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民经济管理系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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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发展报告(2015)：新时代和新挑战下的国民经济学科发展(国民经济管理论坛系列报告)试读：
第一部分
第1章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科报告[1]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课题组摘要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成立时间最早、人才培养层次最为齐全、人才培养规模最大的国民经济学科教学和科研单位，1988年、2001年、2006年、2008年均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已经建设成为高层次国民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基地、高水平国民经济管理理论的研究基地、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研究和咨询基地，处于确立我国国民经济学专业学科规范和引领国民经济学专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师资；教学；人才培养；科研成果注释
[1] 课题组成员：刘瑞、陈璋、金乐琴、郑超愚。一、发展历程（一）改革开放前的创立和初步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初，设立了包括国民经济计划系在内的八大系。1950年3月，学校任命马纪孔为经济计划系主任，同时设立国民经济计划、统计学、经济地理、农业经济教研室，分别招收本科生、研究生和专修科学生。当时设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生班，聘请苏联经济计划专家布列也夫全面讲授国民经济计划学，培养国民经济学科的第一批教学和科研骨干。
1950年到1960年间，经济计划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学内容调整和教材编写建设，着力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经验。1954年出版的《国民经济计划》基本沿用苏联通用教材，1956年出版的《国民经济计划讲义》成为中国化的国民经济学专业教材，被全国高校广泛采用。随后分别在1958年、1962年，进一步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写国民经济计划教材。1960年6月，国民经济计划系与统计系合并为计划统计系，1961年增加经济地理和运输经济本科专业。（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恢复和全面发展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计划统计系全部恢复原有建制，原经济地理本科专业改名为生产布局专业，先后增设价格学教研室和价格学专业、计划方法教研室和数理统计教研室。计划统计学院于1983年5月成立，由陈云同志亲笔题写“计划统计学院”院名。1985年6月整合各专业，设立计划经济系和统计学系，计划经济系下设国民经济计划专业、价格学专业和生产布局专业。
1992年，全国高校国民经济计划专业设置调整，我校本科专业国民经济计划更名为国民经济管理，计划经济系更名为国民经济管理系。1998年，本科专业国民经济管理被列入教育部本科招生专业目录的编外专业，研究生专业由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更名为国民经济学。2001年，国民经济管理系与其他教学单位共同组建公共管理学院。2006年，国民经济管理系并入经济学院，与经济学研究所合并为新的国民经济管理系。
国民经济学科的组织机构和专业设置自1978年以来历经了多次调整，除保留国民经济专业外，先后分离统计学和区域经济学专业（均为国家重点学科），顺利完成从国民经济计划学到国民经济管理学的调整转型，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国民经济学科体系。现国民经济管理系下设宏观经济理论与方法、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经济安全与国防经济教研室，覆盖国民经济管理学的主要专业领域，在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投入产出分析、就业、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国家安全、国防经济等专业方向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三）本科和研究生招生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国民经济计划、统计学专业开始本科和干部专修科招生。1985年计划经济系成立后，国民经济计划、价格学、生产布局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和干部专修科。1992年国民经济管理系成立后，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
国民经济计划、统计学、生产布局专业分别从1978年、1980年、1982年起招收硕士研究生。1985年计划经济系成立后，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价格学、生产布局专业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1年国民经济管理系纳入公共管理学院后，国民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国防经济专业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同时，经济学研究所从1986年起招收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国民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1983年，国民经济学科建立全国高校最早的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点，钟契夫教授成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在1986年全国高校仅有的3名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中，我校拥有两名（钟契夫教授和胡乃武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科为单独国民经济管理本科招生专业、首批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首批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现招收国民经济管理本科生，国民经济学、国防经济硕士生，以及国民经济学、国防经济博士生，设立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研究站。图1—1中总结了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科的历史沿革。图1—1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科历史沿革二、师资队伍
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以来，计划统计系、计划经济系和国民经济管理系先后成为多个全国性经济学术团体的理事长单位。国民经济学科教师或担任全国性经济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或被聘为全国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或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或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和北京市新世纪社会科学理论人才百人工程（见表1—1）。表1—1 教师学术荣誉
国民经济管理系现有教授12人和副教授13人，聘任王积业、桂世墉、魏礼群、王春正、朱之信、高铁生、邵汉青、刘鹤担任兼职博士生导师，全部中青年教师均拥有国内外一流大学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表1—2列出了国民经济管理系在职教师的名单。表1—2 国民经济管理系在职教师三、教学和人才培养（一）教学体系建设
