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白金增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民国文林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国学大师们(白金增订版)试读：

小序

大凡天下事，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除了少许孤证无从判断真伪外，笔者对书中的民国先贤诸人诸事进行了一一考订，力求书的内容可爱又可信。诚然书中诸多趣闻轶事，轩然霞举，花烂映发，但也努力同时做到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另外，如果说本书展示了民国阳的一面，那么诸如《民国时期的土匪》等书则展示了民国暗的一面，它们共同构成了民国真实的生态，读史者不可偏废。

全书依旧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述而不作，形散神聚，将事实判断置于价值判断之前。人物排序则尽量遵循由轻到重和上下相关联的原则，也请读者朋友在阅读时颔首会意。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对于民国文人的逸事研究，笔者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开拓和深入当中。林深遇鹿，海深见鲸，我们仍在路上，祝愿我们早日重逢。民国文林于北京海淀一塔湖图斋2018年5月20日

黄 侃

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

关键词： 狂戾、伐异、趣闻、嗜欲、风雅、婚姻、圣童、师徒、治学、传道、固守、大节、孝道、绝命、赞誉

狂 戾

黄侃之父黄云鹄于光绪庚子后，任四川盐茶道，黄侃随侍入川，时仅九岁。一日，有人携来蕲春绿毛龟一只，文案蔡某批示黄侃，戏之曰：“此公子同乡也（按：黄侃为湖北蕲春人）。”黄侃曰：“是非我同乡，乃公同族也。”蔡某不解，季刚曰：“公检《论语》‘臧文仲居蔡’一节观之，当知。”原来，此节注有“蔡，大龟也”。

黄侃年少时，拜访文坛领袖王闿运，王对黄的诗文激赏有加，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立刻狂性发作，毫不客气地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黄侃参加县试，一场考完后，他在考场中闲逛，见有人架起锅烹煮鸭子，气不打一处来，便在一旁默不作声。等鸭子煮熟了，黄侃上前一脚将锅踹翻。煮鸭子的考生气急，动手要打黄侃，黄亦不示弱，说道：“不管你怎么样，今天你这鸭子反正是吃不成了。”考生无奈，只好作罢。

陈独秀在日本时，曾到东京民报社章太炎寓所拜访章，章命弟子钱玄同和黄侃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谈及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江苏、安徽，颇以自己为皖人而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陈独秀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章太炎亦附和。此时，只听隔壁屋子里的黄侃大声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闻听此言，扫兴而去。

许金城在《民国野史》中记载：“（黄）季刚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我记得马寅初博士有一次也来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黄侃与号称“两足书橱”的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教授。一次，二人胼手胝足地凑在一起讨论学问，然而“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据说，当时黄侃与陈汉章的辩论相持不下，黄侃便拿起一根手杖塞给陈，自己则执了一把短刃跳出门外，招手让陈汉章到外面去决斗。后来在同仁们的劝说下，黄侃才作罢。不过，黄、陈后在中央大学再为同事，二人又“善遇焉”。黄侃为陈的《史通补释》作序，在序中称陈为“魁儒”，是刘师培之外又一博学之人，自称“门下士”。后陈汉章患病，旁无童仆，汤水极不便。黄侃怜之，买了两瓶橘汁，让侄子黄焯送去。陈汉章辞职回乡时，黄侃准备送他一张床、一个菜罩，但因不知其门牌号，而没有送到，黄侃很是怅然。

北大学生毕业时，按惯例要制作精美学谱（按：同学录）。学谱的印刷费用很高，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但黄侃对此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也不捐钱。学谱印出后，学校送他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拿到册子便将它丢入河中，愤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

在中央大学时，黄侃听人说起“汪黄”，便怒气冲冲地找到同门汪东说：“外面的人称中大学者必称‘汪黄’，我比你年长，为何你要置于我上！”汪东莫名其妙。旁边有人笑道：“你们都误会了，‘汪黄’不是什么好名字，当朝政府里另有‘汪黄’，与你二人无关。”原来，当时正值对日和谈，国民政府的代表是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外交部部长黄郛，时人对二人颇为不齿，将他们称为“汪黄”，是将二人比作南宋时对金称臣的汪伯彦、黄潜善（史称“汪黄”）。黄侃听罢怒气顿消。

在中大，黄侃常与同事胡小石切磋学问。胡在中大教授甲骨文课程，曾以甲骨文纠正汉儒许氏《说文解字》之非。但黄侃认为甲骨为后人伪造，不可信。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甚而击碎玻璃板。但辩论结束，二人友谊，又“固如初也”。

中大学生常任侠曾拜在黄侃门下，后留在中大任教。每年春节，常任侠必去黄侃家中叩首致敬，平日亦常去问学。一次，常备课时，不知《秋蟪吟馆诗抄》中《兰陵女儿行》句“天吴紫凤贴地满”何解，便去问黄，黄侃以为常有意考他，竟不回答，怒向中文系主任汪东道：“常生不驯，可以开除。”汪答：“常生已经毕业，留在本校教书，已经无法开除。”黄只好作罢。常任侠知黄脾气，日后亦常去请益，而黄侃待之如常。

黄侃对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少有赞许，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皮锡瑞等人是他在课堂上嘲骂的对象。他对学生说：“我骂他们，是看得起他们，否则就不必费唇舌了。”又对学生说：“我骂他们可以，你们还不够资格骂哩。”但他却并不因骂他们就将他们贬得一无是处，他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用作教材，常常在课堂上逐条进行批评，但又常掩卷歌唱，唱罢叹道：“皮锡瑞的文章真好！”又说康有为十七日著成《广艺舟双楫》，真算得是才子。

下雨天，黄侃穿着钉鞋到学校上课。上完课后，天晴了，黄侃便换下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走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要检查纸包。黄侃二话不说，放下纸包便走，之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连续几天未到校，便登门探望，询问其故，黄闭口不答，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告诉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人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黄侃遂离开中央大学。

又一说，黄侃离开中央大学全因傅斯年。校长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大文学院院长，黄侃闻讯后，勃然大怒，说师道沦亡，一定要离开中大。黄侃写信给他的学生们说：“……但既已恳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优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黄侃自视极高，曾自负地说：“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刘师培）。”

