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荣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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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意识”——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研究试读：
前言
作为一位有着国际影响力的英国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洛奇（1935- ）融多种身份于一身。他既是位学院派批评家，也是一位自觉意识很强的小说家，曾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执教20余载，现仍为该大学名誉教授。1989年他被选为布克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后兼任皇家文学学会会员、伦敦大学学院名誉研究员。从1960年发表处女作《看电影的人》至2011年推出有关H.G．威尔斯的传记小说《风流才子的双面人生》期间，他一共出版了15部小说、15部文学批评专著和编著、剧本和短篇小说若干。洛奇的创作生涯横跨半个多世纪，多部作品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全球出版，其中《小世界》一书对西方文坛的党派之争和学者生活作了绝妙的讽刺，被很多汉学家和中国学者誉为“西方的《围城》”。
洛奇的创作生涯经历了四个阶段。他早期的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包括《看电影的人》（1960）、《金杰，你真傻》（1962）和《避难所之外》（1970）。按发表的时间，《大英博物馆在倒塌》（1965）应该属于早期小说，然而，这部小说的风格和技巧跟其他三部早期小说迥然不同。此外，洛奇还指出《避难所之外》的构思先于《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后者通常被视作洛奇创作生涯的分水岭，这是他第一部用实验手法创作的小说，该小说具有多种文体实验，喜剧成为其中的结构性元素。在洛奇的实验阶段，除了反映天主教改革和文学实验并行的《你能走多远？》（1980），校园三部曲《换位》（1975）、《小世界》（1984）和《好工作》（1988）也许可以视作其代表作，尤其是《小世界》。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好工作》是洛奇从伯明翰大学退休后发表的，小说的前半部分还带着明显的戏谑和游戏的风格，但后半部分渐趋写实，因此，也可以把其看作是他下一个阶段——回归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开始。当然，这不可能是第一阶段的简单重复，毕竟“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但不管怎样，第二阶段的语调和技巧还是在以后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在《天堂消息》（1991）、《治疗》（1995）、《想》（2001）和《无声的刑罚》（2008）中，洛奇厌倦了实验，厌倦了开放性结局，回归到了传统的封闭式的或幸福的结局。但从传记小说《作者，作者》（2004）和《风流才子的双面人生》（2011）的创作转型中，我们可以看出洛奇“宝刀不老”，依然在尝试小说创作的新的可能性。
洛奇在小说批评方面以《小说的语言》（1966）、《现代写作模式》（1977）、《运用结构主义》（1981）、《巴赫金之后》（1990）等论述而立于英国著名小说批评家之列。他的批评生涯经历了从新批评经由结构主义到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及“巴赫金之后”的实践批评四个阶段。洛奇的小说创作反映了英国小说从传统到实验在循环往复中螺旋上升的发展趋势。他的批评实践体现了英国评论界对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巴赫金小说批评理论的借鉴和创新，因而，对他的系统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英国战后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理论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趋势，有助于我国当代英国小说研究的深入。
回顾近年来国内外的洛奇研究历程，我们发现洛奇研究在取得喜人成果的同时还存在研究重心失衡、研究存在盲点、研究缺乏系统性等问题（见附录1）。早期的国内研究纠结于对洛奇写作性质的界定。洛奇最先被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家介绍到中国，对其写作风格的论述通常会扣上“后现代主义”的帽子；后有学者关注到洛奇的作品对现实的批判和思考，称其为新写实主义作家；对洛奇最常用的标签是校园小说家、学院派小说家，不过，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他的“天主教小说家”的侧面；对洛奇批评理论的介绍较多局限于学院派时期的洛奇对小说的语言、现代写作模式、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对话性等问题的论述，忽视了洛奇在“巴赫金之后”的批评实践。总的来看，国内对洛奇的校园三部曲和单部作品的单向度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缺乏对其生平、思想、创作相结合的系统研究，尚未形成全方位的令人信服的完整阐释，而国外虽有多部洛奇研究专著的出版，如莫斯利（Merritt Moseley）的《戴维·洛奇：你能走多远？》（1991）、伯贡齐（Bernard Bergonzi）的《戴维·洛奇研究》（1995）以及马丁（Bruce K.Martin）的《戴维·洛奇研究》（1999），都对洛奇的文学成就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评介和阐释，但不足之处在于三本论著都是对洛奇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所作的历时性研究，都把洛奇的校园小说和宗教小说分开论述，把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分开论述，而且由于研究时间较早，无法跟踪洛奇的后期作品。余下的专著集中于研究洛奇的校园小说，偏重文本形式分析，对其作品蕴含的危机意识及其代表的文化意义认识不足，且多关注洛奇的中期作品，忽略洛奇的早期作品，也未能及时跟踪洛奇的后期作品，缺乏对其创作主题、写作艺术、小说批评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在洛奇的整体研究上留有许多空白。（Morace,1989; Ammann,1991; Björk,1993）因此本专著针对国内外洛奇研究的弱点和盲点，对洛奇进行更为系统的综合性研究，以其作品中蕴含的“危机”母题为主线，研究洛奇小说的主题意义；从标题、开头、人物塑造、叙事结构等十个方面研究洛奇的写作艺术；以“学院派时期”和“江湖派时期”两个阶段对洛奇的小说批评进行总结和评述；分析洛奇的小说实践和小说批评之间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最后探讨洛奇对待社会现实、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各种危机所持的“双重意识”。本专著在力图批判性地吸收国外洛奇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加强文学研究的本土意识，对洛奇的创作做出最全面、最系统的评价。