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科对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方案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多层次、全覆盖和阶梯式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教学体系，获得了教育部和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见表1—3），多本教材入选教育部高等教育“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与北京市精品教材（见表1—4）。表1—3 重要教学成果奖表1—4 主要课程教材（二）毕业生和学位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科以培养战略型和综合型的高素质领导人才为目标，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毕业生中就有数名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级助手，二十多名担任部省级以上领导职务。同时，重视培养创新型和前瞻型的高水平理论研究人才，为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输送了大批优秀科研人员和学术骨干，不少人获得了全国和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励（见表1—5）。表1—5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四、科学研究
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学科开展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在国民经济学和相关专业领域取得了有重要理论创新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见表1—6），完成了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纵向研究项目，承担了大量国家发改委、北京市等的横向研究项目以及外国和国际机构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见表1—7），获得了多项教育部和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奖励（见表1—8）。表1—6 代表性著作和论文表1—7 主要科研项目表1—8 重要科研成果奖第二部分 第2章上海市国民经济学科建设状况分析[1]陈宏
摘要 本章没有理论分析，只是实证描述。上海市有7所高校拥有应用经济学博士一级，但没有国家级重点学科，只有上海财经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拥有国民经济学二级博士点，但也不是二级学科国家级重点。上海市有17家科研院所拥有应用经济学硕士一级，二级点最齐全、数量最多的是上海财经大学。其中7家科研院所设置有国民经济学二级硕士点，上海市科研院所的国民经济学硕士点主要设置了国民经济管理和投资经济两类研究方向。上海市国民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缺乏交流与沟通。
关键词 上海市；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研究方向注释
[1] 陈宏（1962—），男，河南武陟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硕士、博士毕业。一、基本情况（一）上海市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总体情况
上海市高校应用经济学博士一级没有国家级重点学科。全国“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的高校有2个：南开大学、厦门[1]大学”。1.上海市拥有应用经济学博士一级高校设置国民经济学博士点的情况
上海市九所“211”及以上高校中有七所院校拥有应用经济学博士一级学科授权点，但只有上海财经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设置有国民经济学二级学科博士点。上海财经大学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不仅实现了全覆盖，而且设置了大量的目录外专业，是上海市高校应用经济学学科设置覆盖面最广的高校。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科设置“成群结队”，自然会产生经济学科发展的“集聚效应”。华东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设置了五个二级博士点，但却是合并按照应用经济学博士一级招生的（见表2—1）。表2—1 上海市9所“211”高校应用经济学博士一级和国民经济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情况资料来源：各学校官网。
上海市高校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所属的二级学科设置相对比较齐全的高校还有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和上海大学三所院校。其中复旦大学设置了八个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博士点，唯一未设的就是国民经济学博士点。华东理工大学设置了四个二级博士点，即金融学、国际贸易学、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这四个学科几乎成了所有设置应用经济学硕士点、博士点高校的“标配”），上海大学还有统计学二级博士点，总共是五个。难得华东理工大学设置有国民经济学博士点。
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东华大学是上海市“211”及以上高校中两所没有经济学博士点的高校。另外上海海洋大学虽然没有应用经济学博士一级授权点，但却设置有一个“渔业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这样也可以说上海市有八所高校涉足应用经济学博士层次教育。
上海市高校的国民经济学二级学科也没有国家级重点学科。全国“拥有国民经济学专业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校有4个：中国人民[2]大学、北京大学、辽宁大学、中央财经大学”。2.上海市拥有应用经济学硕士一级高校设置国民经济学硕士点的情况（1）住所地上海市科研院所拥有应用经济学硕士一级17个授权点，其中设置有国民经济学二级学科硕士点的有5所高校和2个研究机构。如上文所述，上海财经大学不仅实现了应用经济学10个二级学科全覆盖，而且设置了很多目录外专业，是上海市科研院所中应用经济学二级点最多最全的高校（见表2—2）。表2—2 上海市科研院所设置国民经济学硕士点情况资料来源：各科研院所官网。（2）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社科院和上海市委党校也属于应用经济学二级点设置比较齐全的，也是“211”及以上高校之外设置了国民经济学二级学科硕士点的科研院所。其中上海理工大学和上海市社科院设置有除了国防经济之外的9个二级点，其余一般都有四五个二级点，最少的是上海海事大学和上海海洋大学，前者仅设置了两个应用经济学硕士点，后者仅设置了产业经济学一个硕士点。（3）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可能新设国民经济学硕士点，目前正在走校内申请审批程序。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现有的应用经济学二级硕士点分别是国际贸易学、金融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基本属于“标配”的高校行列。（二）上海市国民经济学科研究方向设置情况1.博士学位授权点研究方向
上海财经大学的国民经济学博士点（020201）在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一名导师（王克强）设置了三个研究方向，分别是国民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房地产经济理论。同时设有投资经济博士点（0202Z6），有两位导师：杨大楷、应望江，有三个研究方向：投融资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理论与政策、固定资产投资理论与政策。此外，还有数量经济学博士点。
华东理工大学是五个二级博士点合并为应用经济学博士一级招生的。2.硕士学位授权点研究方向
上海财经大学同样是在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设置国民经济学（招生8人）和投资经济（招生8人）两个硕士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有国民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两个。投资经济硕士点设置投融资和国际投资两个方向。