一次，黄侃到柳诒徵家中拜访柳，回家后，黄侃在日记中写道：“此君亦谈音韵，可哂也。”又一次黄侃与胡小石、王伯沆、汪辟疆作诗钟，其中分别嵌有“的”、“话”二字，用以嘲讽柳诒徵，因为柳是镇江人，发言时，动辄以“的话”二字作助词。而柳氏后人回忆柳诒徵也曾说：“黄侃好骂人。”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黄侃任代理校长，因喜欢骂人，作风霸道，教育部便正式委派石瑛担任该校校长。到任第一天的校务会，石瑛踌躇半天才开口道：“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音未落，黄侃便起身说：“听说石瑛的姆妈偷和尚。”石瑛质问他为何如此无理，黄朗声答：“我听说的。”

黄侃称呼校长石瑛为“阁下”，石瑛对黄侃说不能用这样腐败的口吻称呼他。黄侃反问道：“称你为王八蛋，成吗？”

事实上，黄侃对石瑛也颇为忌惮。石身材魁梧，孔武有力，发起脾气来，不惜动粗，黄侃曾自我解嘲说：“碰着石蘅青（石瑛字蘅青），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石瑛对黄侃讲课只凭高兴，不用大纲也不写讲稿的教学作风，很不以为然。有一次，石瑛严肃地规劝黄说：“季刚，你读了一肚子好书，为什么不好好用以济世呢？还发什么狂呢？”黄唯唯称是。有人曾问黄侃：“为何转了性？”黄毫不隐讳地说：“打不过人家，有什么办法呢？”

黄侃在武昌大学讲课，作风散漫。一次，武昌师大学生集会，邀请黄侃到场答复。学生的用心，是打算用群众的声势给黄难堪。这种场合，一般人是不敢去的，但黄按时大摇大摆而来。会场本是汹汹嘈杂的声势，反而肃静无哗。黄侃上台后，逞其雄辩天才，放言无碍，结果本是为了执经问难的学生群众，个个落得哑口无言，纷纷作鸟兽散了。

在中大时，黄侃被称为“三不来教授”，因为他和校方约定，每遇刮风、下雨、降雪，他便不到校上课。故每逢天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们便猜测黄侃今天会不会来上课，有人常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而武酉山回忆黄侃的“三不到”为刮风不到，下雨不到，不高兴不到。天气变化，学生能知，但“不高兴”，则令人莫测。有时黄侃在家骂人，或受着某事的刺激，便迟迟不来上课。学生久等不来，就各自散去，等他来时，见班中只余两三人，也照讲不误。

有一次，黄侃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黄的骈文不如李审言，经学赶不上皮锡瑞，何必自负。黄收阅后大发雷霆，疑是班上的学生所写，于是在课堂上持续大骂十日，无人应答。黄侃自知骂错了对象，便向全班学生道歉。

20世纪30代，曲学家吴梅在中大讲授元曲。当时，元曲被传统学问家视为“小道末技”，黄侃对此也非常不满。一次，黄侃讲完课，发现吴梅坐在教授专用沙发上休息，怒而问道：“你凭什么坐在这里？”吴梅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凭元曲。”

吴梅与黄侃一度私交甚厚。某日，黄侃邀请吴梅赴蟹宴。两人酒足饭饱之际，谈起学问，吴梅激辩自己讲得正确，黄则坚持吴说得大谬。黄侃借着酒性，一个巴掌打将过去，吴梅也不甘示弱，立即还手。两人转而跳出座位，拟角斗，被人拉开。此后两人失和，吴梅甚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彼去我留，彼不去我从此逝矣。”

袁鸿寿在《吴瞿安（吴梅）先生二三事》中说：“一九三四到抗日战争这几年，瞿安先生为什么如此痛苦、如此颓废呢？据我所知，有三种压力伤了他的心。……最使他伤心的事是到了南京，黄季刚先生曾讥讽曲学为小道，甚至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为教授，从谩骂发展到动武。排课的人只得把吴的课排在一三五，黄的课排在二四六，使他们彼此不相见面。”

某次，一达官宴客，座中亦有黄侃。席前，大家虚上座以待，一留洋归国的青年翩翩迟来，并不谦让，径坐首座，同座多有不平，黄侃亦然。席间，青年夸耀说，适自某达官家来，又某达官邀宴，尚无暇前往。黄侃啐道：“你这人真没学问！”青年即说自己留学某国某国，共有五六年之久，何以说他没有学问？黄侃起身道：“鄙人留学中国，四十余年，尚谈不到学问，你五六年之久，算得什么呢！”说话间，打了该青年一记耳光，青年欲还手，众人早将他拉扯出去了。

1927年，黄侃到暨南大学任教。一日，他在教室门口遇到在暨大任教务长的学生黄建中。黄建中向老师问候，黄侃问他：“你教什么课？”黄建中回答：“哲学。”黄侃大声道：“我问你，你自己懂不懂？不要胡吹乱说。”黄建中愕然良久。

暨南大学教授人人都须佩戴一枚徽章，以资门警识别。黄侃到暨大任教后，不肯佩戴，刚入校门，校警看到他胸前没戴校徽，以为他是闲人白撞，便阻止入内。黄说：“我是黄侃，只有你不认识我！”门警却不通融，说：“你既是教授，应该有一枚校章的！”黄悻悻然地说：“我硬是不挂那种东西，你不给我进去，我就不进去！”说完掉头便走。幸有学生看见，关照校警，才冰释误会。但黄侃自始至终不肯佩戴校徽，成为暨大唯一不佩校徽进出校门的教授。

有一次，上课铃已响，黄侃仍安坐教员休息室。学生们等了一会儿，未见黄侃来上课，便向学校教务处报告。教务处职员赶紧去提醒黄侃上课时间到了，孰料黄侃两眼望天，冷冷说道：“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给老师们发薪水，黄侃拒绝上课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替他领来薪水，他这才去教室上课。

黄侃傲睨万物，一次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谈佛法，两人争辩“离尘即心，转识为智”，黄侃无名火动，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回家后，恰逢有人请他写对联，他挥笔写下：“乃有芜青，唐突人葠（按：葠同参）。”并注云：“某夕出与欧阳先生论学不合，愤而书此。”

日本留学生吉川幸次郎说黄侃性格、脾气极其傲慢，当他想到南京拜访黄侃，请黄的同门、时在北京的马幼渔、吴承仕给他开一封介绍信时，他们都未同意。吉川在中国留学，听过北京许多学者的课，但黄侃却对他说：“那么无聊的课，你竟听了这么长时间！”黄侃还说：“现在的学者是凌虐古人，欺骗今人。”