本书除了前言和结语，共分四章：第一章是戴维·洛奇作品的主题研究，以戴维·洛奇作品中的“危机”母题为主线，研究其天主教小说中涉及的宗教危机、信仰危机，学院小说中体现的文学危机、文学理论危机和英国高等教育危机及其作品中蕴含的死亡意识。第二章是戴维·洛奇的小说艺术研究。洛奇既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家对情节、人物、社会现实的关注，也发扬了现代主义作家对小说艺术不断进行实验和创新的精神。本章节将重点研究洛奇小说中的标题艺术、电影手法、叙事结构、元小说艺术、互文性风格、反讽艺术等等。第三章是戴维·洛奇小说批评理论研究，主要探讨学院派时期的洛奇对小说的语言、小说的写作模式、后现代主义小说、小说的对话性等问题的阐释，以及江湖派时期的洛奇对小说与意识、小说与电影、小说与市场、传记小说等观点的论述。第四章探讨处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洛奇，在小说批评与创作实践上的一致性与不一致性。结语探讨洛奇对待社会现实、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各种危机所持的“双重意识”。
本选题的总体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的，但兼收文化学、社会学、神学、心理学等其他领域的理论和思想。其创新和突出特色是：力图突破已有的洛奇研究专著按照时间顺序以单部作品为研究个案作历时性研究的模式，而以论点为主线对其作品进行共时性研究；我们尝试着将洛奇的小说主题、小说艺术和小说批评理论分解成多个论题，然后有针对性地逐一加以论述，不同的论题之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逻辑关系，使得整个研究项目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此外，已有的洛奇研究倾向于将其小说创作和小说批评分开论述，本研究则对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作了全面客观的分析，努力做到主题研究和形式研究相结合、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审美研究相结合、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相结合、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相结合。本书是目前国内外对戴维·洛奇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成果。但考虑到论证的整体布局，我们对相关文本的选取轻重有别，论述上详略不一，并非面面俱到，因为我们没有洛奇的成名作《换位》中扎普教授的野心，后者意图写一部简·奥斯丁专著，穷尽奥斯丁研究的所有选题、所有角度，希望在“扎普研究之后，其他人将无话可说”。我们知道这种野心是an impossible mission。文学的阐释是无止境的，所以有“永远的莎士比亚”，而文学研究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老师和朋友的帮助。我们首先要感谢洛奇先生接受本人的访谈，并赠送他的照片用于本书的出版。我们要感谢李维屏教授始终不懈的指导和关心，感谢殷企平教授、翟象俊教授的热情帮助，感谢虞建华教授、张定铨教授和张和龙教授持之以恒的鼓励，感谢浙江万里学院和杭州师范大学各位领导的支持，感谢上外的同窗好友热情的鼓励，感谢所有本书中参考和引用到的洛奇的研究者。此外，感谢责任编辑于文雍女士，是她的认真、高效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使书稿得以顺利付梓。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还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访学资助，得以在英国剑桥大学完成部分章节的撰写和全书的统稿，在此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和国家留学基金委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作者学识有限，疏漏之处，祈望各位读者和同仁不吝赐教。欧荣2010年4月于英国剑桥大学第一章戴维·洛奇的小说主题研究本章主要从主题意义的角度来研究洛奇的作品，研究贯穿其宗教小说和学者小说中的危机母题。但事实上，这两种小说类型在洛奇的作品中并非界限分明，有时是相互交叉的，在有些作品中，主要人物多是学者型的天主教徒，如《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中的亚当、《小世界》中的柏斯。因此，对这两种类型小说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例如，有的学者把《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归入校园小说，有的把它归入宗教小说。依笔者之见，划分小说类型时应考虑作者的主导性关注以及该部作品与其他同类型小说主题上的联系。因此，在洛奇的作品中，我们把《看电影的人》、《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你能走多远？》、《天堂消息》、《治疗》看成宗教小说，把《换位》、《小世界》、《好工作》、《想》、《无声的刑罚》归入校园小说——或者按照洛奇自己的说法，归入学者小说（scholarly novel）。我们同意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说法：文学既不是作者纯粹灵感的产物，也不是作者纯粹情感的产物，文学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意识形态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是发生在特定时代和特定地点人与人之间现实社会交往的产物，而批评家的任务之一就是“重构作者的意识形态或意识环境”（Eagleton,1983:23）。因此，这一章中我们将通过探讨洛奇作品中的“危机母题”来重构作家的意识形态。不过，在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对该论题做一界定。把“母题”作为文学要素来界定时，不同的学者会有稍许不同的理解。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文学术语词典》（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中把“母题”看作“文学作品中重复出现的一个明显的要素，比如一种类型化的事件、设计、指代或者套路”（169）。