由表2—3可见，就共性而言，上海市国民经济学硕士点的研究方向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国民经济管理，或者国民经济运行与调控，或者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另一类是投资，就是投资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则直接把投资经济独立设置为目录外硕士点了，又分投融资、国际投资两个研究方向。唐礼智在对国内国民经济学特色群进行归类的时候，第三类就是“投资经济”特色群，“主要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集中在投资经济理论研究，研究领域涉及金融投资、国际投资和公共投资等；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投资系）与中南财经[3]政法大学基本类似；江西财经大学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影响较大”。上海市高校国民经济学硕士点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没有设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的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与模型这个研究方向。表2—3 上海市高校国民经济学硕士点研究方向设置情况资料来源：各科研院所官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有在投入产出分析方面成果丰富的青年教师，也有在经济增长测算模型方面小有所成的青年教师，还有一批精通计量分析模型的青年学者，我们意欲把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与模型打[4]造成为自己的国民经济学科特色。国民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特殊之处，山西财经大学的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就是因为特别加强了国民经济学方法论而取得成功经验的（朱建中，2011）。唐礼智划分的第四类国民经济学特色群是宏观经济计量，典型代表是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北京大学主要集中在公共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学方向，特别是在运用经济计量学方法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方面特色明显。厦门大学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具有领先地位，近年来在宏观经济[5]计量模型与预测方面影响逐渐增强”。注释
[1] 唐礼智：《我国国民经济学专业发展现状与趋势》，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会2013年商丘会议交流论文。
[2] 唐礼智：《我国国民经济学专业发展现状与趋势》，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会2013年商丘会议交流论文。
[3] 唐礼智：《我国国民经济学专业发展现状与趋势》，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会2013年商丘会议交流论文。
[4]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拟设的国民经济学硕士点申报材料里实际有四个研究方向，第四个研究方向是“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
[5] 唐礼智：《我国国民经济学专业发展现状与趋势》，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会2013年商丘会议交流论文。二、主要问题分析（一）上海市高校国民经济学科与国内学科建设主流缺乏沟通
我国的国民经济学科全国性学术组织是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该学会连续举办年会，进行学术交流。每年还举办常务理事会，专事国民经济学科建设交流探讨。上海市高校一共有四位教师经常参加学会的学术活动，但这四位教师在本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却不是从事国民经济学硕士点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唯一一位华东理工大学的教授，虽然是国民经济学硕士导师，主讲研究生国民经济学课程，但其主要身份和日常工作却是应用经济学另一个二级学科的专业系主任。上海市高校中专事国民经济学硕士点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学者中，作者查到的导师中却没有参与学会学术活动的。
还有一点，全国高校中目前设置有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只有九所。上海市高校中无一设置了国民经济管理本科专业。
上海市高校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可能有这种倾向：第一类是研究上海市经济问题的；第二类是研究国际经济方面的，比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国际都市、国际组织、国际法等。此外，上海市高校教师似乎有点重国际交流、轻国内交流，缺乏研究全国经济问题的热情。当然上海市学者中也有研究全国经济问题的，这就是第三类，但其研究多数属于专题研究，如研究国内最低工资与出口绩效问题、研究异质性企业组织、研究中国加工贸易模式等。上海学者较少对国民经济宏观管理“说三道四”。（二）国民经济学科全国性学会的影响力不足
除了上面分析的可能仅限于上海市院校存在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或许就是国民经济学科全国性学术组织——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本身的影响力式微的问题了。“在国内，最早提出‘国民经济学’概念并进行系统研究且形成专著的当推厦门大学的钱伯海教授，他还出版了上、下册的《国民经[1]济学》。”但时至今日，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学分支，自身学科建设的规范性要求仍然模糊不清，模棱两可，如对其研究对象、理论体系、框架结构、逻辑层次等的争论仍然不断，甚至[2]对国民经济学的解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定论”。显然，国民经济学这个最具本土特色的学科，其本身发展中的缺陷造成了学科的凝聚力不足是首要的原因。
学会缺乏高水平学术活动的组织安排。一些高水平的小型专题型研讨会或者国际化的专业性学术讨论会，或者领先的理论思想与方法培训班等比较缺乏，国民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不够丰富、不够尖端，学科难以发挥影响力。在组织保障方面，也可以考虑按照“特色群或者地域分布建立各分专业委员会，最大限度地广泛吸收更多高校和人员在学会集聚（如目前学会在浙江、广西、湖南、陕西等地还没有覆盖到）”。而作者认为，上海市基本上也属于学会没有覆盖到的地域。
上海市是我国市域经济GDP总量、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位居第一的城市，国内三大经济圈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长三角经济圈的首位城市，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龙头城市，是第一个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要求上海率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发挥对全国的引领作用。作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最密切、最具有全局性的国民经济学科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学会的学术活动没有覆盖到上海当然是上海学界的损失，但不能不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的遗憾。注释
[1] 林木西：《国民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会2013年商丘会议交流论文。
[2] 唐礼智：《我国国民经济学专业发展现状与趋势》，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会2013年商丘会议交流论文。 第3章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问题的思考[1]陈璋
摘要 本章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学每况愈下的状况，讨论了国民经济学学科继续存在下去的基本依据；通过回顾中国经济学界有关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激烈争论，对经济学范式概念及思想进行了重新认识，否定了世界经济学的存在；在进一步讨论了国民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建立的一致性和必要性，肯定了国民经济学必须发展与创新的基础上，初步讨论了国民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进而讨论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方法。
关键词 国民经济学学科；中国经济学范式；基本假设条件
查阅相关资料可知，国民经济学的起源很早，流传复杂，难以统一。就国内来说，中国人民大学（原计划统计系、计划经济学系）应该是本学科最早开展研究、教学的，在全国也是最有影响的。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学科理论、内容、方法等明显不能适应现实经济形势的发展，学科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国民经济学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因此，找到国民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找到正确而具体的突破口，是目前振兴国民经济学的关键。
