赢家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政府“侵扰”市场这一不寻常、看得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组织市场。
权力和影响力隐匿于市场规则的制定进程中，而随之产生的经济成果和损失被掩饰成为“客观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不过只要我们继续执着于“自由市场”和“政府”的优劣之争，我们就不太可能看穿这一伪装。
在分析资本主义各大组成要素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政治权力是如何影响它们，以及如果我们想理解市场自由问题，为什么必须先了解是谁行使政治权力和如何行使这一权力。
[1] 参阅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ed.(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99), pp.102-68.第三章自由和权力
随着收入和财富集中到顶层人群手中，政治权力也同样落入他们手中。金钱和权力二者密不可分。伴随权力而来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影响力。市场的无形之手连接着富人强健有力的手臂。
对市场机制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的人通常最为激烈地支持永恒不变、理性的“自由市场”，并且反对政府“侵扰”市场，这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他们拥护“自由企业”，并将“自由市场”和自由画上等号，但与此同时，他们悄悄地修改游戏规则，以便让规则有利于他们。他们颂扬自由，却不承认我们社会日益严重的权力失衡问题正侵蚀着大多数人的自由。
2010年，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认定，企业属于第一条修正案所规定的人，享有言论自由[1]的权利。最高法院裁定，2002年《两党竞选改革法》（通常被称为[2]《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违宪并被废除。该法案旨在限制企业的政治宣传活动支出。
不过事实上，言论自由是表达意见的自由。当腰缠万贯的富人声音最为响亮时，大多数公民表达意见的自由却遭到削弱。五位站在多数一方的大法官不承认大企业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权力失衡的问题。大企业广泛资助政治宣传活动的意愿越来越强烈。实际上，当最高法院赋予企业言论自由时，不掌握这些资源的普通民众的声音就可能被淹没。
在20世纪头十年中，最高法院同样无视权力的现实情况。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否决了旨在保护工人自由成立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法律。在1936年的卡特尔诉卡特尔煤业公司案中，最高法院的多数方大法官裁定认为，集体谈判“干预到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违宪行为……它剥夺了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所保[3]护的权利”。不过如果没有集体谈判，工人就不可能自由地就劳动待遇与资方展开谈判；如果他们希望找到一份工作，只能是接受支配经济的大企业所提出的条件。最高法院将“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凌驾于工人组建工会来争取更好待遇的自由之上，宪法的天平因此向有权有势的一方倾斜。虽然卡特尔案裁决结果后来被推翻了，但是它背[4]后的意识形态还残存于世。
现在，经济和政治权力再次落入少数大公司和富人的手中，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影响规则，巩固和扩大权力，并再次打着“自由”的幌子为这些手段进行辩护。这些手段包括竞选献金节节攀升，“独立”竞选费用激增（“独立”竞选费用通常用于开展负面宣传活动，抹黑他们所反对的候选人）；在华盛顿和各州首府开展游说的能力日益增强；大批律师和有偿专家证人提起诉讼或进行辩护，推动法院以有利于他们的方式来解释法律；其他律师和专家在行政制规听证会上推进他们的议程；如果公职人员以有利于他们的方式定义或执行规则，就承诺为其提供（或者直接主动提供）报酬丰厚的私营部门工作；开展公关活动，说服公众相信他们支持的政策是正确和明智的，而他们不支持的政策是错误、存在缺陷的；智库和被资助的研究支持他们的立场；掌控或在经济上影响媒体机构，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对基于“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契约自由”“自由贸易”或者“自由言论”优势性的论点持怀疑的态度。切中要害的问题是，这些自由究竟是属于谁的？
当企业自由度更大，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时，从理论上来讲它们可以为所有人做大经济这块蛋糕。不过在最近几年，此类自由产生的多数结果是大企业和华尔街银行的高管和股东拿到更大份额的蛋糕，而其他人拿到的份额则减少。另一个结果是普通工人的工作场所自由度受损。工人没有选择，只能同意公司提出的条件，由公司指定的仲裁员仲裁申诉，工人因此被迫放弃接受庭审这一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对于工人而言，所谓的契约自由只是一个残酷的笑话。如果一家企业监视员工上班期间的一举一动，甚至将每天上厕所的时间限制在6分钟以内，虽然它可能是自由企业的模范代表，但这样的做法无益于企业员工的自由。