然而他的示例：一个“丑女”最后变成一个美貌的公主，还有“被仙女迷惑不能自拔的男人”等说明他试图把“母题”界定为一个更偏重内容、更加概念化的术语。相比之下，卡顿（J.A.Cuddon）的定义更富有启发性。他把母题界定为“对一个模式或文学要素的巧妙安排，以表达一个故事、一个舞蹈、一幅绘画或其他艺术作品中的抽象的主题……母题召唤事件，确定人物的行为和期盼。”（Cuddon,92）这样看来，母题不仅关系到作品的主题和构想，也在形式上与作品的结构相关。因此，在卡顿看来，母题有别于主题，因为母题帮助作品确立框架，而主题只是在时间的进程中通过凸显自身来暗示作品的结构。维勒克（Rene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吸收了俄国形式主义的思想，用“动机”（motive）一词指代母题，指代作品发展的“动力”，把母题看作“最终的情节要素”，确认其“既指涉作品的结构或叙事构成也指涉解释人物行为的心理、社会或哲学理论的内在结构——一些表示最终因果关系的理论。”（Wellek and Warren,217-218）这个界定不仅指向母题的内容和形式意义，而且突出其逻辑性和意识形态上的侧重。他们对母题的主题意义研究揭示了文学深层次的原型特征。母题的衍生功能使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达，在坚持其最初身份的同时不断吸收新的元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母题已成为某些作家常用的叙事模式或深层结构，这种理解很适用本章论题的探讨。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危机”。在《牛津高级学习词典》里“危机”被定义为“疾病、生活、历史等之中的转折点；困难、危险的时刻或对未来感到焦虑的时刻”。（280）但《韦伯斯特大辞典》中的解释更适用我们的论题：“3.a．事物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即将发生”或者“b．一种由过度压力造成的异常动荡的心理或社会状态，个体或群体的延续受到威胁或感受到威胁，尤指要求现存文化模式和价值发生改变的社会状态。”因此，“危机”蕴含着新与旧、现存与未知的矛盾，预示着事物的转型。而英国文论家克默德（Frank Kermode）在《结局的意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提出“危机”是“我们试图赋予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某种秩序和设计的方式之一，这个方式与小说的形式有一定的联系”。（93）而且“虽然概念上过于简单化，但危机无疑是我们试图理解世界的中心元素”。（94）他在书中引用了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A.Sorokin）在《危机年代的社会哲学》中的论断：“20世纪是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处于向一个新文化的灾难性转型”；克默德深信“现代思想中有着强烈的末世元素并通过艺术表现出来”。（93-96）这里克默德所谓的“末世元素”（eschatological element）也就是西方人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20世纪对于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一个充满变革、政治恐怖、残忍暴行、新兴的期盼、信仰的丧失、文化发展、民族融合的时代，一个充满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的时代，一个目睹一系列重大灾难性历史事件的时代，百年的沧桑巨变摧毁了旧有的对真实、高贵、人性等的界定，颠覆了西方人对历史、对人类价值的自由主义的信念。旧与新、传统与变革不断处于冲突中，现存的文化模式和框架经受考验和挑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即将发生”。翻开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撰写的《现代英国小说史1878-2001》, “危机”绝对是个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危机”构成了20世纪小说创作的核心母题。沃伦和维勒克对母题的阐释表明母题会超越历史的特定时代而一再重复出现，在特定作家的笔下有所改变；不同作家由于其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会对不同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本章力图探寻戴维·洛奇作品中的危机母题，以及他对二战后英国社会各种危机作出的独特反应。尽管洛奇的大部分作品以幽默风趣见长，其实“危机母题”是表现他对宗教和人文深切关注的深层结构。迈克莱米称赞洛奇“具有把严肃的知识分子的忧患融于精彩叙事的才能，并常伴有尖锐的讽刺”，他称洛奇为英语世界“思想性小说家”中最畅销的一位。（McLemee,14）在《小世界》的前言中，洛奇把自己的小说创作称为“在文体、修辞、道德、心理、社会、历史等诸多层次上想像、描述、编织意义网络的苦差事”；对读者来说，“我们一般倾向于在文学和宗教文本中，把价值和秘密联系在一起”。（WO,74）洛奇身兼多重身份：天生的天主教徒、活跃的小说家、出色的批评家及资深的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一个要面对生老病死的普通人。作为一位天主教徒，他非常关注20世纪下半叶的宗教危机，尤其是天主教的变革；作为一位有着很强自觉意识的小说家，他对“小说之死”和“文学的枯竭”之类灾难性的预言忧虑重重；作为一位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批评家，他对文学批评的极端发展和暗淡的前景深表不安；作为一位资深的高校教师，他无法忽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高校经历的高等教育的危机；作为一个普通人，衰老和死亡是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所有这些关注都构成了洛奇叙事作品中的“危机母题”，也构成了本章探讨的主要内容。第一节宗教危机
英国战后的宗教危机，尤其是天主教危机是洛奇天主教小说中一再重复的主题。下面我们将首先简要回顾一下作为洛奇多部天主教小说的历史背景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Vatican Ⅱ），然后具体阐释洛奇五部天主教小说中宗教危机的演变，最后探寻洛奇作为“不可知论天主教徒”的宗教身份和宗教立场。一、梵二会议——英国战后的宗教危机