我认为，就目前国民经济学发展的状况来说，急需找到全新而清晰的突破口，不能在一些基本概念、对象、范围等过于抽象的理论问题上争论不休（轻争论、重实干），而必须针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和发展的需要，形成国民经济学发展的具体突破口。其实，国民经济学的问题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中国经济学建立的问题，不解决对中国经济学的认识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学的问题。因此，新国民经济学只能在未来不断的探索中去发展自己、完善自己。国民经济学的振兴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研究和突破我国国民经济重大问题的过程。可以想象，未来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注释
[1] 陈璋（1957—），男，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经济学方法论、宏观经济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一、国民经济学作为二级学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一）目前国民经济学似乎名存实亡
据说“国民经济学”思想源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关于国民财富的生产、分配以及发展的论述，这一词汇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欧洲，由意大利人奥特斯首先使用。在这之后有瓦尔德·欧肯（德国弗赖堡大学教授）的《国民经济学基础》（1940年出版）。在我国，国民经济学是作为应用经济学进行学科设置的，与国民经济管理学近义。相关著作有钱伯海的《国民经济学》（1986年出版），胡乃武的《国民经济管理学》（2007年出版），刘瑞的《国民经济管理学》（2009年出版）等。目前国民经济学是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其学科研究范围是：本学科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如下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的规律与管理理论和体制；宏观经济的系统分析、预测、计划和调控；社会主义市场济条件下的价格与市场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等等。顾海兵教授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1]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还有人认为，国民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运动过程的理论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发展政策的应用经济学；等等。
从上面的观点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比较繁杂、笼统、似是而非。关键问题是，改革三十多年来，我们能够从国民经济学中举出什么众所周知的有影响的理论概念、方法和模型吗？似乎难以找到。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理论界在分析国民经济或者宏观经济问题时，大多数都是采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概念、方法和模型。国民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影响似乎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了。
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定位是不清楚的，特别反映在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区别上。宏观经济学并不是独立的二级学科，而是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西方宏观经济学完全可以替代国民经济学，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原有的国民经济学产生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许多内容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了，但新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因而西方宏观经济学乘虚而入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市场经济下大部分宏观经济问题都是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人们很方便也很自然地运用它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三是，既然市场经济已成为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基础机制，而宏观经济学天然产生于市场经济，自然就拥有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模型、方法等。在现实中也可看到，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起主要作用和影响的理论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不知退回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得不承认，现实中，政治经济学在苦苦支撑，国民经济学默默无闻。因此，目前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国民经济学学科继续存在下去有依据吗？有希望吗？（二）我国国民经济学学科继续存在的依据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必然会受到西方较为完善的理论思想、体系的全面冲击和影响（经济学主要还是受美国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在我国全方位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这种冲击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的、自然的。
现代社会发展中最显著、最具影响的是人类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先导者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必须承认科技和经济发达是西方人创造力、思想、制度、文化等综合作用的历史结果。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科技、经济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模仿发达国家的种种发展经验，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多年的过程也告诉我们，在全方位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方面的模仿效果都是一样或一致的。例如，在科技方面的模仿就十分深入和有效，使我国科技进步十分迅速，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而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模仿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例如，我国的经济制度虽有所调整，但都没有巨大的变化，显然与西方相关制度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经济学似乎处在科技和政治、制度等的中间地带，经济学同时包含了对科技、经济、政治、制度的关注，但说到底经济学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因此，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似乎是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主要的影响在市场经济知识普及，理论和方法、模型的引进方面，亦即在理论界内部的影响较大，在现实宏观经济问题研究方面只能说有一定的影响而非全面的影响。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在对我国政治经济基本制度，政治经济重大决策等深层次方面的影响就较为有限了，以至于理论界对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中国模式等产生了激烈争论。可以说，有没有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模式）和需不需要国民经济学是同一个问题。