黄侃曾在私立中华大学任教。在该校，黄侃只拿干薪，从不赴校讲课。时间长了，学生们找到校长陈时责问：“学校课表上列了黄季刚先生的课，为什么这年把时间了，我们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是不是学校没有把钱给他？如果学校没有把钱给他，那要退我们的学费，因为就是因为有鼎鼎有名的黄季刚先生给我们授课，我们才交这么多的学费的。”陈时直喊冤枉，解释道：“我每个月是几百块现洋给他，哪没给钱呢？”无奈之下，陈时登门请求黄侃去给学生上几堂课。黄侃到了课堂上，开口便骂：“你们是何等动物？非要我来上课？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说是我的学生，还怕没得饭吃？看哪个不派你事做？”这成为他在中华大学唯一的一次授课。

黄侃在南京时，一次遇到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寒暄道：“先生近来有何佳作？”黄答：“我正在编次‘漆黑文选’，你那篇大作，已经编进去了！”黄侃所说“漆黑”是“昭明”（出自《昭明文选》）的反义词，黄侃以此讽刺戴季陶尽写迂腐文字。戴季陶十分尴尬，不知所答。

吴梅在1935年4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林公铎至，言黄季刚昨夜至渠处谩骂，以为公铎不通，两人于是破口。”而杨树达也曾在日记中记载：“季（指黄侃）高亢，其同门马裕藻（马幼渔）辈畏之如虎。”

刘成禺说黄侃：季刚少溺女色，晚年更沉湎于酒，醉中狂骂人，人不能堪。刘成禺曾劝他：“学者变化气质，何以你的学问越精进脾气便越坏，你又何必学汪容甫呢？”黄侃答曰：“我乃章句之儒。”

对于黄侃的狂，弟子刘太希说黄侃“惟其真挚，故不解作伪，视朋友如骨肉，有不合，呵责随之，晚年尤旺，人多不敢近，亦由病态使然也”。

黄侃曾对陆宗达说，一次，他去岳丈家，岳丈因事惹怒了他（陆宗达猜测是因为黄侃系庶出，岳丈家人轻慢了他），黄一气之下，蹲到岳丈家的紫檀木椅子上解了一泡大便了事。

对于黄侃狂戾性格的形成原因，陆宗达之孙陆昕认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黄云鹄因恶性疟疾卒于家。黄侃是年13岁。黄侃的生母是黄云鹄的侧室，而在蕲春一带，习俗相当轻视庶出子女。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写道：‘季刚生十三岁而孤，蕲春俗轻庶孽，几不逮学，故少时读书艰苦，其锐敏勤学亦绝人。’这种习俗与旧家庭的双重压迫，对黄侃的性格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黄侃临终前，对自己一生任气颇有悔悟，吴梅日记记载：“闻公铎言，季刚临死时，诏其子侄云：‘冤枉过一世，脾气太坏，汝曹万勿学我。’”

伐 异

新文学运动前，黄侃在北大教骈文，上课就骂散文；姚永朴教散文，上课就骂骈文。新文学运动开始后，黄、姚彼此不再对骂，一致抨击白话文。黄侃抨击白话文可谓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以痛骂白话文开篇，然后才讲课。往往一节课50分钟，一多半时间都用于骂白话文。后来黄到武昌高等师范任教时，依旧鄙夷白话文。徐复观曾三次听过黄侃的课，他回忆，黄侃上课时常常说笑话或骂人，他所骂的或开玩笑的对象，都是些提倡白话文学之士。

1917年，年仅27岁的胡适自美国留学归来，被聘为北大教授，又因发起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胡适的超迈见识，更是将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予厚望的高足傅斯年拉向了新文化阵营。所以，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才正式讲课。

一次，黄侃当面向胡适发难：“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

又一次，黄侃讲课时，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班捧腹大笑。

上海开了一家叫作“四而楼”的酒楼，为了招揽生意，曾经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大肆宣传。有学生看到“四而”二字，不解其意，就去请教胡适。胡适也不知何意，不敢贸然作答。黄侃得知此事后，在课堂上对学生说：“这胡适之，没有读过《三字经》吗？书上说，‘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楼主大概讨的是财源滚滚的兆头吧。”

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授们聊起京剧名伶谭鑫培的《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马上高声反驳道：“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

黄侃、胡适同赴一宴。席间，胡适大谈墨学，黄侃对其所言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怒极，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便委托胡适主持，胡适常“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反对新文化的守旧学者们对此极为不满。林纾称胡适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则讥讽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黄蝴蝶”出自胡适的白话小诗《朋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罗家伦回忆，黄侃在北大课堂上大骂胡适说：“胡适之说作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脖子来给人砍掉。”

黄侃听说胡适去见了废帝溥仪，对溥仪口称“皇上”，他认为胡大逆不道。1934年胡适在中央大学演讲，他跑到中大校门，跳脚大骂，其辞粗秽不堪。

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一直未完成。黄侃在中央大学上课时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此言何意？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在日记中，黄侃也常取笑胡适，曾称胡适为“胡胶钉”。1933年4月，黄侃听说胡适“运动美国不允缓付庚款”时，勃然大怒，他在日记中大骂胡适道：“此真叛国也，奈何不捉将官里去？”

有一次，傅斯年写了一篇文章，言语中对黄侃颇有冒犯。黄侃作书责之，信末署名：“弟黄侃顿首”，旁注小字一行：“即以此为取消师生名分之证可也。”

周作人说黄侃“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黄侃和钱玄同同为章太炎弟子，但钱玄同主张新文化运动，故黄侃素来对其鄙夷，常戏称钱玄同为“钱二疯子”。1926年，钱玄同因妻子患病请假，请黄侃代替自己到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任教。后黄侃与国文系主任吴承仕发生龃龉，迁怒于钱玄同，写诗讽刺钱道：“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

一次，黄侃与钱玄同同去章太炎家中拜访，与大家一道在客厅等候。黄侃忽然大呼：“二疯！”钱玄同很是不悦，但强忍未予理会。黄侃接着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忍无可忍，拍案咆哮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大吵起来，章太炎闻声赶来，调解一番，两人才作罢。

此事钱玄同后来曾有记载：“与季刚自己酉订交，至今已二十有六载，平时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二十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至斗口。”