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并称为西方文明的源泉和支柱，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人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然而，基督教自诞生以来一直也在经历着各种危机和变革，其中三次最主要的危机分别是17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冲击以及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和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风潮所引发的西方现代社会普遍的宗教危机，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0世纪中叶，大众教育使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批判思想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普及，加速了西方社会的宗教危机。除了来自现代科学和哲学思想对宗教的冲击，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提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宗教的衰落也不可避免，因为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世俗化和享乐主义不仅逐渐影响了相对宽容、自由的新教，也影响了专断的天主教。20世纪中叶似乎是基督教的分水岭，此后，基督教便经历了持续的危机，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人的思维和意识形态。作为出生便受洗的天主教徒，洛奇一直关注着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由涉及家庭节育政策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引发的天主教危机，并把他的关注和思考投入到自己的作品中。世俗读者如果想了解这一点，就必须对围绕梵二会议的天主教改革有个粗略的了解。
梵二会议可以算是20世纪天主教发展的转折点，是天主教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影响最深远的一个事件。天主教会起初意在迎接现代社会的挑战，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最初的意图。要想理解当代的天主教，人们必须认识到梵二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主教体制曾经由三个结构所组成：梵蒂冈的中央集权、对“罪”的后-特伦特会议的理解和教会的亘古不变。在梵二会议之前，教徒想当然地相信教会的任何决定，任何人与教皇或教会领导有异议便不再是天主教徒。他们还相信一个好教徒的主要目标就是灵魂得到拯救，这个目标可以通过避免犯“罪”，或者通过对犯过的“罪”做忏悔来达到。人们还相信教会不能改变，从没有改变过而且永远不会改变。在大多数平信徒、神职人员和非天主教人士的头脑中，梵二会议前的天主教就是个集权的、永恒的、被罪困扰的形象。
然而，1955年教皇庇护十二世（PiusⅫ,1876-1958）在自己的任期内鼓动变革。他批准了圣周仪式的改革、对圣经的现代批判性研究和使用周期避孕法的节育政策，这使得一部分平信徒看到革新的曙光。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平信徒对教会的僵化感到不满，已婚信徒发现教会有关生育控制的教义很难遵守（这个教义成为洛奇宗教小说的重要议题），教区的牧师们越来越对教会无视信徒们提出的问题而感到不安，“天主教行动”的运动培养了大批熟知教会事务的热诚的普通信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和欧洲战后奇迹般的复兴所形成的氛围使得很多天主教徒感到教会有必要在各种立场上有所修正，所有这些事件促成了梵二会议的召开。
梵二会议在1962年至1965年举行，立意调整教会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挑战。随着会议的进行，主教们以决定性投票通过了力度很大的改革方案。有五个关键的变革改变了传统教会的结构：革新礼拜仪式、提倡泛基督教主义、废除周五禁肉以及涉及牧师、修女和节育政策的变革。
具有讽刺性的是，最后一个议题变成了引爆天主教世界的导火线，教会维护自身权威的努力反而削弱并差点摧毁了教会。本来梵二会议的主教们强烈要求在会议上讨论节育问题，但教皇保罗六世不相信主教们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就下令在会议辩论中撤除了这个议题，然后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平信徒和神职人员都相信变革是可能的，在得知该委员会几乎一致建议作出变革后更是如此。然而，委员会的建议被教皇拒绝了。1968年，教皇保罗六世颁布了《人类生命通谕》（Humanae Vitae），重申禁止人工避孕。《通谕》在教会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在普遍的困惑、失望和愤慨之中，很多平信徒和神职人员开始相信他们可以“跟着良心走”而不再“跟着教会走”。这种变化大大削弱了教会的权威。从此，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徒不再相信教会的节育政策的合法性，对教会在信徒性生活方面发号施令的权利表示怀疑。
梵二会议之后的天主教权威不再集中，而是变得多元。有调查表明，天主教徒对“教皇永无谬误”的确信急剧下降。（Bromley,117）在低层神职人员的支持下，平信徒开始相信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与天主教信仰并不抵触。另外，梵二会议之后，很大一部分牧师和平信徒拒绝接受教会关于女性神职、生育控制、婚前性行为、口交等问题的规定。甚至，有媒体调查显示平信徒相信他们在与教皇就这些问题“争论”的同时仍然是天主教徒。中央集权已失去可信度，天主教徒进而相信教会可以改变，相信当涉及性与性别时，他们可以无视教皇的规定自己作出判断。因此说梵二会议改变了很多天主教徒对教会的信仰和崇拜。
梵二会议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是否摧毁了天主教会？天主教能否与变革共存？个体的天主教徒如何对这一重大事件作出反应？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受到怎样的影响？他们如何对当代的天主教现实重新作出思考和调整？这些疑问都构成了洛奇宗教小说的危机母题。二、洛奇的天主教小说