虽然“自由企业”的目标是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但它们破坏环境，危害顾客和他人的健康和安全，并且欺骗投资者。尽管这些行为是非法的，但是如果被抓的风险和成本小于可能带来的好处，一些企业就会选择以身试法。在近些年，有意或无意进行如此算计的公司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哈利伯顿、花旗集团和通用汽车。这显示当潜在的经济回报足够大时，公司权力就会不惜侵害个人自由。
企业垄断市场的自由同样限制了消费者进行选择的自由。例如，由于美国允许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减少或排除竞争，所以美国互联网服[5]务费用高于其他富裕国家。美国允许医药公司为了延长产品专利，[6]向仿制药生产商支付一笔钱，让它们推迟生产低成本的药物，因此美国药品价格远高于加拿大或欧洲。我们在购买互联网服务或者药品时并没有受到胁迫；从这一狭义的角度而言，我们大多数人仍是“自由的”。我们可以选择不买。不过这只是狭隘的自由观。
同样，有人认为全球经济是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做出选择，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权力在决定贸易标的物和贸易方式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由于所有国家的市场取决于涉及市场组织方式的政治决定，实际上“自由贸易”协议涉及复杂的谈判，以此决定不同的市场制度如何实现一体化。例如，中国和美国组织市场的方式大不相同，因此当美国与中国开展“自由贸易”时，这并不仅仅意味着贸易增加了，关键在于中国保护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力度有多大，中国如何对待美国投资银行的资产，以及中国国有企业获准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如何。在此类谈判中，美国大企业和华尔街银行的利益一直优先于美国普通工人的利益。相比美国公司的知识资本或华尔街银行的金融资产而言，美国普通工人工资受保护的力度低得多。例如，美国从未要求贸易伙伴将其最低工资设定为美国普通工人中位数工资水平的一半。
从这些方面而言，如果不考虑权力问题，讨论自由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很多人声称自己站在自由这一边，但如果他们忽视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和政治日益失衡的问题，那么他们实际上并不是站在自由这一边，而是站在权势阶层那一边。
通过仔细研究市场的各大组成部分，情况会变得清晰明朗。
[1] 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310 (2010).
[2] 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310 (2010).
[3] Carter v.Carter Coal Co.et al., 298 U.S.238 (1936), p.311.
[4] 参阅 United States v.Darby, 312 U.S.100 (1941).
[5] 参阅Nick Russo and Robert Morgus with Sarah Morris and Danielle Kehl, The Cost of Connectivity 2014, Open Technology Institute at New America website, October 30, 2014.See also Claire Cain Miller, “Why the U.S.Has Fallen Behind in Internet Speed and Affordability,”New York Times, October 30, 2014.
[6] 参阅Valerie Paris, “Why Do Americans Spend So Much on Pharmaceuticals?” PBS NewsHour website, February 7, 2014.第四章新型财产
私有财产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传统辩论中，人们经常将它与政府所有制或者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传统辩论没有触及政府组织和执行产权的各种方式，以及谁对这些决定的影响力最大。
与公共财产相比，私有财产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环境主义者加勒特·哈丁告诫应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由于个人理性、自私地行事，导致公共资源被耗竭。例如在城镇公共草地上[1]过度放牧牛群，当草地为私有财产时，理性的所有人会精心料理草地，购买肥料和浇水，避免出现资源耗竭的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据我了解，人们从来不会自己掏钱清洗租来的车子。
不过私有制和公有制之争模糊了涉及私有财产规则的基本决定：人们可以拥有什么，前提条件是什么，以及所有权期限为多长？一些问题是深层次的道德问题。同时，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社会中权力的分配情况，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属于政治层面的问题。
在三个世纪之前，一个人沦为他人私有财产的现象很常见。正如历史学家亚当·霍克希尔德所说的，到18世纪末，世界超过3/4的人受到不同形式的奴役，沦为他人的奴隶或农奴。在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2]奴隶数量超过了自由人数量。
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掌控着政治权力，能够将奴隶作为某种形式的财产，这是奴隶制赖以存在的基础。美国共和党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直接反对富有的奴隶主和许多民主党人，后者主张对奴隶的所有[3]权是一种受宪法保护的产权。不过在15年内，政治和权力发生了变化。美国于1865年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到19世