黄侃在课堂上抨击白话文，对同门师弟钱玄同尤为刻薄。他上课时，开着门大骂对面也正在上课的钱玄同，称钱教学的音韵讲义是他的“一泡尿”，说他们共同留日时，钱趁其小解离座时窃其笔记所得。钱玄同闻听此言，不予理会，关上教室门了事。

关于此事，黄侃去世后，《立报》发表《黄侃遗事》称：“名教授钱玄同先生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最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语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

周作人曾把这篇文章寄给钱玄同，钱复信说：“披翁（黄侃在章门弟子中，别号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

黄侃在北师大任教时，住在同门吴承仕的另一所住宅里。后来黄讲课，有不尊重女学生的语言，女生反映给国文系主任吴承仕，吴婉言转告黄侃，希望他日后注意。谁知黄侃大怒，愤而辞职。吴挽留不得，只好任其离去。但黄竟要求吴一同下台。吴在师大多年，又身任主任之职，岂能为此离职。此时又正值黄侃在北大读书的长子念华病逝，黄侃悲痛欲绝，愤然应东北大学之聘，悻悻而去。临行前，黄在住宅墙上写了七个大字：“此天下第一凶宅。”

趣 闻

民国学人中有三位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称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三人之中，章、刘关系在师友之间，且都是黄侃的老师。

黄侃在南京居住时，每周六必到上海拜谒章太炎。偶或二人治学意见不合，章怒而拍案，黄则唯唯低首，不敢有言。又因黄惧内，尤畏犬，故时人为之笑语：“一主三畏黄季刚。”

有黄侃研究者认为黄侃嬉笑怒骂的性格，遗传自乃父黄云鹄。一次，黄云鹄在办理朝廷交代的重要差事时，途经四川雅安金凤寺，为该寺风光所吸引。他进寺游览，遇到一位能文善诗的和尚，便流连多日，与和尚畅谈诗文，相互唱和，将正事抛诸脑后。上司极为恼怒，上折弹劾。执笔的幕僚将此事含糊归结为“流连金凤”，让朝廷误以为“金凤”是妓女名。清朝规定官吏禁止狎妓，所以黄云鹄差一点被朝廷严谴。因而，黄侃的研究者认为黄侃不仅是继承了父亲的“痴”，还将之发扬阐发为“癫”与“狂”了。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慕名追随者甚众，黄门子弟被人们戏称为“黄门侍郎”。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曾为“黄门侍郎”之一，为黄侃所器重。

一天，马叙伦拜访黄侃，临别时，黄侃约明日来家中吃午饭，并嘱咐说，请早些来，大家多谈谈。第二日，马叙伦如约而来，谁知黄侃犹高卧未起。马等了半小时，黄侃尚无反应，直至正午，仍未备饭菜。一等再等，马叙伦饥肠辘辘，便向黄侃提及昨日之约，黄侃双目瞠然道：“对不起，我忘怀了。”遂草草设食而罢。

刘成禺《世载堂诗》载：黄侃上清史课时，对学生们说，“小宛入宫，实顾亭林主谋，有献西施沼吴之意”，而且“称获确证”，但人问证据何在，他却“匿不示人”。

黄侃在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在武昌高师任教时，一次，黄侃与竺可桢在楼梯间相遇，黄端详了竺可桢一会儿后说：“这小子倒还不错！”

黄侃在南京时，某人日日造访，黄侃不胜其烦，一天笑着问此人道：“你家有收音机吗？”此人不解其意，答道：“没有。”黄侃笑着说：“难怪每天来听我播音。”

中央大学的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出入乘坐小汽车，最起码也坐着黄包车。唯黄侃进出都是步行，每次都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用一块青布包着几本常读之书。武酉山也记得黄侃包书的布包，上课时，他将布包放在讲台的右角上，看上去好像戏台上官府的大印一般。武氏教书后，也学老师黄侃，用布包包书，结果一次他听见几个女生议论，说他看起来像一个皮匠。

黄侃曾将自己的诗集《撷英集》交给常任侠录副，后又让女婿潘重规索回。后潘对常说，诗多艳体，老师后悔，请不要传出。

常任侠在中大附中任教时，黄侃让常带着他的两个幼子去幼儿园入学。入学考试问话时，两个孩子一言不发，常只好请主任张若南破格录取。回去，常告知黄入学之事，黄说：“谁讲你的小师弟不会说话，可以当面一试。”遂将孩子叫来，果然能把卷朗诵。孩子入学后，黄侃一次去看他们，直接从课堂上把两个孩子叫出，带他们去看动物，旷课半日。为此，常任侠被主任责难一通，常无言以对。

黄侃清明踏青，见两姓后裔因争墓地而发生殴斗，遂改南宋高翥《清明》诗嘲讽：“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打架各纷然。毡帽撕作黑蝴蝶，鼻血化作红杜鹃。日落死尸横冢上，夜归儿女哭灯前。人生有架需当打，不打何能到九泉。”

一次，黄侃请张继（字溥泉）在四川馆吃饭，宴罢，他发觉账单比平日要多，一查其中一项是张继司机的餐费，便对张说：“溥泉，我请你，并没有请你的司机呀！”张继连忙将司机的餐费剔除。

某次，黄侃动了游兴，到武昌后，下榻于弟子刘博平家中，做客月余。黄侃每餐非佳肴不饱，每天茶烟不停，而且都要上等货色，碰到高兴时，还要到附近逛逛名胜风景，刘博平一定奉陪，无不曲意承欢。刘妻事后曾向人诉苦说：“伺候黄老师是一件苦差事，只要不合他的口味，他就瞪眼。”

黄侃视书如命。某日，黄整理书籍，发现《古书丛刊》第二函不见，便怀疑被侄儿黄焯取走。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儿取书，从不见告，可恨可恨！”并写一纸条，贴于书架之上，上书：“血汗换来，衣食减去。买此陈编，只供蟫蠧。昼夜于斯，妻孥怨怒。不借而偷，理不可恕。”第二天，《古书丛刊》第二函在别的书架上找到了，黄才怒气全消。

田炯锦在《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黄侃讲课的怪异行径：“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得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黄侃曾在金陵大学兼课，许多人慕名前来听讲。当时刚从美国学成归国的该校农学院院长某君，突发奇想，贴出广告说，要在学校礼堂公开表演“新法阉猪”。一时全校轰动。表演这日恰逢黄侃到该校上课，学生因去观看“新法阉猪”，故上课者寥寥无几。黄问明缘由后，便宣布：今天上课者不多，大家都去凑凑热闹。在“阉猪”表演现场，只见某君先是得意扬扬地让学生捆出一头大肥猪，紧缚在手术架上，然后开膛破肚，谁知折腾半天也未能找到猪卵巢在哪里。黄侃于是作词一首，讽刺其人其事：