作家往往对历史和社会的变革更加敏感，因此许多现当代作家都很关注现代社会的宗教危机问题。乔伊斯在《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中揭示爱尔兰社会的“精神瘫痪”，劳伦斯以“性”取代“宗教”作为人类生活的中心，康拉德质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基督教的影响，福斯特（E.M.Forster）关注基督教与东方宗教之间的冲突，艾略特哀叹西方文化的精神“荒原”，贝克特（Samuel Beckett）戏剧化地表现了现代人“等待戈多”的荒谬。但就在世纪之交西方社会处于“宗教危机”的尘嚣中时，有许多作家转向天主教作为自己艺术想像最后的圣地。19世纪80年代皈依天主教在伦敦先锋派艺术家中很流行，吸引了奥斯卡·王尔德、厄内斯特·道森（Ernest Dowson）、约翰·格雷（John Gray）、叶芝、艾略特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艺术家，随后还有20世纪初的切斯特顿（Gilbert K.Chesterton）、贝洛克（Hilair Belloc）和一战期间活跃的埃里克·吉尔（Eric Gill）的“天主教手工业协会”。从发起牛津运动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霍普金斯（G.M.Hopkins）到后来的格林（Graham Greene）、斯巴克（Muriel Spark）、伯杰斯（Anthony Burgess）等杰出的天主教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对英国的文化生活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其中的大多数人——如洛奇所分析的——是受天主教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天主教传统或者是英国中世纪的天主教传统所吸引的。（WO,33）对这些人来说，天主教就意味着但丁、阿奎那、哥特式教堂、文艺复兴绘画、巴洛克建筑、管弦乐弥撒礼以及和谐的前工业社会，或者意味着精神生活的崇高与痛苦——在现代社会乏味的物质主义中，仍然令人惊奇地发生着罪与救赎、奇迹与神秘的戏剧。他们文学作品中的天主教形象被投射成富有异国情调的，或者/而且与英国文化传统的主流精神格格不入的；英国文化的主流在19世纪表现为自由新教主义，在20世纪表现为世俗不可知主义。
这些人中的很多人后来都离开了教会，他们往往带着或留恋或敌意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心情回顾天主教，如英格兰北部天主教出身的约翰·布莱恩（John Braine）、安东尼·伯杰斯和一批在作品中批判修道院教育的天主教女作家。似乎“没有一个作家关注过梵二会议对于天主教礼拜、祈祷活动和整体风格的影响”，洛奇抱怨道。（WO,36）他们的天主教与中下层天主教徒的实际生活相差甚远。
与上述天主教作家相比，洛奇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出身于伦敦南部的中下层天主教家庭，虽然他的天主教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然自认为是个天主教徒。在《天主教的童年》（“Memories of a Catholic Childhood”）一文中，洛奇回忆了自己的宗教成长历程。他是“混合婚姻”的产物，母亲是罗马天主教徒，父亲是“非天主教徒”。由于他的母亲是个恭顺但又内敛的信徒，洛奇接受了天主教教育，但家庭的宗教氛围总体上是很宽容的，家里没有过多的圣画、圣像的展示，日常交谈中也很少触及宗教，与当地的牧师和平信徒也很少有定期的社交活动，这与洛奇的处女作《看电影的人》中描写的天主教大家庭的宗教氛围大为不同。作为家里的独子，洛奇没有兄弟姐妹强化天主教文化准则，他同龄的玩伴也不是天主教徒，而且不同于大多数同龄的小天主教徒，洛奇从没有在弥撒中侍奉过，因此，童年时代的洛奇在教堂里总觉得自己是个“外来者”, “从没有对礼拜式真正感到熟悉和投入”。（WO,30）
这种既属于教会又感到隔膜的矛盾心理在洛奇的作品中就体现为对教会体制的熟稔和伴之冷静的审视。童年时的洛奇对教会准则也许所知不多，但长大后天主教语法学校的教育帮助他获知了系统的天主教信仰的神学基础，使他对天主教信仰的复杂和微妙既感到敬畏又为之着迷。洛奇通过广泛阅读培养自己的自信，扩展自己的智力视野，开始对自己所处的天主教“贫民窟文化”，尤其是这种文化对艺术的敌视形成独特的批判眼光。
当洛奇读到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时，他立即认同斯蒂芬·代达勒斯的感受，尽管自己“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迫切的需要进行激烈地反叛”（WO,31）。后来在大学里撰写《自牛津运动以来的天主教小说》的硕士论文使他熟悉了格林、沃（Evelyn Waugh）、莫利亚克（Francois Mauriac）等人的作品，使他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天主教世界观，“真正的宗教信仰表现为对抗世俗世界的物质主义和天主教中貌似虔诚的狭隘与肤浅”，洛奇如释重负地发现“作为天主教徒并不一定要过着沉闷的小资产阶级的体面生活”。（WO,33）但这些作家所表现出的极端境况和富有异国情调的场景与他自己的经历相距甚远，当他开始试着创作自己的作品时，便把他们宏大的主题归化在自己熟知的“平凡的城郊教区的背景内”。（WO,34）
洛奇对教会的困惑和不满源于教会的生育政策。1959年，他与天主教女子玛丽（Mary Frances Jacob）结合，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的后记中，洛奇提到自己和妻子在婚后就像亚当和巴巴拉一样采用了规律法避孕，并阐释了天主教徒遵从这个苛刻教规的原因：信仰天主教就如同签订了一种生存契约——“为了享有天主教玄学系统带来的安宁和稳定就得接受相应的道德规范，哪怕这些规范在现实生活中有时显得那么苛刻和严酷”，那时“人们无法想像，一个人既可以不遵守这一教义又可以留在教会中保持自己的天主教徒的身份或者教会本身会改变其观点。”（BM,164-165）
但是社会形势的发展和洛奇的美国经历让他改变了很多。洛奇和家人在20世纪60年代有过两次美国之行。一次是1964年到1965年在布朗大学访学，一次是1969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访学。在洛奇眼中，美国是个“令人愉悦、令人陶醉的国度”。洛奇在美国逗留期间，深深被美国人无忧无虑、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所吸引。这两次美国之行使洛奇的身心得到极大的解放，激发了他的创作。他在1968年写道：“战后成长的英国人，越来越多地去美国发现自我。”（WO,3）他的美国经历，尤其是在加州的逗留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写作素材，在其作品中多有指涉，如《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中亚当的美国之行，《走出庇护所》以主人公提摩太的美国之行结尾以及《换位》中菲利普的美国蜜月和后来尤福利亚的交换项目。对洛奇来说，美国经历是“有重大意义的文化现象”，检验并改变了他对自我、价值和未来发展的想法。（WO,4）受开放、宽容和迷人的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承受了天主教节育政策的可怕后果之后（玛丽已产下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患有唐氏综合征），夫妻俩在《人类生命通谕》颁布之前已采用人工避孕。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他逐渐远离伴随他成长的宗教信仰，而涉及天主教节育政策的小说则表达了他对自由派天主教徒的同情，其后期宗教主题的作品又反映了他对“后宗教”时代的思考。