[4]纪末，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宣布了奴隶制违法。然而，并不是所有[5]地区都是如此。比如毛里塔尼亚到1981年才正式废除奴隶制。世界许多地方仍然存在奴隶制。甚至在21世纪的美国，仍然有将近10万[6]名儿童受到性奴役。
除了奴隶，19世纪最有价值的财产是土地。然而，即使土地所有权也是建立在社会准则和政治权力的基础之上。在英国，贵族阶层牢牢地控制着大片土地，且代代相传；他们允许佃户进行耕种。相比之下，美国通过一系列法律，从1785年的《土地法》到1862年的《宅地法》，向潜在的开拓者提供边疆土地，而不只提供给政治精
[7]英。（在大部分的拉丁美洲国家，边疆土地落入拥有政治势力的人手中。）不过美国白人开拓者背后也有政治势力为他们撑腰。美国政府赋予他们土地所有权，而美国军队与美国原住民交战，以保护开拓者的土地所有权。
在19世纪，土地价格猛涨，拥有大片土地的人无须工作，只要将土地出租出去，就会发现自己的财富大幅增加。土地价值上升的原因是土地资源变得稀缺。在《进步与贫困》（1879年）一书里，亨利·乔治将土地价格上涨的情况描述为：“一个巨大的楔子，不是从社会底部打进去，而是从社会中部穿过去。身处分裂点以上的人处境得以[8]提升，但是身处分裂点以下的人们却遭到碾压。”该书的销量达到[9]200万册。乔治在书中建议政府对土地大幅征税，依法征收土地所有人的大部分资本收益，但这一建议最终无疾而终。
随着工厂和机器的出现，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由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工业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经历了新一轮的变化。在几十年内，大部分美国人不再拥有或者甚至出租他们赖以生存的财产。他们变成了雇员。有关财产的关键问题变为企业主的“契约自由”和工人的自由之争，即工人组织工会，从自身劳动与工厂和机器相结合所产生的收入中争取到更大份额的报酬。
现代企业和企业所有权也属于产权制度的一部分，是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法院特定决定所产生的结果。这些部门认为，企业投资人有权享受企业一定份额的利润；如果企业无法偿还债务，投资人除投资之外的个人财产应受到保护。这一切并非由“自由市场”所决定，而是由财产和合同规则所决定。不过下列理念并不存在于法律之中，即股东是企业唯一的所有人，企业的唯一目标是实现股东投资价值最大化。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前30年里，企业经理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平衡投资人、员工、消费者和一般大众的诉求。事实上，大企业属于任何一个和企业业绩表现有利害关系的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司蓄意收购者要求公司经理出售“不良”资产，关闭工厂，大举举债，解雇员工，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此时才出现股东至上的理念。
私有财产规则不断受到质疑，并相应地进行着调整。规则调整的幅度有时很大（废除奴隶制），但通常调整幅度非常小，因此人们除非直接参与其中，否则几乎不能察觉。有时政府规定更像是在设立产权。例如，在1978年之前，航空公司在出现航班超额预订的情况[10]时，会随意取消超员乘客的座位。在乘客多次进行投诉之后，民用航空委员会（当时负责监管航空公司）开始要求各家航空公司将每个预订座位视为乘客的财产。因此航空公司在出现航班超额预订的情况时，不得不提供必要的好处，让超员乘客自愿放弃他们的“财产”，从而“购回”超员的座位。
对于稀缺资源，产权能够鼓励人们保护资源，并且投资开发技术，减少未来资源稀缺问题，确保有需要的人能够获得此类资源。2015年，由于天气干旱，加州几个水源地区严重缺水，于是这几个地区将水资源变成一种财产。水费取决于用水情况——一开始水价很低，能够保障家庭基本生活用水需要，之后随着用水量的增加，水价迅速上涨。此举能够防止人们浪费水资源，防止人们毫无顾忌地给自家游泳池换水。这一做法同样适用于整个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属于全球性稀缺资源。在理想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权可以作为一种财产，其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涨。排放者可以买卖二氧化碳排放权，这样可将其用于最需要的地方。此举还能够有力地激励排放者最大限度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找到创新的方式，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此类产权要求政府决定采取何种产权分配方式、分配标准和交易方式。由于人们的收入和财富存在差距，如果谁出价最高，清洁空气和水资源等必需品就归谁所有，那么最终的结果将是极其不公平的。政府应监督和落实此类机制。
当财产以遗传物质片段、分子排序、千兆字节的软件代码，或者信息和理念的形式出现时，涉及界定产权的基本机制将变得更为复杂。这一类财产并不存在于特定空间和时间，我们无法对它进行称量或测量。它的生产成本主要是用于发现工作或者制作第一份复制品，之后的附加生产成本经常为零。不过此类知识产权是新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政府未能就下列问题做出决定，即谁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拥有此类财产的哪一部分，那么新型经济就荡然无存。