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睹。佳讯竟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演阉猪，农家二畜牵其一，捆缚按倒皆除。

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纪黄季刚趣事》中写道：黄季刚侃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怕兵也，闻日人兵舰来下关，季刚仓皇失措，弃室出走，委其书稿杂物于学生某，某乃囊括其重物以去。季刚诉诸予，且曰宁失物，不敢见兵；在武昌居黄土坡，放哨兵游弋街上，季刚惧不敢出，停教授课七日。其怕狗也，在武昌友人请宴，季刚乘车至，狗在门，逐季刚狂吠，急命回车还家。主人复牵狗来，寻季刚，约系狗于室外，始与主人往。其怕雷也，十年前四川何奎元，邀宴长洲寓庐，吾辈皆往。季刚与人争论音韵，击案怒辩，忽来巨雷，震屋欲动，季刚不知何往，寻之，则蜷踞桌下。咸曰：“何前之耻居人后，而今之甘居人下也？”季刚摇手曰：“迅雷风烈必变！”未几又大雷电，季刚终蜷伏不动矣。

黄侃在日记中也有许多怕雷的记载：“晨匿首衾中，恶闻雷故也，既醒，觉头痛不堪。”“今日闻雷恐极，以被蒙首。”“夜遂大雨，迅霆可畏不敢眠。”“忽电灯一断，继以雷声，急燃烛就寝。”他记载了怕雷的原因，主要是受了《论衡·雷虚》和文学书的影响，因而落下了心悸的病根。

学生陈祖深回忆，黄侃怕雷，曾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他有一个绝妙的躲雷之法：一见天上风云变色，即购票入京剧院。在正中人窝中一坐，一时锣鼓喧阗，任外面雷声霹雳，亦无闻焉，岂不妙哉？陈氏戏谑道：“师盖非真听戏，系借戏以遁者也。”

刘成禺记载，黄侃晚年好《周易》，喜爻卦卜算，自诩别有会通，可借此致富。一日，他卜得上上卦，便去买了彩票，竟然得中头彩。黄大乐，道：“今日所获，稽古力也。”即用彩票收入购建蓝家庄房屋。

嗜 欲

武酉山曾概括黄侃的课余消遣为：喝酒、抽烟、喝浓茶、听清唱昆曲、游山玩水。

黄侃好吃。一日，一些同盟会会员在某处聚餐，没有邀请黄侃，因为黄侃曾骂过其中的很多人。黄侃明知自己没有被邀请的缘由，但挡不住美食的诱惑，遂不请自来。与宴者见黄侃进门，装作很热情的样子邀他入座。黄侃二话不说，脱鞋坐下，大快朵颐。吃完之后，他一边提鞋，一边回头骂道：“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拔腿就跑。

1915年，章太炎因大骂袁世凯，遭到软禁。黄侃怕老师寂寞，前往陪住。章的厨子为袁世凯派来的警察假扮，手艺很差，菜式单调，而章太炎向来对饭菜很不讲究，也不在意。但黄侃却极重口腹之欲，面对如此饭菜，实在难以下咽，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黄此举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因为此警贪污伙食费，财路被断，怀恨在心，不久就将黄侃扫地出门了。

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某日宴请同为章门弟子的黄侃。黄侃赴宴后表示烧酒、绍兴酒都不喝，指名非要喝五加皮不可。朱只得临时派人去买。

一次，某人宴客，席间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黄侃得知后，很想前往品尝。但他曾经痛骂过主人，只好请好友刘成禺为其想办法，并保证从入席到终席，绝不发一言。刘成禺与主人商量，主人同意。这日席间，黄侃果然只是埋头大吃，一言不发，众人都以为黄侃转了性子，其实不知他为了美食才愿意“忍气吞声”。

冯友兰回忆，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常常穿一件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给学生讲课时，他讲到关键的地方，突然停下来不再继续，并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陈祖深亦回忆黄侃让学生请客吃饭之事：“（黄侃）真正学问，不传普通弟子。欲得其真传者，必拜师门。既入其门，凡有酒食，必先生馔，与先生偕，一切费用，必为代储。则大乐矣。”

某生平日对黄执礼甚恭。某日，该生在同和居宴客。主宾落座后，他忽然听见黄侃在隔壁说话，打听得知黄侃也在此处请客吃饭，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见面就对他大加训斥。该生洗耳恭听良久，见黄侃没有丝毫打住的意思，便心生一计，把饭馆的人叫来，当着黄侃的面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记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立即停止训斥，对该生说道：“好了，你走吧。”

黄侃在北大开设《说文解字》课程时，每次期末考试，都有学生不及格。久而久之，学生们知道黄侃好吃，投其所好，凑钱宴请黄侃，他欣然前往。这年期末考试时，学生们果然都及格了。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情后，责问黄侃为何违反校规，接受学生们的吃请。黄侃不以为意，答道：“他们这帮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黄侃晚年，饮食都由妻子亲自动手烹调，每餐必须要有鱼肉鸡鸭山肴之类。如黄侃觉得不适口，便要妻子重做，有时一盘菜肴竟改做三四次；改做适口后，也仅是吃三四口而已。

黄侃与居正是湖北老乡，早年间都是同盟会会员，私交甚笃。居正任司法院长后，拜访者甚众，所以每日下班后，便避不见客，由门房挡驾。一日，黄侃去拜访居正，门房见他的外表和衣着土气，照例以“院长不在家”挡驾。可黄侃却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门房赶紧上前紧拉黄的衣袖，喝道：“你是什么人？出去！”黄侃大怒，一边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管不着！”一边挣脱继续往里走，不料用力过猛，衣袖拉破了一道大口子。

两人的争执惊动了居正，他走出门，黄侃便大发雷霆：“觉生（居正字觉生），你做了官，居然就摆起官架来了！”居正一看是黄侃，忙斥责门房说：“我早就关照过你，这位黄先生来的时候，立即通报，你怎么忘了！”门房也还算机灵，赶忙回道：“怪我多吃了两杯酒，糊里糊涂的。”居正大笑，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去坐，有两瓶茅台，请你尝尝。”黄侃一听，怒气全消，高高兴兴地随居正进门了。