洛奇为延续天主教小说的传统贡献良多。作为小说家，他创作了五部以主人公的宗教成长为题材的小说；作为批评家，他撰写了相关主题的硕博士论文、两本研究格林和沃的专著外加表达其宗教关注的若干杂文。如果按照洛奇的界定：天主教小说就是“关注上帝的恩惠在世间的运作，表现世俗和神圣价值的冲突，通常允许后者取得具有反讽性的意外胜利”,（EW,30）很显然，洛奇的天主教作品已远离适合沃、格林和其他作家的文学传统，因为这些传统在洛奇看来已不合时宜，天主教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主教小说的创作自然也要与时俱进。
洛奇在接受伯贡奇的访谈中提出莫利亚克、伯纳瑙斯（Georges Bernanos）和格林代表的天主教小说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历史：
我认为人们不能用如此鲜明的表述来谈论天主教小说了，部分原因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由于约翰教皇和梵蒂冈会议，天主教本身已变成一种更复杂，也更令人困惑的信仰，因而更难界定。教会已无法像以前那样代表一种岿然不动的、一元的、统一的生活观。（Bergonzi,1970:109）
与格林、斯巴克和奥康纳（Frank O' Connor）的天主教小说相比，洛奇的作品没有那么多的神秘色彩和神学意味。伊格尔顿甚至认为“洛奇根本不是一个天主教作家”。（Eagleton,1992:41）但如莫斯利所指出的那样，洛奇作品中天主教的焦点“不在于神学方面，而在于实际生活中，尤其关系到性与生育的问题”。（Moseley,42）洛奇没有聚焦于灵与肉、善与恶、罪与救赎等高度戏剧化的精神冲突，而是着眼于英国天主教徒的亚文化、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交往，尤其关注他们在梵二会议之前的生活困境、梵二会议对他们的现实影响以及后梵二时代与自由主义相伴的“恐惧与战栗”，就像他的宗教小说中展现的那样。在《看电影的人》中，我们看到享乐主义对宗教信仰的冲击和一位文学青年的宗教情怀；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中，洛奇表达了天主教徒对某些教义的不满，尤其是教会对人工节育的禁令；在《你能走多远？》中，洛奇对一些根本性的天主教教义和信条进行更严肃的思考和质疑；在其后的《天堂消息》中，他刻画了一个在灵与肉、信仰与虚无之间进行艰难抉择的天主教神父的形象；在《治疗》中，他关注现代人失去信仰后的焦虑和“新宗教”出现的可能性。戴维·洛奇的宗教小说凸显了当代西方人宗教信仰及价值观的变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西方20世纪宗教危机的根源和宗教改革的内容和影响。《看电影的人》：享乐主义对宗教信仰的冲击和一个文学青年的宗教情怀
洛奇的处女作《看电影的人》发表于1960年，也是其第一部天主教小说，从中可以追踪到洛奇宗教思想的源起，但国内外学术界对这部作品都有所忽略，少数学者对这部作品的关注也是各有侧重。莫拉斯从文本中看到了洛奇“对话小说”的雏形；吴琴华和田颖的论文对小说的叙事技巧作了分析，认为小说体现了一种“跷跷板之间的张力”（2007）。张和龙关注小说的主题思想，认为小说的结尾表现了男女主人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互换：克莱尔从宗教皈依世俗，而马克则从世俗皈依宗教（2004）。我们却认为马克从享乐主义走向宗教的立场变化并非出于他对宗教的真正理解，而是源于享乐主义对宗教信仰冲击下的一个文学青年的宗教情怀。
小说的背景是洛奇从小长大的伦敦南部郊区布里克莱（Brickley）（真实地名是Brockley），小说的形式和主题聚焦于当地一所影院和教堂，前者是小说人物周六晚上消遣娱乐之所，后者是他们周日早上做弥撒之处。影院和教堂既有对峙又同病相怜，形象地反映了现代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对宗教信仰的冲击。
小说的男主角马克·安德伍德是一位放荡不羁、愤世嫉俗的大学生，是一位有着文学梦想的青年，寄宿在虔诚的天主教徒马洛里家。在小说的开头，他决意要引诱他们家的长女克莱尔，一位纯洁漂亮、体格健美、刚离开修道院的前修女（ex-nun）。他将克莱尔带到电影院，希望她接受世俗的教育，而克莱尔却带他去教堂想让他重新皈依天主教。在小说中，两位主人公和其他人物通常在周六晚上去影院，在周日上午去教堂，影院和教堂分别象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影院的名字——帕拉狄奥姆（Palladium），由希腊语Palladion（传说中特洛伊守护神帕拉斯的神像）转化而来，寓意“荫庇、保护之所”。它为带着不同目的来电影院的人提供了庇护所：它给马克提供了诱惑克莱尔的机会；它为影院经理柏克莱先生提供了与职员多琳通奸的场所；它为恋人们（包括同性恋者）提供了隐秘的乐园；当然也为多琳和她的同事提供了糊口的工作。
为了拯救他的教民的灵魂，吉普林神父将周四的祝祷改到周六晚上，企图将教民从影院拉回到教堂。这样，教堂与影院之间形成对峙，它们各自寻找自己的信徒。无疑，教堂注定是失败的一方，仅有十几个礼拜者参加周六的祝祷，另外两千多个灵魂都深陷在影院的座椅上。如此明显的对比，读者不禁会寻思，“人们为何坐在影院里？”小说的叙事在全知的第三人称视角和小说人物有限的第三人称视角之间自如地转换，为读者提供了各色人物对此问题的看法。首先从叙事者的全知视角来看，电影满足了人们对“冒险、激情、悬念、痛苦、欢笑”等各种感官体验的需求。在马克富有批判和反思意识的视角下，“也许正是相信这理想世界、上等生活的窗口，使得人们能够忍受清醒的噩梦般的日常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宗教的替代——确实，较之基督教许诺的平淡乏味、无性的天堂，装饰美妙绝伦的居室和美艳动人的女人提供了更美妙的天堂概念。”（58）小说中部分人物对电影的反应充分证实了马克的这种反省。对马洛里夫人而言，漂亮整洁的房子、光洁而恰到好处的摆饰深深吸引着她。在哈里的潜意识中，他“想拥有那样的婊子、那样的靓车和那样的豪宅”（68）。而多琳则渴望着影片中显示的生活：“多么奢侈的套房！安穆柏可真幸运，能撞上如此美妙的工作。想想你能自己享用那样的浴室，用不完的热水，想要的话还有淋浴器。一切都是那么温暖，那么干净，那么洁白。”（73-74）
影片中的奢华与上等生活反衬着现实生活中物质的贫乏。二战所导致的这种贫乏刺激着人们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柏克莱先生对此现象的解释是：“也许他们别无去处。对一半观众而言，影院是一种低级妓院，对另一半观众而言，影院则是带娱乐的冰淇淋店。”（75）他的这种解释揭示了战后的英国社会不仅物质匮乏，而且精神沉沦。在吉普林神父看来，帕拉狄奥姆就如地狱一般：“它那丑陋而绚烂的建筑正沐浴在地狱火焰般的霓虹红晕下。”（17）“绚烂”与“红晕”暗示着其间的肉欲。它是“贪欲之宫”，是“物质主义异教徒的圣殿”，当吉普林神父走进影院时，心中涌起了强烈的罪恶感。影院里面“一片漆黑，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令吉普林神父恍如进入了梦魇之中。他磕磕绊绊，惊慌失措，又踢又摸，费力地来到他的空位子上，招来了一路的嫌恶与抗议。这对他确实是一种“考验”, “恐怖中的恐怖”（这些词不禁令人想起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吉普林神父极为震惊地发现自己正注视着美艳动人的金发女郎抬起腿。在吉普林神父看来，这女人是“耶洗别”，而影院是无休无止地引诱年轻的灵魂走向肉欲之罪的“撒旦”。吉普林神父本打算看一部天主教报推荐的影片，但他看错了放映日期，从而给读者提供了观察影院的特殊视角。影院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肉欲主义特性在神职人员的视角和语言下变得更为显著。教堂和影院之间的对峙也就在叙述视角和叙事话语的变化中显得更加强烈。对神职人员而言，影院是“罪恶的源泉”，是“吞噬灵魂的泥淖”，是“贪欲和魔鬼的殿堂”；对普通人，包括普通天主教徒而言，却是人间天堂。无论是神职人员眼中的地狱，还是常人眼中的天堂，影院都象征着物欲和享乐主义。