显然不可否认的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也是多种因素综合推进的结果，既有西方科技大规模引进，西方各种思想、理论、管理甚至制度渗透等原因，也有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独特的政治、思想、制度影响等原因。也就是说，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华传统文明深层次积淀因素和西方科技文明的现代化因素交汇、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实践。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学、中国模式限定在总结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范围内，放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方面，而不是去强调中国经验的所谓“普世价值”，那么其对于我国的理论与实践来说显然是十分必要和意义重大的。
同样，无论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都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和道理，那就是，人类在较为低层次的知识或问题的认识方面一般容易找到共性和客观规律（例如自然科学原理等），它们是可以模仿的而且效果也是一致的。而在更为复杂、深层次问题和知识的认识方面就比较难以找到共性和客观规律，例如哲学思想、政治制度、文化、宗教、文明等。因此，我们可以相信科学技术的“普世价值”，而不可以简单相信社会科学的某种思想理论也具有“普世价值”。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显然不是科学技术而是社会科学，因而并不存在普世的或“世界经济学”，这正是中国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存在的基本认识依据和事实依据。
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鲜明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思想，这些也正是国民经济学学科应该存在的深刻思想基础。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目前仍处于基本认识和问题的争论之中，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并没有自觉地投入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来，国民经济学重建和创新由于缺乏相应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学理论基础也是举步艰难。我国经济学界如果不真正解决认识观念上的问题，那么也难以迎来中国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的新发展局面。
我国经济学界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对中国经济学范式展开过较为激烈的争论，从目前来看，这种争论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争论是十分重要的、深刻的，基本思想和认识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谈中国经济学创新。我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有一个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的过程，实际上目前我国经济学界也面临一个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的问题，即改变迷信、一味模仿西方经济学观念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理解中国经济学或国民经济学创新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下面先非常简要地介绍一下我国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主要观点，再来讨论国民经济学的创新问题。注释
[1] 参见顾海兵：《关于国民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载《经济学动态》，2005（4）。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之争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范式，不断地向原来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发起进攻。政治经济学不断受到挑战，其主流地位“岌岌可危”[1]。不可否认，目前理论界（而不是现实中）真正起作用的范式似乎就是西方经济学，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多年来这种范式下的理论研究难说取得了什么对中国经济改革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很显然，我国经济理论界的主要范式与实际中的主要政治范式是非常不一致的。实际上，我国理论界在解释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等重大的宏观经济现象方面完全没有取得重要的理论进展。那么，中国经济学界需要什么样的范式？范式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或许我们在讨论国民经济学的创新问题时，能够从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两种经济学范式的争论中得到一些启发和思考。（一）“范式”和“范式危机”“范式”一词首先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中提出来的，托马斯·库恩是西方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但是他并没有给范式下一个自己一贯遵循的定义。在该书1970年的第二版中，库恩承认了他在第一版中使用“范式”这一名称是不确切的，并做了进一步阐述：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所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的综合体。《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范式”条目对经济学范式作了描述性解释：“作为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但是很多作者只是从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宏观经济学内部也有相对独立的范式：有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出清假设，即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
樊纲认为，“范式”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指的是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2]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他在此基础上定义了“主流范式”。他认为：“在一个学科中，更具体地说，在一个国家的某一学科中，可能存在两种以上的‘范式’，分别被不同的学者所遵从、所使用，但一般地，在一定的时期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总会存在某种可以称为‘主流范式’或‘主导范式’的东西，代表多数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主流和非主流’在一定时期之后是可能‘换位’的，而在另一些特殊时期，可能根本不存在‘非主流’，而只是某一范式的一统天下。”因而“我们不妨将一种‘主流范式’称作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个学科所使用的主要理论范式”。据此，他把我国1979年之前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范式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简称“苏联范式”）。
至于“范式危机”，库恩把科学发展分为顺次的原始时期—范式形成时期—常规发展时期—范式转换时期—新的常规发展时期……而“范式危机”发生在常规发展时期和新的常规发展时期，也即范式转换时期。吴易风（1996）在《两种“范式危机”论中》对范式危机的定义是：“特定科学领域内的一般研究人员在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面前不再接受原来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的现象。”（二）两种经济学范式之争“范式危机”概念引入我国经济学研究中，最著名的几篇文章当属樊纲（1995）的《“苏联范式”批判》以及崔之元（1995）的《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还有吴易风（1996）针对两者所作的评论性文章《两种“范式危机”论》。