堵述初回忆，黄侃午餐总要饮酒，下午上课走进教室时，他清癯的脸上微带红色，酒意并未全消。当时女学生们上课总喜欢坐在第一排，但每逢黄侃来上课，她们都自动改坐到第三排的座位上，以避酒气。

黄侃的学生中，他对陆宗达极为器重。原因是陆能喝酒能抽烟，故深得黄侃喜爱，两人常一边吃喝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获益良多。

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叔父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平常对酒不挑剔，黄酒、茅台酒、白兰地、糟醴、麦酒、啤酒等，他来者不拒，经常喝到“大醉”、“醉甚”、“醉卧”。

黄侃好饮，不知节制，但他却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侃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

黄侃说他自己身体不好，如果不是学过拳术，身体恐怕要更坏。但他牢骚满腹，无从发泄，所以只能寄情于杯中物了。他每日早晨要喝四两酒，才出来上课，冬季常患咳嗽，吐血症从来就没断过根。他喜欢吃蟹，螃蟹上市时，喝酒便更多了。学生卞孝萱曾回忆黄侃，“群贤雅集，联句作诗，一手持酒，一手持螯，谈笑风生”。

因好杯中之物，黄侃与几任妻子都闹得不可开交。黄侃对自己别的嗜好常生悔意，进行反省，唯独对喝酒，他从不自咎，反而将妻子的劝阻视为自己的“附疽之痛”，夫妻感情也一落千丈。黄侃最后也因饮酒而亡，他辞世前偕友登北极阁、鸡鸣寺，持蟹赏菊，饮酒过度，导致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汪东为黄侃逝世一周年所撰的祭悼词中说：“季刚伤时纵酒，遂以身殉。”

刘太希回忆，黄侃跌宕不羁，兴之所至，肆意游观。黄到上海时，刘当导游，带黄游遍名胜及声色场所。一夕往观舞场大乐，归时作《临江仙》一阕，曰：

夜饮蛮街寒雨歇，相邀舞馆闲行，乍看烛灭乍灯明，恍如观秘戏，曾不障云屏。

俱是戏忘天上客，未知酒面微醺，郁单洲上更投生，华夷相混合，跳月擫芦笙。

黄侃好书，章太炎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黄侃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夫人常因为黄侃买书之事责备他。因为他有时把钱汇到外埠去买书，钱寄出后，便天天盼望书能早些寄来。等书真到了，他打开包裹，匆匆翻过一遍后，将书往书架上一放，甚至从此便不再翻阅，每每如此。夫人指责他浪费。黄侃对夫人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

黄侃在南京量守庐的藏书达3万卷之多。每月发薪水，黄侃都必先去买书，有时将一月的工资全部用于买书。一次，黄侃购《四部丛刊》2000余册，耗资430元（他的月薪仅294元）；又一次，他一次斥1600元巨资购买《道藏》。因黄侃购书，夫人常常为生计发愁，只能暗中向娘家求助。即便如此，黄侃还是不知足，他在诗中说：“十载仅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章太炎特地给他写了“寄勤闲室”四字挂在书房。

因黄侃爱书，胡小石戏称其为“书淫”，黄侃不以为讽，反而极为喜欢。徐复观则说：“黄先生一辈子最亲近的就是书。”

辛亥革命时，刘成禺回到武昌，见其母从家中翻出清代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柳下说书》八本，刘便当成小说阅读，看完后，也未当回事，放在家中妇人用的鞋柜中。1922年，刘与黄侃一同在武昌国立师范执教。黄侃当时正与彭欣草离婚，去刘家向刘母讨个主意。刘母劝慰道：“季刚，汝心中难过，可取予鞋柜中小说阅之，消汝闷。”黄侃展卷神往，久久告辞道：“请借我此书，缓日奉还。”刘并未在意。日后黄侃经常赠刘佳本，但当刘问及《柳下说书》，则支吾应答，刘这才明白黄侃不愿意归还此书。后来刘到南京，老友胡光炜对刘说：“汝之《柳下说书》，黄季刚藏之床下铁箱中，此天下第一孤本奇书，非破箱不得见。”刘问由来，胡曰：“汪辟疆费大力，得见数本。虽汪旭初（汪东字旭初）与彼至好，亦无由见，此辟疆告予也。”黄侃去世后，久经抗战，此书佚失。后来汪辟疆告知刘成禺：“此书在宁，只予一人见过，予穷一日之力，费数十金币，捐肴菜果饼多种，季刚醉乐，启床下铁箱，出一本，阅尽，再出一本，阅数本后，铁箱上锁矣。予当年有日记一篇，汝阅之，可知其事。”

汪辟疆1934年3月25日日记云：“午后季刚约晚饭，饭后打牌四巡，负番币三十枚，季刚大胜。客去纵谈，出床下铁箧，皆申叔稿，以竹纸订小本，如《吕览·鸿烈斠注补》，古历一卷，再出《柳下说书》数册，为清初柳麻子所据以登场者，云是武昌刘禺生所庋，此确为艺林珍秘之册。略为展阅，皆各自为篇，凡史实说部人物，并厕其中，词极雅驯，其惊心动魄语，亦谐亦庄。余因忆及冒巢民诗云：‘游侠髯麻柳敬亭，诙谐笑骂不曾停，重逢快说隋家事，又费河亭一日听。’每喜诵之，以为真能画出柳麻子也，今见此书，又为季刚诵之。季刚曰：‘此刘麻子，非柳麻子也。’余谓不必问刘、柳，要之此书与麻哥，大有因缘。季刚大笑曰：‘此书已入黄阁，裹以黄麻矣。’”

由于黄侃藏书甚多，所以书的储存和搬运便成了困扰黄侃的一道难题。他的书大都散放在书架上，有时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地放着书。他的一部木版《皇清经解》便堆在客厅中的地板上。广州中山大学曾请黄侃去该校任教，但无论校方如何苦劝，开出再优厚的条件，黄侃都没有应允。后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山大学时，黄侃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黄侃举家搬迁，他将藏书运到采石矶暂存，这些书足足装了八卡车。但不幸的是，他的藏书被当地居民盗出，当作废纸卖了。

黄侃读书极为认真勤奋，常通宵达旦。有说认为他精神超常，在于饮极浓之茶，茶水几黑如漆，每次读书之前，必狂饮之，屡屡饮之。虽饮后精神饱满，却大伤身体。武酉山回忆，他在黄家喝过茶，颜色深黄，像醋一样，令人口苦，不能下咽，但黄侃却甘之如饴。