与此相对照的是人们周日在教堂里的表现。周日的弥撒仪式上，马克一直观察周围天主教徒的反应，在他看来，他们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仪式，对神父的布道无动于衷，对圣餐的寓意麻木不仁，“每个人卑躬屈膝，但没有崇拜和献身的热诚。”（110）马克分析：“也许，这对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mass-production使耶稣贬值了。”（109）这里马克玩了个文字游戏，mass-production可指“批量生产”，同时mass也指宗教的礼拜仪式，一语双关，意在讽刺天主教的教规一成不变，就如同工业产品的批量生产，已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由此马克确信“天主教徒并不真的相信他们所声称的信仰”。（109）
为了与影院对抗，吉普林神父将周四的祝祷改到周六晚上，但收效甚微。看着周六晚上祝祷仪式上几个屈指可数的女信徒，吉普林神父悲哀地想到宗教的没落：“基督教会正快速变成中年妇女的教会。很快，英格兰就会像欧洲大陆一样传言，有妻子去教堂的人就是一个好天主教徒。”（126）
在马克的影响下，克莱尔逐渐失去对宗教的虔诚。礼拜仪式中，她意识到“她的信仰只是头脑里的，而她的心里只有紧张感和圣·托马斯训言空洞的回响。对圣餐的热诚就像爱情——你无法解释也无法随意制造：它就在那儿，或者不在”。（111）她感到自己的“精神死亡”（spiritual deadness,112）。6个月之后，当马克宣布“皈依”之际，她没有感到一丝的喜悦，相反却感到后悔，“她对宗教的感觉就像一些女人对乏味、无爱的婚姻的感觉，令人厌倦又无法逃避。”（146）
小说中的另一条线索是马克这个文学青年的宗教情怀。在小说的开始，马克是个流失的天主教徒（a lapsed Catholic）。作为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青年，他不能接受天主教的清规戒律和一成不变的教义。为了取悦和接近克莱尔，他违心地参加周日的礼拜，在教堂里他只是个旁观者，他冷眼观察周围的一切，带着满心的审视和怀疑，尤其对于圣餐礼所代表的教义圣餐变体论——面包和酒代表耶稣的血肉，上帝通过圣餐与教徒合为一体——他觉得难以置信：“这就是那些人要你像吞药一样接受的那个赤裸裸可怕的思想。”（110）
与此同时，马克一再收到退稿，文学抱负备受打击，他不由对克莱尔吐露心声：“我想我是不敢面对事实。我是野心有余而才能不足。”（79）克莱尔则将这归因于他没有信仰，但马克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不是宗教性的，而是文学性的，是一个文学新人面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感到无法一一描述、无法全部包容的苦恼，面对“生活的多样性”、流动性，感到无法用文字驾驭的眩晕和无助：“如果生活就像电影，可以随意停止或放慢，你也许能研究它，发现它的模式，发现它的意义。但其实不然。即便在我描述这些生活的时候，每个个人经历的宝贵的微尘（each little precious atom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已经无法挽回地逝去了，变成他物。还有无数其他时刻的体验我还根本没时间提及。”（80）此处，马克回应着伍尔夫在《普通读者》里面对小说家的要求：记录生活，记录“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一个普通人的头脑接纳的千千万万个印象——细小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刻下来的。这些印象来自四面八方，宛如一阵阵不断坠落的无数微尘（an incessant shower of innumerable atoms）。”（Woolf,1986:1996）这也暗示着二战后的文学新人在仰望现代派巨匠时所感受到的“影响的焦虑”。
随着时间的流逝，穿梭在影院和教堂之间，马克内心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先是“某种程度上开始尊重宗教”（59），把繁复的弥撒礼当成“宗教礼拜剧”（a liturgical drama）来欣赏，但渐渐地，他从一个lapsed Catholic变成一个尽职的practising Catholic。他不再质疑宗教教义，因为“天主教是一种合理的信仰，但像其他信仰一样，理智本身不能证明其合理性”。（175）他进而参与天主教大学生扛着十字架从伦敦步行到沃尔星汉姆（Walsingham）圣母教堂的朝圣之旅，虽然中途因伤退出，但此次行动是他精神之旅的转折点，“引爆”了他的信念：“坚信你所做的是有意义的。那个意义就在你前面——巨大的十字架，就像一块磁铁，牵引着你翻山越岭，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的不是铁或钢，而是受难的骨和肉。”（179）当修女帮他治疗脚上的水泡时，“我感到被一种无言的爱哽住了，我为自己曾对修女有过龌龊的想法和不敬的言词感到后悔，觉得自己仿佛是抹大拉，而给我脚上涂油的是耶稣。”（179）背负着十字架的朝圣之旅让马克有了一种“非凡的体验”，他“开始理解了宗教生活的吸引力，尤其是教义指导下的宗教生活，伴随着坚守贫穷、贞洁、顺从的誓言”。（181）
6个月之后，他向克莱尔宣布：生活的多变、流动和无形，已不再让他苦恼，因为他看到了“上帝能包容多样性”, “把一切纳入一个宇宙的视角，意识到人类的所有活动不过是有着无限创造力的上帝之手划过的微弱的一笔”让他“欢欣鼓舞”。（146）因此当已融入世俗社会的克莱尔想和马克谈婚论嫁时，马克却告诉她他想加入修会，做一名神父。但读者和考特内神父一样清楚，这只是一个文学青年浪漫主义的宗教情怀而已，后者拒绝了他的入会请求，因为马克只是想用神职身份逃避个人的挫折，他在戏剧化他的处境，他“仍然骄傲而虚荣”。（201）
这部小说发表后，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对小说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称其为“一部天主教小说，但没有天主教小说常有的令人难受的阴郁、罪恶与寓意之类的玩意”。（Bergonzi,1995:31）
在1992年小说再版的前言里洛奇写道：“重读这部小说，我多少被其明显的宗教色彩和主人公郑重其事的‘皈依’所惊讶。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曾有过类似强烈的宗教体验，但我想创作的灵感也许主要来源于我当时阅读的文学作品——诸如格林、沃、莫里亚克、贝纳瑙斯之类的作家，因为我当时在准备我的硕士论文《自牛津运动以来的天主教小说》。”（viii）据洛奇回忆，小说的雏形就是他在伦敦大学学院大一期间所创作的《魔鬼、尘世和肉体》，标题取自天主教的教义问答书：
问：我们一生中每天要对抗的敌人是什么？
答：我们一生中每天要对抗的敌人是魔鬼、尘世和肉体。（xi）