崔之元的文章是针对樊纲（1995）在《经济科学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再思考》一文而写，樊纲在此文中提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而不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崔之元认为追求普遍性，并不等于有了普遍性。他反问道：“在数学基础理论中，我们还有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波兰学派等等，难道经济学家们比数学家们还更容易团结在一个旗帜下？”接着，他通过四个案例指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中。这四个案例是：“行为理性”的混乱；微观基础的动摇；“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以及众多的“不可能定理”。他的结论是：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说明目前并无普适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基础理论”。他进而呼吁：“我们中国学者就不只有‘应用’‘基础理论’的份儿，而且还有创造‘基础理论’的任务。”[3]
吴易风对“两种范式危机”作了评价，他认为樊纲想追求一种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无阶级性的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这种想法很好，但却不现实。因为“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经济学，对初学者和研究者来说或许是一件好事。至少，我国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就可不必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后再研读西方经济学。同样西方国家经济系的学生也可不必在学习了西方经济学之后，再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者来说，大家也许就真的能‘团结在一个旗帜下’，为无疆界的共同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可是，历史无情，现实无情，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学。”
陈平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究竟应当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笔者提醒争论双方一个简单的事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制定的休克疗法（又称华盛顿共识）在苏东（以下作为“苏联和东欧”的简称）的推行，付出了转型大萧条的惨重代价；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拘泥于任何教条的中国改革实现了平稳转型和飞速增长。当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不难启发我们：无论是斯大林时代定型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都不足以指导中国当代的改革与发展。今日中国已经不是五四时代的中国。‘全盘西化’（苏俄化或欧美化）也好，宣传启蒙也好，都不能取代中国人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分析消化前人各个学派的有益成果，创新和发展世界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应当提上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议程。”[4][5]
钱颖一认为，唯一的范式使经济学的发展速度较快。他认为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在于，其他社会科学中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学科的发展大受局限，而经济学却从主导性的范式中受益。“现代经济学正是由于有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相对于其他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更大。”
夏业良通过对《经济研究》近50年尤其是近20年发表的文章的统计，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及代表着过去一个时代的传统政治经[6]济学教学、研究范式都已终结。而现在的主流发展方向应是现代经济学范式。他同时也看到了范式转换存在的困难，因为“一种研究范式或一个理论体系的真正终结并非以某一具体的时点来作为清楚明了的分界线，而是直到具有共同思想特征的某一派别和群体中的大多数人离开这一世界（亦即这一思想的载体——人的肉身——消亡）时，这种不能得到继承和传播的思想才会真正终结。”
邹东涛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三大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7]式、西方经济学范式和描述主义的准范式。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是同一的，而它却在改革开放以后衰落了，但马克思主义范式并没有衰落，而是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并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另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引入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中国经济学中的西方经济学范式。除此之外，邹东涛认为中国经济界还存在一个描述主义的准范式，因为“如果只有上述两个范式的认识，中国经济学界将有为数众多的研究人员及其理论成果无法归类”，但由于该范式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概念、范畴、体系，折中的处理方法是将之称为“准”范式。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将是三大范式的共同发展”。（三）范式之争的启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意义是什么？
从上述有关范式的争论中，可以发现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基本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和思想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来讲的，并对整个传统科学方法论的认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范式”概念用于经济学，那么也许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第一，“范式”概念和思想的提出究竟是增强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也就是共性）还是增强了其特殊性（个性或历史性）？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即“范式”思想表明了历史、社会、人们的价值信念对自然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影响，亦即不同范式并不存在统一的客观基础，因而是难以比较的。不同的范式是由不同历史因素、社会价值信念等非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具有绝对客观基础。第二，自然科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概念的界定难道一样吗？显然，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刻区别，两类“范式”的概念和意义应该是有明显区别的。简单地说，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然科学的范式相对清晰、有效、易界定，而社会科学范式则模糊、局限、难以界定。绝不能把自然科学意义的范式与社会科学意义的范式混为一谈，因此经济学范式具有的共性意义比自然科学范式要小得多，即使属于同一“范式”的国家，其经济运行的整体特征也完全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别。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学中，概括不同国家的经济特性和共性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共性而没有特性的范式是难以真正成为一个具体国家的经济学范式的。实际上，不是经济学中真的只存在所谓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或“苏联范式”，而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和自信建立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因此，我们学习和借鉴一个范式时，并不意味着要像自然科学范式那样，只能是接受、照搬一个范式，而是应该建立中国经济学范式。