风 雅

黄侃到暨南大学任教，一日上课时，他突然说道：“诸生听讲虽勤，而案上似少二事。”问：“二事为何？”他笑答：“清茶一壶，瓜子一碟耳。”

黄侃曾作一首七律诗《闺情》，诗嵌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半、双、两等数词，一气呵成，颇为有趣。诗云：“一丈红蔷荫碧溪，柳丝千尺六阑西。二情难学双巢燕，半枕常憎五夜鸡。九日身心百梦杳，万重云水四边齐。十中七八成虚象，赢得三春两泪啼。”

黄侃常与学生一起郊游、吃饭、喝酒，畅谈学问，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黄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黄门侍郎”有孙世扬、曾缄二人。孙世扬曾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惟扬及慎言（曾缄字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杨伯峻拜在黄侃门下后，黄侃常带他和其他弟子一起出游。游罢，便找一家有名的饭馆吃晚饭。黄侃每饭必饮好酒，且酒量极大，学生中酒量最好的亦不及。黄侃说：“饮君子要浅斟细酌，用大杯咕噜咕噜喝下去，纵使喝得多，算不得饮君子。”所以每次吃饭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饭罢，还要拈韵，或作诗，或填词，限第二天下午课前交卷。他自己也作，拿来和学生们的比较。

吉川幸次郎在南京时，一日，黄侃邀请吴梅和他一起喝酒，黄侃谈兴极浓，吴梅则静如僧人。后说起《清史稿》，因执笔者为清朝遗老，行文中有回护清朝、微词民国之处，故民国将其列为禁书。黄、吴二人对政府这一行为非常不满，都说这是历来史书中应取的“书法”。黄还选出其中的某篇传记，放声朗读，吴则面带微笑，举起拳头，以苏州人特有的彬彬有礼随着黄的朗诵轻击桌面。

一次，程千帆和陆恩涌去看望黄侃，黄侃听说陆跟随吴梅研究曲律，就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瞿安才会教曲子，我也会。”接着，他就大声背诵了一大段《桃花扇》。程、吴二人当时恭恭敬敬地听了，从黄家出来后，二人笑着说，季刚老师这样好胜，真是个老天真。

有人请黄侃代写一篇碑文，说好五天来取。一连过了四天，他都没有动笔。到了第五天，取碑文的人来了，他才让弟子研墨铺纸，并吩咐弟子把纸打好格。弟子准备就绪后，他挥毫泼墨，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到最后一格，一字不差。

黄侃与汪东同游庐山时，二人同时赋诗，黄辄先成篇，汪自叹弗如，于游记跋云：“斜日既敛，微风飘衣，余时于此际，散策盘桓，而季刚方独坐湛思，追记向所经历，选词属篇，俄顷已就，余始有会于心者，季刚则已宣之以文。”

汪东回忆，他与黄侃偕游金陵玄武湖，时值清明前后，花开如幄，美不胜收。黄侃行吟其下，欣然回首，对汪说道：“此真花天酒地也！”

叶楚伧与苏曼殊、黄侃同宴醉酒，三人兴致正浓，便驱马车至味莼园再饮。时已子夜，月明夜好，黄侃诵龚自珍《写神思铭》中文句：“楼中有灯，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为春星。”徘徊久之，始归。见此情形，叶作诗一首，曰：“放马月光似水，明灯人影留夜，安垲第前燕子，街泥投止朱门。”

婚 姻

黄侃的师母汤国梨回忆：据说黄侃一生结婚九次。刊物曾载：“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

据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所言，黄侃离开北大的原因在于白日在中央公园宣淫，喻记载：“旧都中央公园水榭对面一角，芦苇尚未尽除，有小桥通焉。一日，季刚竟挟一女子，于芦苇间白昼宣淫，为警察擒获，通知北大，遂因是去职。”

黄侃发妻王氏是黄侃父亲黄云鹄至交之女，据其子黄念田记载，二人为1904年结婚。婚后聚少离多，后王氏于1916年病逝。王氏祭日，黄侃曾写下五言长古《亡妻生日设祭作》，中有句曰：“劳生本同梦，恨子独先寤，世情多反侧，危国恒忧惧。……偕老既初心，寒盟嗟失据。……此心终郁抑，庶几为子诉。凄风飘帐帏，遗貌坐相顾。何能缶缶歌，悲怀宜一赋。霜夜诚萧条，裴回候香炷。”

王氏生前，黄侃便与黄绍兰同居，并产下一女。结发妻子王氏病逝不久，黄侃又与彭欣草同居，后二人长期分居，彭一直在天津生活。

黄绍兰是黄侃的同乡、同族，黄侃曾是她的塾师。黄绍兰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肄业后，到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也到上海追求黄绍兰。当时黄侃发妻王氏尚在，黄绍兰以名分为由，拒绝了黄侃。黄侃遂心生一计，用假名和黄绍兰结婚，婚书上写的是李某某的名字。对此，黄侃向黄绍兰解释道：“男方所以用李某某的名义，乃是法律问题。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

二人“结婚”后，黄侃回到北京女师大教书，与女师大苏州籍女学生彭欣草秘密结婚。当好友告知黄绍兰黄侃婚讯时，黄绍兰便赶到北京，见到彭欣草后，彭让黄绍兰和自己一起去控告黄侃重婚。黄绍兰说自己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为李某某，根本无法控告黄侃，她还劝彭欣草不要和黄侃决裂，一个人黯然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黄绍兰在医院产下一女，乳名阿珏，学名允中。还没出院的时候，其父到上海看望女儿，看见初生的女婴后，便认为黄绍兰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黄绍兰后来和汤国梨结识，经汤国梨的介绍，被章太炎收为女弟子。汤国梨和章太炎曾为黄绍兰与阿珏的生计问题，为黄侃和黄绍兰调解。汤国梨当面指责黄侃用欺骗手段玩弄女性，事后又弃之不顾，“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黄侃不敢顶撞师母，但对师母的指责却似充耳不闻，手握一瓶酒，喋喋不休地责骂黄绍兰，为自己辩护，推卸责任。黄绍兰无奈，只是哭泣。最后章太炎让黄侃每月给黄绍兰一百元，每一季度付一次款。黄侃说：“我没有钱。”于是章太炎只好借了三百元给黄绍兰。之后，黄侃再没有给过黄绍兰钱。