在2001年的一次访谈中，洛奇再次回顾了自己的处女作，强调那是“不成熟的早期作品，反映了那时格雷厄姆·格林对我的影响”。2010年4月，洛奇在接受笔者的访谈中，再次强调了格林对他早期创作的影响，指出《看电影的人》和《金杰，你真傻》中的主人公是自己的反讽自画像。（见附录3）如同60年代的洛奇本人，马克的宗教情怀是文学性的、戏剧性的，他对天主教的理解是理想主义的，在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冲击天主教信仰的时候，他却选择了“皈依”宗教，但这种“皈依”只是感性的冲动，而非理性的选择。“理想主义的宗教情怀”能否经受住世俗生活的考验？正如小说开放式结尾所暗示的：“一切都不会很容易。他已经看出这一点。一切都不会很容易。”（237）洛奇在随后的宗教小说《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和《你能走多远？》中也将会证明这点。《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教会权威在倒塌！
如果说《看电影的人》刻画了一个文学青年对天主教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那么《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则开始触及天主教教义和世俗生活之间难解的矛盾和冲突。
小说讲述的是25岁的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生亚当·埃普比焦头烂额的一天。学业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让他身心疲惫。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和妻子巴巴拉严格地遵守教会的生育政策，借助体温计和日历实行“安全期避孕”，其结果就是在婚后两年已育有两男一女。小说开始就是一大早巴巴拉告诉亚当她的月经又推迟了，这个消息对亚当来说，不啻于五雷轰顶。他的研究资助很快就到期了，自己关于现代英语小说风格的论文还没有头绪，如果再有个小生命降临，那岂不是雪上加霜？接下来的一天他本应像往常一样在大英博物馆专注于他的论文写作，但到了博物馆后他一直心神不定，几度出入博物馆，打公用电话回家问妻子是否确定怀孕，并由此引出了一系列令人捧腹的喜剧故事。
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召开。1962年到1965年召开的梵二会议打出让教会“与时俱进”的口号，当时很多已婚天主教徒开始对教会的人工节育禁令感到怨愤和不满，他们对梵二会议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会议在教皇保罗二十三世主持下，进行了多项改革：宗教典礼上本国语代替了拉丁文，神学家和学者拥有更多的学术自由，道德准则更多地被视为负责任的自我判断而不再是权威机构的清规戒律。传统的信条和准则虽然根深蒂固，但已显示出变动的迹象。然而，梵蒂冈会议却对节育问题保持沉默，这一议题被教皇从会议议程中撤下，并转而委派一个由神学家、科学家及其他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就教会现有的生育政策进行调查研究。后来委员会以绝对优势通过节育改革的议案，因而让很多天主教徒心存幻想，希望教会能改革传统的生育教令，允许人工节育，很多天主教徒们怀着极大的希望等待着改革令的颁布。小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亚当所代表的这部分天主教徒的心理状况。小说中亚当的奇思妙想和小说结尾处巴巴拉的内心独白都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心态。对于非天主教徒来说，这种心理状况可能显得滑稽又令人费解，洛奇的小说迎合了他们的好奇心。对洛奇来说，这个问题是他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只能通过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否则就会显得乏味、荒诞。”（Bergonzi,1995:112）
洛奇是1964年8月至1965年3月在美国访学期间完成这部小说创作的。在小说的后记中，洛奇对自己能顺利完稿作了如下解释：
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摆脱了繁重的教学工作，美国之行给我莫大的启迪和自由。但这部小说能尽快完成还因为我深信自己找到了一个大众普遍关心与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是（但并非只是）对天主教徒而言；据我所知，此前还没有任何作家对这个话题认真对待过，更不用说采用（我打算使用的）幽默的喜剧方式了。这个主题就是天主教会有关节育问题的教义对已婚天主教徒生活的影响以及新近萌动的对此教义的质疑。我想趁这个主题还是个热门话题，赶在其他作家之前完成这部小说。（BM,164）
小说一问世就受到评论家的关注，杰克逊（Dennis Jackson）认为小说“有着持续和强烈的喜剧效果……然而轻松幽默的笔墨触及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小说不是与天主教会的正面交锋，而意在以戏剧化的效果唤起人们对教会节育政策的重新思考”（转引自Marecki and Rose,299）。《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为天主教小说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莫斯利也注意到洛奇在这部小说中关注的是“实际生活中的天主教而不是神学意义上的天主教，尤其关注性与生育问题”（Moseley,42）。
小说中芬巴神父（Father Finbar）和野火神父（Father Wildfire）就代表了梵二会议后天主教发展的两个极端。当亚当问芬巴神父关于教会改革生育教谕的可能性时，神父回答绝无可能，因为教会的教谕在任何问题上从无变化，婚姻的神圣使命就是繁衍后代，培养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和热爱。“野火”神父则是个激进的多明我会修士，他经常身穿工服，在神学改革派的前沿冲锋陷阵。他在同一天告诉亚当：“爱是最重要的。爱越多，罪越少……带点爱与妓女睡觉好过麻木不仁与妻子同床。”（72）他同情亚当的境遇，但他更关心超验的精神问题，因此“亚当的道德困惑相比之下显得不足挂齿，寻求野火神父的帮助就像麻烦一个技艺超群的大猎人去抓一只小老鼠。”（72）
忍受着经济、学业和生育多重问题的困扰而又得不到神父相助的亚当只有沉醉于自己的奇思妙想，他幻想自己就是教皇，同意所有的节育措施，结果“大批离教的天主教徒回归教会，做礼拜时教堂里都挤不下”（73）。他还想像在核战争导致地球生命毁灭后，火星人的百科全书里的“罗马天主教”词条该如何编写，以此来突出天主教生育政策的荒诞性：
已婚配偶的交合受限于日历和女性的体温，有许多物品可证实此教令的重要性。火星考古学家根据大量复杂的曲线图、日历、写满数字的小册子及数量众多打碎的温度计来识别天主教徒的住所。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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