其次，从经济学方法论视角看，如果说经济学“范式”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寻找不同国家经济运行规律的共同特征，那么必须要意识到，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现象产生的共性原因的意义与自然科学相比要小得多，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现象的共性并不是真正社会科学“范式”的思想和意义所在。历史主义的“范式”思想实际上告诉我们，任何范式的确立与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背景、人们意识及信念对科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有关。简单说就是范式的确立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标准。如果说“范式”这个概念和思想对经济学研究有什么深刻意义的话，是它进一步深刻地告诉我们，既然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客观基础和标准都不存在，那么经济学中范式的客观性（共性）就更难存在。因此，经济学范式也许更多地是反映和描述了一个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那种企图建立反映和描述大多数国家甚至反映和描述所谓客观经济规律的“范式”是不可能的，至多是一种美好幻想罢了。
再次，如果认识到人们对现有经济学（更广义地说是社会科学）范式概念和思想的误解，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国经济学范式的争论中双方会如此对立，甚至到了无法继续讨论的地步。其中的原因有三：第一，任何外来经济学范式在描述和解释一个具体国家的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时，必然存在相当大的不能解释的重要部分，即任何国家的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都必然有其显著的独特性，因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只能存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而不是存在于已有的“范式”之中。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传统、众多人口的国家，其改革经验之丰富，更是以往的经济学范式所难以概括和解释的。第三，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从所谓“苏联范式”或者“西方经济学范式”去看待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济运行特征，那么就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两种“范式”中的某些部分都以某种程度的结合形式，在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亦即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奇迹演变过程中，同时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成分。例如集权的政治制度，国家的强控制力，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外资、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等，对中国三十多年来取得的“经济奇迹”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用任何已有的“范式”来解释和描述显然都是片面的。
最后，如果我们正确认识“范式”的思想和方法论意义，认识到任何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和独立性，认识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生的极其深刻的变化和影响，那就应该更加自觉地从中国改革以来的现实经验，而不是简单地从已有的所谓“范式”出发去被动认识和解释鲜活的、生动的中国“经济奇迹”。当然，在寻找中国经济学范式的过程中，在重视我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也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科学意义的内容（例如，实证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是需要借鉴的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我们对中国经验的现实感悟优势去思考和研究。只有在充分学习和借鉴已有“范式”的基础上，以我为主，以现实的中国经济经验为主，树立走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战略和认识，一心一意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才能找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范式”问题。注释
[1] 洪银兴：《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载《理论视野》，2006（3）。
[2] 参见樊纲：《“苏联范式”批判》，载《经济研究》，1995（10）。
[3] 吴易风：《两种“范式”危机论》，载《当代经济研究》，1996（2）。
[4] 陈平：《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验中的作用有限》，载《经济研究》，2006（10）。
[5] 参见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6] 参见夏业良：《中国理论经济学50年发展轨迹的缩影》，载《经济研究》，2000（5）。
[7] 参见邹东涛：《讨论中国经济学分化的三大范式》，载《经济学动态》，2000（9）。三、国民经济学学科创新困难与相关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如果我们肯定了国民经济学学科继续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接下来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创新面临非常多的难题，既面临认识思想、观念转变的问题，也面临基础理论缺乏、研究方法难以创新等难题，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是难以坚持下去的。下面主要谈谈对国民经济学创新面临的困难与相关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一）国民经济学基本理论创新面临的困难
首先，从理论学习和应用的角度看，无论如何西方经济学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来说都是有相对吸引力的，毕竟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体系已较为成熟，研究水平也达到了相当高度，其内容大多非常贴近市场经济问题，人们一般很容易接受和运用这样的理论。要指出西方经济学还存在什么基本问题，也许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客观认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主要面临两大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学习一般经济学方法论和提高认识水平的。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长期基本指导思想是企图把经济学作为自然科学那样的学科来研究，大量引入物理学概念和数学方法就是明证，但问题是这个基本思想是否存在问题呢？西方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类基本问题。要做到较为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有关方法论问题及其意义，既要全面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内容，特别要深入思考和认识其研究方法（实证方法）的哲学基础和存在的问题，又要学习和了解有关西方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内容（这一方面国内经济理论界较为落后），显然要同时完成这些学习、思考和认识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二个困难是认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这类问题，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其生产力相对来说是一元结构，而发展中国家及我国生产力却是多元结构，实际上这两种生产力结构在现实世界中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却又有巨大的区别。我们认为，在这两种不同生产力结构下的市场经济，将形成市场经济的不同特征并引发不同的宏观经济问题。例如，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主要是总量问题，因而西方经济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方法；而发展中国家及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从分析方法上看应主要采用结构分析方法。从研究方法这一角度看，结构问题的分析方法的应用比总量问题的分析方法要难得多，而且所谓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几乎难以分析生产力多元结构的“均衡”问题。