黄绍兰终其一生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抗战胜利后，黄侃与彭欣草所生的两个男孩逃难到重庆，都已长大成人，二人从重庆返回上海，临行前，彭欣草叮嘱：“到了上海，先找黄绍兰，见面时，必须跪着叩头叫娘。”二人到上海后，找到黄绍兰，立即双膝跪下，很恭敬地叫“妈妈”。黄绍兰看两人的面容，宛然如年轻时的黄侃，精神突然受到极大刺激，当天便精神病发作。女儿阿珏将她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不久便去世，据猜测，可能为自缢身亡。汤国梨对黄侃气愤至极，她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中谈到黄侃，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黄侃与夫人黄菊英及子女、女婿在南京量守庐故居合影

黄侃与黄绍兰的关系，还间接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潘新藻在《黄季刚先生之革命与治学简述》中记载，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代表之住宿难以解决，后闻法租界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与黄侃熟识（按：潘以为二人为远宗同姓，此处为误），便请黄侃致函黄校长，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名义，向黄校长借了几间校舍，解决了代表团的住宿问题，使得大会顺利召开。

在武昌高师任教时，黄侃与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相恋。黄菊英是他的大女儿黄念容同年级的同学，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位女学生也非常友善。一来二去，二人竟日久生情，互生爱慕。不数月，二人便突然宣布结婚。他们的婚事遭到了众人的反对，友人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说：“这怕什么？”黄家也以“同姓不婚”，拒绝将女儿嫁给黄侃。黄侃便作《采桑子》一首，送与黄菊英，词曰：“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黄菊英看后，大受感动，毅然离家出走，与黄侃结为夫妻。

黄侃与黄菊英之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小报更是大肆渲染，闹得沸沸扬扬。有某男生为黄侃拜门弟子，见事体严重，颇忧之，走告黄侃曰：“近日报纸攻击先生者甚多，先生未见乎？”黄侃答曰：“余知之，因连日筹备结婚事忙，无暇读此，请君代将各报检存一份，俟余结婚后送来，我将细细读之，以作蜜月中消遣也。”某生又问：“舆论甚烈，先生不畏乎？”黄愤然曰：“狗屁舆论，不畏也。”

黄侃一生有“十儿女，六者为异物”。他在致友人书中慨叹：“亡妻早没，子女无多。侃又中年早衰，弥增舐犊之爱。”

黄侃对子女的教育极为严格，他常给子女讲家族历史，教他们做人之道，授予经书典籍。子女们读书不够勤奋时，黄侃便疾言厉色责之。“挞念华（黄侃长子）等，以其荒嬉也，不好纸笔，唯觅梨枣。”

长子黄念华15岁时，黄侃托友人带其到日本留学，念华不愿远行，以致哭诉，黄侃生气地杖责念华。念华年仅十九便病逝，当时念华在北大读书，“性行和厚，能读父书”，黄侃悲痛欲绝。

陆宗达曾言及：黄侃的长子念华患肺结核去世后，有一日陆宗达去黄家看望老师，黄侃的二子念田也在座。闲谈中黄侃问念田：“你知道你哥哥怎么死的吗？”念田说：“不是肺结核吗？”“不对！”念田连说几个原因，黄侃皆言不对。最后黄侃说：“是捋死的（即手淫而死）。”随后黄侃又嘱咐道：“你不要学你哥哥，你要有这欲望，你告诉我，我带你去。”猛一转念，自语道：“吾父子怎好同去？！”一扭脸瞧见陆宗达，当即说：“颖民（陆宗达的字），你带他去吧！”

1928年，黄侃一岁多的次女念惠夭折，黄侃痛苦之至，借酒浇愁，一月内，四酒四醉。念惠去世后，黄侃总觉得念惠所葬之处风水不好，费神为早夭的女儿迁葬。

黄侃之九姐、田太夫人所生之女黄静仪夫死后，为夫守节，立一嗣子，并抚养其长大。黄侃对九姐极为崇敬，尊为“女宗”、“女师”，故他为女儿起名念仪，表示对九姐之敬，也希望女儿效法姑母。

黄侃的长婿潘重规是黄门弟子。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刘太希前往拜访，黄侃说起近年收一名弟子潘重规时赞叹不已：“在千百文卷中，只有潘生一文，不但文笔精美，且是字字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来请益，诚为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刘当即说明潘生为其姊之子，黄便忙问潘生婚否，刘答尚未，黄便说：“吾女待字未婚，与潘生堪成匹配。”遂由王伯沆做媒，潘重规与黄侃长女、26岁的黄念容结为夫妻。黄侃对这位门生兼东床快婿很是满意：“潘生勤学能文，覃思经术，可望传业，且温恭有德，此良姻也。”

潘重规读书非常刻苦，一日缮写时，因太投入而忘了吃饭，黄侃问起，潘不好意思地说：“怪不得肚子响起来了。”黄侃便让潘到自己家中吃饭。二人相处时间长了，黄侃对潘重规印象很好，对他很是器重，闲暇时，二人常朗诵诗词歌赋。一次，黄侃命潘移录《文选》的手抄本时，对潘说，往年同章太炎先生同住东京时，讲论《文选》，辄联句为文，潘重规说：“我只见古今有联诗词者，未闻联句为文，这是师门之创造也。”两人捧腹大笑。

抗战爆发后，黄家举家西迁至重庆。当时日机常空袭山城，警报一起，潘重规即与黄念容带着黄侃遗书四处躲避。南京失守前，黄侃的儿子黄念田将黄侃藏书寄存在其友人鲁亚鹤位于采石矶的寓所中。抗战胜利后，潘重规到鲁家，鲁说，黄侃藏书尽毁，只存有《古韵谱》及手批《文始》两册。潘重规捧书而泣。1949年，潘重规与黄念容赴台，将黄侃遗书带去后，锁入银行保险柜中。1997年，黄念容去世后，潘重规将黄侃遗著影印，以永久保存。

黄念容继承父业，亦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1977年，由她编的《文选黄氏学》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潘重规的养女潘锦本为黄侃之子黄念田的亲生女儿，所以她既是黄侃的孙女，又是黄侃的外孙女。潘锦和丈夫杨克平一直在推动黄侃学术的研究。1984年，杨克平在武汉大学设立黄侃奖学金。同年5月11日，由杨克平努力奔走主办的中国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1995年，由武汉大学主办、杨克平鼎力支助的黄侃学术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