在这一问题上，公地悲剧造成了令人苦恼的困境。除非发现者和发明家能够拥有他们所发现和发明的成果，并且能够通过出售或提供许可来赚钱，否则许多人从一开始就不会为之付出努力。一些人可能不求回报，只是追求新发现带来的快感或者声誉，或者让其他人能够免费使用这些新发明——许多人将自己的创作成果上传到互联网供其他人免费使用。不过免费劳动不能为他们支付房租，并且经济不能完全建立在免费劳动的基础之上，所以某种程度的产权还是有必要的。不过一旦有了新的发现或发明成果，如果公众能够全面使用它，且成本不超过复制它的成本（经常接近于零），他们就从中受益最大。当一家公司研制出的畅销药本可以让许多病人真正受益，但后者却买不起，而药品的仿制成本又非常低，凭什么这家公司能靠它赚几十亿美元呢？
政府应该赋予具有潜力的发明者足够的所有权，让他们有动力从事发明和创造，与此同时也应让公众能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使用这些发明成果。那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呢？这一问题并不涉及“自由市场”和政府之争。立法机构、法院和行政机构必须就此做出决定。
处理这一困境的一种方式是让发明者暂时拥有垄断权，且这一财产权将在一定时间后失效。宪法制定者考虑到这一问题，授权国会授予专利和版权，“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对作家的著作和发明[11]家的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不过由于他们无从知晓什么可能被发明，所以没有精确地规定什么可以获得专利或者专利期限有多长。美国1790年通过的第一部专利法仅简单地规定：“任何实用的技艺、产品、发动机、机器和装置，以及上述各项的任何以前从未被知晓和使用过的改进”可以获得专利权，且专利权期限为[12]14年。自此以后，国会将专利保护年限延长至20年（适用于1995年后提交的专利申请），不过问题的真正焦点在于如何界定“新颖和[13]实用”。专利商标局逐案进行裁决；另外一个部门则负责处理文学作品的版权事务。
人们如果对专利局的裁决结果持有异议，可以上诉至专门受理此类问题的特别法院；如果最高法院愿意审理，他们就可以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随着发明日趋复杂，专利诉讼案件数量增加，诉讼时间也拉长了。通常，此类诉讼涉及专利所有人和竞争对手或其他人之间的法律斗争。竞争对手认为专利所有人的专利权无端地侵害了他们自身的专利，而其他人则认为不应该授予专利所有人专利权。截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专利商标局的雇员已近万人，大部分人在位于弗[14]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五层楼的总部办公。联邦法院设有特别上诉[15]法院负责审理专利案件。在各种专利中，软件专利占多数。大部分专利涉及技术性问题，例如哪些属于新事物或者哪些属于早已被发现的事物。一些专利申请只是介绍能够转化为软件的设想或概念。例[16]如，亚马逊“一键下单”的概念获得了专利。在2014年，苹果公[17]司有关在电子书上提供作者签名的设想获得了专利。
持久有力的产权能够激励人们进行投资和创新，不过同时也推高了消费品价格。重要的是，产权所有人手中的经济权力经常转化为政治和法律权力，这让产权保护力度更大，时间更长。
整个法律产业通过专利辩护或者专利侵权诉讼而发展起来。大型高科技公司经常聘请一批律师专门处理专利事务。在2013年，国会否决了一项提案。依据该提案，专利局可以加快复审有问题的软件专利。不过此类软件专利通常是大公司申请的，旨在对大量可能的发明提出权利要求。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微软等公司的说客成功[18]地阻止了这一提案的通过。
最大的几家高科技公司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积累专利组合，以及起诉和反诉竞争对手。例如，谷歌在2012年以1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公司，借此获得1.7万件专利，其中许多专利在谷歌、、苹果三家公司之间的智能手机专利大战中成为颇具价值的证据。[19]正如白宫知识产权顾问钱为德2012年所指出的，谷歌和苹果公司[20]专利收购和诉讼费用超过了其研发费用。
同样，根本问题不在于人们偏好“自由市场”还是政府，问题在于政府如何界定产权、产权界定程序包括什么，以及谁最有权力来决定最终的结果。
尽管普通美国人服用的处方药少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民众，但是美[21]国人均药费超过其他发达国家。2014年，美国健康方面的费用支[22]出达到3.1万亿美元，其中药费占到了10%。政府通过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平价医疗法》所规定的补助来支付一部分药费。我们通过纳税间接地承担一部分费用，然后再通过定额手续费、自付款和保险费间接地承担剩下的费用。
美国药价居高不下，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律禁止美国政府运用自身[23]强大的议价权进行谈判，降低价格。相比之下，其他政府能够设定本国药品批发价格。不过美国药价之所以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药品获得了专利，并且在专利过期后（现在专利期限为20年），此类临时垄断权仍然继续存在。我在下文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专利局和法院最初裁定天然产品不能获得专利。由于早期疫苗是利用病毒加强人体免疫力，属于天然产品，因此它们无法成为制药公司的私有财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制药公司不愿意进行投入，开展必要的研究，研制新型疫苗。
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相关规则发生了变化。医药公司获准申请疫苗和其他天然产品生产工艺专利。疫苗专利申请数量由此上涨[24]了十倍，超过一万件。疫苗价格不出意料地也随之猛涨。在2013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