其次，即使认识到西方经济学不完全适合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由于目前人们的认识相对落后于改革形势和理论上“结构分析方法”的学术难度，特别是目前学术研究评价片面追求发表符合西方经济学研究标准的论文，国民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研究受到了较大影响。
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已强烈地显示了一种新的市场经济模式（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一党制）的生命力，同时也呈现出了大量新的问题，很有必要从国民经济学角度进行理论总结和研究创新。但现实情况是，在西方经济学“学术权威”和“研究方法榜样”无处不在的影响下，我们要重新提出国民经济学新的研究思想或方法的确有相当大的困难。实际上目前理论界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条件下应用的深刻局限性，没有认识到中国市场机制独特特征的客观性，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央一再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因此，首先从指导思想、观念上形成我们的经济学方法论及研究思路是当务之急。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相信有关方法论问题终将引起人们注意，改变人们现在的许多观念。
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一元化结构下的市场机制特征非常不同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市场机制特征，生产力一元化结构下的“均衡”思想、含义和分析方法也完全不同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均衡”思想、含义和分析方法。仅从研究方法上看，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均衡”永远只能是生产力结构不平衡发展下的相对“均衡”，在这里，其产业、地区和人口结构的不平衡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种常态，远离所谓“均衡”状态也是一种常态，这种现象不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在这里西方经济学中所谓总量的、平均的、边际的分析方法意义不大，而必须采用所谓的“结构分析方法”，这里的“结构”应该是对应那种生产力多元结构的“结构”。可以说所谓“结构分析方法”将非常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建立“结构分析方法”的难度很大，同时也许难以在理论上得到像“均衡”分析那样漂亮、精巧的结论。因此，在成熟的西方经济学面前，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形成或得到承认显然是十分不容易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体系化，其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熟，许多研究经济学的人难以摆脱其影响和指导。这实际上也是现实中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研究本国经济问题时，难以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理论的现实经济、学术、政治背景。
最后，我们应该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想、深层次的观念必然也必须是我们自己的独立认识和创造，不可能依赖别人。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既有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又有近代以来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更有经济改革三十多年来独特的成功经验，如果我们这样的大国都不能具有自己的精神、思想和理论，那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呢？！
总之，从我国三十多年较为成功的改革的实践看，我们认为，中央在政治指导思想和重大决策方面，完全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并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正是因为在最重要的思想和原则上或者说在政治上，我们党对中国国情有自己的深刻而独立的认识，因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才能够较好地把握和控制国家经济改革的方向，这也正是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基础和原因。因此，国民经济学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进行重大的基础理论创新研究，这种创新研究将决定我国国民经济学研究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改革以来，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独立的认识，更多的只是模仿西方经济学的东西，而且经济学界一些基本思想和认识与中央基本政治原则和精神有时不一致，是值得深思的。
通过长期的学习和研究，我们深深感到，中国在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生产力结构及人口等方面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国民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特征及发展趋势非常不同于发达国家，也非常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即生产力一元化和多元化的区别），因此，对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而必须首先把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或方法论问题搞清楚，因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的正确与否基本就决定了研究结果是否有意义。当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国民经济学理论研究基本条件的改变将对其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新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问题没有解决前，也许我们在理论研究中难以应用较为精致、流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和数学方法，而只能应用较为简单、初级的研究方法。但这也许正是中国国民经济学发展必须经历的初级阶段，也是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应用理论研究成果实际水平相一致的。我们必须在较为充分地认识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特征或方法论问题的基础上、立场上，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我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因为现实世界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什么“世界经济学”。（二）国民经济学创新相关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我们慎重提出，国民经济学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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